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誰把吳祖光打成“右派”

　　◎張　穎

　　吳祖光（1917－2003），被稱為當代中國最具傳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他是位著名戲劇家，主要代表作有話劇《風雪夜歸人》、《闖江湖》，評劇《花為媒》，京劇《三打陶三春》，並導演了電影《梅蘭芳的舞台藝術》、《程硯秋的舞台藝術》。然而，在一九五七年卻被打成“右派分子”。究竟是誰把吳祖光打成“右派”的呢？有的說是周揚……三聯書店出版的《文壇風雲親曆記》一書中介紹有關情況，現摘錄如下——

　　一九五七年三月間，毛澤東主席作報告發動黨內整風，特別希望群眾和黨外人士對黨的領導提出意見。那時我是《戲劇報》常務編委，主持日常工作，田漢是主編。當時中國劇協即成立了整風領導小組，田漢是組長，我也是成員，具體操作是孫福田、伊兵兩人。他們都是剛調來劇協不久，其中孫是從河北省調來，伊兵則來自上海。兩人的共同特點是要到劇協掌實權，他們的職務都是副秘書長，而劇協的主要業務工作則是在《戲劇報》和《劇本》月刊。他們在戲劇界資曆淺亦無作品，一般情況下，不可能掌握主要業務領導，所以隻好另找他途。數十年的經驗證明，在黨內鬥爭不正常的情況下，肯定有人利用時機搞不正當活動以達到個人私欲。伊兵就是利用“反右派”時興風作浪。在黨中央號召開門整風，推向社會時，伊兵等就要搞大鳴大放。《戲劇報》是全國戲劇界的主要輿論陣地，要首先帶頭鳴放。其實在北京的戲劇界知名人士，對黨領導也沒有特別意見，就是有意見也都在單位內說了。為了造聲勢，領導小組決定，《戲劇報》應該首先鳴放起來。於是我在《戲劇報》編輯部內傳達指示，並派出了《戲劇報》內幾乎所有記者以及編輯，約有十數人在北京各戲劇院團，其後到上海、武漢、四川等地去采訪，動員大家提意見，要大家鳴放。最初幾天，沒有人積極響應，於是我親自給吳祖光等人打電話，告訴他要派記者采訪他，希望他不要有顧慮，有什麽意見都可以提。其實他最初是礙於情麵才接受采訪的。記者回到編輯部寫了一篇采訪吳祖光的報道，文章中主要談到文藝工作的領導許多都不是內行，所以常常會因不了解情況而瞎指揮，使文藝創作不能很好發展，解放前許多有名作家也寫不出好作品。這樣的意見其實相當普遍，而在各個專業中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戲劇報》發表北京及各地戲劇界人士的鳴放報道約有三期（當時為半月刊）。到6月初，風向突然轉變。《人民日報》刊登社論《這是為什麽？》反擊右派猖狂進攻，很快全國各地掀起“反右派”的大浪。中國劇協內首當其衝的是《戲劇報》。《戲劇報》按黨的指示發動大家提意見，立即變為煽風點火向黨進攻的罪證。田漢在《戲劇報》發表了幾篇文章，如《必須切實關心並改善藝人的生活》、《為演員的青春請命》等文章，被視為向黨進攻的“右派”言論。於是孫、伊兩人立刻奪了“反右派”的領導權，在劇協內發出了抓“右派”分子的號令，《戲劇報》編輯部就成了劇協“右派”分子的大本營，全編輯部記者和編輯約百分之七十都成為“右派”分子。我一時被打糊塗了，在黨的領導小組內我反對這種做法，記者編輯是按黨的指示去發動群眾提意見的，怎麽就變成煽風點火向黨進攻呢？當時是我布置記者們去活動，責任不在他們。伊兵當時指著我說：“你就是《戲劇報》右派的頭目。”過了幾天，“反右”鬥爭更擴大了，要抓社會上的“右派”分子。他們說沒有知名人物當“右派”分子怎麽行，於是在《戲劇報》上找到了采訪吳祖光的報道，是對領導提意見的，“外行領導內行”是當時的尖銳問題。領導小組上報材料中就提出了吳祖光。我聽了後十分震驚，於是表示堅決反對：因為吳祖光的意見並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而且是我們特意采訪他才說的善意批評，怎麽能看成反黨言論而定“右派”呢？伊兵說這就是為了引蛇出洞，這是陽謀。我們爭吵起來，反正我不同意，共產黨曆來都是光明磊落的，決不能做這種不講道理的事。那時田漢的兩篇文章已經在黨內受到批判了，他心情顯得十分沉重，一言未發。伊、孫兩人就把劇協定“右派”名單上報文聯黨組了。而我在兩天之後，即被撤銷黨的職務，不幾天伊兵就來接管《戲劇報》，成了《戲劇報》主編，聲稱我思想極右，撤職檢查。

　　據我所知，當時吳祖光的材料上報後，文聯領導認為還不夠，於是特別又召集一個座談會，讓一些有所謂“右派”言論的著名文學家、美術家、音樂家包括吳祖光等人繼續鳴放，並就此組織成一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報道。參加這次座談會發言的人，幾乎都被定為“右派”分子。而吳祖光的發言，其實沒有更多的內容，隻是見報時被加了一個嚇人的標題《黨“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當時這就是典型的“右派”言論了。我記得這篇文章伊兵拿到編輯部來已經是打印好的通稿，準備在《文藝報》、《戲劇報》上同時刊登。而這樣的標題顯然不是田漢所寫。文聯“反右派”領導小組擬定各協會“右派”名單時，田漢仍是劇協黨組書記參加討論。伊、孫兩人是領導中的積極分子，也參加了。

　　四十多年過去了，吳祖光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僅他一人受害，而且全家遭殃。雖然時光逝去，但總抹不掉心中創傷，一觸到這件事，他還憤憤難平。這種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作為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始終感到內疚，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寬大釋懷，但很難做到。董健寫了一本《田漢傳》，一九九六年在北京出版。在這本書中有一段關於吳祖光被定為“右派”分子的敘述。我不知道董健是從哪裏得到當時那些似是而非的情況，寫得如此詳細具體，摘錄如下：

　　一九五七年這一“關”，田漢總算過了。他隻是因為那篇“請命”的文章受到了批判，並沒有被劃為“右派”……身為劇協主席，他必須親自主持劇協“反右派”鬥爭批判大會……一次次批判“右派”吳祖光的大會都是他主持的，有時還要發言。

　　人到無可奈何之時，往往會欺騙自己，以臆造的“邏輯”安慰自己失衡的心。田漢強迫自己相信，吳祖光既然被定為“右派”，那他就一定是反黨的；盡管我田漢說過的話和他吳祖光說過的話表麵相同，實質上是不同的……但將這篇發言發表時，田漢卻大筆一揮，將標題定為《黨“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這一改動，性質大變，這樣做，可害苦了吳祖光！

　　我認為，這番敘述是猜測和心理分析，而不是曆史真實，作者對當年複雜的矛盾鬥爭情況，是不了解的，因而又引來新的麻煩。

　　當吳祖光知道了有這一段描述後，立時就信以為真，於是又勾起了他內心的憤怒，認定當年是田漢為了保全自己而陷害了他。一九九八年吳祖光帶著他的愛妻新鳳霞回常州老家探親，新鳳霞不幸突發腦栓塞，不治身亡。祖光悲痛欲絕，撰寫紀念文章，感到新鳳霞的病是他被劃“右派”所累，又聯想起了董健書中所述田漢害他之事，難免文中痛責田漢，文章刊登於香港《明報》，很快被台灣一些報刊轉載，吳祖光受了冤屈，使他大半生都過得不舒暢，田漢在“文革”中慘死獄中，這都是使我輩人很感悲傷的事。而今幾十年過去之後，田漢又背上這個黑鍋，更使人難受。

　　就在二○○○年，陳明遠先生想要化解這兩個前輩朋友之間的誤會，應該說是出於好意，他於是作了些調查也核實一些情況，說明當年把吳祖光劃為“右派”並不是田漢主持的。他給我打電話，我記得這次電話中談的內容主要是兩點：一點是“反右派”當時我主持《戲劇報》工作的真實情況，另一點是他說在調查中看到一些資料，可以說明吳祖光被劃成“右派”，並不是田漢所為，董健書中的敘述，沒有事實依據。在陳先生這篇文章發表之前，我根本沒有和他見麵，也沒有先看過他的文章。而當他的文章發表後我閱讀時萬分吃驚。文中居然寫道，曾經采訪過張穎，她是當時的知情人，張穎說，錯劃吳祖光為“右派”分子的是周揚。我讀著這篇文章真是哭笑不得。我根本就沒有提到過周揚的名字。怎能如此無中生有呢？這真是把一潭水攪得更渾了。

　　那麽，究竟是誰劃定吳祖光為“右派”分子的呢？肯定不是田漢。因為那時候他已經沒有了權力。周揚也不是，周揚雖有這權力，但具體到某個人，他也不能專斷定名。據我記憶當時的情況，中國文聯“反右派”領導小組（這名字可能不準確）對整個文藝界是最有決定權的。而這個小組又由各協會的領導組成，名單由各協會提出。在文聯領導小組中討論以後，還要上報更高一層領導才能決定。

　　時光過去快半個世紀了，那個時代的曆史留下的印記，留給曆史學家們去研究評論吧。在那個時代生活過來的人，如我者，受到過傷害，也可能傷害過別人，經驗就留下給自己吧。

　　《新聞聯播》使用最多的十個成語

　　據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發布的“二○一一年媒體關注度十大榜單”披露，二○一一年《新聞聯播》節目使用頻率最高的十個成語是：

　　堅定不移；一如既往；長治久安；豐富多彩；與時俱進；

　　艱苦奮鬥；前所未有；實事求是；來之不易；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