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熊向暉二三事

　　—— 女兒的回憶

　　◎熊　蕾 口述 李　菁 文

　　近年來，諜戰題材的作品成了觀眾的一個熱點。現實生活中在隱蔽戰線工作的人究竟是如何的？隱蔽在國民黨部隊胡宗南身邊十二年的熊向暉，被人稱作國共諜戰中的“經典之作”。《三聯生活周刊》刊登的由熊向暉的女兒口述的《敵營二十年——父親熊向暉的情報生涯》一文對此作了介紹，現摘登如下——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周恩來特別注意廣布“閑棋冷子”。後來我們都知道，那時候不光在胡宗南身邊，白崇禧那也有——就是謝和賡，傅作義那兒也有……隻是有的人待住了，有的人沒待住。

　　熊向暉多年來一直擔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和機要秘書。抗戰勝利後，胡宗南被晉升為上將，還獲得蔣介石頒發的一枚勝利勳章，正是誌得意滿之即。胡宗南告訴我父親：準備保薦他去美國留學，要他做好準備。

　　父親當年在清華讀了一年之後就去了胡宗南那裏，所以並沒有得到大學畢業文憑。那年他已二十六歲，想早點取得碩士文憑。我大伯畢業於中央大學法律係，他們倆長得很像，年齡又接近。父親於是決定“借用”大伯的大學文憑，直接到美國讀碩士。那段時間，父親主要在南京活動，為赴美留學做準備。

　　這期間還有一個插曲。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天，按照約定的暗語，一位神秘來客將父親接到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的駐地，與周恩來會麵——周恩來原本需要麵見父親了解國民黨內戰的動向。而一見麵，周恩來神情有些焦急，他告訴父親：昨天下午，他坐馬歇爾的專機從延安到南京，由於疲倦在飛機上睡著了，到了梅園新村才發現身上的本子不見了，估計是掉在了馬歇爾的專機上。小本子上沒有別的要緊內容，唯獨記了父親在南京的地址。周恩來向他檢討說：“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則，你的地址本來應該記在腦子裏，可是自己一時粗心，寫在小本子上，還寫了一個‘熊’字。我原來以為放在身上襯衣口袋裏很保險，可是襯衣口袋沒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飛機，也沒有注意檢查，造成嚴重事故。我已經打電報報告中央，做了初步檢討，請求處分。”

　　其實在丟失記事本的當天下午，馬歇爾的侍從副官就來到梅園新村駐地，一直等到周恩來外出歸來。副官把一個用厚紙包裝、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給周恩來，說：馬歇爾指示他務必把這份機密文件當麵送給周恩來。周恩來打開一看，裏麵裝的正是自己丟掉的小本子。

　　本子還是回來了，可是怎麽評估這個風險呢？周恩來的分析是：馬歇爾必然讓他的親信把小本子記的內容照了相。這樣，父親很可能就暴露了。通常來講，這時候秘密黨員應該馬上撤到安全地方，可是周恩來又坦率地說：“主席講過，你一人頂幾個師。一下子撤掉‘幾個師’，我下不了這個決心。”

　　問題的關鍵是，馬歇爾拿到本子後，會不會送給蔣介石？周恩來與董必武對此分析了很長時間，他們認為，馬歇爾此刻正是國共“調停人”的身份，想必不會讓自己卷進來。萬一他把消息告訴蔣介石，估計蔣介石采取行動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周。所以，周恩來讓父親先去上海找個可靠的地方暫避，若有異常則由可靠的人用暗語通知，黨會安排人護送他去蘇北解放區。父親在上海躲避了兩周未見異常，於是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照常回南京繼續辦留美手續。

　　周恩來做事一向周到，在梅園新村那次見麵時，他就囑咐父親：赴美之前一定要回西安向胡宗南告別。父親依計行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胡宗南在西安為父親餞行，希望他早點獲得學位。離開西安時，父親還暗自思忖：自己的“特殊任務”自此告一段落。誰都沒有料到，沒過多久，胡宗南又特地把他找了回去，而這一次，送了他一份極為特殊的“大禮”。

　　父親本來計劃在婚禮後就乘船赴美，所以他和媽媽結婚後決定先去杭州旅行，兩個星期後再回上海搭船赴美。三月一日那天，他們倆剛從杭州靈隱寺回到飯店，發現有一個戴墨鏡的中年男子早已在那裏等候他們。那個人自稱是保密局的，他告訴父親：早晨收到毛人鳳密電，命他速查熊向暉是否在杭州；毛人鳳又讓他迅速安排熊向暉在第二天下午十八點前到南京見胡宗南。聽到這一番話，父親的第一反應是小本子的事是否已經暴露？但是從對方談話當中感覺又不太像。所以他讓媽媽到上海下車等他，他自己前往南京。

　　當他被帶到胡宗南在南京的臨時辦公室時，胡宗南一見到他就告訴他說：“馬上要攻打延安，所以你推遲三個月再走。等打完這一仗，你再去美國。”原來二月二十八日當天，蔣介石急召胡宗南到南京，要他在三月十日那天進攻延安。因為蔣介石強調此次攻打延安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在胡宗南眼裏，父親是幫助他進行“政治進攻”的最好人選，所以他才特地動用保密局的人把父親找回來——跟隨胡宗南多年的國民黨老人張佛千後來回憶這一段時，也略帶懊惱地說：“胡（宗南）最不應該的是，在熊已動身赴美時又特派專人要熊留下，‘打下延安再走’。我要說一句對老長官不敬的話：‘真是鬼摸了頭！’”

　　胡宗南對父親交待：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同時進行，先準備好傳單、布告、宣傳品，著重準備一份告陝北民眾書，提出施政綱領，要比共產黨還革命。然後，他給了父親一個文件包，讓父親根據裏麵文件的內容畫一幅草圖給他，還叮囑父親鎖好房門，不許任何人進來。父親打開文件包一看，裏麵是兩份絕密文件：一份是蔣介石核準的進攻延安的方案，另一份是陝北共產黨的軍隊兵力配置情況。

　　三月二日那天，父親趁胡宗南外出，倒鎖房門，詳細地讀了進攻延安的戰略方案的抄件，然後記在腦子裏，把抄件燒毀，餘燼投到抽水馬桶裏衝掉。第二天上午，父親隨胡宗南和參謀長盛文乘專機回到西安。當天晚上，父親就將情報送給了中共的交通員王石堅。而王石堅通過秘密無線電台，將這兩份絕密情報發到延安。而當時為了保密，連胡宗南的軍長和師長對計劃還一無所知。三月七日，他又找到王石堅，告訴他因為美國駐延安軍事觀察組尚未撤離，所以蔣介石密電胡宗南進攻日期推遲三天。

　　三月八日晚，父親與其他幾位隨行人員跟隨胡宗南秘密離開西安，前往洛川胡宗南的前線指揮所，部署進攻延安的具體方案。此時，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銘帶來了一套美國最新的探測無線電台方位的設備和操作人員，編為一個分隊，專門配備給胡宗南。他們經過連日偵測，發現山西興縣的無線電台最多，因此判定中共首腦總部在興縣。他們還在積極工作，以求判明陝北共產黨軍隊各級指揮部的位置。另外，父親也了解了此前沒有掌握的胡宗南各個部隊的具體行軍部署，什麽“走山不走川”之類的，相互之間怎麽銜接等等，他意識到這個情報非得發出去不可。

　　可是此時他已無法趕回西安與王石堅聯係。怎麽辦？父親之前的工作從來不需要密寫、密碼、縮影之類的技術手段，眼下的情況又不能用暗語傳達，而他又沒有任何正常傳遞情報的手段。最後，他毅然決定將情報寫在白紙上——他也知道這是違反秘密工作規定的，可是緊要關頭，他也隻能這樣冒險行事——然後將信裝在第一戰區司令部長官司專用的大信封裏，上寫西安“研究書店”潘裕然經理收。裏麵卻有兩封信，一封是寫給王石堅的，另一封是寫給潘裕然，請他勿拆附信，迅速轉交給王石堅。

　　胡宗南的機要交通員每天乘吉普車來往於西安、洛川，傳遞書麵文件，父親同他們都很熟，他把這個大信封交給他們，叮囑一定要親交潘裕然並索收條。潘裕然是否是地下黨員他也不知道，傳信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可能掉腦袋，但是這是他所能采取的唯一辦法。父親後來說：“我是豁出去了。”

　　王石堅的秘密電台迅速將情報告訴了延安。周恩來後來告訴父親，得知胡宗南有了偵測電台方向位置的設備後，他們很重視，下令中央所有的電台靜默三天，並通知各野戰軍在戰前部署期間以及在作戰中，不直接用無線電傳達，改用小電台拍至大電台代轉，以迷惑敵人。後來的事情無須贅述：三月十八日晚，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給了胡宗南。有的人覺得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原來他是有“情報”作支持的。

　　那段時間，父親也隨時關注戰報，想知道在延安的中共領導人的安危。五月的某一天，胡宗南的手下人員傳來一份情報：周恩來在五月十四日公開露麵，宣稱：毛主席、黨中央撤出延安後，一直在陝北與邊區軍民共同奮鬥。父親將這條消息告訴了胡宗南，胡宗南聽後顯得非常平靜，沉默了很長時間。過了幾天，他對父親說：這裏已經沒有什麽事了，你還是去美國吧，明天一早就走。臨行前，父親向他告辭，他伸出手來同父親握了一下，什麽也沒說。這是父親與他的最後一麵。

　　愛打抱不平的蕭軍

　　一九七九年，年近古稀的蕭軍重返文壇。他經常自我調侃道：“我是三十年代的人物，想不到三十年來竟埋在土裏……從一九四九年起，我就被埋在土裏了，現在從土裏爬出來，東北老鄉叫我‘出土文物’，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老年蕭軍仍愛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頭破血流，蕭軍聞訊後，怒不可遏，帶了兩個小夥子，對著打人的流氓家門連續叫罵，要他滾出來，見個高低，否則，就不是他老子的“種”。打人者害怕得不敢吱聲，老朋友也再沒受到欺負了。蕭軍說，對於狼和咬人的狗隻能用棍棒教訓它們，而不能禮讓，對於流氓，就應該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語：有理講倒人，無理打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