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賀子珍是如何被關進瘋人院

　　◎陳冠任

　　一九三七年，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一怒之下，離開了毛澤東，離開了延安。在組織的安排下，她來到了蘇聯。身在異國，她的生活並不安寧，後來竟被送至“瘋人院”。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賀子珍》一書，披露了具體經過。現摘登如下——

　　一九三七年底，賀子珍離開了延安，離開了毛澤東。

　　在組織的安排下，一九三八年一月，賀子珍到達了蘇聯莫斯科。一九三八年六月，賀子珍生下一個男嬰。孩子所在的托兒所，醫療的水平差得很，對傳染性疾病的控製能力很低。隨著寒潮，傷寒流感襲來，托兒所幾十個孩子全部交叉感染，賀子珍的孩子也傳上了，不幸的是不久即轉為肺炎。出生才幾個月的孩子終於敵不過疾病，不久就死了。

　　對於孩子的離去，當母親的哪能不悲痛？賀子珍悲痛的程度卻要比別人更強烈。幾天裏，賀子珍變了，她的樂觀積極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張愁眉不展，時常淚痕斑斑的蒼白的臉。

　　當時，到蘇聯去學習的中國同誌一般都不學習俄語，學校為了讓大家了解時事新聞，每周幾次由翻譯讀報，把重要的新聞念給大家聽。一天，賀子珍聽讀報員讀報，突然一條消息把賀子珍和所有學員都震呆了：

　　塔斯社的記者在延安采訪毛澤東，雙方在窯洞裏談了很久。記者告別時已經是晚上了，毛澤東與他的妻子江青，踏著月色在窯洞外送行。

　　這條消息不僅把賀子珍震驚了，其他知道毛澤東與賀子珍關係的學員都大吃一驚！大家一聽到此，都忍不住轉頭去看賀子珍。隨即，賀子珍離開了讀報室。其實此刻，她的心裏早已是翻江倒海卷巨瀾。

　　啊，毛澤東已經結婚了，潤之，你真的結婚了嗎？賀子珍呆呆地坐在寢室裏，怔怔地抱著死去的兒子的衣服，不想說話。這打擊的沉重與她失去小兒子的沉重交織著，她的精神變得恍恍惚惚，迷糊時腦袋一片晦暗。賀子珍本來就有失眠的毛病，現在更是幾乎徹夜不眠。

　　一九三九年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起到蘇聯治病，毛澤東托他們給賀子珍帶去一封信，毛澤東的信很簡短，一開頭稱她賀子珍同誌，而不是過去慣用的稱呼：子珍。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你寄來的照片已經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學習，政治上進步。我們以後就是同誌了。

　　這封信實質上是毛澤東向賀子珍宣告：他們的夫妻關係從此結束了。

　　賀子珍收到這封信後，她最後的一絲幻想和希望完全破滅了，她流淚了。她的第一根精神支柱是小兒子，已經倒塌了；現在，丈夫這一根精神支柱也完全倒塌了，生活對她來說，太殘酷了！兒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她刹那之間感到前途一片渺茫。此時，賀子珍才三十歲，遺憾的是，她走不出這個情感的圍牆，也走不出一個瀟灑的自我！

　　賀子珍在蘇聯的情況傳到了延安，作為相處了十年的毛澤東自然了解賀子珍，於是決定讓他與賀子珍生的女兒嬌嬌前去蘇聯。四歲的嬌嬌一路顛簸來到了母親身邊。

　　由於天氣太寒冷，嬌嬌在兒童院裏得了肺炎，賀子珍再三要求探親，都被拒絕，待到兒童院通知她來見嬌嬌 時，嬌嬌已躺在太平間。賀子珍不顧兒童院領導的阻攔，把嬌嬌抱回了家。她用自己的身體溫暖著女兒，嬌嬌終於醒了，終於漸漸康複了。

　　一天，國際兒童院的院長來了，找賀子珍談話：“嬌嬌的病已經好了，可以回到集體中生活了。”賀子珍一聽急了，連忙解釋說：“不，嬌嬌的病還沒有完全好，現在還不能回到兒童院去。”院長聽了賀子珍的話後，輕蔑地說：“你不勞動，不幹活，難道讓我們來養活你們這些懶家夥嗎？”賀子珍一聽，立即反駁說：“我從來不偷懶，沒少幹事情。我的口糧都是自己用勞動掙來的，沒有吃白飯。”“你是想待在家裏帶孩子，不幹活！你這個懶蟲……當心我把你送到瘋人院……”院長氣勢洶洶地威脅。

　　在這位院長看來，賀子珍再也不是蘇共兄弟黨的領袖的夫人，而是一個被遺棄的女人！賀子珍的反抗更讓他怒不可遏，歇斯底裏了。他是國際兒童院絕對的權威，從來沒有受到過別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批評！他馬上用俄語嘰哩咕嚕說了一大堆的話，越說火氣越大。他到底都說了些什麽，賀子珍沒有完全聽懂，但最後兩句話聽懂了：“你是不是發瘋了，當心我把你送進瘋人院。”

　　賀子珍萬萬沒有想到，這場爭吵竟然導致了最嚴重的後果！

　　一天，賀子珍正在拚命趕織毛衣，突然響起了敲門聲。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漢衝了進來，見到賀子珍，一句話不說，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賀子珍說：“你們是幹什麽的，憑什麽來抓人？”“精神病院的，讓你去住院。”其中的一個大聲說道。

　　賀子珍被抓進了精神病院後，第一天，就被剃光了頭發。賀子珍激烈地反抗著，大聲地抗議說：“我沒有精神病！”

　　但是，這裏誰也不與她講道理，一個個像聾子似的對賀子珍的抗議充耳不聞。最後，賀子珍沒有辦法，哽咽著說：“我還有一個生病的女兒，她需要我來照顧，求求你們，把我放出去吧，我是一個正常的人呀！”

　　“這個精神病人說話還合情合理。”一個年輕的女醫生忍不住說道。

　　“什麽合理不合理？！不要亂說！”當官的嗬斥道。

　　就這樣，賀子珍就整天與那些手舞足蹈、胡言亂語的瘋子、癲狂者生活在一起了。

　　賀子珍被醫生以精神病人對待，但她並不甘休，繼續申辯，然而，對於她的申辯，醫生們隻當作是一個精神病人在說話，不予理睬。而且，她訴說得越多，反抗越激烈，醫生們越發認為她腦子不正常，強迫她服用大劑量的鎮靜劑，強製給她注射針劑。結果，服用了這些藥以後，賀子珍這個本來挺正常的人很快四肢無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沒日沒夜地睡覺。即使醒過來，腦子也是一片混沌。漸漸地，賀子珍飯也不想吃，話也不想說，人也不想動，甚至連女兒也懶得去想。

　　從此，賀子珍完全過起了精神病人的生活。每天，像其他病人一樣，她被醫生們按時喂藥、注射，這些藥物又讓她處在神智不清的昏睡狀態中。她就在這樣的昏睡、清醒不斷的往複中，過著日子，昏迷時，她不知道是何時走進了這個有著鐵門、鐵窗的牢籠，清醒時，她不知道自己還要在這裏呆多久，而且不知道外麵是什麽年月。偶爾想起親愛的嬌嬌時，她覺得像夢一樣恍惚而遙遠。

　　賀子珍畢竟是一個正常人，有著正常的思維和頭腦，時間一長，她發現了一個問題，這就是醫生給她服藥有一個規律：當她表現出不服從，不聽指揮，或者抗議、申訴時，那些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們”，就強迫她服用大劑量的藥，甚至捉住她按在地上進行靜脈注射，這樣，她昏睡的時間也長；當她靜靜地不說話時，他們注射和服用的藥量就少。由此，賀子珍認識到，保存自己最好的辦法就是：裝出一副馴服、聽話的樣子，承認自己的確有病，醫生護士怎麽說就怎麽辦。

　　為了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賀子珍決心“配合”醫生。於是，在醫生麵前，她再也不提要出院，也不說要回家，而是老老實實地接受醫生安排的各種治療。果然，在以後的日子裏，醫生對她也改變了態度，他們對她說話和氣多了。一天，賀子珍瞅準一個機會，對醫生說：“大夫，我天天睡眠很好，也不覺得心煩意亂，是不是光吃藥就行了，不要打針了。”

　　賀子珍彬彬有禮，醫生們點了點頭，上報上去，上麵很快同意把她的針藥停掉。

　　賀子珍畢竟是正常人，而且還是一位很聰明的女子。她知道吃那鎮靜藥對身體傷害極大，停止針藥後，她的第二步就是想辦法不吃藥。但是，在醫院裏，護士要親眼看到病人把藥吞下去，並張開嘴檢查過後才離開。賀子珍為了躲避吃藥，她每次吃藥時，一放進口裏，就迅速把藥放到舌頭下麵，或者把它留在麵頰邊，裝作用開水送下去了。等護士走開，再把藥吐出來。吐出來的藥，她不敢隨便扔，而是藏在身上，上廁所時，她悄悄地用水把它衝走。

　　不久，賀子珍向醫生訴說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這樣做，一是給醫生找點事情，二是讓醫生看到，她的知覺、感覺一切正常。為此，醫生開出處方讓她去做物理治療。賀子珍三天兩頭要到理療室去理療，這樣就被允許走出病房，於是，她活動的天地擴大了，她看到的東西也多了。

　　漸漸地，她發現，自己是被關在“文瘋子”的病院裏，裏麵住著的人，有的是真有病，有的也是像她那樣被誣陷為“瘋子”強行關進來的。不遠處是“武瘋子”院，那裏的“武瘋子”，就是動手動腳的，他們有的被用繩子捆在床上，有的綁在柱子上，不斷嗷嗷地大叫，聲音淒厲、刺耳，可怕極了。

　　賀子珍生活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過著非人的生活，多麽想早一日離開這個如同地獄一般的地方啊！

　　終於，有一天，一個醫生來了。他對賀子珍說：“你的病已經好了，可以出院了。”賀子珍聽了醫生的話，非常高興。她可以出院，就有希望回國了。但是，這位醫生又說：“不過，精神病院有規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擔保。”這對於賀子珍來說，又是個新的難題了，她到哪裏去找擔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從進了瘋人院，她就與世隔絕了，沒有人來看過她，她也不知道現在還有哪些中國同誌留在蘇聯，他們現在住在哪裏。並且，她身無分文，連買一張郵票的錢都沒有。

　　但是，這些並沒有難倒賀子珍。一天，她瞅準機會，對一位態度比較溫和的女護士說：“護士小姐，我現在想給外麵的朋友寫一封信，可是，我身上沒有錢，你能不能借給我一張郵票、一張信紙和一個信封，等我出院後，一定還你錢。”

　　護士小姐被賀子珍那誠摯的話打動了，她笑著說：“你太客氣了，這點小東西，還還什麽錢。”

　　賀子珍很快寫好了信，她絞盡腦汁，想了幾天幾夜，還是找不到一個人。信發出後，賀子珍覺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每天都在盼望中度過精神病院的時光。然而，每天她的希望都落了空，並沒有人來接她，也沒有人來探望她。

　　轉眼之間，歲月流逝到了一九四六年。

　　夏天，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麗來到了莫斯科。王稼祥和賀子珍是親密的戰友，他們曾一起經曆過長征，又一起在蘇聯工作過。於是王稼祥決定尋找她的下落。可是，打聽了好久，都不知下落。

　　一次他無意中從留學生的談話裏獲悉：久無音訊的賀子珍竟然被關進了伊萬諾夫的精神病院，與世隔絕！他大吃一驚，一方麵把這令人震驚的消息報告毛澤東，一方麵立即與蘇聯有關方麵進行交涉。

　　幾天後，蘇聯方麵回答說：“是有一個叫賀子珍的人住在伊萬諾夫城精神病院，她神經不好，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兒在她進了精神病院後去了國際兒童院上小學。”

　　“她的病很嚴重嗎？”王稼祥聽後，嚴肅地問道。

　　“是狂躁型的，生活不能自理。”蘇聯的聯絡員回答。

　　“請轉告上級，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來見一麵。”王稼祥說道。

　　聯絡員聽了王稼祥的話答應轉達。一周後，他回複說：“賀子珍不便來莫斯科。”

　　“我們一定要見她一麵，最好連小孩子一起見，一起送到莫斯科來。我有醫生，我們要親自檢查她的病情。”王稼祥嚴肅地說。

　　聯絡員走了，十天以後回來，告訴王稼祥夫婦說現在不能見麵。王稼祥仍堅持自己的意見，一定要見賀子珍一麵，並對聯絡員說：“如病情嚴重，見過麵後仍然送她回瘋人病院。如果不嚴重，我準備請示國內，把她送回國去。現在，我們東北的好幾個城市已經解放，有了好的醫療條件，我們可以繼續給予治療。”

　　在王稼祥夫婦的催促下，聯絡員隻得又再次請示了上級，可能是有關方麵已意識到了當年關押賀子珍是出於一種報複的迫害，因此仍沒有給予答複。

　　王稼祥曾一度擔任過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與蘇聯高層人物熟悉，且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經過他的多方努力，蘇聯政府才同意讓賀子珍離開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

　　賀子珍到了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大廈旅館，兩年多沒見麵的女兒也在這裏！頓時，賀子珍因為這突然的驚喜昏過去了。

　　母女倆悲喜交集。當母女兩個的情緒平複下來以後，她們被送到王稼祥夫婦的住處。

　　雙方坐下後，王稼祥問及她的近況，賀子珍表情淡漠，有些遲鈍地回答說：“我睡得好，也吃得好。”“你覺得哪裏不舒服嗎？”王稼祥見賀子珍口齒木訥，不知道這些年的瘋人院生活已經把她折磨得沒有了正常人的生活，她現在還沒適應過來。

　　“我有些心煩。”賀子珍說。

　　“我現在口齒不順，好幾年沒講中國話了。小孩子同我講話，一半俄語，一半國語。我隻能在生活方麵講幾句簡單的俄語。”賀子珍的口齒和腦筋慢慢地開始轉向靈活，說話也開始多了。王稼祥對賀子珍說：“請你好好休息，把身體養好，一有機會，帶你回國。”

　　經過幾天對賀子珍的觀察，蘇方同意了這個結論：賀子珍的神智完全正常。就這樣，賀子珍不再重回精神病院了。她終於成了一個正常的自由人，得救了。

　　賀子珍重新振作起來了，她變得開朗起來，笑聲也多起來了。因為在精神病院時，賀子珍幾乎不說話，所以她剛到莫斯科時，說話還有口齒不順的現象。三四天後，她的語言變得流暢，思維也變得敏捷多了，那呆滯的眼神、遲緩的動作，幾乎看不到了。

　　一天，在莫斯科的蔡暢也來看望賀子珍。她們與王稼祥夫婦坐在一起，王稼祥對賀子珍說：“子珍，你已經有了自由，有了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利了，你今後打算怎麽辦？”

　　“回祖國去！”賀子珍這時沒有一點猶豫，這句話幾乎是脫口而出的。這是她早已深思熟慮的決定！

　　“你的決定很好。”王稼祥聽了賀子珍的回答十分滿意。他說：“那，我們一切還是經過組織手續來辦吧。”

　　作為黨的高級領導人，王稼祥考慮問題很全麵，他對蔡暢說：“子珍回國是要先向黨打聲招呼的，因為這事關係到毛澤東的家庭問題，必須請示毛澤東。”

　　於是，他立即起草了一份電文，把賀子珍目前的情況以及她要求回國的意見，詳細作了匯報。電報直接打給毛澤東，上麵寫了“請毛主席批示”的字樣。

　　不久，毛澤東的複電來了，隻有四個字：“完全同意。”

　　王稼祥收到回電後，立刻通知了賀子珍。賀子珍興奮極了，她對王稼祥說：“謝謝毛主席給了我回國的機會。”

　　但是，當賀子珍與王稼祥商量回國之事時，她的心裏不隻是一個嬌嬌，她說：“要回國就一起回國，最好把岸青也帶著走。”這時岸英已經回國了，而岸青耳朵有點背，生活自理能力較差，將他一個人留在蘇聯，讓她不大放心。王稼祥同意了。

　　賀子珍終於回到了國內。

　　魯迅的“遺言”

　　魯迅在病榻上勉力完成散文《死》，並在該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遺言”：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施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