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進 城

　　◎馮克力

　　對中國革命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最初也是想借鑒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試圖通過組織中心城市的工人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結果卻是屢戰屢敗。在經過了許多挫折之後，方知此路不通，最終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到了一九四九年前後，經過三年內戰，國民黨軍隊頹勢盡顯、節節敗退，而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之路的最後一程，就是對國內大小城市的占領與接收。自從一九二七年之後，中共便把自己的工作重點轉向了農村，在偏遠的山區埋頭苦幹，動員民眾，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在與國民黨軍的周旋中不斷發展壯大。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隻留下少部分人潛伏在城市裏開展地下工作，擔負收集情報和籌措藥品、設備等緊俏物資的任務。城市對於中共絕大多數農民出身的幹部戰士來說，隻是一個遙遠的存在，陌生而神秘。

　　第三十九輯《老照片》刊登過袁錫欽題為“‘土包子’進城”的圖文稿件（見圖一），記述了自己一九四八年秋隨軍接管濟南的種種經曆。濟南雖是解放軍最早占領的一座省會城市，但比起上海、武漢、廣州這樣一些大城市來，並不算是什麽現代化的都會。即便是這樣，袁錫欽們這些從小生長在農村的“土包子”廁身其間，已經感到有些“手足無措”了。他們辦公的地點是原國民黨守軍軍長吳化文的公館，剛住進去的時候，鬧了不少笑話，先是“電燈打不開，也不習慣蹲馬桶，有一天不知怎麽碰到牆上的開關，天棚上那圓圓的家夥立即就轉個不停，直轉得屋裏冷颼颼的。我們幾個手足無措，好不容易來了個行家，告訴我們這是電風扇……”袁錫欽們所遭遇的還隻是乍一進城生活上的不習慣，而適應城裏的這種相對舒適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多少障礙。

　　說到對城市生活的適應，我也談一點自己的親身感受。幼時我曾有過幾年農村生活的經曆，過慣了油燈如豆的夜晚，剛一進城，最不習慣的就是電燈太亮，燈光照在白白的牆上，直刺人眼，晚上不像晚上，搞得心神不寧。可是當放暑假又回到農村，晚上再去麵對那一盞油燈時，這才覺得到底還是電燈好。可以想見的是，袁錫欽們很快也會對城裏工業文明的種種成果甘之若飴的。對於從根據地來的幹部來說，難的並不是怎麽去適應城市裏的生活，而是如何管理好城市。

　　實際上，對接管城市的難度，毛澤東等中共高層自始便有清醒的認識。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發給第二和第三野戰軍的一封電報中（見毛選第四卷《把軍隊變成工作隊》），明確指示解放軍不僅是一個戰鬥隊，還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幹部應當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並說“如果我們的幹部不能迅速學會管理城市，則我們將會發生極大困難”。三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大講特講如何成功地接管城市，如何完成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的轉變。毛澤東後來在由西柏坡駐地啟程前往北平的時候，戲稱自己是在去城裏“趕考”，雖然是句玩笑，但也多少流露了作為一黨領袖的毛澤東進城接管政權時的複雜心境。

　　猶記前些年在一本攝影畫冊裏見到過的一張照片，定格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隨行人員陪同下首次邁進中南海新華門的瞬間。照片上的毛澤東微欠著身，抬起一隻腳正要小心地跨過新華門的門檻，一麵抬起頭向院內環顧，眼神裏透露著些許忐忑，些許猶疑。

　　麵對這張照片，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毛澤東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窯洞裏與黃炎培關於如何擺脫“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周期律的那次談話……假如毛澤東將自己跨進中南海大門時的那種如履薄冰的心境一直保持下來，謹記“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古訓，或許也就不會有後來的那些“冒進”與“折騰”了吧？這真是一張發人深思的照片！以其豐富而微妙的畫麵語言，道盡了進城一刻之種種。但可惜的是，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尋遍各處角落也沒能找見，在此也就無法把它呈現給大家了。

　　有兩張照片（見圖二、圖三）記錄了解放軍進入北平的場景，拍攝時間比前麵提到毛澤東跨進新華門的照片要早一些。

　　其中一張照片（見圖二）裏，有幾輛滿載解放軍的汽車正從北平的大街上駛過，卷起一路煙塵，車上的軍人在向路邊的行人散發著傳單，行人中（主要是孩子）有幾個人揚著臉、張著手向車上的軍人索要傳單，一個半大男孩則全然不顧車尾卷起的塵土，大步跟在軍車後麵跑，一位頭戴瓜皮帽的中年男人，一手扶著腳踏車一手舉著傳單在專注地看。而照片前景中一位戴禮帽、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則一任軍車從麵前隆隆駛過，低著頭站在那裏若有所思，雖然處在視覺的中心，卻分明置身畫外，給人許多複雜的聯想。

　　另一張照片（見圖三）裏，既沒有群情激昂的歡呼，也沒有臨街揮舞的彩旗和鮮花，路邊店鋪前的幾十個人，男女老幼、各色人等都有，他們隻是平靜地站在那裏遠遠地觀望，或微笑，或淡然，或冷眼，或沉思……自晚清以來，北京城的民眾經曆了太多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眼前的戲碼，隻是不知道這一次的“改朝換代”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命運。仔細觀察還可以發現，在沿街店鋪的兩塊匾額中間臨時紮製了一顆象征新政權的五角星，並在門楣上裝飾了一束紅綢，以點綴喜慶。這一舉措，如果不是聽命於接管者的統一安排，而是自主所為的話，則多少表達了店鋪主人向接管者示好、期望與新政權合作的意願——其實，這也是多少年來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一貫奉行的人生哲學：誰登台都無所謂，隻要自己有太平日子過，哪怕捧捧場，在台下扯著嗓子替你喝兩聲彩呢！

　　畫家沈嘉蔚曾在《老照片》裏專文介紹過一位叫塞姆·塔塔的外國攝影家在解放軍占領上海時的影像記錄，這些照片收錄在一部國外出版的畫冊《上海 一九四九年：一個時代的終結》裏。塞姆·塔塔在一九四九年的時代更迭之際恰好在上海，並且一直待到解放軍進城以後，用照相機完整地記錄了國民黨的潰敗與共產黨的進駐。有些外國攝影家，像美國《時代》雜誌的攝影記者伯恩斯，因沒能待到上海解放的一刻，他的影像記錄到上海被共產黨接管前夕即戛然而止了，因此塞姆·塔塔這些以一個外國記者的視角記錄解放軍進城的照片便顯得格外珍貴。

　　其中一張肩負長槍、騎著高頭戰馬的年輕戰士從上海的鬧市區穿過的照片（見圖四），很是吸引人們的眼球，同時也極具象征意味。馬背上的這位從根據地來的小戰士，可能長這麽大還是第一次見到城市什麽樣，一旦置身大上海的鬧市區，行進在林立的高樓大廈中間，難免有些緊張，這從他的麵部表情與有些拘謹的手勢上便看得出來。再者，馬是農耕文明的標誌性交通工具，隨著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成功，如今也以勝利者的姿態耀武揚威地踏進上海這“被嚴重西化”的“十裏洋場”，似乎也在象征著農耕文明對工業文明的一次意外征服，一如向來所宣傳的“小米加步槍”戰勝了“飛機大炮”。

　　這匹高頭大馬和騎在馬背上從鄉下來的小戰士，對於上海這個繁華的大都會來說，怎麽看都像是莽撞的闖入者。然而一個時代的序幕，卻隨著這莽撞的“闖入”被一把扯開了。

　　隨之“闖入”的，還有載歌載舞的秧歌隊（見圖五）。

　　秧歌，本是從北方農村的土壤裏誕生的一種集體民間歌舞，此時已演變成中共在根據地動員民眾、組織民眾的一種常見的文藝形式與手段。我曾在舊書攤上見到一本小冊子，是一九四九年初由山東省新華書店出版發行的，旨在向原國統區的民眾介紹解放區的各種新事物，裏麵有一首打油詩，列舉了解放區的種種新氣象，諸如土改、掃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還不乏形象地提到了“一跳，一跳，秧歌舞”。

　　對於秧歌舞，國民黨方麵的軍政官員也印象深刻。最近看到台灣國民黨調查局局長沈之嶽一九六五年在寫給時任台灣省主席黃傑的函劄裏，提到大陸的中共政權時，仍以“秧歌王朝”相諷喻，足見其對秧歌舞存心之耿耿。不過，這個沈之嶽曾受戴笠派遣長期打入中共內部，對根據地的生活很熟悉，念念不忘秧歌舞，也在情理之中。

　　秧歌舞在解放軍各地入城遊行的隊伍中，每每現身，幾乎成了一道必不可少的風景。那一刻，這道來自北方的粗獷、奔放的風景，一定讓圍觀的上海的民眾大開了眼界。而且過不了多久，那些圍觀的民眾，無論情願還是不情願，有的也將被裹挾到扭秧歌的行列中，去“一跳，一跳，秧歌舞”，接受來自根據地文化的洗禮。

　　對比拍攝於同時期的京滬兩地解放軍進城的照片，從場景到民眾的表情，你會覺得共產黨對古都北平的接管其文化上的差異並不怎麽明顯，蓋因北京到底還是保留了更多的農耕文明的元素，是一個集農耕文明之大成的所在，而上海則完全是近代工商文明的產物，在占領與接管者眼中是一種“異己”的存在，有著更多的難以把握的因素。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接下來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上海才比別的城市經曆了更多的陣痛吧。

　　說點題外話吧。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上海人看外地的都是鄉下人，那種城裏人的自負真是不可救藥。後來看過安東尼奧尼拍的紀錄片《中國》，才對上海人的自負多少有了一些理解。當年安東尼奧尼從北京、河南、南京、蘇州一路拍下來，你還別說，從城市景觀到市民的情態穿著，最有城市範兒的，還就是上海，而號稱首善之區的北京，看上去整個就是一大村莊。這兩座城市外觀上的巨大差異，直到這些年才漸漸縮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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