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雷蒙德·卡佛的《短鏡頭》

　　◎彭小蓮

　　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Raymod Carver 1938－1988），可能是這兩年在中國作家中被談論得最多的一個外國作家，以至於“七○後”作家徐則臣都覺得再談下去，卡佛就要被誤讀了。他的作品幾乎陸陸續續地都被譯成中文，如今又翻譯出版了他的個人傳記。讀他的東西，實在不是那麽輕鬆，更不像他所喜歡的作家契科夫那樣，他描寫的都是一些藍領階層的工人階級，讓人感覺他是一個左翼作家，並且有著明確的政治傾向。實際上，用他自己在回答記者的話說：“我不夠樂觀，專寫一些不成功的人的故事，但這些人的經曆和那些成功者一樣有價值。我把失業、經濟和婚姻上的問題，當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人們總在擔心他們的房租、孩子，以及家庭生活上的問題，這才是最本質的東西，是百分之八九十，或上帝才知道多少人的生活。我寫這群不被注意的人的生活，沒有人會為他們說話，我可以算作一個見證人。此外，我本人就過了很長時間那樣的生活。我不把自己看成他們的代言人，隻是他們生活的見證人。我是一個作家。”這幾乎成了他的宣言。

　　當卡佛被認可以後，他的話變成是獨樹一幟的姿態，可是在當時，他卻要麵對沒有暖氣，沒有麵包，不時收到的催賬單。無法支付那一張張紙頭時，又麵臨和妻子離婚，這些都是對他生存的威脅，他隨時在接受著饑餓，冬天時的停電，無法取暖的可能。這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說，幾乎是被逼迫到絕路上去了。就是這樣，卡佛還在寫作，太痛苦，這每一頁紙上，都有他的思考。思考之後，他竟然是做了減法，他成了極簡主義寫作的代表作家。他與海明威不同的是，卡佛小說的簡約風格，是因為他過於糟糕的個人環境：一個飯碗隨時不保、在偷來的時間中寫作的人，隻能雕琢一些短小的故事。

　　自從卡佛一九八八年去世後，他在美國也不是那麽被人重視，人們對卡佛在美國文學史中的位置，總是有那麽點含含糊糊，追隨者很多，但嗤之以鼻不屑一顧的也不少。二○○九年夏天，當他被列入了經典的“美國文庫”（Library of America）的《雷蒙德·卡佛：小說集》是一次蓋棺論定的判決。這是和美國所有大作家馬克·吐溫、海明威、福克納、契佛、羅斯齊名的大師同列“文庫”，於是，就在這一刻，卡佛終於被經典化了。更重要的是，這一 “文庫”還收入了卡佛當年交給他的編輯列許（Gordon Lish）後來書名為《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談論什麽》的短篇集手稿。熟悉卡佛的人都知道，這本極簡主義的典範之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歸功於他的編輯列許先生，是他大刀闊斧編輯作風，刪改了卡佛很多文字。麵對列許的“毫不留情”，卡佛曾經都焦慮地給他寫信，說是：“就幹脆別出得了。”

　　如今，人們都在懷念著卡佛，有一位叫約翰·萊曼的讀者，甚至在網上貼出一首小詩，題為《當我閱讀卡佛的時候》，有人翻譯，貼在這兒，代為我們大家對卡佛的懷念：

　　當我閱讀卡佛的時候/ 你以為我會說我找到了 /自己那些已經迷失的部分，但不僅如此 / 好像我正看著某個住在簡易房裏的家夥 / 剛從監獄放出來，醉著酒 / 開著那輛老雪弗萊出去遊蕩； / 或像是和我從沒有一起釣過魚的兄弟去釣魚 / 借著幾杯啤酒 / 把人生琢磨清楚；或是躺著睡不著 / 想雷蒙德·卡佛怎麽會五十歲就死了 / 而我，六十八了。知道所有的作家——包括 / 那些已死的或從沒發表過作品的在內——都不是孤獨的。

　　卡佛活著的時候，大概也不會想到，他的作品，在他去世以後，這樣那樣還不斷地被人拍成了電影。而最有影響的，大概就是他《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談論什麽》，美國導演羅伯特·奧特曼(Robert Altman 1925-2006)，將其中的九個短篇，集中在一起，拍攝了一個被中文翻譯成《銀色·性·男女》，片名實在和他的翻譯相去太遠，原片名應該譯成《短鏡頭》（英文名《Short Cuts》），因為這個名字最典型地體現出導演的個人風格。

　　對於中國觀眾，導演羅伯特·奧特曼是陌生的。雖然他一生拍了很多電影，而且他的名字不斷地出現在奧斯卡的提名名單上，但是他和好萊塢實在無緣，他更加不是好萊塢式的導演。隻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獲得了奧斯卡的終身成就獎。他卻說：“我對終身成就獎並不感興趣。這個獎僅僅是給在這一行奮鬥多年的人的，如果你八十歲了，就有機會得獎。但是表彰影片本身的奧斯卡獎當然沒錯，不過我拍的電影都不像能得獎的，所以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這位美國獨立製片導演，對這些功名不大看重，重要的是他忠實地表現著自己的體驗和個人追求。他拍攝的《Short Cuts》獲得一九九三年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影片，這是非常具有他個性的代表作。

　　羅伯特·奧特曼多年來的創作，不僅對聲音有細致的處理和大膽實驗，更具有他個人特點的是，就是運用這些快切的短鏡頭，同時展開多條線索，將故事、人物、情節交叉在一起，然後在重疊、遞進中完成。這已成為他影片的標誌性元素，我們後來看見的美國電影《撞車》（Crash）這樣結構敘述故事的方法，似乎奧特曼是最早的開創者。《短鏡頭》是最能體現他這一風格的。影片像是一種立體交叉的複雜敘事技巧，將卡佛表現的眾多人物在調控著，以龐大的劇本結構，多線發展著情節，並在眼花繚亂的敘事中，層層撥開內涵，遊刃有餘地編織、理順各種線索，使整部影片最後呈現出本來麵貌和嚴謹有致的結構。這使他的影片成為無數歐洲影迷心目中永遠的經典。

　　羅伯特是一個習慣文學閱讀的導演，他看很多短篇小說，希望在那裏找到他的電影靈感。他拍攝的很多影片，也都是來自於文學作品的改編。但是這次，他做了一個大膽的嚐試，居然把卡佛獨立成章的九個短篇，捏合在一起，改編成《短鏡頭》。於是在影片裏麵，就有了九個不同階層的家庭、故事和命運交織在一起，二十二個複雜個性的人物，這比看卡佛的小說更刺激，他已經不僅僅是停留在講述一個故事的層麵上，而是讓我們看見了一個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美國文化，以及人的生存境遇。

　　《短鏡頭》把小說的背景從東部移到了洛杉磯，把藍領的身份提升為中產階級（隻有一兩個家庭是藍領式的），把原來沒有任何聯係的各個家庭，用一些巧妙的細節，讓他們交織在一起。這時候，原本比較壓抑的故事，給了你更大的呼吸空間。這是否因為奧特曼也考慮到電影觀眾的淺薄？但是，無論如何，電影不同於小說，電影是要強迫觀眾在黑暗中接受，如果你受不了的時候，是可以選擇離開的，或者根本就不買票進入這個黑暗場所。所以和文學相比，電影會做一些妥協，不可能過於忠實於原著，它會考慮平均的接受能力和水平。但是，最讓人折服的是，這個如此美國東部、紐約氣質的導演，竟然能讓我們從《短鏡頭》裏聞到了洛杉磯的氣息，體驗到那些在燦爛陽光下的人們，卻被現實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感覺。出自於奧特曼的手筆，一個西部的卡佛在大屏幕上誕生了。

　　卡佛是跟隨著一個愛讀書、愛釣魚和愛酗酒的鋸木工人父親一起長大的，最終除了改變了職業，他秉承了父親全部的嗜好。一九九○年代初，我在美國讀過他為數不多的作品，雖然他的短篇在歐洲已被廣為翻譯，當時還沒有中文譯本。翻開他的書，很難看見什麽陌生的單詞，他文字樸實、簡潔又很有修養，有一種卡佛的韻味，娓娓道來。他說自己受俄羅斯作家契柯夫的影響，在他嚴酷的故事裏，總會帶上一點卡佛式的幽默。他創作的最多的是美國東部那些下層的藍領階層，你會被他那坦然平靜的文字，一直逼迫到牆角，無處逃遁。在現實麵前，不管你多麽努力，你沒有做任何壞事，可是殘酷的現實，還是沒有給你希望，還是將一份無奈對你和盤托出。我最終沒有力量去承受他更多的小說。

　　導演奧特曼和卡佛一樣，都沒有宗教信仰。他影片明顯區別於其他美國片子，我們沒有看見有人進入教堂的場麵，更沒有看見他的人物在吃飯前禱告，奧特曼甚至不表現在美國的宗教節日，那些歡樂的場麵，一律被他忽視。而隻有一樁一樁殘酷的現實——車禍死去的兒子；抑鬱自殺的大提琴手；在那裏欺騙妻子的警察丈夫；還有夜總會裏唱著爵士歌曲的老女人；體麵的外科醫生，卻懷疑妻子有外遇；在家帶著三個孩子，卻操持著接打色情電話為生的年輕母親；還有失業三個月的男人……等等，這些瑣瑣碎碎，卻真實得讓你不敢麵對的現實，這裏，上帝不來拯救他們，你不知道影片將如何結束，因為日子總是還要繼續下去的。直到有一天，一場地震爆發的時候，故事像漁網一樣猛地收場了，收得緊緊的，一個小夥子剛剛殺了人，但是混雜地震裏麵，他逃脫了這場殺人案的判決，於是生活又在繼續下去……影片結束了，它給予我們太多的思考，而思考之後，我們麵臨的是什麽，是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怎麽不能拍出這樣的影片，我們都在幹些什麽事情？

　　老舍的“自傳”

　　作家老舍先生曾幽默地寫下一篇“自傳”：“舒舍予，字老舍，現年四十歲。麵黃無須，生於北平，兩歲失怙，可謂無父；誌學之年，帝王不存，可謂無君。無父無君，特別孝愛老母，布爾喬亞之仁未能一掃空也。幼讀三百篇，不求甚解。繼學師範，遂奠教書匠之基，及壯，糊口四方，教書為業，甚難發財，每購獎券，以得末彩為榮，未甘於寒賤也。二十七歲發奮著書，科學哲學無所懂，故寫小說，博大家一笑，沒什麽了不得。三十四歲結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閑時喜養花，不得其法，每每有葉無花，亦不忍棄。書無所不讀，全無所獲，並不著急。教書作事，均甚認真，往往吃虧，亦不後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年，也許能有點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