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德國是怎樣崛起的？

　　◎蕭文泉

　　盡管歐洲已經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一體化建設，卻仍然是一個相當不平衡甚至相當分裂的大陸。組成這個大陸的幾十個國家中德國越來越顯得與眾不同，近期爆發的西方經濟危機中德國一枝獨秀，更是突出了德國的成就和力量。國際上的觀察家們讚揚德國政府執行的財政和金融紀律，佩服德國技工的精湛技藝，指出了德國老百姓量入為出的嚴謹生活傳統，但是對深入研究德意誌民族的專家們來說，德國這些年出色的經濟表現並不隻是這樣的膚淺解釋所能說明的，同樣是從戰後廢墟中崛起的日本現在陷入了看不見盡頭的經濟困境中，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也屢遭蕭條的威脅，為什麽唯有德國能夠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呢？在英國學者彼得·沃森的新作《德意誌天才》中我們能看到一些答案。

　　德國經濟的驕人亮色，把一個長期被掩蓋和忽視的曆史事實凸現到了人們的麵前：現代以來真正成功的國家是德國。法國學者雷蒙·阿隆曾說，二十世紀很可能就是德國的世紀。同樣的意思美國學者諾曼·坎托也表達過，他說，二十世紀應該是德國的世紀。當然，美國憑著她廣闊的幅員在經濟體量上是難以被超越的，但是，在其他一切重要方麵，是德國的思想家、藝術家、作家、哲學家、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在主導著二十世紀整個世界的發展並成為了其他國家追隨的標杆。我們熟悉的法國文化和藝術史家泰納甚至說，一切今天的重要思想都是產生在一七八○年到一八三○年間的德國。不光是在思想文化領域裏德國人的成就無可比擬，在科技方麵他們同樣處處占先，我們都知道猶太科學家的非凡能力，絕大多數的猶太科學家都是德國猶太人。到一九三三年為止，德國科學家獲得的諾貝爾獎比美國和英國科學家獲得的加起來還多。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丘吉爾首相的軍事秘書說，我們盟國贏得了戰爭是因為我們的德國科學家比納粹的德國科學家更出色。

　　但是人們現在不說二十世紀是德國世紀，兩場大戰把德國的巨大成就扭曲了掩蓋了，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上台並隨後發動的那場愚蠢的戰爭打斷了德國的上升趨勢，人們因此隻看到德國的軍事擴張及其失敗，反倒不注意德國在其他更重要方麵的深厚建樹。其實德國的這個不幸也並不是從希特勒納粹開始，德國在其現代化的起始時就讓軍事態勢掩蓋住了她在整個社會發展上的進步。對德國的崛起十八世紀時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和十九世紀時的俾斯麥首相（1815-1898）居功至偉，一般史書把前者當作普魯士軍國主義的代表，把後者稱為“鐵血宰相”，隻注重他們的武功而往往忽視他們的文治，然而，恰恰是他們執政時的文治奠定了德國百年偉業的基礎而開創了今日輝煌的先河。他們的軍事上的成功反倒是導致了一個有害傳統，最終使得德國沒能成為二十世紀的世界超級大國。

　　中世紀末期的德意誌頗有點像春秋時代的中國，在一大片草莽初開的土地上小國林立，盡管它們共有著一個大致相同的文化語言傳統，並在儀式上尊奉著一個共主神聖羅馬皇帝（其實這位君主既沒有皇帝的權勢，和羅馬毫無關係，也一點不神聖），但是互相爭鬥，四分五裂。最後統一德國的普魯士也有點像秦國，她原是個偏處東隅的小邦，發達程度並不及位於西歐文明中心地帶的哈布斯堡的奧地利，卻最後是她統一了全德國。雄才大略的腓特烈大帝對促成普魯士的興起起了一個關鍵的作用，靠著他父親腓特烈一世打造成的那支精銳之師，他東征西戰，兼並列國，拓展疆土，使普魯士成了逐鹿德意誌天下的霸主，最終在一個世紀後成就了統一德國的大業。

　　腓特烈大帝是位軍事天才，他布兵打仗出神入化，連拿破侖也對他衷心敬佩。當拿破侖乘勝來到腓特烈大帝的墓前時，他對他身邊的人感歎說，如果這個人還活著，他是不會讓我來得到這裏的。不過，腓特烈大帝的赫赫武功讓人忘記了他實際上更是一位啟蒙時代的開明君主，對德國文化有著影響非常深遠的建樹。

　　我們幾乎可以說有兩個腓特烈大帝，一個腓特烈大帝駐守普魯士首都柏林，在那裏他是位專製君主，處理著軍國大事，積極擴展著普魯士的勢力；當他回到他喜愛的波茨坦時，則成了另一個腓特烈大帝，住在華麗的無憂宮裏，專注於哲理思想的討論和音樂藝術的演出。腓特烈大帝的才華也是由兩部分所組成。腓特烈大帝的父親希望把他從小培養成一個英武軍人，他的母親，英王喬治二世的妹妹，則對他的教育另有安排。小腓特烈瞞著父王蒐集了幾千卷的詩歌私下誦讀，他一輩子雅好文化藝術，音樂更是他的最愛，他自己就是一個水平很高的橫笛演奏家和作曲家。腓特烈大帝和當時歐洲最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們交往，一生最崇敬的是洛克，交往最長久的是伏爾泰，兩人在四十二年的友誼中寫了六百四十五封信，討論著廣泛的哲學和曆史課題。

　　做一個跨越兩千年的中西比較或許是不太恰當的，但是從曆史作用上來說，腓特烈大帝之於德國有點像秦始皇之於中國。大凡開創建國大業的人都需要做兩方麵的事，過去有所謂的槍杆子和筆杆子的說法。秦始皇的鐵騎橫掃六合，把天下列國都吞並為他的郡縣，同時他鉗製思想，以吏為師，燔燒典籍，禁談詩書。腓特烈大帝統帥的普魯士軍隊在德國各邦間也是所向無敵的，但他同時在他統治的人民中大力發展教育，促進教化，倡導文學藝術，資助學術研究，鼓勵思想交鋒，精心培育德意誌的英才。結果是，秦朝雖然二世而亡，秦始皇開創的專製皇朝製度延續了兩千餘年直到二十世紀，對一姓獨夫來說那是個理想體製，怪不得有人至今還頌揚秦始皇，但是中國從此再也沒有先秦時代的思想創造活力了，新思想都要從印度從西方進口了。腓特烈大帝留給德國的遺產正相反，普魯士雖然統一了德國，但是德意誌帝國很快就消亡了，普魯士本身現在都不存在了，普魯士軍國主義的痕跡都給清洗得絲毫不剩。但是，正是從腓特烈大帝的偉業開始，德意誌文化發展到了驚人的高度。文化史家們甚至認為，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在德意誌土地上綻開的文化之花，完全可以和十四十五世紀的意大利文藝複興相媲美。這場德意誌的文藝複興使德國文化引領著世界的文化潮流，今天的世界上人們用的雖是英語，討論的則都是源自於德國的思想。

　　德國人如何取得這樣的成就的呢？德意誌的民族特性或文化傳統或許都有點關係，但是德國的文化傳統其實並不悠久，西歐人過去一直把德國人看作是一群剛從黑森林裏走出來的質樸粗鄙的農夫。德國的崛起最直接的原因是十八世紀以來德國的普魯士王室及整個社會為了一個觀念而作出的持續努力。這個觀念叫做“Bildung”。學外國文學的人都聽到過這個詞，德國文學中的一個大類就叫“Bildungsroman”，一般被譯為“成長小說”或“教育小說”，歌德的著名小說《威廉·邁斯特》就是其代表作。但是實際上“Bildung”並不是一個純文學觀念，而是當時深入人心廣受信仰的一個德意誌思想觀念在文學中的體現。把“Bildung”這個德文的觀念譯成“成長”也是有點勉強的，或許譯成“教養、培養”更好一點。這個觀念根植於德國的宗教改革，改信新教後的德國人對於人及人在世上的地位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認為人生來是不完善的，人所具有的潛質必須通過後世的努力才能得到體現。通過文化修養來完善自己是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得到救贖的唯一道路，因此“Bildung（教養）”這個觀念在德國具有宗教信條般的位置，是人生在世的目的和社會存在的使命。德國的主要思想家對“教養”這個觀念都有過論述。我們都很熟悉馬克思關於人的全麵發展的論述，馬克思的論述實際上是“Bildung（教養）”這個當時盛行於德國思想界的觀念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表述。德國另一位大學者洪堡特對這個觀念有更深入地論述，他認為真正的“教養”必須有三個特點，首先是非功利性，第二是內在性的，第三是學術性的。因為“教養”是為了拯救靈魂從而賦予生命以意義，所以教養不能是為了贏得俗世的什麽利益，“教養”主要是培養個人內心的品質，所以教養本質上是一個內向的行為，最後，學術研究是達到教養的最好道路。

　　從洪堡特論說的最後一點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麽現代大學會誕生在德國，為什麽德國會擁有十九世紀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正是他們對“教養”這個最根本的社會和人生理念的信仰使他們開創了傳承至今的大學體製。

　　腓特烈大帝的父親腓特烈一世登基後規定，他的國土上的所有神父都必須到普魯士的哈雷大學至少學習兩年。在他的治下，普魯士政府建造和改建了一千六百六十所學校，要知道那時的普魯士隻是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小邦國。腓特烈大帝繼承了他父親重視教育的政策，當時整個英國隻有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普魯士則已經擁有五十所大學，當然，大部分的普魯士大學都很小，但是它們分布各地，使貧困家庭的孩子容易得到入學機會。人們因此把普魯士稱為“文化國家”，因為普魯士政府將教育她的臣民當作國家的首要職責，教育的普及使得普魯士成了當時歐洲最熱愛讀書的國家，大部分的城市裏都很早建立起了數量眾多的對民眾開放圖書館。

　　比數量更重要的是德國大學開創的新教學體製。十八世紀以前的傳統的歐洲大學以保存和傳遞知識為使命，大學教授的任務是把亙古不變的真理傳給學生而不是創造新知，整個學術空氣相當沉悶。一個名叫閔希豪生的德國學者打破了這個舊傳統。閔希豪生在當選為漢諾威的議員後極力主張建一所大學，結果漢諾威辦起了現在聲名卓著的格丁根大學，閔希豪生則當上格丁根大學的首任校長。他上任後推進了意義深遠的改革，首先他取消了神學院可以監督檢查教學內容的權力，讓大學的教授們享有思想自由。曆史學家們把閔希豪生的這個措施看作是德國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關鍵性轉折，從此正統的神學教條不再能束縛知識界的思想了。他的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改革是發展完善了研討班製度，讓大學成為創造和探究新知識的地方。研討班，又叫習明納爾，原是德國的哈雷大學的一個創造，現在盛行於全世界的所有研究型大學。研討班和傳統的大課堂宣講和現在國內走樣了的所謂研討班教學不同，參加研討班的是經過選擇的優秀學生，他們必須定時向研討班提交原創性的研究論文，教授和學生在研討班上就創新的研究進行討論。因此，研討班的目的是創建新知識而不是傳授已有的知識。可以說研討班製度的建成就確立了現代大學的基石，有了研討班才會有後來大學裏各種學科和各個係的劃分和建立，才有博士論文和學位，才使大學成為一個學術研究機構。

　　普魯士曾有一支歐洲最好的軍隊，也曾背上了個好戰的壞名聲，然而卻是一個最為重視人文教育的國家，那裏的國王和貴族對教育有著一種宗教式的熱忱信仰。拿破侖的征服戰爭使得普魯士上下都深感危機的深重和改革的迫切，出於“教養”的信念，君臣們有這樣的共識：要重振普魯士的大國地位，不能靠擴軍備戰，不是要發揚著名的普魯士的鐵的紀律和機械的服從，還是需要辦大學，辦更好的大學。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三世在戰後作出的重大決定就是要在柏林辦一所新大學，他任命大學者洪堡特負責王國的教育事務，主要是籌辦柏林大學。這個決定的意義非同一般，洪堡特因此開始了他生平最重要的事業，世界也因此而有了現代大學的範式。

　　為建立一個新型的大學，洪堡特不僅廣攬人才，在柏林大學集中了一大批德國最優秀的學者，他對大學的組織和行政機構都進行了全麵的改革和創新，這個新的大學組織體製延續至今，為全世界的大學所模仿。更重要的是，洪堡特和他的合作者對大學的建設、使命和功能作了深入的理論思考，創立了一整套關於大學學科發展的理論體係。這個理論體係以康德的理念哲學和德國新人文主義為依據，康德認為世界具有現實的和理想的兩種存在，學術研究就是要達到對這兩種存在的統一性的認識。從這個觀念出發，大學必須做到教學和研究並舉，洪堡特在柏林大學實行的改革使得大學的基本使命不再僅僅是傳授已有的知識，而是創造新的知識，從格丁根大學開始的大學製度及理念創新在柏林大學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和完善，這場大學革新不僅使德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學體係，也為德意誌奠下了繁榮強盛的千秋大業，在以後的百多年中，德國在歐洲大陸上或主宰風雲或被占領分割，但是它總能在廢墟中再三崛起，總能躍進於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國家之列，這不能不歸功於德國出色的學術教育，歸功於德國人從腓特烈大帝開始的對國民教養的執著。

　　德國人通過大學進行的全民族“教養”使得德國在各個學科全麵領先，二十世紀的德國特別以其科技而傲視天下，但是從其發展過程來看，人文學科卻是其基礎和起點。正如洪堡特所論述的，“教養”的一個特點是其非功利性，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學校把對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學習當作是培養人的最好途徑，盡管古典學識對畢業後的職業沒有直接的用途。而且，整個德國的學術傳統也不是從發展自然科學起步，而是從最沒有實際功效的古典學和語文學開始確立的。

　　對古典傳統的重視並不限於十八世紀的德國，我們現在也到處在講“國學”，但是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不同，其結果就差之千裏了。啟蒙時代的德國學者研究古典，目的並不在於闡發微言大義或為天地立心為聖賢立言，他們是運用最嚴格的科學方法來對古典曆史作分析，以求得真相。德意誌學術的開山人物是古典學者沃爾夫，他摒棄了所有神學的或哲學的考慮，以對原始文本的仔細的語文學批評來揭示古代世界的真麵目。他的名作《荷馬研究導論》被稱為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古典學的憲章。開創德意誌學術的另一位關鍵人物是溫克爾曼，他把科學精神和方法引入考古學，使得我們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認識擺脫了神話的束縛，在古代史中實現了科學的分期。到了十九世紀，德國的語文學和曆史比較語言學達到了非常高的科學水準，曆史學，古典學和古典語文學成了典型的德國科學。現在人們一般把語文學看作是一門冷僻學問，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大學卻是將語文學當作所有學生的必修科目，要求學生學會嚴格鑒別原始材料，掌握實證分析方法，用嚴密的邏輯推斷出結論。教育家們認為這樣的語文學訓練是培養學生科學精神讓他們掌握科學方法的最佳途徑。在人文學科充分科學化了以後，在經過嚴格的古典語文學的訓練後，德國的學者才隨後開始對自然科學的探索。這也就是說，德國是在通過科學的人文教育給全社會打下了堅實的科學精神的基礎和在整個知識階層培育出了深厚的科學素養後，他們才進而在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取得巨大發展，成為今天的科技大國。

　　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的關係也是現在我們國內討論的熱點，許多論者都在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這是很對的。但是我們通常聽到的主張和德國這兩個世紀的發展經驗正相反，大多數人都是在反對所謂的科學主義，要將人文學科玄學化，以弱化科學精神。這樣的做法恐怕是南轅北轍，既不能真正提高全民的人文修養，也無助於科學的發展。中國要想有個文化大發展，德國過去兩個多世紀裏走過的道路值得我們借鑒，以培養科學精神為目的的全民教養是需要我們傾全國之力來做的基礎工作。德國正是由此而完成了巨變。曾經有段時間德國的國王都不願意講德語讀德文書，但是不久之後德國就超越了法國英國甚至美國，成為世界文化的超級大國，但是，正當德國將要到達其應該得到的世界第一的地位時，獨裁者希特勒的上台和軍事擴張打斷了他們兩百多年的上升進程，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後德國才得以重生。德國的百年起落令人感歎，其中的經驗非常值得正處於發展路上的中國學習。

　　受到鄙視的肖洛霍夫

　　當年，肖洛霍夫受寵於蘇聯政府，他曾對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進行攻擊，敵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作家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肖洛霍夫在一次大會上咒罵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指責對他們的判決“太溫和”，說是如果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們早被處決了。肖洛霍夫這些言論受到大家的鄙夷，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婭在公開信中，譴責肖洛霍夫，說他“背叛俄國文學最優良的傳統，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謊言代替正義的殘酷檢察官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