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鴻爪掠影（三）（之六）

　　◎王學泰

　　（續上卷）

　　五　監獄常事拾零

　　1. 接見

　　對於犯人來說，監獄生活中最大事件就是家裏來人接見。一監的接見安排在每個星期四，因為當時北京是各地區輪流停電。宣武區是每星期四停電，車間沒電，沒法幹活，便把工休安排在這天，自然接見也就在這天了。

　　現在電視裏常看到監獄的犯人接見親屬情景，兩者之間往往是隔著一個鐵欄杆，雙方隔著欄杆說話。當時的一監不是這樣，接見室就是一個大會議室，會議室中間擺了幾張寬達一米多的長條桌，長條桌接在一起，把犯人與家屬隔離開來。犯人與家屬會見時仿佛現在外交談判的雙方，伸出胳膊互相能握到手，但身體其他部位無法接觸到。有的家屬把三四歲以下的孩子抱來，放在桌子上，讓犯人抱一抱。這種做法有時會受到監視犯人的看守的幹預：“不要把孩子放在桌子上！”“別讓小孩在桌子上撒尿！”這是接見時常常聽到的隊長的吆喝聲，但作用似乎不大。因為接見時家屬來的人多，家屬就座一方的條凳上已經擁擠不堪，許多年輕的家屬還得站在老人身後，小孩子不放在桌子上，放在哪兒呢？

　　接見是一次感情上的交戰，好久沒見家裏人了，希望能見一麵，但在這種情況下見麵又是一次感情上的傷害。例如母親對我期待很高，家裏也就我一個從完整的大學裏畢業。可是現今出現在她麵前卻是一個被眾人視為“狗屎堆”的犯人。母親作為一個普通人，對犯人看法與民眾沒有什麽差別，自然也會因為兒子成了犯人而羞愧。我的第一次接見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從一九七五年三月四日被北京市房山公安局傳訊算起已經有一年半沒有見家人了。而且那時人被抓了，公安局根本不通知家屬，一個大活人仿佛在人間蒸發了一樣，能不著急？母親是從一個開鎖匠師傅那裏知道我被捕的消息的。這個開鎖的師傅是在房山公安局傳訊時認識的。他想在房山買點便宜木材打家具，結果在房山以投機倒把罪被傳訊了。在傳訊室關押時他對我說，公安局他很熟（開鎖屬於被公安係統控製的行業），這點小事判不了他，他很快就會出去。通過這位師傅，家裏才知道我的實際情況。

　　接見要申請，我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到了一監，在入監隊呆了十來天，八月底分到三中隊，當時我就申請接見。不允許。沒說理由，隻說了一句：“你剛到一監，著什麽急？”不久毛主席去世，諸事停頓。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幫”，諸事消停下來。我再次申請接見，批準了。我給家裏寫了一封信，告知接見的辦法與時間。一個星期四，我剛剛吃完餃子（這天工休，為了避免監舍出事，監獄往往讓犯人自己包餃子），隊長就喊我的名字。我跟著隊長來到接見室，第一眼就看到母親、妹妹擠在接見桌的對麵，妹夫、弟弟站在她們身後。母親老了，稀疏的頭發很少有黑色了。一見我剃了光頭、身穿黑色的監服、雖然沒戴鐐銬、也是典型犯人的倒黴模樣，心裏很不好受。妹妹一下子就哭了。母親製止她，說：“看你哥哥好好的，你哭什麽？”我也趕忙說：“我是‘四人幫’的事兒，呆不了多久的。”“不要談案情！”隊長在我身後製止。接見時獄方最忌諱犯人與家屬談案情。他們認為，如此串通消息，容易發生翻案，給政府添麻煩。獄方認為已經判了刑的就是板上釘釘了，犯人唯一的前途就是老老實實服刑，一心一意接受改造。其他一切想法都屬於不軌行為。此時，雖然政情比毛主席去世之前有了極大變化，但是，他們依然按照既有的規定行事。其實，我無意初次接見就談敏感問題，而是安慰家屬一下，不要因為我被判了十三年就絕望了。

　　這時隊長又在吆喝：“犯人家屬注意。我們在接見通知單中已經講明，監獄不許送食品，我看還有帶食品來的，請一律帶回。”我看了一下接見桌子上，各種吃食琳琅滿目，雖然社會上商品尚很匱乏，但家屬千方百計把能夠買到的東西帶給親人。因為是第一次接見，母親謹遵接見通知單上規定，沒敢帶吃的。隻是帶了我向家裏要的範文瀾注的《文心雕龍》、王力的《漢語詩律學》與幾盒帶有濾嘴的香煙（那時過濾嘴香煙還不普遍）。母親說，頭兩天，郭寶昌媽知道你的事兒，背著一個“招文袋”（這是京劇《宋江殺惜》文詞，戲中宋江斜挎在身上一種布兜，民國時拜廟進香信徒常背這種袋子）來家，裏麵裝了兩種菜，還有炸的醬，讓我給你送來，說你愛吃她做的菜。我跟她說，裏頭吃的挺好的，不用送吃的，再說政府也不讓送。我平反後，寶昌來信說，不久（1976年底）老太太就病逝了。我出來後，她已經走了一年多了。

　　我在一監期間一共接見了四次。一九七七年春天接見時，家裏告訴我，他們找過我的同案鴻遠。鴻遠家裏也很著急，但他們不知道我們倆的案情（也就是互相說了多少犯忌的話）。鴻遠在六中隊，那裏看他很緊，接見時什麽也不能說。我相對條件好一些，接見時隊長常常就走了。半個小時之後（按規定接見時間是20分鍾到半小時），隊長施施而歸，如果見我們還沒說完，他也不催。當然我也不願意給人家帶來麻煩，很快結束談話，跟隊長歸隊。我跟家裏說，以後我申請一次單獨接見，把我寫好的案件情由，交家裏帶走，給鴻遠家做參考。一九七七年夏天，我申請單獨接見，很快就批準了。單獨接見也是在那間大接見室，偌大屋子隻有我們四五個人，安靜得很，與平時接見喧鬧情景迥然不同。隊長一把我送到這裏就走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給我們留下足夠空間。總之，我向家裏詳述了案子發生的過程，並把我寫的材料交給他們。後來聽說，經過鴻遠家整理，他們把這份材料送到鄧小平家（鴻遠的父親生前是衛生部高級顧問，常常為國家領導人診病，認識許多位居中樞的人士），那時小平還未工作，卓琳同誌把這份材料轉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是便啟動了這個案件的平反。可是在一九七七年深秋我得了一場大病，幾乎一命嗚呼。用《紅樓夢》中的一句話說，也是“天可憐見的”，使我掙紮待到平反那一天。

　　2. 在監獄中患病

　　俗話說“有什麽也別有病”！日常是這樣，如果在監獄得了病，那真是造了孽。魯迅說傳統的監獄“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所以不但禁錮人犯，而且有要給他吃苦的責任”。因而在獄中患病是監獄應有之題意。解放後的監獄把“改造”作為宗旨，犯人患病比例是大大下降了。過去人們寫到監獄，對此聶紺弩先生唱過反調。他平反出獄後，寫過一篇《懷監獄》，其中寫道：“常常想起監獄的醫療的方便—— 監獄的醫院開在監獄裏頭，有病，大夫到監號裏來看。這就比外麵任何單位都方便”。大夫送藥到監號，對於有固定療法的老年病，有了藥問題就解決了；聶翁在“K字樓”患肺炎作了七次透視，都由年輕犯人背上背下。犯人是隊長派的，也用不著對他們感激涕零。而且青年人老在監號裏呆著，巴不得有機會在監室外勞動勞動。背人的，被背的都高興。聶翁所說的確是事實，而且監獄的醫生大多也是犯人，看病也比較盡責。他表彰監獄醫療衛生，大約要表達的是對現實生活老人看病難的不滿。監獄、勞改場的醫生大多是所謂“醫犯”，而看守所的醫生都是幹部，人品良莠不齊、不負責任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監獄裏找醫生看病叫“求醫”，先通過看守，敘述病情，經他們允許後，待醫生來時通知你，這是在看守所（“K字樓”）的程序；在一監，大夫上午定時到各筒道中心公共空間（看守的辦公之地），此時患者與雜務說一聲就可以去看。

　　我在“K字樓”看守所時，那裏的醫生是一個醫療經驗不多的護士。她醫療技術不行，但為人、用當今話說“很牛”，從心理上說，她要在看病時充分享受她作為“人民”“幹部”的優越感，獲得一份精神享受，那麽回家吃窩頭鹹菜也覺得痛快。犯人看病被她呼來喝去是常事，還常常說點不酸不鹹訓斥的話。這樣，有點自尊心的犯人不是萬不得已，不願意找她看病。她還有一個毛病，愛問犯人的案情。犯人求醫，一到她那裏，她像預審員似的，板著臉訓斥：“交代你的罪行！”犯人不得已就得複述一遍。當時“K字樓”的“花案兒”（男女關係一類的案子）多，有的大老爺們不好意思當著年輕婦女講，可是有時醫生的好奇心起來了，還要追問一些細節。犯人更加吞吞吐吐。此時她還會訓斥道：“怎麽著？嫌寒磣呀？早知道寒磣別犯罪啊！”犯人回到號裏議論起這位大夫無不嗤之以鼻。有個老油條是“馬路提貨”（團夥盜運工廠堆積在馬路邊的原材料）集團的首犯，有點“老大”的氣質，對誰都有些橫，但不外露，是個老北京場麵人。他最討厭別人打聽他的信息，他的事兒隻能由他高興了透露出一二。有一次求醫，那位女醫生見他剛剛坐下，就厲聲問他：“你犯的什麽罪？”他不假思索，回答得很幹脆：“強奸了一個女大夫。”這句話一出，女醫生一驚，反而沒話了，局麵十分尷尬。老油條跟沒事兒一樣，極自然訴說了病情，取回了藥。當天下午，隊長打開監室的鐵門訓斥他，說他侮辱幹部，並銬了他半天。

　　麵對這樣的醫生，除了青年的街道混混，都發怵與她接觸。我是痰濕體質，按中醫的說法是體內水分多，濕氣重。在“K字樓”呆了一年多，每天蹲在號裏，很少有活動，濕氣鬱結，起了不少濕疹。特別是大腿根部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小紅點，癢得鑽心，又不敢撓，怕中“指甲毒”；不得已，隻得用粗糙幹淨毛巾摩擦以解癢。後來還是蹭破了，流了許多黃水，狼狽不堪。可是患病的部位特殊，我就沒有勇氣找那位女醫生看。隻是強忍著，真正感到坐監獄之苦。一九七六年夏天，北京多雨，身上濕毒尤重，夜不能安眠。七月二十六日被判十三年，移居到“上訴筒”等待分發到監獄。七月二十八日地震，連日大雨，室內的空氣能夠擰出水兒來，腿根與陰囊起了水泡，奇癢。幸好十幾日後到了一監，環境變化稍稍轉移了注意力。

　　到了一監正要求醫，又趕上主席逝世，監獄頓時緊張，一切正常的規程都停止了，醫生也不來了。有天夜裏，實在癢得受不了，隻好用手撓，大腿根部黏液淋漓，睡不著覺，想到廁所洗一洗。廁所在兩個筒道之間，去廁所必須經過本筒道的門口。筒道門那裏有雜務守夜。值班的雜務看我走路的狼狽相，關切地問我。這個雜務姓李，也是北師院的畢業生，好歹都在一個學校呆過。我照實對他說了。他告訴我說桌子裏有紫藥水和水楊酸鈉，供患皮膚病和外傷犯人使用的。他叫先洗幹淨了，然後擦紫藥水拔幹；紫藥水也有解癢功能。我照辦了，果然減輕許多，睡了一個好覺。第二天晚上又癢，又找到那位雜務。他問我敢不敢忍痛作大膽治療。“癢折騰我有半年了，如能解決，沒有什麽不敢的。”他說，“你把原來的紫藥水洗幹淨了，擦幹。先上水楊酸鈉，幹了，再上紫藥水。”我按照他的說法辦了。當水楊酸鈉擦在陰囊上時，疼得我幾乎跳了起來，像用小刀割一樣。劇痛把所有的其他感覺（包括癢）完全掩蓋下去。再擦上點紫藥水，待藥水慢慢幹了，疼痛也稍減，後又接著塗了兩次，居然好了。沒用大夫也治好了這個困擾我半年多的頑疾。

　　坐監獄，還有一件令我痛苦的事兒，那就是夏天的熱。我怕熱不怕冷。天熱了，就容易失眠。在“K字樓”一到夏天就睡床板，經過多年和數不清犯人睡臥過的床板鋥光瓦亮，睡光板兒很舒服。但是熱與蚊蟲叮咬仍然使夏天很難捱。至今我還記得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個夜晚，悶熱無風，床板早已被汗水浸濕。整個號裏的人都睡不著，蚊子轟鳴，放肆地在人們身上嘬來叮去，吸吮著骨瘦如柴囚犯的血液。不知誰喊了一聲，反正睡不著，不如打蚊子。於是因為難以入睡而緊張的人們，反而放鬆了，站在床板上作消滅蚊子比賽，幾乎打了一個通宵。天蒙蒙亮了，大家才睡去。太陽出來了，站起來一看，監房四壁密密麻麻都是蚊子的屍體和人的血跡。

　　一監的通鋪是爛木板釘的，淨是木刺，沒法睡鋪板。我隻好每天堅持睡前衝涼，讓冷水從身上帶走足夠的熱量，然後回號，蓋上布單睡覺。一九七七年我一直堅持衝到秋末。一個星期四，洗完後，覺得有點冷，我發現自己有點感冒，於是趕緊回號，蓋上棉被發汗。我以為第二天就會好了。沒有想到第二天發燒，頭痛，腦袋像要裂開一樣，體溫飆升到四十攝氏度以上。睡在旁邊的徐連生在我耳邊說：這回病厲害了，得住醫院了，吃幾天好的去吧。小徐還與我開玩笑，這時我的感覺已經模模糊糊了。執行員董清旻經過請示把我送監獄衛生所。那時我已經走不了了，徐連生背著我，他才一米六多，比我矮許多，我的腳拖在地上，董清旻在後麵用雙手抬起我的兩腿，兩人費了很大勁才把我弄到醫院，到醫院不久，我的記憶中是上廁所小便一次，此後便人事不知了。當我醒來的時候，眼前一片光明，滿眼都是純潔的白色。這時一個親切而美麗的聲音：“他醒了”“他醒了”。在獄中兩年多了，很少聽到異性的聲音，因此女護士親切的聲音特別具有穿透力和撫慰力。我迷迷糊糊、但還在斷斷續續地想，這就是第一監獄醫院嗎？這裏還有女護士啊，跟外麵醫院一樣啊！又覺得我來到的仿佛是另一個世界了！我使勁睜開了眼睛，看到好幾雙陌生的眼睛在盯著我，有奇怪的，有驚訝的，更多的是高興的，包括那兩雙美麗年輕的女性的眼睛。我舒心地笑了，笑增加了我的安全感。我想活動一下身子，突然發現左臂上還打著吊針和左手腕被冰冷的手銬銬住，金屬的冰冷馬上傳導到身體的中心，一陣陣感到內心發冷。旁邊有位像伺候我的小個子的中年男子尷尬地笑著，稱一個胖而魁梧中年人為“姚隊長”。姚隊長說：“王學泰，你昏睡了三天了。當時你人事不知，給你打吊針，你就把針頭拔了。兩三個人也按不住你，沒辦法隻好把你銬在鐵床上，現在你清醒了，可以把手銬解開了。”說著拿出了鑰匙，打開了手銬。後來知道這裏原來是北京公安醫院。這位姚隊長也是病人，但又負責看管住在公安醫院的“病犯”（當時法律用語）。公安醫院的住院部一共五層樓，最高一層是犯人的病房，我就住在五層。一打開窗戶就是久違了的故宮宮牆上八角樓，再換一個方向就是北京六十五中的教學樓。高中時期我曾在那裏就讀，那是一九五七年的秋天，物換星移二十年。當一九七七年的秋天，我站在公安醫院病房窗前遙望六十五中，突然想到六十五中的老同學顧惟喬（我是在一監的小報——《勞改通訊》上看到了這個名字的。後來經詢問得知就是六十五中那位，“文革”中在清華大學受迫害想外逃，被判十年，死於癌症。詳見《野驢顧惟喬》）。當時的風華少年，今已在鬼錄。

　　那位女護士告訴，你是揀了一條命啊。“化膿性腦膜炎”就是一發現就被送到醫院，也不一定能搶救過來，你是得病三四天後、完全喪失意識後才被送到醫院的，當時大家都不抱希望了，沒想到你又活過來了，是醫學上的奇跡，也是你生命上的奇跡。

　　後來得知，這次也真是死裏逃生。星期五下午我被送到監獄醫院，晚上就處在昏迷狀態。最初以為是感冒，後來看到我又吐又拉，全身抽搐，昏睡不醒，懷疑我是大腦中的問題。提出把我送到公安醫院治療。可是適逢星期六，監獄長回家了。獄中犯人離開監獄必須有監獄長簽字準許。醫生幹著急，毫無辦法。幸虧醫院有一位跟我在一個中隊待過的醫生，姓王。王醫生是學西醫的，但中醫也很好，會針灸。他因為基督教入獄，判五年，快到期了，所以到監獄醫院來做醫護，其實，他比大夫懂得還多。王醫生用針灸刺激、控製病情的發展，直到星期一，監獄長回來，把我急送到公安醫院，僥幸活了下來。

　　護士對我說：“化膿性腦膜炎不得了啊，弄不好會記憶喪失的！”我悚然而驚，趕緊打開帶來的筆記本，靠著病床默寫背過的文章和詩詞。不錯，雖然頭還稍微有些痛，三四天下來，也默寫好幾百首，看來腦子還沒有太壞，湊合能用。以後的幾十年，我主要還是靠頭腦謀生的。我想，上帝的安排也許真是合理，當我身強力壯，能扛二百斤麻袋的時候，讓我修理地球，幹體力勞動；當我“及壯”以後，身體差了，精神日衰，改為腦力勞動。

　　正常人住院，大多控訴醫院的夥食不行；我從監獄來，自然會有不同的感受。這裏天天吃細糧，每天的飯由伺候我的那位雜務打來，後來讓我寫信通知家屬，家屬來探望，又送了許多吃的。我在住院的二十多天裏，身體恢複得很快。醫院裏的接見更為寬鬆，家裏來看，說了許多外麵思想解放、政治寬鬆的情景。此時我雖在獄中，心早已飛向自由的天空。

　　二十多天後，又坐著監獄的汽車回到一監三中隊，因為當時心情極好，都忘了回程是否戴手銬了。我在三中隊人緣還可以，那次我被徐連生和董清旻送到監獄醫院，很多人向他倆打聽消息。董徐二人看到我昏迷的狀態，後來又聽說我被送到公安醫院。犯人一被拉出監獄住院自然是凶多吉少，因此平安歸來，還引起了小小的轟動。我最感動的場麵是小報組的張培利，他活動較為自由，我中午剛到監室歸置自己床位時，正是午飯時監室的犯人都在車間裏勞動，吃飯也在車間；張培利端著飯盆，倚著我所在監室的門，默默地看著我笑。我直覺地感到背後有人，我猛地轉回身看到他那張笑臉，那由衷的、帶有點欣慰的笑容讓我永世不忘。“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似乎是說給我聽的，又像說給自己的……

　　第二天一早到車間接一小隊的早班，李聘偉、邢長春、祁來、隋年生這些平常熟識的人都向我祝賀。到臥式機台上接李少白的班時，少白看著我也打了我一拳，“成，夥計！沒傻，聽說你的大腦還能正常運轉。”說著遞給我一個小紙條，並笑著說“本來想寫篇悼念你的文章呢，剛開頭，沒想到你又活了”。我看那個紙條上寫著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的悼念杜勃羅留波夫的詩句“怎麽樣的一盞智慧的明燈熄滅了，怎麽樣的一顆心髒停止了跳動”。我說，“批判會上沒好話，追悼會上無惡言。我聽慣了大批判，第一次活著享受到追悼會上的激情讚美。”大家都在苦難中，但從互相給予的善意中也看到了人性的閃光。

　　3. 大牆裏麵看電影

　　監獄與看守所不同，考慮到犯人除了勞動以外還應該有適當的娛樂，前麵寫到的在工廠勞動，每星期有一天的工休。兩三個星期有一次電影。在監獄看電影是件大事，它不僅是一次娛樂活動，被阻斷信息的犯人往往根據它來推測政治形勢的演變。

　　放電影的地點是獄中的一個露天廣場，不大，但獄中千餘人都能裝下。時間一般是在休息日的頭天夜晚。也就是多在星期三的晚上。待天色黃昏時，犯人按照中隊的編製在看守的帶領下各自攜帶自己的小板凳來到小廣場，端然靜坐，天一擦黑，就開始放映了。

　　電影這種有刺激的娛樂往往會引起犯人的遐想，特別是一九七七年下半年，舊電影開放了，許多電影的放映都能帶來點震撼。例如“政治犯” （當時不承認有政治犯，因為刑法中有“反革命罪”，“反革命”也是刑事犯罪）對影片的政治涵義很敏感。改革開放前，中國文藝、學術都是政治信號，開放舊電影簡直就是發布政治信號。熒屏播放了寫海瑞湘劇影片《生死牌》，它像一聲春雷把人從政治沉悶中驚醒，人們馬上聯想到吳晗先生的《海瑞罷官》。大家私下議論，“海瑞出來了，‘文革’第一個倒黴者吳晗大概要平反了”，“文革”有點站不住腳了，自然彭總也要重新評價了。監獄裏演過《甲午風雲》，演鄧世昌的演員李默然，很有氣魄，更是具有震撼性，電影一結束，在排隊回監室的路上就議論起來了：“鄧大人”可能快要出山了（“政治犯”中也有對“批鄧”不滿而被判刑的）；放《林家鋪子》知道所謂“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又快成為文藝紅線了，周揚、“四條漢子”又要卷土重來了。……中國政治是個謎，時時放出些微信息讓大家“猜一猜，誰來吃晚餐”。這真是一種益智活動，連監獄的犯人也能半公開地參加。

　　我還感覺到“文革”中拍的“革命電影”特別適合監獄中放映，因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間煙火，不涉及性，仿佛每個英雄人物都是雌雄同體，自滿自足的。這不會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於思想改造。因此，在監獄看電影，常常引導我這樣想：常常說起文藝宗旨是“為工農兵服務”，藝術創作原則是大寫“英雄人物”和“三突出”精神，其實這些更適合為犯人服務，似乎可作犯人改造的教材，犯人欣賞這類作品有益無害。

　　在“一監”呆了兩年，大約看了一二十場電影罷，每場一般是兩個影片，其中有三場至今還保持著鮮明的印象。

　　一是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影片。我到一監一個月左右，毛主席逝世、接著就是“四人幫”垮台。本來“反擊右傾翻案風”該刹車了。是由於慣性、還是因為其他秘而不宣的原因，北京的運動並未停止。那時舊電影（1966年以前拍攝的）大多還沒有解放，社會上放的電影也多是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間拍攝的影片，自然監獄中放映的也是這類。

　　經過“文革”，文藝政治化搞到極端，當時最大的政治就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因此這時的影片內容就是謊言的匯聚，是對觀眾智力的侮辱，也不妨說是一種測驗。有個片子的名字記不清了，但它的第一個鏡頭，即使過了三十年仍然記憶如新：一個革命派的姑娘，風風火火，怒氣衝天，從岸邊跳上一隻小船，一把抓住船上一個青年男子的肩頭，刺啦一聲，撕下一大塊布來，露出堅實的肩膀。這是一個大特寫，十分刺目。劇情發展，觀眾得知，這是女革命派阻攔其男朋友進城做小買賣，“搞資本主義”。這位女士的形象就是當時極其時髦的、但卻令正常男人生畏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造反派角色。社會上誰敢接受這樣的人物、男人誰敢娶這樣的媳婦？當然，可能當造反派的女士就沒有準備過嫁人。

　　另一個印象深的就是《歡騰的小涼河》。這是個針對性很強的政治片，它的矛頭對準了鄧（而且點了名）和一批老幹部。影片中有個“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相當於現在的副縣長）一出場就是提倡“集體發財”，說“不僅要發展，還要發財”。批評那些“張口階級鬥爭，閉口階級鬥爭”的幹部，要以“三項指示為綱”。並說不搞生產就會“亡黨亡國”，他要“整頓”現實秩序，實現“四個現代化”等等。這些在大多數民眾聽來是合理的，但卻被主流輿論所狠批，因為它在觀眾中會造成何種影響？也很難從表麵上來看，因為人們實際利益很難用口舌一筆抹殺。反派主角白副主任的外在造型上都模仿鄧小平，留著小平頭（“四五”之後，“小平頭”就成為一種“反動”的政治意象），穿著藏藍色的中山裝，並在與“無產階級革命派”爭論時，引了“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這句鄧氏名言，並說這是總書記的指示。雖然影片把這個副主任當作反麵人物來塑造，但他頗具氣勢，言辭尖銳，與造反派辯論時侃侃而談。影片想貶損這個人物，為觀眾灌輸“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的正確，在我看來適得其反，反而增加了我們普通觀眾對這位敢反潮流的白副主任的好感。

　　印象最深的影片是一九七五年中國新聞紀錄影片廠拍攝的訪問“民主柬埔寨”的紀錄片。這個片子很長，分上下集，大約有三個小時。我很佩服拍攝者的毅力，這樣一個沒有色彩、沒有歡笑的空間，他們居然能夠專心致誌地審視那麽長時間。當時柬埔寨內，人們穿的一律是黑色（仿佛是秦始皇時代的“尚黑”），無論男女，女的隻比男的多一條黑圍巾。不過這讓一監犯人（犯人服裝都是黑色）感到親切，看看銀幕，再瞅瞅衣褲，真有“天下同此一色”之感。

　　歌舞團的演出也一律著黑裝，其歌唱如誦佛經，不知是佛誦取法於柬地民歌，還是柬埔寨人由於深信釋迦慣用佛音梵唄以表達情懷呢？舞蹈隻是頓足揚臂，頗具古風。女舞者持鐮刀，男揚斧頭，兩者攜手，就是工農團結；舉槍聯臂，昂首揚眉，便是消滅敵人。一看就懂，非常大眾化，然而毫無美感可言。

　　影片中的首都金邊，更令人驚訝，寬闊的大街上幾乎沒有行人，隻有軍用卡車往來疾馳，揚起陣陣沙塵，大約是革命政府的車子在執行任務。這個片子中給我印象最深的鏡頭是一位十來歲小革命軍人。這個孩子大約也就一米三四高，穿一身工作服，麵無表情、專心致誌地在車床上加工機器零件。因為個子矮，隻得站在一個肥皂箱上工作，車床旁邊還豎著一支衝鋒槍。旁白說，這個孩子六七歲時父母被美帝國主義者殺死，為了報仇，他參加了紅色高棉革命部隊，用槍打擊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為革命建立了功勳。現在革命勝利了，他放下武器、拿起工具為柬埔寨的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工作，再立新功。當時還不知道柬埔寨發生了人間浩劫，但我想這樣小的孩子，如果在革命戰火中沒有條件上學的話，革命勝利了，為什麽不讓他們讀書呢？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根本沒有學校了，因為學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的地方，統統被取締了。

　　可是“文革”前的影片中有些還是有點愛情內容的，盡管這已經是革命＋愛情，或勞動＋愛情了，最不濟也是愛情不忘革命、愛情不忘勞動，與現在拍的愛情片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就劑量甚微的愛情也有副作用，足以使一些定力不足者心動。

　　有一次放完了《我們村裏的年輕人》，這是一部歌頌大躍進農民改天換地的影片。其中女主人公孔淑貞，很是搶眼。第二天一早在三角院洗臉時，碰到大老黑，他拿著一塊新的花毛巾擦他那張黑臉，因為對比鮮明，我不禁讚歎“真花啊”！大老黑用手拍著毛巾說：“知道嗎？孔淑貞給的！”我笑了說：“你真是至死不悟啊！”他是因為男女關係被判死刑緩二的，當時尚未改判。因此，我說隻有“文革”中拍的影片適合給犯人看，因為隻有那時的影片能夠“純潔”到毫無人性的地步。

　　（下卷續完）

　　雅科夫列夫的絕唱

　　亞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公開性之父”、“改革設計師”之美稱。戈爾巴喬夫改革期間，他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長等職。多年主持俄羅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員會工作，親自接觸到大量本屬絕密的檔案文件。二○○三年，他所著的《霧靄》一書問世，此書堪稱雅科夫列夫的“絕唱”：該書於二○○三年麵世，作者則在兩年之後的二○○五年十月病故。他雖年屆耄耋，仍壯心不已。這是一位智者關於百年俄國曆史的回憶和思考。他運用犀利的解剖刀，既無情地解剖俄國社會，也無情地剖析自己，為俄羅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號。

　　此書已被翻譯成中文，即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現征得譯者的同意，摘錄若幹片斷，以讓讀者對此書有一個概略的了解。

　　一、駭人聽聞的紅色恐怖

　　宣布新政權成立的法令墨跡未幹，捷爾任斯基即聲稱布爾什維克負有引導和領導仇恨和複仇的曆史使命。次日，也就是十一月十日，舉行了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會上決定“同人民公敵進行更加有力更加積極的鬥爭”。請注意：“人民公敵”。

　　總之，在十月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當局的三大戰略性綱領：“仇恨綱領”、“複仇綱領”、“人民公敵綱領”。十月革命後才過去一個月，十二月十一日政府即賦予“人民公敵”概念以正式的地位。“人民委員會充分認識到蘇維埃政權所肩負的對人民和革命的命運之責任，特宣布立憲民主黨為…… 人民公敵。”法令由布爾什維克首腦簽署。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委員會成立了懲戒和恐怖組織——全俄肅反委員會。該委員會首先被賦予政治功能。羅曼·古利指出：“…… 捷爾任斯基在俄國上空舉起了‘革命之劍’。就死於共產主義恐怖者人數之不可思議而言，‘十月的富蓋’超過了雅各賓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動派的恐怖。俄國將自己曆史上的可怕亂世與捷爾任斯基的名字聯係在一起，長期浸泡在血泊之中。”

　　一九一八年八月，捷爾任斯基發表了致“工人階級”的公開信。信中說：“讓工人階級以群眾性恐怖去擊潰反革命的邪惡勢力！……讓工人階級的敵人知道，凡是膽敢稍稍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宣傳的人，都將立即逮捕，關入集中營！”緊接著捷爾任斯基的公開信之後，他的副手彼得羅夫斯基向各地肅反機關發電報。電報中說，盡管發出各種各樣的指示，真正的大規模恐怖尚未組織起來。他提出將可疑者、稍受牽連者統統逮捕和處決。接下來他說：“在運用大規模恐怖時不得有絲毫的猶豫不決，不得有絲毫的優柔寡斷。”

　　如果說羅伯斯庇爾將恐怖宣布為美德的話，那麽布爾什維克就是把恐怖說成“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一九一八年九月，季諾維也夫寫道：“為了順利地同我們的敵人作鬥爭，我們應當有自己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我們應當將蘇維埃政權治下一億俄國居民中的九千萬人爭取到我們這邊來。至於剩下的那部分人，對他們我們沒有什麽可說的，應當把他們除掉。” 總之，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就是將一億人中的一千萬，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在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1918年10月18日）上，著名的水兵熱列日尼亞科夫聲稱，“布爾什維克準備處決的不僅是一萬人，而且是一百萬人，以便粉碎一切反對派。”於是確定了戰略方針，斯大林後來繼承了這一戰略方針，殺害了數以千萬計的蘇聯公民。季諾維也夫等“人道主義者”也被處決。

　　一九一八年一月，布爾什維克首腦在《如何組織競賽？》一文中說，“有許許多多貫徹‘社會主義金科玉律’的辦法”：他將其中的一個辦法叫做：“將十分之一犯遊手好閑罪者處決。”決定命運的公式為“十分之一”。後來希特勒也喜歡上了這個公式，衛國戰爭中黨衛軍分子槍決蘇聯和平居民，是每十個人中殺一個。在壞人的行為中，一切都很相似。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沃洛達爾斯基（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主任）被刺身亡後，布爾什維克首腦在致季諾維也夫的信中寫道：“我們直到今天才在中央委員會聽說彼得格勒的工人希望以群眾性恐怖來回應沃洛達爾斯基的被刺，你們（不是你本人，而是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員們或者彼得格勒委員會的委員們）卻勸阻了。我堅決抗議！我們是在敗壞自己的名聲…… 是在妨礙群眾完全正確的革命首創精神的發揮。這—是—不—行—的！恐怖分子會把我們當成窩囊廢。這是個非常的軍事時期。應當鼓勵恐怖的魄力和規模……”

　　布爾什維克首腦的“恐怖的規模性”的確成了大規模的實踐。為回應烏裏茨基（也是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副主任）被刺，處決了五百名人質，均係完全無辜者。

　　一九一八年八月九日，布爾什維克首腦發出幾封電報，一封比一封駭人聽聞。致電下諾夫哥羅德的Г。 費多羅夫：“應當竭盡全力，組建獨裁者三人小組（您、馬爾金等），立即實施大規模恐怖。”致電奔薩的葉夫根尼·博什：“必須……對富農、神甫和白衛軍實施無情地大規模恐怖；將可疑者關進城外的集中營。”

　　次日，仍然致電奔薩：“致庫拉耶夫同誌、博什同誌、米金同誌等奔薩共產黨員。同誌們！對五個鄉的富農暴動必須進行無情地鎮壓。這是整個革命利益的要求，因為如今處處都在同富農進行‘最後的堅決鬥爭’。應當樹立榜樣。一、至少絞死（一定要絞死，讓老百姓都看見）一百名眾所周知的富農、財主、吸血鬼；二、公布他們的名字；三、沒收他們的全部糧食；四、確定人質——根據昨日電報。要使數百俄裏之內的老百姓都看見，都害怕……收到電報請回電，執行情況也請電告。你們的布爾什維克首腦。”致利夫內執行委員會：“必須…… 沒收反叛富農的全部糧食和一切財產，絞死富農中的主謀……”布爾什維克首腦要求糧食人民委員部駐薩拉托夫的全權代表派克斯“任命自己的首長並處決陰謀分子和動搖分子，誰也不用問，不允許白癡似的拖拉。”關於同尤登尼奇的鬥爭。“…… 處死尤登尼奇…… 如果進攻已開始，可否再動員二萬彼得格勒工人加上一萬資產者，在他們身後架上機槍，槍殺數百名，對尤登尼奇實施真正的大規模猛攻。”

　　又是絞死，又是槍殺，又是燒死……

　　布爾什維克首腦熱中於恐怖。“致克列斯廷斯基。我建議立即成立（起初可以秘密地）專門委員會，以製定緊急措施（拉林所主張的）。拉林說得對。比方說，您+拉林+弗拉基米爾（捷爾任斯基）+李可夫？秘密地準備恐怖：必須而且緊急。布爾什維克首腦”。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政府將恐怖合法化，頒布了臭名昭著的《關於紅色恐怖的法令》。決定中說：“聽取了肅反委員會主席關於這個委員會的活動的報告，肅反委員會認為，在目前情況下通過恐怖來保障後方是當務之急；為了加強全俄肅反委員會的活動並使之更具有計劃性，必須盡量多派負責的黨內同誌去；必須通過將階級敵人隔離在集中營內來保障蘇維埃共和國的安全；所有同白衛軍組織、陰謀和暴亂分子有牽連的人均應處決。”

　　恐怖進入了新的階段。

　　據《北方公社報》（1918年第98、99、100、101期）報道，僅僅一九一八年九月、僅僅彼得堡一地，在捷爾任斯基領導下有九百四十九人作為人質被捕並處決。第一批人質五百一十二人於九月初處決。第二批人質四百三十七人隨後處決。請看他們的社會構成：部長兩人，海軍上將一人，將軍二十一人，上校二十二人，軍官三百二十人，海軍軍官十八人，商人十八人，銀行家三人，工程師七人，大學生三人，婦女兩人，各黨派成員十五人，羅曼諾夫家族親王四人，普通士兵一人。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的七個月內，處決了八千三百八十九人。其中：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一千二百○六人；莫斯科肅反委員會二百三十四人；基輔肅反委員會八百二十五人；全俄肅反委員會七百八十一人；集中營中關押了九千四百九十六人，監獄中關押了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四人；扣作人質一萬三千一百十一人；上述時期共逮捕八萬六千八百九十三人。

　　葉卡捷琳諾格拉德市監獄一九二○年八月至一九二一年二月處決了將近三千人。敖德薩肅反委員會在十一個月內處決了“一萬五千至二萬五千人，報上刊登了一九二○年二月至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間將近七千名被處決者的姓名。敖德薩還有八萬人在關押地。”一九二○年九月，斯摩棱斯克鎮壓了衛戍部隊的起義，鎮壓過程中處決了一千二百名士兵。《塞瓦斯托波爾消息報》刊登了第一批恐怖受害者的名單，處決了一千六百三十四人，其中婦女七十八人。據報道，“納希莫夫大街上掛滿了軍官、士兵和非軍人的屍體，他們是在大街上被捕，未經審判即匆匆處死的。”塞瓦斯托波爾和巴拉克拉瓦的肅反委員會處決了將近兩萬九千人。據馬克西米利安·沃羅寧證實，恐怖的第一個冬天（1920年）克裏米亞處決了九萬六千人。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政治局通過了《關於盡可能在遙遠的北方烏赫塔地區、遠離居民區的地方成立能容納一至兩萬人的感化營的決定》。集中營網遍於國中。僅奧爾洛夫省上世紀二十年代就有五處集中營。數以萬計的俄國公民曾經進過這些集中營。在一九一九年的四個月內，僅僅一號集中營就關押了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三人。集中營的數目在不斷增加。如果說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僅有二十一處的話，那麽一九二○年十一月已經達到八十四處。

　　凡是讀過《蘇聯共產黨曆史》的人，都知道許多關於布爾什維克首腦建設社會主義的神話，其中也有關於他的“政治遺囑”的神話，認為《給代表大會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免去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就是“政治遺囑”。實際上，這根本不是他的遺囑。布爾什維克首腦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寫道：“以為新經濟政策結束了恐怖，這是大錯特錯。我們還要回過頭來搞恐怖，搞經濟上的恐怖。”集體化、工業化、政治犯奴隸般的勞動就是將這一布爾什維克首腦遺囑變為現實的的最有說服力的範例。

　　布爾什維克首腦在起草俄羅斯聯邦刑法法典期間，致信司法人民委員庫爾斯基，其中說道：“庫爾斯基同誌！…… 我認為應當將死刑的運用…… 擴大到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等等的各種活動上麵。”不久又去一信：“庫爾斯基同誌！…… 公開提出一個原則性的、政治上正確（而不僅是法律上狹窄）的論點，來說明恐怖的實質、它的必要性、它的範圍。”

　　接到布爾什維克首腦指示的，不僅有肅反工作者，還有法庭：“我們的革命法庭對公開替孟什維主義者辯護的人應當處以極刑，否則就不是我們的法庭。”一九二二年三月，布爾什維克首腦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講話時這樣說道。在一九二二年第一部蘇聯刑法法典中，就出現了“鼎鼎大名”的規定以“政治行為”處以極刑的第五十八條。

　　一九二三年二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一紙秘密通令，詳細列舉了注定成為肉體消滅對象的社會族群。他們分別是：

　　政治黨派和政治組織：

　　1. 所有革命前政黨的原成員；2. 所有帝製派聯合會和組織的原成員；3. 所有獨立莊稼人聯合會的原成員，以及烏克蘭中央人民會議時期獨立莊稼人聯合會成員；4. 所有原舊貴族人士；5. 所有原青年組織（童子軍等）成員；6. 所有各種流派的民族主義分子。

　　沙皇機關職員：

　　1. 所有原內政部職員；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憲兵隊職員，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邊防官員等等；2. 所有司法部職員：所有區法院成員，各級法官、檢察官、調解法官，司法偵查員，執法者，村法庭庭長等等；所有沙皇陸海軍的軍官和士官，無一例外。

　　暗藏的蘇維埃製度敵人：

　　1. 白軍、非正規白衛部隊、彼得留拉部隊、起勁地與蘇維埃政權作鬥爭的各種暴動隊伍和匪徒。受到蘇維埃政權赦免者也不例外；2. 所有白衛政府、中央會議、蓋特曼行政當局之中央和地方機關和機構的文職人員；3. 所有宗教活動家：東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揮，教民組長等等；4. 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鋪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經濟政策時期的企業主、投機商人）；5. 所有先前曾使用過雇傭勞動力的原地主、大佃戶、富裕農民。所有原工業企業和作坊的廠主；6. 所有其直係親屬處於非法狀態或者繼續在反蘇維埃匪幫中與蘇維埃製度作鬥爭的人；7. 所有外國人，不論其所屬民族；8. 所有其親友在國外的人；9. 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團體的成員（特別是浸禮宗教徒）；10. 所有舊學派的學者和專家，特別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11. 所有過去曾因走私、間諜活動等受到懷疑或者判刑的人。

　　二、妙語連珠

　　“戰爭賠款”

　　談話末了，我一本正經地對總理說：

　　“科爾先生，這一切都很好。今天我們的談話也是有建設性的，不過有件事情讓我不得安寧。始終折磨著我。”

　　“您指的是什麽？”

　　“我指的是德國至今沒有付清對我國的賠款。”

　　“什麽賠款？我們全都付清了的。”

　　“不對，科爾先生。德國政治學家杜撰了在地球上建設最好社會的理論。德國人自己不知為何不願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想法構建自己的幸福，卻把這個計劃塞給我們。俄羅斯咬上了這個誘餌，把社會破壞活動當成了善行。結果是我們變窮了，落後了。現在又來向你們求援。”

　　科爾聽了大笑不止。

　　那個組織

　　除了已經講過的而外，我就不去詳談蘇聯曆史的細節了。其中許多東西都混淆不清，交織和纏繞在一起，諸如惡與善、罪惡與自我犧牲、凶手與受害者、使人痛苦的仇恨和尚未徹底泯滅的善心等等。簡而言之：亞戈達、葉若夫、貝利亞及其幫手有罪，斯大林及其躁狂的爭權、殘忍、蔑視人的個性有罪。鼓吹“暴力是曆史的助產士”的列寧有罪。然而這還不是答案，而是答案的一半。一個、五個、九個、一百個“超人”也無法如此毀壞國家的命運和人們的命運。正因如此，我才想談談意識形態、謬誤、盲目的信任、我們過去所崇拜的理想。

　　另外一個問題是，是否可以認為那個組織的掌權是為社會所接受的、對社會說來是安全的，並從而承認它有權掌握最高的絕對權力呢？這個組織在七十五年中始終堅持其再明顯不過的謬誤，鄭重其事地認為並且公開斷言：它、也隻有它才洞悉社會生活潛在的動因、曆史的客觀規律、幸福未來的處方和通往幸福未來的秘密路徑。

　　凡是那些出於最良好的動機、試圖哪怕賦予該組織的行動以某種合理性的人，這個組織都是堅決徹底地猛烈抨擊之，逐出自己的隊伍，進行整治、迫害、詆毀和肉體消滅。

　　這個組織把國家和人民當成自己手中一塊可以隨意塑造的黏土，患上了過分自信病，除了靠它為自己創立的超級集中和超級軍國主義化的國家的全部實力來加重的抽象的曆史責任而外，它不負任何責任。一種到了癲狂狀態的偏執。

　　曆史賬單

　　布爾什維主義不得逃避對以下行為所負的責任：

　　一九一七年非法的暴力國家政變及隨後開始的“紅色恐怖政策”；

　　發動同胞相殘的內戰；

　　消滅俄羅斯農民；

　　消滅基督教教堂、佛教寺廟、穆斯林清真寺、猶太教會堂、祈禱室，對信徒的迫害，使國家蒙羞的反良知罪行；

　　消滅俄羅斯社會的傳統階層——軍官、貴族、商人、知識分子、哥薩克、銀行家和企業家；

　　聞所未聞的假案，偽造的判決，庭外判決，未經審判和偵查的槍決，虐待和拷問，成立集中營、包括關押兒童人質的集中營，對和平居民使用毒氣。有兩千多萬人在列寧斯大林清洗的絞肉機中遇害；

　　消滅一切黨派和運動，包括民主和社會主義取向的黨派；

　　拙劣地進行同希特勒法西斯的戰爭，尤其是在戰爭初期，當時位於我國西部地區的正規軍幾乎全部被俘或者被殲。隻是三千多萬死難者組成的牆壁才使得國家免受外來的奴役；

　　對於原蘇聯戰俘犯下的罪行，把他們像牲口一樣從德國集中營驅趕到蘇聯的監獄和集中營；

　　野蠻地將德意誌人、韃靼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朝鮮人、巴爾卡爾人、卡爾梅克人、土耳其-麥斯赫基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加告茲人、波蘭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摩爾達維亞人、西烏克蘭人從故土驅趕至我國荒無人煙的地區；

　　策劃對於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大師、工程師和醫生的迫害，對於祖國科學和文化造成的巨大損失；

　　策劃種族主義訴訟案（針對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世界主義——反愛國主義者”、“醫生殺手”），旨在挑起族際糾紛，激起卑鄙的本能和偏見；

　　策劃針對任何異己思想的罪惡運動；

　　全盤的無所不包的國家軍國主義化，結果是人民徹底貧困化，社會的發展陷於災難性的停滯；

　　確立針對人、人的榮譽和尊嚴、人的自由的專政。

　　由於布爾什維克政權在曆次戰爭中的罪惡行為，由於饑餓和清洗，有六千餘萬人死於非命，俄羅斯瀕臨崩潰。布爾什維主義作為法西斯主義的一個變種，充當了走上消滅本國人民道路的反愛國主義主要勢力。這股勢力給人民的遺傳基質、他們肉體和精神上的健康造成了不可思議的損失。

　　為了拯救國家和整個世界，必須來一場堅決而徹底的國家和社會的非布爾什維克化。

　　企業家與官員

　　那麽，我們今天究竟擁有什麽呢？我們擁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拚命幹活者的隊伍愈來愈龐大，他們僅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勤勞、自己痛苦的經驗、自己的智慧和靈巧上。不錯，企業家隨時隨地都得耍手腕，因為一群官員老是在糾纏他們。要不斷地擺脫官員：有時用棍子，不過更多地是靠賄賂。扔下一塊肉，狗就會跑到其他院子去轉上個三兩個月。

　　俄羅斯官員的日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滋潤過。官員大大富過尚嫌衰弱的企業家階層。賄賂成為像見麵握手一樣必不可少的事情。任何一家商號，隻有通過官員才能開張。在俄羅斯，致富之路總是多半通過權勢的侵吞公款。如今這已經達到了難以想象的規模。官員決定一切，卻不負任何責任。無論在上帝、社會、法庭麵前都不負任何責任。

　　然而一群受賄者畢竟不是一群討伐者和劊子手。官員狡猾，但俄羅斯生意人更狡猾，他們學會了耍花招。小公司像蟑螂一樣見縫就鑽，地上、床墊上、集市的小桌上，哪兒都可以擺自己的商品，還可以走街串戶。最機靈者往往進入中產階層，全靠自己的勤勞和靈巧。

　　俄羅斯的潰瘍

　　貧窮和無權地位過去和現在一直是俄羅斯永遠的潰瘍。貧窮是由於缺乏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無權地位則是由於把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極端重要性看得過大。

　　戈、葉的功過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無論他們有過多少錯誤和失誤（有時還是嚴重的錯誤和失誤），他們畢竟使國家留在民主的軌道上。曆史將會忘記他們彼此的不睦，卻將會牢牢記住他們的業績。他們都是自願交出權杖，從而顯示出個人的勇氣和曆史的洞察力。

　　忘記了“快樂國度”中的生活

　　如今，許多人開始忘記改革前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改革前的我們又是怎樣的我們。忘記了那種扼殺一切活物、甚至新事物微小萌芽的死氣沉沉的環境。我們這些改革的擁護者隻是隨著對新信息、新知識的掌握，逐漸弄清楚了（這裏我說的是自己）馬列主義是無效的，它反映了社會之中在他人的口袋裏、最好是在搶劫和破壞中尋找自己“幸福”的那部分人的利益。這部分人至今痛恨他人的成功，痛恨並非屬於自己的幸福。

　　已經忘記了蘇聯人沒有權力和財產，以便於仍然做個昆蟲，頂多是個小齧齒動物。已經忘記了“快樂國度”中的生活：買到一瓶伏特加是樂事，買到一截香腸就更是樂事。已經忘記了不排隊購買臭肉和爛土豆就無法過活的日子。那年月還缺不了親愛的告密者，缺不了在黨委會、工會委員會上就某個“道德敗壞者”同誰的妻子幹了什麽、怎麽幹的問題進行的辯論。甚至在朱可夫元帥和導演托夫斯托諾戈夫的臥室裏都裝上了竊聽器。其實，政治局委員全都受到竊聽，總書記和總統也未能幸免。平行黨——肅反工作者黨負責人的求知欲很強，他們對知識如饑似渴。

　　當空想掌握了群眾

　　我懷著痛苦的心情開始向自己提出難以解答的、折磨人的問題。為什麽在我的國家裏，空想掌握了群眾，為什麽曆史不想找到暴力之外的另一種選擇？為什麽自由思想受到如此粗暴、厚顏無恥的踐踏？為什麽消滅農民階級、對知識分子的血腥迫害、生態方麵的野蠻行徑、搗毀往昔的物質和精神象征居然為社會所接受？為什麽會形成一個特殊的黨國管理者幫派？他們寄生在人對於未來美好生活的永恒期望之上。為什麽人會如此軟弱和無助？所發生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為什麽我們許多人都對當局的強盜行徑鼓掌，相信隻有消滅“人民公敵”及其子子孫孫，才能獲得幸福？為什麽我們這個國家特別落後？

　　不照規矩來

　　一九八五年國家向著自由前進。將蘇聯生活法典中關於暴力、階級鬥爭、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犯刑事罪的條文棄置一旁。極權製度的瓦解為建設民主、法製、開放的社會和國家創造了條件。這樣的社會和國家有自由選舉、議會製、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正常的市場，沒有對核對抗的恐懼感。隻需工作、致富和高興。打起精神來，就一切都順理成章了。

　　可是不。我們根本不需要照規矩來，我們不知道如何照規矩來。我們不願意走下街壘，很不願意。又是對於專製的渴望，對於革命躍進的向往，革命躍進誕生了冒險主義以及無愛國心、冷酷無情、像過去布爾什維克和懲治者一樣攫取國內政權的官員。為什麽呢？

　　一切都是因為俄羅斯處於自由主義和專製這兩種主要傾向之間由來已久的相互對抗的狀態。而且某種形式的專製始終占據上風，使俄羅斯陷於貧窮和奴役，自由主義則總是受到當局的摧殘。專製就其實質而言，客觀上充當著“第五縱隊”的角色，暗中抵製和阻礙曆史事件的自然進程。

　　忽視教育和科學

　　其中主要的、無法作出合理解釋的錯誤是忽視教育和科學、忽視整個社會領域。這個錯誤大大降低了對於民主管理的信任度，產生了“新的赤貧”——如今已是學者、醫生、教師、退休者，並且為社會蠱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實不僅為蠱惑、也為正當的憤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教育和科學是文明的基礎，不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是一大罪過，也是對於生活質量的一大打擊，而生活質量是社會自由主義的基礎中之基礎。

　　開放性乃是國家的醫生和法官

　　如果俄國人知道過去內戰和其他大小戰爭花掉了多少物資，清洗和扼殺農民給我國造成了多大的損失，瘋狂的軍國主義化、和平時期供養六百萬軍隊、毫無意義的土壤改良、對東歐國家的占領、阿富汗戰爭和車臣戰爭花掉了多少經費（這一切都是出於最高當局的怪癖，對人民有害），那麽他們對無能當局的看法肯定會大不一樣。若是沒有這些罪行，那我國人民就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

　　變“國家——社會——人”

　　為“人——社會——國家”

　　改革用頭撞擊可見的和無形的牆壁已長達二十年，改革倉皇失措，四處尋找通往自由和繁榮的道路。我們在向著光明奔跑，卻遭遇黑暗。怎麽回事呢？

　　依我之見，如果不對俄羅斯生活的各個方麵來一次果斷的非布爾什維克化，那麽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公民社會的形成注定要經過痛苦的震動。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斷言，我們該徹底改變權力模式了。不是國家——社會——人，而是人——社會——國家。到那時一切必將各就各位，真正的公平必將得勝。

　　俄羅斯偏離發展的主幹道，

　　落後了一個世紀

　　應當說，甚至在改革之初也尚未形成一種有分量的清楚認識：（精神和肉體上的）生命力的天然儲備受到極其嚴重的白白糟踐，以至人民的生存本身都成了完全現實的問題。偉大的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早在一百年前就曾預言：“俄國人民及其知識分子中隱藏著自相殘殺的因素。”我不想同意這個想法，卻又常常回到這個想法上來。因為我明白：俄羅斯偏離了發展的主幹道，落後了一個世紀。列寧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把俄羅斯僅僅當成世界革命的材料的反俄思想。智能受到持久而無情的扼殺。以同俄羅斯格格不入的社會發展構想武裝起來的布爾什維主義，不僅從經濟上毀掉了國家，而且幹了不少使靈魂集體化、使之溶化在屠殺和背叛的血漿中的事情。鼓舞人心的良知進入地下狀態或者逐漸幹癟。垂死的良知也就是垂死的民族。

　　我們依然坐在霧靄中的樹墩上

　　實際上，整個業已逝去的千年，俄羅斯都在打仗，鬧內訌。沒有朋友，隻有敵人和附庸。有人吹噓說俄羅斯從來就沒有奴隸製，她一步就跨入封建主義。得了吧，俄羅斯是哪兒都沒有跨入。一切改革社會結構的嚐試都在官僚封建國家覺得很相宜的奴隸心理中化為灰燼。

　　我們世世代代都懷著對美好生活的希望。我們懷著希望就寢，懷著希望醒來。我們期待已經到來的千年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忘記了我們從前的經曆。亞曆山大二世打算告別奴隸主封建主義，遇刺身亡。斯托雷平也有類似的想法，遇刺身亡。列寧大肆吹噓共同幸福的到來，那是一場騙局，身後留下的隻有一些伸著手的青銅偶像，還有就是一貧如洗、滿目瘡痍的國家。斯大林在消滅俄羅斯及其各族人民的時候，也一口咬定說普遍幸福就在最近的轉彎處。一九八五年後的改革期間推翻了極權主義製度，然而沒有搞徹底。“官僚國家”依然健在，而且酒足飯飽。

　　我們依然在霧靄中坐在等待的樹墩上，仿佛沒有腿，沒有手，也沒有腦袋。我們會幹活，可是不想幹，再說官僚也不讓幹。樹墩暫時還支撐著我們的光P股，但它也有點腐爛了。

　　曙色還是暮色

　　在多半是自白性的思考的末了，我想說上幾句。無論社會生活有多麽不可理解，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經參與了艱苦卓絕、坎坷不平、然而崇高的爭取我的祖國人民的自由的鬥爭。可眼下是霧靄，那是曙色呢還是暮色，我不知道，不過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我渴望相信柯羅連科的話：“神聖的羅斯雄雞高唱，神聖的羅斯天將破曉！”

　　饒漱石的一個“錯誤”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饒漱石被作為“高饒反黨聯盟”和涉及潘漢年案而被打倒並開除黨籍。近些年，不少黨史研究者提出要重新審定這個案件。《炎黃春秋》最近刊登了一些知情者談饒漱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九五四年批判饒漱石的會議上，有人揭露饒漱石反對劉少奇的“錯誤”，而饒漱石本人對這事堅決否認。

　　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在中共華東局保衛處工作的李振田回憶說，解放初，劉少奇到上海期間，饒漱石在接待上確實有過“怠慢”。劉少奇夫婦那年來（1950年）住了大概一個月，他左右的人對生活要求比較苛刻，如叮囑房裏氣溫不得低於二十二攝氏度，不得高於二十四攝氏度，那時沒空調，靠燒鍋爐，這個溫度很難控製。饒漱石起初陪了幾天，後來沒有陪。對劉少奇左右人員的特殊要求，饒漱石總是一邊歎氣：“唉，唉……”

　　上海解放後，劉少奇幾次來上海，有人對饒漱石說：“少奇同誌來了，你也去陪一陪。”他回答說：“他是帶夫人來，還有小孩，又不是正兒八經的工作……”恐怕這也得罪了劉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