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戒驕一則

　　◎邵燕祥

　　讀馮錫剛先生《郭沫若：寫與不寫的糾結》（《同舟共進》2011，第7期），說到一九四四年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澤東曾寫信給他，大加揄揚。毛還表達了“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這一意向。馮文說郭自然明白，毛的這一提議，意在鑒戒“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毛澤東準備“進京”，他形容為“趕考”，李自成和洪秀全，趕考都不及格，他認為緣於驕傲。驕傲會導致失敗，這是他基於前人教訓而超出同儕的預見。

　　到一九五六年召開中共八大時，天下已經大定。他在八大開幕詞中，留下名言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對驕傲的後果定位為“落後”，而不是十二年前的“失敗”了。當其時也，不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國內外的自己人、友人乃至敵人，都不會把“失敗”同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權聯係起來。

　　盡管如此，畢竟毛澤東心目中還是以驕傲為戒的吧？如果半年多以後發動的“反右派”鬥爭的決策，有多方麵的因素使然，不宜簡單歸之於驕傲（但不聽勸，如對宋慶齡的不同意見置之不顧，已是大驕傲的苗頭）。而在“反右”以後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的大倡“三麵紅旗”，大“反右傾”，導致長達五年的大饑荒，餓死三千七百多萬人，卻還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僅僅說是驕傲，已近避重就輕。因為，這一切已經屬於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悖謬，並非僅僅是思想作風的問題，驕傲雲雲，不過是鑄成大錯的某種觸媒罷了。

　　或問，為什麽在八大開幕詞中宣講了“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言猶在耳，卻經由風雲突變的“反右派”鬥爭，提出“乘風破浪”的浪漫口號，端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這一整套違反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的浪漫戰略，蹈向宣傳上從未承認而世人有目共睹的“驕兵必敗”的結局，成了毛澤東這個絕不糊塗的明白人至死未解的心病呢？

　　我試作解釋：一九四四年的戒驕，確是由李自成的敗走，於心有戚戚焉，日寇還在張牙舞爪，中原逐鹿尚未開局，上下正宜小心謹慎，步步為營，是發自真心，與黨內同誌共勉，誰也別在這個節骨眼上因驕傲而闖禍，危及日後奪取政權的大局。到了一九五六年的戒驕，則主要是對全黨的告誡，一則“三大改造”即社會主義革命在敲鑼打鼓中提前完成，二則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引起國際共運的混亂和分裂，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為首的地位略顯動搖，中共威望有所上升，適時地表態戒驕，可以贏得國際國內更多的擁戴，何樂而不為？——這樣的解釋有什麽根據？這是出於常情常理，凡人亦有的小小見識。“以意逆誌”，即可得之。

　　更要補充的一點，那篇短短的但是精彩的八大開幕詞，並非毛澤東親筆，而是田家英捉刀。在田家英落筆寫下“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十二個字的時候，他心目中叮囑的對象，固然是在場的八大代表，還有不在場的全體黨員和幹部，然則其中或並不排除也有毛澤東本人在內。田家英此時在毛身邊工作已經十多年，日親謦咳，對毛的一動一靜，了然於心，特別是在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作關於斯大林個人迷信後果的秘密報告後，田對主席的思想脈絡會有更深入細致的觀察，是不是發現了某種程度“驕傲”的苗頭？此時的田家英是不是已經把這與“斯大林晚年錯誤”聯係起來看，我們沒有把握，但相信他有一定的敏感，因而，不是出於“異心”，而是出於愛護之心，在替毛起草的這份發言稿子裏，在勖勉全黨的話裏，寄托了一份對領袖的諫言，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人們能體會“伴君如伴虎”的苦衷，則像田家英這樣一個極其聰明的書生，之采取如此委婉曲線的方式來向毛進言，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十分合乎邏輯的。隻是田家英這一分拳拳之心，卻不幸落空了。

　　而“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一不刊之論，卻終於以毛澤東的名義收入他的語錄和選集。撇開毛本人的作為不論，這句話並不因為他晚年沒有做到，便失去它的真理性。依照馮友蘭先生的一個命題（曾經被批判得一塌糊塗），這裏適用“抽象地繼承”。

　　對於毛澤東著作包括講話的浩如煙海的篇幅中，那些經得起推敲的話，都適用“抽象地繼承”吧？當然，像“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樣的大實話，過去附麗於毛澤東大名以行，其實我們要說明這個道理，完全用不著引用毛的語錄的。然而像“（對“紙老虎”並引伸對一切困難或敵對物）戰略上要藐視，戰術上要重視”的思想，帶著明顯的毛氏印記，引用起來是不能不注明出處的。像這句話一類的閃爍著睿智光輝的思想言論，所在多有，不應讓它埋沒，還是有意義的精神遺產。

　　我很長時期不願在自己的文字中引用毛澤東的話了。因為經過“文革”的十年內戰，其中包括了屬於“文鬥”範疇的“打語錄仗”。互鬥的雙方都可以從毛語錄中找到有利於己方的根據。用當時的歌頌體語言說，這表明毛澤東思想博大精深，所以要什麽有什麽。從好處說，是毛的文章富於辯證法的精神，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條件下，有不同的應對，有不同的側重；而從另一個角度說，往往不免自相矛盾。那末，你相信哪一句話呢？現在人們常常引用（我也引用過）毛澤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對路透社記者的答問，其中強調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以及他在指責蔣介石專製獨裁，要求實行民主憲政時的講話，等等，除了用來批評他的背棄承諾以外，還有什麽意義呢？按照立法的通則，後法一經製定頒行，前法相應作廢，難道不是這樣嗎？

　　但是，我還是從馮友蘭先生那裏，找到了“抽象繼承法”，可以保證我們及後人仍能從毛的思想武庫中選擇具有相對真理性的思想材料，亦可聊慰毛氏的崇拜者們於萬一。

　　2011年7月11日

　　蔡元培後人拒絕遷墓北京大學

　　一九四○年春天，“北大之父”蔡元培在香港病故，局勢混亂之下，蔡元培隻能長眠香港，葬於香港島西南角山坡的“華人永遠墳場”。

　　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有過幾番關於蔡墓遷回北大的聲音，但都不了了之。 西南聯大外語係出身的翻譯家巫寧坤教授曾給北大領導寫了一封信：“懇請母校 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靈歸葬於北大校園，供世世代代莘莘學子瞻仰。所需經費如有困難，可發動校友捐獻，本人自當帶頭……”北大給他的回複是：“北大學生宿舍、食堂、文體中心等，樓間的距離甚窄，聲鬧喧雜，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適當場所。”加以拒絕。

　　關於蔡元培先生的墓是否要從香港遷至北京大學，近年來又引起種種議論。有的學者認為，蔡元培先生的墓當然還是應該遷回北大。香港不是一個長眠之地，蔡先生對北大的功績太大了，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精神至今仍值得弘揚。有的卻反對遷墓，他們說，幸虧蔡元培先生的墓在香港，如果在大陸，康有為的墓在“文革”有什麽遭遇？蔡元培時期的北大，已經伴隨著先生駕鶴歸西。他們認為，蔡元培在那裏安安靜靜待著比較好一點。

　　蔡元培的後人認為，入土為安之後，就不要再打擾亡靈。他們反對遷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