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日本出版“黃金時代”的景象

　　◎陳萬雄

　　陳萬雄先生，現任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總裁。從事出版事業已三十餘載，他是我國難得的一位學者型的出版人，既有深厚的史學底蘊，著有多種學術專著；又有豐富的出版實踐，推動香港出版事業取得長足的發展。他對二岸三地的出版業非常熟悉，對世界的出版行情也十分了解。為了回顧自己三十餘年來在出版界的所見所聞，陳萬雄先生特在《悅讀》上開辟“閑話出版三十年”專欄。愛書的讀者和出版界人士，一定會從中得到啟迪——

　　一

　　自少喜歡閱讀、逛書店。日子久了，不經意間記住了許多出版社和書店的名號。大學之後專注於中國近代思想史，出版史是繞不過的，有點認識。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負笈日本，耳濡目染，才與圖書出版結上了緣。

　　甫抵日本，最讓我嘖嘖稱善的是社會的讀書風氣。

　　那年代的日本，大、中城市不用說，小至鄉鎮，矚目所見，車船乘客，不拘老幼，近半捧著書刊在閱讀。誠然是日本社會的一道文化風景線。不說東京、大阪，就我居住的廣島，大小各式書店林立。大百貨公司的高層，大都有書店。比起當時的港、台地區，書店的規模、店堂之楚楚、設備之雅巧、圖書之繁多、服務之周到，何可相擬。即一家數百平方米大小的書店，決不乏學術和高文化層次的圖書。星期日到大書店，人流如鯽。最讓人欣羨的，不少一家數口，來到了書店，各就己意轉悠，瀏覽、搜購圖書。待約定時間，再集合上館子。日本尋常家庭，總設置書室或雜陳書框數列。曾閱新聞報道，日本家庭日常開支，平均是五分之一花在圖書刊物的消費上。睹此情景，當時心緒，仿如千年前來唐都的日本留學生和留學僧，不無“上國文采”的讚歎。在大學學習曆史的我，更感慨油生。日本國民性喜閱讀，十五六世紀抵日的西方傳教士，屢見諸文字，為之讚賞不已。甚至譽之為世界上最喜歡閱讀的民族。二次世界大戰後，雖然戰敗，經濟蕭條，人們在電車、火車上閱讀，已成社會普遍習慣。這種習慣首現東京，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在市內電車上閱讀已蔚然成風。話得說回來，日本情色書刊的泛濫，漫畫圖書的鋪天蓋地，閱讀者不分老幼，不少大學生手捧著教科參考書，再挾著厚厚一兩本漫畫書，坦然地回到學校，也是讓我吃驚和不解的。這又是日本社會文化的另一種情狀。

　　怎樣看待日本的文化和政治是一回事，應該看到，日本社會十分重視“教養”。閱讀是種教養，圖書的閱讀，能移風易俗，潤育社會文明。日本人喜歡閱讀的曆史來由和背景，很值得探究。日本曆史上幾大變局，如中古時代的“大化革新”、明治時期的“文明開化”、以至戰後“文化國家”的建設，都是日本社會閱讀風氣大開的契機，也是日本開新國運的時期。豈乎日本人更能領會、踐履司馬光所說：“教化，國家之急務也……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夫唯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的治道耶！

　　抵日不久，報刊所載，電視所播的幾則新聞，也令我更留意圖書出版這回事。

　　一則是大學畢業生就業的調查報告。說畢業後視為上選職業之一，是當出版社的編輯。報道並說，隻有最著名的幾家大學的畢業生，才有望進入最著名的幾家出版社當編輯。一則報道說，日本一位相當著名的大學校長辭去職務，改任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總編輯。這種職業的選擇價值，與我生活在香港的經驗，雖不至於是天方夜譚，也總夠訝異的了！一九七八年某段日子，是我到了日本第二年，報刊經月累篇地報道、詳解細說“築摩書房”的破產新聞。“築摩書房”是日本曆史悠久、以出版優質人文社會學科而馳譽的中等規模出版社。一家出版社的破產，在日本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引來如許的報道和評論，讓我好奇。不出幾個月，又有新聞，說該出版社得到日本政府的批準，援用了日本特有的破產法，免陷倒閉得以繼續經營。這種人情法律，自是考慮到它的社會文化功能。隨即，文化學術界發起一個運動，鼓動讀者去征訂這家出版社新推出的一套大型文學全集，用實際行動支持這家良好的出版社繼續經營下去。早前的一九六八年，著名學術出版社“河出書房”破產，一九七四年東京神田書店街的最大書店“三省堂”破產，都曾援用了這種破產法，再得讀者的支持下，繼續經營下去。上麵言及的兩家出版社和一家書店，至今仍自成風格，繼續經營。

　　日本，是我首個踏足的外國，也是第一個對其社會實況有體驗的國家。圖書與出版之關乎國家文化和社會風氣的想法，自此注入我心。香港固容易接觸到各種英文圖書。與中文圖書比較，就圖書論圖書，不難判殊高下，甚至差距明顯。感覺卻自然而然，理所當然，心底不起波瀾。可能是“歐美先進”的潛意識作祟。又或者之前未踐履過英、美國家本土，對其社會的出版和閱讀情狀無所知悉，不像到了日本，在情思上有這樣的衝擊。

　　二

　　滯日幾年，課餘大半時間流連於書店，可用的錢，大都化在購買書籍上。這除了個人誌趣之外，也緣於這種圖書環境。去書店，除尋找自己適讀書外；每周各異的新書環境，總讓人心思腳動；圖書品類，題材豐富，形式多樣，裝幀精美，攬閱撫摩，是賞心樂事；甚至圖書的廣告，五花八門，各種雅致的書簽，可搜集可觀賞可庋藏。

　　一些著名和規模大的出版社，每年都推出若幹套大叢書：有曆史文明、文化風俗、文學和藝術、自然科學，以至各類百科，題材繁富；內容遍及日本、世界甚至中國；規模可有十來冊，甚至數十冊不等；有純文字的、有豐富插圖的、有圖文並茂的，不一而足。一些出版社除了出版的叢書，有專業有普及的，開本、裝幀和類型都各不相同。叢書數量之宏富可至千種，出版時間可沿續數十年。日本的翻譯出版，除英語世界外，相信難出其右。譯書範圍，遍及世界各種語種。題材內容，上至陽春白雪的專業研究，下至下裏巴人的流行讀物，應有盡有。世界各種語文新書翻譯成日文，速度之快，幾與該書原文同步。日本學術界重視翻譯出版。一本有水平的學術譯作，與學者自己學術著作等視，在譯著的封麵、副書頁，譯者與原著者並列可見。譯著多附譯序或解說，這不啻是該學科或該學者和該書的導讀，對學生的學習和學者的研究，裨益極大。使人恍然明白，日文這種語文，不僅用於認識日本種種，亦是了解世界種種的便捷之道。推而衍之，出版之發達對文化之發展，效用之大，由此可見。

　　日本出版時至今日，雖雲頹落，然而其圖書製作之精美，裝幀之雅致，編輯之周至，構思之精巧，仍然是世界出版的強國。這實有賴出版水平的精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時兩岸三地，出版和圖書業，仍然落後，甚至比不上二十世紀前期的上海。與其時日本所見，雲乎遠甚。

　　三

　　逢長假期，總遊走東京、大阪、京都甚至日本各地，征逐圖書，甚至不辭跋涉，躑躅於小城鎮大街小巷的新舊書店，看書和淘書。日本新書出版量大，即為佳作，過了銷期，也不容易再版。當時日本書店雖然遍及各處，比之蜂擁而至的書種，也難以容納，圖書無限而地方有盡。舊書店遂成為愛書人的樂土。舊書店也擔負起文化流通傳承不可取代的角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舊書店業繁盛一時。東京神田書局街，至今雖仍讓遊客津津樂道，以能一遊為快。但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整個神田區，舊書店鱗次櫛比，盤桓著好幾條街，各擅其勝的分野，店中整潔滿密的圖書，覓書者梭巡而至的盛況，比之如今，舊書店疏落，尋書人零星，不無今昔之歎！

　　日後從事出版圖書業，才了解到戰後以迄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年，是日本出版和圖書業的“黃金時代”。留日期間這幾年，正是黃金時代的頂峰；但同時，也是由頂峰向下滑落的開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東京八層樓高“八重洲書城”的開業，“雜（誌）高書（藉）低”市場份額的逆轉，結合圖書、影視於一爐的“角川商法”等現象，固然是日本圖書出版的新氣象，但同時宣示了日本出版邁向企業化的趨勢。吊詭的是，日本出版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伊始，陷入長期的低增長以至負增長。更想不到日本出版和圖書業沉痾至今，不振愈二十年。個中原因，一九九七年在中國內地第一間書城“上海書城”開幕的圖書研討會上，筆者曾以《對日本當前出版的觀察和思考——出版產業化與文化發展的矛盾》（後收入拙著《曆史與文化的穿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一文予以剖析。其中內容和意見，由命題可思過半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在日本趕得上見證其出版和圖書業的黃金時代，所見所聞，對出版圖書業之認識，對社會文化的體認，甚至對後來之投身其中以至服務一生，確有過啟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