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泰戈爾與茅盾昆仲

　　◎鍾桂鬆

　　在中國似乎很少有人說起二○一一年是世界文學巨匠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世界各地凡是與泰戈爾有點關係的地方和機構都在紀念這位巨人，一些刊物也發表了不少歌頌泰戈爾的文章，介紹泰戈爾為人類文明所作出的貢獻。通過一係列紀念活動，這位大師的形象、思想及文學藝術成就，依然光彩照人。

　　一

　　二○一一年五月，是這個紀念活動的高潮，印度駐華大使蘇傑生五月七日在“泰戈爾誕辰一百五十周年紀念大會暨係列文化活動啟動儀式”上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五月八日，印度大使館文化處與孟加拉國大使館共同舉辦了“泰戈爾晚會”。蘇傑生大使發表題為“偉大的導師（泰戈爾）的人生及其作品”的演講；同一天，印度駐上海總領館舉行向泰戈爾半身塑像獻花儀式，總領事和盧灣區政府有關負責人等向位於上海茂名路與南昌路交匯處的泰戈爾半身塑像前獻花。五月九至十日，上海金源兒童戲劇學校和新德裏泰戈爾國際學校的學生們分別在學校禮堂和長寧區文藝中心進行文藝表演，演出泰戈爾膾炙人口的舞劇，朗誦泰戈爾詩歌。五月二十一日，印度駐上海總領館與駐上海的印度團體共同在上海舉辦文藝活動。活動推出泰戈爾創作的戲劇、詩歌和音樂作品，多側麵展示泰戈爾的人格魅力。十一月三日，中國紀念泰戈爾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辦，由北京大學南亞學係，印度研究中心和中國印度文學研究會聯會主辦。印度駐華大使蘇傑生先生出席。

　　在泰戈爾的祖國印度的官方活動也十分隆重和熱烈，印度總理辛格先生在泰戈爾誕辰一百五十周年紀念活動開幕式上作講話，稱頌泰戈爾是“人類巨匠”，“不僅是詩人、畫家、哲學家，更重要的，他還是一位人道主義的智者”，所以泰戈爾是“當代最傑出的人物”，是“偉大的導師”。為弘揚泰戈爾精神，辛格總理宣布，印度政府已決定設立一個以羅賓德拉納德特·泰戈爾名字命名的國際獎項，以獎勵那些不斷推動國際兄弟情誼與友愛的傑出貢獻者。辛格總理宣布，印度政府已決定向泰戈爾親自創建的國際大學投入大量資金，其中包括提供一項高達九億五千萬盧比的特別撥款。在泰戈爾故鄉的紀念活動，除了總理在開幕式上致詞講話，表達一個國家政府對一個偉人的敬意，政府出台設立獎項和投入外，還實實在在地進行了一係列紀念活動，比如，印度政府還啟動“羅賓德拉納特繪畫珍藏”的數字化項目；編輯泰戈爾生平影像紀錄片；賈達普爾大學為《泰戈爾文集》在線電子版標注英文和孟加拉國文注釋；印度國家文化部推出“泰戈爾國家文化獎學金”；文化部與國際大學還計劃聯手對所有珍貴收藏品，繪畫、書籍和手稿進行保護，修複並數字化……等等，這些有力措施，推動泰戈爾研究和紀念泰戈爾。

　　二○一一年的泰戈爾紀念活動，充滿著現代理性色彩，也充滿著對世界巨人的真誠敬仰之情，這在世界經濟、社會以及體現人文精神的信仰、價值觀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這樣的紀念頗有普世價值。

　　世界畢竟進步了。

　　二

　　泰戈爾無疑是近現代世界史上的一位偉大人物，他的傑出著作詩集《吉檀伽利》，以她的神秘意境和修辭魅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最終從二十八份提名中勝出，並且“由於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美的詩；這詩出之於高超的技巧，並由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業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據說，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諾貝爾委員會一封電報到達加爾各答，又轉輾傳達到在聖蒂尼克坦的泰戈爾。此時，整個聖蒂尼克坦都在為泰戈爾獲得的成就而沸騰！幾天後，即十一月二十三日聖蒂尼克坦又為詩人泰戈爾的榮譽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

　　印度詩人泰戈爾是亞洲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金的作家，不光印度當時將泰戈爾的偉大奉為神明，而且全世界尤其是亞洲各國，對泰戈爾的作品及偉大思想趨之若鶩，在知識階層掀起一股持久的泰戈爾東方文化熱，一九一六年，泰戈爾訪問日本，期間，對日本藝術早有影響的泰戈爾十分感慨，敦促印度藝術家要著眼於東方，從“司瓦德希”（“司瓦德希”是指印度堅持自給自足、抵製英貨的政治運動）的理想出發開創一個新紀元。而一九二四年的中國之行，泰戈爾宣傳從印度、日本感受到的東方文化也就順理順章了。

　　在這股持續多年的泰戈爾熱中，中國不少文人為泰戈爾的博大而傾倒，泰戈爾的大量作品在中國年輕知識分子中間傳播著，當年胡適，徐誌摩等人成立的文學社團“新月社”，就是泰戈爾新月詩集影響的結果。可見當年影響不一般。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泰戈爾從印度的加爾各答乘船出發，開始他的首次中國之行，四月十二日，泰戈爾一行抵達上海，受到上海文學研究會、新月社等團體和知名人士的熱烈歡迎，張君勱、鄭振鐸、徐誌摩等親自到碼頭歡迎這位巨人。泰戈爾的到來，也一時成為中國媒體爭相報道以及社會各界熱議的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仙風道骨的泰戈爾在郊寒島瘦的徐誌摩和人麵桃花的林徽因兩位俊男靚女的陪伴下，在中國奔波了近五十天，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太原、武漢等都留下了這位大師的足跡，刮起了一股泰戈爾旋風。泰戈爾第一次到中國，且受到如此熱烈的追捧和愛戴，他深深感受到中國人民的友誼。所以，他去各處演講緬懷中印友誼的同時，也大力宣傳他的“東方文化”，宣揚他的全人類相親相愛的理想主義。泰戈爾這種為世界和平行動奔波的精神泛愛的思想，引起當時中共中央以及一些年輕同誌的警覺，茅盾（沈雁冰）晚年回憶，當時“泰戈爾的訪華，使當時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十分激勸，也引起了共產黨的注意，中央認為，需要在報刊上寫文章，表明我們對泰戈爾這次訪華的態度和希望。”於是茅盾與陳獨秀，瞿秋白、沈澤民等中共精英，揮戈上陣，寫出了在當時一片歡呼聲中不一樣的文章。其中，茅盾與其胞弟沈澤民分別在《民國日報》《覺悟》《學生雜誌》《中國青年》上發表多篇文章，對泰戈爾的思想作了尖銳、深刻的批評和分析。

　　三

　　其實，茅盾的胞弟沈澤民在泰戈爾沒有到訪中國之前的一九二三年九月，就發表了《太戈爾之生涯與思想》一文，介紹泰戈爾生平與思想，從文章裏也可以看出，當初沈澤民對泰戈爾是作了一番研究的，因為半年後泰戈爾將來中國訪問，所以在輿論預熱過程中，中共已經注意到泰戈爾的泛愛主義思想會影響到中國知識界，所以中共青年理論家沈澤民首先發文介紹泰戈爾。這裏，我們不妨看看當年沈澤民是怎樣介紹的。在介紹泰戈爾生平和地位時，沈澤民還是用非常精辟的語言給予概括的。開首，他用活潑的語言介紹泰戈爾：

　　創立平和之院的山鐵尼克當學校、為本國的被壓迫民眾向虎狼似的英政府要求自治、發起光明運動、為了世界和平對世界軍國主義宣戰的印度詩聖太戈爾，不久要到中國來了。兩三年來，經過零碎的介紹，他的詩文已經有許多印入中國青年的心裏。我們愛他，我們敬他，然而唯恐錯解了他。現在有親聆他的言論的機會了，我們平素愛讀他的詩文的人，何等的歡喜啊！

　　對於泰戈爾的幼年生活，沈澤民介紹過他家庭情況後認為，“最早期是在沒有了母親的寂寞悲哀中過去，後半期是在自然的懷中過去。喜馬拉雅山和恒河是他的真師，是他的慈母。”後來，“二十三歲，他結婚了，那是個美滿的理想的結合。他們不久生了子女。太戈爾夫婦是何等的愛他們的小娃兒啊！你看那描寫兒童的最美麗的詩集《新月》（The Crescent Moon），中間充滿著怎樣融融泄泄的家庭生活。可惜這種幸福竟是不能長久的。在他三十五歲的那一年，他的妻子死了，他的愛兒愛女相繼夭折了。這個可怕的打擊，使他徘徊憂傷。而世界的文庫中，遂亦收割得了他的憂傷之果，一部最美麗甜蜜的戀歌——《園丁》。時間醫平了心傷，悲淒化成了徹悟以後，他轉而作頌神的詩歌了。GjtanlaL便是這時期內他所給我們的東西。

　　一九○二年，他四十二歲了，起初創辦山鐵尼克當學校，校址以加爾各答附近的？菖地方的森林中間，是一種森林學校。他采用印度古法，參以西洋學製，用宗教式的訓育，使兒童與自然相融合。一般兒童，朝晚在綠蔭中間，歌聲悠揚，一種和平快樂的空氣，使凡去參觀過的人都不能不說他成功的。因此，這學校就出名叫做“平和之院”。

　　一九一三年泰戈爾得了諾貝爾獎金後，他已經是一個世界的人了，他和法國的法朗士、巴比塞，英國的羅素、瑞典的愛倫凱女士一道，發起光明運動，積極地主張非戰。所以沈澤民說他：“在歐洲，他盡力於和平事業；在印度他委身於民族解放。”

　　所以沈澤民介紹泰戈爾生平是充滿感情的，分析泰戈爾的思想背景是深刻的。所以，在分析介紹泰戈爾思想時，沈澤民這位二十三歲的中共年輕理論家用詩一樣的語言寫道：

　　從他的事業上看，我們就可以曉得，太戈爾決不是一個人生否定者。他努力於和平事業，努力於使人類與自然融合的教育（山鐵尼克當學校），縱使他的哲學中帶著多少森林氣息，可決不是避世一流的思想。他是浸濡在印度精神裏麵，而同時吸收基督教的精神，以成其一派的思潮的。不過他所吸收的，卻是他們的積極方麵——佛的清淨的耶穌的愛，卻不是他們的否定現世的方麵。對於現世的人生，他正和他們相反，是熱烈地擁抱著的。

　　據他看，大宇宙中間，自然與人類是一個渾然的整體。宇宙是一個無限的生命，仿佛河流的波浪一般，和諧地歡樂地、跳舞著向前。人類也是這無限的、充滿著韻樂的生命之海中的一滴水。而這生命之流，是向著愛進行的。為什麽有生死呢？死不過是生命之更新，一個有生的軀體，用舊了，該換上個新的，使他可以負載新的生命。為什麽有善惡呢？善是流水，惡是堤岸，兩者是相待而成的。死與惡，總算是世界上兩大不幸，但他們是導向不朽的生命和無涯的愛的手段。

　　在這絕對的和諧中，一切生物都合奏著聖樂，但並不都能自覺。能自覺的隻有人類，這是人類所蒙的殊寵。人類因技能的進步，所有的精力，於對付生存之外，漸有餘裕了。這使他能夠反觀，能夠自覺他有一個我，能夠知道這個我是宇宙大生命中之一部，能夠找方法去實現他的我——他的生命。從這裏產生了藝術。仿佛夏天的蟬一樣，露水飲飽了，便到樹上去高唱，以表現他那雖短促而飽滿的生命。藝術家創作藝術品，原以發抒情感，得在創作的時候與宇宙的韻樂相諧鳴為目的的，除此以外，他什麽都顧不到了。

　　但是人類雖有了自覺的能力，能在上實現他的生命，實現世界的美和愛，過剩的精力也使他的物質欲發達，反而迷失了本性了。於是而蒙有殊寵的人，反而不及無知無識的螻蟻鳥蟲，螻蟻鳥之類，雖不能表現他的生命，卻是大生命之一部，在宇宙中和諧地生存著。人類則因迷失本性的緣故，不特不想表現自己，反而拒絕了宇宙的生命了。為了爭奪物質上的利益，他們和自然為敵，和同類為敵，隻顧擴權力，卻不顧毀滅了世界的同情和宇宙的和諧。這是滅亡的道路。強國奴隸弱國，強者又自相爭鬥，致演成過去的歐洲大戰，推原其故，皆由叛離自然而來。“因為作事的人們，常把他們的事務弄得出了和諧的地步，這是我們詩人所急欲將他弄和諧了”。藝術是實現人生的大道。

　　根據上麵所說，我們可以知道，太戈爾的世界觀中間，神的信仰是確定的了。他的所謂神，並非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如來，是宇宙即神，生命即神，萬有情態，無非神之表現。換言之，他的宗教，在這方麵，是近似於一種泛神論。因為宇宙的榮耀無過於無限的生命，所以人的榮耀也無過於能實現他的生命於這無限之中。太戈爾是人生的熱愛者！

　　為這緣故，所以他要主張和平運動，要為印度謀獨立。因為在他看來，世界上最不長進的事，無過於毀壞人生，阻止人生的發展。何況印度，一個文明極古的民族，素來是自然的愛寵，將來或者全人類的救主，卻被壓製在英國侵掠主義之下，使他傳襲的文明日漸澌滅？

　　以上可說是太戈爾對於人生、宇宙、藝術、和國家主義的思想的大概。我們看了，可以知道他的哲理從玄渺的宇宙觀以至實際的社會問題都一線相貫，自成一個係統的。但是詩人，所以並沒有係統的書籍記載他的思想，負這載達之責的，便是他的詩歌、小說、論文等了。

　　沈澤民對泰戈爾的世界觀，藝術觀、婦女觀、以及文明觀分析描述得十分深刻透徹。可見沈澤民後來對泰戈爾真的到中國訪問後的請問和批評，是建立在深入研究了解的基礎上，並不是今人所說的一種意氣用事。

　　還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泰戈爾將接受邀請來中國訪問的消息傳出以後，中國歡迎的輿論此起彼伏。中國文化知識界歡呼雀躍，鄭振鐸也是泰戈爾的粉絲，他主持的《小說月報》出版《泰戈爾號》上、下卷，鄭振鐸寫了《歡迎太戈爾》，徐誌摩寫了《泰山日出》《太戈爾來華》《太戈爾來華的確期》；還有研究泰戈爾的如鄭振鐸的《太戈爾傳》，王統照的《太戈爾的思想與其詩歌的表象》，周越然的《給我力量》，得一的《太戈爾家乘》，樊仲雲的《音樂家的太戈爾》等等。

　　四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泰戈爾一行如約，乘熱田丸到了上海匯山碼頭。自然，這是一個比今天天王明星的粉絲還要熱烈的一次歡迎盛會，是知識界粉絲的熱烈到頂點的歡迎，這些年輕粉絲的熱烈程度，有的到了崇拜得五體投地，也有的到了泰戈爾思想全盤接收的程度。年輕徐誌摩更是到了如醉似癡的程度，寫信時稱泰戈爾為“戈爹”，甚至因為陪著諾貝爾獎得主泰戈爾而激動得躲在海棠花下做了一個通宵的詩，激動得有些狂熱了。

　　四月十四日，泰戈爾在徐誌摩、瞿菊農等粉絲們的陪伴下，到杭州西湖欣賞湖光山色了。這一天，中共年輕的理論家茅盾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對於泰戈爾的希望》一文，表明自己崇敬但不迷信的立場，不指名地批評歡迎泰戈爾時的那種狂熱，尤其是泰戈爾在中國內憂外患的時代裏，高唱東方文化，在茅盾看來有點“誦五經退賊兵”的味道。他說：

　　我們也是敬重泰戈爾的：我們敬重他是一個人格潔白的詩人；我們敬重他是一個憐憫弱者，同情於被壓迫人們的詩人；我們更敬重他是一個實行幫助農民的詩人；我們尤其敬重他是一個鼓勵愛國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詩人。

　　此時的茅盾不僅僅是一個青年編輯，而已經是一個加入中共的革命者，年輕的茅盾向來對社會熱點能夠保持理性冷靜的態度，不會成為某位明星的狂熱的粉絲。所以在這篇文章裏，茅盾提出“相對歡迎”的口號和理由：

　　所以我們也相對地歡迎泰戈爾。但是我們決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的泰戈爾；也為歡迎創造了詩的靈的樂園，讓我們底青年到裏麵去陶醉去瞑想雲浮安慰的泰戈爾；我們所歡迎的，是實行農民運動（雖然他底農民運動的方法是我們所反對的），高唱“跟隨著光明”的泰戈爾！

　　我們認為中國當此內憂外患交迫，處在兩重壓迫——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軍閥專政——之下的時候，唯一的出路是中華民族底國民革命；而要達到這目的的方法，亦惟有如吳稚暉先生所說的“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們也趕鑄了機關槍打回去”，高談東方文化實等於“誦五經退賊兵”！而且東方文化這個名詞是否能成立，我們正懷疑得很。

　　這便是我們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之泰戈爾的理由。

　　我們又以為中國青年底思想本就太蹈空，行為本就太不切實，意誌就太脆弱，他們本就隻想閉了眼睛任憑身坐荊棘而專求其所謂靈的樂園，希望躲在裏頭陶醉一會；我們極不讚成再從而變本加厲，把青年思想引到“空靈”一方麵，再玩起什麽“無所為而為”的把戲。

　　這便是我們不歡迎專造靈的樂園讓我們底青年去陶醉之泰戈爾的理由。

　　茅盾這樣冷靜的批評是深刻的，也是中肯的。無疑是當時一片狂熱崇拜中的一副清新劑。

　　泰戈爾到達北京，北京火車站鞭炮齊鳴，梁啟超、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梁漱溟、辜鴻銘、熊希齡、範源廉等各界名流到火車站熱烈歡迎，泰戈爾這位世界大師，成為新派舊派爭相攀附的一尊“神”，梁啟超在歡迎泰戈爾時，將泰戈爾比作千年前的鳩摩羅什，著實讓人肉麻，而年輕的徐誌摩與泰戈爾“老戈爹、老戈爹”的親熱讓其他年輕人感到渾身不自然。所以，當時魯迅在一篇文章中說到泰戈爾訪華，對這些現象很不以為然，說泰戈爾訪華“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很熏上了幾位先生以文氣和意氣”。革命家陳獨秀當時還在領導著中共，他對泰戈爾來華宣揚他的東方文化有點恨恨不已。在文章中說：“請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泰戈爾！謝謝你罷，中國老少人妖已經多的不得了啊！”

　　泰戈爾在上海、北京演講之後，茅盾發表了《泰戈爾東方文化》一文，以輕鬆詼諧的筆調分別對泰戈爾宣揚東方文化提出批評。他說：“太戈爾在上海演講的是《東方文化之危機》。這次講演，他隻反複警告中國人不該舍棄了自己可寶貴的文化去接受那無價值的醜惡的西方文化；究竟我們的可貴的東方文化是什麽，他簡直沒有提起。他大聲疾言西方式的工廠，把中國可愛的田野之美毀滅了；難道田野之美就是東方文化麽？西方的‘望鄉愁’的詩人，曾把醜惡的都市蠶食美麗的田野作為詩料，做了些很好的詩，可知田野之美亦西方所固有，太戈爾替我們痛惜的事，西方也已經發生過；如依太戈爾的話，便是西方本來也有東方文化而早被西方文化毀滅了：請問這話合理麽？太戈爾又極力反對西方的組織、方法、能率、速度……等等，難道這引起東西真是毒蛇猛虎麽？難道原始人的粗陋簡單弛緩的生活真是人生的極則麽？我覺得太戈爾在商務書館圖書資料大會堂的講台上，的確做了一首很好的抒情詩，隻可惜這首攻擊西方文化擁護東方文化的抒情詩裏，既不曾明白說出東方文化是什麽，也沒有指明什麽是西方文化。”

　　至於茅盾稱泰戈爾宣揚的“東方文化”因為沒有實質內容，譏為“賣野人頭”是“空空洞洞地谘嗟詠歎，弄他私人的狡獪”。顯然已經有點青年革命家的激情了。當評論到泰戈爾北京演講的《人類第三期之世界》時，茅盾寫道：

　　太戈爾在北京的題目是《人類第三期之世界》；這是一個極有意思的題目。曆史上曾有過許多思想家描寫這“人類第三期的世界”，描寫得最圓滿最動人的，是鼎鼎大名的克魯泡特金，這位地質學家同時是一個文學好手，他所創造的紙上的“第三期世界”總算是美麗到極點，誘惑人到極點了，隻可惜這個世界少了一扇大門，我們沒有法子進去。現在太戈爾描寫的第三期世界比克魯泡特金的更空靈了。我們如果說克魯泡特金的第三期世界是紙上的，那麽，太戈爾的便是煙霧裏的；因為他隻說“尚有一更光明更深奧更廣闊的世界”，空間怎樣光明深奧廣闊，太戈爾又本詩人含蓄之旨，不肯說了。我們如果說克魯泡特金的理想世界忘記裝了大門，那麽，太戈爾便簡直不要大門；因為太戈爾並不希望肉體的人類到他的第三期世界裏去，隻希望靈魂的人類去，所以無所用其大門。

　　今天看來，當年不僅茅盾的批評是深刻的說理的，而茅盾胞弟沈澤民對來中國後的泰戈爾的批評卻是尖銳的。他在《太戈爾與中國青年》一文中對泰戈爾的 “冥想”作了深入透徹地剖析，認為泰戈爾“他不曾曉得思想與生活方式的關係，”還有“他根本抱定一個神的觀念不肯丟開，以至誤認精神可以脫離物質的條件而單獨發展”。沈澤民繼續寫道，“我們可說太戈爾實是一個思想落後的人了，他是印度的一個頑固派。縱不是辜鴻銘、康有為一類老頑固，也必是印度的一個頑固派黨的人物。太戈爾不是沒有他的價值，他的詩是我所愛讀的，他的小說也有他的魔力，他的散文可以卓然成立一派。他的人格也一定比梁啟超張君勱等輩高出萬萬。隻是他的思想實在是中國青年前途的一大障礙。”這口氣就有點陳獨秀味道了。顯然，當時已全身心投入中共革命活動的沈澤民，銳利的文筆中，透出一個先進分子的思想。

　　五

　　泰戈爾一九二四年到北京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時間，世事滄桑，天翻地覆，在二○一一年紀念泰戈爾誕辰一百五十周年的熱潮中，與當年泰戈爾首次訪華相比，多了一些理解多了一些理性，而對當年粉絲們的熱烈的追捧文章，今天看來似乎有點像今天那些小青年崇拜“超級女聲”的狂熱，也有點像崇拜港台名星的執著，隻不過當年的崇拜的對象是真正的世界級大師而崇拜者如徐誌摩等都是知識界，文學界的翹楚。而當年揮筆批評泰戈爾訪華時傳播東方文化思想和訪華時國內出現的種種現象的那些人，同樣也不是等閑之輩，尤其今天重新研讀茅盾昆仲在泰戈爾訪華時發表的文章，雖然當年還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文筆和思想及價值至今仍比當年頌揚泰戈爾的那些文章更有傳世價值。

　　不過，人都喜歡聽恭維的好話的，包括大人物泰戈爾先生，否則不會與狂熱崇拜他的徐誌摩等建立起如此深厚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