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記彭明先生

　　◎陳鐵健

　　一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日，京城普降第一場冬雪。記得五十年前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也是雪花飄舞的一天下午，我從京西溫泉鎮中央檔案館坐公交車進城。三個小時的顛簸後，走進東廠胡同一號黎大德堂東山八角亭，已是燈火通明的時光。

　　那時，李新、蔡尚思、孫思白、陳旭麓、彭明諸公，帶領一批助手和學生，集中於近代史研究所，編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四卷本）。東山是人工堆砌的假山，略高於平房屋脊，東端突出部，在藤蘿枝蔓掩蔭中有一座八角亭。原是民國總統黎元洪議論軍國大事之所。亭南行十米向西，在長約五六十米，寬約二三十米的山上平壩中，建有一排平房約十間。寫書組的蔡、孫、陳、彭各住一間，正在研究蔣介石的何幹之也有一間。每間工作室近二十平米，置桌、椅、床、書架、衣架，白天寫書，晚間睡眠，周末在京者可返家，京外來者隻能在此照舊工作或小憩。八角亭是寫書組的辦公室兼會議室。我的大學同班同學李義彬，這時住在八角亭，兼理寫書組的日常輔助事務。當時我由吉林省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借到東北三省抗日聯軍史稿編纂委員會，在中央檔案館複製中共滿洲省委和抗日聯軍的檔案文件。義彬不時邀我到八角亭小聚，把兩張辦公桌拚接，就是我的臨時床位。住在平房的彭明先生，就是在八角亭與義彬談事時，由義彬介紹認識的。

　　“哈哈，鐵健，鐵一樣的健康，不過……”一句話沒說完，我已深深為他的爽朗，率直，平易，親切的樂天派性格所打動。我那時身體不好，又黑又瘦。大饑荒年代尚未結束，多數人麵有菜色。彭明先生的“不過”，顯然是感到“鐵健”名不符實。彭先生中等身材，頭大、臉方、胸寬、目善、眉慈，聲音洪亮，體格敦實，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義彬說，彭明每天早起跑步，生活極有規律，治學用功甚勤，深得李新諸公賞識。而對青年人，彭明始終熱心指導，不遺餘力。這些我後來都親見其真，感同身受。

　　二

　　一九六二年元旦過後，在八角亭又見到彭明師。談話中，他提議我來寫書組一邊進修，一邊做事。《通史》第四卷已殺青，不久便可付梓。李新師計劃編一套大型現代史資料，由寫書組在京人員分工進行。彭明希望我和義彬都參加這項工作，我雖心向往之，卻不能自主，需向吉林曆史所的所長佟冬、副所長萬九河兩公請示。得到批準後，我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到八角亭報到。過幾天，李新、彭明、路爾銘、冷超、桑鹹之、詹婧韶、李義彬和我，便在八角亭聚會，李新主持會議並宣布資料選編計劃。我和冷超負責選編抗日戰爭時期資料。

　　此時，彭明已開始他《五四運動史》的研究準備工作，並擬就撰寫提綱。他先後發表《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和陳獨秀》、《五四前後的研究係》、《五四前後的交通係》、《五四時期的安福係》等影響甚大的文章。其間，他讓我幫他在近代史圖書室查找無政府主義的資料和論著，我用幾天時間，把查到的書目、論文索引抄寫清楚交給他。他連說：“謝謝！謝謝！”其實，那是對我治學的基本訓練，應該感謝的是他的指導。我讀《秋瑾集》寫有一劄記，他看了說可以送到刊物發表，這就是後來登在《曆史教學》的那篇簡陋的小文章。

　　一九六二年暑假，我的半年進修期滿，手頭的資料選編尚未完成。李新、彭明都希望我延長進修時間。回到長春，麵見萬九河副所長，反複說明原委，獲得續修半年務必返所的嚴令。

　　八月中旬回到八角亭當天，彭明即告我速去鐵獅子胡同中國人民大學宿舍李新家。我問什麽事？彭明笑而不答，隻說是好事，見到李新就知道了。午飯後，我見到李新。他說：“下半年，近代史所招研究生，劉大年、黎澍和我各招一名。我和彭明商量，他推薦你和李義彬報考。李義彬已有家室，考研後減薪於家庭生活不利。你是單身，但有父母弟妹，減薪考研要征得父母同意……”我說自己可以做主，父母也會同意。師母於川說：“你還是回家當麵和父母商量後再決定，免得家裏有意見。”我當天坐火車到天津，稟告父母。雙親高興我有深造機會，那裏會不讚成呢？我興衝衝地返回八角亭，打電話給李新，事情就定下了。一個月後考試，拿到錄取通知書。李新說，我是需要一個助手，你如果沒有考取研究生，戶口進京無望。你一邊學習，一邊工作，畢業後就留在北京吧。彭明為我考上研究生非常高興，不時開玩笑說：“我說的是好事吧？”

　　三

　　一九六二年春天，李新在寫書組向大家透露剛剛開過的“七千人大會”花絮，逗得大家直樂。他樂觀地告訴大家，今後不會再有整人的運動，我們可以專心讀書寫書了。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夏，我和李義彬仍舊住在東山八角亭，埋頭讀書，諸事不問。李新、黎澍製訂的學習計劃和必讀書目，我認真執行。以東山為界，東邊山下是考古研究所，西邊下山過一道園門是近代史所辦公區。八角亭居高臨下，沿著僅有的一條曲徑走下山去，是一處花地。東行數十米有小橋清溪，北向數十米走出考古所掛招牌的東門，便是繁華的王府井大街北端。馬路對麵，北有華僑大廈，南有首都劇場。再往南過燈市西口，不遠處就是吉祥戲院和東安市場了。

　　其時，冬天的北京，雪大天寒。夏日，雖不及今時之酷熱持續竟月，卻也有幾天的大熱，晚上難以讀書。李新說，晚上到吉祥戲院看戲。我和義彬，常在晚飯後到吉祥戲院門口，在如潮的看客中尋覓退票者，很容易買到五六張不同席位的退票。趙燕俠、裘盛榮、蓋叫天、李萬春、葉盛蘭、馬連良、梅蘭芳、言慧珠、杜近芳等名家名作，都是我們買退票欣賞的。川劇到京演出，李新、彭明領我們每天必看。戲散後，李新夫婦回鐵獅子胡同。我和義彬陪彭時回東廠胡同，看門的老倪師傅還在傳達室等候著開門呢。

　　沒有戲看的時候，為了避暑，彭明往往提議下午去清華園浴池泡澡；入夜，三個人漫步從東廠胡同經沙灘、護城河、景山去北海公園。從南門入，走到北門西側海邊的茶社，臨風向海，飲茶納涼，談史論舊，或俗或雅。我和義彬，多半是聽彭明的健談漫憶。夜深回所，老倪沉睡，敲門多時，方能進院，還要向老倪道歉。

　　近代史研究所豐富藏書，編書組各位師長的諄諄教導，使我如坐春風，日有長進。這種美好的歲月，一起延續到一九六四年秋天，遠赴張掖參加“四清”運動之前。其間，雖有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喧囂，但對在良好的小環境中閉門讀書的我來說，可以充耳不聞，我行我素。隻是在戚本禹著文惡意攻擊羅爾綱先生的李秀成自述研究的論著後，我以打抱不平的心理，向《光明日報》投寄一篇長文，反駁戚氏謬論。此文加上一九六六年春所寫《胡適吳晗通信評注》一案，被“文革”中奪權的張海鵬等掌權者大做文章。他們一邊把我納入丁守和主持的“黨史組”，“控製使用”；一邊又把我列入“清理階級隊伍”黑名單，並向政法機關送上一紙訴狀，給我戴上“孝子賢孫”、“保皇派”、“反對陳伯達”等等罪名。（這些罪名見於他們垮台後被抄出的打印文件和工作筆記，我親眼所見，並由此得以品味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倡言做“革命的兩麵派”的真諦。）如果他們不是隨著戚本禹被逮而垮台，我是要被“清理”一番的。

　　彭明的遭遇，當然比我這樣的學生更嚴重。一九六四年“四清”之際，他離京參加“四清”。隨後“文革”又以“曆史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被揪鬥不止。造反派中人，有一位我熟悉的某先生。他在編書組以嗜於爭辯、愛走極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想來，他對彭明的批判一定毫不留情。這些，彭明在“文革”後對我們從不細說，一笑了之，表明了他的大度寬容，磊落達觀。

　　四

　　“文革”中，八角亭被造反派封閉，假山石被砸毀。義彬回吉林大學。不久，考古所建鍋爐，八角亭亦毀。與彭明再見，已是在西院的平房。一九七二年後，李新主持編寫《中華民國史》，彭明不時來近代史議事。同時，他的《五四運動史》寫作已重新啟動。

　　一九七八年，彭明多次對我說，北京是五四運動發源地，出版社希望他先寫一本《五四運動在北京》，他希望我與他合作。我說可以幫他弄資料。最近，無意中從舊稿中撿出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寫給他的一封信，照錄如下：

　　彭明同誌：您好。我於二十三日由津返京。昨日黎澍同誌找談，要我與蔡美彪協助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年簡史。此事，我興味索然。因此，談了一上午，我隻以“讓我考慮一下”答複。李新同誌礙於同黎澍同誌的關係，不肯出麵力爭。看來拖不成，隻好違心地作上半年一載。黎澍同誌說，該書隻據官方公開文書立論，據事直書，述而不作。似乎不需研究分析，略加編綴即可（陳按：黎澍後來有所改變，一度堅信可將國史寫成信史）。李新同誌說，中國革命史由王淇、義彬兩人協助，您主要管一管中華民國史。我意您仍堅持把五四運動史作下去，我如不能擺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打算不忘五四史資料收集和研究，盡可能幫助您做點兒事。義彬說，您已有一個設想，我想聽一聽。請安排一個時間，我去府上。如何，盼示。

　　此致

　　敬禮！

　　鐵健

　　六月廿七日寫於家中

　　這封信不知寄出沒有，也不記得是不是到西郊拜訪彭明。那時彭明的心思主要在五四史上，我也對五四史有興趣。他曾拉著我、義彬、邵維正，一起到陳獨秀活動過的北大紅樓、北大三院、箭杆胡同九號、香廠路新世界舊址等考察，並向當事人詳細谘詢。不過，很快我就被黎澍師拉去作了半年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國史組散夥，李新師又調我到革命史組，隨即籌建現代史研究室，直接由胡喬木院長調遣，在中央黨校借房寫書。直到一九八二年搬到新建的東廠胡同一號史學大樓，並入近代史所，現代史室在西郊住了三年多。李新常住西郊，圖書資料室仍在黨校南院供房辦公。寫書的人，每周到西郊見李新，查資料，彭明有時也來談民國史的事。

　　一九八○年秋，彭明介紹他的學生楊勁樺找我，讓我代他指導勁樺的畢業論文：瞿秋白研究。其時，我已從中央紀委瞿秋白專案組返回中央黨校，協助李新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通史》第一卷《偉大的開端》。我在門邊放置一小桌，供她閱讀我準備寫瞿秋白傳記所收集到的文件資料。半年後，勁樺寫成論文並陸續公開發表。彭明始終關注勁樺寫作進展，不時打電話問詢。一九八一年夏，彭明特意邀請義彬、時光、維正和我到北京大學門前的一家飯館小酌。他和勁樺同來，向大家表示感謝。這算是我幫助彭明辦的一件小事，而實際上是我正式指導研究生之前的一次受益良多的實踐，由衷地感謝他給我的這樣的鍛煉機會。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新世紀初，彭明培育了一批學有成就的博士生。每年的論文答辯季節，我都會收到他寄來的博士論文，參加答辨會議。每當學生的論文得到肯定時，彭明都會欣然微笑，慰藉之感溢於言表，我也從中受到鼓舞。如今，吳景平、賀淵、張珊珍、李學通……都在各自的學術領域獨當一麵，成為備受關注的專家學者。彭明師雖於三年前長逝，他播下的學術種子已長成枝葉繁茂的大樹，可喜可賀。

　　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我應邀到西郊參加彭明師八十壽誕暨《彭明文存》出版座談會，發言後念了一聯賀詞：

　　八十載從學從教，隻為桃李遍華夏；

　　一輩子淡名淡利，盡付史事文品高。

　　陳鐵健七十又七

　　2011年12月5日，寫於京南亦莊之水東書屋

　　12月28日改定

　　陳寅恪要帶的學生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裏，汪錢與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汪錢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複”中，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