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魯迅與魏晉

　　◎駱玉明

　　說明：幾年前在複旦大學以這個題目作過一次講座。當時隻是隨口地說，沒有稿子。感謝一位不知名的同學將記錄稿整理出來，發到互聯網上，傳播頗廣。但因為是隨口說，難免有不合適的地方，或不便於記錄而顯得淩亂之處。趁《悅讀》索稿的機會，重新作了清理。除了理順文字外，篇幅也有所刪削。

　　今天這個講座呢，借用魯迅作的一次講演，叫做《未有天才之前》，開頭說過的話，就是：“我自己覺得我的講話，不能使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什麽事，但推脫拖延得太久了，不能不到這裏來說幾句。”每年的講座我都想盡辦法地推，同學來跟我聯係，我就說：“哎呀，沒空呀。等下個月看行不行。”下個月我就說：“找不到題目呀，實在找不到題目。”然後——我就這樣。我覺得如果我這樣請別人，別人這樣跟我推的話，我肯定勃然大怒：“有什麽了不起的事偏要你說。你就不說吧！”那我這樣就覺得很坦然——是你不讓我說。但我們學生會的同學就特別頑強，後來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說：“你跟我打交道很累吧？”他說：“沒！很好，很開心！”這給我一個嚴重的打擊，那我就隻好跑到這裏來說一點。

　　這個題目是很晚才想起來的，因為不知道說一個什麽樣的題目比較好。這個題目好像也不太完整，因為應該魯迅與魏晉的“什麽”。魯迅與魏晉風度？魯迅與魏晉文化？魯迅與魏晉文學？可每一個好像都太小了一點。魯迅與魏晉文化大概稍微能包容一下，可是“文化”這個詞兒，現在用得特別的濫，讓人覺得挺反感的——吃喝拉撒都有文化。所以就光溜溜的，就“魯迅與魏晉”。

　　這個題目不是很完整，但是既然有一個題目，就有一個主旨。寫文章沒有中心思想是不行的，若是沒有中心思想，老師就不給打分了。我講這個題目的意思，就是從魯迅跟魏晉文化或者跟魏晉文學的關係上來引發一點思考，談我們怎麽樣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問題。這好像還是一個比較大的題目，也還時髦。

　　這個問題關聯比較大的地方就是，大約從清末以來，中國文化一直處於一種危機狀態。一百多年過去了，這種危機狀態並沒有改變，是不是有越來越深的那種可能，也很難說。我們知道， “中國”這個名稱的意思就是“天下之中”的意思，除了中國之外，那就是“四夷”。這個態度也就是說，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的中心——古人一直都是這樣認為的。可是到了清末，大抵是從鴉片戰爭以後，我們突然發現自己並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文明的中心。隨著國家處境越來越艱難，中國人開始意識到完全有另外的與中國文化不同的文化，它們同樣有著自己的價值。

　　之後到了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對中國人的自信心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打擊就更嚴重了，人們甚至覺得中國文化的很多東西根本要不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主要宗旨實際上就是吸收西方文化。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態度問題。可中國人又麵臨著一個很大的困難。日本人可以“脫亞入歐”，他們可以從根本上擺脫曾經認同的東方文化價值，所謂“洗麵革心”地去接受西方的文化；而中國這樣一個非常古老的、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很難把自己的整個文化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另一種文化的基礎上。這就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經常發生爭執的問題。比較極端地傾向於西方文化價值觀的人，他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時會采取一種完全否定的態度——我們知道，“五四”前後曾發生過“廢除漢字”這樣的議論；極端的保守派呢，又給我們一種很大的自信，他們認為西方的文化隻是一種物質性的文化，精神文明還是要靠東方的，將來解救這個世界還是要靠中國文化、靠儒家文化。這好像又是吹了一個很大的牛，這個牛懸在很遙遠的地方，使得我們目前又可以暫時地心安起來。我們現在雖然不如人，將來我們總是會好的；我們祖先比人家好，我們將來也比人家好，就我們現在不好。

　　這裏麵包含著很多的問題。我想恐怕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這樣的，就是尋求中國文化傳統當中真正本來是好的、有價值、優秀的東西，有生長力的東西，並且使它和我們接受西方文化價值的這種選擇結合起來，從我們的文化自身中尋找到趨向於我們所希望的現代方向的因素。這是不是一個可能的事情，是不是一個做得好的事情？我想，這恐怕是從事中國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所需要做的一個工作。

　　但是什麽東西是中國文化當中有價值的東西？這個是需要仔細辨別的。上海的一個中學生的雜誌，他們每年搞一次古文大賽，我在那裏給他們當顧問。做了人家的顧問，通常總要說幾句捧場的話，而捧場的話要說得人家也高興，我呢，也覺得不是很違心。我就說：讀古文，要努力發掘裏麵真正有價值、有活力的東西，再說得簡單一點，就是讓我們開心的東西，而不是讓我們不開心的東西。中國古代文化裏麵有很多東西，是讓人不開心的，是讓人憋屈，讓人鬱悶，讓人變傻、變蠢的東西。元代很流行的一種說法，說是“九儒十丐”，文人覺得很屈辱——隻在乞丐之上啊。我在上課的時候曾經說：這上麵還有一個呢，叫“八娼”，“八娼九儒十丐”。在儒之上有娼，儒之下有丐。但是我覺得這個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如果這個“儒”是指那些專門教人愚蠢、迂執、鬱悶、活得沒趣的那種人、也就是那些專門給大家做官方意識形態的政治思想教育而讓人活得不耐煩的那種人的話，那麽居於“娼”之下也完全是合理的。因為古代的所謂 “娼”是一個很寬泛的觀念，它除了指那種色情業的工作人員之外，還指歌舞演員。歌舞演員是一種令人快樂的職業。而儒，相當一部分是令人不快活的。這種儒能居於娼之下，應該心甘情願比較好。

　　可是有一位記者同誌參加了那一次采訪，後來我看他發表出來的文章，大吃一驚。他說：“駱玉明教授說：‘現在的學生，英文能看西方經典。’”——我又沒說現在的學生英文能好到就能看西方經典！這吹牛了吧，沒那麽好吧？——“可是卻不知道唐宋八大家。”我想他小腦瓜裏大概就知道一個唐宋八大家。我呢，這唐宋八大家分開來，一個個單獨地說，我覺得裏麵有些人還是比較可愛的。比如蘇東坡挺可愛，是吧？這家夥挺有趣的。但是“唐宋八大家”這個概念放在一起說的時候，就屬於我上麵說的那種讓人無趣和鬱悶的“儒”。因為“唐宋八大家”是一個古文傳統概念，就是所謂“文以載道”的概念，而“文以載道”的概念主要就是宣揚統治意識的概念。我就是從來也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場。順帶說，魯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也從來不捧唐宋八大家的場，尤其周作人對唐宋八大家之感冒是到了極端的，看到韓愈十分討厭。我對這樣公開發表出來的 “駱玉明教授”覺得毫無辦法，隻好將來有一天把這些東西全部搜集起來，然後重新發表一篇文章，叫《這不是駱玉明說的話》。

　　這證明我說的一點是很重要的——他在采訪我，記錄我說的話的時候，仍然沒有明白我在說什麽。許多人並不真正知道、也沒好好想過中國文化裏麵什麽東西是值得尊重的，值得發揚的，什麽東西是不值得的，是應該成為過去的。

　　我想，魯迅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態度，有些大家是很清楚，很明白的。魯迅有過一個很有名的舉動，就是有一個雜誌讓他開一個必讀書目，他結果一本書也沒開，而是在上麵寫了一段話——我把這一段文字帶來了：《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征求》，在《青年必讀書》這樣一個欄目下麵，正文是：“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附注倒是很長的一段，魯迅說：“我以為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幹讀者的參考。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但也都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然後下麵有一句很驚世駭眾的話，就是：“我以為要少，或者盡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麽大不了的事。”這是魯迅早期的，上世紀二十年代說的一段話。它在文化史上也算是很有名的了，研究“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化或者中國思想的人必然會提起這段話，同時這也是非常多地引起爭議的一段話。

　　魯迅有一點大家如果能夠明白的話，可能讀他的東西會更清楚一些：魯迅是一個感情很強烈的人，並不總是一個十分冷靜。魯迅的話裏麵最重要的是他的指向，就是說他指向什麽方向。他那些話的意思，我想未必就是說中國的書一定不可以讀或者說讀了就一定不行，他要指向的是中國的文化中包含著那些讓人無所作為，讓人沉悶的東西。現在中國人最要緊的事情是積極地行動，是他說的敢怒、敢說、敢笑、敢罵，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確實，我們注意到，如果說外國書和中國書有不同，在魯迅那個時代，具體來說，外國書所指的主要是西方十七、十八世紀以來的著作，這裏麵所包含的人文精神，那確實是比中國古書中所包含的要強烈的多——中國書所指的主要是中國古代的著作。相比較之下我們能夠看出來魯迅的話的指向。

　　而實際上我們當然知道，魯迅是一位中國古典修養非常深厚的學者，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專家。大家知道當時有一個刊物叫《學衡》，專講“國粹”的，魯迅先生寫過一篇文章是《估〈學衡〉》，隨手在《學衡》裏挑了些例子，然後把那些“國粹派”評得一錢不值。魯迅的古代文化的功底是相當漂亮的，駢文寫得相當好。我們也知道他是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專家，他的兩部古小說方麵的著作，一部是《古小說鉤沉》，至今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常用的一部工具書，另一部是《中國小說史略》，現在也沒有完全被取代。魯迅的詩，大家也知道寫得非常漂亮；字，也寫得很好看。總之他是一個舊學修養非常好的人。也有人常常拿此來攻擊魯迅，就是說你自己讀了那麽多的中國的古書，卻反對中國人讀古書，你是什麽意思？

　　我想說的是魯迅並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一種全盤否定的態度，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有很喜歡的東西。魯迅曾經非常有感情地說：“遙想漢人是何等的閎放……唐人也不算弱。”“外來的動植物皆毫不拘忌，便充作裝飾的花紋。”他寫這篇文章是看他自己買的一個銅鏡，銅鏡上麵是海葡萄紋，就是葡萄紋。漢代把外麵進來的東西，前麵都加一個“海”字，就像我們現在說“洋”一樣。海葡萄啊，海石榴啊。他對漢唐時代的那種宏大、開放，那種隨意接納外來事物的態度，是非常喜歡的。但是，他又說：“到了宋代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式的氣味就熏人。”就是說特別地“國粹”——所謂的國粹就是特別固執地抱守著自己的一點點東西，以為隻有這種東西是了不起的。魯迅下麵說：“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這消息很耐尋味。”他的意思是說，當中國人很固執地抱守著自己的國粹的時候，他們就變得很無力了，很沒有用，然後什麽人都可以打進來。

　　我們也知道魯迅的一個計劃：他曾經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或者是戲劇，題目是《楊貴妃》。魯迅曾經非常認真地計劃過，為了寫這部《楊貴妃》，他考察了許多唐代的史料，乃至於唐代的衣食器物一類的東西。但是他要寫的《楊貴妃》是一部什麽樣的作品呢？各人的回憶錄說的情況不一樣。鬱達夫說他想寫的是一部長篇小說，孫伏園——就是魯迅最喜歡的那個學生，就是《阿Q正傳》在他手裏發表的那位——說是一個戲劇。可能孫伏園的記憶更準確一點，因為孫伏園跟魯迅的日常接觸更多一些。但也可能魯迅自己還沒決定，想寫長篇，也想寫戲劇。但後來沒有寫成功。因為他到陝西去，想通過西安感受一下唐代長安的氛圍，而西安之行讓他感到非常的沮喪——一路上，整個農村都很破敗，城市也很陳舊，整個文化顯得非常的荒蠻。他是被當時的陝西省省長劉鎮華請去的，這位省長是一個軍閥，他創辦了西北大學，因此請一些名人去做一些講演，把魯迅也請去。把他請去做講演是給自己捧場，而魯迅講的話題是《中國小說研究》，一點也沒有起到捧場的作用。這個過程也讓魯迅感到十分沮喪。我們現在誰也不記得一個陝西的軍閥——我們可能大概還記得吳佩孚啊，馮玉祥啊之類的，不大能夠記得一九二四年陝西的一個軍閥。可是在當時，這個軍閥覺得讀書人應該聽從他的，這是理所當然的。所以魯迅的一路就很沮喪，沒有興致再寫他的《楊貴妃》了。

　　不過，我想魯迅的這個《楊貴妃》呢，恐怕是根本寫不出來的。因為楊貴妃是一個浪漫的文學素材，是一種很華麗的素材。這個故事裏麵包含著美女、宮廷、戀愛、政變、死亡這些戲劇當中最華麗的因素。這個很華麗的東西在那個很衰敗的時代，在魯迅冷峻的眼光和性格當中，恐怕很難成活——楊貴妃不能在魯迅的手上再活起來。但是這個計劃讓我們看到魯迅對中國文化傳統中某些東西的一種熱情。

　　我今天選的這個題目，要講的是魏晉。如果說漢唐的東西在魯迅的心目當中有一種遙想的依戀，一種夢思的情緒的話，那麽他的性格可能和魏晉的東西更接近一些。所以我想我講這個東西是在從魯迅的喜好來談魏晉文化，看看魏晉文化中那些是魯迅特別喜愛或者特別容易接受的。由此我們也接觸了我剛才說的指向的問題，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的問題。我們怎麽樣從中國文化當中尋求、發掘、發揚那些好的東西，或者我喜歡說的那些讓人活起來的東西，讓人有精神的東西，而不是魯迅說的讀中國書就讓人沉悶的東西。

　　說到這一點，我想先說說周家兄弟倆，魯迅也就是周樹人和周作人。這兩個人愛好、趣味有相似之處，也有很不一樣的地方。他們比較共同的東西，是對所謂國粹，所謂唐宋古文都不喜歡。他們都喜歡中國文化中另外的一些東西。但是這裏麵還是有區別，譬如說周作人對一本《顏氏家訓》很看好。《顏氏家訓》是南北朝末期的，周作人認為是很好的一部書。為什麽認為它很好呢？它反映了在混亂的世道當中，一種溫和的、文雅的和機智的生活態度，具有洞察力，但是又並不與周圍的環境發生激烈的衝突的這樣的一種生活態度。魯迅對《顏氏家訓》的態度怎麽樣呢？他沒有直接說，但是我知道他是有點討厭的。那是一九三三年間《大晚報》讓施蟄存先生開一個青年人必讀書的書單，施先生就開了《莊子》、《文選》以及《顏氏家訓》等。魯迅以“豐之餘”為筆名寫的論爭文章中提到它，說“這《家訓》的作者生當亂世，由齊入隋，一直是胡勢大張的時候”，就是那個異族、胡人的勢力大張的時候，“他在那書裏也談古典，論文章，儒士似的，卻又歸心於佛，而對於子弟，則願他們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侍貴人、胡人。”他說，“這也是庚子義和拳敗後的達官、富翁、巨商的思想，自己得念佛，子弟卻學習洋務，使將來可以侍人。便是現在，抱這樣思想的人，恐怕還不少。”就是說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儒士，然後叫自己的兒子去學一些時髦的東西，可以服侍那些異族的權勢者。可是這事情出毛病出在什麽地方呢？ 《顏氏家訓》裏確實有這樣的話，可是這個話是作者顏之推表示反對的：“吾所不取也。” 魯迅這篇文章發表了出去以後，他又懷疑自己是不是記錯了，就再回去查一查書，一查，確實錯了，就趕緊登更正。但這個例子證明在魯迅的心目和印象當中，《顏氏家訓》是討厭的一部書。

　　回到我們的話題上來，魯迅和魏晉——哦，我都說好久了，還沒說到主題。但是中心思想我已經說了，是吧？那就好一些。

　　在魏晉文化裏麵，魯迅所喜歡的東西是些什麽東西呢？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幾個方麵來說。我們知道魯迅是一個性格非常強烈的人，他喜歡那種激烈的、壯麗的東西。所以魯迅有一篇很有名的講演，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題目很長，有一點詼諧的味道。魯迅有時候說話很有趣的，魯迅的文章有時候寫得也很有趣的。你們看魯迅寫小說，寫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有一些很滑稽的話，他忍不住要寫進去。比如說他寫那個《奔月》，嫦娥奔月，這小說寫得很漂亮的，但是寫到一半的時候就加了這句話，就是嫦娥在那裏嘀嘀咕咕：“又是烏鴉肉的炸醬麵，又是烏鴉肉的炸醬麵。你看誰家裏天天吃烏鴉肉的炸醬麵？”讀到這段的時候覺得特別好玩，這個是不是他們家太太在家裏抱怨啊？現在我在家裏，我老婆有時候不滿意，就在那裏嘀咕：“又是烏鴉肉的炸醬麵。”很詼諧的，魯迅的內心有很多詼諧的地方。你看他的那小說，常常冒出一些東西，很活潑，很好玩。可惜這老先生不在，這老先生在的話，我們真的應該把他請來，讓他來胡扯，不要我再胡扯。

　　這個《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裏麵講到魏晉文章的特點時，魯迅用了三個形容詞：“通脫、壯大、華麗”。從他對魏晉文學所使用的這些形容詞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向慕的那些東西，就是那些富於機智的，富於生命力的和美麗的。

　　魯迅是喜歡華麗的，大家能感覺到嗎？魯迅是非常華麗的，他的語言也非常華麗，隻不過那不是我們的那種華麗，什麽紅啊綠啊、形容詞很多的那種華麗，而是語言中蘊含著激情和力量，很強大。所以我們有的時候很願意想象魯迅寫出來的《楊貴妃》是什麽樣的，因為楊貴妃是一個很華麗的故事。

　　我想把這個話題分成幾個點來說的。一個就是魯迅對於魏晉文化當中壯麗的、激烈的，就是有強度的那種東西的喜愛，或者說是共通。

　　舉幾個例子來說，一個是魯迅寫過一篇小說，原名叫《眉間尺》，後來收入小說集的時候叫《鑄劍》。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故事。這故事來源於幹寶的《搜神記》，它原來的情節非常簡單，就是劍師幹將莫邪之子為父報仇，但是有幾段真是驚心動魄。就是赤比——那個幹將莫邪的兒子，為父報仇，於山東遇一客，那客說我可以給你報仇，但是要拿你的腦袋去。然後赤比就拿劍割下自己的頭來，用雙手把頭捧給他。魯迅很喜歡這樣的場麵，那種非常刺激性的，非常驚心動魄的場麵。然後那個客就跟他說，我必不負你——我不會辜負你，於是那個屍體才倒下去。把自己的頭割下來，用雙手捧出去——我們不要覺得這隻是荒誕，這種荒誕裏麵表現著人的情感和對生活的想象，一種力量感在這裏迸發出來。這些東西都是魯迅特別喜歡的。然後客帶了赤比的頭去見王，頭放在鍋裏煮，怎麽也煮不爛，報仇者——就是那個客——我們就叫他俠客吧，就請王去看——到這個鍋邊上去看，然後一刀把他頭也割進去。頭掉下去以後，那個鍋裏的頭嗔目大怒，就一口就咬上來，兩個頭就在水裏麵就鬥起來，相持不下。客又把自己的頭給割下去，三個頭在鍋裏咬。這是一種非常荒誕，荒誕中表現出生命中非常強烈的一種力度的東西。魯迅是非常喜歡的，所以魯迅拿它來寫一篇小說。魯迅寫的小說比原來的細節更豐富一些，頭在鍋裏麵滾動的時候還唱著歌。這是魏晉文化裏麵很強烈的一個東西，就是對複仇的歌頌。

　　魯迅有一篇散文，題目就叫《複仇》，我把這個散文的頭讀一遍，看大家能不能感覺到魯迅的性格裏麵我說的帶有血腥氣的那種東西。這不是殘忍，散文前麵的一小段是這樣寫的：“人的皮膚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鮮紅的熱血，就循著那後麵，在比密密層層地爬在牆壁上的槐蠶更其密的血管裏奔流，散出溫熱。於是各以這溫熱互相蠱惑、煽動、牽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擁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歡喜。但倘若用一柄尖銳的利刃，隻一擊，穿透這桃紅色的，菲薄的皮膚，將見那鮮紅的熱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溫熱直接灌溉殺戮者；其次，則給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而其自身，則永遠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這種對於殺戮，對於死亡，對於那種激情之下的死亡的一種歌詠和讚美，在別人的筆下是極少看到的。我說這些話的時候，不要把它放到一個道德價值上來評判，純粹放在情感和詩意的角度上來評判，那就是對於那種強有力的，壯麗的生命的一種讚美和渴望。

　　魏晉時代還是一個讚美複仇的時代。除了《眉間尺》，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有些詩歌裏麵也還保存著這樣的一種精神，比如說傅玄的《秦女休行》，這是記載當時的一個真實的故事，是說“龐氏有一婦，義聲馳雍涼”。就是說西北陝甘一帶有一個烈女，她的父親被別人殺了，家裏的哥哥、弟弟——男孩都不行，都軟弱，都沒有複仇的勇氣，於是她自己，就 “白日入都市……匿劍藏白刃”，大白天跑到城市裏麵去，身上帶著一把刀，然後看到了仇人，一刀就把那個仇人的頭給割下來。世上的人都為之驚訝，為之哭泣，為之慷慨。按律呢，這個是要處死刑的，但因為大家都非常欽佩這位女英雄，最後在臨施行死刑之前，她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寬諒，被寬赦。這是對於複仇精神的讚美。

　　我在這裏講的東西，不是表明一個比如說法律上的是非或者倫理價值上的一個是非。很多藝術性的東西，你不能從法律上的是非或者倫理上的是非來衡量。在中國後來，因為個人複仇對整個社會秩序來說它是危險的，所以它漸漸受到禁止，到唐以後就完全是禁止的，不準的。在魏晉時代，複仇雖然法律不允許，實際上還是受到讚美的。而在複仇的精神裏麵，表達出來的是個人的意誌力這樣一種強烈的精神。這個東西，我相信是魯迅很喜歡的。《鑄劍》這篇小說的素材，原來在《搜神記》裏麵並不是一個寫得非常好的故事，情節非常簡單，很短。但是魯迅能夠看中它，是有他自己性格上的原因。

　　我們另外知道，魯迅在魏晉人物當中非常喜歡的一個是嵇康。魯迅校過《嵇康集》 —— 魯迅隻校過一個古人的文集，就是《嵇康集》。在嵇康的身上，在嵇康的性格裏麵，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魯迅與之相通的東西。

　　整個魏晉時代，如果我們要說一下它的背景的話，可能要花一點時間，我沒有時間多說了。我就說一點，就是整個魏晉時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是一個動蕩不寧的時代，是在很長久的年代當中統治著中國的思想的儒家學說逐漸走向崩潰的時代，也是人們從這一種思想的拘禁中解放出來、自由奔放的時代，是一個企圖尊重個性和熱愛個性、非常熱烈地希望在藝術當中獲得自我表達的時代，這是一個富於創造的時代。而思想活躍的時代往往就是藝術活躍的時代。思想不活躍，藝術是不活躍的。看起來這是兩個東西，其實總是連在一起的。我有時候說很簡單的話，你看一個國家的文化狀況究竟如何，最直接，最簡單的就是看藝術。如果這個時代沒有藝術，那麽你就知道目前這個民族是沒有生氣的。你現在看中國，房子造得很多，汽車造得很多，高架路造得很多，但是沒有藝術，確實是沒有藝術。

　　回到魏晉，我說從中國曆史上來講，這個思想活躍和藝術活躍的時代也是人們非常富於熱情地在藝術當中創造自我的時代。我們如果再看魯迅的話，不僅是一個思想家，魯迅是一個詩人，是一個藝術家，魯迅有非常強烈的藝術趣味和藝術愛好——當然長得太矮了一點。說到嵇康，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當中，他用非常喜愛的口吻說到嵇康和阮籍。他說：“嵇、阮兩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始終都是極壞的。”魯迅說這兩人脾氣都極大的時候，是一種很喜愛的口吻在說，但是他說阮籍老時改得很好，這帶一點嘲弄；嵇康始終都是極壞的脾氣，我覺得他這裏麵多少像是在說自己。至於阮籍是不是老年才改得很好，這個在學術上有討論的餘地。其實阮籍並不是在老年才改得很好，阮籍從來就是那種在可以壞的時候很壞，在不可以壞的時候很好。他屬於那種人，就是在無礙於大勢、沒有危險的狀態下，他的脾氣是很壞的，非常任性。而嵇康則一直脾氣很壞，非常任性，所以魯迅更喜歡一些。

　　你看，一般來說，魯迅也是一個任性的人。真正喜歡魯迅的人，也常常是任性的。就是說不能過分地約束自己，總是要找機會釋放一下，幹些不講理的事情。所以讀魯迅的文章，你真正明白的話，你真正能讀懂的話，就是他不高興可能就要幹不講理的事。你不能去要求他說總是很講道理。沒有的，沒有的。他從來沒打算過總是很講道理。所以他說嵇康的脾氣始終都是很壞的，這是對嵇康的一個極大的讚美。

　　嵇康說到自己的性格的時候，說自己是“促中小心”。這個“促中小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很多人在那裏罵魯迅的話——“心胸狹窄”。你說魯迅心胸狹窄也可以，魯迅在某些情況下確實表現出心胸狹窄。但這個“心胸狹窄”和他的氣度並不矛盾。所謂 “心胸狹窄”畢竟是個形容詞，仔細地分析的話它可以指兩種情況：一種就是說，氣度狹小，容不得東西；另外一種“心胸狹窄”就是嵇康說的“促中小心”，就是對自己不能忍受的東西絕不忍受，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嵇康的一種性格，叫“峻潔”，就是一種帶潔癖性質的一種性格。實際上在嵇康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寬豁大量，對很多事情都是無可無不可的一種隨便、鬆散，但是在某一種特定的情況下就絕不能忍受，絕不能接受，就是死了也不幹。所以嵇康在那個時代是一個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說到底，我們如果看關於嵇康的曆史材料的話，我們感覺到嵇康簡直就是個“美人”。我們看《世說新語》中對嵇康的記載，說他身高七尺八寸——他比常人明顯要顯得要高（按，事後筆者以現存的曹魏骨尺換算，為一米八七）。《世說新語》裏麵說嵇康的風度，“如鬆下風，高而徐引”，就像鬆樹裏麵穿過的風一樣——這都是詩的語言，不是化學或者物理學的語言——說像鬆林裏麵吹過的風一樣，慢慢地向天空飄過去；說他喝醉酒倒下來的時候，“如玉山之將崩”，像一座玉的大山要倒下來一樣。這都是當時人非常欽慕的語言。嵇康自己寫自己的樣子呢，卻是一種非常懶散的樣子，說自己不喜歡洗臉，喜歡睡懶覺，頭麵經常十天半個月都不洗，身上呢有虱子，老是要捉虱子，所以不好當官。最有趣，最生動的是他說自己賴床，不願意起來，要憋得尿泡忍不住了才起來撒尿。我們男生在不上課的那一天或者逃課的那一天，我們充分地感受到這種——“樂趣”。

　　但是嵇康對於他自己不能夠忍受的東西他是絕不接受。當他最好的朋友——嵇康最好的朋友實際上是山濤，還不是阮籍——當山濤勸他出來做官的時候，他就光火了。當時司馬昭他們已經掌握了整個國家的大權，嵇康老是不出來合作。他又很有名，在太學生中威望又很高，所以他不願意出來做官，山濤就覺得有危險，勸他出來做官，推薦他做吏部郎——這就相當於中央組織部的司局級官員吧。嵇康立刻寫信給山濤表明拒絕。這封信是中國古代散文中的名篇，那種嘲諷和挖苦真是非常的尖銳。

　　嵇康說關於做官的事，他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就是說有七個不能忍受的，有兩個是非常不合適的。他說自己喜歡晚起床，值班人員老是要叫我，這個是我無法忍受的；他說我喜歡隨隨便便地抱著個琴，到處彈彈唱唱，當了官以後，手下人就整天要跟著我，不能隨便動，這也是我無法忍受的；他說我不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坐得太久了，坐得太久了我就渾身發癢，身上虱子又很多，我要捉虱子，這也是不能忍受的；他說我寫字寫得不好，又不喜歡給人寫信，那麽做了官以後，一天到晚要給人家寫東西，這個呢，我也是不能夠忍受的；他說我不喜歡吊喪，就是人家死了人我要上門去吊喪——這就是重要的禮儀性活動了——他說“人間以此為重”，我如果不去的話，人家就要怨恨我，所以呢，這個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又不喜歡看到俗人，跟俗人在一起，廢話塞了一大堆在耳朵裏難過，他說這個很多人在一起，一股臭氣——哎呀，這個裝腔作勢的，這個眼神變來變去的，也是我無法忍受的……就這樣一路說下來，說到後麵就厲害了，說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對於那些聖人，我都很討厭。所以如果我在人間做官，這種態度遲早會闖禍。他又說自己“剛腸疾惡，輕辭直言，遇事便發”，這也是大患。整個在《與山巨源絕交書》裏麵，他實際在表達他自己的自由的性格、願望的同時，又把對官場當中的那種醜惡、虛偽和肮髒的東西無法忍受的性情，非常痛快淋漓地表達出來。

　　而在做這種表達的時候，他同時也是在挖苦自己的朋友。雖然他後來被殺時把自己的兒子托給山濤——他沒有人可托，山濤是唯一最可信的人嘛。所以從這裏你可以看得出來，嵇康和山濤的關係是一個什麽樣的關係。可是罵的時候他照罵，罵得刻毒也不管。你可以看到魯迅有的時候罵林語堂，嘲弄劉半農，也是差不多。魯迅和劉半農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但他嘲弄劉半農時也夠厲害。劉半農罵大學生，說大學生不識字，把那個“昌明”寫成“倡明”，劉半農就很得意地寫了一首詩來罵，他說古代這個“倡”啊，是通 “娼”的，所以現在大學生把“昌明”寫成“倡明”，意思是說有了娼妓，文化才發達，也有道理。他這麽說覺得自己很有學問吧。魯迅就看不下去了，魯迅就也寫了很有學問的文章，把劉半農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也就是說他對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厭惡的東西，那就是不能忍受，不能夠克製，哪怕為這個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嵇康也就是為了他的這種態度倒了黴。這事實際上跟他寫給山濤的信也有關，說討厭湯武周公這句話的意思實際是討厭司馬氏一家正在做的事情，就是禪讓——他們正準備著以禪讓的模式奪取曹家政權。其實我們很難有根據確切地知道，嵇康在政治上積極地反對司馬家族，或者說他是有計劃，有目的地反對司馬家。我恐怕真的是看不出來。而且嵇康是一個服藥的人，是一個重養生的人，嵇康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養生論》，他實際上是有一種高蹈於世外的願望，但是對於自己不能忍受的事情，他是無法接受的。這些性格特點我們在魯迅身上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想魯迅在校這個《嵇康集》的時候，常常會覺得很會心。所以他對嵇康有一種喜愛。

　　我們在說魏晉文化的某些特點的時候，有些東西也不止是魏晉才有。在中國曆史上，在中國傳統文化裏，原本就有那些壯麗的、強大的、激情的、高亢的那種東西，這是魯迅非常喜愛的。我覺得那也是中國文化當中非常好的東西。我當然不是說複仇是好的，我是說這個文化氣質，在這種文化氣質當中人們所追求的那種生命強度。所以你看魯迅對於虛假的東西很厭惡。魯迅說，那種“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切莫同他接近”；魯迅寫的那些關於複仇的文章，還有《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等，都顯示出對於虛偽的和沒有生氣的文化特點的厭惡。我們要注意到的是這些東西。

　　在魏晉文化裏麵另外一個很突出的東西就是敏感。魏晉文學，魏晉的士大夫，對人的生存困境是非常敏感的。而魯迅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他和魏晉人相通。

　　你如果讀魯迅的作品的話，你會為他的敏感感到驚撼。魯迅有篇文章裏說到嚴複，開頭有一句非常誇獎他的話，說嚴複在一篇文章裏麵說到見到那些街上的窮孩子，過著肮髒的貧乏的生活，心裏很憂慮，不知道他們將來會怎麽樣。魯迅就讚美說嚴又陵終究是翻譯過《進化論》的，他是十九世紀中國最敏感的人。你明白嗎？當嚴複對窮人的生活表現一種敏感的時候，魯迅非常感佩他，覺得這個人是值得讚美的。我們也許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吧，走在街上看到那些窮孩子，不知道他們將來會長成什麽樣子。

　　而在魯迅的這篇小說裏麵，我們經常會遇到敏感性的東西。魯迅所寫的許多故事在一般人看來它幾乎不成為故事，所以有人把魯迅的小說讀給他老媽聽，他老媽就覺得，這有什麽事情啊？這種事情我們都見多了。看來他老媽沒有很強烈的感受在裏麵。但是你仔細讀魯迅的小說的時候，有的時候你就真的很震撼，覺得心裏麵有一種不知道怎麽樣的感覺。

　　你讀祥林嫂，她純粹的不幸也還罷了，這樣的一個女人，她不能夠活在這個世界上，甚至她不能夠死，死的安慰都不存在。對窮人來說，一個很重大的安慰就是死——死了，一切都好了；死了如果有來世，那麽來世是一個希望，是一個期待。來世是一種鴉片的話，鴉片至少讓人少些痛苦。但是連這個都沒有，死都不能。就連這個也都罷了。你讀到祥林嫂說到她的阿毛的時候——阿毛是她在這個世界上獲得的唯一的屬於她的東西，卻被狼吃掉了——當她說她的阿毛的時候，一開始大家都還聽著，後來大家就覺得，哎呀，聽都聽厭了，她再要說的時候，人家就扭過頭去不願意聽她的。那時候你就覺得人世間的這種冷漠是到了什麽樣的程度。這種冷漠到了什麽樣的程度，並不是因為它稀罕，一點都不稀罕。在這個世界上，如果你有了悲哀的事情，你不必跟別人說，因為人就是如此。這也是魯迅看人和人的生活，有時間我們還會說到一個話題，魯迅的心是晦暗的。因為這種敏感，他的心是晦暗的。他看不出人和人之間有什麽希望，他看不出人和人之間有什麽極致的大歡喜可以發生，他看不出這些東西。

　　我們再說閏土的故事。《故鄉》裏麵寫少年閏土的故事，可以看到魯迅筆下的詩意——魯迅經常會有詩意之筆。大家如果離高中時間不遠的話，應該還記得課文裏麵說，在那黃澄澄的大月亮下麵，沙灘上一個少年，戴著一個銀項圈，那個銀項圈真是一個很漂亮的裝飾，手裏拿著一把鋼叉的姿態，那非常非常詩意。這個閏土到了中年的時候，腰也彎了，眉頭也皺了，更重要的是，他變成了一個卑屈的人。魯迅的一些文章我是讀過好幾遍的，但我一直不是特別明白這個故事——這個故事讓我感動，但我一直不很明白這個故事說的是什麽，它的真正的東西是什麽。等有一天，突然明白了：人生下來都是有希望的，長大了大多就沒有希望。每一個孩子生下來的時候，我們給他起名字，我們給他一個願望，而這個願望就慢慢地枯萎，這個生命就慢慢枯萎掉。這個生命最後是變成瑣碎的、無聊的、卑屈的這樣一種情形。這裏麵包含著很深的對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種敏感。

　　當然，他寫的是一個窮孩子。但是魯迅的這種悲哀我想是有很大的泛義性吧，否則我們在籠統的故事裏麵真的看不出東西來。閏土有什麽大不了的事？窮？天下窮人真多啊，什麽時候沒有窮人？閏土家裏也沒什麽，你說鬧了點水災，他也沒傾家蕩產是不是？他老婆也沒給什麽衙內搶去——我們經常在戲劇裏麵看到那個衙內把勞動人民的老婆搶去了，其實這種事情也發生得很少，衙內一般不搶勞動人民的妻子，要搶的是另外一些人。生命幾乎是無事的，幾乎是沒有事情的，但是幾乎是無事的生命它有最大的悲哀。生命不是在生長，不是一天比一天生長得好，生命是一天比一天萎縮下去。在魯迅的小說或者說魯迅的文學作品裏麵非常強烈的東西，就是一種對於人的生存困境的敏感性。

　　我在說魯迅與魏晉的時候，我並不是說魯迅的這些東西都來自魏晉，而是說，魯迅的某些氣質跟魏晉文化，有的地方是有淵源關係的，有的地方它隻是一種相似。或者說在魏晉文化裏麵可以看到這種很有生氣的東西——我把敏感稱之為一種有生氣的東西，因為人有活力的時候，都是敏感的，人越是有活力，越是敏感。人隻是無法活下去的時候，人才會變得麻木。我在這裏插一句話，這幾天看到那個馬加爵的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大家說一句話。如果你是從農村來的，如果你受過很多苦，我告訴你，一個男人在世界上受苦不算什麽事情。因為我們受苦，所以我們有力量。我從來都是對農村的學生這樣說。我也從小就很窮，什麽事都經曆過，我從來不在乎，吃過的那些苦，從來不在乎。有一點就是，等你娶了老婆，不要讓你的老婆受苦。

　　我再往下說一點，就是說當一個人，他的生命在壓抑當中，他沒有力量，沒有精神力量應對周圍的時候，他會變得麻木。我有的時候會很深刻地記住生活裏麵的一些瑣事，隻是一些瑣事。比如說有一次，我走過那個淮海路邊上的一個小街，不小心跟一個女的撞了一下。肩膀撞了一下，很自然回過頭去說聲對不起。我去看她，是背著一個大簍子揀垃圾的一個女人，可能三十五六歲，但說不清楚，因為那些很窮的婦女可能老得比較快。她沒有注意到自己跟我撞了，她也根本聽不見我跟她說對不起，她的眼睛裏完全沒有光芒，整個世界都是空茫的。我想這個世界在她眼裏大概隻有兩種東西，一種是有用的東西，一種是沒用的東西——有用的東西就是垃圾，可以揀來賣錢所以是有用的。剩下的那些房子，那些男男女女，那些華麗的東西都是廢物，沒有用的。她不能夠用一種活的感情來對待現實，生命被壓迫到這一步的時候，會麻木。我讀巴金老先生的文章時，就想他在“文革”當中的處境。人到了那地步的時候，人就變得麻木了，什麽都不能分辨了。除了詛咒自己——因為隻有詛咒自己才能躲過危機，因為隻有詛咒自己才能給出這個世界的解釋，詛咒自己成為了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不斷重複的唯一的動作。而一個好的文化狀態，它實際上是一個敏感的狀態，一個好的精神狀態它總是敏感的。

　　我們看魏晉文學的時候我們也能夠感覺到這一點，特別是阮籍。阮籍的詩歌是一種非常敏感的詩歌，它觸及了中國詩歌原來沒有的東西，就是說，生命所麵對的困境和自由的不可能性，乃至於一種孤單和無聊。

　　我讀阮籍的《詠懷詩》第十七首，非常震撼的，特別是讀到最後兩句。詩中開始好像在說一件平常的事情：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廳堂裏，沒有人可以跟他說話。然後出門來到大路上，這個大路上看不到人來人往，這就有點奇怪。接下來說登到高山上去望世界，整個世界就是一片荒莽——現在可以看出這是象征的寫法，它說這個世界是沒有人的，隻有那些驚惶的野獸和飛鳥。最後寫得非常奇特：“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瀉）。”——如果前麵的象征都是為了證明這個世界是沒有人的，自我處於絕對的孤獨之中，那麽最後兩句怎麽來呢？又怎麽可能期待與親友“晤言”，就是相對而談，以求擺脫孤獨呢？但是仔細體味你就明白了：作者是說：即使這個世界是空茫的，即使人跟人之間是無法溝通的，但人還要在一起說話，還得滔滔不絕。因為連孤單也是我們承擔不了的東西。我們隻能無聊，隻能無聊。因為你無法總在孤單中度過，所以你最後選擇無聊。所以有這樣的話：“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瀉）。”到了天黑的時候，你還是希望身邊有朋友，你跟他去說話，說話的最後的意義和目的，隻是拉肚子，隻是發泄。就是說，人都不能選擇孤單，人隻能選擇無聊。

　　在阮籍的詩歌裏麵所表達出來的對生存狀態的敏感性是相當驚人的——不是偶爾，而是很多的詩。所以阮籍的詩有時候是非常陰暗的。我偶然地曾經發現過一次，他的一首詩，說生命是一個什麽樣的過程，用白話翻譯過來，跟叔本華的一段話幾乎就不用改動幾個字。叔本華的原文是說，生命就像在礁石叢生的大海上航行的一片孤舟，你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繞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礁石，那麽最後指向的就是死亡。這個意思，在《詠懷詩》裏麵，完全用相似的語言表達出來。我不是說好像阮籍的思想真的偉大得很了不起，你不能憑一段話相似就說他的思想水準如何如何。我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這首詩的敏感性，魏晉詩歌所包含的這種敏感性是非常驚人的。而這種敏感性來自於什麽？來自於人的自愛和堅強。隻有堅強的人，才能夠活生生地生活在黑暗當中。他不麻木，他看。他能夠忍受自己的敏感，能夠接受自己的敏感，不肯麻木。那我想這也是我們讀魏晉文學，我們喜歡的一個東西。因為這種敏感，這種痛苦，它表現出一種生命的活力。

　　敏感的生活態度常常和哲學意義上的人生虛無感聯係在一起。因為在宗教信仰中，生命是可以定義的，在個體附著於國家與群體意誌的狀態裏，生命也是可以定義的，而當個體感覺到他隻能以一個純粹的個人來麵對這個世界的時候，就會發現生命無從安頓的苦悶。魏晉作為個體覺醒意識的時代，作為儒家的“天命”觀和“綱常”觀不足以成為人生的精神支撐的時代，虛無也就成為文人的強烈的感受。喝酒啊，吃藥啊，放誕的行為啊，都和這種虛無感有關。在上麵引到的嵇康的文章、阮籍的詩歌裏，也同樣能夠感受到虛無的氣息。

　　“虛無”這個詞味道好像不好，是不是太消極？也許是有一點。但也有另外的可以說的地方，就是個體不願意附著於外於自身的力量，寧可漂泊於虛無之境。魯迅《影的告別》說：“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 那麽，去哪裏呢？他說，“我不如彷徨於無地”，“我不如在黑暗裏沉沒”，“我願意隻是虛空”，因為“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魯迅身上和魏晉文學非常相通的一個地方。就是：虛無。

　　魯迅那種生命的虛無感是很強烈的，我們在他的文章裏會不斷地讀到這種東西。我再讀一段《墳》的題記：“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麽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麵是埋藏，一麵也是留戀。至於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 他把自己的文章的收集起來，他的感受就是，雖然是些糟粕，但我也做一個墳把它埋起來；我做一個墳把它埋起來，這是我心裏的紀念。將來這個墳總要被人踏平，那是沒有辦法的，但是眼前我先給自己做一個墳。他的心裏是很晦暗的，這種很晦暗也許我們隻有在西方現代派的哲學和現代派的文學家身上，比如說，我們在加繆啊，在這些人身上能夠看到這種類似的晦暗。就是說：人無法自己給出自己的定義來。這是不是人的根本上的困境，人的最後的困境是不是就是這個，我不知道。但是那些偉人，那些智者，他們最終都將麵臨這個問題。就是：生命不能給出它最後的定義來。

　　當然，我說的這個“虛無”並不是指魯迅的生活態度、他的行為是虛無的。魯迅生活的態度是積極有為的，他是非常強烈地說要做事的。而且他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努力的，包括他投入到“左翼”文化運動，投入到當時的政治——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接觸到當時中國政治的核心，就是國共兩黨的矛盾和鬥爭。他在做這一切的時候他都是投入的，但是魯迅的內心仍然是空虛的。在最後和最根本的地方，他看不到價值所在，他看不到生命最後可以寄托的東西是什麽。即使魯迅知道群體的、社會的事業是值得去從事的事業，他也不能把自己融化在這個事業當中。明白我說的意思嗎？他可以投入到自己認可的事業當中，他可以在這裏麵形成他的倫理判斷、價值判斷，可以形成他的是非，但是他並不能使這個個體融化到當中去。因為生命仍然是一個個體的存在。一個社會的事業和群體的事業，它不能取消一個個人的價值，個人的痛苦，個人的情感。

　　魯迅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個人主義者。當然，“個人主義”這個詞已經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官方意識形態解釋得非常荒謬，所以講到這個概念的時候，應該對它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才能說這個詞。否則的話，你認為“個人主義”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自己的口袋裏，就是無論做什麽事情都隻想到自己，不想到別人，就是害別人，那就沒辦法——這也許是做宣傳的人有意的一種行為，它使得“個人主義”這個概念完全失去它本來的意義。

　　如果我們在本來的意義上來說的話，魯迅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個人主義者。而強烈的個人主義者他有一種隻能站在自己獨一的立場上來看生命，而不能站在其他的立場上來看待生命現象這樣的一種氣質。這樣的一種氣質導致人的對世界的荒茫感和虛無感。

　　也因為魯迅是一個強烈的個人主義者。所以他對周揚等人，就是那些黨內他稱之為“奴隸總管”、“工頭”的一小部分人非常厭惡。雖然他參加“左翼”文化運動並且正成為“左翼”文學的一麵旗幟，他跟共產黨的關係也是很親近的，但如果有人像一個“工頭”、一個“奴隸總管”那樣試圖驅使他做什麽，強加給他什麽東西，他仍然是絕對不肯接受的。

　　有一個前一段時期流傳得很廣的事情，就是說羅稷南先生直接問毛澤東，如果現在魯迅活著會怎麽樣？毛澤東回答他說：“他要麽識大體，不說話；要麽已經在牢裏麵了。”這個話，有人表示懷疑。但是黃宗英出來證實，她說她就在邊上聽見了。這個事情基本上可以被認定為是一個事實，但是我們也不要輕易地就從字麵上去聽毛澤東的這句話。這句話裏麵還包含著另一層意思，就是毛澤東對羅稷南提出這個問題的厭煩和警告。

　　但是，“魯迅如果活著，會怎麽樣？”這個問題仍然存在。我想：魯迅如果活著的話，他將麵臨一個巨大的困境，他將更深切地感覺到人生的晦暗和徹底的虛無。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會做什麽，但是我們能夠相信他總會做些什麽。

　　最後回到今天講演的題目：魯迅與魏晉。一方麵我想說魯迅並不毫無保留地反對和否定傳統文化，事實上他和中國的曆史傳統有很多的關聯；另一方麵我想說，盡管無論漢唐也罷，魏晉也罷，曆史上的東西在今天並不合適簡單地加以繼承，但是我相信有一點就是：我所讚美的，我所強調的，或者說我今天要說的話題當中最核心的就是，我們喜歡中國文化中那些有生氣的、有生命力的、敏感的和有力量的東西，喜歡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是我們在中國文化當中值得清理、值得紀念和值得發揚並且希望把它和我們接受其他文化的這種選擇結合起來的東西。

　　好，我所有的東西就說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