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如此感傷，如此溫良，如此聖潔—— 論《巨流河》

　　◎李建軍

　　我讀書，向來不喜歡讀節本和潔本，但大陸版的《巨流河》（三聯書店，2011年4月），我還是找來讀了。原因很簡單：它竟然把我的一位硬漢朋友，感動得潸然淚下。此前，我的這位朋友，也曾被一部名為《北逃》（CROSSING）的韓國電影，惹得失聲痛哭，按他的話說，“竟然當著孩子的麵，不知羞恥地哭了起來。”我信任他的眼淚。於是，便找來看，結果，自己也被這部韓國電影搞得難過了好一陣子——誰若對中國“大躍進”之後的哀鴻遍野的“大饑餓”有了解，誰若對搞得“四海翻騰”、“五洲震蕩”的“文革”浩劫有記憶，誰就有可能對《北逃》中人物的不幸，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就更容易體驗到那種撕心裂肺的疼痛。

　　這次，關於《巨流河》，我的朋友的眼淚，也同樣沒有欺騙我。我依然像前次那樣被感動了。隻是，這樣的好書，怎麽可以隻讀個節本了事呢？為了得窺全豹，我托一位作家朋友，從香港帶回一部完整版的《巨流河》。對照著大陸的刪節本，我將這本厚達六百零三頁的繁體豎排的書，重又細細讀了一遍。

　　這是一部充滿鄉愁的追懷之作。那些失去故鄉的漂泊者，如風中的轉蓬，從巨流河，飄到長江，飄到岷江，飄到大渡河，一直飄到了啞口海。在動蕩的年代，他們看了太多的慘象，流了太多的眼淚，經了太多的生離死別。然而，齊邦媛的敘事，哀樂中節，態度平靜而內斂。在她的筆下，感傷和悲情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對生活的摯愛，是對他人的感恩，是任何時候都不焦躁暴怒的溫良，是任何時候都不歇斯底裏的優雅。

　　一、如此感傷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文革”浩劫的終結和文化禁錮的寬緩，台灣文學逐漸進入大陸讀者的閱讀視野。林海音、於梨華、聶華苓、瓊瑤、白先勇、李昂等人的小說，張秀亞、王鼎鈞、郭楓、三毛、琦君、楊牧等人的散文，餘光中、鄭愁予、瘂弦、洛夫、席慕容等人的詩，柏楊、李敖、龍應台、姚一葦、柯慶明等人的社會批評和文學批評，都給大陸讀者留下別樣而深刻的印象。

　　相提而論，概而言之，由於未曾受到外部規約力量的強力幹擾，由於較好地維持著與傳統文化的血脈聯係，台灣作家的作品比大陸的當代作品，更有人情味，語言功力更好，古典文學的因子更濃，“中國心情”也表現得更充分。即使在瓊瑤的那些比較模式化的小說裏，你也能感受到漢語特有的韻致，也能體驗到中國古典文學的詩意情調，也能感受到中國人對世俗幸福的想象與憧憬。

　　至於對故國往事感傷的追懷，對父母之邦無邊的眷戀，更是台灣文學的具有核心意義的主題。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白先勇的《遊園驚夢》和《謫仙記》等小說，餘光中的《鄉愁》和《鄉愁四韻》，郭楓的《黃河的懷念》、《我想念你，北方》，琦君的《何時歸看浙江潮》和《煙愁》，席慕容的《出塞曲》和《長城謠》，張曉風的《愁鄉石》和《遠程串門子》等許多台灣作家的作品，都曾敘寫對故人與往事的懷念之情，都曾抒發對祖國河山的熱愛和依戀。

　　從情緒模式來看，《巨流河》屬於典型的台灣文學。沉重的漂泊感和強烈的鄉愁，如濃雲重霧，縈紆在這部傑作的字裏行間。但是，齊邦媛年近耄耋而述往事，世事洞明，心氣和平，最終能將自己的感傷、憤懣和悲慟，控製在適度的範圍，始終不失“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中和之美。這既與她溫柔敦厚的家風有關，也與她所受的學校教育分不開——她的老師，不僅教她知識，而且從情感上，深深地影響了她，使她的情感世界既包含著“感時憂世”的廣度，又蘊含著深刻、沉重的人生內容。

　　孟誌蓀先生指導學生要用心讀“不幸人物的傳記”，並且把自己在亂世顛沛流離的痛苦，融入到了對杜詩的講解中，從而培養了學生在詩境中體驗人生的情懷，以及在人生中感受詩意的能力：

　　……那時我已長大成人，又逢國難，很能了解孟老師為什麽說若沒時間讀全本《史記》，又想讀最好的，就先讀司馬遷寫倒黴不幸人物的傳記，《項羽本紀》就比《劉邦本紀》高明得多。從南京到四川這一趟千百裏的流亡經驗，也讓我深深明白為什麽孟老師教杜甫詩時，竟聲淚俱下。教室裏彌漫一股幽憤悲傷，久久難消。

　　我浸潤於孟老師的詩詞課整整兩年，如醉如癡地背誦、欣賞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後在武漢大學朱光潛老師英詩課上也背誦了百首以上的英詩，中英兩種詩選中相異又相似的深意與境界，四年之間在我心中激蕩，回響。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這樣一個人，如覃子豪《金色麵具》詩句：“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①

　　杜甫《秋興》詩雲：“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輾轉於“幹戈際”的人們，是很容易因無奈而感傷，因感傷而流淚的，所以，孟誌蓀講杜甫時，哭了，朱光潛先生講華茲華斯的《瑪格麗特的悲苦》時，也哭了：

　　朱老師讀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鳥兒有翅膀 ，鏈緊我們的是大地和海洋），說中國古詩有相似的“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之句，此時竟然語帶哽咽，稍微停頓又繼續念下去，念到最後兩行：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為我歎息）

　　“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師取下了眼鏡，眼淚流下雙頰，突然把書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也許，在那樣一個艱困的時代，坦率表現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對於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學二年級學生來說，這是一件難於評論的意外，甚至是感到榮幸的事，能看到文學名師至情的眼淚。②

　　自古無淚不成詩。在詩的深處，總是湧動著淚的泉水。然而，隻有至情至性的人，才能感受到那泉水的溫度。孟誌蓀和朱光潛都是有詩心的人，所以，他們因詩而動情落淚，並用自己的淚水，滋潤學生心田裏的禾苗，使他們也成為有溫柔詩心和豐富詩情的人。齊邦媛在回答《瞭望東方周刊》的訪談時說：“文學教育幫助我更客觀、深層認識人間悲苦與活著的意義。”③其實，她所接受的詩化和人性化的文學教育，不僅給她提供了認識人生真諦的智慧，而且還給了她一副慈悲心腸——這意味著能感受到人生的哀苦，能感受到他人的不幸，尤其重要的是，要知道眼淚的滋味。杜甫《哀江頭》詩雲：“人生有情淚沾臆，江草江花豈終極。”劉鶚在《老殘遊記自序》中說：“……哭泣也者，固人之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為衡。蓋哭泣者，靈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巨流河》也是一部哭泣之書。齊邦媛多次寫到眼淚——自己的眼淚，母親的眼淚，父親的眼淚，那些失去家園和親人的人們的眼淚，這既與她的“靈性”相關，也是老師影響和教育的結果，豈偶然雲乎哉！

　　一部作品的精神風貌，最終還是決定於作者自己的氣質和經驗。《巨流河》的感傷情調，說到底，還是源自於作者自己的人生感受。她在少年時代，便體驗到了可怕疾病的折磨，獨自體驗過被死亡威脅的無助感，也親眼目睹了失去兩個年幼的弟弟和妹妹，給母親帶來的巨大悲痛：

　　我母親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實，哭泣自責，漸漸陷入精神恍惚的狀態。在傳統社會，一個年輕媳婦“沒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隻有趁黃昏伺候了晚飯後，在夕陽餘光中躲到牧草叢中哭泣。後院空地上長滿了一人高的牧草，從春天雪融時的嫩綠到降雪時的蒼茫，庇護著她壓抑的哭聲。雪融之後，她還帶著我去一裏路外的祖墳，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墳上痛哭。我記得祖墳四周種了鬆樹，在初春的風中猛烈地搖撼，沿著老墳周圍則開滿了粉紅色的花，在我母親哀切幽咽的哭聲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帶回家，祖母說是芍藥花。我長大後每次見到芍藥花，總似聽到母親那哀傷壓抑的哭聲。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種高貴的嬌美，與旁邊的各種野花都不一樣；它在我日後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許多蔓延的、永不凋謝的，美與悲傷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④

　　從這段文字裏，我們可以看見母親的悲苦對作者的影響——這種影響留給她的記憶如此深刻，以至於到了古稀之年，她依然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的情境，依然能用文字還原那些具體的細節和氛圍。同時，從這段文字裏，我們也可以看見作者不俗的文學才華。她完成了一個高難度的“文學動作”，即在樸實自然的敘述語言裏，在平和舒緩的敘述語調裏，同時完成描寫和抒情的雙重任務。清晰呈現的畫麵感，充滿情感律動的抒情性，以及豐饒的詩意感，統統都被和諧地包容在質樸、簡潔而優美的敘述語言裏。她的敘述態度是克製的，但是，所獲得的效果，卻是強烈的，在那感傷的意境裏，在那悲愴的旋律裏，流蕩著足以使人泣數行下的力量。在齊邦媛的筆下，我們可以隱約看見蕭紅的影子——她們都寫遼闊的東北大地特有的風物，都寫柔弱的生命躲避不過的死亡，都寫女性無助的境遇、無盡的眼淚和無邊的哀傷。

　　從少年時代起，齊邦媛就離開故鄉，踏上了漫長的漂泊之旅，自此之後，故鄉便在遙遠的夢境裏，便在淒楚的歌聲裏：“我生長到二十歲之前，曾從遼河到長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戰八年，我的故鄉仍在歌聲裏。從東、西、南、北各省戰區來的人，奔往戰時首都重慶，顛沛流離在泥濘道上，炮火炸彈之下，都在唱，‘萬裏長城萬裏長，長城外麵是故鄉……’”⑤這種有家歸不得的漂泊感，終其一生，縈繞在作者心頭，成為她內心深處難以化解的情結，難以消除的疼痛。即使成年以後，她也常常被這種強烈的漂泊感折磨著。她曾這樣寫她中年時期，在美國進修期間的漂泊體驗和感傷心情：

　　……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來，窗外竟是皓月當空，想到《紅樓夢》中，寶玉醒來所見當是同一個月亮。我這個現代女子，背負著離開家庭的罪惡感，在異國校園的一隅鬥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紅塵自適！起身在淚水中寫了一信給父母親，敘此悲情，（當時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會增加他們多少牽掛！）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將信投入郵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動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許久。當時心中盤旋著《春江花月夜》：“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詩中情境。⑥

　　這純然是一個詩人的感傷。在她的筆下，有未能替“家庭”盡責的不安，有對年邁父母的體貼和惦念，也有推己及人的不忍之心和仁愛情懷，而“可憐春半不還家”的漂泊，則更使人備感淒涼，尤難為懷。

　　齊邦媛在寫給《第二屆在場主義散文獎》的答謝詞中說：“我最應該得的是世界上最資深的漂泊獎。”⑦　漂泊者的鄉愁，即使到了桑榆晚景，依然籠罩在她心頭。觸緒紛來，愁腸百結，“固將愁苦而終窮”，這，大概是古今漂泊詩人共同的精神遭際吧。

　　二、如此溫良

　　文學是離同情和憐憫最近的一種精神現象。一個優秀的作家，往往是一個懂得愛的價值的人，而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也總是包含著善良的意願和道德性的關懷。一部規製宏大的敘事作品，如果完全沒有道德視景，對善惡和是非也完全漠不關心，那麽，它就很難產生持久而普遍的影響力。

　　然而，貶低善和愛的價值，似乎已經成了哲學和文學上的一種時髦。懷疑主義者尼采就嘲笑愛的意義，視同情為一種有害的“惡習”，認為：“虛弱的人和失敗的人應當滅亡：這是我們人類的愛的首要法則，人們甚至應該幫助他們自取滅亡。”⑧我們雖然不像尼采那樣極端和簡單，但是，我們也否定普遍的愛，而肯定有限定的愛，隻不過，尼采站在強者一邊，我們站在相反的另一邊。我們把衝突和對立當作生活的本質。個性千差萬別的人，處境各各不同的人，被草率地區分為好人和壞人，被簡單地劃為敵人和朋友，被隨意地貼上進步和落後的標簽。無休止的鬥爭被當作推動生活前進的動力。惡被賦予了使人眩惑的魔力，而善則被歪曲為令人討厭的德性；仇恨被當作一種高尚的激情，而恐怖和暴力則被浪漫主義地詩意化。我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尼古拉·斯塔夫羅金們一樣，無所畏懼，“醉心於危險感”，“不斷陶醉在勝利中，並且意識到自己是所向無敵的”⑨。我們缺乏樸素的生活態度，討厭一切平淡無奇的事物；我們喪失了對時間的敬畏感，竟然妄想將一萬年化為一瞬間。我們渴望一蹴而就、驚天動地的成功。我們將自己想象為普照萬物的太陽，以君臨萬物之上的最高主宰者自居。基裏洛夫說：“人將成為上帝，並將發生本質上的變化，種種思想和一切情感亦將如此。”{10} 我們完全被基裏洛夫式的自大和傲慢異化了。我們成了在自我想象中不斷膨脹的怪物，成了靈魂粗糙的“新人”。早在一九四六年，宗白華先生就發現我們民族的靈魂“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們也現實得不近情理了”，“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猜忌、鬥爭”，“沒有了構成生命意義、文化意義的高等價值”，於是，便提出了這樣一個嚴峻的問題：“中國精神應該往哪裏去？”{11}

　　“中國精神”的未來去向，也是齊邦媛甚為關心的問題。她關心中國文化的“高等價值”，關注中華民族“人性”的健全發展。她將“保持中國文化的最高水準”當作自己進行學術研究的重要使命{12}。她認為，錢穆的《國史大綱》“對中國半世紀動蕩，飽受摧殘的人性應該有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13}。事實上，她在寫作的時候，也抱有對讀者“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的目的。

　　齊邦媛生活在天下多故、海水群飛的時代，世道人心經受著可怕的撕裂和嚴峻的考驗。她立誌要寫出外敵入侵、風雨飄搖之時，中國人的堅韌與不屈、寬厚與仁慈。所以，《巨流河》既是一部感傷之作，也是一部讚美之書。她讚美在生活的重壓下依然正直的人格，讚美不為窳敗的世風所汙染的溫良的德性，讚美始終堅持扶危濟困的心地善良的人們。齊邦媛說自己寫《巨流河》的一個目的，就是要用“詩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寫出自己“忘不了的人和事”。而《巨流河》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是一部別樣形式的“抗戰史”，真切記錄了中國人民在戰亂時代的艱難和堅強，也不隻在於它通過大量的細節，還原了那些被曆史的塵埃遮蔽的真相，更重要的，還在於它展示出了一種業已模糊的人格圖景和道德風範，寫出了一群古道熱腸的中國人的精神境界——他們仁慈、克己、真誠，急公好義，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關乎國家命運的大事情上，都顯示出一種溫良的態度和中正的精神。

　　齊邦媛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寫到了一位不知其名姓的小鎮醫生。他不僅有懸壺濟世的慈悲心腸，肯從“十華裏外的鎮上”，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們村莊裏來”，憑著妙手回春的醫術，救了一個“馬上就要斷氣”的嬰兒的命，而且，還頗知詩書，竟然妙手偶得，給那個被自己救活的嬰兒，起了一個極為雅致的名字——“齊邦媛”。作者懷著感恩的心情說，在自己的生命之初，這位醫生給了她“雙重的祝福”：“我長大後知道此名源出《詩經》《君子偕老》：‘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幾年有位讀者寄給我一頁影印自宋朝範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齊邦媛，賢德女子……。’我竟然與數百年前的賢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榮幸又惶恐！在新世界的家庭與事業間掙紮奮鬥半生的我，時常想起山村故鄉的那位醫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負他在那個女子命如草芥的時代所給我的慷慨祝福。”{14} 讀著這個故事，我聯想到了汪曾祺的小說《陳小手》。雖然這個“小鎮醫生”不像陳小手那樣，有著清晰的形象，有著可以讓讀者尋繹的來路和去路，但是，他們卻一樣善良，一樣代表著昔日中國一個特殊人群的溫良和德性，一樣給讀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在齊邦媛筆下，作為家裏輩分最高的長者，祖母張從周講“規矩”，但更講“仁義”，有威嚴，但更有柔情。祖母留給作者的記憶是如此美好，以至於許多年後，回憶起往事，她仍然如此動情和感念：“祖父母的莊院是祖母獨自撐持的家，由她與我母親，這兩個長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帶著三個幼兒、二十多個長工，春耕秋收過日子。我跟著哥哥滿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後院的小黃瓜、黑漿果……冬天到結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溫和仁厚的人，對我母親——她獨生子的媳婦，充滿了同情與憐惜。但是在那個時代，她也是由媳婦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規矩不能改變，所以雖然她對媳婦好，絕不找麻煩，對她說話聲音也很柔和，但規矩還是規矩，雖然家裏有許多長工與傭人，但公婆吃飯時，媳婦必須在旁垂手侍立，這是‘有地位人家’的樣子。祖母對我最為憐惜，命也是她救的，後來我到北平西山療養院，害她流了許多眼淚，至今我仍愧疚地記得。”{15}懂得“同情與憐惜”的人，就是一個內心世界美好的人，就是一個值得所有受她關愛的人銘記和感恩的人。事實上，齊邦媛自己就有這樣的慈悲心腸和同情之心：她的心裏，並不是隻裝著自己的悲傷，她的眼淚，也不單為自己而流。她忘不掉那些在戰爭中飽受折磨的士兵，忘不掉士兵們的哭泣：“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們枯幹的顏麵，忘不了他們眼中的渴。有時在電影看到西洋古戰場上，威武戰將後麵舉著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淚。古今中外，那些在土地上沙沙地跑、‘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兵都令我悲傷，它具體地象征了戰爭對我心靈的傷害。”{16}

　　在齊邦媛的敘事語境裏，善良乃是一種最美好的德性，溫和乃是一種最優雅的的氣質——如果，在這“善良”與“溫和”裏，再加入一點“寧靜”和“憂鬱”，那麽，它便具有“美”的意味了。齊邦媛從她終生難忘的張大飛身上，看到了這種接近完美的德性和氣質。他心性溫良，喜愛寧靜，甚至樂於沉浸在寂寞中。在一群“喧鬧”的年輕人中，他的“憂鬱溫和的笑容”，便成了齊邦媛的“期待”：“他最喜歡帶我那三歲的大妹妹到院子裏玩，有時幫媽媽抱繈褓中的二妹，偶爾會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買的書。有一次，他帶來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鑲了金邊的《聖經》給媽媽和我看，說這是離家後唯一的依靠。當時我雖不懂，但多年後我明白，為什麽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種和平、寧靜，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奧待解的書，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隨身帶走了。”{17}顯然，在他的溫良的心性裏，在那“淡淡的落寞中”的“和平、寧靜”裏，已經包含著一種別樣的精神內容，那就是基於宗教情感的博愛——這一點，可以從他對自己一次空戰經曆的回憶中看出來。張大飛在寫給齊邦媛的信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前天升空作戰搜索敵跡，正前方雲縫中，突然出現一架漆了紅太陽的飛機！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駕駛艙裏那人的臉，一臉的驚恐。他來不及多想，隻知若不先開槍，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墜下飛機中飛行員的臉了。……我沒有看見，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臉。”{18}在敵人的臉上，他看見了“驚恐”，而缺乏宗教情懷的人，對這樣的表情，往往是視而不見的。從這樣的敘事裏，我們可以看到一顆尚未被“戰鬥激情”和“民族仇恨”扭曲的心，可以看到對生命的憐憫和不忍之心。

　　父親齊世英是齊邦媛一生最尊敬的人，也是作者著力來寫的人。他有著亦新亦舊的道德，既是一個具有新思想的“現代人”，又是一個行己有恥、寬以待人的“古典人”。齊世英十八歲就到日本讀書，在此期間，他對現代的文明有了初步的認識，對於未來的社會進步有了很深刻的理解：“更進一步認識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國民普遍的教養是清潔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講究溫恭的禮節，鼓勵知識的追求。對國家有強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麽小，卻已成為亞洲強國。”{19}在德國留學期間，他成了一個冷靜的理性主義者，認識到社會的進步，端賴理性意識的成熟，那些德國哲學大師的思想，“使他堅定地相信，隻有真正的知識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潛移默化拯救積弱的中國，而不是激動熱情的群眾運動。不擇手段隻達目的的階級革命，留下的社會、文化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解決，才能彌補。”{20}反對一切形式的狂熱，不讚成用極端的手段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這一點，無疑顯示出他在心智和思想上的成熟。

　　如果說，在思想和知識上，齊世英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那麽，在情感和道德上，他則是一個純粹的中國士大夫。在齊邦媛的記憶中，“父親齊世英一生都是位溫和的君子。他說那實在是他理想的開始，做人要有個人的樣子”{21}。他廉潔自愛，公私分明。齊邦媛在初春泥濘的路上走，棉鞋陷在泥裏，這時，父親乘坐公務車經過，他叫司機把鞋從泥裏拔出來給她穿上，就開車走了。晚上回來，他對年幼的齊邦媛說：“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務車上學，公務信紙有機關頭銜的，我們也絕不可用。一則須知公私分明，再則小孩子不可以養成炫耀的心理。”{22}直到成年以後，齊邦媛依然記得父親的這句話，會“突然警覺”，從院長的公務車上下來走路。齊世英像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一樣表達自己的意見，又像一個古代知識分子一樣溫文爾雅地包容那些因為誤解而傷害他的人。他被開除黨籍，剝奪公職，但是，他始終堅持“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的原則，不曾說過那些傷害他的“政客”一句壞話。當齊邦媛自己在大學期間受到“前進的”侯姓學姐人身攻擊的時候，她第一次感覺到了“鬥爭”的可怕，內心充滿深深的困惑。盡管如此，她始終保持著做人的道德底線，因為，“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23}

　　二十世紀的中國人，體驗了太多的家破人亡、不遑寧居的痛苦。無根的漂泊，則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共同境遇，隻不過，漂泊，對《巨流河》中的人們來講，是空間意義上的，對另一部分人來講，則是文化意義上的。在包括“文革”在內的一係列的文化破壞運動中，我們鄙棄“溫良恭儉讓”，踐踏“仁義禮智信”，變得冷酷無情，粗暴無禮。我們成了失去立身之本的孽子，成了失去精神家園的浪子。《巨流河》的出版，它對溫良心性的敘寫，又一次將我們的“文化無根狀態”和“精神漂泊境遇”清晰地凸顯出來。

　　三、如此聖潔

　　如果說，愛情生活是衡量一個時代精神生活狀況的重要尺度，那麽，愛情敘事則是衡量一個時代文學精神品質的重要尺度。在當下的大陸小說作品中，不缺乏“身體敘事”，不缺乏“欲望化書寫”，但卻很少看到美好的愛情。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一部實錄性質的《巨流河》，卻給讀者講了一個至純至美的愛情故事，給我們塑造了一個可愛親切的民族英雄。

　　在談論這個愛情故事的時候，齊邦媛甚至不能接受用“戀愛”這個熱烈的詞，而寧願用“鍾情”這個相對內斂的詞。她說：自己與張大飛的感情，“在今天來說很難稱為戀愛。對我來說，是一種鍾情。‘鍾情’這兩個字在現在當然是很過時的了，可是那個時代，第一見麵很難，第二也有很多的顧慮，不是像今天這樣交通便利。所以回憶當年就是那麽簡單，又是那麽誠懇，那種鍾情因是一生隻有一次。人家那麽轟轟烈烈的生和死，我很怕別人拿來褻瀆，那樣褻瀆的話，會很對不起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嗎？”{24} 為了維護那份“鍾情”的聖潔性，齊邦媛拒絕將它改編成電影。有很多導演找到了她。他們甚至做了“一些計劃”。但是，“我發現我不能接受他們的方式。所以我就公開地說了，在我有生之年不拍電影，我希望我的書先站穩，保持自己的價值。”其實，更內在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害怕褻瀆了自己的情感，害怕褻瀆了逝者的尊嚴：“他們一定要把張大飛那個感情寫成一個熱烈的愛情，因為不這樣做電影就不能賣。這樣做我受不了。在現實裏他是個木訥寡言的人，連人生都沒想清楚，二十六歲就死了。他死得那麽幹淨，全心全意的，就是為了報國。我在有生之年，不願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為一個熱鬧的電影。”{25}

　　齊邦媛的敘事上的含蓄和克製，首先表現在她對自己的“愛情故事”的分散化處理上。像這樣終生難忘的情感記憶，集中在一個敘事單元，酣暢淋漓地講述出來，無疑更有助於獲得強烈的敘事效果。但是，也許害怕過於熱烈的表達，會褻瀆那本來就純淨而莊嚴的情感，齊邦媛便選擇了一種更自然的敘事策略，那就是，按照情感發展的自然過程，將他們的“愛情故事”，片段式地呈現在次第展開的章節裏，仿佛一條小路，在鋪滿鮮花的原野上，曲曲折折，忽隱忽現地通向遠方。

　　他們之間的“鍾情”，開始於齊邦媛十二歲那年。家破人亡、失去家園的張大非（參加對日作戰的中國空軍後，改名“張大飛”），常常來齊邦媛家做客，因為，父母經常會在家裏招待那些來自東北的無家可歸的孩子。有一天，吃過中飯，哥哥和七八個同學要去爬不遠處的一座名叫牛首山的小山。齊邦媛因為看著那山羨慕許久了，就追著趕上跟了去：

　　下午四點鍾開始下山的時候，突然起了風，我比他們下山時走得慢，漸漸一個人落後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著一塊小岩頂，進退兩難。山風吹著尖銳的哨音，我在寒風與恐懼中開始哭泣。這時，我看到張大非在山的隘口回頭看我。

　　天已漸漸暗了，他竟然走回頭，往山上攀登，把我牽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學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軀，說：“別哭，別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與關懷，是我這個經常轉學的十二歲邊緣人很少看到的。

　　……數十年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裏由隘口回頭看我。{26}

　　然而，平靜安閑的和平生活結束了，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抗日戰爭”開始了。“張大飛於一九三七年底投軍，入伍訓練結束，以優良成績選入空軍官校十二期，畢業後即投入重慶領空保衛戰，表現甚好，被選為第一批赴美受訓的中國空軍飛行員。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國科羅拉多州受訓回國，與十四航空隊組成中美混合大隊，機頭上仍然漆著鯊魚嘴，報紙仍舊稱他們為飛虎隊。”{27} 在戰鬥的間隙，張大飛與齊邦媛繼續保持著通信聯係。這些“天上的來信”，見證著一個優秀青年為國征戰的曆程，也反映著他可愛的性格和純潔的心靈：

　　他的信，那些仔仔細細用俊秀的字寫在淺藍色航空信紙上的信，裝在淺藍的信封裏，信封上寫著奇奇怪怪的地名：雲南驛，個舊，蒙自……沿著滇緬鐵路往緬甸伸展。他信上說，從街的這一頭可以看見那一端，小鋪子裏有玻璃罐子，裝著我大妹四歲時在逃難路上最愛吃的糖球。飛行員休假時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亞……”從此沒人強迫他喝，更勸不動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時行樂，實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讀《聖經》，看書報，給慧解人意的小友寫家書比“行樂”快樂多了。{28}

　　愛情最有韻致的階段，是在它還不能被稱作“愛情”的時候，就像花兒最嫵媚的時候，是在它尚未完全綻放的時候。這個時候，彼此見麵所說的，也許都是題外的話，都是不相幹的話，但那些看似與情感無關的話，其實已經是情話了——它無疑是最淺最淡的那種，但也是最深最濃的那種，就像最輕最薄的羽毛，往往會飛得最高最遠一樣：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過中飯，我帶他穿過中大校園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塊懸空小岩洞。太陽耀眼，江水清澄，我們坐在那裏說我讀的課外書，說他飛行所見。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時光靜靜流過，我們未曾一語觸及內心，更未及情愛——他又回到雲南，一去近一年。{29}

　　江淹在《別賦》裏說：“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尋常意義上的分別，已足以讓人依依不舍，愛情故事中的永別，就更加令人柔腸寸斷。在《巨流河》裏，升空作戰的張大飛隨時都有可能犧牲，每一次分手，都有可能是他們的最後一麵。盡管他們都知道這一點，但他們依然顯得那麽克製，依然表現得那麽含蓄：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們正沉浸在畢業、聯考的日子裏。有一天近黃昏時，我們全都回到樓裏準備晚餐了，一個初中女孩跑上來找到我，說有人在操場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過來，穿著一件很大的軍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說，“邦媛，你怎麽一年就長這麽大，這麽好看了呢。”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讚美我，那種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說，部隊調防在重慶換機，七點半以前要趕回白市驛機場，隻想趕來看我一眼，隊友開的吉普車在校門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著他往校門走，走了一半。驟雨落下，他拉著我跑到門口範孫樓，在一塊屋簷下站住，把我攏進他掩蓋全身戎裝的大雨衣裏，撐著我靠近他的胸膛。隔著軍裝和皮帶，我聽見他心跳如鼓聲。隻有片刻，他鬆手叫我快回宿舍，說：“我必須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門口，上了車。疾馳而去。

　　這一年夏天，我告別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長江遠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風遠矣。

　　今生，我未再見他一麵。{30}

　　“你怎麽一年就長這麽大，這麽好看了呢”，這句話裏，有兩個層麵的意思：表層，是從哥哥的角度說出的，包含著對小妹妹的成長之快的欣喜；深層，則傳達出含著愛意的驚訝，是一句含蓄而又熱烈的愛的語言，難怪“我”會把它當作“讚美”，難怪“我”說自己對當時的“心情”，是“忘不了的”。在上引的這段敘述語言裏，作者的節奏，是緩慢的，在“我必須走了”之後，寫“我”見“他”離去記憶的一句話，則斷為四頓，別為兩句，仿佛低沉、舒緩的慢板，蘊藉婉轉，意味深長。而“一九四三春風遠矣”一句，更是語意古雅，耐人尋味：春風雖遠，但溫暖仍在，記憶永在！

　　《巨流河》的愛情故事之所以令人震撼，之所以令人覺得美好，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包含著神聖和莊嚴的宗教情感。雖然愛情，就其本質而言，都是美好的充滿詩意性的，但是，隻有當它充滿克己利他的犧牲精神的時候，它才有可能是真正高尚和偉大的。《巨流河》裏的愛情，就具有慈悲的情懷、利他的精神和聖潔的宗教色彩。

　　張大飛身上沒有一絲一毫好鬥成性的戾氣，沒有一絲一毫舍我其誰的傲慢；由於天性的善良和對悲苦的敏感，他本來最適合做一個濟世利物的行善者，然而，他卻不幸生活在一個亂世，不得不參加抵禦外侮的戰爭，不得不做與自己的天性格格不入的事情。他的慷慨赴國難的英雄行為，固然令人感念和欽佩，但是，他對生活和愛情的莊嚴而純潔的態度，卻更加令人感動和尊敬。雖然不幸生活在一個戰爭年代，雖然他不得不通過暴力的方式，捍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但是，這並不影響他成為有信仰的人，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家破人亡之際，他將《聖經》當做他“唯一的依靠”。他的愛情與他對上帝的愛，是融為一體的。他把一本“和自己的那本一模一樣的《聖經》”送給了齊邦媛。他把愛情和對上帝的愛，一同帶給了自己所愛的人。他對“邦媛妹妹”的“祝福”——“願永生的上帝，永遠地愛你，永遠地與你同在。祝福你那可愛的前途光明，使你永遠活在快樂的園裏”，每一個字句裏，都充滿了宗教的溫暖和柔情。

　　二十六歲的張大飛在豫南會戰掩護友機時，殉國於河南信陽上空。這給齊邦媛帶來巨大的痛苦，直到抗戰勝利後，她仍然難以擺脫。最終，她終於受洗成為基督徒：“我在長期的思考後，以這樣嚴肅的方式，永遠地紀念他：紀念他的淒苦身世，紀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紀念所有和他那樣壯烈獻身地報了國仇家恨的人。”{31}這種嚴肅的紀念方式，賦予了他們的感情以神聖的性質，別有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

　　哪裏有信仰，哪裏就有奇跡；哪裏有純粹的愛情，哪裏就有神奇的相遇。齊邦媛竟然意外地在南京新街口的教堂前，看到了懸掛在那裏的“紀念張大飛殉國一周年”的橫幅。橫幅上的字，讓她心如刀絞，也讓她覺得神秘不解：“在雨中，我癡立街頭，不知應不應該進去？不知是不是死者的靈魂引領我來此？不到十天之前，我剛剛意外地飛越萬裏江山，由四川回到南京——我初次見到他的地方——是他引領我來此禮拜，在上帝的聖堂見證他的存在和死亡嗎？”{32} 《聖經》裏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舍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齊邦媛相信這樣的“定期”，相信這樣的“定時”。所以，這樣的“尋找”和“相遇”，並未結束。七十五歲那年，在五月溫暖的陽光裏，她終於來到了南京，來到刻有張大飛名字的“航空烈士公墓”。在這次的“重逢”裏，作者再次獲得了宗教性的啟示，明白了《傳道書》裏“舍棄有時”的象征，而對於所“鍾情”過的人，她也再次用詩意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和讚美之意：“張大飛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裏綻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燦爛潔淨，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33}

　　《巨流河》是一部見證曆史的書，是一部抒發漂泊之感的書，是一部讚美溫良德性的書，更是一部印證“愛情”的書。因為有生離死別，因為有深哀巨痛，所以，它的筆調，難免染著感傷的色彩，敘事的語調裏，也難免含著些微的悲涼，但是，從它的字句之間，你卻讀不到一絲一毫的消沉和頹唐，更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戾氣和怨毒。它沒有一句愛國主義的高調，卻深切地表達了對父母之邦無邊的眷戀和至誠的熱愛；它無意製造浪漫，但卻在平靜而斂抑的追懷裏，為我們講述了一個浪漫而聖潔的愛情故事。

　　“一切歸於永恒的平靜。”這是《巨流河》曲終奏雅的最後一句話。

　　“一切美好的，都將在永恒的平靜裏不朽；一切仁慈的，都將在永恒的平靜裏長存。”這是我從《巨流河》讀到的更為深刻的昭示。

　　2011年11月28日，北京平西府

　　注釋：

　　① 齊邦媛：《巨流河》，第131頁，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月10日第一版第27次印行。

　　② 齊邦媛：《巨流河》，第184－185頁。

　　③ 齊邦媛：《我用詩的真理寫他們》，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14日14：27， 新華《瞭望東方周刊》。

　　④ 齊邦媛：《巨流河》，第29－30頁。

　　⑤ 齊邦媛：《巨流河》，第19頁。

　　⑥ 齊邦媛：《巨流河》，第380頁。

　　⑦ 齊邦媛：《我最應該得的是最資深的漂泊獎》，《文學報》2011年9月22日。

　　⑧ 尼采：《反基督》，第68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⑨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上），第27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10}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上），第15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11} 宗白華：《藝境》，第17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12} 齊邦媛：《巨流河》，第478頁。

　　{13} 齊邦媛：《巨流河》，第430頁。

　　{14} 齊邦媛：《巨流河》，第21頁。

　　{15} 齊邦媛：《巨流河》，第23頁。

　　{16} 齊邦媛：《巨流河》，第282頁。

　　{17} 齊邦媛：《巨流河》，第71頁。

　　{18} 齊邦媛：《巨流河》，第158頁。

　　{19} 齊邦媛：《巨流河》，第35頁。

　　{20} 齊邦媛：《巨流河》，第37頁。

　　{21} 齊邦媛：《巨流河》，第35頁。

　　{22} 齊邦媛：《巨流河》，第34頁。

　　{23} 齊邦媛：《巨流河》，第204頁。

　　{24} 齊邦媛：《曆史可以一筆帶過，文學不能》，《南方都市報》2011年5月9日。

　　{25} 齊邦媛：《曆史可以一筆帶過，文學不能》，《南方都市報》2011年5月9日。

　　{26} 齊邦媛：《巨流河》，第72頁。

　　{27} 齊邦媛：《巨流河》，第157頁。

　　{28} 齊邦媛：《巨流河》，第158頁。

　　{29} 齊邦媛：《巨流河》，第159頁。

　　{30} 齊邦媛：《巨流河》，第159-160頁。

　　{31} 齊邦媛：《巨流河》，第222頁。

　　{32} 齊邦媛：《巨流河》，第258頁。

　　{33} 齊邦媛：《巨流河》，第5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