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聽“魯迅精神與當代文化建設”研討會有感

　　◎王得後

　　仿佛是“六個一”那天，或許還早些，孫鬱兄來電話，說北京文聯想邀我參加一個研討會，題目是“魯迅精神與當代文化建設”，會在南京開，問我能不能去？真是喜從天降。當今之世，還有知者追求“魯迅精神”與當代文化的建設，不是鳳毛麟角，也是寥若晨星了。我滿口答應，頗有期待。

　　三十年來，魯迅研討會多矣，而像這樣帶有根本性的切中時弊的專題，我萎縮的腦海中一片空白。這是一個內容豐富、複雜，而難以推行的題目。蓋有力者“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是我三十年探索的題目。一九八一年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我提供的論文就是：“立人”是魯迅的中心思想、目的和歸宿。直到一九九一年還有我尊敬的前輩批評的議論見於報端。我不改初衷，新世紀又寫了《“立人”就是立文化》。如石沉大海，毫無反響。社會醉心於 “國學熱潮”之中，企望在“信仰危機”之後用“國貨”挽狂瀾於既倒，魯迅竟然成了被批判的對象，遑論他的“新文化建設”！二十年過去，社會精神瀕臨崩盤，恐怕並非危言聳聽。民間諺語說的是：看央視“這邊風景獨好”，一片和諧氣象。走出門，老人倒地沒人“敢”扶，兒童被碾壓“不敢”救助。是的，“愚弱”的精神是撐起不了“崛起”的大廈的。難怪非魯迅研究界的朋友也決心呼喚“魯迅精神”，要發出別樣的聲音，我怎能不“初聞涕淚滿衣裳”呢？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到達南京，我才知道，這是北京文聯和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聯手舉辦的。十五日開會，又是一個“比較無所顧忌”，“比較暢所欲言”的學術會議。這是我二○一一年第二次親曆的這樣鼓舞我心的魯迅研討會。我深知有人不高興，但魯迅八十年前就說過：“在我自己的，是我確曾認真譯著，並不如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取巧，的投機。所出的許多書，功罪姑且弗論，即使全是罪惡罷，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塊不小的斑痕，要‘一腳踢開’，必須有較大的腿勁。憑空的攻擊，似乎也隻能一時收些效驗，而最壞的是他們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最令我難忘的是：與會者沒有一個半途而退的。這可是如今罕見的“盛事”了。在如今的學術會上，自然，我參加的是極少數極少數，但幾乎無會不見“華威先生”和他的弟子多矣。他們都是“知書識禮”的學者教授啊。不過我又想，如今的生活節奏快而又快，“趕會”也是難免的。世易時移，或不當以“華威先生”視之。

　　研討會給了我許多啟迪。首先是議題。質疑的是：“魯迅精神”和“當代文化”都並非“不證自明”的，而題目給出的似乎就是一個肯定的結論。這時候我也才注意到，我們漢人的一種思維定勢，的確是這樣的，題目就是答案。但隨後我就想起一九八○年代初，一次研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電影的會上，一位前輩發言的題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三十年代電影。他侃侃而談，如數家珍，可最後的結論是：沒有影響！哇。雖說已經開過“理論務虛會”，雖說夭折了，還是石破天驚，如醍醐灌頂。這是違背權威的指示的呀。從那時，我知道正題可以反做。在是非、利害、深淺、大小等等之間，還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視角，多種多樣的方麵和議論。打破定於一尊的“思維定勢”，空間無限廣闊。魯迅談《紅樓夢》，就說：“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證成多所愛者，當大苦惱，因為世上，不幸人多。唯憎人者，幸災樂禍，於一生中，得小歡喜，少有罣礙。然而憎人卻不過是愛人者的敗亡的逃路，與寶玉之終於出家，同一小器。”可見，文學—文化不是算術，二二一定得四。魯迅也是這樣的。我們必須有開放的思路。天津師傅教我一句民諺：“好看不如愛看。好聽不如愛聽。好吃不如愛吃。”人間世的一切，都在一個“愛”字：你愛就擁抱了；熱烈的愛就熱烈地擁抱。不愛則“何有與我哉！”乃至於“憎”，也是人情之常。即使世界“大同”，人類生活在“黃金世界”，人還是有不同的七情六欲的，我以為。

　　雖說文化必須有開放的思路，博大的胸懷，因為文化是包羅萬象的。人類創造的一切，自然科學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物質的，精神的，吃喝拉撒睡，琴棋書畫劍，無不包含在文化之中；具體的科目除了它的專業之外也有文化的蘊涵。但文化的根柢畢竟是對人的思維、言語和行為的濡染，的規範。文化即人化，也即化人。價值觀與價值取向是文化的根本特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孔子—儒家的根本特質。“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不得與民變革”的教旨。其他是枝葉，也就是可以“與民變革者也”。二十年的“國學熱”，沒有一個當下的“國學家”敢談“三綱”者，是有深意和苦衷的吧？有海外學者曰：“創造型轉化”；大陸學人也如獲至寶。不過，沒有一個人教我：如何將“君臣轉化”？父子，夫妻也一樣。而陳獨秀、胡適、魯迅們倡導的是新文化，要掃蕩的正是“三綱”，他們的共識是：“三綱”是奴隸政治奴隸道德的根本，是一級壓迫一級的非人性的文化。他們呼喚人的尊嚴，自己要成其為人，同時把別人也當人。人與人之間要“自他兩利”。魯迅明確提出：“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為的是改革。”這就是他倡導的“一要生存”，但不是“苟活”；“二要溫飽”，但不是“奢侈”；“三要發展”，但不是“放縱”的“立人”的綱要。魯迅理解並尊重人的生物性的“生存”、“溫飽”和“發展”的天性欲求，但魯迅倡導人必須超越生物性的生存，而成其為“人”的生存。人需要休息，需要娛樂，需要喝茶，魯迅曾經發議論：“善於治國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隨處看出治國平天下的方法來，四川正有人以為長衣消耗布匹，派隊剪除；上海又有名公要來整頓茶館了，據說整頓之處，大略有三：一是注意衛生，二是製定時間，三是施行教育。第一條當然是很好的；第二條，雖然上館下館，一一搖鈴，好像學校裏的上課，未免有些麻煩，但為了要喝茶，沒有法，也不算壞。最不容易是第三條。‘愚民’的到茶館來，是打聽新聞，閑談心曲之外，也來聽聽《包公案》一類東西的，時代已遠，真偽難明，那邊妄言，這邊妄聽，所以他坐得下去。現在倘若改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聽；專講敵人的秘史，黑幕罷，這邊之所謂敵人，未必就是他們的敵人，所以也難免聽得不大起勁。結果是茶館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魯迅甚至尊重底層民眾的聽唱《十八摸》，道理是：“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餘閑，享點清福，誰也沒有話說的。”當代“王者師”誰有這樣的眼光，這樣的胸襟？從民眾的利害來觀察文化！

　　我常常困惑，常常苦悶：大禹的爹奉命治水，用“湮”也就是“堵”的方法，失敗了，頭也被砍了。大禹“反其道而行之”，毫不理會“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是為孝也”的祖宗規訓，用“導”的方法，導九流入海，滔滔洪水的天災化於無形，天下太平了。那當是名副其實的“盛世”吧。大禹也坐了龍庭。可我們同胞，歌頌大禹，為大禹樹碑，建廟；可完全不學他的思路，不用他的方法。我華夏大地，有誰見過鯀的碑？有誰燒過鯀的香？可骨子裏卻效法他，也即大禹的爹：永遠用“湮”，永遠用“堵”，永遠是“管理”，永遠說不清多少天災，多少人禍！為什麽這樣？

　　與會者對於魯迅以個人為本位，“尊個性而張精神”，達到大群的覺醒的“立人”辦法，沒有公開的異議，根本的異議，似乎也許是一種共識了。因為魯迅所說：“蓋惟聲發自心，朕歸於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若其靡然合趣，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僅從人而發若機栝；林籟也，鳥聲也，惡濁擾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蓋視寂漠且愈甚矣。而今之中國，則正一寂漠境哉。”實在是合乎常識，合乎人情，是樸素的道理。還有一個共識，是知識者固然要“聲發自心”，要“立我”，要有自己；但如果社會不容人說心裏話，甚至以“交心”入罪，是不會有剛健、鮮活、高尚的文化的。社會精神下滑，老人倒地不救，小悅悅被車輾壓路人不敢援手，恐怕多的不是個人的冷漠，而是害怕因此得禍。這是有一種強大的逼迫人不敢救助的社會力量在。社會是個巨無霸，即使是覺醒的知識者也如滄海之一粟。魯迅的呐喊近一百年了，一九三六年臨死還呼籲“救救孩子”，幾近於耳邊風啊。

　　有信任魯迅的人在，又有這樣一些共識，又注意到文化的多元性、多樣性，反對定於一尊，懷抱開放的思路，“民魂”不絕，希望在前。我對這次研討會，心懷無盡的感激之情。非為我鍾情的專業，為我難割難舍的同胞和異胞也。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