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42章 日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

　　◎趙無眠

　　以往我們一直強調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其實，近現代以來，中國的文化也深受日本的影響。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趙無眠辣說曆史》一書提到了一些事例，現將書中論及日本對中國近現代語言文字的影響的有關內容摘登如下——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甚巨，而忽略了另一麵：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化，深受日本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向的，是積極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模仿了幾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浜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近現代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能超過日本。

　　早在一九一五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後，日文行於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五十九個。有少數除了曆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地使用著，並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製執行、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價、讓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試想，如果我們像“抵製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一種什麽樣子？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五十九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結果會更令我們驚歎。如：幹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什麽什麽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聽起來這倒是像“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日本報紙給他看，雲“支那革命黨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

　　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與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詞匯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麵的新意，而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新。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當時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以來形成的中華文明，被元朝及後來遊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華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見《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複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19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