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33章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

　　◎托托

　　一九二八年發生的“皇姑屯事件”，在我們的教科書上一直被認為是日本人的一個大陰謀。最新出版的《辭海》也寫道：這是“日本關東軍謀殺張作霖的事件”。

　　然而，真相究竟如何呢？隨著曆史檔案的解密，作者托托從大量的俄文原始史料及其俄國和歐美曆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中獲悉，“皇姑屯事件”其實是蘇俄特工的一件傑作。這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曆史事件的新的解說。由遠方出版社出版的《皇姑屯真相》一書介紹有有關情況，現將部分內容摘錄如下，以供參改。

　　一九二六年八月初的一天。蘇聯紅軍軍事情報總局局長辦公室內，別爾金將軍反複默念著剛剛收到的命令：根據斯大林同誌的意見，聯共（布）政治局命令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除掉”中國滿洲地區的獨裁者、反蘇反共的北洋政府大元帥張作霖。

　　必須刻不容緩地執行此命令。問題是派誰去呢？軍事情報局並不乏行刺好手，但是由於中國情況複雜，環境特殊，所以不易得手。別爾金將軍經過與三處（亞洲處）處長研究後，決定派境外工作經驗豐富且通曉中國事務的特工站站長薩爾嫩去組織並實施暗殺張作霖的絕密任務。

　　薩爾嫩，拉脫維亞人，早年曾在英國、德國、美國及保加利亞等國從事地下情報活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被調到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三處（亞洲處），一九二六年初被派到中國，以蘇聯軍事顧問的身份為掩護，從事間諜工作。

　　一九二六年初至一九二九年底，薩爾嫩在中國任蘇聯特工站站長期間，曾經秘密組織反對張作霖控製中東鐵路路權的鬥爭，領導在奉係內部實施策反、顛覆及破壞等工作。

　　接到莫斯科的調令後，當時在保加利亞執行任務的薩爾嫩迅速返回總部。在局長辦公室裏，他見到了別爾金將軍。

　　“薩爾嫩同誌，我們的黨中央及斯大林同誌都認為，中國的大軍閥張作霖是我們在遠東、在中國，乃至在整個東北亞開展蘇維埃革命遇到的最大障礙，也是共產主義運動最危險的敵人。所以，總部決定派你去中國，組織並實施暗殺張作霖的絕密計劃。”

　　別爾金將軍又說：“滿洲地區的形勢很複雜，張作霖的貼身侍衛隊又很厲害，聽說每個隊員都身懷絕技。所以，你們實施方案時，要格外小心，盡量把困難想得充分一些。你過去後，擔任情報站站長工作，其掩護身份為駐卡爾甘（現河北張家口市）蘇軍顧問團成員。你的秘密代號為‘格裏斯卡’。為了盡快圓滿地完成此任務，我已密令滿洲地區所有的特工配合你們的工作。請記住：執行完任務後，要迅速離開案發地，當地的情報組織會巧妙地把作案嫌疑栽陷到他人頭上。你準備一下，明天就出發，兩周內拿出行動人員名單及行動方案。”

　　半個月後，別爾金將軍果然收到了由遠東地區發來的密電：除掉“目標”行動人員名單及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

　　一九二六年九月底，應大帥張作霖之邀，“中東鐵路俱樂部交響樂隊”將到其官邸的“帥府苑”舉辦音樂會，據說張作霖的目的是為了取悅於舞女出身的寵妾——五姨太。屆時，薩爾嫩將安排布爾拉科夫提前把在遠東地區特製的遙控炸彈帶到中國境內，再由對鐵路係統既熟悉情況又活動方便的梅德維傑夫、費拉先科轉交給已到沈陽的該樂隊“線人”。然後，由“線人”按薩爾嫩提供的方位圖，把遙控炸彈藏匿到張作霖的座位下。而一身輕鬆的布爾拉科夫則以樂隊聘用的電工身份，混入“帥府苑”，並尋機實施遙控爆炸。

　　莫斯科的將軍們在收到密件的當天，就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討論，最後批示：認同行動人員資格，同意實施行動方案。行動時要慎之又慎。

　　接到莫斯科總部的批複密令後，薩爾嫩便指示下屬迅速行動。他自己也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初，以蘇聯駐奉天領事館隨員的掩護身份，親自到大帥府送交例行的外交公文。薩爾嫩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觀察大帥府及“帥府苑”的地形環境，以便為“線人”提供準確的炸彈放置點。

　　幾天之後，即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化了裝的布爾拉科夫出現在由蘇聯海參崴駛往中國哈爾濱的“東方快車”上。當列車駛到中國邊境小站綏芬河車站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奉係的偵緝隊突然衝進了布爾拉科夫乘坐的高級軟臥車廂，隨後在該車廂的行李中搜出了蘇製的遙控炸彈、數量眾多的高級手表，及美元、日元等大量現鈔。

　　原來，由於布爾拉科夫的“線人”過分關注交響樂隊在大帥府演出的具體時間等事宜，引起了奉天警憲的注意。最後在有關人員的逼問下，“線人”隻好招供：布爾拉科夫指使自己參與炸死張作霖的行動。不過，他隻供出了布爾拉科夫一人。其實，他也僅僅知道布爾拉科夫一人。

　　在哈爾濱的憲兵司令部裏，先後被捕的布爾拉科夫與“接貨人”梅德維傑夫、費拉先科，接受了奉係警憲的審訊。

　　在大量的人證物證麵前，雖然三人都表示認罪，但都一口咬定：暗殺張作霖隻是他們的個人行為，沒有受任何人指使。

　　當問到其暗殺動機時，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他們的父親都是在俄日戰爭中慘死在日本人手裏的。所以，他們憎恨日本人，憎恨一貫勾結日本人的張作霖。他們還謊稱：按計劃，在殺死張作霖後，還要去旅順暗殺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和關東行政長官。奉係警憲似乎相信了他們的口供，沒有再深追下去，隻是將布爾拉科夫三人分別判了三至五年有期徒刑。

　　這樣，布爾拉科夫三人保住了此次行動的實際指揮與領導者——薩爾嫩。

　　由於他們守口如瓶，沒有出賣組織與領導人，所以在其被關押期間，他們的家屬得到了蘇聯政府的特別關照。例如，蘇聯的相關部門每個月分別向三人的家屬提供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的生活補助費。

　　雖然此次暗殺未遂事件對薩爾嫩及軍情局是個沉重打擊，但是他們決意要“除掉”張作霖的決心並沒有改變。

　　事情敗露後，他們一方麵以蘇聯地方政府的名義公開發表聲明，稱布爾拉科夫等人是受“俄日戰爭”討命組織的指派暗殺張作霖的，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毫無關係。另一方麵則全麵深刻地總結此次暗殺失敗的經驗教訓，準備再次行動。

　　在汲取了第一次暗殺未遂的經驗教訓後，他們把“選才”放到了首位。

　　經過一段慎密的考核，他們決定仍讓有著豐富的對華情報工作經驗的薩爾嫩擔任此次行動的負責人，而具體執行的人為有“冷麵殺手”之稱的功勳特工埃廷貢。

　　後來，為確保此次暗殺行動的成功，總部又增派了一名兵器專家型特工——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三局的維納羅夫。

　　埃廷貢首先以一名商人的身份乘船從海參崴來到上海，然後與蘇聯駐上海商貿處人員打個招呼，便乘火車來到張作霖控製的北京。在這裏，他仍以商人的身份拜訪了蘇聯駐華商務代表，一個月後又乘火車直奔哈爾濱。當埃廷貢從北京來到哈爾濱時，這裏的安全情報工作的領導人已經換成了薩爾嫩。

　　在哈爾濱期間，埃廷貢秘密結識了“清除”張作霖行動小組的另一位成員——維納羅夫。

　　維納羅夫來到中國後，以商人為掩護身份，先是負責蘇聯武器在中國境內的秘密調配工作，後被總部選派到由薩爾嫩任負責人、埃廷貢任執行人的“清除”張作霖行動小組。與維納羅夫同時到達中國的，還有他的妻子、軍事情報局密碼報務員列別捷娃。在執行“清除”張作霖的任務中，許多絕密電報的收發都由她完成。

　　一九二八年春季，“清除”張作霖特別行動小組成員，陸續地從莫斯科、北京、沈陽等地聚集到了哈爾濱。

　　解密的檔案材料證實：考慮到張作霖經常乘火車回奉天的習慣特點，特別行動小組決定把“清除”行動鎖定在沈陽，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彈由兵器專家維納羅夫備製，而地點、線路選擇則由埃廷貢負責。薩爾嫩負責挑選亞裔特工，做協助及外圍工作。

　　潛入沈陽後，他們聚集到蘇聯駐奉天領事館“安樂窩”小樓，舉行了秘密的宣誓儀式。

　　宣誓儀式結束後，他們向莫斯科總部發去密電：一切準備就緒，可隨時實施“清除”行動。

　　莫斯科總部領導人明白：薩爾嫩與埃廷貢等人正在等待暗殺張作霖的最佳時機。於是，他們命令在張作霖身邊工作的“線人”，要不失時機地密報張作霖的行蹤，以配合薩爾嫩等人的行動。

　　不久，報務員列別捷娃收到來自莫斯科的密電，上麵寫道：

　　由於北伐軍步步逼進，張作霖正準備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陽，並擬實施“滿洲獨立密約”計劃。

　　張作霖將於近期返回沈陽，這樣就可以盡快實施中途起爆方案。埃廷貢不免為此而喜形於色。

　　“請總部說出張作霖返沈的具體日期及所乘的具體交通工具。”薩爾嫩對列別捷娃命令道。

　　五月三十日夜，莫斯科總部發來密電：

　　張作霖擬在六月三日從北京站出發，所乘交通工具為火車。你們要縝密行事。

　　在該密電中，莫斯科又指出：

　　再次提醒你們，在實施“清除”行動時，一定要把人們的視線引導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蔣介石集團身上，最好能引導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華的相關媒體，做好宣傳引導工作。

　　按照莫斯科總部的要求，特別行動小組緊張而有序地工作起來。

　　維納羅夫負責準備炸藥。在很短時期內，他就備妥了一百二十公斤黃色炸藥。為便於攜帶和隱藏，他把這一百二十公斤炸藥分解成四十個小袋，每個小袋僅重三公斤。小袋的外麵標上了“洋灰粉”或“塗料粉”的字樣。兵器專家出身的特工，幹起這種事來，可謂得心應手。

　　埃廷貢負責選擇行動的地點和線路。經過幾天的化裝踩點，他最終選擇了京奉列車必經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線）與南滿路（即長大線）交叉處的老道口。其優點是：

　　1.它距皇姑屯車站很近，而且還有一個便於隱蔽放置炸藥的三洞橋，由於兩側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於遙控引爆並迅速撤退；

　　2.最關鍵的是，該地段處於日本人管轄區，但平時又不太引起日本人的注意。這樣，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

　　3.老道口兩側屬於居民區，居住人員成分複雜，便於實施人喬裝進出。

　　六月二日晚間，薩爾嫩又收到一份密電：

　　確認此前密電內容，並告：張作霖所乘之列車將於六月三日淩晨（時間待定）從北京站出發，走京奉路，約在六月四日淩晨（時間待定）到達奉天新站。該列車共二十二節車廂，張所乘坐的車廂為第十節，其明顯標誌為藍色的花車。

　　就在蘇聯特工秘密籌劃謀殺張作霖之際，五月三十日，張作霖召集身邊的重要將領，舉行了一個緊急秘密會議。參加人員有：張作相、孫傳芳、楊宇霆、張學良等。會上決定，即日下達總退卻令。除個別留守人員外，奉係所有軍隊都將陸續退出北京，返回東北。

　　六月一日，張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接見各國公使，隨後又接見當地紳商及商團代表，宣布他本人即將離開北京，一切政務將交由國務院代行。

　　一時間，從中南海到大帥府，上上下下一片驚恐，各部、廳、辦公室的大小官員都在手忙腳亂地收拾檔案，焚燒文件，為返奉做準備。

　　六月二日下午，張作霖發表“出關通電”，稱：撤出京津，退回東北。

　　六月二日傍晚，奉方要人向新聞界發布消息：張大帥將於今日夜晚離京。

　　六月二日晚八時，留守人員為張作霖舉行告別晚宴。

　　六月三日淩晨，張作霖在國務總理潘複、各閣員及侍從武官等人的陪同下，從中南海西門分乘四輛汽車駛往前門火車站。

　　六月三日淩晨二時三十分，列車啟動。

　　埃廷貢帶著兩名亞裔特工，於三日子夜前將維納羅夫準備好的四十袋炸藥秘密地擺放到老道口三洞橋下，然後在夜色掩護下躲藏到十米外的路基下隱蔽起來，隻等幾個小時後京奉線列車開過時，按動手中的引爆器。

　　按照埃廷貢事後的說法，當時他已做好了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準備，如果炸車不成功，他也會挺身衝向張作霖。

　　六月四日晨，專車抵達皇姑屯車站時，奉天站的官員張景惠、劉尚清等都到車站來迎侯。而張作霖乘坐的那節特征明顯的藍色花車裏，有張作霖本人，還有奉天留守司令吳俊升、保衛處長溫守善，以及正從前節車廂裏走過來的日本高級顧問嵯峨誠也。

　　據幸存的溫守善著文回憶說：

　　早晨五六點鍾，張和吳望著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綠的莊稼，邊看邊談。正當這節花車穿過老道口交叉點時，轟隆一聲巨響，煙塵滾滾，砂石紛飛，正好把這節車廂炸碎。吳俊升腦袋上被紮進一顆鐵釘，當時就死了，躺在車廂一角。張作霖被炸出約三丈遠。我也受了傷，被塵土和碎板壓在下麵。我急忙掙紮著爬起來，走到張的跟前。張作霖當時沒死，內傷看不清，隻見咽喉處有很深的一個窟窿，流了很多血，汙染衣襟，我用一個大綢子手絹給堵上了。然後由我和張學曾把張作霖抱到趕來的齊思銘的汽車上。看樣子，張非常難受，已神誌模糊。當時他還能說話，頭一句就問我：“逮住了嗎？”我誆他說：“逮住了。”張問：“哪兒的？”我說：“正在審問呢。”張說：“我到家看看小五。”接著又說：“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很顯然，由於他受傷後嚴重的腦震蕩，神誌不清，說的都是囈語。

　　當人們把渾身是血的張作霖抬進大帥府時，他已奄奄一息，之後，胡亂說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便氣絕身亡了。此時是六月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事後統計，這個由蘇聯特工一手策劃、埃廷貢親自實施的“皇姑屯炸車事件”，共炸死五十三人。除張作霖外，還有隨車的親屬、文武官員。另外，爆炸還使同車廂的保衛處長溫守善、衛隊團長於恩貴及日本高級顧問嵯峨誠也等人受了不同程度的傷。

　　成功地“清除”張作霖後，蘇聯鼓動中西方媒體，借中國人對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關東軍的積怨，推波助瀾地把“凶手”引到案發地管轄人——南滿鐵路路段監護人日本關東軍身上。

　　在世人一片斥責日本的痛罵聲中，莫斯科總部悄悄地把真正的凶手薩爾嫩、埃廷貢、維納羅夫等調回國內，並企圖永遠封鎖其中的內幕。

　　幾年後，當“皇姑屯事件”的實施者已經被確認為日本人後，蘇聯黨政高層又秘密重獎了自己的特工英雄。

　　雖然參與暗殺張作霖的埃廷貢等人被蘇聯最高當局一再告誡不得吐露任何有關消息，但是，若幹年後，當這些功勳特工退休賦閑，就不願永遠保持沉默了。有時，他們會有所暗示地談論一下自己過去輝煌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