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16章 聯盟為什麽脆弱

　　◎陳弢

　　莫斯科，一九五〇年代末的一天，對身邊的蘇聯同學聽爵士樂、談戀愛、考試作弊等“資產階級生活陋習”感到憤懣不已的某中國留學生這樣問他的蘇聯朋友，“為什麽蘇聯學生不多參加一點政治學習呢？”蘇聯學生答複，“俄國革命剛剛結束後，蘇聯一度曾經同樣緊張，不過後來就放鬆了，同樣的事情最終也會在中國發生。”據說，蘇聯學生的回答一度讓這位中國留學生非常生氣。

　　人們不由得要讚許這位蘇聯年輕人的獨到政治眼光，因為他的預言幾十年之後成為了現實。這段對話出自哈佛大學的博士後研究人員馬意莉（Elizabeth McGuire）《兩個革命之間：在蘇聯的中國學生》一文，這篇文章和其他來自塞爾維亞、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加拿大、匈牙利、英國以及中國等九個國家學者的論著一起被收入了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一書中。

　　這本書是國內冷戰國際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真正意義上的冷戰國際史研究興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以蘇聯解體和東歐易轍作為冷戰結束的標誌事件，這一巨變給了國際關係史學者一個全新的時空構架，使他們能夠更客觀、全麵地考察整個冷戰的曆史過程。同時，蘇聯和東歐檔案文獻的大量解密，又第一次給研究者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寶貴機會，使他們能夠發現鐵幕背後隱藏著的曆史真相。作為一種研究範式的冷戰史研究，強調運用第一手檔案，跨國界、跨地區的雙邊甚至多邊的國際化研究或合作。它既關注傳統的高層政治，大國關係，多邊關係的自上而下視角，也自下而上地從經濟社會文化等多角度進行考察，並研究其和上層政治的相互作用，從而全麵地描述冷戰年代的曆史。因此，冷戰國際史研究提供的這一冷戰時期的全球史視角，無疑是對傳統外交史和國際關係史研究的超越。

　　本書是一本十分厚重的著作。這種厚重不僅在於其秉承了社科文獻出版社一貫的高價格傳統，更體現在它開創性地囊括了如此眾多的不同語言，不同國家學者的最新冷戰史研究成果。在於它不僅將中蘇雙邊關係研究延伸到了中蘇與美國、中蘇與東歐和中蘇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維度上，還將政治軍事和外交等傳統國際關係研究角度擴大到了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各個側麵。尤其重要的一點，也是本書的主要學術特征之一，在於書中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停留於運用單獨一門或兩門語言的材料進行研究分析，四五門甚至是六七門不同語言的材料使用在書中比比皆是。正如一位國際知名的冷戰史專家所說，這些論文作為一個整體將傳統的中蘇關係史研究推向了更高的研究層次和研究領域。

　　如果說傳統的外交史研究學者猶如福爾摩斯一樣，根據蛛絲馬跡，模擬上層決策過程，扮演著政治考古分析員角色。那麽冷戰國際史研究的學者就既是解析政治達芬奇密碼的分析員，同時又是能讀懂多種密碼的語言天才。出於冷戰國際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相關學者對檔案文件有一種狂熱的追求。大凡冷戰史的學術會議，各國學者關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誰發現了新的檔案，對檔案的描述成了會議期間和茶歇時段的熱門話題。在這本書中，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各國學者，都至少熟練地掌握一門或多門外語。本書中《一九六〇年代蘇聯對發展中國家政策與中國的挑戰》一文作者，耶魯的弗裏德曼（Fried-man）掌握七門外語，光是為了尋找研究所需的多邊檔案，就逐一走訪了五大洲多個國家。在北京的中國外交部檔案室裏，隨時可能發現他的身影。同樣年輕的俄國人拉欽科（Radchenko），除了在本書中貢獻了《蘇聯外交機構的幹部交替與對華政策轉變（1985-1986）》一文之外，已經在國際上出版了三本有影響力的冷戰史著作（三本著作分別是有關核問題，冷戰在第三世界以及中蘇分裂問題，足見其寬廣的研究興趣和語言能力）。

　　回到本文開頭處所引的中蘇學生的對話。相對於蘇聯學生所提及的那種變化目前怎樣在中國發生，冷戰史學家們對那段塵封的歲月往事傾注著更多的興趣。事實上，對於中蘇同盟，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而言，似乎也同樣存在一種類似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先發型國家和後發型國家的區分。本書指出，以蘇聯為代表的先發型革命國家，和中國這類後發型革命國家由於處於不同革命進程上的“年齡差距”，更確切地說，是革命老大哥的“中年危機”和尚處於“普世革命早期階段的小兄弟”之間在對世界格局的認識，革命目標，意識形態，革命手段等種種問題上的巨大分歧使得立誌於東風壓倒西風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如何操作成為巨大的現實和理論問題。正是這一分歧從根本上使得中蘇同盟矛盾重重，異常“脆弱”。本書正是理解和說明這一分歧，並探討這一分歧對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及冷戰影響的嚐試。

　　傳統的國際關係同盟及同盟困境理論認為，國與國之間同盟關係是鬆散的，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因此，結盟的兩國互相擔心彼此背叛，與敵國結盟等“被拋棄”（abandonment）的行為。另一方麵，它們又害怕由於盟友的行為而“被牽連”（Entrap-ment）進與自身利益相悖的衝突中去。這樣，為了避免被盟友拋棄，你就必須以實際行動支持盟友，博得盟友的信任，然而這樣做卻會增加“被牽連”的風險；而當你想避免“被牽連”進盟友與他國無謂的爭鬥，與盟友保持距離，在盟友與他國衝突時不做深入幹預時，你又麵臨了“被拋棄”的風險。傳統理論認為，這種“被拋棄”和“被牽連”的風險構成了同盟的基本困境。然而，正如本書和近年來相關的冷戰史研究所表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同盟關係是如此脆弱，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出於陣營內部各國從國家利益觀出發，在“被拋棄”和“被牽連”之間進行理性權衡的結果。而是由於共產黨上台執政的先後順序，即所謂“年齡差距”上出現的同盟內部等級結構，以及伴隨這種等級結構而來的上級領導下級的黨紀組織原則和民族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的嚴重混淆。於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長期存在以蘇聯為中心，其他國家為邊緣的等級製，非理性結構中。這種等級結構甚至深入到陣營內部的社會和文化交往層麵。蘇聯擁有陣營內部國際文體交流活動的絕對決定權，頭等獎大都按慣例授給蘇聯代表，蘇聯文學作品的翻譯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總和（有關社會主義陣營的文化交流，見書中傅朗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裏的同誌加兄弟關係掩蓋了大量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而誰擁有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誰就成為陣營盟主，從而領導整個國際共運。這是造成中蘇同盟分裂的根本原因，也是社會主義同盟的結構困境。

　　對國內冷戰史以及世界史學界來說，本書另一重大貢獻在於將社會主義同盟作為一個整體納入了考察範圍。中蘇同盟作為社會主義陣營最重要的同盟關係，它從形成、演變到分裂無疑地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整個國際共運產生了重大影響。另一方麵，這一陣營內部其他國家如何對待中蘇同盟及其分裂，如何處理和中共蘇共兩大巨頭的關係的行為也同樣影響了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中蘇兩國。冷戰時期國際關係所具有的這種全方位、多國對曆史進程發生影響（西方同盟陣營內部的國際關係也具有同樣適合）的特性要求研究者跨出雙邊關係的傳統考察視野，將三邊甚至更多邊的國際互動納入研究範圍之內。本書中周萬（塞爾維亞人）的《與中蘇爭奪第三世界：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鐵托的亞非之行》，王俊逸（匈牙利人）的《中蘇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中國與東歐的關係》，傅朗（德國人）《政治認同：一九五〇年代中國與蘇聯、東歐的文化交流》等三篇文章，正是這種社會主義同盟內部多邊關係進行研究的嚐試。本書稍有不足之處，在於還缺少來自越南、古巴等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方麵的論述。這種研究以往出於語言，資金以及認識不夠等各方麵因素被忽視了，但對全麵認識中蘇同盟來說顯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本書的出版，不僅給國內目前尚且拘泥於傳統外交史和國際關係史的學者帶來了深深的危機感。對於國內冷戰史研究的其他領域，尤其是冷戰時期西方陣營同盟史的學者來說，也是一次警醒。試想，要是昔日鐵幕後的故事都可以講得這麽精彩，那麽無論在資料開放程度還是學術積澱方麵都遠為成熟的“資本主義同盟”內部的故事又還有多少驚奇等待我們去開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