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14章 曆史並非往事——近期曆史類書籍回顧

　　◎王曉漁

　　進入網絡時代，許多曆史事件紛紛“破冰”，但傳說和真相並存，需要一一甄別。“故事會”式的曆史讀物逐漸無法滿足需求，公眾對曆史的閱讀向縱深方向發展，學者的曆史研究著作和當事人的個人回憶錄成為公共閱讀的熱點。曆史並非往事，可以揮之即去。

　　專業研究對接公共閱讀

　　學術著作的讀者，通常以專業學者為主。隨著學術的專門化，很多學科的研究成果不僅公眾望而卻步，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同一學科其他方向的研究者都會“隔行如隔山”。但是，曆史類尤其是近現代史方向的學術著作，這幾年頻頻登上排行榜。二〇一〇年，高華、王奇生等學者的學術著作，在各種媒體的年度圖書盤點中被反複提及。

　　大約十餘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雜誌讀到《“肅AB團”事件的曆史考察》，從此記住了作者高華先生。《“肅AB團”事件的曆史考察》沒有收入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華的《革命年代》（2010年1月）一書，但是，這本書依然值得閱讀。《革命年代》主要聚焦於一九二八年以後的曆史，包括南京國民政府、長征、延安和共和國等。

　　考據常常成為餖飣之學，但高華的版本校勘別有洞天，這裏試以兩篇文章為例。

　　在《紅軍長征的曆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裏，他梳理了長征的再生產流程。一九三六年八月，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發起征集長征經曆的征稿活動，主要目的是擴大國際影響和進行募捐宣傳，稿件於一九三七年二月編輯成《紅軍長征記》。照理說來，《紅軍長征記》應該大張旗鼓地進行推廣，官兵人手一本。但是，書稿除了供斯諾等人參考，直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付印，規定“不得轉借他人，不準再行翻印”。一九五四年，該書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為題，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刪去了五篇文章。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同名書籍，所收文章僅是一九四二年版的一半。二〇〇六年，中央文獻出版社以《親曆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為題重新出版，是七十年來《紅軍長征記》第一次公開、完整地見諸讀者，一九五四年刪除的五篇文章也重見天日。從目錄來看，這本書頗為值得一讀，如《茅台酒》、《老娘也要戳你一杆子》、《吃冰琪林》等。

　　在《“新人”的誕生》裏，毛澤東的名篇《改造我們的學習》也被恢複曆史原貌。毛在演講中列舉了教條主義最惡劣的表現，其中之一是：“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反杜林論》”。毛痛斥“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並且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戲稱：“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麽用處呢？”包括這篇演講稿在內的二十二個文件成為延安整風中的必讀文件，黨員需要撰寫反省筆記，康生宣布“學習委員會有權臨時調閱每個同誌的筆記”。此外，中央總學委專門發出《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要求每個同誌必須填寫“小廣播表”，匯報同誌們之間的反動言論，中央黨校有個積極分子上交了八百多條自己的“小廣播”。遺憾的是，當時人人學習的二十二個文件，比如前麵引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片段，不見於《毛澤東選集》。

　　書中可讀的文章不僅這兩篇，這裏不再一一轉述。很多細節都值得反芻，比如邊區和其他根據地的教師，身份從“自由職業者”轉變成“毛主席的教育戰士”；比如延安的托兒所叫做“洛杉磯托兒所”，不是“莫斯科托兒所”；比如一九五一年江蘇各主要城市建立“宣傳網”和報告員製度；比如廬山會議後，毛澤東讓楊尚昆每月去兩次彭德懷處，楊尚昆曾於下午四點半去彭處探望，當晚十二點將情況向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匯報。

　　王奇生先生此前在專業以外並無公眾名聲，但是他的著作出版之後，迅速在讀者中傳播，這說明專業研究和公共閱讀並不矛盾，而且兩者的對接，將成為未來閱讀格局的一種潮流。

　　一九二八年是一個被忽略的年份，它的重要性並不亞於一九一一年或一九四九年。王奇生的《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1月），自陳以一種“去熟悉化”的眼光重新檢視近代中國革命，追問革命文化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去熟悉化”有些拗口，借用一個文學術語，可以稱作“陌生化”。王奇生指出，革命話語的建構，國民黨起到篳路藍縷的作用。革命的前提就是敵我之分，革命話語必然衍生一套關於反革命的言說。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聯合執政的武漢國民政府司法部製定《反革命罪條例》，武漢臨時聯席會議審議通過，中國曆史上首次將“反革命”定為刑事罪名，這個罪名在大陸存在了七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九七年從刑法中消失。

　　《革命與反革命》的第五章、第六章，分別講述上海和廣東的地下工作者，一為都市社會、一為鄉村社會，一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一為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二年，卻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兩章的資料分別來自中央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館的《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和中央檔案館和廣東省檔案館的《廣東革命曆史文件匯集》，其中經驗教訓值得重視。

　　除了這兩本與中國近現代史有關的學術著作，兩本分別與蘇聯曆史和德國曆史有關的學術著作也值得重視，它們是勒佩尼斯的《德國曆史中的文化誘惑》（劉春芳、高新華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5月）和伯林的《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潘永強、劉北成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7月）。

　　《德國曆史中的文化誘惑》對國家社會主義的美學魅力進行了精細的分析，提醒讀者反思文化誘惑和美學魅力背後的政治問題，指出隻注重文化（以及美學）、卻忽略政治是通往奴役之路。作者勒佩尼斯先生曾經擔任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長，他在訪談《我期望具有創造性的混亂》（《時代周報》2010年8月9日）裏指出，擔任院長期間，希望所有獲得邀請的學者“隨心所欲地生活”，此外隻有兩點要求：“或者寫一本很好的書；或者不寫一本不好的書”。有次，一個學者向他告別時致謝：“院長先生，今年我成果累累，你看我寫出了想寫的書，而且書受到了好評。非常感謝你。”但勒佩尼斯卻“特別傷心”，他這樣評論：“我想我做錯了什麽事，讓他把書寫出來了。我的願望是希望他通過與這些音樂家、科學家或學者交流，能夠發現他原來的想法有問題，想寫的書寫不下去。具有創造性的混亂——這是我特別期望的，這種情況下有了結果我反而不高興。”“創造性的混亂”，這個概念尤其值得中國讀者重視，我們習慣把秩序、規則、整齊、穩定當作最高價值，卻沒有注意到，這往往以喪失創造力為代價。

　　一九九〇年，伯林在《不死的俄國知識階層》為俄國知識階層能夠幸存於一場漫長的劫難而驚喜。在他看來，俄國知識階層的譜係可以追溯到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年間那些主張個人和政治自由的作家們，後繼者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主要發起者，再後來是蘇聯時代殘存的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和他們的朋友、支持者。伯林表示，過去的兩年，“我見到了許多蘇聯的公民，他們相對年輕，而且顯然是許許多多同輩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看起來繼承了老一代知識階層的道德品質、正直的思想、敏銳的想象力和極強的個人魅力。”知識階層的薪盡火傳，再寒冷的天氣也無法阻斷，個人記憶的延續同樣如此。

　　個人記憶抵抗集體遺忘

　　野夫先生的《塵世·挽歌》（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是《江上的母親》（台北：南方家園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5月）的大陸版。可惜野夫近作《民國屐痕》，沒有來得及收入此書。《塵世·挽歌》的家族史係列，講述了“我們大陸這些年”。有時，個人記憶是抵抗集體遺忘的最好方式。

　　其中《是非恩仇二十年》、《卿本佳人，奈何做賊》，是章詒和的《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和《臥底》的當代版，隻是“地下工作者”從文化老人換成了文學中年。誰說曆史已成往事？相似的情節日日演、月月演、年年演。章詒和、野夫的文章，僅是一家之言，如果有不當之處，大可擺事實、舉例子、講道理，予以反駁。可是，士林之中卻有不少清流，聲色俱厲地譴責他們不夠寬容，過於在意曆史，以至於章詒和不得不撰文表示：“我沒錯。”

　　隻要對章詒和、野夫的文章稍有接觸，就會發現兩位已經寬容到“幾乎喪失原則”的程度。章詒和在《臥底》最後寫道：“一個人不論你做過什麽，能夠反躬自問，就好。”野夫在《卿本佳人，奈何做賊》裏表示“從來不要求個人在暴力機器麵前的堅強”。難道遺忘才是寬容？那不是寬容，而是綏靖。士林清流一邊號召寬容臥底以表明自己的菩薩心腸，一邊又苛責舊事重提的書生以表明自己的金剛怒目，似乎有些精神分裂。對章詒和、野夫最嚴厲的指控不是缺乏寬容，而是指控他們進行“清算”，並且由此得出結論，這與“文革”手法無異。“文革”的“清算”動用了國家機器和群眾運動，章詒和、野夫僅是一介書生，手無寸鐵，哪裏能“清算”別人？

　　趙越勝先生的《燃燈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隻有三篇文章《輔成先生》、《憶賓雁》、《驪歌清酒憶舊時》，三位主人公，周輔成先生雖是學界宿耆卻名聲不彰，劉賓雁先生一度為讀者所知，後來逐漸淡出視野，唐克先生是趙越勝的舊友，無人識得。《燃燈者》使三位主人公回到讀者麵前。

　　輔成先生雖居學術重鎮，卻處江湖之遠。占到全書一半篇幅的《輔成先生》，記載了輔成先生的感慨，在一個思想定於一尊的時代，“禮失求諸野”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就算林下泉間有遺賢，要麽默默終老，要麽死於非命。輔成先生曾經這樣評價好友許思園先生：“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覺得這個世界究竟還有一些在天空下獨往獨來的人，令孤獨的人不覺得孤獨。他好似月夜裏一顆孤星，並不被睡著的人看見，但卻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從床上透過明窗發現——它的光是何等清明。”趙越勝以為“這段話再恰當不過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這段話也適合所有林下泉間的“無名之輩”。

　　齊邦媛先生的回憶錄《巨流河》（三聯書店，2010年10月），讀來“悲欣交集”。最初在書店見到此書，因為對作者有些陌生，沒敢輕舉妄動。大約三年前，媒體熱炒鹿橋的《未央歌》（黃山書社，2007年12月），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讓人心有餘悸。後來知道齊邦媛是齊世英先生的千金，先後在中興大學、台灣大學任教，桃李天下，依然未敢輕舉妄動。“子以父貴”、“師以徒貴”，乃至父子、師徒互相抬轎子的現象，比比皆是。再後來，讀到《時代周報》（2010年11月15日）的訪談，齊邦媛稱：“印象最深刻的是抗戰時期（1937-1945）我長大成人的八年。在那八年裏，未被敵人占領的西南各省已有公平嚴格的大學聯合招生考試製度，政府在極困難的戰時國庫中撥出專款作戰區學生公費，堅持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波瀾不驚卻氣象萬千，知道不可將《巨流河》和《未央歌》等量齊觀，匆匆找到此書。每天讀六七十頁《巨流河》，不舍得一口氣讀完。

　　暫且不說宏大的主題，單是那些生命中的細節就讓人念念不忘。一九四一年，齊邦媛所在的南開合唱團參加“千人大合唱”，結束後幾輛軍用大卡車送他們返回，在路上，卡車後麵擋板脫落，學生們跌落地上，但沒有受傷。《巨流河》這樣寫道：“那晚，我們在殘破的公路上一麵追卡車一麵笑，沿路流過的嘉陵江在月亮初升之時美如仙境，戰火死亡陰影下的青春有了片刻的喘息，那短暫的快樂令人永生難忘。”

　　《巨流河》有一處細節錯誤，齊邦媛講到南開四十三班五十周年紀念集裏有傅國湧同學的《呼喚人的教育》。傅國湧先生生於一九六七年，雖然他的這篇文章裏講到當年南開中學的老師，但他不是當時的“同學”。當然，這種細節錯誤完全不影響整本書的品質。

　　讀過《巨流河》，一種鄉愁揮之不去，雖然我所生活的時空和《巨流河》並無交集。這是文化的鄉愁，在《巨流河》和前麵提及的那些書裏，都可以感受到故國之思，不是對故國君主之思，而是對故國文化之思。看到故國文化不絕如線，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喜於“千年暗室，一燈即明”，悲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國破山河在”，並不讓人徹底絕望，因為生生不息、弦歌不輟，人情世風尚能“春風吹又生”。“國在山河破”才是最讓人絕望的，山河變色、禮崩樂壞，隻能“欲語淚先流”。

　　在唐德剛先生的示範下，口述史在這幾年獲得一定的關注，但是也成為一些作者速成著作的終南捷徑。記憶中比較糟糕的是引發爭議的《吳敬璉傳：一個經濟學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作者吳曉波先生對傳主吳敬璉先生做過二十多個小時的口述史記錄，雖然他表示這隻是正式進行口述史記錄的時間，與吳敬璉的交流時間不限於此，但是這種快馬加鞭的做法還是讓人感到遺憾。吳曉波在經濟史以及當代中國經濟上的觀點，很值得傾聽，可惜他的速成著作多了一點。

　　在《許倬雲談話錄》（李懷宇撰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裏，許倬雲先生反複表示：“國家主義是災害，民族主義是國家主義的外套。”他還指出：“最大的全人類和最小的個人，這兩項是真實不虛的。”因此，他願意尊敬每個個人，也愛全人類，但是對於國、族、姓保持存疑。江平先生口述的《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陳夏紅整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展現了個人視角的共和國法學史。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法學被政治替代，而這“政治”，不是指公共生活，而是高層的權力鬥爭和底層的群眾運動合二為一。江平先生在自序中回憶李慎之先生對他說過的一段話：“你們是搞法治的，最終會發現法治的困惑在於政治，法治離不開政治，中國現有的政治製度，你們是繞不開的。”進而言之，法學的價值所在，就是努力將政治從“高層的權力鬥爭和底層的群眾運動”正本清源為“公共生活”，首先需要實行憲政。這些先生的感言，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