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5章 “世上方知有健兒”——記劉大傑

　　◎陳正茂

　　我輩江山非昔日，

　　他人樓閣已多時。

　　英雄自古皆窮士，

　　君我而今更有誰！

　　海外飄零總我欺，

　　城春國破少陵悲。

　　今當世亂紛爭日，

　　正是男兒破浪時。

　　草外輕風快馬蹄，

　　金槍獨自度東西。

　　沙場一灑頭顱血，

　　世上方知有健兒。

　　這三首慷慨激昂熱血澎湃之詩，是劉大傑在日本廣島贈與青年黨領袖曾琦的，詩歌之悲壯豪情溢於言表。

　　三十餘年前，筆者就讀台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係時，“中國文學史”為大二、大三必修課程。當時授課老師為林明德教授，指定課本為台大教授葉慶炳的《中國文學史》；必備參考書籍則為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版）。至於作者劉大傑到底為何方神聖，根本完全不知，老師亦未介紹，猜想可能因為其為大陸學者，在“白色恐怖”殘存的年代，教授怕麻煩也就不想多講了。爾後的學習曆程，筆者經由對“少年中國學會”的研究，而進一步帶動對青年黨的探討，在二十多年鑽研青年黨的過程中，終於發現當年不知為誰的劉大傑，居然是隸屬於青年黨的知名作家，是國家主義派的文藝鬥士。

　　已故青年黨文化工作者陳善新（筆名柳浪），在其主編的《青年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48年2月1日）“文化公園”欄，曾對青年黨文藝作家作一“點將錄”的回顧。他說：“中國青年黨之前期文藝作家，有胡雲翼、劉大傑、田漢、唐槐秋、左幹臣、袁道豐、何仲愚、宋樹人、李輝群、廬隱、徐懋庸、方敬、何其芳、薑華、魏思愆、侯曜、春暉等人。後期文藝作家有張葆恩、左華宇、拾名、陳秋萍、辛郭、徐沁君、許傑、周蜀雲、田景風、王秋逸、王維明、王慧章等人”，證明劉大傑確實是青年黨員。人世間的事，冥冥中似乎有著一絲淺緣，讓筆者不僅憶起往昔，也興起為文介紹之念，現在就來談談劉大傑的生平及其“國家主義文學論”的主張吧。

　　劉大傑（1904-1977），筆名修士、湘君，湖南嶽陽人，生於一九〇四年。早年畢業於武昌師範大學中文係，與胡雲翼為同學並成摯友，兩人於一九二五年組“藝林社”於武昌，十一月發行《藝林旬刊》，並刊行短篇小說《黃鶴樓頭》，積極提倡新文藝運動。大學畢業後，劉大傑遠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深造，研究文學。學成歸國後，劉大傑曆任江蘇無錫中學國文教員、上海大東書局編輯、《現代學生》主編、安徽大學中文係教授、大夏大學及聖約翰大學中文係講師、廈門大學、四川大學中文係主任、上海臨時大學文法科主任等職務。

　　一九三九年，劉大傑將其在大學講授之文學史講義，整理撰寫成《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冊於一九四一年出版；下冊於一九四三年撰畢，迄於一九四九年始付梓麵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劉大傑因抗日故，一度遭日軍拘禁。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八年劉大傑出任暨南大學中文係教授，後升文學院院長。一九四九年後，劉大傑曆任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文學研究組組長、中文係代理主任。社會職務有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期間，將其畢生代表作《中國文學發展史》再度增修，分上、中、下三冊，於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六二年兩次印行。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劉大傑以過去青年黨背景，曾受到嚴厲批判。一九七三，劉大傑又受命將《中國文學發展史》大加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發行三十年來，劉大傑屢屢修補，可見其對該書重視於一斑。

　　劉大傑除任教職外，亦兼《收獲》《文學評論》《上海文學》等刊物雜誌編輯委員，也曾任《中國文學批評史》主編。一九五九年春，劉大傑受聘為《辭海》編輯委員會副主編、編輯委員兼分科主編。一九七九年二月，《辭海》正式出版，此時劉大傑辭世已兩年，離受邀編寫已二十載，可見編訂《辭海》工作之艱辛。一九七五年元月，劉大傑任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晚年任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病逝於上海，享年七十四歲。

　　劉大傑一生著作等身，文藝創作與學術研究均有可觀的成績，創作有：《黃鶴樓頭》《支那兒女》《盲詩人》《十年後》《昨日之花》《渺茫的西南風》《她瘋了》《故事的壇子》《三兒苦學記》《一個不幸的女子》《白薔薇》《秋雁集》《寒鴉集》。學術著作和評論集有：《春波樓詩詞》《紅樓夢思想與人物》《李義山年譜考證》《魏晉人物思想論》《東西文學評論》《易卜生研究》《托爾斯泰研究》《德國文學概論》《德國文學大綱》《德國文學簡史》《表現主義文學論》《中國文學發展史》等。翻譯有：《三人》《苦戀》《迷途》《白癡》《兩朋友》《孩子的心》《雪萊詩選》《狂人與死女》《戀愛病患者》《俄國小說集》《高加索的囚人》《一個無可救藥的人》《雪萊的情詩》《野性的呼聲》（與張夢麟合譯）等。編有：《明人小品集》《山水小品集》和標點《袁中郎全集》。

　　曆來有關介紹劉大傑的資料，莫不說他隸屬中國農工民主黨，殊不知劉大傑早年與同窗摯友胡雲翼均加入過中國青年黨，且是宣揚“國家主義文學”的積極旗手。劉大傑早期的作品與國家主義文學觀，亦常常披露於青年黨的喉舌《醒獅周報》的“文藝特刊”上。該特刊是繼承原有的文藝欄，加以擴充篇幅而成，初由黃仲蘇主編，內容多為個人的感懷抒情之作。特刊中除靈光、趾青、胡孟平等少數具有發揮該報所鼓吹的國家主義精神作品外，其他作品均與青年黨及國家主義無涉。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後，該特刊由胡雲翼與劉大傑兩人接手後，內容開始有變。他們主張當時中國的時代環境，需要的是國家主義的文學，即寫實的形式，國家主義的內容，從而兩人正式豎起國家主義的旗幟來談文學，同時兩人所寫的劇本或短論，其國家主義的立場也明顯可見。

　　劉大傑在《醒獅周報》最早的文章為《海角江濱》一文，該文連載於一九二六年六七月的《醒獅周報》第八十七及九十號的“文藝特刊”上。文中敘述其赴日留學的途經之地，從家山的初別談起，說到江濱寄信予摯友胡雲翼，滬上宴會結識歐陽予倩、匯山碼頭的少女、長崎海岸、廣島灣畔的櫻花、比治山中、風雨的橫川，最後以寫給外祖母的平安家書告結。內容中最精彩的為，劉大傑深有感觸，遠赴敵國求學的無奈與悲哀，譬如提到廣島的櫻花，劉大傑即說：“不要因這裏的美麗的櫻花，就忘記了祖國。要知道這些鋪滿了櫻花的山野，都是住著侵略祖國的主人。祖國他有美麗的江山，他有清秀的郊野，千萬不要因為這裏的美麗的櫻花，就忘記了疲弱的祖國。”劉大傑深情地說：“月兒漸漸地升高了，海水總是不住的狂鳴。岸上的櫻花，一層一層地加厚了。就在這個月夜的櫻花海岸，正站著一個悵望祖國天野的青年。”

　　接著，他提到遊比治山看見擊沉中國炮艇的鐵炮，明治天皇的行宮，感觸激動地說：“比治山，雄壯的高峻比治山！你在日本史上，得了無限的光榮，在我們的眼光中，已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最後，劉大傑有感而發：“唉！今天走到這座山中，正好像是亡了國的高麗人一樣。親愛的祖國的同胞們，你們要走到敵國來，才看得出祖國疲弱的真跡。”

　　有趣的是，他從鷹野橋坐電車到橫川去找好友崔萬秋，崔萬秋告訴他一些關於人家戀愛的事，豈料劉大傑卻正經八百地說到：“我無論如何，不同日本女人戀愛。任我受終身的流離與孤獨，也不願同我仇敵談愛情。我們現在要看清我們的責任，要認清我們要走的路程。男女的愛情，在現在中國的環境壓迫下的青年，還不感著唯一的饑餓，我們這般青年最重要的責任，就要在這個‘四麵楚歌’的壓迫之下，把祖國救出來。”所謂“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國仇未報，豈能兒女情長，劉大傑滿紙的愛國血忱，正符合彼時“國家主義”的思想，而其好友胡雲翼與崔萬秋均是國家主義的信仰者，推算其加入青年黨的時間，大概也是於此時。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八日，劉大傑在《醒獅周報》第九十二號，寫了《國家主義文學論》，其首篇闡釋國家主義文學之力作。文章開頭即痛批：“中國現在的文藝作品，都成了一種脆弱的亡國時代的悲調。可以說希臘滅亡時候的哀音，送到了中國的現在。”其因何故？劉大傑說：“現在中國雜誌上麵的小說與詩歌，差不多沒有一篇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作品。”他批評當時的文學界，多是風花雪月無病呻吟之作，不是寄情山水，就是歌詠愛情。殊不知“五卅慘案”的槍聲，段祺瑞“三一八慘案”的慘殺學生，但我們的作家卻隻會每天寫點情詩；寄托於愛情，好像文學是要這樣才成其為藝術，好像不是描寫愛情的小說與詩歌，看了就不感興趣。

　　劉大傑以為這種歌情頌愛的作品，不限定是真的藝術。他舉托爾斯泰在《藝術論》書中說過：“這樣唯以傳達淫欲的悲觀的情感的作品，認為不是真的藝術。我們對於這樣的東西，不但不應該獎勵，並且應該驅逐和排斥。”而當時中國的文學界，即如托爾斯泰所說的，“唯以傳達淫欲的悲觀的情感的作品了”。因此劉大傑認為這樣的文藝，這樣虛偽的無用的文藝，在現在的中國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是應該要加以驅逐和排斥的。

　　隨後他話鋒一轉提到“本來談到文藝，是沒有含什麽主義的。她是超越階級，道德和一切的生活的表現。”不過時代和環境又和文學有密切的關係，一個時代，產生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環境，發生一個環境的文藝。某個時代需要某種文藝，假使這種文藝是這個時代迫切需要時，劉大傑以為，我們的文藝作家，將責無旁貸地去努力追求。

　　劉大傑批判當時國內文壇，一些主張共產主義、和平主義、世界主義的文學思潮，他認為那些都是好高騖遠與不切實際的。他沉痛指出，“中國既到了快要滅亡的一點。我們這般研究文學的人，對於國家的興亡，應該負有相當的責任……我們應該睜開眼睛，看透中國現代的國情和環境，究竟需要那一種文學……我在這兒大聲疾呼的，斬釘截鐵的向著愛國的有為的青年說：現在中國需要的文學，是國家主義的文學。”

　　他接著勉勵中國的青年作家，做詩人要做意大利的熱血詩人鄧南遮，寫小說就要寫都德的《最後一課》，這些作品使人讀了，會興起一股悲壯的愛國熱情，而那些花兒草兒醉生夢死的戀愛言情作品，都應該燒掉毀掉。他舉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對祖國改革的雄圖，提到“人心的大革命”，就是我們現在努力的“全民革命”，劉大傑強調看了易卜生的話，才知道文學家對於國家的責任是如何的重大了。劉大傑最後講到他和胡雲翼在信中提及，將來中國的文壇，將分為純文學、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三派，但他更堅信國家主義派文學，是中國文學未來主流之大勢所趨。

　　說到國家主義文學的偉大將來，劉大傑認為要我們自己來創造，他信心無比地呼籲：“青年們！祖國的嗜好文藝的青年們，我們以後要正式樹起國家主義的旗幟來談文學。我們的主張，是真的有目的的國家主義的文學。這種文學，形式是寫實的，內容是國家主義的。那些充滿了淫欲的悲觀的虛偽的無目的的東西，我們應該排斥和驅逐。”劉大傑以戰鬥之姿的口吻說：“青年們！你們有和我們表同情的，以後我們就互相努力，有反對的，以後同在疆場上相見！”

　　未幾，在《醒獅周報》第一〇二號，劉大傑續寫《文學家與國事》，為其《國家主義文學論》一文之補充。在該文中，劉大傑曆舉世界偉大思想家、大文豪，如英國莎士比亞、意大利鄧南遮、德國菲西特與霍卜德曼、西班牙的伊本納茲等巨子為例，當其祖國有難時，他們是如何的以作品來振奮人心鼓舞士氣，激發國人的戰鬥意誌，和欺淩的列強、和腐敗的勢力抗爭周旋到底；有的甚至還親上戰場與敵人拚搏，這種替祖國犧牲一切的精神，比什麽都要光榮。

　　劉大傑回溯中國古來的文學家，大都孤標傲世，不屑與聞國事，嘯傲風月，寄情山水，以高潔自我標榜，以隱逸避世為清高。如陶淵明、孟浩然、蘇東坡、納蘭性德、曹雪芹等均如是。這樣的文學家，都是唯美主義，賞樂主義的代表，其作品自然也完全是唯美、賞樂主義的作品。劉大傑稱這些文學家的作品，說不到是人生的藝術，也非有目的之藝術，而是一種無目的的藝術。此無目的之藝術，在中國可謂綿延已久，它們產生了無數作家與作品，但充其量隻是一種“貴族的藝術”。

　　劉大傑說這種“貴族的藝術”放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不行的，在列強侵略下的中國是沒有存在的餘地。因為中國以前，無論如何並沒有動搖國本，但現在的中國可不同了。他說：“可愛的祖國，已到了快要滅亡的時機，祖國的同胞，都有做他人奴隸的危險。任你是一個怎樣的孤標傲世的文學家，亡國以後，再偉大，也不過是泰戈爾的兄弟了。”所以他期許，現在的文學家，要知道自己對於國家所負的責任，比其他人來得重，因為文學家又比他人，對時代來得更敏感。

　　劉大傑聲嘶力竭地呼籲：“親愛的青年！愛好文藝的青年！快快睜開眼睛，看看中國到了怎樣的危急。唐宋元明清，都過去了。中國現在需要的文學家，不是唯美主義賞樂主義的文學家，需要的作品，也不是那些充滿了情欲的無目的的作品。我們不幸生在這個病時的中國，萬幸又做了二十世紀的青年。二十世紀中國再造的責任，當然歸我們這般青年負擔。再造中國的無限的光榮，又何嚐不是我們的希望。”

　　是以劉大傑慷慨激昂地鼓舞青年作家道：“文學家對於國事，誰說不負責任。一壺酒，一樹花，看花飲酒，醉後高眠的時期過去了。現在的中國，到了二十世紀的中國，到了列強侵略的中國。到了快要消沉的中國。聽嗬！葬鍾又在敲了！葬鍾又在敲了！勇敢的文士！熱血的詩人！起來罷！起來罷！”直把文學家、與知識分子的角色，和風雨飄搖內憂外患的中國當時之處境，作有效及必要的連結，而此一連結之臍帶，以劉大傑觀之，就是倡導積極愛國的“國家主義文學”。

　　基本上，劉大傑之所以參加青年黨，以及他熾熱的愛國情操，和同時代的聞一多參與“大江會”，強調愛國至上的情形相類似。他們除了強烈愛國心外，身處異國遭受輕視的悲憤情結，可能更是主因。聞一多留學美國，遭受白種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已難以忍受；何況大傑留學彼時侵略中國最甚的日本，那種遭賤視的感覺，更是錐心刺骨之痛。在《醒獅周報》第一〇六號的“文藝特刊”，他發表一篇名為《寄祖國的青年們》，將此心跡沉痛地表露出來。

　　他說：“在國內住著，雖處處感著軍閥的專橫，帝國主義的殘暴。但每天所看見的，總還是祖國的碧水青山，總還是祖國的兄弟姊妹。腳一踏到異國的土地，尤其是這個處處遭人白眼的日本，你更要感到你才真是亡了國的旅客。”劉大傑之言，如同聞一多在美國寫的家書言：“一個有思想之中國青年，留居美國之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俟後年年底我歸家度歲時，當與家人圍爐絮談，痛哭流涕，以泄餘之積憤。”此一辛酸，誠如梁實秋在《談聞一多》書中所評論的：“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在失掉自由的時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貴，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時候才最能體會到平等之重要。年輕的學生到了美國，除了極少數喪心病狂、甘心媚外、數典忘祖的以外，大都懷有強烈的愛國心。”

　　在敵國的屋簷下，劉大傑深有所感地說：“隻要有一點人心，隻要有一點情感，對著黃昏時候的晚霞，望望故國的煙霧，對著海水波中的明月，望望祖國的江山，再想想自己在異國所受的人家的白眼，所聽的諷刺的笑聲，你的火熱的淚珠，會暗暗地滴滿你的衣袖。”大傑接著以安南的妓女尚且有愛國情操，中國的青年豈可麻木不仁；外國人都熱愛自己的國家，中國青年怎能頹靡消沉。意大利的青年運動成功了！土耳其的青年運動成功了！有四千年文化曆史的光榮的中國，怎忍坐視中國的消亡呢？所以他以寄給曾琦的一首詩：“今當世亂紛爭日，正是男兒破浪時！沙場一灑頭顱血，世上方知有健兒！”與所有中國青年互勉，要救中國舍我其誰。

　　一九二六年五月，適值“五卅慘案”一周年紀念，劉大傑摯友胡雲翼於《醒獅周報》第八十四、八十五號兩期，發表對話劇《國事千鈞重》，透過劇中杜一萍、董筠秋夫婦的對話，道出中華男兒在麵對列強欺淩時，國事千鈞重但是勇於承擔的革命愛國熱誠。雲翼的對話劇勾起了劉大傑為文相呼應的動機。其後，他也在《醒獅周報》第一一二期發表《頭顱一擲輕》獨幕劇以為助陣。在前言中，劉大傑談到：“近來愛情與國事的心情，時時在心中上下。我想現在要是牽著愛人的手，在快要滅亡的中國的江濱散步的時候，未必能夠感到真正的愛情的驕傲與光榮。就是做了得了諾貝爾獎金的世界著名的泰戈爾詩人，也不過是一個印度亡國奴的種子。”內容以奉勸青年，宜拋開兒女私情，獻身報效國家為主旨；其後在該刊發表的獨幕劇《侮辱》，敘述僑民在國外遭受欺淩虐待之事，亦仍延續此種喚醒國人，愛國自強之風格。

　　當然，劉大傑堅定不移的“國家主義文學論”之主張，也引起一些反對的聲浪，同為湖南人，時已在《小說月報》撰稿的黎錦明，即曾為文批評他。但劉大傑不僅不為所動，反而針鋒相對地在《醒獅周報》第一一五號，以《淺薄的批評者》予以反擊。文中除指責黎氏不明了一件事的究竟，就喜歡提筆來批評人家外，仍不改初衷地為自己“國家主義文學論”之主張作辯護。劉大傑一再強調，“我們對於文學的主張，是不變態的，我們唯一的主張，就是攻擊中國現在的充滿了淫欲的無目的的文學，我們願走出象牙之塔，來建設一種有目的的文藝。”職是之故，他還預告其與黃仲蘇、胡雲翼等誌同道合之士，準備於一九二七年二月擬出版《青年文學周報》，由黃仲蘇負責編輯，胡雲翼總管事務，以積極推動他們“國家主義文學”的理論和主張。

　　基本上，劉大傑的國家主義文學論，主要見諸其在《醒獅周報》的三篇文章，除上述二文外，一九二七年元月二十二日，劉大傑於《醒獅周報》第一二〇號，刊布其《文學與國家》一文。強調當今世界，輿論的影響力非常之大，因此要讓世界了解中國，不是靠政治上的宣傳，和武力的壓迫可以成功的，而是要靠文學的輿論。他說，文學輿論力量的偉大，真是不可思議，往往一兩句詩，或是一篇短篇小說，就可以得知你這個民族的全部。

　　劉大傑說，或許有人會認為他言過其實，但須知各國的文學作品中，即蘊含各國的民族性。一個偉人或一個他樣的人，不能代表他們普遍的民族性，能夠把普遍的民族性，暴露在世人眼前的，就是文學。劉大傑以俄日兩國為例，提到英法等文明國家，以前對這兩個國家的輕蔑，直到後來讀了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德富蘆花等大文豪的作品，才對俄日兩國的民族性，有進一步的了解。

　　俄日如此，中國又何嚐不是，他舉中國偉大小說《紅樓夢》和詩歌為例，那種隻知談情說愛，寶哥哥林妹妹的內容；那些隻會感懷風月，無病呻吟的詩歌，讓外國人一看，即知中國是個不求長進，安貧樂道，懦弱脆弱，自甘被奴役的民族。劉大傑憂心地痛陳：“中國現在的文藝的作品，比以前更墮落了。假使有機會讓外人來讀現今中國的作品，他們一定要驚異中國人情感的無聊，眼淚的濫流了。更進一步，他們一定要說中國人現在的愛情，都是肺病的愛情，中國現在的文學，都是肺病的文學罷。”劉大傑語重心長地期許：“不偉大的民族，本難產出偉大的作品。我希望祖國愛好文藝的青年，要在正路上努力。多自我修養，多讀些世界名著，不要再寫些充滿淫欲毫無目的的作品，因為那不是真正的藝術。偉大的文學，是生命的表現，是國魂的表現，是全民族精神的表現，中國的文藝青年們！可不要將其看得太隨便啊！”

　　平情而論，胡雲翼與劉大傑二人所主張的“國家主義文學論”，就文學所扮演的角色言，是有其明顯的片麵與偏頗之處。但是他們的主張，若由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內憂外患，紛至遝來的中國觀之，是有其一定的曆史背景與時代意義的。我們承認國家主義的文學，是有其狹隘與局限性，但是在列強恣意侵略，軍閥喪權辱國，中國將淪為“次殖民地”之際時，彼時的知識分子，都有股強烈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傾向，其反帝國主義的心態和意誌也較為濃厚。

　　可是當祖國因循不振，政局腐敗如故時，其內心之錐心之痛及焦慮之感，使他們想要快速尋求解救中國之道。青年黨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主張，滿足了一部分熱血青年的訴求，其國家主義，強調愛國至上的理論，更讓許多青年奉為信仰。而透過文學的文藝創作，以灌輸愛國思想，啟發民智，亦為救國的手段之一。基本上，胡、劉二氏的見解，放在此角度上看，就能理解其何以如此主張之緣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