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2章 記憶是無法鏟除的

　　◎藍英年

　　一

　　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簡稱利季婭）是蘇聯女作家，蘇聯著名作家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女兒，她哥哥尼古拉和女兒葉連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作家，在蘇聯並不多見。老丘科夫斯基十月革命前便已成名，交遊甚廣，同時代的文化名人他幾乎沒有不認識的。他同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交往。十月革命後高爾基為拯救知識分子不至於餓死，成立了世界文學出版社，吸收他們參加，給他們一碗飯吃，並請丘科夫斯基主持出版社的工作。他也與被布爾什維克視為反動作家的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和苔菲往來。他和畫家列賓同住在芬蘭灣小城庫奧卡拉（今改名列賓諾），兩人過從甚密。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裏亞賓專程到庫奧卡拉看望他。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是他的座上客，還為他女兒利季婭畫過素描。他是文學領域中的多麵手，寫童話故事、散文隨筆、俄國作家和詩人的評論。他精通英語，翻譯過莎士比亞的詩劇。可惜他不算無產階級作家，處境一直不佳，他的重要作品都未譯成中文，中國隻翻譯過他的《哎呀疼醫生》和《洗呀洗幹淨》等幾首兒童詩。他在中國遠不如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等蘇聯正統作家知名。

　　中國讀者更不熟悉利季婭了，因為中國沒有翻譯過她的一篇作品。我也是一九八九年才知道她的。那時我在蘇聯教漢語。一天晚上在俄國朋友家看電視，看見從美國回來的白銀時代老太太尼娜·別爾別羅娃身旁坐著另一位老太太，把放大鏡貼在眼睛上看從台下遞上來的字條。我問俄國朋友那位視力差的老太太是誰？他們驚訝地回答：“她是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您怎麽連她都不知道？”我自慚形穢，在國內沒聽說過，就像一九五八年蘇聯批判帕斯捷爾納克的時候我沒聽說過帕斯捷爾納克的名字一樣。自此我開始留意利季婭這個名字。一九九〇年讀了她的《被開除作協記》和《索菲婭·彼得羅夫娜》，極為震撼。一九九七年又讀了她的《關於阿赫瑪托娃的劄記》。

　　葉蓮娜是利季婭的女兒，老丘科夫斯基的外孫女。葉蓮娜的父親是著名的物理學家，一九三八年被鎮壓。她今年已年逾八十。我為翻譯這本書（《利季婭作品選》）同她通過信，她給我發來二十七張照片。她說母親最看重《索菲婭·彼得羅夫娜》，請我一定譯出，並寄來阿爾漢格爾斯克二〇〇八年出版的《索菲婭·彼得羅夫娜》。書中收集了作家們對小說的評論，比如一九六二年愛倫堡寫道：“謝謝您寄來的小說，我一口氣便讀完了。小說深深打動了我。我首先敬佩您的勇氣，一九三九年竟能寫出並保存下來這樣的作品，對所經曆過的事進行如此深刻的反思。”

　　二

　　一九六二年索爾仁尼琴的中篇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經赫魯曉夫批準，在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主編的《新世界》雜誌上發表。毫不誇張地說，這篇寫勞改營題材的小說震撼了蘇聯社會。利季婭同作家出版社簽訂出版《索菲婭·彼得羅夫娜》的合同。利季婭寫道：“這是我最珍愛的中篇小說，”“這是寫一九三七年的小說，寫於一九三九、四〇年，是在監獄門前排了兩年隊後隨即寫出的。小說的藝術價值不應由我評價，但它的見證價值無可質疑。我至今（一九七四年）不知有哪本寫一九三七年（大清洗年代）的作品寫於這裏和那時。”

　　利季婭接著寫道：“我想在小說中表現謊言對社會毒害到何等程度，可與之相比的隻有軍隊使用的毒瓦斯。我選擇的女主人公不是姊妹，不是妻子，不是戀人，不是朋友，而是象征忠貞的母親。我的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失去獨子。在被肆意歪曲的現實中，人的所有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親的感情。這便是我的構思。索菲婭·彼得羅夫娜是寡婦，她生活的全部內容就是兒子科利亞。科利亞被捕，判處十年勞改，並宣布他是‘人民敵人’。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已養成相信報紙和官方人士的習慣，甚至勝過相信自己。檢察官告訴她‘兒子供認罪行’，被判處‘十年外地勞改’，她相信檢察官。可她心裏堅信兒子無罪，也不可能犯罪。兒子絕對忠於黨，忠於自己的工廠，忠於斯大林同誌。但如果相信自己，不相信檢察官，不相信報紙……那就會天塌地陷，內心的一點點慰藉將化為烏有……索菲婭·彼得羅夫娜想既相信檢察官又相信兒子，但這種想法導致她發瘋。索菲婭·彼得羅夫娜沒有能力概括所見到的和所感受到的。這不能責怪她，因為對普通人的腦子來說，所發生的荒謬絕倫的一切都被有計劃地美化了，他們如何分辨美化過的荒謬？況且獨自一人。恐懼像一堵牆，把具有同樣感受的人一一隔開。像索菲婭·彼得羅夫娜那樣的人太多了，幾百萬，但生活在不允許人民閱讀所有文件和文學的時代，幾十年的真正曆史被篡改的時代，他們隻能根據個人經曆獨自思考，思考能力自然會降低……多年來我隻有一份手稿，用紫墨水寫在中學生厚筆記本上。我不能藏在家裏，三次搜查和沒收全部財產的經曆記憶猶新。朋友替我收藏筆記本。如果從他家裏搜出，他會被五馬分屍。戰爭爆發前一個月我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做手術，我的朋友留在列寧格勒。他因健康的原因未被征召入伍，圍困期間活活餓死，我知道他死的時候已經在塔什幹了。臨死前他把我的筆記本交給妹妹，對她說：‘如果你們兩人都活著，把筆記本還給她。’”

　　中國同樣沒有寫於“這裏和那時”的作品。誰在“這裏和那時”寫過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嚇破膽。整人的自然不會寫，竭力表現自己的忠誠，爭取火線入黨；挨整的也不敢寫，不知道明天的命運如何。有些老實人真誠地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拚命深挖自己的“反動思想”，不敢也不會思考所發生的事。起哄者但求自保。即便清醒的人認識到運動的荒謬，也不會產生秉筆直書的念頭。恐懼籠罩在所有人的心頭。怎能不佩服利季婭的膽識呢？

　　三

　　利季婭的小說被保存下來。蘇共二十大後，利季婭把小說打了幾份，分送給朋友們看。一九六二年九月，她把小說寄給蘇聯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看了非常讚賞，立即通過，並與利季婭簽訂合同，一九六三年一月預付百分之六十稿酬，三月排出清樣，配好插圖，馬上開印。總編輯卡爾波娃和社長列休切夫斯基一致肯定小說的價值。他們的態度可以理解。“怎能不這樣呢！‘個人崇拜’被揭發，斯大林遺體遷出列寧陵墓，每家報紙，每家雜誌，每家出版社多少都要響應‘揭發大肆破壞社會主義法製的行為’啊。文章啦，詩歌啦，中短篇小說以至長篇小說啦。響應了。卡爾波娃深深地歎息，痛心地談到艱難的過去，多虧黨英明而及時地揭發，過去一去不複返了。接著又談到‘恢複黨內生活中列寧主義的準則。’”利季婭記述了同總編輯的談話。

　　“忽然——有的人先感覺到了，我則遲一些，”利季婭寫道，“準確地說，在一九六三年才有感覺——令人不安的傳言四起，並越傳越離奇：‘上麵’改變路線了，對文學深入揭露‘個人迷信的後果’不滿，還要多談成績，不要隻談‘錯誤’。黨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所做的決議已經說明了一切，並改正了一切，夠了。幸存的人從勞改營和監獄中放回，恢複了名譽，不僅給他們分配住房，還給他們安排工作。能想得到嗎？給犧牲者的親屬頒發他們的兒子、姊妹、丈夫死後平反通知書。還要怎麽樣？何必往傷口上撒鹽呢？按時開展播種或收割運動吧。‘讓工廠新的煉鋼爐升爐吧。’”

　　五月，利季婭被邀請到出版社，出麵同她談話的是編輯部主任，斬釘截鐵地通知她，小說不能出版，卻沒說清不能出版的原因。利季婭找總編輯卡爾波娃解釋。這位十分讚賞小說的總編輯判若兩人，態度完全變了，毫不遲疑地對利季婭說：“我一開始就對您說，您的小說在思想上是有害的。個人崇拜的原因及後果報紙上刊登的黨的文件中講得清清楚楚。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的幾次發言以及黨和政府領導人會見知識分子的談話講得更清楚了。我對您的有害立場從未懷疑過。”她從未說過小說思想上有害的話，相反，比別人更急於同利季婭簽合同。總編輯的厚顏無恥倒讓利季婭不知所措了。說句公道話，並非卡爾波娃天生愛撒謊，上麵的政策變了，作為出版社的負責人，她必須跟著改變。稱讚利季婭的小說是一個時期，認定她作品有害是另一個時期。她不得不執行上麵的指示，又無法向作家說明改變觀點的原因（有黨的紀律），隻好經常說謊了。

　　利季婭向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區法院投訴作家出版社毀約。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法庭開庭。出版社律師發言，“出版社的編輯們先前處於‘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後局勢的狂熱中’，未能發現這些差錯，現在通過學習黨的新決議，‘用另一種眼光看小說’。”他坦率說，“我們自己未能發現勞改營題材的危害，而是領導向我們指出：共產黨員沒有必要出這類題材的書，主要是沒有益處……”利季婭的律師則強調合同的嚴肅性，毀約一方應承擔全部責任。審判員請利季婭答辯。利季婭說：“如果不再出版勞改營題材的書，特別是索爾仁尼琴的書，對國家是件不幸的事。至於我的《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和他的《伊萬·傑尼索維奇》，寫於不同的時代，寫的是不同的時代，題材並不相同。他寫的是勞改營。我寫的是‘自由人’……即便我的小說是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局勢的狂熱’中通過的，現在出版社是否又在新局勢的狂熱中毀約呢？難道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決議僅僅是‘局勢的狂熱’？過去的暴行所以能夠發生，在很大程度上還不是報社編輯部堆滿了哭訴的信——親人們在信中乞求援助，要求重新審查他們親人的案件——可報紙被剝奪了發表這些信的權力？編輯不敢不迎合局勢。確實，那種年代誰敢吭氣？簽訂這類哭號的作品的合同無異於判處自己死刑。在我國遼闊的土地上的所有編輯部都時刻聽從召喚。所有報紙、出版社和雜誌的編輯部永遠服從站在樂譜架旁邊指揮的指揮棒。登不登這樣或那樣的報道（如非法逮捕和拷問），都要聽從指揮，是否也是發生暴行的原因之一呢？就算我的小說僅僅是照片，而不是畫卷，但這張照片攝取了我國曆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畫麵，小說對於思考我國所發生的災難的人是必不可少的。”

　　利季婭勝訴，出版社支付了她全部稿酬。

　　四

　　為了不忘卻悲慘的過去，索爾仁尼琴寫了《古拉格群島》，為無辜犧牲者樹立起一座紀念碑。利季婭寫了《索菲婭·彼得羅夫娜》。但當局並不希望人民記住過去。一九六五年開始了遺忘個人迷信的後果並竭力頌揚這一時期成績的過程。

　　赫爾岑說過：“凡是不敢說的事，隻存在一半。”於是“先存在一半，”利季婭寫道。“後四分之一，再後十分之一。如果及時封住報刊的嘴（多虧我們報刊隻有一張嘴），最後等到受難者和見證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麽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發生過的事，不能從祖輩和父輩的經曆吸取任何教訓了。”

　　請看一九六五年以後出版的書籍。

　　一九六五年作家斯拉文出版了一本《肖像與劄記》，其中談到蘇聯駐法西斯意大利的著名記者維克多·金：“在那些年代，金說過，他幻想活到起義的人們把墨索裏尼送上絞架的那一天。金的預言實現了。但……他本人沒能活到凱旋的那一天。他無法預見本人發生的聳人聽聞的事。”他發生了什麽事？也像墨索裏尼那樣被送上絞架？還是患了癌症？作者沒說出發生了什麽事：金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處決。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了幾乎全麵禁止提及過去的時代。不是完全不提人們瘐死獄中，便是把犯人的生活變成旅遊者的生活。

　　舉一個避免寫“慘死”的高超例子。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州州委第一書記卡爾梅科夫一九三八年被處決。後恢複名譽——獲得被處決者罕見的殊榮——在州首府納爾奇克為他修建了一座紀念碑。我們看看奇馬廖夫和科米薩羅夫兩位作者在《主要是向前看》中是如何報道的：

　　“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納爾奇克市街道上玩耍，對他們來說卡爾梅科夫的名字就是曆史。他們不明白，為什麽爺爺奶奶們經常來到廣場紀念碑前，望著卡爾梅科夫的銅像時而落淚。”其實作者們應當告訴孩子們，爺爺奶奶們落淚的原因，但他們在書中隻字未提。

　　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在作家迪姆希茨筆下變成旅行家。革命前到過西歐，意大利和巴黎，回國便在國內漫遊。在克裏木住過，在莫斯科住過，在彼得格勒住過，後來又去克裏木，後來到第比利斯，後來又到莫斯科，又到第比利斯，後來是埃裏溫，是羅斯托夫，是彼爾姆，是阿布哈茲，再後來呢，來到卡馬河上的小城切爾迪尼，後來是沃羅尼日——再後來呢——旅行之路中斷了。可切爾迪尼和沃羅涅日是曼德爾施塔姆的流放地，曼德爾施塔姆被押來押去，最後死在海參崴近郊勞改營轉運站。他招致殺身之禍的是那首嘲諷斯大林的詩《我們活著，感覺不到國家的存在》。勞改犯變成旅行家。

　　五

　　利季婭決心捍衛記憶，與謊言鬥爭。不再允許別人鏟除對被迫害人的真實回憶，寧肯不發表，寧肯得罪人，也絕不妥協。不少出版社和報刊向她關上大門。

　　“不久前我還是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的蘇聯作家。這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我是集體謊言和集體沉默的同謀。”利季婭寫道。“但對每個人來說，真理總有一天會扼住你的脖子，永遠控製你的靈魂。不可能在同一時刻扼住所有人的脖子。‘靈魂是密林，道路難分清’。我的故鄉審訊室裏流淌鮮血的時候，真理扼住我的脖子。我睜開眼睛是不是遲了？當然，我沒在農業集體化年代醒悟，然而終於醒悟了。睜開眼睛後，雖然不準備發表，準確地說，隱藏在地下，但我仍然寫了《索菲婭·彼得羅夫娜》，記錄了失去理性的社會。過了二十年（斯大林死後，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召開後），我與很多人被希望所迷惑。這麽說我沒白寫，現在可以發表了！人們將會閱讀我的小說。但我的希望落空了。那時我明白了，我們這裏又開始剝奪記憶，我還明白了其他的事：無論如何我不會交出用痛苦換來的財富，並竭盡全力阻擾人民再次失去記憶。就算不再發表我寫的一個字，就算我所嘔心瀝血的文學構思永遠無法實現，也決不允許任何人從我作品中刪除犧牲者的姓名和導致他們犧牲的共名。不論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休想。決不考慮、掂量、權衡哪樣做好？多少談論一下犧牲者還是什麽也不說，因為不讓說嘛。就讓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吧。我自己已經解決了。”

　　鏟除記憶的辦法之一是用謊言代替真理，美化、粉飾現實又是說謊最簡便的方法。不少人采取了這種方式，所以他們在作家協會占據顯要的地位。像利季婭這樣解決問題的人陷於被整肅的處境。

　　利季婭認為，對待斯大林時代大致有三種態度她寫道：

　　“我們發生過的，確實發生過。一些自詡熱愛真理的人說，”他們確定自己公正的看法後，便畫上一個熱愛真理的肥大句號。瞧，我們多公正！承認‘確實發生過’。

　　‘我們發生過的一切根本沒發生過’，另一些人說，‘當然，斯大林做過一些錯事——過火，錯誤，但這一切黨已經通通揭發了。沿著列寧主義的道路前進——建設共產主義！人死了不能複活，越少談論過去越好’。

　　“必須追查所發生的一切，‘第三種人說，其中也包括我。’發生了什麽，為什麽發生，什麽時候發生的，竟導致如此慘重的後果。淚水衝洗不淨的傷口已經潰爛。忘卻所發生過的就無法前進一步。”

　　一九六八年二月利季婭寫了一篇文章《不是處決，而是思想，而是言論》，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我要一個螺絲一個螺絲地追查這架把充滿創造力的活生生的人變成冷冰冰的屍體的機器。要對這架機器作出判決，並大聲宣讀判決詞，讓所有的人都能聽見，不能把這筆賬一筆勾銷，蓋上‘清賬’的戳子了事，而要拆清原因和後果的線團，一圈一圈地拆……幾百萬農民家庭，勞動者，在‘富農和富農幫手’的罪名下，被趕往北方，趕往死地。幾百萬城市居民在‘間諜’、‘破壞者’和‘危險分子’的罪名下被關進監獄和勞改營，有時直接送往另一個世界。整個民族被指控叛國，把他們從祖居地趕往異邦。

　　什麽導致我們陷入亙古未有的災難？手無寸鐵的人民對撲向他們的機器如何抗拒？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國家保安部門（每時每刻、白天黑夜都在犯法）與維護法律的檢察機關（多年有意熟視無睹）化合為一體，最後，又與以捍衛正義為天職的報紙化合為一體，報紙為何不捍衛正義，反而有計劃地、大規模地、千遍一律地誹謗受迫害者——被揭發出來的、死不悔改的、卑鄙無恥的、出賣給外國情報部門的人民敵人？

　　“這種化合是學者們所知道的化學化合物中最可怕的化合，它起於何時又如何化合在一起？為什麽能化合成功？研究其中的原因對曆史學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是浩瀚的工程。而首先是對作家。這是今天頭等重要的、刻不容緩的工作。急迫的工作。應當號召人們，年長的和年輕的，勇敢地反思過去，隻有那時未來的道路才能變得清晰。如果這項工作及時進行，那就不會有不久前的文字獄了。”

　　六

　　利季婭實現了自己的誓言，她寫的文章一定保留犧牲者的名字，並說出死亡的原因。“他們建議我刪除某頁、某半頁、某段或某句，在我刪除某句或某段後，作品將發排、出版，也許還會受到讚揚。但一提到刪除犧牲者的名字我便斷然拒絕。”一九六六年，在利季婭被開除出作家協會前，仍有報刊和出版社約請她寫文章。由於父親的關係，她幾乎認識所有老一代的文化人。比如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馬爾夏克是利季婭父親的朋友，又同她一起工作了九年。一九六四年七月馬爾夏克去世，作家出版社準備出版馬爾夏克紀念集，也請利季婭寫回憶文章。利季婭寫好後編輯很滿意，通知她回憶錄已經發排了。但第二天，總編輯卡爾波娃的助手索洛維約夫要求刪去半頁，一共兩段。第一段：“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馬爾夏克的某些同事被捕並消失——有人長期消失，有人永遠消失，他站出來為無辜受迫害的人說話，並起了作用……”第二段：“歲月流逝。斯大林死後人們開始返回並獲得新生。一九五五年尤裏·格爾曼在《文學報》上為馬爾夏克所領導的‘列寧格勒編輯部說了幾句公道話。仿佛打開封堵的門，馬爾夏克讀完這篇文章對我說……’”出版社的要求遭到利季婭的斷然拒絕，她的回憶錄被從紀念集中刪除。

　　一九六六年兒童讀物出版社列寧格勒分社約利季婭為作家米爾奇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寫的小說寫序，三十年代利季婭曾是這篇小說的責編。米爾奇科的兒子也找過利季婭，請求她不要推托。他的兒子請求為他犧牲的父親寫前言，利季婭又怎能拒絕呢。利季婭寫了，主要寫米爾奇科的童年，他如何在機械作坊舉輪子，他與馬爾夏克的結識，但也寫了他被捕，死在獄中。編輯部對她的序很滿意，小說連同利季婭的序馬上發排。四月末的一天，將近午夜十二點，利季婭家裏的電話鈴響了，分社社長請利季婭接電話。社長說他很喜歡她的序言，非常喜歡，但要求刪去一段話。

　　“哪一段？”

　　“您知道我們是為兒童出書的出版社，不應用過去悲慘的回憶在他們生活中投下陰影。”

　　投下陰影的這段話是這樣寫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米爾奇科被捕。馬爾夏克所創建的編輯部全體職工被驅散：有的被捕，有的被開除。

　　利季婭對社長說，米爾奇科的書是為青少年而不是為嬰兒出版的，及時讓他們知道父輩和祖輩的經曆是十分有益的。

　　“我們做不到。”社長回答。利季婭請求把序言寄回。

　　不久利季婭收到出版社編輯的一封信。信中寫道：“您不肯從您為米爾奇科小說《斯喬普卡的童年》寫的前言中刪除一個段落和另一個段落裏的一句話，作為編輯我深表遺憾。我知道您的想法，但請您為讀者著想。您拒絕發表前言，使讀者失去閱讀小說連同與小說有機聯係在一起的您卓越的文章的樂趣。請您再次考慮一下小說和讀者。”這封信含蓄地批評利季婭過於任性，幾行字都不肯刪去，激怒了利季婭。利季婭回信道：“我與您（出版社）爭論的不是‘一段話或一個句子’，而是人的鮮血和人的話語權。你們準備出版的書的作者米爾奇科是卓越的作家，我的摯友，黨員，來自人民中間的人，老工人，參加過兩次革命的活動家，在斯大林獸行肆虐的時期，同千百萬無辜犧牲者一樣，被野蠻殺害……您提到為新一代讀者著想，可他們需要的是真相，不僅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真相，還需要告訴他們本世紀幾十年的真相，在那幾十年裏，正是現在的青少年的父輩和祖輩犧牲的年代。”利季婭不僅得罪了出版社，也得罪了米爾奇科的兒子，他多麽希望父親的書早日出版啊。一九六六年米爾奇科的小說終於出版。簡介代替了序言。簡介是這樣寫到米爾奇科之死：“一九三八年二月米爾奇科悲慘地中斷了自己的生命。”飛機失事也是悲慘地中斷生命。

　　七

　　利季婭說自己屬於對待“斯大林時代”的第三種人。這類人中還有不少作家和學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索爾仁尼琴和物理學家薩哈羅夫院士。他們要求公開地反思過去，廣開言路，允許大家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是蘇聯當局所不允許的。這樣他們就把自己置於與當局對立的地位。當局對他們不會手軟。他們把自己遭受的迫害記錄下來，作為未來反思今天的依據。不論索爾仁尼琴還是利季婭參加任何會都把會上的發言記錄下來。當然不止他們兩人。其中突出的是利季婭的摯友、女記者弗裏達。如果沒有她，全世界和蘇聯人民未必知道蘇聯當局如何迫害詩人布羅茨基的。

　　布羅茨基是蘇聯年輕詩人，對一九五六年蘇聯向匈牙利出兵持否定態度，認為是國家的恥辱。他不是作協會員，沒有固定職業，靠翻譯賴以為生。一九六四年蘇聯法院審訊布羅茨基，同年二月十八日以“遊手好閑”罪名判處他五年強製勞動。這一判決引起著名詩人、作家阿赫瑪托娃、丘科夫斯基、帕烏斯托夫斯基和馬爾夏克等人的抗議，也引起國際輿論一片嘩然。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投入拯救布羅茨基的活動。其中功勞最大的要算弗裏達。她參加了審判的全過程，做了記錄，並把記錄以“白皮書”的形式公之於眾。利季婭在《紀念弗裏達》一文中寫道：

　　弗裏達剛剛完成了一件功勳。審訊過程中她一直在場，不知疲倦地往中學筆記本上記下周圍所發生的一切：發言、提問、回答、大廳裏的呼叫。一個筆記本保存下來……字寫得出奇工整，但在法庭上弗裏達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自己無能為力。此前她出差的時候無論陷入任何險境總有一張記者證保護她。可這次《文學報》和《消息報》都沒派她采訪布羅茨基訴訟案，所以她在法庭上不是媒體代表，隻是旁聽者，普通公民，即不受保護的老百姓，任何人都可以欺負她。周圍旁聽者的處境也都如此，但她與他們不同的是她在戰鬥。她履行自己的職責——在法官的仇視的目光下，鄰近人凶狠的目光下，記錄聽到看到的一切。您還記得劄記中寫的人群企圖強迫她停止記錄的那段話嗎？此前不久坐在她身邊的朋友格涅金，也是從莫斯科趕來旁聽審訊布羅茨基的，在社會公訴人對布羅茨基的律師破口大罵的時候，格涅金發火了，喊了起來。糾察隊命令他離開法庭，並把他押上停放在法院入口處的警車。弗裏達繼續記錄。接著弗裏達的另一個熟人也被糾察隊帶走，民警局的記錄上寫道：“他想用打噴嚏的方法打斷法庭審訊。”弗裏達繼續記錄。“作家們！把你們一起從列寧格勒攆出去！”旁邊的人喊道。薩韋利耶娃女法官對她大發雷霆後她還寫。她仍不動聲色地幹自己的事，她這樣把人群激怒了。人群中也有朋友，但在擠滿激動的人群中，在列爾涅爾（克格勃人員）專門挑選出來的糾察隊隊員的仇視的目光下，他們能用什麽援助她？

　　“奪下她的筆記本！”法庭休庭的時候有人喊道。

　　我現在仍然看見小個子弗裏達，穿著厚灰大衣，戴著兒童戴的毛絨帽，看到人群要搶她筆記本的那一刻。她坐在大廳中間，死死抓住筆記本和鋼筆，中學筆記本上的記錄就是珍貴的戰利品，珍貴的武器是文字，它有無窮的力量，可以拯救人。

　　您還記得那一幕嗎？

　　“我說，做記錄的那個女人，您幹嘛要記錄呢？”

　　“我是記者，”弗裏達和藹地回答。“我寫教育兒童的文章，想寫這件事。”

　　“幹嘛寫這件事？事情很清楚。應當奪下您的記錄本。”

　　“你們敢！”弗裏達厲聲說。

　　“那又能怎麽樣？”

　　“你們奪個試試，那時你們就知道了。”

　　“好啊，她威脅。糾察隊，這裏有人威脅！”

　　“他是糾察隊員，不是警察，不能因為一句話抓人。”

　　這時響起一聲喊聲：

　　“起立！開庭！”攻擊停止。

　　……弗裏達先在列寧格勒整理記錄，在我們共同的朋友幽靜的寓所。在莫斯科先在自己家，後在我家，我們一起坐在桌前整理。越深入閱讀這份文件，越看重它的威力。在這個世界上恐怕沒有人，即便是官僚主義者，讀了這份劄記也會明白，發生了天大的冤枉事。如果給阿朱別伊看（《消息報》主編，赫魯曉夫的女婿），他會創造奇跡……

　　布羅茨基的“罪行”是什麽呢？法庭問他做什麽工作，他回答寫詩。不是作協會員把寫詩當成工作就是寄生蟲。靠什麽生活，靠翻譯，每月能掙四十二盧布，花四十盧布，還有結餘。問他喜歡誰的詩，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問題可能就出在這裏。如果他回答馬雅可夫斯基和特瓦爾多夫斯基，可能完全不同了。群情激奮的法庭審訊記錄下來竟如此可笑。

　　八

　　利季婭說克格勃和作家協會是兄弟單位。總的說是不錯的，克格勃的兄弟單位何止作家協會？全國所有單位都可以說是克格勃的兄弟單位，它可以到任何機關抓人。斯大林時代很多作家被克格勃逮捕、關押、處決。克格勃逮捕作家時需要作協第一把手簽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清洗時期作協的第一把手是斯塔夫斯基，而不是法捷耶夫。都是斯塔夫斯基簽字。但斯塔夫斯基二戰期間戰死，戰後由法捷耶夫領導作協，所有一九五六年陸續平反返回莫斯科的作家們把怨恨都撒在法捷耶夫身上，法捷耶夫一肚子委屈，又無法解釋，這或許是他自殺的原因之一。蘇共二十大後，克格勃與作協的關係逐漸疏遠，實際上當然仍然起作用，但形式上卻通過司法部門了。一九六六年懲處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兩位不聽話的作家就是通過司法程序。另外，當局對“異己分子”也不再逮捕、關押、處決了，而是想方設法敗壞他們的名譽，最嚴厲的懲處是送進瘋人院或驅逐出境。畢竟換了人間嘛！

　　一九七三年八月開始，全國報刊一齊攻擊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手法還是老一套：把他們話的意思顛倒過來。比如他們說保衛和平，那一定是渴望戰爭。“大眾傳媒掌握在同一夥人手裏，”利季婭寫道，“給毒瓦斯進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人們每天從報紙上吸入毒氣，怎能不中謊言的毒呢？怎能不仇恨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呢？”一九七三年薩哈羅夫成立人權委員會後，更被報紙罵得狗血噴頭，把和平鬥士說成戰爭販子。讓利季婭痛心的是著名作家、作曲家和院士也加入迫害者的行列，如肖斯塔科維奇和艾特馬托夫。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作出過傑出的貢獻，有的還受到過斯大林的迫害。他們並非在拷打和威逼下說謊的。他們本應挺身而出，聲援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然而相反，卻在報紙上詆毀他們。但人們相信他們，因而也相信謊言。他們的表現令利季婭震驚，於是她寫了一篇戳穿謊言的文章《人民的憤怒》，並親手交給美國之音記者。美國之音很快就廣播了。文章指出鋪天蓋地的謊言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使他們喪失辨別事物的能力。報紙上刊登成千上萬的集體農莊莊員和各行各業的工人對這兩個人的抗議信，但他們誰也沒讀過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也不了解薩哈羅夫主張銷毀核武器的真正意義，卻跟著報紙辱罵他們。利季婭舉了一個例子。一九五八年圍攻帕斯捷爾納克的時候，她乘出租車外出。司機座旁放著一份譴責帕斯捷爾納克的《真理報》。年輕司機對利季婭說：“您知道嗎，揭發出大壞蛋帕斯捷爾。”利季婭告訴司機，他不姓帕斯捷爾，而姓帕斯捷爾納克，是俄國偉大詩人，不是祖國叛徒。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司機火了：“不管姓帕斯捷爾還是帕斯捷爾納克，還不一樣。您是文化人，怎麽不看報，竟說這種話？”司機氣得連小費也不收了，被謊言毒害的百姓又能怎麽想？

　　那時莫斯科出現了地下出版社，發行量不大，但傳播速度極快，一旦打印出來，馬上傳遍全城。利季婭的《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就是通過地下出版社在莫斯科廣為流傳的，並流傳到國外。國外把小說譯成幾種語言出版。在國外出版書犯了蘇聯大忌。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就是因為在國外出書而受審判的。利季婭的父親老丘科夫斯基一九六九年去世，利季婭失去靠山，懲治她再無顧慮。《人民的憤怒》是她親手交給美國之音記者的，是懲治的最好口實。於是利季婭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被作協召到作協大樓第八會議室。這裏是專門開除作家的地方，一九五八年帕斯捷爾納克就是在這間房間被開除的，利季婭被開除後又有六七個作家也都是在這間房間裏被開除的。一九八九年我在蘇聯教漢語，每到莫斯科必到作協買煙、吃飯，因為那裏吃飯便宜，能買到外國煙。但我那時並不知道第八會議室，不然必定會去看看的。

　　一月九日一群朋友陪同利季婭來到第八會議室門前，他們也都是作協會員，但守衛不準他們進入。他們向會議主持人、詩人納羅夫恰托夫請求旁聽，遭到主持人的拒絕。朋友們請求進去一個人陪同利季婭，因為利季婭是半殘疾人，患有嚴重的心髒病，視力極差，幾乎失明，進去的人可以照顧她，但仍遭拒絕。利季婭一人抱著夾著一摞白紙的木片夾走進第八會議室。

　　出席會議的有二十至二十五名作協理事。說他們都是堅決反對反思斯大林統治惡果的人未免過於籠統。他們不可能對周圍發生過的災難視而不見，何況很多人還深受其害。如果“上麵”號召反思個人崇拜的後果，他們肯定會積極響應。但經過多年的煎熬，他們認為緊跟“上麵”是自保的上策。他們心口不一，發言自然言不由衷，在當時的氣氛中發言者未必感到自己的發言如何荒唐可笑，記錄下來就不僅可笑而且卑鄙了。這就是文字的威力。利季婭記錄了會議的發言。

　　先由理事會書記斯特列赫寧介紹利季婭的種種劣跡。他說利季婭承認親手把《人民的憤怒》交給美國記者。接著書記羅列利季婭的主要罪狀：

　　一九六六年支持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兩位作家；

　　一九六七年寫《致肖洛霍夫的公開信》，批駁肖洛霍夫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的譴責；

　　一九六八年著文投寄《文學報》，反駁抨擊索爾仁尼琴的文章；

　　一九六八年支持被作協開除的作家金茲堡和加蘭斯科夫；

　　在國外出版《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和《下水》等兩篇小說。

　　“會議的目的是討論她的公開信和她的小說，並根據作協相應的章程對她進行組織處理。”理事會書記結束了開場白，下麵是與會者發言。很多作家中國讀者不熟悉，除重點發言人外，我用男作家和女作家表示。

　　男作家一：（喘不過氣，吐字不清）：同誌們，我說話困難……請原諒我，我說話困難……這件事使我無限悲傷……十分悲傷……不久前新西伯利亞市我們的蘇聯少年向我們的哨兵開槍……這太可怕了，同誌們新西伯利亞市發生了可怕的罪行。（利季婭懷著真誠的同情聽他發言。而男作家本人正是教育蘇聯少年的人之一，他們在他的書的哺育下茁壯成長。他又怎能不激動呢？）同誌們，當我們從廣播中聽到丘科夫斯卡婭一類的文章時，我們就會明白，少年們為什麽會犯罪了。廣播《人民的憤怒》一類文章就是犯罪的根源……請原諒我，我不能再說了，我太激動了。

　　男作家二：她用《人民的憤怒》作標題——這是她以人民的名義說話，您能代表憤怒的人民嗎？

　　利季婭：恰恰相反，我在文章中強調，不以任何人的名義說話，隻代表自己說話，不代表任何人。您讀過我的文章嗎？文章裏寫得很清楚。標題純粹是嘲諷意義。報紙編輯部起先組織讀者信任的知名人士的憤怒，後來是“勞動人民憤怒的信”。憤怒的仿製品。這種遊戲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會變成真正的憤怒。我不希望這樣，並為此擔心。這一點我在文章中警告過。

　　男作家二……談談索爾仁尼琴。幾年來我們已經有幸閱讀他的反蘇的、歌頌君主政體的作品了。您站在這樣的立場上！到了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這種有爭議的名氣仍能滿足您的虛榮心。

　　利季婭：為什麽到了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我還沒準備死呢。

　　男作家三：我多次讀過《人民的憤怒》。這篇文章令我氣憤。應當給索爾仁尼琴、馬克西莫夫（被驅逐出境）和丘科夫斯卡婭等人一個總的評價：他們的活動是激烈的階級鬥爭的反應；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階級鬥爭。《人民的憤怒》是對作家和人民一連串的誹謗和誣蔑，仿佛政權在作家和人民之間築起一道牆。這是對知識分子的誣蔑，對個別人的誣蔑，比如對科熱夫尼科夫（蘇聯和俄羅斯聯邦作協理事會雙重理事）。她寫道，把他“放出來”攻擊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同誌們，狗才放出來呢。科熱夫尼科夫是人，不是狗。

　　利季婭：熱科夫尼科夫當然是人。狗不會寫文章，不論出於真心還是有意把讀者引入歧途。

　　男作家四：薩哈羅夫是令人尊敬的物理學家，但在政治上是個微不足道的自由主義分子。索爾仁尼琴一肚子舊恨新仇。可您為什麽呢？嫉妒他們在西方的名聲？索爾仁尼琴在文學界算什麽玩意兒？充其量是二流作家。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出兩三頁失敗的地方。他在國際上投機倒把，販賣反蘇言行，以求積累財富。他為沙皇哭泣。

　　利季婭：您的話讓人無法忍受。索爾仁尼琴——投機倒把！他在哪兒為沙皇哭泣？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書中，尼古拉二世被描繪成廢物，而這個廢物沙皇和他手下無用的將軍對千萬人的死亡承擔責任。

　　會議主席：請不要打斷別人發言，會給您發言的機會。

　　男作家四：由於蘇聯政府的不懈努力，世界緊張局勢得到緩和。因為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所以反蘇言行日益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從這裏傳出的所有反蘇言行，西方都慷慨酬謝，報以黃金和榮譽。您是否願意陷入這攤汙水中？您認為B-B-C能使我國人民離開正確的軌道？您錯了……必須開除丘科夫斯卡婭，讓《文學報》向廣大讀者闡明好了。還有其他報紙。讓她受到人民的唾棄。

　　女詩人巴爾托（聲音低沉）：我很激動，很難說話。我看到另一個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當年她表現出批評的熱情，批評藝術性差的作品。那時我對她充滿敬意。現在我完全理解兒童文學作家的憤怒……一個人怎能墮落到如此反蘇的地步，如此仇視人民，如何解釋？我想問您一句，您為什麽如此凶惡？哪兒來的這麽多仇恨？我這幾天讀了《人民的憤怒》，心情非常沉重。仇恨，仇恨，還是仇恨。我很難再說下去。在您背後我看見您父親的影子，一個對我和對在座的人都非常珍貴的人。

　　大家一齊說（一片讚揚聲，其中我聽出作家出版社社長列修切夫斯基清晰的聲音）：科爾涅伊·伊萬諾維奇！受人尊敬、愛戴……奠基人……經典作家，名字環繞著光環……崇高的評價……崇高的獎賞……蘇聯人民愛戴的人……

　　利季婭（對社長列修切夫斯基）：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您有能力表達您對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的敬意：您所管轄的出版社哪怕出他一本書呢，或列入出版計劃也行呀。

　　社長回答得含糊不清。什麽“這不決定於我”，或“缺乏紙張”，或兩種兼而有之。

　　巴爾托：我們熱愛科爾涅伊·伊萬諾維奇，懷念他。他教導人向善。他用故事和自己的人格召喚人向善。我保存他的四封信……多麽善良的信啊。他在信中稱讚我的詩，感謝我，對我的詩評價很高。他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可您凶惡，您哪兒來的那麽多仇恨？您回頭吧，利季婭·科爾涅耶夫娜，變得善良些吧！

　　利季婭：我必須指出一點：您一生對他恩將仇報。一九三〇年《文學報》上刊登的反對民間故事和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公開信上有您的大名。一九四四年反對丘科夫斯基已經不是《文學報》，而是《真理報》了。《真理報》把丘科夫斯基的軍事故事稱為“騙子的胡言亂語”。他立即被召到作協。為了保護他？不是，作協從不保護自己的會員——召到作協是為了整治他……作協主席團重複了《真理報》上的話。他回到家後，我問他發言的人當中誰最惡劣？他回答：巴爾托。

　　巴爾托（聳聳肩）：我不明白，照您看，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就不能批評了。我們大家都尊敬他，他當然是奠基人，但每個作家都有敗筆……批評他一個故事，又有什麽呢？

　　大家一齊說：一個故事……連這都不行……文學前進依靠批評……蘇聯文學以自由批評著稱，《真理報》批評……主席團批評……一個故事……

　　（竟如此不尊重事實，利季婭想道，不尊重文學史，如此蔑視記憶，蔑視文件！不是隻批評一個故事，而是丘科夫斯基沒有一個故事不遭受查禁的。“隻是一個故事！”“批評批評而已！”聽著偽善的嘈雜聲，利季婭回想起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夫人）評判《鱷魚》雜誌的文章，斯維爾德洛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夫人）《略談丘科夫斯基習氣》的文章。“我們應對丘科夫斯基和他的團體開火，”斯維爾德洛娃寫道，同時嘲笑民族——人民是詩歌的源泉……回想起家長會議的決議——這可不是普通的爸爸媽媽，而是會聚在克裏姆林宮托兒所裏的爸爸媽媽：“我們號召與丘科夫斯基習氣鬥爭”……這種號召必然有人響應。這些回憶在利季婭腦子裏閃過，錯過了反擊的機會。）

　　巴爾托：我不明白，您完全不允許個人有保留自己看法的權利。我讚成看法自由。我的想法與肖斯塔科維奇和艾特馬托夫一樣，而您則像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一想到親切教導我們向上的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形象會蒙上您的陰影，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利季婭：我可以想象，兒童文學部的其他委員想到這一點也會心情沉重。您的“看法自由”是一字不差抄來的。

　　出版社社長：這裏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事。她是抱著敵意到這裏來的。巴爾托如此苦口婆心地勸告她，可她妄圖把反蘇言論強加給我們。我們激動是因為她觸動了我們最神聖的東西，可她仿佛在演戲。反蘇主義在我們時代是全世界反動勢力的旗幟，可這一刻有人卻以反蘇分子的身份發言！

　　利季婭：我早就想弄明白“蘇聯的”和“反蘇的”的概念。這兩個概念不斷變化。比如，很早很早以前，打秘密報告認為是“蘇聯的”，可不久前，反過來了，那些因告密而被投入地獄的人放出來，並且安排了工作。認為這是“蘇聯的”。

　　“蘇聯的”和“反蘇的”變幻無常，概念混亂。就連您，列修切夫斯基同誌，可以稱之為大專家的人，也會混淆概念。比如，一九六二年您所領導的出版社接受我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講述的是一九三七年；那時你們出版社認為小說絕對是“蘇聯的”，它揭發了個人迷信；幾個月後上麵下令減弱、縮小對個人迷信的揭發，我的小說被否定了，並馬上發現其中的“思想差錯”。小說已經不完全是“蘇聯的”了……在我個人檔案裏，同樣的一篇小說，你們先接受後否定的小說，在國外出版後，變成“反蘇的”了。所以，就連您這位界定反蘇言論的行家裏手，也有弄錯的時候。犯錯誤不應由您負責，而是概念本身的伸縮性，誰也追趕不上。

　　出版社社長（飛快地）：您的小說出版社從未接受過。您簽訂了百分之二十五的稿約合同。

　　（流傳這樣一種觀點：真理能解除武裝。看來並不如此。恬不知恥的謊言，在有記錄可查的情況下，當眾撒謊倒解除了利季婭的武裝，使她喪失了說話能力。她隨身帶著出版合同，掌握揭穿謊言的全部材料，可卻軟弱無力地回答：“您怎麽這麽不知羞恥”和“有文件在”。她失去聲音，這不是反駁，隻是含混不清的喃喃自語……利季婭感興趣的倒是多年後，如果列修切夫斯基看到這幾行字，他會采取什麽措施呢？從出版社找出當年的檔案，把肯定的評語付之一炬？命令法院銷毀審訊記錄？把那時所有編輯的熟人的熟人通通趕出自己領導的出版社？把所有參加法庭審訊的人全部毒死？宣布法庭的判決是反蘇言行？什麽都可以預料，就是沒預料到，列修切夫斯基讀了這幾行字後，公開宣稱：是的，一九六二年作家出版社接受了丘科夫斯卡婭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同意出版，還為小說配了插圖，預付了百分之六十稿酬，作者有權領取百分之百稿酬。後因一九六三年春天，所有出版社都收到減少對斯大林揭發的指令，遂退稿。卑鄙戰勝高尚。）

　　出版社社長：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對丘科夫斯卡婭不過是借口。她仇恨蘇聯人民。蘇聯人民對她不過是幹活的牲口。

　　（利季婭聽見他大聲翻書，書頁在他手裏嘩嘩響。）

　　出版社社長：這裏寫的是什麽？我國人民原來受電鈕控製：一按電鈕，他們便執行命令。政權借助電鈕控製人民。擺在我們麵前的是露骨的反蘇言行，我們必須予以還擊……丘科夫斯卡婭文章的結尾號召暴動……她威脅我們：人民將起來造反，把我們徹底消滅。可我們現在討論……太可怕了。

　　（利季婭隻聽見翻書的聲音，看不清他的臉，但見他一隻手捂在胸口上。）

　　幾個人一齊安慰他的聲音：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你別激動……不值得為她激動……記住：你心髒不好，得過心肌梗塞，要愛惜自己，激動對你有害……又為什麽呢？全是不可思議的事……捏造……胡說八道……根本沒人造反。

　　（利季婭衣袋裏裝滿解痙的藥，想給社長遞過去，但她不敢。）

　　幾個人的聲音：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好朋友！別激動！你想想，親愛的，我們可是勝利者的國家！我們拿下柏林！可你傷心難過。值得這樣難過嗎？大家已經很清楚，她的反蘇立場昭然若揭。不僅是她，還有人同情她。我們對同情者也不放過。

　　利季婭：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用不著難過，我的文章裏沒有任何地方號召造反。我的文章不是號召造反，而是號召停止向讀者提供惡意編造出來的虛假新聞：尤裏·費奧多羅維奇（會議主持人），請您讀完我文章的結尾。那裏沒有任何造反的號召，談的是我竭力反對的東西。

　　主持人讀利季婭文章最後的一段，但略去了結尾的一句話。

　　而你們，科熱夫尼科夫以及那些按電鈕的人，故意遮蓋我們偉大祖國大地所誕生的天才智慧的光芒；你們在優秀的頭腦和普通人之間構築了一道鋼筋水泥牆；你們想使曆史倒退；你們別有用心地按動電鈕，激起‘人民的憤怒’的狂濤，不許任何人出聲——你們要當心，地下不要迸發出真正的憤怒，憤怒會像火山岩一樣，不僅淹沒了醜陋的鋼筋水泥牆，還有——沒有什麽能化解憤怒，沒有任何崇高與和解的思想，比薩哈羅夫的思想能夠平息憤怒了。憤怒將毫無選擇地把一切人，有罪的和正義的，通通淹沒在血泊中。

　　利季婭（喊道）：您沒念完！把結尾念出來。

　　主持人：“我想要這種結果嗎？不。我不願意任何人得到這樣的結果。”最後的一句話，什麽也不能改變。

　　利季婭：我的文章是對暴力的警告！前麵的一切都是為了最後一句話！別再撒謊了！撒謊會讓你們遭殃的！

　　會議主席讓利季婭發言。

　　利季婭：幾分鍾後你們會一致把我開除出作協。於是我從作協會員轉為被開除的作協會員。這令人痛心，因為作協裏有很多有才華的和誠實的人。如果想想當年被開除的人當中有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有被開除後去世的帕斯捷爾納克，有不久前被開除的索爾仁尼琴、加利奇和馬克西莫夫，我感到自豪。我不敢同阿赫瑪托娃或索爾仁尼琴那樣的巨人相比，但感到驕傲的是你們用對待他們的手段對待我……你們用把我從作協開除的辦法判決我不存在。我已經不存在了，沒有我了。但我是否存在？在你們采取這類措施的時候，永遠忘記，你們掌握的隻是現在和部分過去。還有一個管轄過去和將來的機構：文學史。請回想一下：你們的前輩多年迫害布爾加科夫，幾十年不出他的書，現在你們又向全世界炫耀他……不能這樣領導話語，即便長了一雙非常有力的長手。話語在我國處於真正絕望的處境；如果一個人說的不符合當局的看法，就宣布他是反蘇分子；如果國外有人批評我國某些不良現象，就宣布他幹預我國內政。你們就是這樣領導的。可話語是靈魂中最珍貴的東西，不能領導。話語可以吸引人、治愈人、使人幸福、揭露醜惡、令人不安，但不能領導。領導隻能妨礙話語，阻撓話語，為話語築造堤壩：取消列入出版計劃的選題，圖書館的書下架，拆版，不出版，把一九七四年的計劃推遲到一九七六年，把紙張據為己有或大量印刷向青年灌輸教條的東西。這就是你們的領導。托爾斯泰說過：“話語是靈魂中最珍貴的東西。它獨自創造世界。”就連你們也無力阻撓……我們國家和每個人都應以薩哈羅夫為驕傲。他第一個談到拯救人類不靠戰爭，而靠各民族的團結；第一個把對全球的關懷同對每個人命運的關懷結合起來。每個人的命運對薩哈羅夫來說都是親人的命運。現在被稱為“為緩和國際緊張形勢而鬥爭”的提法是薩哈羅夫的思想，從中讀出一句悲涼的話：為每個人而鬥爭。

　　（這時響起一片歇斯底裏的喊叫聲，利季婭手裏的稿紙落在地板上。利季婭彎腰撿稿紙，眼鏡又掉下來。她抱著撿起來的稿紙，已經不能分辨頁碼。一片可怕的吼叫聲，利季婭精疲力竭，發言的時間已過。）

　　我可以愉快地向你們預言，在我們共同的首都莫斯科，必將出現以索爾仁尼琴命名的廣場和以薩哈羅夫命名的街道。

　　雅科夫列夫笑著說：還有以馬克西莫夫命名的胡同。

　　利季婭：還有以雅科夫列夫命名的死胡同。

　　理事會一致通過開除利季婭作協會籍。利季婭因反對鏟除記憶被作協開除了。十五年後，一九八九年二月正式通知利季婭：俄羅斯聯邦作協莫斯科作協理事會一致通過撤銷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開除利季婭會籍決議的決議。利季婭又成為作協會員。利季婭沒有變，時代變了，形勢變了。

　　利季婭以獨特的視角記述了她與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茨韋塔耶娃、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以及其他作家的交往。很多事都是我們過去不知道的，讀起來津津有味。由於年老體衰，我與振亞兄隻選擇了回憶錄中的一部分。讀者如有興趣，隻能去看二〇〇七年俄國出版的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的五卷集了。

　　（本文是作者為即將出版的《利季婭作品選》一書所寫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