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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巫山迷霧——巫山人遺址

  center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唐代詩人李白

  巫山,一個極富詩意的名字,其源遠流長的人文內涵早已超過其作為一個簡單的縣級行政區劃、一個風景名勝集中地的地域概念。聞名中外的長江三峽,巫山就擁有巫峽的全部和瞿塘峽的大部。四百裏峽江,精華在巫峽。巫峽是一條曆史的通道,是一條詩歌的長廊。唐代詩人元稹傳之千古的絕唱“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離思五首·其四》)就是對長江三峽巫山那萬古不衰的神韻和魅力的概括。

  巫山的雲,巫山的雨,巫山的霧,朦朧而奇幻,曾勾起到此一遊的文人墨客多少奇思遐想!李白、陸遊、杜甫等曆代文人騷客為巫山和巫山神女寫下的燦若繁星的詩篇,賦予了巫山深厚的文化內蘊。詩人們或借虛無縹緲、變化莫測的巫山雲雨感歎宦海的無常,流放的孤苦;或借峽穀的高深、大江的豪放抒發遠大的誌向,未展的宏圖;或借似有似無,時隱時現的猿鳴感悟人生的艱辛,命運的多舛。“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這首流傳於三峽的古歌謠,曾引起多少遊子對故土的思念!

  時任夔州刺史的劉禹錫當年到巫山采風時,根據當地流行的竹枝歌,整理成唐詩中一朵絢麗的奇葩——《竹枝詞》,寫下了清新雋永、通俗曉暢的著名愛情詩篇:“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地理上,巫山縣位於重慶市最東端,三峽庫區腹心,素有“渝東門戶”之稱,地跨長江巫峽兩岸,東鄰湖北巴東,南連湖北建始,西抵奉節,北依巫溪,縣城位於大寧河與長江交匯處。境內有舉世聞名的長江三峽;有幽深秀麗的小三峽、小小三峽;巫山的“三台八景十二峰”更是籠罩著神秘的色彩。屏列大江南北的巫山十二峰中,秀麗的神女峰孕育出了有兩千多年曆史的神女文化。“三台”分別是授書台、楚陽台、斬龍台。授書台與神女峰隔江相望,相傳為瑤姬向大禹授書的地方。陸遊登臨此處時,對不盡的風光發出過“泰、華、衡、廬皆無此奇”的感歎。楚陽台上曾建有規模宏大的古廟,人稱高塘觀,是長江最老的古刹之一,因宋玉在此所作《神女賦》、《高塘賦》而名揚天下。錯開峽峭壁上有一渾圓大石,其狀如鼓,據傳瑤姬助大禹治水時,一龍僥幸不死,欲回東海,錯開一峽,造成水患,被瑤姬斬殺在這裏,故稱“斬龍台”。“八景”則分別是南陵春曉、夕陽返照、寧河晚渡、清溪漁釣、澄潭秋月、秀峰禪刹、女貞觀石、朝雲暮雨。

  “巫”之名始見於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其曆史之久遠幾乎可與華夏文明史同步。

  巫山,既是氏族社會時期多個巫人部落生息繁衍之地,也是古代巫風昌熾之地和中國神秘文化的發祥地。巫山是遠古巴人的主要活動區域之一,文化內涵豐富而深厚。

  雖然巫山的雲雨變幻莫測,巫山的神秘巫文化源遠流長,巫山的詩歌淒婉動人,卻非本書的主旨所在。我們的目光,將投向巫山境內一個聞名中外的遠古遺址——龍骨坡巫山猿人遺址(W ushan H om inid Site)。該遺址自1984年首次被發現以來,就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與爭議。支持者認為,龍骨坡出土的巫山人化石代表了東亞地區最早的遠古直立人,該發現足以對早期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學說提出挑戰;反對者則對此不屑一顧,認為所謂的“巫山人(W ushan m an)”是“猿(A pe)”非“人(M an)”,說其是東亞人類最早的祖先依據不足;或者說即便“巫山人”是“人”非“猿”,也難以撼動早期人類起源於非洲這一根深蒂固的理論。

  盡管巫山龍骨坡巫山猿人遺址1998年已被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似乎已得到官方權威機構的認可,但國內外學術界關於“巫山人”的爭議迄今尚未平息,龍骨坡巫山猿人遺址及其周邊地區的進一步調查與發掘工作也還在深入進行中。對於局外人來說,“巫山人”的學術地位與價值,也如巫山的雲、雨一樣難測高深。下麵,讓我們以理性、客觀的眼光,來看看爭議了十多年的“巫山人”到底是怎麽回事,看看能否拂去歲月蒙上的塵埃,還原其本來的麵目。

  龍骨坡巫山猿人遺址位於長江南岸山原期夷平麵(該區山原期夷平麵高度為700-1000米)之下的重慶市巫山縣廟宇鎮龍坪村西南坡,海拔高度830米,地理坐標為東經109毅4憶50義,北緯30毅21憶25義。就埋藏類型而言,這是一處典型的垂直型溶洞堆積。龍骨坡巫山猿人遺址南麵與湖北建始接壤,與建始人遺址僅一山之隔。巫山的地形十分複雜,南北高中間低,峽穀幽深,岩溶發育,山地麵積占96%,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氣候溫和,雨量充沛。龍骨坡位於北亞熱帶範圍內,動物地理區係為東洋界的中印亞界。在中國自然地理區劃上為華中區的西部山地高原亞區。由於該區與華北(古北界)、南與華南區、西與西南區相鄰,因此動物區係的構成具有三個過渡區的特點,尤其偏向西南和華南兩區的特點。

  1967-1968年間,巫山大廟區農民在龍骨坡挖掘出大批哺乳動物化石。僅1968年冬,從中挖掘的龍骨就達數千斤,龍齒數百斤,先後運往湖北建始、巴東和宜昌等地銷售。

  巫山大廟龍骨坡化石地點,於1984年夏由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原四川省)重慶自然博物館、萬州(原四川省萬縣地區)博物館和巫山縣文管所等單位組成的聯合科學考察隊,進行長江三峽地區新生代地層古生物考察的過程中,在該村中醫牟之富的協助下發現。據古地磁學證據,巫山猿人遺址含人類化石的地質層位的絕對年齡是距今2.04-2.01百萬年。

  巫山猿人遺址的發掘主要經曆了四個階段的工作:第一個階段是1984-1988年,以野外考察和發掘工作為主;第二個階段是1989-1991年,以室內分析和研究工作為主;第三個階段是1997-1998年,第四個階段是2003-2006年,這兩個階段都以野外發掘工作為主。1985年10月,一段左側直立人下頜骨(帶兩顆牙齒)和一些具有人工痕跡的骨片出土。1986年秋,在人類化石附近又獲得一枚直立人上門齒和幾件石製品。在這兩次發掘中,巫山猿人遺址出土了大量上新世晚期的動物化石,達120種,其中哺乳動物116種(含14件巨猿化石)。發現的人類化石被命名為直立人巫山亞種(Homo erectus wushanensis Guand Fang,1991),俗稱巫山人。在1987年和1988年的發掘工作中,隻發現兩件有爭議的石製品:一件凸刃砍砸器和一件砸擊石錘。

  原研究者認為咱12暫:巫山發現的人類牙齒化石盡管個體較小,從基本形態看,應為人類的牙齒;門齒的鏟形形態顯示了黃種人的特點;巫山人化石上內側門齒舌側結節與北京人等中更新世化石不盡相同,和現代人倒有些相似,而與印尼桑吉(SB)的情形接近;巫山人下頜骨上的第四前臼齒齒根不像北京猿人那樣粗短,但它遠比現代人粗長,齒根高約為齒冠高的3倍。綜觀這些性質,巫山人化石應屬於直立人,鑒於形態上的特點,將其視為一新的亞種——直立人巫山亞種(Homo erectus wushanensis)。巫山人牙齒比北京猿人男性個體、和縣猿人、SB、能人相應牙齒都小些,但門齒和第一臼齒與北京猿人女性接近,有可能這兩件標本均為女性(有人因此將其稱為“巫山老祖母”——筆者注);不過,巫山人牙齒較小也許是一種地方性特征。

  對於巫山猿人遺址1987-1988年出土的舊石器,原研究者咱12暫認為:龍骨坡遺址的石製品雖然不是很典型,但有理由歸入人類加工的石製品,代表了這一地區早期人類活動的證據,也為了解早期人類的活動和分布情形增加了新的材料。而分別在1997-1998年和2003年發現的大量石製品,盡管其人工性質清楚,技術麵貌原始,被認為與東非奧杜威峽穀的早期人類文化有相似之處,但因其原料主要為石灰岩,所以也引起了質軟的石灰岩能否作為石製品原料的廣泛質疑。

  繼1985年發現人骨化石之後,黃萬波等人於1997年在該遺址處發掘出大量舊石器。黃萬波先生說:“文化的形成實際上也意味著思想的形成。在龍骨坡出土的石器中我們發現了人類加工過的痕跡,這為遠古文化在這裏的存在提供了線索,但在下最後的結論前尚需進一步研究。”黃萬波先生同時指出:“龍骨坡出土的石器與東非能人製造的石器相比,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東非能人用的石器岩性單調,主要是火山熔岩;龍骨坡遺址石器亦單調,主要是石灰岩。兩者在打製技術上,多用礫石或石塊簡單打製。在石器和類型方麵,東非和龍骨坡都出現了搗碎器,對龍骨坡出土的大批石製品,我們尚未作深入研究。但是,將全部考察結果所透視的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可以認為龍骨坡的這種新型的石器組合,代表了200萬年前一種混沌初開的石器工業,我們暫稱其為龍骨坡文化。如果巫山人來自非洲,應該帶來了他們當地的文化,但巫山龍骨坡文化沒有發現與那種石斧相似的石斧。”

  侯亞梅、王謙在《化石》雜誌1999年第一期上報道: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科龐1998年11月在訪問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時,觀察了巫山人化石和巫山猿人遺址1997年與1998年出土的部分石器標本,深感驚訝,他說:“想不到會有這麽好的石器!”在觀察巫山人牙化石時,他說:“比較現代,與能人相比,顯得纖細一些,而與格魯吉亞的Dm anisi的人化石比較接近。”他明確肯定該化石的特征是人而不是猿。他說:“我相信最早的人起源於大約300萬年前的非洲,而且這批人類在進化到直立人之前就已經開始向外擴散了,他們的腦量已增長到一定的程度,也擁有了不錯的工具,他們有足夠的能力麵對自然的挑戰而走出非洲。我不讚同有些人類學家堅持一定是在直立人時才開始向外擴散的觀點。事實上,早期人類在亞洲比在歐洲有著更加充分的證據,歐洲早期人類的石製品似乎還沒像在中國已經見到的這樣發展。”此外,法國著名舊石器考古學家、巴黎第十大學埃瑞克·博依達(Eric Bo侑da)2001年考察了巫山猿人遺址,觀察了石製品後說:“我們充分肯定巫山猿人遺址石製品的人工性質,這麽古老而全麵的舊石器地點,在東亞還不多見。”博依達還參加了巫山猿人遺址2003-2005年的發掘與研究工作。

  除人科化石外,在巫山猿人遺址中還發現了大量的動物化石咱12暫:龜、馬雞、錦雞、巨猿、獼猴、疣猴、原黃狒、刺蝟、鼴、鼩鼱、蝙蝠、蹄蝠、菊頭蝠、鬆鼠、倉鼠、豬尾鼠、模鼠、絨鼠、竹鼠、豪豬、乳齒象、劍齒象、貉、豺、真貓、熊、大熊貓、黑熊、獾、大靈貓、斑鬣狗、似劍齒虎、貓、豹、獵豹、馬、犀、貘、爪獸、豬、麂、鹿、麝、巨羊、羚羊、牛,及數十種其他鼠類動物,共計11個目,32個科,69個屬,93個種。

  那麽,巫山人曾經生活在怎樣的一個環境裏呢?原研究者咱12暫認為,“目前主要生存於西南季風控製下的熱帶和南亞熱帶及橫斷山地區森林型的哺乳動物出現在龍骨坡,表明巫山人生活時期長江三峽一帶的氣候遠較目前濕熱,森林更加茂盛;另一方麵相當數量的溫帶動物的南遷以及西部高山或亞高山地區灌叢草原動物的東移,以表明其間有相對幹冷的時段,有一定範圍的灌叢草地存在。巫山人生活的第四紀初期,雲貴高原尚未形成,因此,目前生活於熱帶和亞熱帶的動物能夠分布到目前屬於北亞熱帶的長江三峽地區。另一方麵,當時的秦嶺——大巴山也未達到目前的高度,橫亙於祖家西南的巫山、荊山一帶的地勢起伏不大,因而當西北季風強盛的年代能夠影響到巫山地區,從而導致溫帶草原動物的南遷。巫山人生活時期的地理概貌十分類似於現代淮河流域動物區係——過渡區的麵貌,地勢較低,便於南北動物的交換。目前的長江對動物的遷徙顯然是一天然屏障,特別是華北草原型動物要達長江南岸是十分困難的。巫山人生活時期,相當數量溫帶動物的存在表明,當時的長江要麽還未形成,要麽僅是雛形。”

  “巫山人生活時期,沉積物以河流相為主,也是一個多雨的時期。從哺乳動物化石分析,其中明顯存在著一個相對幹冷的時段;特別是草原動物的存在可以證明當時有一定範圍的草原。孢粉分析表明,巫山人生活時期的早期,常綠闊葉林急劇減少,草本植物增加,氣候相對幹涼;後期常綠闊葉林增加,蕨類植物茂盛,氣候溫暖潮濕。巫山人生活時期以後,沉積物為裂隙堆積,氣候相對幹冷。這一時期喬木比例下降,草本植物增加,氣候變得幹冷。”

  總體而言,巫山人生活的時代、當時的環境及氣候條件,屬於比較濕熱的熱帶、亞熱帶森林環境。一般來說,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縱橫的河流,河兩岸為寬闊的曠野,有大片的草原和湖沼。森林中生活著各種各樣的森林動物,草原上則棲息著各類草原動物。巫山人日出而作,用簡陋的石製與骨製工具,為求得生存與各種各樣險惡的環境與虎視眈眈的大型食肉動物鬥爭著;日落而息,在漆黑的山洞裏摸索著,期待著黎明的第一縷曙光。這是一部分學者為我們繪製的一幅簡單的巫山人生活場景。那麽,這樣的場景真的在巫山龍骨坡存在過嗎?下麵,我們來聽聽不同的聲音。

  我國著名古人類學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吳新智院士曾明確指出咱13暫:巫山龍骨坡似人下頜屬於猿類。他將巫山似人下頜及其牙齒與東非早更新世人屬,Dm anisi直立人以及元謀的祿豐古猿等做了比較。結果發現巫山標本的尺寸比前二者都小得多,而與後者很相符。巫山標本被有些人作為歸屬為人屬所根據的那些特征大多是人和猿共具者,其中前臼齒齒根分叉則是在人類罕見,卻是祿豐古猿的特征之一,前臼齒前接觸麵位置和跟座比例則反映猿類特征。最接近巫山下頜者是祿豐古猿,其間有否祖裔關係尚待更多標本來論證。賈爾塔(Gulotta,1995)和沃爾波夫等(W olpoffetal,1996)都認為巫山的高等靈長類下頜骨屬於猩猩的一個種類。後來,美國衣阿華大學人類學係主任石漢(RusselL。Ciochon)等參加了這裏的工作,他們1995年在英國《自然》(《N ature》)雜誌發表文章咱14暫,建議這兩塊標本最接近匠人。次年它們又被說成不能確定種名的人屬成員。此後各國不少人類古生物學者對他們的鑒定提出異議(W olpoff,1996;Schwartzand Tattersall,1996;Etlerand Zhou,1998;Pope,1998)。總之,除該研究組成員和未見過真標本的伍德(B。W ood)及其共同作者給予肯定外,迄今還沒有見到任何以研究人類化石為專業的學者著文讚成和論證巫山龍骨坡發現了200萬年前的人類化石。一般認為那塊下頜骨屬於猿類,門牙時代很晚。有人認為門齒屬於晚期智人(Homo sapiens),很可能是後期掉落進洞穴並混入原生層位的。

  關於巫山猿人遺址含人類化石的層位的絕對年齡,同樣存在爭議。北京大學的陳琪博士和陳鐵梅教授認為咱16暫,根據ESR測年結果,龍骨坡洞穴遺址中含人類化石的第4層的年齡為距今75萬年至距今102萬年。這比1991年的古地磁測年結果整整推後了100萬年左右。用同樣的方法,他們認為安徽繁昌人字洞舊石器遺址的5個ESR數據顯示該遺址早於100萬年前,甚至達到了170萬年前,但這些數據顯然比根據動物群估算的240萬年前要小。

  適用於第四紀定年的方法很多,但每種方法都因測年所用的物質、被測事件的性質和給出年齡的方式而有一定的局限性。鑒於年代測定在第四紀地層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舊石器考古學等研究領域裏的重要性,下麵我們對一些主要方法作個簡單介紹咱17暫:

  (1)放射性碳(AM S)定年。被廣泛接受和應用最多的晚第四紀定年法。任何含碳物質,包括木頭、碳化木、土壤、泥碳、岩漆、種子、骨骼、碳酸鹽、貝殼、衣物、地下水等都可用放射性碳(AM S)定年。適用範圍:5萬年以內。

  (2)熱釋光(TL)定年。有可能測定年齡範圍從100年到100萬年。不是一項常規技術。

  (3)電子自旋共振(ESR)定年。直接用一定的礦物,特別是石英和長石顆粒測定年齡的一種技術。有可能測定年齡範圍從10萬年到100萬年。

  (4)氨基酸外消旋法(A AR)。可應用於任何一種含化石質的蛋白質和蛋白質離解的產物,包括骨骼、牙齒、蛋殼、淡水和海洋貝殼、有孔蟲、鈣質沉積物和泥碳。AA R定年的範圍取決於樣品的成岩溫度史和樣品中氨基酸的成分,有可能延續到200萬年。

  (5)鈾係不平衡法(USD)。可應用於各種各樣的物質,其時間也可從現代到100萬年,決定於分析中所用的是哪種元素。這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種測定更新世遺物年代的方法。

  (6)鉀-氬(K -A r)定年。通常見於火山岩、變質岩和火成岩中許多含鉀物質的放射性測量方法。一些最古老的岩石也可用鉀-氬定年。K -Ar法測年的年齡上限實際上是沒有的,下限一般為10萬年左右,但最近幾千年的K -A r年齡也可得到。重慶地區的更新世遺址中目前未見火山堆積物,所以此法無法應用。非洲的古人類遺址、舊石器遺址的時代大多由此法獲得。

  (7)古地磁定年。岩石或沉積物中礦物的剩餘磁性記錄著這些物質在冷卻、沉積或蝕變時地球磁場的極性特征,這便是古地磁研究的基礎。這種定年方法通常隻用來確定沉積序列的上下關係,但當古磁場序列得到由其他定年方法得出的標準曲線校準時,便可得出數值年齡。我國北方的古人類遺址、舊石器遺址的精確時代大多可由此法獲得。

  (8)裂變徑跡定年法。主要應用於早於10萬年的火山灰的年齡測定。

  年代測定一直是對中國南方地區常見的更新世的洞穴、裂隙及河流階地堆積物中的化石研究中的一項難題。在南方酸性土壤的沉積環境下,有機質難以保存,一些常用的測年手段無法應用。所以,我們對中國南方的堆積物中的化石的年代判斷,往往是粗略的、大概的,更多的時候隻能根據動物群的組成成分來初步判斷其是更新世的早期、中期或晚期,對更細的年代判斷就往往束手無策。北方的黃土堆積或河湖相堆積往往很厚,裏麵常常記錄了多次地磁場倒轉的極性事件,用古地磁的方法很容易地就可得到堆積物的精確年代。而南方地區的洞穴、裂隙及河流階地堆積物,往往是一次性堆積而成,裏麵隻記錄了一次地磁場倒轉的極性事件,所以古地磁的方法就無法應用。隨著科技的進步,一些新興的測年方法正在產生。我們希望,這些新方法能為我們解決南方的堆積物的地質時代判斷的難題帶來新的思路和新的結果。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巫山人的問題上來。如前所述,對於巫山人的性質,即其是猿還是人,是否會製造和使用工具,及其生活的年代,都還存在著廣泛的爭議。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更多、更豐富的巫山人化石材料,和更多的有精確地點、層位記錄、年代測定的人工製品。目前所發現的巫山人化石,材料過於稀少,且由於是老年個體,牙齒的磨損程度過大,難以提供更多、更全麵的信息,存在爭議是在所難免的。我們期待著,在不久的將來,在巫山猿人遺址及其附近區域,能有更多更好的同類材料被發現。隻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弄明白巫山人在人類演化譜係上的正確位置,才能知道巫山人是不是我們東亞地區人類的真正祖先。

  如果我們對巫山人及建始人的時代判斷是正確的,而且這兩個遺址出土的人類化石都可歸入直立人種(Homo erectus)的話,確實是石破天驚的重大發現,也對早期人類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的傳統理論提出了嚴峻挑戰,勢必引起我們對早期人類的起源地點及人類演化模式的重新思考。因為,直立人種(Homo erectus)傳統上被認為是現代人(Homo sapiens)的直係祖先,他們在除中國之外的歐亞大陸其他地方的最早記錄都是180萬年前左右,在非洲的情況也基本如此。很多學者認為直立人在歐亞大陸的出現代表人類第一次走出非洲,自然地,其在非洲出現的時間自然應該比在歐亞大陸早,所以推測直立人在非洲出現的時間為200萬年前左右。如果巫山人及建始人都是200萬年前甚至更早的直立人的話,那麽就與人類在直立人階段走出非洲的傳統理論相衝突了。我們自然會想,從南方古猿向直立人的過渡,這一人類演化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到底是在非洲完成的,還是在亞洲完成的?亞洲,或者更具體地說中國,有南方古猿的化石存在嗎?最早的直立人是走出了非洲,還是走進了非洲?這一切,目前都還是待解之謎,如同巫山那撲朔迷離的雲和雨。

  其實,古生物學(含古人類學)本身就是一門“材料”科學。所有的古生物學理論和假說都必須建立在可靠的化石證據之上。所以,有的學者說“發現(珍貴化石)就是水平”,當然,這是指在野外發現化石後能初步判斷其類型及價值的專業研究人員而言。這種說法盡管有失偏頗,卻也有一定的道理。筆者以前曾對歐亞大陸的猛獁象化石作過較深入的研究。在筆者之前的100多年裏,國際學術界都普遍認為草原猛獁象這一絕滅了的物種最早起源於歐洲,而後向亞洲擴散;也有學者根據最新獲得的材料認為草原猛獁象起源於西伯利亞,而後向歐洲擴散;筆者根據我國河北省陽原縣馬圈溝舊石器遺址出土的僅有的4顆草原猛獁象牙齒化石,提出草原猛獁象真正的起源地是我國的華北地區。現在,該觀點已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認可。可見,在古生物學研究領域,唯一具有發言權的是化石材料本身。真正有價值的標本,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或許隻需一件,就可推翻某些所謂不容置疑的傳統理論。所以,我們不必盲從於權威,更不必盲從於所謂的“經典”。

  在人類學研究領域,亦是如此。比如對於巫山猿人遺址出土的舊石器,很多學者因其主要原料是石灰岩就輕易地將其否定了,因為在世界上,還幾乎沒有用石灰岩來加工石器的先例。我們知道,古人類製作石器的主要目的是“物以致用”。如果其生活的環境比較特殊,無須砍砸、切割太多堅硬的東西,用質軟的石灰岩製作的簡陋工具就足以應付,那又何必去選擇堅硬的石頭來作工具的原材料呢?何況,如果對巫山人的年代判斷正確的話,那可是200萬年前的人啊,尚處於混沌初開的蒙昧時代,其智商之低,其經驗之少,其活動範圍之窄,是不言而喻的。我們不能苛求200萬年前的古人!更何況,古人選取石料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就地取材”。如果附近沒有堅硬的石料,或者附近即使有,但古人沒有能力獲取,而選擇隨處可得的石灰岩碎塊來製作簡陋的工具,又何嚐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東亞地區迄今最早的古人類活動遺址——安徽繁昌縣人字洞舊石器遺址也曾麵臨同樣的質疑,因為那裏的石製品主要原料是來自於離遺址不遠處的一種鐵礦石,同樣地“史無前例”。

  總之,對於巫山人及其文化遺物,根據目前的材料與證據,我們尚無法對其作一個更為準確的結論,一切都有待於更多的發現、更精確的測年與更深入的研究。這讓本人想起了著名的爪哇猿人(Homo erectus erectus)的命運。1901年,爪哇猿人的一塊頭蓋骨化石和一顆牙齒化石在印度尼西亞被一個叫杜布阿(Eugene Dubois)的荷蘭籍軍醫兼古生物學家首次發現,這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的直立人化石。根據這些化石的特征,杜布阿認定這是從猿到人之間的“缺失環節”。他在1894年發表論文,將這些化石定名為直立人,後人也經常將這些古人類俗稱為爪哇猿人(Java M an),從而在世界上引起了一場關於人類起源地的激烈爭論。有人懷疑這些化石的地質時代有問題;有人認為,頭蓋骨是長臂猿的,牙齒是猩猩的,而大腿骨則是現代人的;甚至有人認為這些材料不過是現代人當中的白癡或畸形兒的遺骨。這些懷疑與爭論一下子將杜布阿的發現埋沒了30多年。直到1929年,我國著名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先生在北京郊區的周口店發現了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及其與之伴存的大量舊石器和用火遺跡之後,古人類學界才又重新確定了爪哇猿人作為最先發現的直立人的地位。自此,人們終於認識到了人類具有悠久的演化曆史,人類本身就是進化論的實證。古人類學也因此成了發展最迅速的熱門學科之一。同樣地,我們期待著,巫山人作為我們東亞地區最早祖先之一的係統位置將會在未來的某一天,被新的發現所證實或證偽!是的,證實和證偽,對於我們澄清事實的真相,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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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對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礎、社會製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進行分析,並剖析以上因素對日本政治、軍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麵曆史發展和現實表現的重要作用。用日本最具象征意義的兩種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