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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窮根究底——什麽是人
center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唐代詩人張若虛
€€1.人的定義
在古希臘神話中，一個叫斯芬克斯的獅身人麵獸有個謎語：“有種動物，早晨用四隻腳走路，中午用兩隻腳走路，傍晚用三隻腳走路。”這便是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斯芬克斯之謎”。斯芬克斯用這個謎語詢問每一個從其身旁經過的人，回答不出的就會被它吃掉。很長的時間裏，沒有人能給出謎底，直到俄狄浦斯的出現。俄狄浦斯給出的答案是一個很簡單的字——人。他解釋說：“人在嬰幼兒時用四肢爬行，青壯年時期用兩隻腳走路，到了晚年，他借助拐杖的扶持，作為第三隻腳。”斯芬克斯聽了答案，大叫了一聲，從懸崖上跳下去摔死了，俄狄浦斯用智慧拯救了整個城邦。
如果把“斯芬克斯之謎”理解為古希臘文明對人與時間關係的思索，那麽“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這一問題則是對人的本質的終極追問。是啊，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這三個問題，貫通過去、現在和未來，直指人心，窮究本源。它問的是宗教中人的輪回與宿命，哲學中人的存在與意義，科學中人的起源與演化，這些人類思維中最本質、最恒久的困惑。這三個問題是“上帝之謎”，如果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大叫一聲從天空中跳下來摔死的就是上帝了。
對於人的定義，不同的人，比如宗教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考古學家、曆史學家和生物學家，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答案，可謂千奇百怪，應有盡有。如：人是上帝的創造物（基督教）；人是五蘊和合而成的生命體（佛教）咱1暫；人是萬物之靈（中國古代哲學）；人是萬物的尺度（普羅塔格拉斯）；人是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柏拉圖）；人是城邦的動物，是一種政治動物，是一種就其本質而言需要群居的動物（亞裏士多德）；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帕斯卡）；人是四季有性欲的動物（博馬舍）；人是一堆有生命的臭泥巴（拜倫）；人是上帝的形象，其本身內部就是無限的源泉，人是自身存在的目的——其本身有無限的價值，永恒的命運（黑格爾）；人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無數欲求的凝結（叔本華）；人就是大自然的終極目的（愛默生）；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本質屬性是社會性（馬克思）；人是能夠羞愧的臉紅的唯一動物（馬克·吐溫）；人是一根繩索，拴在動物和超人之間——一根懸在深淵上空的繩索（尼采）；人是最殘酷而凶惡的禽獸（詹姆斯）；人是一堆無用的熱情（薩特）；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富蘭克林）；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人創造了文化，同樣文化也創造著人（蘭德曼）；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辯也（荀子）；人是能製造工具、改造自然並使用語言的高等靈長類動物。
上麵這些定義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人的一些本質與特性，涵蓋了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麵，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但如同瞎子摸象，摸到象腿的說是柱子，摸到耳朵的說是扇子，都對，但都片麵，爭論是個必然的過程。“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也沒有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前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後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共性。
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人的自然屬性，即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同樣關注人的社會屬性，或文化屬性。那麽，人在科學上的定義是怎樣的呢？盡管目前還存在許多爭議及尚待解決的學術問題，但科學家們對於人的生物學定義基本上是達成了共識的，即人在係統分類學上屬於：動物界（Anim alia）—脊索動物門（Chordata）—脊椎動物亞門（Vertebrata）—哺乳綱（M am m alia）—真獸下綱（Eutheria）—靈長目（Prim ates）—類人猿亞目（Anthropoidea）—狹鼻下目（Catarrhini）—人型總科（H om inoidea）—人科（H om inidae）—人亞科（H om ininae）—人屬（Homo）—智人種（Homo sapiens）。
1871年，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和性的選擇》一書中提出：人類的特征是兩足直立行走、大的腦子和高的智力。這種定義還原了人作為自然界普通一員的生物屬性。但是，化石的證據表明人類的兩足直立行走和大的腦子不是同時起源的，即上述三個特征的出現是不同步的，有著時間上和空間上的不平衡性。手、足的分化及手的發展先於腦的發展。
比如，根據現有的化石證據，人類兩足直立行走早在700-500萬年前就已開始了，這標誌著人類的出現。而作為高的智力的體現，人類的使用和製造工具，直到260-250萬年前才出現。腦量的大幅度增加，則是20萬年前隨著智人的出現才具備的一個重要特征。
會使用和製造工具，在很多教科書上曾被列為“人猿揖別”的標誌。但是，早在20世紀60年代，人們就發現黑猩猩也能製造工具，這種能力不是人類所獨有，不宜作為區分人和猿的標準。體質人類學家改而采用兩足直立行走作為人類最初的獨有特征，這無疑擴大了人類的範圍。能兩足直立行走的高等靈長類便歸入人的係統，係統分類上列為人科（H om inidae）。這是廣義的“人”的概念。其實，直立行走，也不是人類的專利。比如，能兩足直立行走的動物除了人以外，還有類人猿、企鵝、袋鼠等。因為人的演化具有階段性和特征出現的不同步性，所以“人”的定義應該是一個綜合的概念。至少，狹義的“人”或“現代人”，應具備如下基本特征：兩足直立行走，腦量大，能有意識地製造和使用工具，間斷進食與雜食性，成年個體四季都有性欲，除少數幾處毛發外基本上皮膚裸露，拇指與其餘四指相對，高度的群體性與社會性，發達的語言係統，具有文化和意識等。從最初的兩棲類一直發展到人，腦的相對大小增加了100倍咱2暫。直立行走與腦量的增加、腦顱的增大，在使人類變得日益強大起來的同時，也導致了人類所獨有的女性個體在分娩時的陣痛，還常因此伴有難產。這是人類成長的代價。
€€2.人的起源與演化
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及人類起源是當今科學界三大未解之謎。人之由來是科學研究中一個長盛不衰的主題，對人類起源的時間、地點、機製與模式以及相關環境背景的研究更是目前國際學術界的一個前沿課題。破解人類起源之謎，始終是人類了解自身、認識過去、規劃未來曆程中一個永恒的命題。自從生物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和1871年發表《人類的由來和性的選擇》首次提出人類起源於非洲以來，人類對其自身的起源與演化經曆了曲折複雜的認識過程。
這裏，我們首先介紹一個關於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物種起源、演化與擴散的基本模式。一個物種的形成，往往包含了祖先種的起源→遷移、擴散→祖先種分裂成若幹後裔種（新種出現），其間常伴隨著演化停滯、種間雜交、物種取代等複雜的演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祖先種或近親種或絕滅，或延續至今。以前一些學者信奉“定向進化論”，即某個生物譜係沿著一個預定的直線方向演化，此方向由生物的內在傾向所決定，而非取決於自然選擇，該理論已被化石證據證明是錯誤的。
物種的演化並不是簡單的直線式前進。一個延續至今的物種及其所有的祖先種、近親種就好比一棵枝繁葉茂的樹，這在生物學上被稱為係統演化樹。這棵樹有根，有枝，有葉。根就是我們所能追溯到的這個物種最早的祖先。根在生長的過程中，又分成了許多的枝。每一個枝都代表了一個演化世係，或者說演化的方向或路線。每一個枝上還可生出更多的分支。其中，隻有一枝演化成了延續至今的某個物種，可謂一枝獨秀。這一枝及其所有的後續衍生物被統稱為主枝或主幹。而其餘的枝則要麽代表中途絕滅了的該物種的遠親，要麽代表了同樣延續至今的該物種的近親，統稱為旁支或分支。而葉則很可能是一些因地理、氣候、生物鏈等因素所決定的同一物種中的不同群落，葉與葉之間的區別可以是種一級的，也可以是亞種一級的，甚至隻是某些性狀間的差異。
人類的進化過程也是如此。人類的起源與演化過程，也可簡化成這樣一棵樹，以易於理解。人類的起源這一概念包括三個內容、兩個階段。三個內容則分別是指人類起源的時間、地點與模式或機製。第一個階段是指早期人類（人科H om inidae），即最早從古猿中脫離出來，初步具有人的基本特征、符合人的基本定義的原始類型的人種起源。這個階段的起點就好比人類係統演化樹上，從根上分離出來並最終演化成了現代人類的那個最粗壯主枝的起始部分。第二個階段是指智人（Homo sapiens），即在解剖學特征上與我們現代的人類沒有什麽區別的最進步類型的人種起源。這個階段的起點就好比人類演化樹上那位於最頂部的最後一個分支的起始部分。
古生物學家或者人類學家又是怎樣來繪製一個物種的係統演化樹的呢？這裏有個最基本的生物學原理，即生物演化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反過來說，我們尋找一個現生物種祖先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在地層中尋找生存時代比其更早的、形態學特征比其更原始的、與其有直接親緣關係的生物類型的化石的過程。人類的起源與演化的研究是一個多學科的係統工程，不僅包括古生物學、演化生物學，還包括地質學、舊石器考古學、人體解剖學、年代學、遺傳學、文化學、物理學、化學、統計學和哲學等。現在，對於人類起源與演化的研究，最可靠的證據還是人類在漫長的演變曆程中，在河湖相地層、黃土堆積、層狀土壤以及洞穴、裂隙堆積物中留下的珍貴的實物——人類化石，以及人類的文化遺物——石器、骨器、角器及其他工具或飾品。隨著分子生物學的快速發展，遺傳學家也參與了對現代人起源的探索，為解決很多人類演化中的未解之謎帶來了新的曙光。除了形態學的證據外，科學家可通過研究化石上遺留下的DN A獲得更多證據。但是，基因研究的成果隻是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與前瞻性，它不能作為否定考古結論的最終證據。總體而言，科學家主要還是通過化石來研究人類的起源和演化的。
當我們對人類的起源與演化知道得越多，我們就越明白這個過程的複雜性。人類起源的係統演化樹是由進化論者、考古學家從19世紀開始繪製的。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不存在爭議的人類係統演化樹尚未被繪製出來。下麵，讓我們根據已有的考古學證據和成果，來看看人類曾經經曆過怎樣的一個演化曆程，盡管這其中還有很多模糊難辨的部分。
19世紀中葉，達爾文和赫胥黎已經論證人類起源於某種古猿，而這種古猿又起源於更早的、更低等的某種原始猴類，這一觀點在學術界目前沒有爭議。猿是與人最相近的動物，所以通常被叫做類人猿。現今全世界的猿共有四種，亞洲有長臂猿和猩猩，非洲有大猩猩和黑猩猩，其他洲沒有猿類。人類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6700萬年前的一種叫做樹鼩的食蟲目小動物。在白堊紀末期（7000-6500萬年前），隨著恐龍絕滅而導致的大量生態位的空缺，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生理優勢，哺乳動物開始扮演動物世界的主角。樹鼩也開始了其快速的分裂、演變曆程，其中一支在4500萬年前演化出了高等靈長類，即類人猿亞目（A nthropoidea）。
隨著化石的不斷增多，以及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前被認為是人類直接祖先的許多高等靈長類現在已被認為是人類演化世係上的旁支，是人類的遠親。比如，作為最早發現的，也是最著名的古猿之一，2300-1800萬年前曾生活在亞、歐、非三大洲廣大地區的森林古猿（Dryopithecus）曾被認為是人類的直接祖先。現在，人們普遍認為，森林古猿及其後裔——主要產於亞洲的西瓦古猿（Sivapithecus）和其雌性個體臘瑪古猿（Ramapithecus），其實是猩猩科的直接祖先。猩猩科（Pongidae）是除了人科以外最高等的靈長類，包括現生的三類大猿（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和很多比較高等的古猿。我國發現的化石巨猿（Gigantopithecus）可能是迄今發現的體型最大的高等靈長類，現在一般也被歸入到了猩猩科。
中新世是猿類最繁盛的一個時期，幾乎占據了現在猿和猴共同的生態位。到上新世以後迅速減少，很少有化石發現，成為缺失的環節，這不僅使人類的起源撲朔迷離，也使現代猿的起源在目前同樣成為不解之謎。盡管近年在非洲發現的一些上新世早期人科的化石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缺失的環節，但還遠不足以解開人類起源之迷。同樣地，歐洲30萬年前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曾被認為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直接祖先。但現在，學者們普遍認為尼安德特人可能是進化上的旁支，後期和智人同時生活了一段時間，可能由於和智人競爭失敗而滅絕。
分子生物學研究證據顯示人類與黑猩猩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700-600萬年前的中新世晚期，此後分別向人類和現生黑猩猩的方向演化。這與化石的證據是吻合的。人類的起源和演化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體質形態、行為特征、群體關係等方麵都有巨大的變化，在後期還出現了原始的文化和意識。可以說，人類最重要的演化階段是從蹣跚學步開始的。根據目前的化石資料，人類“走”到今天，大致可分五個關鍵性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人科（H om inidae）的起源，就是在大約700-600萬年以前，類似猿的動物轉變成為兩足直立行走的物種。該階段的人類化石全部發現於非洲，目前已報道的有薩赫勒人屬乍得種（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700-600萬年前，乍得）、原初人屬土根種（Orrorin tugenensis，或千禧人屬祖先種Millennium ancestor，600萬年前，肯尼亞）、地猿屬卡達巴種（Ardipithecus kadabba，600萬年前，埃塞俄比亞）、地猿屬始祖種（Ardipithecusramidus，440萬年前，埃塞俄比亞）。這幾個最原始的屬種因具有兩足直立行走的功能而被歸入了人科，代表了最初的“人猿揖別”階段，是猿和人之間的“缺失環節”，是“人”非“猿”。但這些屬種是否是人類的直接祖先，目前學術界尚存爭議。
第二個階段是這種兩足行走的物種的繁盛，生活在距今350-100萬年前的南非和東非，也稱為晚期猿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傍人（Paranthropus）階段。該階段包含一係列重要的化石發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4年由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科龐和同伴在埃塞俄比亞東非大裂穀東部發現的距今350萬年的古人類化石“少女露西（Lucy）”。目前，關於南方古猿的直接祖先，尚不清楚。南方古猿大體上可分為纖細型和粗壯型兩個類型，學術界普遍認為其中的纖細型後來進化成更進步的人類，但具體是哪一個種，尚存不同的意見。對於南方古猿屬的進一步劃分，目前也存在爭議。一部分學者為了強調該階段的纖細型與後期的直立人之間的祖裔關係，將粗壯型單獨歸入一個屬——傍人屬（Paranthropus），代表人類演化世係上的一個旁支。但也有學者認為，纖細型和粗壯型隻是不同性別之差，纖細型是雌性，粗壯型是雄性。發現的骨骼化石表明，南方古猿已采用兩足直立的行走方式，身體各方麵都具備了一係列人的特征。其腦量440-520毫升，至少比同等身體大小的現代大猿的腦量大30%；腦的結構也與猿不同，屬於人的類型。因此，南方古猿其實是“人”非“猿”。
第三個階段是盧多爾夫人（Homo rudolfensis）/能人（Homo habilis），大約生活在250-160萬年前的東非和南非。該階段最明顯的標誌是腦子的擴大，代表人屬（Homo）的出現。能人的意思是能幹、手巧，是目前所知最早能用石塊製造簡單的工具的人類祖先。能人的主要特征是頭骨比較纖細、光滑，麵部結構輕巧，下肢骨與現代人很相似。其平均腦量為646毫升，比南方古猿的平均腦量大得多。傳統意義上所說的人類，通常是指該階段及比其更晚的、所有的會製造和使用工具的人類（人屬Homo）。
第四個階段是匠人（Homo ergester）/直立人（Homo erectus），大約從180-20多萬年前。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來自於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距今約180萬年。以後發現地點不斷增多，主要集中在亞洲南部和中部、非洲東部和西北部及歐洲西部。一些學者把分布於非洲、尚未擴散到世界其他地區的200萬年前的直立人稱為匠人（Homoergester）。有學者認為匠人出現的時間較早，但形態上卻更近於其後的人類主幹，應該是後來世界各地其他人類的共同祖先。但也有學者認為目前還不能肯定它是一個新種。即使是現在，科學家們仍無法確定這種非洲原始人類究竟隻是一種失敗了的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祖先，還是現代人類的真正祖先。
直立人是首個居住在洞穴中並學會生火的原始人類。在非洲，最早的直立人化石距今為170萬年。亞洲的直立人主要發現在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境內，大多數年代比匠人晚些，但有些有爭議的化石年代可能並不比最早的匠人晚，由於年代測定的不穩定性，目前還難於作出定論。進入更新世中期，直立人已經占據了非洲、亞洲和歐洲的許多地區。非洲的匠人消失得比較早，而亞洲的直立人則很晚才滅絕，是人屬（Homo）中延續時間最長的物種。著名的北京猿人就是直立人晚期的代表，大約20萬年前才消失。
最後一個階段是智人（Homo sapiens），從20萬年前至今。智人是解剖結構上的現代人，具有語言、意識、藝術想象力和技術革新的能力。中國學者習慣上將智人進一步劃分為早期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20-4萬年前）和晚期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或Homosapiens sapiens，4萬年前至今）兩個階段。迄今已發現的重要早期智人化石產地有70餘處，分布在歐洲、亞洲和非洲各地。自20世紀20年代在周口店發現直立人化石以來，在我國境內發現了一大批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化石，在時間和空間分布上均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咱3暫。
至少距今大約30萬年前，在整個東亞地區，一直是直立人活躍的時期，在此之後，亞洲直立人開始向早期智人或古老型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過渡。一般認為，古老型智人在亞洲的出現時間不早於距今30萬年。咱4暫由於中國大多數人類化石標本在年代測定上的不確定性，目前還難以確定古老型智人在中國的首次出現時間。所以，盡管有學者主張距今30-20萬年期間在我國有直立人與古老型智人並存的現象，目前還是暫以20萬年前，即智人（Homosapiens）在非洲的最早出現作為該種在東亞地區的首次出現時間。
早期智人的主要特征是腦容量大，在1300毫升以上。著名的早期智人化石有歐洲的尼安德特人和中國的大荔人、馬壩人、金牛山人等。晚期智人的化石不僅在亞洲、歐洲和非洲被大量發現，還進一步發現於澳洲和美洲。著名的晚期智人化石有歐洲的克羅馬農人（Cro-M agnon）和中國的柳江人、山頂洞人等。
現代人可以再細分為四個大的人種：黃種人（蒙古人種）、白種人（歐羅巴人種）、黑種人和棕種人（澳大利亞人種）。各大人種之間存在許多呈漸變狀態分布的特征。各大人種雖然在皮膚、眼睛和頭發的顏色，頭發、鼻子、嘴唇的形狀甚至體形等方麵有顯著的差異，但是他們身體的解剖構造、生理和遺傳物質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同等社會經濟條件下智力也不相上下。不同人種之間可以互相通婚，並且能產生具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後代。所以，他們都屬於一個物種——智人（Homo sapiens）。
€€3.起源地之爭
因為與人類最相近的動物大猩猩和黑猩猩如今都生存在非洲，所以達爾文在1871年首次提出，人類的誕生地是非洲。達爾文的這一觀點一提出就被人們所蔑視，認為高貴的人類隻能起源於歐洲或亞洲，黑暗的非洲不可能是人類的故土。歐洲也曾一度被認為是人類的發祥地。歐洲確實有保存最好的、得到最好研究的、有最可靠測年結果的最近78萬年期間的人類演化證據，但學者們並不會因此主張歐洲必然地就是人類演化的典型代表或中心地區，因為現在有強烈的證據表明歐洲不是人類的起源地。隨著亞、非兩地更多人類化石的發現及研究的深入，人類起源歐洲說已逐漸退出了舞台。
第一個提出人類起源於亞洲的人，是德國學者海克爾（E。H。H aeckel），他認為亞洲的猿類（長臂猿和猩猩）與人類相似的程度大於非洲的猿類，由此他推測東南亞是人類的誕生地。海克爾的“人類亞洲起源說”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曾被人們最廣泛地接受。尤其是由於19世紀末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爪哇猿人”，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都被認為是人類起源於中亞的證據，“人類亞洲起源說”因此在人類學界占據了主導地位。著名古生物學家、美國自然博物館前館長奧斯本（H。F。O sborn），也認為亞洲位於其他大洲的中央，是各大類哺乳動物起源的地方，有著詳細的氣候變化的記錄，特別是中亞高原，南麵喜馬拉雅山的升高，會使中亞造成幹燥的時期。這種環境變化迫使古猿適應新的環境，結果促成人類在該地區的誕生。
但是，人類的演化和擴散行為是複雜的，並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這個過程現在看起來似乎是過去的400萬年期間一個清楚的物種和演化世係的擴散（輻射），其最早期的階段僅僅局限於非洲。在某些演化階段，大約200萬年前或稍後，人類第一次離開非洲，並開始變得多樣化。現在，大多數的學者都主張非洲才是我們基因、身體和行為的故土。實際上，這些廣泛分布的種群的起源地點尚未確定，盡管大部分研究者認為它是在非洲的某個地方。
從1856年在德國發現尼安德特人化石到今天，古人類學研究由對人類起源和進化知之甚少發展到具有相當係統的知識，所經曆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從20世紀開始，人類一直在尋求人類起源問題的科學答案，並形成了許多理論。截至目前為止，已有幾個不同的經典模式被相繼提出，用以解釋人類的起源與演化，如“走出非洲理論”、“東邊的故事”、“夏娃學說”、“多地區起源說”等。下麵，我們分別做一簡單介紹。
走出非洲淵Out of Africa冤
“走出非洲”最早是由達爾文提出的，現在該理論已幾乎成為歐美學術界的共識。該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人類起源於非洲，然後向其他洲擴散。非洲大陸是迄今人類化石發現最多的地區，尤其是東非高原，人類化石的種類和數量發現之多迄今居世界前列。非洲出土的大量早期及晚期人類化石，構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人類演化體係。於是，全球人類“走出非洲”的學說一時勃興。
人類走出非洲通常包含兩個典型事件：第一次走出非洲和第二次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是指直立人走出非洲，第二次走出非洲是指智人走出非洲。除了非洲以外，目前其他各大洲還沒有發現早於200萬年前的可靠的人類化石。因此根據現有的化石證據，一般認為早期人類起源於非洲。目前，在亞洲多個地方發現了180萬年前左右的直立人化石，因而人們傾向於認為，直立人在大約200萬年前開始第一次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標誌著人類的全球演化的開始，所有後來的化石標本都代表了智人（Homosapiens）的演化。第二次走出非洲是指現代人類起源於20-15萬年前的非洲的匠人或直立人，然後在大約10萬年前走出非洲，並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區的古老人種，最終發展為現代世界各種族居民。該學說自1987年首次提出後，得到許多分子生物學證據的支持。
“走出非洲”學說認為，不管是最早的人科成員，還是智人，都隻有一個唯一的起源地區，在那裏有一個完整的從直立人/匠人（H om o erectus/ergester）到現代人的演化序列。這個區域就是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之後的非洲之外的演化世係，沒有演化出現代人，但那些地方的演化世係在最後的10萬年期間被來自於他們非洲故土的現代人所取代。在這種模式下，那些現代的地區性種群所特有的不同之處，隻是在距今非常短的時期內（大部分在最近的10萬年內或更少）演化出來的，這是與多地區起源模式之間的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東邊的故事淵East Side Story冤
該理論是由法國最具人氣的古人類學家科龐（Yves Coppens）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的。該理論主要是關於最早的人科成員起源的地點、時間、機製等方麵的推測：東非成為原始人類起源與聚居之地與當地自然環境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在這個地區，原先覆蓋著茂密的森林，隨著第三紀中期開始的世界範圍的造山運動，大約1000萬年前開始發生了巨大的抬升作用，地殼發生斷裂。到上新世時東部下麵的地殼發生了大錯動，形成一條長達8000公裏、深達幾百米的巨大的斷裂穀帶，被叫做東非大裂穀。地質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跟這相聯係的是氣候的變遷和生物的演變。裂穀形成以後，改變了非洲的地貌和氣候，以前從西到東一致的氣流被破壞了，東西動物群的交往也受到了阻礙。西邊由大西洋來的氣流照常帶來雨量，而東邊則由於上升的西藏高原西緣的阻礙，形成季節性的季風。因而原先的非洲廣大地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氣候和植被。西邊仍舊濕潤，而東邊則變得幹旱；西邊保持著森林和林地，東邊則成為空曠的稀樹草原。
由於氣候突變產生的壓力，東邊的人猿共同祖先也發生了分裂，古猿開始離開樹木直立行走。科龐認為，這些共同祖先留在西部的後裔適應於濕潤的森林環境，成為兩種現生的大猿；這些共同祖先留在東部的後裔中的一支則相反，被迫從樹上到地麵上來直立行走，邁開了類人猿向人類發展中的有決定意義的一步，成為人科成員。科龐由此提出“東邊的故事”理論，並因此成名。但是，2001年，法國普瓦蒂埃大學古生物學教授米歇爾·貝魯內（M ichelBrunet）領導的法國——乍得聯合考古隊在乍得的沙漠中發現700-600萬年前的人類頭蓋骨化石“圖邁（薩赫勒人屬乍得種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打破了“東邊的故事”理論的霸權，從時間和地點兩方麵擴大了對人類早期進程的研究。隨著更早期的人科化石在大裂穀西邊的相繼發現，科龐自己也開始反思自己的“東邊的故事”理論。
夏娃學說淵Mitochondrial Eve Hypothesis冤
“夏娃學說”或“非洲單一起源學說”的提出，是現代分子生物學發展的產物。該學說是1987年由美國加州大學遺傳學家坎恩（R ebecca Cann）等人通過對母係線粒體D NA研究提出的，是主張現代人起源於非洲並向其他地方遷移的學說，其最早的證據來自於遺傳學的研究。線粒體DN A（m tD NA）與核D NA不同，它隻通過母係來遺傳。坎恩等研究了從來自非洲、歐洲、亞洲、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地的148位婦女身上提取出來的線粒體DN A，發現非洲人的變異最多，變異是經過一次次基因突變積累起來的，變異越多表示曆史越長。根據突變發生的頻率，計算出非洲現代人的曆史大約有20萬年，歐亞大陸現代人曆史最多隻有13萬年，於是推論說：全世界現代人有一個共同的女性始祖，她20萬年前出現在非洲，她的後代在大約13萬年前走出非洲來到歐亞大陸，每到一處便取代了原來住在這裏的人類。國外媒體借用聖經故事，稱這位女性為夏娃，這個學說便被稱為夏娃學說。這個學說主要建立在如下事實上：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類最早的化石發現於非洲。而且，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一係列DN A研究證據為現代人非洲起源說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1999年，以複旦大學金力教授為主的二十幾位中國遺傳學家根據對中國28個人類群體的D NA研究，在美國發表論文讚成“夏娃學說”同樣適用於中國，並具體推論出：一部分非洲人大約6萬年前從亞洲東南部往北遷移到達中國，越過長江進入華北和東北亞，成為現代中國人的祖先。該學說認為，中國出土的化石證據，在早期智人（archaicHomo sapiens）和現代人（m odern Homo sapiens）之間存在著斷層，所有屬於早期智人的化石都有10萬年以上的曆史，而現代人的化石都不到4萬年（大多數在距今3-1萬年期間），也就是說迄今沒有發現距今10-5萬年期間的人類化石，這說明中國的現代人是由非洲遷移過來的。
多地區起源學說淵Multiregional Evolution Model冤
“多地區起源學說”是與夏娃學說相抗衡的現代人起源學說，是1984年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吳新智與美國密歇根大學的沃爾波夫（M ilfordW olpoff）、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索恩（Alan Thorne）共同撰文提出的關於現代人起源的學說，又被稱為獨立起源學說。該學說認為，亞洲與非洲一樣存在著直立人→早期智人→現代人（晚期智人）的演變曆程，因而認為現代人類起源是多地區的。現在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區的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和棕種人都是由當地的早期智人乃至於直立人演化而來的，他們各自平行發展，當然彼此之間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著某些基因方麵的交流，最後演化成現代的各色人種。他們主張現代人是在四個主要地區（非洲、亞洲、大洋洲、歐洲）出現並連續進化，而且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基因交流。連續進化使得現代各大人種能保持各自的特色，易於識別；基因交流使得各地區人類在進化一百多萬年後仍能保持在一個物種內。在東亞，是以連續進化為主，雜交為輔；而歐洲則可能以雜交和替代為主，連續為輔。
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地區出土的人類化石形態上的連續性，一直被認為是支持現代人類多地區起源假說的有力化石依據。吳新智先生發現，中國的化石人類不論其早晚，都具有一係列共同形態特征，如麵部骨骼比較扁平、鼻梁較低、上門齒呈鏟形等。同時，在中國的少數標本中具有尼安德特人係統的典型特征，而歐洲和近東也有個別標本具有扁平的麵部，令人聯想到中國的材料。吳新智先生從我國發現的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大量人類化石中總結出十餘項共同特征，並指出了直立人與智人間的形態鑲嵌現象（即中國的個別直立人頭骨已經具有一般發展到智人階段才普遍具有的形態特征，而少數智人頭骨上還繼續殘留著直立人的典型特征），為連續進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咱5暫。
1998年，在多地區起源學說的基礎上，吳新智先生為東亞人類的進化模式提出更完善的新學說——“連續進化附帶雜交（Continuous Evolution with H ybridization）”。吳新智先生說：中國古人類化石在解剖學上的連續性是清楚的，從藍田人、北京人、安徽和縣人一直到馬壩、資陽、柳江、山頂洞人等都保持有同樣的現代蒙古人的若幹特征。另外中國古人類的個別或少數頭骨偶爾還具有與大多數中國頭骨不同而在西方頗為多見的特征。我國古人類進化成網絡狀，而不是如以前所認為的簡單的階梯狀，也不是如一些國外學者所主張的呈樹叢狀。其主要表現是人類的連續進化，附帶有與境外人群的雜交，中國古人類在每個時期的形態都有相當明顯的地區間差異，不同時代的人群之間可以有形態的鑲嵌，而不是直立人與智人並存的局麵。“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學說”以人類化石為基礎，還在舊石器考古學、古生物學、古環境的研究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大大地提高了現代人起源多地區進化說的說服力。吳新智先生同時指出，“走出非洲”模式得不到舊石器考古學證據的支持。
除上述主流觀點外，德國學者甘特·布饒爾（G俟nter Br覿uer）認為現代人類的演化最初發生在非洲，但當現代人擴散出非洲之後有一些與當地古老種群之間的雜交（比如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美國人類學家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 ith）的同化模式（Assim ilation M odel）則主張：現代人的基因和特征首先在非洲衍生出，他們通過一種更複雜、更長期的異種交配的過程而擴散，因此基因和形態學特征可以（在當地）發生局部（地方性）的變化，並非必然地遭受快速的取代。
倫敦自然曆史博物館的古人類學家克裏斯托弗·斯特靈厄（ChristopherB。Stringer）認為：在人類演化的最後200萬年期間，有幾次擴散事件，並不僅僅隻是“第一次走出非洲”和“第二次走出非洲”。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生物學家坦普萊頓（A lan Tem pleton）最近在題為“一次次走出非洲（OutofA frica again and again）”的論文中也提出人類“走出非洲”的經曆並不是兩次，而是多次。大約在直立人階段，非洲古人類就曾三次走出非洲，其中最早一次是在190萬年前。人類在84-42萬年前曾第二次走出非洲，之後又於15-8萬年前再次大規模向外遷徙。在流行的理論或假說中，非洲古人類走出後便取代了歐亞的原住民。但坦普萊頓卻通過基因分析發現，走出非洲的直立人與當地人群之間有著無所不在的基因交流，一批批走出非洲的現代人相互融合，構成現代的世界人群。人群是一次又一次地擴張，走出非洲，但是這些擴張的結果是雜交，而不是毀滅性的完全替代，這種雜交的結果加強了全世界人群之間的遺傳聯係。坦普萊頓指出人類進化並非呈現樹形，也非簡單的格架狀，而是互相交融、交織在一起的。對於非洲來說，人種之間的交流，不光有走出，也有走進。“一次次走出非洲”理論與“多地區起源學說”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上麵列舉的幾個經典的理論或假說涵蓋了關於人類起源與演化中的時間、地點與模式等核心問題。它們各有各的證據與理由，也各有各的缺陷與短處，孰是孰非，目前尚難以定論。“走出非洲”模式與“多地區演化”模式之間有重要的區別。前者強調一個非洲演化主幹對舊大陸其餘地區所有本土種群的完全的取代；這個取代過程被認為開始於10萬年前。按照這種模式，在世界上不同區域可能從早期智人或直立人種群中演化出的任何解剖學特征將會丟失，所以從一百萬年前直到現在不會有解剖學特征上的種的區域連續性出現。與之相反，“多地區演化”模式則預見了解剖學特征的發育在區域上的連續性。在基因變化方麵，這兩個模式之間的區別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由於“走出非洲”模式假定最早的非洲主幹代表了一個新種，而且不能與任何本土性的地區種群雜交，所以沒有非洲以外的早期人類或本土性的地區種群的基因加入到現代人類的基因庫中。另一方麵，“多地區演化”模式假定沒有局部基因庫的完全的取代，而且預言基因在區域上的連續性。
總體而言，“走出非洲”模式顯示了一個短的亞洲現代人類的起源曆史，而“多地區起源”模式則顯示了在某些起源地點有一個長的起源曆史存在。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科龐認為，與基因證據相比，化石證據是更能說明問題的。化石是人類史前地質曆史時期形成並賦存於地層中的生物遺體和活動遺跡，它是地球演變和生物演化的重要鑒證，也是研究古地理、古環境、古氣候的實物證據。科龐認為亞洲的現代人與亞洲的古人類之間確實存在連續演化關係，因為他在中國看到的各個時期的亞洲人化石都有一係列共同特征。
科龐表示，他“很難相信我們現代人都是起源於非洲的”。
近年來，分子生物學研究的發展使得學者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通過古DN A或者現生的材料進行研究，雖然在對人與人的親緣關係等問題的研究上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但是在研究現代人起源時，客觀上都存在著許多有待克服的缺陷。雖然諸多遺傳學證據支持非洲起源假說，但對最終揭示現代人類起源和遷移問題依然有許多工作要做，仍需要許多化石方麵的確鑿證據來支持，需要解釋考古學、古人類學方麵的質疑。
況且，遺傳學本身對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問題仍有許多說法不一的觀點和結論。
對古老的DN A進行的最新研究結果可以有不同的解釋，而且也可以解釋為支持多地區演化學說。對於“夏娃學說”賴以提出的基因檢測法，吳新智先生指出，基因檢測推斷人類起源隻是看問題的一個角度問題，它隻能提供間接的證據，它仍然屬於推測。它所檢測的人體基因的堿基相對數量極少。比如科學家檢測歐洲尼安德特人化石，所能檢測的古堿基對隻有300多個，而人體的堿基對共有約30億個。以檢測少量的遺傳物質來推測整個人類的起源，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另外，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基因突變的速率並不是恒定的，會受到環境、氣候等多種條件的影響。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的最後的共同祖先的年代，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分子鍾對其進行推算時，有非常大的出入。不同的學者根據對不同的遺傳物質片斷D NA研究出來的現代人共同祖先的生存年代可以相差10倍。可見，用D NA研究生物的曆史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的。
依據最新的鈾係測年方法，對發現柳江人化石的洞口堆積物進行詳細測試，發現堆積物的年代在距今13-7萬年之間。而澳大利亞人在澳洲首次出現的時間則早到6萬年前。中國的柳江人和發現於Lake M ungo地區的澳大利亞人化石，從解剖學上講都屬於現代人（晚期智人Homo sapiens）。如果這些最新的測年結果成立的話，對於主張現代人起源於非洲的學說——夏娃學說將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嚴峻挑戰。而且，來自於近東和中國的舊石器也不支持現代人走出非洲學說。目前，可以確定地說，非洲人在最近的10萬年中完全取代各地古人類的學說不符合實際，但是，要進一步地了解這個問題，還需要更多的化石和更深入的研究。
€€4.來自中國的突破與希望
時至今日，科學界仍徘徊在人類起源和進化之謎麵前。
1999年在南非召開的國際第四紀聯合會第十五屆國際會議上，絕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早期人類隻有一個共同的起源地，那就是非洲。在非洲這個“人類起源的聖地”，幾乎能找到人類從最初的古猿演化到現代人的係統完整的化石證據。目前人類的非洲起源說之所以占優勢，主要是因為在非洲發現的人科化石遠比其他洲的更為豐富和係統，研究程度也更為深入。但人類進化是極為複雜的，如果想真正揭開人類的起源與演化之謎，還需要更多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
學術界一般認為現生大猿類和人類的共同祖先可能生活在大約1600-1000萬年前的中新世中期，這一時期非洲的古猿逐漸減少並向歐亞大陸擴散，而古猿在歐亞大陸則繼續生存到100萬年前左右。所以，中新世中晚期古猿化石的發現與研究對於解決早期人類起源與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中國擁有廣大的晚新生代地層，有溫暖和寒冷氣候的變化交替的記錄，在這些地層中已發現了大量的哺乳動物化石和高等靈長類化石，特別是多種古猿化石，如早中新世的雙溝醉猿（Dionysopithecus shuanggouensis）、江淮寬齒猿（Platodontopithecus jianghuaiensis）、占祥上猿（Pliopithecus zhanxiangi），晚中新世的粗壯池猿（Laccopithecus robustus）和武都森林古猿（Dryopithecus wuduensis）等，以及近年來在安徽繁昌、淮南、重慶巫山、湖北建始等地發現的中新世——上新世的古猿化石，最近還在江蘇、山西等地發現了可能是距今4000萬年前後的高等靈長類化石。但迄今在歐亞地區，包括中國雲南發現的中新世古猿化石，尚不能提供作為人猿共同祖先或向後期人類演化的可靠證據。
如前所述，根據現有的化石和分子人類學等各方麵的資料，人類起源的時間估計在700-600萬年前，而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化石最早的年代為距今350萬年，其間還存在著巨大的空白，有待於未來的發現。最早能夠製造工具的人——盧多爾夫人（Homo rudolfensis）/能人（Homo habilis），以及現代人（Homo sapiens），究竟什麽時間在什麽地方起源於哪個物種，現在還沒有定論，非洲和亞洲都是可能的地方。東亞地區，尤其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是少數具有時間和地域上廣泛出土大量古猿化石、古人類化石及人工製品的地區之一。因此，該地區是除非洲以外研究人屬（Homo）及現代人種（Homo sapiens）起源的另一關鍵地區。
依我國的地質發展史、地貌格局以及過去發現的古人類遺址分析，楊鍾健、裴文中等老一輩考古學家曾多次指出：中國具有早期人類生存所必需的優越地質、地理條件和生態環境，很可能是人類的發祥地。我國有豐富的晚第三紀和早更新世陸相堆積，化石證明當時我國的氣候溫暖濕潤適於人類生存。尤其是我國青藏高原東緣地區，在隆起時間、幅度、古氣候及古環境的演變的方麵和東非極為相似。根據哺乳動物的研究表明，晚中新世以來東非和東亞地區發現的不少哺乳動物種類有很多相似之處，這表明兩地古環境和古氣候相當接近，哺乳動物可以交流，兩地靈長類也有交流的記錄，綜觀我國青藏高原隆起發展曆史和東亞地區季風帶的形成曆史及近年我國考古學領域取得的成果，在我國青藏高原以東地區尋找早期人類化石大有希望。
中國大地上埋藏有十分豐富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時代遺物，至今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的人類化石地點共200多處，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代表人類進化各主要階段的標本。迄今為止，中國已發現了240-200萬年前的安徽繁昌人字洞舊石器文化和200萬年前的重慶巫山人化石、湖北建始人化石。它們是中國境內目前已知最早的舊石器文化和古人類化石，但這些早期人類遺址大都缺少可靠的同位素年代測定數據。倘能驗證安徽繁昌人字洞、重慶巫山龍骨坡、湖北建始巨猿洞等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年代結論，有可能導致早期人類起源和演化理論的重要修正。
盡管還存在某些“缺失環節”，迄今為止在我國發現的古猿、古人類化石和早期人工製品已經相當豐富，可以建立起一個人類演化的大體框架。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境內陸續發現的人類化石主要有：巫山人（204萬年前）、建始人（215-195萬年前）、元謀人（170萬年前）、藍田人（115-110萬年前）、北京人（60-20萬年前）、南京人（62-58萬年前）、隕縣人（58萬年前）、巢縣人（31萬年前）、和縣人（28-24萬年前）、金牛山人（40-30萬年前）、大荔人（20萬年前）、長陽人（19萬年前）、河套人（15-7萬年前）、柳江人（13-7萬年前）、馬壩人（12萬年前）、桐梓人（11萬年前）、丁村人（10萬年前）、許家窯人（10萬年前）、資陽人（3.5萬年前）、山頂洞人（3.4-2.7萬年前）、田園洞人（2.5萬年前）、河梁人（1.5萬年前）等。這些重要的發現提供了中國遠古人類連續演化的確鑿證據，時間跨度從200萬年前到1萬多年前，其間幾乎沒有間斷。
同時，多達1000餘處的舊石器地點清楚地顯示出中國舊石器文化在北方與南方分別都有連續發展的脈絡，也發現與境外人群發生過少量文化交流的證據。吳新智先生認為：夏娃學說無法解釋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的一些發現。比如，西亞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區，是從非洲通往亞洲的必經之地，從那裏發現的大約10萬年前的古人類製造和使用的石器屬於莫斯特類型，邊緣規整，製作相當精美。如果夏娃學說成立，這些人的後代中一部分會移居東亞，取代當地的原住民。那麽在這之後，東亞的人類理所當然地會繼續利用莫斯特技術或由此發源的新技術。但事實上，東亞出土的石器絕大多數仍與當地更早時期的相似，而與莫斯特類型明顯有別。很難想象取代者會放棄自己慣用的、比被取代者更加精致的技術，而采用被取代者的較為粗放的技術。另外，中國有個別地點如寧夏水洞溝發掘出了莫斯特型的石器，表明中國舊石器文化也是以連續發展為主，境外交流為輔的。
中國發現的人類化石以及舊石器已經對“走出非洲”模式再三地提出了挑戰，人類化石顯示出形態學演化上的連續性，伴隨著非洲主幹對其產生的較小影響。如果建立在化石與舊石器資料上的“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學說也被分子遺傳學數據支持的話，那現代人類的演化就更接近“多地區演化”模式，而不是“走出非洲”模式。
中國是有希望在人類的起源與演化研究領域作出更重要的貢獻的，但迄今為止中國的材料尚未在國際古人類學研究領域占據應有的位置。這一方麵與我們的調查和研究工作做得不夠有關。或許，我們缺少的不是化石，而是發現和研究。畢竟，在中國，還從來沒有過像20世紀70年代在非洲曾出現過的世界各國專家雲集、有充足的資金投入、大範圍的化石調查發掘與廣泛深入的研究同時進行的那種盛況。另一方麵，或許與化石形成的條件本身有關。化石的形成與發現過程是複雜的。死亡、掩埋和石化等變化莫測的因素導致了人類史前時代紀錄的貧乏和破碎。非洲晚新生代時較大的雨量造成湖泊的泛濫和沉積物的快速堆積，加上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學成分都適於動物遺骸化石的形成和保存，所以在非洲發現早期人類化石並非難事。而在中國，盡管涉及人類起源與進化的地層發育良好而廣泛，如華北的厚層黃土，南方廣大喀斯特地區的洞穴和裂隙都可能蘊藏豐富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但相對而言，更適宜於古人類生存的華南的古人類骨骼多數是流水衝擊沉澱的，這樣對骨骼的損毀非常大，多數時期骨骼並不能被完好地保存下來，常常隻有破碎的牙齒和零碎的骨骼被衝入洞穴、裂隙，然後慢慢沉澱，保存成為化石。而且，在華南，潮濕多雨的氣候一方麵加速了洞穴、裂隙的形成，為化石的保存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但另一方麵，那些從腐質土和腐爛植物中滲透出的酸性水同時也加速了動物骨骼在石化前的腐爛，使人類死亡後的骨骼很難形成化石。
盡管現在還不能夠完全排除在中國找到人類祖先的可能性，但沒有找到以前，隻能說是可能性存在，所以目前我們還是說人類最早的祖先在非洲。此時此刻，我們不禁回味起80多年前一些有遠見卓識的中國科學家的忠告：亞洲可能充當過人類進化的巨大舞台，是最古老的人類工業的擴散中心，要想弄清諸如人類起源這樣的複雜問題，離開亞洲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亞洲更多新材料的發現和更深入的研究，一幅符合本來麵目的關於人類起源與進化的畫卷將會展現於人們麵前。
€€1.人的定義
在古希臘神話中，一個叫斯芬克斯的獅身人麵獸有個謎語：“有種動物，早晨用四隻腳走路，中午用兩隻腳走路，傍晚用三隻腳走路。”這便是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斯芬克斯之謎”。斯芬克斯用這個謎語詢問每一個從其身旁經過的人，回答不出的就會被它吃掉。很長的時間裏，沒有人能給出謎底，直到俄狄浦斯的出現。俄狄浦斯給出的答案是一個很簡單的字——人。他解釋說：“人在嬰幼兒時用四肢爬行，青壯年時期用兩隻腳走路，到了晚年，他借助拐杖的扶持，作為第三隻腳。”斯芬克斯聽了答案，大叫了一聲，從懸崖上跳下去摔死了，俄狄浦斯用智慧拯救了整個城邦。
如果把“斯芬克斯之謎”理解為古希臘文明對人與時間關係的思索，那麽“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這一問題則是對人的本質的終極追問。是啊，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這三個問題，貫通過去、現在和未來，直指人心，窮究本源。它問的是宗教中人的輪回與宿命，哲學中人的存在與意義，科學中人的起源與演化，這些人類思維中最本質、最恒久的困惑。這三個問題是“上帝之謎”，如果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大叫一聲從天空中跳下來摔死的就是上帝了。
對於人的定義，不同的人，比如宗教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考古學家、曆史學家和生物學家，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答案，可謂千奇百怪，應有盡有。如：人是上帝的創造物（基督教）；人是五蘊和合而成的生命體（佛教）咱1暫；人是萬物之靈（中國古代哲學）；人是萬物的尺度（普羅塔格拉斯）；人是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柏拉圖）；人是城邦的動物，是一種政治動物，是一種就其本質而言需要群居的動物（亞裏士多德）；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帕斯卡）；人是四季有性欲的動物（博馬舍）；人是一堆有生命的臭泥巴（拜倫）；人是上帝的形象，其本身內部就是無限的源泉，人是自身存在的目的——其本身有無限的價值，永恒的命運（黑格爾）；人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無數欲求的凝結（叔本華）；人就是大自然的終極目的（愛默生）；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本質屬性是社會性（馬克思）；人是能夠羞愧的臉紅的唯一動物（馬克·吐溫）；人是一根繩索，拴在動物和超人之間——一根懸在深淵上空的繩索（尼采）；人是最殘酷而凶惡的禽獸（詹姆斯）；人是一堆無用的熱情（薩特）；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富蘭克林）；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人創造了文化，同樣文化也創造著人（蘭德曼）；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辯也（荀子）；人是能製造工具、改造自然並使用語言的高等靈長類動物。
上麵這些定義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人的一些本質與特性，涵蓋了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麵，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但如同瞎子摸象，摸到象腿的說是柱子，摸到耳朵的說是扇子，都對，但都片麵，爭論是個必然的過程。“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也沒有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前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後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共性。
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人的自然屬性，即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同樣關注人的社會屬性，或文化屬性。那麽，人在科學上的定義是怎樣的呢？盡管目前還存在許多爭議及尚待解決的學術問題，但科學家們對於人的生物學定義基本上是達成了共識的，即人在係統分類學上屬於：動物界（Anim alia）—脊索動物門（Chordata）—脊椎動物亞門（Vertebrata）—哺乳綱（M am m alia）—真獸下綱（Eutheria）—靈長目（Prim ates）—類人猿亞目（Anthropoidea）—狹鼻下目（Catarrhini）—人型總科（H om inoidea）—人科（H om inidae）—人亞科（H om ininae）—人屬（Homo）—智人種（Homo sapiens）。
1871年，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和性的選擇》一書中提出：人類的特征是兩足直立行走、大的腦子和高的智力。這種定義還原了人作為自然界普通一員的生物屬性。但是，化石的證據表明人類的兩足直立行走和大的腦子不是同時起源的，即上述三個特征的出現是不同步的，有著時間上和空間上的不平衡性。手、足的分化及手的發展先於腦的發展。
比如，根據現有的化石證據，人類兩足直立行走早在700-500萬年前就已開始了，這標誌著人類的出現。而作為高的智力的體現，人類的使用和製造工具，直到260-250萬年前才出現。腦量的大幅度增加，則是20萬年前隨著智人的出現才具備的一個重要特征。
會使用和製造工具，在很多教科書上曾被列為“人猿揖別”的標誌。但是，早在20世紀60年代，人們就發現黑猩猩也能製造工具，這種能力不是人類所獨有，不宜作為區分人和猿的標準。體質人類學家改而采用兩足直立行走作為人類最初的獨有特征，這無疑擴大了人類的範圍。能兩足直立行走的高等靈長類便歸入人的係統，係統分類上列為人科（H om inidae）。這是廣義的“人”的概念。其實，直立行走，也不是人類的專利。比如，能兩足直立行走的動物除了人以外，還有類人猿、企鵝、袋鼠等。因為人的演化具有階段性和特征出現的不同步性，所以“人”的定義應該是一個綜合的概念。至少，狹義的“人”或“現代人”，應具備如下基本特征：兩足直立行走，腦量大，能有意識地製造和使用工具，間斷進食與雜食性，成年個體四季都有性欲，除少數幾處毛發外基本上皮膚裸露，拇指與其餘四指相對，高度的群體性與社會性，發達的語言係統，具有文化和意識等。從最初的兩棲類一直發展到人，腦的相對大小增加了100倍咱2暫。直立行走與腦量的增加、腦顱的增大，在使人類變得日益強大起來的同時，也導致了人類所獨有的女性個體在分娩時的陣痛，還常因此伴有難產。這是人類成長的代價。
€€2.人的起源與演化
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及人類起源是當今科學界三大未解之謎。人之由來是科學研究中一個長盛不衰的主題，對人類起源的時間、地點、機製與模式以及相關環境背景的研究更是目前國際學術界的一個前沿課題。破解人類起源之謎，始終是人類了解自身、認識過去、規劃未來曆程中一個永恒的命題。自從生物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和1871年發表《人類的由來和性的選擇》首次提出人類起源於非洲以來，人類對其自身的起源與演化經曆了曲折複雜的認識過程。
這裏，我們首先介紹一個關於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物種起源、演化與擴散的基本模式。一個物種的形成，往往包含了祖先種的起源→遷移、擴散→祖先種分裂成若幹後裔種（新種出現），其間常伴隨著演化停滯、種間雜交、物種取代等複雜的演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祖先種或近親種或絕滅，或延續至今。以前一些學者信奉“定向進化論”，即某個生物譜係沿著一個預定的直線方向演化，此方向由生物的內在傾向所決定，而非取決於自然選擇，該理論已被化石證據證明是錯誤的。
物種的演化並不是簡單的直線式前進。一個延續至今的物種及其所有的祖先種、近親種就好比一棵枝繁葉茂的樹，這在生物學上被稱為係統演化樹。這棵樹有根，有枝，有葉。根就是我們所能追溯到的這個物種最早的祖先。根在生長的過程中，又分成了許多的枝。每一個枝都代表了一個演化世係，或者說演化的方向或路線。每一個枝上還可生出更多的分支。其中，隻有一枝演化成了延續至今的某個物種，可謂一枝獨秀。這一枝及其所有的後續衍生物被統稱為主枝或主幹。而其餘的枝則要麽代表中途絕滅了的該物種的遠親，要麽代表了同樣延續至今的該物種的近親，統稱為旁支或分支。而葉則很可能是一些因地理、氣候、生物鏈等因素所決定的同一物種中的不同群落，葉與葉之間的區別可以是種一級的，也可以是亞種一級的，甚至隻是某些性狀間的差異。
人類的進化過程也是如此。人類的起源與演化過程，也可簡化成這樣一棵樹，以易於理解。人類的起源這一概念包括三個內容、兩個階段。三個內容則分別是指人類起源的時間、地點與模式或機製。第一個階段是指早期人類（人科H om inidae），即最早從古猿中脫離出來，初步具有人的基本特征、符合人的基本定義的原始類型的人種起源。這個階段的起點就好比人類係統演化樹上，從根上分離出來並最終演化成了現代人類的那個最粗壯主枝的起始部分。第二個階段是指智人（Homo sapiens），即在解剖學特征上與我們現代的人類沒有什麽區別的最進步類型的人種起源。這個階段的起點就好比人類演化樹上那位於最頂部的最後一個分支的起始部分。
古生物學家或者人類學家又是怎樣來繪製一個物種的係統演化樹的呢？這裏有個最基本的生物學原理，即生物演化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反過來說，我們尋找一個現生物種祖先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在地層中尋找生存時代比其更早的、形態學特征比其更原始的、與其有直接親緣關係的生物類型的化石的過程。人類的起源與演化的研究是一個多學科的係統工程，不僅包括古生物學、演化生物學，還包括地質學、舊石器考古學、人體解剖學、年代學、遺傳學、文化學、物理學、化學、統計學和哲學等。現在，對於人類起源與演化的研究，最可靠的證據還是人類在漫長的演變曆程中，在河湖相地層、黃土堆積、層狀土壤以及洞穴、裂隙堆積物中留下的珍貴的實物——人類化石，以及人類的文化遺物——石器、骨器、角器及其他工具或飾品。隨著分子生物學的快速發展，遺傳學家也參與了對現代人起源的探索，為解決很多人類演化中的未解之謎帶來了新的曙光。除了形態學的證據外，科學家可通過研究化石上遺留下的DN A獲得更多證據。但是，基因研究的成果隻是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與前瞻性，它不能作為否定考古結論的最終證據。總體而言，科學家主要還是通過化石來研究人類的起源和演化的。
當我們對人類的起源與演化知道得越多，我們就越明白這個過程的複雜性。人類起源的係統演化樹是由進化論者、考古學家從19世紀開始繪製的。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不存在爭議的人類係統演化樹尚未被繪製出來。下麵，讓我們根據已有的考古學證據和成果，來看看人類曾經經曆過怎樣的一個演化曆程，盡管這其中還有很多模糊難辨的部分。
19世紀中葉，達爾文和赫胥黎已經論證人類起源於某種古猿，而這種古猿又起源於更早的、更低等的某種原始猴類，這一觀點在學術界目前沒有爭議。猿是與人最相近的動物，所以通常被叫做類人猿。現今全世界的猿共有四種，亞洲有長臂猿和猩猩，非洲有大猩猩和黑猩猩，其他洲沒有猿類。人類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6700萬年前的一種叫做樹鼩的食蟲目小動物。在白堊紀末期（7000-6500萬年前），隨著恐龍絕滅而導致的大量生態位的空缺，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生理優勢，哺乳動物開始扮演動物世界的主角。樹鼩也開始了其快速的分裂、演變曆程，其中一支在4500萬年前演化出了高等靈長類，即類人猿亞目（A nthropoidea）。
隨著化石的不斷增多，以及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前被認為是人類直接祖先的許多高等靈長類現在已被認為是人類演化世係上的旁支，是人類的遠親。比如，作為最早發現的，也是最著名的古猿之一，2300-1800萬年前曾生活在亞、歐、非三大洲廣大地區的森林古猿（Dryopithecus）曾被認為是人類的直接祖先。現在，人們普遍認為，森林古猿及其後裔——主要產於亞洲的西瓦古猿（Sivapithecus）和其雌性個體臘瑪古猿（Ramapithecus），其實是猩猩科的直接祖先。猩猩科（Pongidae）是除了人科以外最高等的靈長類，包括現生的三類大猿（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和很多比較高等的古猿。我國發現的化石巨猿（Gigantopithecus）可能是迄今發現的體型最大的高等靈長類，現在一般也被歸入到了猩猩科。
中新世是猿類最繁盛的一個時期，幾乎占據了現在猿和猴共同的生態位。到上新世以後迅速減少，很少有化石發現，成為缺失的環節，這不僅使人類的起源撲朔迷離，也使現代猿的起源在目前同樣成為不解之謎。盡管近年在非洲發現的一些上新世早期人科的化石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缺失的環節，但還遠不足以解開人類起源之迷。同樣地，歐洲30萬年前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曾被認為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直接祖先。但現在，學者們普遍認為尼安德特人可能是進化上的旁支，後期和智人同時生活了一段時間，可能由於和智人競爭失敗而滅絕。
分子生物學研究證據顯示人類與黑猩猩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700-600萬年前的中新世晚期，此後分別向人類和現生黑猩猩的方向演化。這與化石的證據是吻合的。人類的起源和演化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體質形態、行為特征、群體關係等方麵都有巨大的變化，在後期還出現了原始的文化和意識。可以說，人類最重要的演化階段是從蹣跚學步開始的。根據目前的化石資料，人類“走”到今天，大致可分五個關鍵性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人科（H om inidae）的起源，就是在大約700-600萬年以前，類似猿的動物轉變成為兩足直立行走的物種。該階段的人類化石全部發現於非洲，目前已報道的有薩赫勒人屬乍得種（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700-600萬年前，乍得）、原初人屬土根種（Orrorin tugenensis，或千禧人屬祖先種Millennium ancestor，600萬年前，肯尼亞）、地猿屬卡達巴種（Ardipithecus kadabba，600萬年前，埃塞俄比亞）、地猿屬始祖種（Ardipithecusramidus，440萬年前，埃塞俄比亞）。這幾個最原始的屬種因具有兩足直立行走的功能而被歸入了人科，代表了最初的“人猿揖別”階段，是猿和人之間的“缺失環節”，是“人”非“猿”。但這些屬種是否是人類的直接祖先，目前學術界尚存爭議。
第二個階段是這種兩足行走的物種的繁盛，生活在距今350-100萬年前的南非和東非，也稱為晚期猿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傍人（Paranthropus）階段。該階段包含一係列重要的化石發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4年由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科龐和同伴在埃塞俄比亞東非大裂穀東部發現的距今350萬年的古人類化石“少女露西（Lucy）”。目前，關於南方古猿的直接祖先，尚不清楚。南方古猿大體上可分為纖細型和粗壯型兩個類型，學術界普遍認為其中的纖細型後來進化成更進步的人類，但具體是哪一個種，尚存不同的意見。對於南方古猿屬的進一步劃分，目前也存在爭議。一部分學者為了強調該階段的纖細型與後期的直立人之間的祖裔關係，將粗壯型單獨歸入一個屬——傍人屬（Paranthropus），代表人類演化世係上的一個旁支。但也有學者認為，纖細型和粗壯型隻是不同性別之差，纖細型是雌性，粗壯型是雄性。發現的骨骼化石表明，南方古猿已采用兩足直立的行走方式，身體各方麵都具備了一係列人的特征。其腦量440-520毫升，至少比同等身體大小的現代大猿的腦量大30%；腦的結構也與猿不同，屬於人的類型。因此，南方古猿其實是“人”非“猿”。
第三個階段是盧多爾夫人（Homo rudolfensis）/能人（Homo habilis），大約生活在250-160萬年前的東非和南非。該階段最明顯的標誌是腦子的擴大，代表人屬（Homo）的出現。能人的意思是能幹、手巧，是目前所知最早能用石塊製造簡單的工具的人類祖先。能人的主要特征是頭骨比較纖細、光滑，麵部結構輕巧，下肢骨與現代人很相似。其平均腦量為646毫升，比南方古猿的平均腦量大得多。傳統意義上所說的人類，通常是指該階段及比其更晚的、所有的會製造和使用工具的人類（人屬Homo）。
第四個階段是匠人（Homo ergester）/直立人（Homo erectus），大約從180-20多萬年前。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來自於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距今約180萬年。以後發現地點不斷增多，主要集中在亞洲南部和中部、非洲東部和西北部及歐洲西部。一些學者把分布於非洲、尚未擴散到世界其他地區的200萬年前的直立人稱為匠人（Homoergester）。有學者認為匠人出現的時間較早，但形態上卻更近於其後的人類主幹，應該是後來世界各地其他人類的共同祖先。但也有學者認為目前還不能肯定它是一個新種。即使是現在，科學家們仍無法確定這種非洲原始人類究竟隻是一種失敗了的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祖先，還是現代人類的真正祖先。
直立人是首個居住在洞穴中並學會生火的原始人類。在非洲，最早的直立人化石距今為170萬年。亞洲的直立人主要發現在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境內，大多數年代比匠人晚些，但有些有爭議的化石年代可能並不比最早的匠人晚，由於年代測定的不穩定性，目前還難於作出定論。進入更新世中期，直立人已經占據了非洲、亞洲和歐洲的許多地區。非洲的匠人消失得比較早，而亞洲的直立人則很晚才滅絕，是人屬（Homo）中延續時間最長的物種。著名的北京猿人就是直立人晚期的代表，大約20萬年前才消失。
最後一個階段是智人（Homo sapiens），從20萬年前至今。智人是解剖結構上的現代人，具有語言、意識、藝術想象力和技術革新的能力。中國學者習慣上將智人進一步劃分為早期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20-4萬年前）和晚期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或Homosapiens sapiens，4萬年前至今）兩個階段。迄今已發現的重要早期智人化石產地有70餘處，分布在歐洲、亞洲和非洲各地。自20世紀20年代在周口店發現直立人化石以來，在我國境內發現了一大批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化石，在時間和空間分布上均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咱3暫。
至少距今大約30萬年前，在整個東亞地區，一直是直立人活躍的時期，在此之後，亞洲直立人開始向早期智人或古老型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過渡。一般認為，古老型智人在亞洲的出現時間不早於距今30萬年。咱4暫由於中國大多數人類化石標本在年代測定上的不確定性，目前還難以確定古老型智人在中國的首次出現時間。所以，盡管有學者主張距今30-20萬年期間在我國有直立人與古老型智人並存的現象，目前還是暫以20萬年前，即智人（Homosapiens）在非洲的最早出現作為該種在東亞地區的首次出現時間。
早期智人的主要特征是腦容量大，在1300毫升以上。著名的早期智人化石有歐洲的尼安德特人和中國的大荔人、馬壩人、金牛山人等。晚期智人的化石不僅在亞洲、歐洲和非洲被大量發現，還進一步發現於澳洲和美洲。著名的晚期智人化石有歐洲的克羅馬農人（Cro-M agnon）和中國的柳江人、山頂洞人等。
現代人可以再細分為四個大的人種：黃種人（蒙古人種）、白種人（歐羅巴人種）、黑種人和棕種人（澳大利亞人種）。各大人種之間存在許多呈漸變狀態分布的特征。各大人種雖然在皮膚、眼睛和頭發的顏色，頭發、鼻子、嘴唇的形狀甚至體形等方麵有顯著的差異，但是他們身體的解剖構造、生理和遺傳物質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同等社會經濟條件下智力也不相上下。不同人種之間可以互相通婚，並且能產生具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後代。所以，他們都屬於一個物種——智人（Homo sapiens）。
€€3.起源地之爭
因為與人類最相近的動物大猩猩和黑猩猩如今都生存在非洲，所以達爾文在1871年首次提出，人類的誕生地是非洲。達爾文的這一觀點一提出就被人們所蔑視，認為高貴的人類隻能起源於歐洲或亞洲，黑暗的非洲不可能是人類的故土。歐洲也曾一度被認為是人類的發祥地。歐洲確實有保存最好的、得到最好研究的、有最可靠測年結果的最近78萬年期間的人類演化證據，但學者們並不會因此主張歐洲必然地就是人類演化的典型代表或中心地區，因為現在有強烈的證據表明歐洲不是人類的起源地。隨著亞、非兩地更多人類化石的發現及研究的深入，人類起源歐洲說已逐漸退出了舞台。
第一個提出人類起源於亞洲的人，是德國學者海克爾（E。H。H aeckel），他認為亞洲的猿類（長臂猿和猩猩）與人類相似的程度大於非洲的猿類，由此他推測東南亞是人類的誕生地。海克爾的“人類亞洲起源說”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曾被人們最廣泛地接受。尤其是由於19世紀末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爪哇猿人”，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都被認為是人類起源於中亞的證據，“人類亞洲起源說”因此在人類學界占據了主導地位。著名古生物學家、美國自然博物館前館長奧斯本（H。F。O sborn），也認為亞洲位於其他大洲的中央，是各大類哺乳動物起源的地方，有著詳細的氣候變化的記錄，特別是中亞高原，南麵喜馬拉雅山的升高，會使中亞造成幹燥的時期。這種環境變化迫使古猿適應新的環境，結果促成人類在該地區的誕生。
但是，人類的演化和擴散行為是複雜的，並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這個過程現在看起來似乎是過去的400萬年期間一個清楚的物種和演化世係的擴散（輻射），其最早期的階段僅僅局限於非洲。在某些演化階段，大約200萬年前或稍後，人類第一次離開非洲，並開始變得多樣化。現在，大多數的學者都主張非洲才是我們基因、身體和行為的故土。實際上，這些廣泛分布的種群的起源地點尚未確定，盡管大部分研究者認為它是在非洲的某個地方。
從1856年在德國發現尼安德特人化石到今天，古人類學研究由對人類起源和進化知之甚少發展到具有相當係統的知識，所經曆的道路是很曲折的。從20世紀開始，人類一直在尋求人類起源問題的科學答案，並形成了許多理論。截至目前為止，已有幾個不同的經典模式被相繼提出，用以解釋人類的起源與演化，如“走出非洲理論”、“東邊的故事”、“夏娃學說”、“多地區起源說”等。下麵，我們分別做一簡單介紹。
走出非洲淵Out of Africa冤
“走出非洲”最早是由達爾文提出的，現在該理論已幾乎成為歐美學術界的共識。該理論最核心的內容是：人類起源於非洲，然後向其他洲擴散。非洲大陸是迄今人類化石發現最多的地區，尤其是東非高原，人類化石的種類和數量發現之多迄今居世界前列。非洲出土的大量早期及晚期人類化石，構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人類演化體係。於是，全球人類“走出非洲”的學說一時勃興。
人類走出非洲通常包含兩個典型事件：第一次走出非洲和第二次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是指直立人走出非洲，第二次走出非洲是指智人走出非洲。除了非洲以外，目前其他各大洲還沒有發現早於200萬年前的可靠的人類化石。因此根據現有的化石證據，一般認為早期人類起源於非洲。目前，在亞洲多個地方發現了180萬年前左右的直立人化石，因而人們傾向於認為，直立人在大約200萬年前開始第一次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標誌著人類的全球演化的開始，所有後來的化石標本都代表了智人（Homosapiens）的演化。第二次走出非洲是指現代人類起源於20-15萬年前的非洲的匠人或直立人，然後在大約10萬年前走出非洲，並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區的古老人種，最終發展為現代世界各種族居民。該學說自1987年首次提出後，得到許多分子生物學證據的支持。
“走出非洲”學說認為，不管是最早的人科成員，還是智人，都隻有一個唯一的起源地區，在那裏有一個完整的從直立人/匠人（H om o erectus/ergester）到現代人的演化序列。這個區域就是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之後的非洲之外的演化世係，沒有演化出現代人，但那些地方的演化世係在最後的10萬年期間被來自於他們非洲故土的現代人所取代。在這種模式下，那些現代的地區性種群所特有的不同之處，隻是在距今非常短的時期內（大部分在最近的10萬年內或更少）演化出來的，這是與多地區起源模式之間的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東邊的故事淵East Side Story冤
該理論是由法國最具人氣的古人類學家科龐（Yves Coppens）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的。該理論主要是關於最早的人科成員起源的地點、時間、機製等方麵的推測：東非成為原始人類起源與聚居之地與當地自然環境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在這個地區，原先覆蓋著茂密的森林，隨著第三紀中期開始的世界範圍的造山運動，大約1000萬年前開始發生了巨大的抬升作用，地殼發生斷裂。到上新世時東部下麵的地殼發生了大錯動，形成一條長達8000公裏、深達幾百米的巨大的斷裂穀帶，被叫做東非大裂穀。地質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跟這相聯係的是氣候的變遷和生物的演變。裂穀形成以後，改變了非洲的地貌和氣候，以前從西到東一致的氣流被破壞了，東西動物群的交往也受到了阻礙。西邊由大西洋來的氣流照常帶來雨量，而東邊則由於上升的西藏高原西緣的阻礙，形成季節性的季風。因而原先的非洲廣大地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氣候和植被。西邊仍舊濕潤，而東邊則變得幹旱；西邊保持著森林和林地，東邊則成為空曠的稀樹草原。
由於氣候突變產生的壓力，東邊的人猿共同祖先也發生了分裂，古猿開始離開樹木直立行走。科龐認為，這些共同祖先留在西部的後裔適應於濕潤的森林環境，成為兩種現生的大猿；這些共同祖先留在東部的後裔中的一支則相反，被迫從樹上到地麵上來直立行走，邁開了類人猿向人類發展中的有決定意義的一步，成為人科成員。科龐由此提出“東邊的故事”理論，並因此成名。但是，2001年，法國普瓦蒂埃大學古生物學教授米歇爾·貝魯內（M ichelBrunet）領導的法國——乍得聯合考古隊在乍得的沙漠中發現700-600萬年前的人類頭蓋骨化石“圖邁（薩赫勒人屬乍得種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打破了“東邊的故事”理論的霸權，從時間和地點兩方麵擴大了對人類早期進程的研究。隨著更早期的人科化石在大裂穀西邊的相繼發現，科龐自己也開始反思自己的“東邊的故事”理論。
夏娃學說淵Mitochondrial Eve Hypothesis冤
“夏娃學說”或“非洲單一起源學說”的提出，是現代分子生物學發展的產物。該學說是1987年由美國加州大學遺傳學家坎恩（R ebecca Cann）等人通過對母係線粒體D NA研究提出的，是主張現代人起源於非洲並向其他地方遷移的學說，其最早的證據來自於遺傳學的研究。線粒體DN A（m tD NA）與核D NA不同，它隻通過母係來遺傳。坎恩等研究了從來自非洲、歐洲、亞洲、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地的148位婦女身上提取出來的線粒體DN A，發現非洲人的變異最多，變異是經過一次次基因突變積累起來的，變異越多表示曆史越長。根據突變發生的頻率，計算出非洲現代人的曆史大約有20萬年，歐亞大陸現代人曆史最多隻有13萬年，於是推論說：全世界現代人有一個共同的女性始祖，她20萬年前出現在非洲，她的後代在大約13萬年前走出非洲來到歐亞大陸，每到一處便取代了原來住在這裏的人類。國外媒體借用聖經故事，稱這位女性為夏娃，這個學說便被稱為夏娃學說。這個學說主要建立在如下事實上：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類最早的化石發現於非洲。而且，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一係列DN A研究證據為現代人非洲起源說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1999年，以複旦大學金力教授為主的二十幾位中國遺傳學家根據對中國28個人類群體的D NA研究，在美國發表論文讚成“夏娃學說”同樣適用於中國，並具體推論出：一部分非洲人大約6萬年前從亞洲東南部往北遷移到達中國，越過長江進入華北和東北亞，成為現代中國人的祖先。該學說認為，中國出土的化石證據，在早期智人（archaicHomo sapiens）和現代人（m odern Homo sapiens）之間存在著斷層，所有屬於早期智人的化石都有10萬年以上的曆史，而現代人的化石都不到4萬年（大多數在距今3-1萬年期間），也就是說迄今沒有發現距今10-5萬年期間的人類化石，這說明中國的現代人是由非洲遷移過來的。
多地區起源學說淵Multiregional Evolution Model冤
“多地區起源學說”是與夏娃學說相抗衡的現代人起源學說，是1984年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吳新智與美國密歇根大學的沃爾波夫（M ilfordW olpoff）、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索恩（Alan Thorne）共同撰文提出的關於現代人起源的學說，又被稱為獨立起源學說。該學說認為，亞洲與非洲一樣存在著直立人→早期智人→現代人（晚期智人）的演變曆程，因而認為現代人類起源是多地區的。現在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區的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和棕種人都是由當地的早期智人乃至於直立人演化而來的，他們各自平行發展，當然彼此之間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著某些基因方麵的交流，最後演化成現代的各色人種。他們主張現代人是在四個主要地區（非洲、亞洲、大洋洲、歐洲）出現並連續進化，而且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基因交流。連續進化使得現代各大人種能保持各自的特色，易於識別；基因交流使得各地區人類在進化一百多萬年後仍能保持在一個物種內。在東亞，是以連續進化為主，雜交為輔；而歐洲則可能以雜交和替代為主，連續為輔。
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地區出土的人類化石形態上的連續性，一直被認為是支持現代人類多地區起源假說的有力化石依據。吳新智先生發現，中國的化石人類不論其早晚，都具有一係列共同形態特征，如麵部骨骼比較扁平、鼻梁較低、上門齒呈鏟形等。同時，在中國的少數標本中具有尼安德特人係統的典型特征，而歐洲和近東也有個別標本具有扁平的麵部，令人聯想到中國的材料。吳新智先生從我國發現的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大量人類化石中總結出十餘項共同特征，並指出了直立人與智人間的形態鑲嵌現象（即中國的個別直立人頭骨已經具有一般發展到智人階段才普遍具有的形態特征，而少數智人頭骨上還繼續殘留著直立人的典型特征），為連續進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咱5暫。
1998年，在多地區起源學說的基礎上，吳新智先生為東亞人類的進化模式提出更完善的新學說——“連續進化附帶雜交（Continuous Evolution with H ybridization）”。吳新智先生說：中國古人類化石在解剖學上的連續性是清楚的，從藍田人、北京人、安徽和縣人一直到馬壩、資陽、柳江、山頂洞人等都保持有同樣的現代蒙古人的若幹特征。另外中國古人類的個別或少數頭骨偶爾還具有與大多數中國頭骨不同而在西方頗為多見的特征。我國古人類進化成網絡狀，而不是如以前所認為的簡單的階梯狀，也不是如一些國外學者所主張的呈樹叢狀。其主要表現是人類的連續進化，附帶有與境外人群的雜交，中國古人類在每個時期的形態都有相當明顯的地區間差異，不同時代的人群之間可以有形態的鑲嵌，而不是直立人與智人並存的局麵。“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學說”以人類化石為基礎，還在舊石器考古學、古生物學、古環境的研究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大大地提高了現代人起源多地區進化說的說服力。吳新智先生同時指出，“走出非洲”模式得不到舊石器考古學證據的支持。
除上述主流觀點外，德國學者甘特·布饒爾（G俟nter Br覿uer）認為現代人類的演化最初發生在非洲，但當現代人擴散出非洲之後有一些與當地古老種群之間的雜交（比如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美國人類學家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 ith）的同化模式（Assim ilation M odel）則主張：現代人的基因和特征首先在非洲衍生出，他們通過一種更複雜、更長期的異種交配的過程而擴散，因此基因和形態學特征可以（在當地）發生局部（地方性）的變化，並非必然地遭受快速的取代。
倫敦自然曆史博物館的古人類學家克裏斯托弗·斯特靈厄（ChristopherB。Stringer）認為：在人類演化的最後200萬年期間，有幾次擴散事件，並不僅僅隻是“第一次走出非洲”和“第二次走出非洲”。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生物學家坦普萊頓（A lan Tem pleton）最近在題為“一次次走出非洲（OutofA frica again and again）”的論文中也提出人類“走出非洲”的經曆並不是兩次，而是多次。大約在直立人階段，非洲古人類就曾三次走出非洲，其中最早一次是在190萬年前。人類在84-42萬年前曾第二次走出非洲，之後又於15-8萬年前再次大規模向外遷徙。在流行的理論或假說中，非洲古人類走出後便取代了歐亞的原住民。但坦普萊頓卻通過基因分析發現，走出非洲的直立人與當地人群之間有著無所不在的基因交流，一批批走出非洲的現代人相互融合，構成現代的世界人群。人群是一次又一次地擴張，走出非洲，但是這些擴張的結果是雜交，而不是毀滅性的完全替代，這種雜交的結果加強了全世界人群之間的遺傳聯係。坦普萊頓指出人類進化並非呈現樹形，也非簡單的格架狀，而是互相交融、交織在一起的。對於非洲來說，人種之間的交流，不光有走出，也有走進。“一次次走出非洲”理論與“多地區起源學說”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上麵列舉的幾個經典的理論或假說涵蓋了關於人類起源與演化中的時間、地點與模式等核心問題。它們各有各的證據與理由，也各有各的缺陷與短處，孰是孰非，目前尚難以定論。“走出非洲”模式與“多地區演化”模式之間有重要的區別。前者強調一個非洲演化主幹對舊大陸其餘地區所有本土種群的完全的取代；這個取代過程被認為開始於10萬年前。按照這種模式，在世界上不同區域可能從早期智人或直立人種群中演化出的任何解剖學特征將會丟失，所以從一百萬年前直到現在不會有解剖學特征上的種的區域連續性出現。與之相反，“多地區演化”模式則預見了解剖學特征的發育在區域上的連續性。在基因變化方麵，這兩個模式之間的區別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由於“走出非洲”模式假定最早的非洲主幹代表了一個新種，而且不能與任何本土性的地區種群雜交，所以沒有非洲以外的早期人類或本土性的地區種群的基因加入到現代人類的基因庫中。另一方麵，“多地區演化”模式假定沒有局部基因庫的完全的取代，而且預言基因在區域上的連續性。
總體而言，“走出非洲”模式顯示了一個短的亞洲現代人類的起源曆史，而“多地區起源”模式則顯示了在某些起源地點有一個長的起源曆史存在。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科龐認為，與基因證據相比，化石證據是更能說明問題的。化石是人類史前地質曆史時期形成並賦存於地層中的生物遺體和活動遺跡，它是地球演變和生物演化的重要鑒證，也是研究古地理、古環境、古氣候的實物證據。科龐認為亞洲的現代人與亞洲的古人類之間確實存在連續演化關係，因為他在中國看到的各個時期的亞洲人化石都有一係列共同特征。
科龐表示，他“很難相信我們現代人都是起源於非洲的”。
近年來，分子生物學研究的發展使得學者們越來越清楚地發現，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通過古DN A或者現生的材料進行研究，雖然在對人與人的親緣關係等問題的研究上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但是在研究現代人起源時，客觀上都存在著許多有待克服的缺陷。雖然諸多遺傳學證據支持非洲起源假說，但對最終揭示現代人類起源和遷移問題依然有許多工作要做，仍需要許多化石方麵的確鑿證據來支持，需要解釋考古學、古人類學方麵的質疑。
況且，遺傳學本身對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問題仍有許多說法不一的觀點和結論。
對古老的DN A進行的最新研究結果可以有不同的解釋，而且也可以解釋為支持多地區演化學說。對於“夏娃學說”賴以提出的基因檢測法，吳新智先生指出，基因檢測推斷人類起源隻是看問題的一個角度問題，它隻能提供間接的證據，它仍然屬於推測。它所檢測的人體基因的堿基相對數量極少。比如科學家檢測歐洲尼安德特人化石，所能檢測的古堿基對隻有300多個，而人體的堿基對共有約30億個。以檢測少量的遺傳物質來推測整個人類的起源，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另外，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基因突變的速率並不是恒定的，會受到環境、氣候等多種條件的影響。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的最後的共同祖先的年代，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分子鍾對其進行推算時，有非常大的出入。不同的學者根據對不同的遺傳物質片斷D NA研究出來的現代人共同祖先的生存年代可以相差10倍。可見，用D NA研究生物的曆史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的。
依據最新的鈾係測年方法，對發現柳江人化石的洞口堆積物進行詳細測試，發現堆積物的年代在距今13-7萬年之間。而澳大利亞人在澳洲首次出現的時間則早到6萬年前。中國的柳江人和發現於Lake M ungo地區的澳大利亞人化石，從解剖學上講都屬於現代人（晚期智人Homo sapiens）。如果這些最新的測年結果成立的話，對於主張現代人起源於非洲的學說——夏娃學說將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嚴峻挑戰。而且，來自於近東和中國的舊石器也不支持現代人走出非洲學說。目前，可以確定地說，非洲人在最近的10萬年中完全取代各地古人類的學說不符合實際，但是，要進一步地了解這個問題，還需要更多的化石和更深入的研究。
€€4.來自中國的突破與希望
時至今日，科學界仍徘徊在人類起源和進化之謎麵前。
1999年在南非召開的國際第四紀聯合會第十五屆國際會議上，絕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早期人類隻有一個共同的起源地，那就是非洲。在非洲這個“人類起源的聖地”，幾乎能找到人類從最初的古猿演化到現代人的係統完整的化石證據。目前人類的非洲起源說之所以占優勢，主要是因為在非洲發現的人科化石遠比其他洲的更為豐富和係統，研究程度也更為深入。但人類進化是極為複雜的，如果想真正揭開人類的起源與演化之謎，還需要更多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
學術界一般認為現生大猿類和人類的共同祖先可能生活在大約1600-1000萬年前的中新世中期，這一時期非洲的古猿逐漸減少並向歐亞大陸擴散，而古猿在歐亞大陸則繼續生存到100萬年前左右。所以，中新世中晚期古猿化石的發現與研究對於解決早期人類起源與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中國擁有廣大的晚新生代地層，有溫暖和寒冷氣候的變化交替的記錄，在這些地層中已發現了大量的哺乳動物化石和高等靈長類化石，特別是多種古猿化石，如早中新世的雙溝醉猿（Dionysopithecus shuanggouensis）、江淮寬齒猿（Platodontopithecus jianghuaiensis）、占祥上猿（Pliopithecus zhanxiangi），晚中新世的粗壯池猿（Laccopithecus robustus）和武都森林古猿（Dryopithecus wuduensis）等，以及近年來在安徽繁昌、淮南、重慶巫山、湖北建始等地發現的中新世——上新世的古猿化石，最近還在江蘇、山西等地發現了可能是距今4000萬年前後的高等靈長類化石。但迄今在歐亞地區，包括中國雲南發現的中新世古猿化石，尚不能提供作為人猿共同祖先或向後期人類演化的可靠證據。
如前所述，根據現有的化石和分子人類學等各方麵的資料，人類起源的時間估計在700-600萬年前，而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化石最早的年代為距今350萬年，其間還存在著巨大的空白，有待於未來的發現。最早能夠製造工具的人——盧多爾夫人（Homo rudolfensis）/能人（Homo habilis），以及現代人（Homo sapiens），究竟什麽時間在什麽地方起源於哪個物種，現在還沒有定論，非洲和亞洲都是可能的地方。東亞地區，尤其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是少數具有時間和地域上廣泛出土大量古猿化石、古人類化石及人工製品的地區之一。因此，該地區是除非洲以外研究人屬（Homo）及現代人種（Homo sapiens）起源的另一關鍵地區。
依我國的地質發展史、地貌格局以及過去發現的古人類遺址分析，楊鍾健、裴文中等老一輩考古學家曾多次指出：中國具有早期人類生存所必需的優越地質、地理條件和生態環境，很可能是人類的發祥地。我國有豐富的晚第三紀和早更新世陸相堆積，化石證明當時我國的氣候溫暖濕潤適於人類生存。尤其是我國青藏高原東緣地區，在隆起時間、幅度、古氣候及古環境的演變的方麵和東非極為相似。根據哺乳動物的研究表明，晚中新世以來東非和東亞地區發現的不少哺乳動物種類有很多相似之處，這表明兩地古環境和古氣候相當接近，哺乳動物可以交流，兩地靈長類也有交流的記錄，綜觀我國青藏高原隆起發展曆史和東亞地區季風帶的形成曆史及近年我國考古學領域取得的成果，在我國青藏高原以東地區尋找早期人類化石大有希望。
中國大地上埋藏有十分豐富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時代遺物，至今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的人類化石地點共200多處，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代表人類進化各主要階段的標本。迄今為止，中國已發現了240-200萬年前的安徽繁昌人字洞舊石器文化和200萬年前的重慶巫山人化石、湖北建始人化石。它們是中國境內目前已知最早的舊石器文化和古人類化石，但這些早期人類遺址大都缺少可靠的同位素年代測定數據。倘能驗證安徽繁昌人字洞、重慶巫山龍骨坡、湖北建始巨猿洞等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年代結論，有可能導致早期人類起源和演化理論的重要修正。
盡管還存在某些“缺失環節”，迄今為止在我國發現的古猿、古人類化石和早期人工製品已經相當豐富，可以建立起一個人類演化的大體框架。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境內陸續發現的人類化石主要有：巫山人（204萬年前）、建始人（215-195萬年前）、元謀人（170萬年前）、藍田人（115-110萬年前）、北京人（60-20萬年前）、南京人（62-58萬年前）、隕縣人（58萬年前）、巢縣人（31萬年前）、和縣人（28-24萬年前）、金牛山人（40-30萬年前）、大荔人（20萬年前）、長陽人（19萬年前）、河套人（15-7萬年前）、柳江人（13-7萬年前）、馬壩人（12萬年前）、桐梓人（11萬年前）、丁村人（10萬年前）、許家窯人（10萬年前）、資陽人（3.5萬年前）、山頂洞人（3.4-2.7萬年前）、田園洞人（2.5萬年前）、河梁人（1.5萬年前）等。這些重要的發現提供了中國遠古人類連續演化的確鑿證據，時間跨度從200萬年前到1萬多年前，其間幾乎沒有間斷。
同時，多達1000餘處的舊石器地點清楚地顯示出中國舊石器文化在北方與南方分別都有連續發展的脈絡，也發現與境外人群發生過少量文化交流的證據。吳新智先生認為：夏娃學說無法解釋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的一些發現。比如，西亞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區，是從非洲通往亞洲的必經之地，從那裏發現的大約10萬年前的古人類製造和使用的石器屬於莫斯特類型，邊緣規整，製作相當精美。如果夏娃學說成立，這些人的後代中一部分會移居東亞，取代當地的原住民。那麽在這之後，東亞的人類理所當然地會繼續利用莫斯特技術或由此發源的新技術。但事實上，東亞出土的石器絕大多數仍與當地更早時期的相似，而與莫斯特類型明顯有別。很難想象取代者會放棄自己慣用的、比被取代者更加精致的技術，而采用被取代者的較為粗放的技術。另外，中國有個別地點如寧夏水洞溝發掘出了莫斯特型的石器，表明中國舊石器文化也是以連續發展為主，境外交流為輔的。
中國發現的人類化石以及舊石器已經對“走出非洲”模式再三地提出了挑戰，人類化石顯示出形態學演化上的連續性，伴隨著非洲主幹對其產生的較小影響。如果建立在化石與舊石器資料上的“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學說也被分子遺傳學數據支持的話，那現代人類的演化就更接近“多地區演化”模式，而不是“走出非洲”模式。
中國是有希望在人類的起源與演化研究領域作出更重要的貢獻的，但迄今為止中國的材料尚未在國際古人類學研究領域占據應有的位置。這一方麵與我們的調查和研究工作做得不夠有關。或許，我們缺少的不是化石，而是發現和研究。畢竟，在中國，還從來沒有過像20世紀70年代在非洲曾出現過的世界各國專家雲集、有充足的資金投入、大範圍的化石調查發掘與廣泛深入的研究同時進行的那種盛況。另一方麵，或許與化石形成的條件本身有關。化石的形成與發現過程是複雜的。死亡、掩埋和石化等變化莫測的因素導致了人類史前時代紀錄的貧乏和破碎。非洲晚新生代時較大的雨量造成湖泊的泛濫和沉積物的快速堆積，加上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學成分都適於動物遺骸化石的形成和保存，所以在非洲發現早期人類化石並非難事。而在中國，盡管涉及人類起源與進化的地層發育良好而廣泛，如華北的厚層黃土，南方廣大喀斯特地區的洞穴和裂隙都可能蘊藏豐富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但相對而言，更適宜於古人類生存的華南的古人類骨骼多數是流水衝擊沉澱的，這樣對骨骼的損毀非常大，多數時期骨骼並不能被完好地保存下來，常常隻有破碎的牙齒和零碎的骨骼被衝入洞穴、裂隙，然後慢慢沉澱，保存成為化石。而且，在華南，潮濕多雨的氣候一方麵加速了洞穴、裂隙的形成，為化石的保存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但另一方麵，那些從腐質土和腐爛植物中滲透出的酸性水同時也加速了動物骨骼在石化前的腐爛，使人類死亡後的骨骼很難形成化石。
盡管現在還不能夠完全排除在中國找到人類祖先的可能性，但沒有找到以前，隻能說是可能性存在，所以目前我們還是說人類最早的祖先在非洲。此時此刻，我們不禁回味起80多年前一些有遠見卓識的中國科學家的忠告：亞洲可能充當過人類進化的巨大舞台，是最古老的人類工業的擴散中心，要想弄清諸如人類起源這樣的複雜問題，離開亞洲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亞洲更多新材料的發現和更深入的研究，一幅符合本來麵目的關於人類起源與進化的畫卷將會展現於人們麵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