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曆史常識必讀

第十四章 清朝時期（一）

　　八旗製度

　　自努爾哈赤起兵之後，力量不斷壯大。為了加強對軍隊的管理，公元1601年，努爾哈赤開始創立八旗製度。八旗製是在牛錄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1牛錄為300人，5牛錄為1甲喇，5甲喇為1同山，每一固山旗幟的顏色都固定。當時滿洲軍共有4個固山，旗幟分黃、自、紅、藍4種顏色。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滿洲軍又一次擴大建製，增設鑲黃、鑲白、鑲紅、鑲藍4個固山，共有8個固山，6萬人。固山在滿語中的意思是“旗”，所以八固山的建立就是“八旗製度”的開始。全體女真人都編入八旗之中，實行軍政合一。每旗的首領稱為“旗主”，都由諸王貝勒擔任，“旗下”為一般的百姓。“旗下”平日農耕漁獵。國家有事則征召效力。在八旗製度下，旗主對旗下進行統治，努爾哈赤則高居為八旗的首領。

　　汗位推選製

　　汗位推選製是指清朝入關前，以八王（諸貝勒）的賢能與否作為唯一標準，在八王範圍內推選汗位繼承人的製度。這一製度共曆時21年（1622～1643）。

　　努爾哈赤在統一關外諸部落的過程中，對處於氏族部落社會的女真族及其他遊牧部族進行整編改造，創建了四旗。後逐步擴大為八旗。這八旗旗主都由努爾哈赤的子侄擔任，即八和碩貝勒。這八和碩貝勒與努爾哈赤的親信額亦都、費英東、何和禮、安費揚古、扈爾漢“五大臣”，在努爾哈赤的絕對權威下共同議政，決定後金政權的軍國大事。議政會議又以“四大貝勒”為核心。即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四人。在此期間，努爾哈赤根據女真人“兄終弟及”或“父死子繼”的習俗，對權力交接的問題已經開始著手處理。出於私心，努爾哈赤先將“有戰功，得眾心”的同母弟舒爾哈齊借故囚禁而死，擇長子楮英執政，準備立他為繼承人。褚英遂成為大家攻擊的對象，四大貝勒及五大臣聯名控告其不法，致使褚英被囚禁兩年後處死。此後努爾哈赤又有立次子代善為繼承人的意思。皇太極等人又把矛頭指向了代善，狀告他與努爾哈赤的大福晉有染，代善因而失去父親的信任，喪失繼承人的資格。兩次選擇繼承人的嚐試失敗之後，努爾哈赤由於年事已高，於天命七年（1622）提出八王共治的製度。該製度規定：以八和碩貝勒為八王；八王權益均等；八王互相監督；八王與後金汗“同坐一列，受國人叩拜”，共同治國。尤其是八王在努爾哈赤身後有權力選擇“後金汗”，各王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這一製度的出台，標誌著後金汗位推選製的產生。

　　八王共治的過程中，四大貝勒始終居於主導地位，後金汗的推選從這四人中產生的可能性也最大。通過這種方式，在努爾哈赤於天命十一年（1626）去世後，經過激烈的較量，汗位落到了皇太極手裏。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極突然去世，汗位推選的方式再次發生作用。孝莊皇太後代表皇權，在索尼、鼇拜等大臣的支持下排除“兄終弟及”的傳統，迫使多爾袞、豪格讓步，接受皇九子福臨繼位，改元順治。以後，清政權在皇位繼承的問題上發生了質的變化。其一，“立帝之子”成為共識；其二，皇帝掌管的兩黃旗成為捍衛皇權的主力；其三，在幕後控製的孝莊皇太後，舉重若輕，竭盡所能維護皇權。這說明皇權實際上已淩駕於八旗各王勢力之上，汗位推選製的曆史功能已經完成。

　　清朝宗室封爵製度

　　明朝封爵製度引發了許多棘手的問題，有鑒於此，清政府都有所改進。清朝宗室封爵，在崇德元年（1636）定為九等。順治六年（1649），又厘定為十二等。再加上親王、郡王的嫡福晉所生子年過20歲，經宗人府考試請旨後，親王子可封為世子，郡王子可封為長子以待襲爵這兩等，清代宗室封爵總共為十四等。

　　為避免皇族宗親支派繁衍帶來的麻煩，清政府規定除少數爵位可世襲罔替外。其餘爵位均代降一等。直至規定封爵或閑散宗室為止。清代在皇子分封上。除不濫施封爵外，所封田莊均由內務府經管的田莊中撥給。規定諸王公“不賜土”，“不臨民”，“不加郡國”。府第一定要建在京師，“無故出京六十裏罪與百官同”。這一係列嚴格的規定對皇親貴胄起到了製約的作用，避免了皇族們裂土分封、魚肉地方、藩鎮割據等種種亂源的發生。

　　清代選後製度

　　清代與明代儀製有些相似。清朝入主中原後，隻有順治、康熙、同治、光緒四位皇帝是當了皇帝以後舉行大婚禮，同時冊立皇後的。清代選後用鑲玉如意。選妃用繡花荷包。清末光緒選後時，候選人有慈禧同胞弟桂祥之女、江西巡撫德馨兩個女兒和禮部侍郎長敘兩個女兒。光緒對德馨二女有意。結果卻沒有如他所願。最後，由慈禧決定選了自己的侄女——胞弟桂祥之女，即後來的隆裕皇後：長敘二女，也就是後來的瑾妃、珍妃。清末遜帝溥儀於宣統三年（1911）退位，時年5歲。因袁世凱對清廷的優待條例的保證，溥儀仍然可以在紫禁城內居住。1922年12月1日，溥儀在紫禁城內結婚，時年16歲。溥儀皇後的選擇，已不同於以前，候選的秀女並不到場，而是由王公大臣挑選好照片再交由溥儀用鉛筆做記號決定。一共有四位秀女，溥儀選了正白旗郭布羅氏榮源家的女兒婉容為皇後，額爾德特氏端恭的女兒文繡為淑妃。溥儀這次結婚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大婚禮了。

　　封贈製度

　　清代凡九品以上文武官員可得到相應封階，叫“封贈”。其目的是為了“遂臣子顯揚之願。勵移孝作忠之風”。也就是為了官員光宗耀祖製定的一種表彰製度，封贈的榮銜文武不同。

　　給予封贈除了顯榮本身外，還可以向父母妻室推及。妻室封贈有一品夫人、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儒人、八品儒人、九品儒人九等。命婦稱號不會推及妾媵，隻限於嫡配正室或其繼室。對父母先祖的封贈，官居一品者給誥命四軸，追贈三代。到曾祖為止。二品、三品給誥命三軸，追贈兩代。四品、五品給誥命兩軸，隻及父母、妻子。六品、七品給敕命兩軸，贈予父母、妻子。八品、九品若父母未獲封贈，可請準將本身贈封加到父母身上。官做得越大，馳封輩分越高，表明祖上蔭德越加隆盛。

　　京察

　　考核在京官員叫京察。京察，三年一行。以子、卯、午、酉年為京察期，具體辦法分為三種，第一種叫列題，從乾隆年規定，凡三品京官以上，尚書以下；在外總督、巡撫及盛京侍郎以上官員，必須自陳三年任期內功過勞績。吏部開繕履曆清單，呈送皇帝，由皇帝親自考查，聽旨簡裁。第二種是三品以下京官、內閣侍讀學士、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左右春坊庶子及內務府三院卿員等官，由吏部或有關衙門開具履曆清單，引見後以待定奪。第三種叫會核。凡翰、詹、科、道及各部院司員、小京官以及中書、筆貼式等，由各自衙門長官出注考語，再由吏部會同大學士、都察院、吏科、京畿道定稿，分別等次、繕冊具題。京察期間，官員升轉調動自動停止，等考核出結果後，再行定奪。

　　考核京官的標準有“守、才、政、年”四條，又叫“四格”。“守”即操守、品德，分為四等：清、謹、平、淡。“才”，即才幹、能力，分為二等：長、平。“政”，即從政態度，分為二等：勤、平。“年”即年齡、身體狀況，分為三等：青、壯、健。經考核凡守清、才長、政勤、年輕健壯者叫“稱職”，為第一等。守謹、才長（或才平）、政平（或政勤）、年輕健壯者叫“勤職”，列為第二等。守謹或（守平）、才平（或才長）、政平（政勤）者叫“供職”，列為第三等。京察一等可加級記名，待引見後外放或重新任用。

　　大計

　　考核地方官員叫大計。大計和京察一樣，也是三年一行，以寅、巳、申、亥年實施。其做法是從州縣官至府、道、司層層考察屬官。而後匯送督撫，判定後題報吏部。考核標準與京察相同，隻是優等者叫“卓異”。凡薦舉卓異者，經吏部複核後，進京引見，注冊，加官一級，以待升遷。

　　京察和大計中不合“四格”的要進行參劾。參劾有六法，分別是：“不謹”，即行止有虧，敗倫傷化；“罷軟”，即庸怯無能；“浮躁”，即輕佻狂妄；“才力不及”，即無法勝任。另兩類是“年老”、“有疾”。其中凡不謹、罷軟者革職處分，浮躁者降一級使用，才力不及降二級使用，年長、有疾者則令休致、免職退休。

　　一直以來，清政府都很重視京察、大計，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最為認真。康熙自二十二年（1683）至六十一年（1722）間，共舉行大計14次，計舉卓異官員570人，糾參罷斥貪酷官員509人、不謹官員922人、罷軟官員412人、年老官員1215人、有疾官員699人、才力不及官員736人、浮躁官員537人。總共糾參罷斥、更換官員5030人。乾隆執政的60年間共舉行京察大計33次，也糾彈參罷大批不合“四格”的官員。在清朝前期，京察和大計對各級官員還是起了督促警示作用的。到了清朝後期，吏治逐漸腐敗，京察、大計隻是徒具形式，不過敷衍塞責、走過場罷了。

　　頂戴·花翎

　　頂戴：清朝官員戴的帽頂。從色澤上分，一、二品都是紅色的，三、四品都是藍色的，五、六品都是白色的，七品以下則為金色。在同色之中，各品的頂戴又有區別：一、二品有純紅和雜紅之分；三、四品有亮藍和暗藍之分。進士、舉人、貢生都戴金頂，生員、監生則戴銀頂。頂戴的材質也不同：一品戴珊瑚；二品戴起花珊瑚；三品戴藍寶石或藍色明玻璃；四品戴青金色或藍色涅玻璃：五品戴水晶或白色明玻璃；六品戴硨磲或白色涅玻璃；七品戴素金頂；八品戴起花金頂；九品戴鏤花金頂。

　　花翎：皇帝特賜的插在帽上的裝飾品。一般是賞給有軍功的人或對朝廷有特殊貢獻的人。翎分藍翎和花翎二種。藍翎是鶡翎，花翎是孔雀翎，它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分。六品以下的官員隻賞給藍翎，五品以上賞給單眼花翎，雙眼花翎賞給大官，三眼花翎則是賞給親王、貝勒等皇族和有特殊功勳的上臣。

　　黃馬褂

　　馬褂是清朝官吏的一種製服，穿在袍外麵，長到腰，便於騎馬，袖到肘，便於射箭，所以叫馬褂。皇帝的“內大臣”和“侍衛”所穿的馬褂是用明黃色的綢緞或紗做的，因此叫“黃馬褂”。這是天子近侍的服裝，象征著很高的榮譽，一般官吏以得到黃馬褂為榮耀。把黃馬褂作為賞賜品，是清統治者籠絡臣下的一種方式。

　　議政王大臣會議

　　“議政王大臣會議”在清朝實行了一百多年，是清政權所獨有的一種執政形式。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女真氏族社會的早期。據《老滿文檔》萬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的記載：“為了審理國家的事情，選出了正直賢良的大臣八員，次又選出審理官四十八，不許吃酒肴。不貪金銀，以事情的是非公正判斷。五日一次，集合諸貝勒大臣於衙門，對天焚香叩首，使他們相議，把事情公事的審判，定為常規。”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當時女真人的行政方式是非常粗糙的。但各部落共同處理各項事務的會審機構已有雛形。隨著金汗國的建立和統治區域的擴大，出現了議政王大臣的職銜。努爾哈赤晚年確定了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體製，“凡軍國政務皆命讚決焉”。到了皇太極執政時，真正確立了宗室封爵製度，規定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爵位，同時在議政製度中吸收了一些爵位較低的貴族，要求“每旗各設議政大臣三員”。大大降低了旗主貝勒（親王、郡王）的支配作用，使議政製度逐步從屬於皇權。

　　清政府入關後，雖然基本繼承明朝的製度，但在朝政上起著主導的作用仍是議政王大臣會議，會議商定的決議稱之為“國議”。議政王大臣們“每朝期坐中左門外會議，如坐朝儀”，而且“僉議即定，雖至尊無如之何”。會議的決定，皇帝也很難將其改變。這種製度對皇權造成的壓力越來越大，而且嚴重挫傷了漢大臣的積極性。康熙中期以後，處理政務的手段日趨成熟，他不但將參與議政王大臣的範圍縮小了，而且還將會議的規格降低了。議政內容上，軍國大事也讓他們參與討論，但真正的權限隻限於一般性事務，如襲爵、斥革、旗民生計、婚喪禮儀等。議政王大臣會議也改稱為“議政大臣會議”，權威大不如前。

　　雍正年間成立了軍機處，以辦理軍國大事。所謂議政大臣逐漸變成了滿洲勳臣貴胄的虛銜。乾隆五十六年（1791）弘曆下諭旨：“國初以來，設立議政王大臣。彼時固有議政處，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辦理。自雍正年間設立軍機處之後，皆係軍機大臣每日召對，承旨遵辦，而滿洲大學士、尚書向例俱兼議政虛銜，無應辦之事，殊屬有名無實，朕向來辦事隻崇實政，所以議政空銜著不必兼充，嗣後該部亦毋庸奏議。”“議政王大臣會議”無論虛實就此全部結束。

　　軍機處

　　“軍機處”是清朝中後期的中樞權力機關。清初仿明代製度設立內閣，又增設“議政王大臣會議”，即“議政處”，權力在內閣和六部之上。雍正七年（1729），用兵西北，以內閣在太和門外，恐機密泄漏，始於隆宗門內設置軍機房，選內閣中謹密者人值繕寫，以為處理緊急軍務之用。後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軍機處成立後，議政王大臣會議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廢止，內閣變成隻是辦理例行事務的機構，軍機處將辦理一切機密大政。軍機大臣均為皇室親臣、朝廷重臣，總攬軍、政大權，成為執政的最高國家機關。

　　文字獄

　　文字獄即“因文字而賈禍”。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文字獄接連不斷出現。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始，漢、唐、宋、明各代都有重大的文字獄發生。清代前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清朝統治者入主中原後十分懼怕人民群眾尤其是漢人的反抗，特別注重強化封建專製統治，因而文字獄在清代就表現得更為嚴重。據不完全統計，在號稱盛世的康、雍、乾三朝的130多年內，製造的文字獄就多達108起，其中僅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七年（1782）間，就有將近410起。清代較大的文字獄有：康熙時的莊廷鱅《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時汪景祺《西征隨筆》案，陸生楠《通鑒論》案；乾隆時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等。

　　清代文字獄牽涉的麵積廣，株連者多。不僅近親家屬，是否知情，均一概“從坐”，而且凡與此有過任何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都要受到株連。往往一個案子株連數百人，牽連七八省，有的從判案到最後結案拖延達數十年。受株連者，會對其進行嚴酷的處罰，至少是抄家坐牢、充軍為奴，大多數是殺頭淩遲，甚至連死者也不放過，還要開棺戮屍。製造陰森恐怖的社會心理氛圍。實行文字獄的結果是鉗製了輿論，束縛了心智，窒息了社會進步觀念的產生和傳播，阻礙了學術思想和文化的繁榮興旺，社會現實問題成為無人問津的禁區，中國人學習、借鑒世界先進文化的曆程也受到嚴重阻礙。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指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位時期（1661～1795）出現的繁盛局麵。

　　康熙帝即位之初，剪除了以鏊拜為首的滿族貴族中的保守勢力。強調“滿漢一視”，緩和民族矛盾，奠定了百年盛世的基礎。他在位期間。致力於鞏固邊疆，消除割據，反對分裂。先後平定三藩之亂，統一台灣；兩度親征蒙古準噶爾部的叛亂；抗擊沙俄的侵略，取得雅克薩戰役的勝利，與俄國簽訂劃定中俄東段邊界的《尼布楚條約》。維護和鞏固了國家的統一，為清朝社會的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雍正帝在位期間，繼續平定準噶爾部叛亂。為了加強對西藏地區的管理，在西藏設置了駐藏大臣。乾隆帝最終平定準噶爾部叛亂，挫敗沙俄對我國西北領土的擴張野心。之後又於天山南北路分置伊犁將軍、參讚大臣，對新疆地區實施統治和管理，還擊敗廓爾喀（尼泊爾）對西藏的入侵。頒行《欽定西藏章程》，對西藏的政治、經濟、軍事實施重大改革，提高駐藏大臣的職權。規定達賴、班禪及其他活佛轉世的“金本巴瓶掣簽”儀式，均須在駐藏大臣監視下進行，並星請中央朝廷欽定批準。

　　經康、雍、乾三代平定叛亂，反擊侵略的鬥爭，最終鞏固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經濟方麵，三個皇帝都注意發展生產，采取廢除滿族貴族的圈地、獎勵墾荒、實行更名田（即將原明代藩王莊田免價給予原佃戶耕種，佃戶改為民戶，田地永為世業）等措施；並調整賦役製度，推行“攤丁人畝”的賦稅製度。此外三帝還經常大規模地蠲免錢糧，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為發展生產，三帝在位期間，先後對黃河、永定河進行了治理，並在江、浙修築近300裏長的海堤，以治理水患，保護農業生產。經過百餘年的恢複和發展，至乾隆中葉，社會經濟水平已達到並超過明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國家統治方麵，進一步加強皇權，設軍機處，實行奏折製度，根絕宦官幹政，製定嚴刑峻法，殘酷鎮壓反叛；且大興文字獄，實行文化專製，自中央到地方。建立嚴密的統治網絡，極大地強化了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

　　在康、雍、乾三代的百餘年間，國力強盛，國內局勢相對穩定，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國家的統一得到極大的鞏固，而被史家譽為“康乾盛世”。

　　閉關政策

　　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外國商品很難打入中國市場，主要是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對外國商品有強大的抗拒力。清政府一方麵對中國人出洋貿易和居住進行嚴格限製，規定出洋船隻的大小、型製與裝載貨物的品種、數量，水手客商人數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麵對來華外國人的活動也加以限製，指定在廣州一口通商。規定進出口貨物的種類，對外國商人在中國的行動、起居製定規條，稽查防範。特別是設立行商製度，使來華的外商隻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準和其他人往來。這種閉關政策建立在落後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上，力圖與外部世界隔離，以保存、維護封建主義的統治。然而清政府實行的閉關政策並不能消除或減輕外國的侵略，反而窒息了本國對外貿易和航海事業，妨礙了中國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

　　三藩之亂

　　清朝入關後，封明朝三位降將吳三桂、尚可喜（後為其子尚之信）、耿繼茂（後為其子耿精忠）為王。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帝下令撤藩，結束其各擁兵自重、獨霸封地的局麵。

　　朝廷的撤藩令下達後，“三藩”之首的吳三桂非常氣憤，便密謀叛清。康熙十三年（1674）一月，吳三桂殺死雲南巡撫朱國治等清朝官吏後，自稱周王，並向湖南進兵，清兵措手不及，節節敗退。隨即，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等部紛紛起來呼應。至此，三藩之亂形成。

　　三藩之中，吳三桂的勢力是最強的，給清政府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但他目光短淺，並沒有乘勢追擊，貽誤戰機。康熙帝從容迎敵，並清楚地認識到三藩之中吳三桂是禍首，三桂滅、諸藩散。戰鬥進行了兩年多，戰場形勢逐漸發生逆轉，西麵叛軍王輔臣投降；東麵耿精忠作戰不力，勢窮乞降；不久廣東、廣西的尚之信也放下武器。在這期間，吳三桂病死，其子吳世藩繼位。康熙二十年（1681），昆明被清軍攻陷，吳世藩自殺。尚之信在1680年被賜死，耿精忠被俘後解至京師處死。這場曆時8年、蔓延10省的“三藩之亂”終於被平定下來。

　　施琅收複台灣

　　公元1662年，民族英雄鄭成功將荷蘭殖民主義者一舉擊敗，收複了台灣，被封為延平郡王。鄭成功死後，其子鄭經繼任。此時，清朝的統治日趨鞏固，全國統一已是人心所向，同時，鄭經集團日益腐化，並勾結荷蘭殖民主義者，妄圖把台灣從祖國的懷抱裏分離出去。公元1681年，鄭經病死，次子鄭克爽繼任延平郡王，台灣處於“人人思危”、“眾皆離心”的局麵。

　　在這種形勢麵前。康熙皇帝啟用愛國將領施琅再次擔任福建水師提督。命他收複台灣。施琅抱定收複台灣的決心，製定了“先取澎湖，又扼其喉”的進軍戰略。於公元1683年6月14日，率領大小戰艦300餘艘，水師2萬餘人，直取澎湖。在激烈的海戰中。施琅身先士卒，勇猛殺敵，在右眼被銃擊傷後，“以帕浸血”，“督戰益力”。清軍將士受他的鼓舞，舍生忘死，一舉攻克澎湖諸島，首戰告捷。

　　康熙得知喜訊後，當即頒布諭旨，隻要鄭克爽集團回歸，朝廷既往不咎，並從優敘錄，加恩晉爵，施琅堅決貫徹康熙旨意，表示隻要鄭克爽等回歸，一定“當即赦之”。鄭克爽和馮錫範等台灣決策人經過認真思考，終於做出了曆史性的決定，表示願意結束抵抗，使台灣回歸祖國。

　　公元1683年八月十三日。施琅赴台灣進行接管丁作。他首先到鄭成功廟中致祭，接著又發布了《諭台灣以安民生示》和《嚴禁犒師示》，製定了一係列措施安撫民眾，受到台灣人民的熱烈歡迎和擁戴。爾後，施琅兌現了他的承諾，妥善安置了鄭氏政權的全部人員，讓他們各得其所，心悅誠服，至此，寶島台灣在一度分離之後，再一次回到祖國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