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曆史常識必讀

第五章 西漢時期

　　漢初政策

　　西漢建立之初，由於常年戰亂，經濟蕭條，土地荒蕪，國庫空虛。為此，劉邦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以鞏同統治，恢複生產。他減輕賦稅，“與民休息”；秉承秦製，加強中央集權，在朝廷設立三公九卿，在地方采用郡縣製和20等爵位製；在秦律基礎上製定《漢律九章》和禮儀製度；實行“強本弱末之術”，鼓勵農耕，壓抑商賈，避免以商害農；將六國君主的後裔和豪族大戶遷至關中以加強控製；實行休養生息政策，讓大批士兵退伍回家，減免他們的徭役，以恢複經濟和生產；執行輕徭薄賦的政策，“田賦十五稅一”，即按人頭征稅，每個成年人每年120錢。這些舉措都為恢複生產、發展農業奠定了基礎，對恢複殘破的社會經濟和穩定封建統治起了重要作用。

　　白登之圍

　　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領冒頓率軍南下，與叛漢的韓王信聯兵圍困晉陽。劉邦親自帶領軍隊迎擊，被匈奴騎兵包圍在平城白登山達七天七夜之久，後來陳平用計買通了冒頓身邊的人，漢軍才得以從匈奴的包圍圈中脫身。劉邦鑒於漢朝初建，國力並不雄厚，一時沒有能力將匈奴征服，就采納婁敬的建議，與匈奴和親，每年饋贈絮繒酒食等禮物給匈奴，並且開放漢與匈奴之間的關市。漢與匈奴的關係暫時緩和下來了。

　　韓信之死

　　在楚、漢之爭中，劉邦之所以能夠取勝，其中關鍵的一個因素是韓信在軍事上的不斷成功。韓信的軍事才能令人叫絕，但是政治鬥爭方麵卻相當幼稚。在楚、漢相爭的決定性時刻，他沒有聽從蒯徹的建議，錯過了乘勢建立個人勢力的時機。而在劉邦建立漢朝以後，被封為楚王的韓信卻又表現出獨占一方的意圖，給劉邦削弱他的勢力製造了很好的借口。公元前201年，韓信被貶為淮陰候之後，曾與劉邦討論過領兵打仗的話題。劉邦問韓信：“你說我能指揮多少士兵。”韓信說不會超過10萬。可當劉邦問韓信時，韓信自負地說：“我是越多越好啊！”劉邦笑著反問道：“既然你是越多越好，為什麽還要受製於我呢？韓信說：“那是因為陛下雖然不善於帶兵，但卻擅長使用將領呀。”這場對話的表麵意義很清楚，可背後的對立與鬥爭，卻很少受人重視。劉邦的江山已定。能多多益善帶兵打仗的將帥，已不是國家之福，而是帝王之禍了。

　　到了這一年，劉邦帶兵平定陳稀的造反時，要求韓信隨軍行動，韓信稱病不從。而在私下裏，韓信卻與陳稀聯絡，想裏應外合，企圖改變不利於自己的局麵。結果，消息不慎走露，韓信被呂後誘殺（公元前196年）。臨死之時，韓信才後悔沒有聽從蒯徹的建議。曾經在戰場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就這樣被人殺掉了。

　　諸呂之亂

　　公元前195年，劉邦在長樂宮病死，同年，他的兒子劉盈即位，即為漢惠帝。惠帝即位時，隻有17歲，加上生性仁弱，結果使得朝中大權都被太後呂雉把持了。

　　公元前188年，年僅23歲的惠帝病死。惠帝無子，於是呂後立少帝，並由呂後臨朝稱製。4年後，少帝被廢，呂後開始立恒山王劉弘為帝。

　　呂後臨朝，極力培植呂家勢力。削除劉家勢力，乃“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及燕靈王建。於是立侄子呂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呂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漢書·外戚傳》）呂台、呂產、呂祿及呂通都封了王，呂家勢力不斷壯大，劉邦“非劉不王”的限製被打破。

　　公元前180年，呂後病重，臨終前下命由呂產掌握南軍，呂祿掌握北軍。

　　呂後死後，為了永絕後患，諸呂打算誅殺功臣。在嚴峻的形勢麵前，劉家人決定搶先下手，於是齊王劉襄首先發難。呂產派大將灌嬰迎擊，灌嬰到滎陽以後，按兵不動，準備和劉襄及諸侯聯合，共擊諸呂。同時，在長安的陳平及周勃等也采取了行動，從而形成內外夾攻之勢。可是南、北軍依然被呂氏集團控製著，太尉周勃用計假借符節，進入北軍，從而奪得統軍大權。朱虛侯誅殺了南軍首領呂產，並且遣人將諸呂不管男女老幼一並處死，從而把呂氏集團徹底消滅。

　　七國之亂

　　漢高祖劉邦在鏟除韓信等異姓王的過程中，為了使劉家政權萬世長存，於是大封同姓諸侯。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諸侯王的權勢越來越大，逐漸威脅到了中央政權。文帝時，著名政治家賈誼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向文帝提議采取措施，文帝將一些大國分成若幹小國。但沒有成功。至漢景帝，禦史大夫晁錯也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提出了“削藩”的主張。然而沒有想到是這卻成了諸侯王反叛中央的一個借口。吳王劉濞聯合楚王、趙王、膠東王、膠西王、濟南王、淄川王六個諸侯，以“清君側、誅晁錯”的名義，於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發動叛亂。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七國之亂”。

　　叛亂之初，景帝顧忌各諸侯國的強大勢力，於是將晁錯殺掉，以安撫各諸侯王。但劉濞“清君側”是假，“篡君位”是真，不但不就此罷兵，甚至自封為“東帝”。劉濞的做法使景帝看清了當前的形勢，於是下決心平定叛亂。在經過三個月的戰爭，平定了七國的叛亂，沉重地打擊了諸侯王的勢力。景帝乘機將諸侯王的權利全部收歸中央，鞏固了中央政權。

　　文景之治

　　惠帝、呂後時期（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0年），在政治上起著顯著作用的是無為思想。丞相曹參沿襲蕭何輔佐漢高祖的成規，所謂“蕭規曹隨”，舉事無所變更。在這15年中，很少興動大役。惠帝時幾次發動農民修築長安城，每次為期不過一個月。而且都在冬閑的時候進行。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呂後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邊境戍卒一歲一更的製度，也在這時重新確定了。

　　文景時期“與民休息”的政策，既是對劉邦時期這一政策的延續。同時又有所調整。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下詔對田租進行全免；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複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稅一，並成為漢朝定製。文帝時，丁男徭役減為“三年而一事”，算賦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錢減為四十錢。長期減免田租徭賦，促進了廣泛存在的自耕農民階層的發展。農業的發展。大大降低了糧價。商業也日益活躍起來。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取消過關用傳製度，這項舉措對行旅來往和商品流通十分有利。文帝弛山澤之禁，促進了鹽鐵業的發展，同時也有利於農民的副業生產。

　　文景二帝提倡節儉。皇帝尚節儉，對社會上的侈靡之風，多少會起一些製約作用。此外，文景時期，對待匈奴和周邊少數民族，以和為貴，盡量避免發生衝突；對強敵匈奴仍采取“和親”政策。

　　文景時期，在法律方麵也進行了一些改革。文帝廢除了漢律中沿襲秦律而來的收孥相坐律令，縮小了農民奴隸化的範圍。文帝、景帝又相繼廢除了黥、劓等刑，減輕了笞刑。

　　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有利於生產的恢複和發展。可以說，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

　　張騫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委派張騫為特使，率100多人的使團出使西域，以期聯合大月氏共同對付匈奴。但是，張騫的使團出了陽關不久。便遭到匈奴的騎兵襲擊，一行人全部被俘並被輾轉押到匈奴王庭，張騫在被關押了10年之後，終於找準機會逃了出去，到了大宛國，然後再從大宛到了康居國，最後曆經艱辛到達了大月氏國。可是大月氏已遷徙，不想再跟匈奴打仗了。張騫隻得再從大月氏國到大夏國（今阿富汗）。在考查了大夏國後，張騫啟程回國，途中再次落人了匈奴人之手，又被他們關了1年多，後於公元前126年回國。

　　張騫出使西域，雖然沒有完成漢武帝交給他的任務，但卻打通了一條通往西域的通商之路。對於他的表現，漢武帝非常滿意，封他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張騫再度出使西域，這時漢朝已經取得了對匈奴戰爭的三次勝利。張騫率領龐大的馬隊，帶了中國的絲綢、茶葉等特產，從西域各國換回了毛毯、貂皮、駱駝，以及葡萄、黃瓜、芝麻等商品。此次出使的目的地是烏孫，雖與烏孫聯抗匈奴遲遲未定，但烏孫王派使者隨張騫回訪漢朝。

　　張騫出使西域，使中國與西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大大加強了。張騫開拓的從長安到西域各國的通商之路，成為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

　　三綱五常

　　董仲舒最先提出了束縛中國勞動人民兩千多年的“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顯然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學說的發展。其目的是要把所有階級統治秩序化、合理化。“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更是麻痹廣大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試圖讓勞動人民心甘情願地為地主階級服務，備受壓迫而毫無知覺。他還認為“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是天意，而要實現大一統，首先是思想上的統一，於是凡“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都要罷黜。皇帝受命於天，王侯受命於皇帝，大臣受命於國君；兒子受命於父親，妻子受命於丈夫，所有這些都是天的意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提出的“三綱五常”實際上也是實現“大一統”的思想工具。

　　推恩令

　　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漢武帝為了加強集權統治，實行“推恩令”。

　　漢朝剛剛建立之時，由於中央政府力量有限，一下子又找不到穩定局勢的方法，就部分沿用了周朝的分封製。可到劉邦晚年，異姓封王已被各個擊破消滅。到景帝時，同姓王中勢力較大的已全部被鏟除，餘下的隻是些力量有限的王侯。但是，漢武帝還是擔心這些王侯聯合起來與自己作對，於是就在這一年采納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議，開始推行“推恩令”。具體規定是，諸侯王除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都要在原封國內受封為侯。新封的侯國直接受各地郡的管理。而不再受原王國管轄。這樣一來，地盤本來就有限的封國，就更加支離破碎，勢單力孤了。所以，這個“推恩令”，看上去是把王國的恩澤推及更多的人，其實是為全部消滅王侯做準備。

　　為了防止王侯們結黨營私，網羅人才，武帝又規定，凡是在諸侯國為官的，絕不能再仕於王朝。同時，嚴禁封國官吏與諸侯王相互串通，發展勢力。與此同時，漢武帝又想盡一切辦法，運用各種手段，逐個剝奪諸侯的爵位。比如在公元前112年的一次宗廟大祭時，武帝就以諸侯的獻祭物品數量不夠、質量不好為由，一次剝奪了106個諸侯的爵位。漢初因軍功封侯者有140多人，而到武帝太初年間（公元前103～公元前101年），已經所剩無幾，隻有5人了。

　　《史記》

　　《史記》為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所著。《史記》全麵而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統治的黑暗和腐朽。司馬遷著《史記》時，把每一個地點、每一個年代、每一個細節都進行核實，真實而生動地記載下每一個曆史事件。他嘔心瀝血16載，寫成了中國第一部曆史巨著《史記》，為後人研究曆史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史記》從傳說中黃帝時代寫起，一直寫到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為止，匯編成130篇，52萬字的史學巨著，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先河。被列為中國第一部“正史”。

　　樂府民歌

　　“樂府”是漢武帝時政府設置的音樂機構，它的主要功能是收集民間音樂，創作歌辭，改編曲譜，配樂演奏等。後人就把樂府裏收集的詩歌稱為“樂府詩”、“漢樂府”或樂府民歌。漢樂府與《詩經》、《楚辭》相比，最大的特點是敘事性。《詩經》和《楚辭》都是以抒情為主，而漢樂府卻是“緣事而發”，往往采用第三人稱敘述一件事情。樂府民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采用了與《詩經》和《楚辭》不同的詩歌形式：雜言和五言。漢樂府的雜言是完全自由的，五言詩也越來越多，並且漸漸趨向整齊。樂府民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對後世的詩歌創作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建安文人用樂府舊題詩反映社會離亂，唐代李白、杜甫都有樂府題詩作，自居易更是創作“新樂府”。

　　天不變，道亦不變

　　“天不變，道亦不變”是西漢董仲舒提出的一個哲學命題。出於董仲舒《舉賢良對策》三：“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是封建社會據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綱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天意。董仲舒認為，封建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由天決定的，天是永恒不變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社會之“道”也是永恒不變的。一個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統治人民，必須改製，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飲食等製度的一些具體形式作一些改變，但治理封建社會所必須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變的。在董仲舒看來。“五道之三綱”取諸陰陽（天）之道。陽為主，陰為從，“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臣、子、妻受君、父、夫的統治三道也是不能變的。董仲舒以“天不變，道亦不變”來論證封建製度和君主統治的合理性和穩定性後來成了束縛人們的精神枷鎖。

　　金縷玉衣

　　1968年夏，在河北省滿城縣陵山上發現了兩座保存完好的大型漢代墓葬。兩墓係並穴合葬墓在石質山體中開鑿而出，墓主為漢景帝劉啟之子、漢武帝的庶兄劉勝和其妻子。在這兩座墓內擺放著琳琅滿目的奇珍異寶。在這些令世人歎為觀止的漢代珍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劉勝和其妻竇綰所穿的殮服——金縷玉衣。這兩件玉衣的外觀和人體的形狀相似，它是用正方形、長方形或梯形的小玉片，四角穿孔，以金絲綴連而成，因此稱為“金縷玉衣”。如果把金縷玉衣分解開來，可以分為頭部、上衣、褲筒、手套和鞋五個部分。劉勝的玉衣全長1.88米，由2498片各種形狀的玉片組成，僅金縷就重700克左右。

　　太陽黑子的最早記載

　　中國最早的黑子記載，是約成書於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中記載的太陽黑子現象：“日中有跋烏”。不過，世界上公認的關於太陽黑子的最早記載，是西漢河平元年（前28）三月所見的太陽黑子現象，載於《漢書·五行誌》：“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而歐洲直到1610年伽利略發明望遠鏡後，才觀測到太陽黑子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