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談話錄

9.1831年

　　1831年1月4日，星期二

　　（關於《浮士德博士曆險記》）

　　我與歌德一塊兒翻閱托普費爾的幾冊素描。托普費爾是我在日內瓦的一位朋友，他兼具作家和造型藝術家的才能，可迄今似乎更樂意用可見的形象表現自己充滿生氣的思想精神，而不喜歡將其訴諸飄浮不定的文字。眼下翻閱的這一冊素描題名《浮士德博士曆險記》，給人的印象完全是一部滑稽小說，特別為歌德所讚賞。

　　“真是太絕了！”他一頁一頁翻著，不時地發出讚歎，“處處閃爍著天才和智慧的光輝！有幾幅完全叫做絕妙無比！

　　將來如果選擇一個正經一點的題材，並且畫得再稍微認真些，那他沒準兒會創作出一些個超出所有想象的傑作。”

　　“有人企圖把他與拉伯雷作比較，並且指責他模仿拉伯雷，”我插話道，“說他剽竊人家的思想。”

　　“這些人真叫莫名其妙，”歌德回答，“我看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兒。我以為托普費爾正好相反，完全是個獨立自主的、富有創造性的天才；我見過的天才從來都是他這樣。”

　　1831年1月17日，星期一

　　（談《紅與黑》）

　　隨後我們談到了《紅與黑》，歌德認為它是司湯達最好的作品。

　　“不過我不否認，”他補充說，“他的一些女性形象有點過於浪漫。可是，她們無不顯示出作者觀察生活的細致和心理剖析的深刻，這又讓我們樂於原諒他某些細節描寫的不夠真實啦。”

　　1831年2月13日，星期日

　　（《浮士德》的結構特點；文藝家的人格是作品的一切）

　　在歌德家裏進餐。他告訴我繼續在寫《浮士德》第二部第四幕，並且講開頭部分現在寫得完全如他希望的一樣成功。

　　“該寫什麽，如你知道的，我早就心中有數，”他說，“隻是對怎麽寫，我一直不完全滿意。這下我高興啦，終於有了一些個好主意。現在我要設法填補第三幕《海倫》和先已完成的第五幕之間的整個空白，並且寫出詳細提綱，然後就可以舒舒服服、穩穩當當地正式動筆寫，喜歡寫哪個部分就先寫那個部分。第四幕的性質又很特別，恰是一個與其他部分無關的、獨立存在的小世界，隻憑借著些微的前因後果與全劇聯係在一起。”

　　“也就是說，”我接過話頭，“第四幕和其他部分的性質仍然完全一致嘍。因為，從根本上講，與奧厄爾巴赫地窖酒店、女巫廚房、以及海倫等等有關的各幕各場，也都是自成一個獨立的小世界，盡管相互影響，但卻關係並不緊密。對詩人來說，重要的是展現出一個光怪陸離、複雜紛繁的世界。一位膾炙人口的主人公的故事，隻被當作一條貫穿全劇的線索，他愛串上什麽東西就串上什麽東西。這也是《奧德賽》和《吉爾·布拉斯》所采用的手法。”

　　“你說得完全對，”歌德說，“采用這種結構隻有一點須要注意，就是各個部分都必須鮮明而夠分量，同時整個作品則永遠難以把握，這就誘使人們反複一再去閱讀它。”

　　飯後我們一同觀賞新近出來的一些大師的銅刻畫，尤其是風景畫，並高興地發現它們一點毛病也沒有。

　　“幾個世紀以來全世界已積累如此多的好東西，”歌德說，“在其影響下又出現好作品，也就不足為奇了。”

　　“糟隻糟在有那麽多錯誤的教條，”我應道，“害得有才能的年輕人不知究竟該拜哪一方的神聖。”

　　“你的話有的是證明，”歌德說，“我們看見一代代人被錯誤的教條坑害、葬送，我們自己也深受其苦。尤其是今天通過印刷，任何謬誤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廣泛傳播！

　　就算這樣一位藝術判官一些年後思想有所進步，就算他也會把自己經過提高的觀念公諸於世，然而他的錯誤說教已經起了作用，而且將來還會像混在香草一起的毒草似的繼續起作用。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真正偉大的天才不會讓錯誤教條引入歧途，不會讓它把自己毀掉。”

　　我們繼續觀賞銅刻畫。歌德說：

　　“真是些傑作啊。你看見的確實是些了不起的天才；他們學有所成，已經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品位和造詣。隻不過所有這些畫作仍缺乏一點什麽，那就是：

　　雄強之氣。——記住這個詞兒，並且加上著重的標記。這些畫缺少一定的穿透力；這種穿透力在前一些世紀無時無處沒有表現，而在今天卻看不見啦；

　　而且不隻是繪畫作品裏看不見，其他所有藝術裏也看不見。眼下生活的是軟弱的一代；也說清楚他們的軟弱是由於遺傳，抑或是教育和營養比起來還更加軟弱的緣故。”

　　“由此可見偉大的人格對於藝術多麽重要，”我說，“特別是在過去的一些世紀裏，藝術家的人格常常都表現得十分偉大。在威尼斯你站在提香和維羅涅斯的作品前，你就會感到這些男子雄強的精神已經滲透其中。他們強大而有力的感受貫穿整幅繪畫的各個部分；

　　我們在觀賞這樣的作品時，一股出自高尚藝術人格的力量會擴展我們的心胸，使我們超越自身。您所說的雄強之氣，也在魯本斯的風景畫裏特別地表現了出來。如此一來，盡管我們看見的仍舊是熟悉的自然現象，但在我們眼裏它們全滲透了藝術家的人格力量，並且按照他的意願實現了更新。”

　　“是啊，”歌德說，“在藝術和文學中確實人格就是一切；

　　然而在當代的批評家和藝術判官中，就有這麽一些孬種不承認這個道理，把文藝家的偉大人格，僅僅視為作品的一種無足輕重的佐料而已。

　　“自然呐，要體察並尊重偉大的人格，自己又不能不也有人格。所有否認歐裏彼得斯的崇高精神的人，要麽是些沒有能力體會這種崇高的可憐蟲，要麽是些不知廉恥的騙子；

　　這些騙子企圖以其僭越狂妄之舉，提高自己在軟弱的世人眼裏的身價，也確實提高了他們的身價。”

　　1831年2月14日，星期一

　　（天才要以強健的體魄為基礎）

　　陪歌德進餐。他剛讀完拉普將軍的《回憶錄》，他的《回憶錄》出版於一八二三年。談話因此便轉到拿破侖，轉到他母親勒迪蒂亞夫人自知養育了這麽多英雄子女，自知身為這麽個有權勢家庭的主母，必定會有怎樣的感受。

　　“她生第二個兒子拿破侖時十八歲，她的丈夫二十三歲，也就是說父母親都正值身強力壯，對兒子的體魄便有了好處。拿破侖之外她還生了三個兒子，個個都非常聰明、能幹、健壯，除了日常事情在行，還具有一定的文學才能。接在這四個兒子後麵還養了三個女兒，最後一個叫婕洛美，看來在所有兄弟姐妹中是最差勁兒的一個啦。

　　“天才自然並非遺傳，但卻須要有一個適當的身體基礎；因此，一個人是家裏的老大或是老幺，是年富力強的父母所生或是年老體弱的父母所生，就決不一樣了。”

　　我接過話頭，說道：

　　“值得注意的是各種天才之中，音樂天才最早顯現，因此莫紮特才五歲，貝多芬才八歲，胡梅爾才九歲，就以演奏和作曲的才能驚動了自己周圍的人。”

　　“音樂才能的確可能很早就表現出來，”歌德說，“因為音樂這東西完全是天生的，內在的，無需從外界汲取很多營養，不擁有生活的經驗。不過呢，像莫紮特這樣的現象自然永遠是一個奇跡，一個無法進一步說清楚的奇跡。這些出類拔萃的個人，我們以驚羨的目光注視著他們卻不明白他們來自何處，倘若上帝不是時不時地在他們身上一試身手，那他幹嗎還到處去尋找機會顯示聖跡呢。”

　　1831年2月17日，星期四

　　（年長未必就更聰明；《浮士德》第一、第二部的不同性質）

　　陪歌德進餐。上午編輯完了他一八〇七年的《卡爾溫泉浴場暫住記》，我把稿子帶給了他。我們談到其中一些逐日倉促記錄下來的精彩片斷。歌德笑著說：

　　“人總以為老了才會聰明；實際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人要做的是保持原有的聰明。人在不同的年齡段固然都有變化，但是卻不能講總是越變越好；

　　在有些事情上，他二十歲時的見解可能和六十歲時完全一樣正確。

　　“誠然，我們對世界的觀感在平原上是一個樣子，在高山上是另一個樣子，在眾峰頂上的冰川之巔又是另一個樣子。站在一個立足點可能比站在另一個立足點多見點兒世麵；

　　可也就如此而已，因此不能說，在這個立足點的看法比在另一個立足點更加正確。所以，如果一個作家在一生的不同階段都留下了紀念碑似的作品，那主要就因為他有與生俱來的基礎和良好願望，他在每個階段的所見所感都真實純粹，並且老老實實地說出了心中的所思所想，沒有任何別的圖謀和曲折隱諱。如此一來，他寫的東西隻要在產生的那個階段站得住腳，就會一直站住腳，不管作家本人將來還會有怎樣的發展和改變。”

　　我表示完全讚成歌德的高見。他於是接著說：

　　“最近我碰巧揀到一頁廢稿，讀了讀。嗯，寫得不錯！我對自己講：

　　你也不會有另外的想法，要是寫也差不多會這個樣。可等我再仔細看看這頁廢稿，才發現它是我自己作品的一個片斷。因為我一直趕著往前寫，就忘記了曾經寫過的東西，所以很快就出現把自己的東西完全當作別人作品的情況。”

　　我打聽他寫《浮士德》的進展。歌德回答說：

　　“我再也放不下它啦。我每天都在構思。今天我已把第二部的全部成稿拿去裝訂，以便能看見到底有多大分量。第四幕缺少的部分我暫時用白紙充數。這類直觀的東西作用比想象的大得多，必須想方設法給精神以促進。”

　　歌德叫人把裝訂好的《浮士德》新稿本拿進來；我一見擺在眼前的原稿足有一個對開本那麽多，真為他已寫成的數量吃了一驚：

　　“這就是您在我來魏瑪六年寫的全部東西。這其間您還經曆了許多別的事情，能用於寫作的隻有很少一點時間。由此可見，隻要不斷地堅持做點什麽，也會積少成多啊。”

　　“人越老，越堅信這個道理，”歌德接過話頭，“可青年人卻以為，什麽都必須一天完成。如果運氣好，我繼續感覺身體不錯，就希望第四幕在接下來的春季裏，能取得很大進展。你知道，這一幕也是我早就構思好了的；

　　隻不過在寫出來時，餘下的部分大有提高，以致原來的構思隻能再一般地用用了，現在我必須通過一些新的構思提高這過渡性的半成品，使其達到其餘部分同樣的水準。”

　　“可是比起第一部來，”我說，“您在第二部展現的世界，要豐富多彩得多啊。”

　　“我也這麽想，”歌德回答，“第一部是純主觀的；一切全出自一個比較狹隘和熱情的個人，他的半蒙昧狀態也可能討人喜歡。可第二部幾乎完全沒有任何主觀的東西；

　　這兒顯現的是一個更高、更廣、更明朗、更少些激情的世界；誰若是不曾四處求索，經曆過風雨人生，誰讀它就會一籌莫展。”

　　1831年2月18日，星期五

　　（過度自由不可取；執政者不宜熱衷個人愛好）

　　陪歌德進餐。我們談起不同的政體，話題轉到了過度的自由化將困難重重，因為這會讓人人都提出自己的要求來，政府最後卻根本不知道怎樣去滿足所有這些要求。你會發現，自上而下地施以仁政從長遠看是行不通的，因為需要治理的是一個魚龍混雜的、經常甚至是墮落的世界，要使其對政府保有敬畏就不能太善良、太寬容和道德高尚。同時還提到，執政是一項偉大的事業，要求人投入整個的身心；

　　所以，為政者就不宜過分熱衷某種個人愛好，例如特別喜歡藝術什麽的。須知，這不僅僅會轉移國君本身的注意力，還會使整個國家忽視某些原本更應該注意的問題。熱衷藝術的更多地應該是民間的富豪。

　　隨後歌德告訴我，索雷翻譯他的《植物性變論》進展順利，他現在修訂這本書，特別是有關植物螺旋式生長的部分，意外地得到了許多來自外界的幫助。他說：

　　“你知道，我們已經翻譯一年多，其間碰到了無數的難題。可是就在我們這麽進退兩難的時候，外邊一些傑出人物的研究已趨成熟，其成果使我的所有想法大大前進一步，著作也好收尾了。我一生中常碰見類似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你不由得相信有更高的存在在起作用，有精靈什麽的在暗中幫助；

　　然而對此人隻能夠祈求，卻不敢妄加解釋。”

　　1831年2月20日，星期日

　　（歌德主張在自然科學領域排除目的論）

　　接著，歌德給我講起一位年輕物理學家的書，說不能不稱讚它表達的清楚明晰，對它的目的論傾向他也樂意予以原諒。他說：

　　“人自然會把自己看作造物的目的，把其他所有事物都僅僅看作與自己有關，也即以為它們都是為他服務，為他所用的。人征服了植物界和動物界；

　　由於他把其他造物都當作了食品，便承認造物主為自己的上帝，並讚頌上帝像父親一般關懷他的仁慈。他從母牛獲取牛奶，從蜜蜂獲取蜂蜜，從綿羊獲取羊毛；

　　由於人給這些東西都附加了一個對他有用的目的，也就相信它們是為此而創造的。是的，他不能想象，哪怕即是最小的小草會不是為他而存在；

　　他即使眼下還未發現它的功用，他仍舊相信將來一定會發現。

　　“人對整個的大千世界一般這麽想，在特定的問題上也抱著同樣的想法，因此就免不了把他習慣的觀點從生活中移用到科學裏，在研究有機體一個個器官的時候，也要問它們的目的和用途。

　　“這也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就算在科學裏，他持這種觀點也可以有一段時間暢通無阻。但是過不多久他就會碰見一些現象，讓他發現用這樣狹隘的觀點行不通了，他要是沒有更高的立足點，就一直會陷入矛盾。

　　“那些個目的論鼓吹者會說：公牛長角為的是自衛。那我就要問：綿羊為什麽沒有角呢？就算也有吧，那這角怎麽會卷在耳朵旁邊，對羊一點用沒有呢？

　　“要我說啊，事情是另一個樣子：公牛用角自衛，就因為它有角。

　　“提出目的這個問題，提出為何這個問題，根本就不科學。相比之下，倒不如問如何來得更有意義。例如我要是問：公牛是如何長出角的？

　　我於是就會去觀察它的生理結構，同時也弄明白，獅子為什麽沒有角，也不可能有角。

　　“再如，人的頭蓋骨有兩個未填滿的空洞。你問為何不會有多少結果，相反問如何則可能認識到，這兩個空洞實乃動物頭蓋骨的遺存；

　　在那些低等動物身上，這兩個空洞還要大一些，即使到了高級的人的身上，它們也仍未完全消失。

　　“功用論鼓吹者相信，要是不信奉給了牛用於自衛的角的上帝，他們就失去了上帝。可是請相信我，我信奉的上帝如此偉大，他創造的大千世界真叫豐富多彩，竟在創造了千萬種植物和千萬種動物之後，再創造出包容一切的一種：

　　人類。

　　“讓人們將來信奉這個上帝吧，他給了牲畜飼料，給了人飲食，讓他盡情享用；

　　我呢，卻信奉這樣一位上帝，他賦予了世界如此強的生殖力，即使隻有百萬分之一衍化成了生命吧，世界也會擠滿芸芸眾生，戰爭也罷，瘟疫也罷，水災火災也罷，全都傷不了世界一根毫毛。這，就是我的上帝！”

　　1831年3月21日，星期一

　　（不讚成青年幹預國政）

　　我們討論那些一直在巴黎引起不安的政治事件，以及年輕人妄圖參與國家大事的想法。

　　“在英國也一樣，”我說，“一些年以前，大學生們遞交了一些請願書，企圖對有關天主教問題的重大決策施以影響，結果遭到人們嘲笑，接下來便沒誰再留意他們了。”

　　“對於在拿破侖統治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來說，”歌德接著講，“這位大英雄的榜樣特別激發起了他們的唯我主義；

　　他們再也安靜不下來啦，除非在他們中間又出現一個偉大的專製君主，把他們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人的特性發揮到極致。糟糕的是像拿破侖這樣一個人，不會很快再出現啦；

　　我幾乎擔心，還要犧牲幾十萬人，世界才會恢複安寧。

　　“至於文學的作用，在若幹年內根本別去考慮；眼下別無他法，隻能悄悄地為比較安定的未來準備一些好的東西。”

　　1831年3月25日，星期五

　　（舒適的環境使人怠惰、消極）

　　歌德讓我看一把漂亮的綠色扶手椅，它是他前幾天在一次拍賣會上拍得的。

　　“不過我將很少坐它，或者甚至根本就不坐，”他說，“因為任何的安逸舒適，原本完全違反我的天性。你瞧我房裏沒有沙發；

　　我永遠坐的是我這把老木頭椅子，直到幾個星期前才給它加了個靠腦袋的地方。一個家具舒適而講究的環境，會破壞掉我的思維，使我處於安逸的被動狀態。除非你從小已經習慣，否則漂亮的房間和豪華的家具隻適合沒有思想的人，或者不喜歡有思想的人。”

　　1831年3月27日，星期日

　　（談老公爵夫人安娜·阿瑪莉亞和萊辛的名劇《明娜·封·巴恩海姆》）

　　經過了長久的期盼，明媚的春天終於到來了。

　　我們談到了老公爵夫人，歌德說：

　　“老公爵夫人不但心腸好，而且聰明、善良；她真正是國家的福分。人們總會馬上感覺出好處來自哪裏，就像他們崇拜太陽和其他有益於人的自然元素一樣，我不奇怪所有人也會對她心懷愛戴，也將很快給她以應得的尊重。”

　　我告訴歌德，我正和小公爵一起讀《明娜·封·巴恩海姆》，感覺這個劇本真是棒極了。我說：

　　“有人講，萊辛是個冷冰冰的理智的人；可在這個劇本裏，我卻發現他富有情感，生性殷勤、質樸，心地善良，是一個再理想不過的快樂活潑而修養良好和心胸開闊的人。”

　　“當這個劇本出現在那黑暗的年代，”歌德接過話頭，“你可以想象它對我們年輕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簡直就像一顆光芒四射的流星！

　　它使我們注意到，除去當時那個羸弱的時代所理解的文學，還有一種高級得多的文學存在。前兩幕使劇情鋪墊的真正傑作，從中人們已經學到了許多，而且永遠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而今自然沒誰再願意注意什麽鋪墊啦；

　　原本要第三幕才可望出現的效果，他現在第一場就想得到，全不顧及寫作就像航海，得先劃離岸邊到達一定的深度，然後才能張開滿帆快速航行。”

　　1831年4月1日，星期五

　　（畫家不可能沒有師承）

　　陪歌德吃飯，席間談了各式各樣的問題。歌德讓我看羅伊特爾男爵的一幅水彩畫；

　　畫的是一個青年農民站在一座小城的集市上，旁邊有一個賣籃筐和桌布的女販。年輕人望著麵前的籃子；

　　兩個坐著的婦女和一個站在一旁的蠻丫頭，卻友善地注視著英俊的小夥子。畫麵的布局好極了；人物表情十分地真實和自然，叫人怎麽看也看不夠。

　　“這幅水彩畫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歌德說，“可有些頭腦簡單的人卻說什麽，羅伊特爾在藝術上不欠任何人的情，他完完全全靠的是自己。仿佛除了愚蠢和笨拙，全靠自己還能有別的什麽似的！

　　這位藝術家即使沒有任何叫得出名字來的師傅，那他總跟一些傑出的大師打過交道，總會向他們和偉大的前輩以及無所不在的大自然學習，然後才自成一家的吧。自然給了他卓越的天賦，藝術和自然又一起培養了他。他是傑出的，在某些方麵獨樹一幟，可盡管如此仍不能講，他一切全靠自己。對一個極端瘋狂和毛病特多的藝術家，倒真可以講一切全由於他自己；

　　對一位傑出的藝術家卻不好這麽講。”

　　1831年5月2日，星期一

　　（批評伯爾內熱衷黨派政治）

　　歌德告訴我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最近幾天，他差不多就要寫完一直空在那裏的《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的開頭啦。

　　吃飯時歌德和我談起伯爾內。他說：

　　“伯爾內是個人才，黨派仇恨成了他利用的同盟力量；不依靠這個力量，他不可能產生影響。在文壇我們常常發現這樣的例子，就是仇恨取代了才能；

　　一些才能微不足道者大出風頭，就因為充當了某個黨派的喉舌。同樣，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大量這樣的人，他們沒有足夠的人格得以自立，隻好投靠一個黨派以自重，以使自己成為一個人物。

　　“貝朗瑞相反是一個人才，一個自足自立的人才。他因此從來不為哪個政黨服務。他感覺自己內心十分地充實，不需要世人再補充什麽，也不擔心世人會奪走什麽。”

　　1831年5月15日，星期日

　　（歌德立遺囑，指定艾克曼編輯出版遺著）

　　單獨陪歌德在書房裏吃飯。愉快地交談了一會兒，最後他把話題轉到他個人的事情，同時站起身來，從書桌上取過一頁寫好了的文書。

　　“像我這麽個已經八十開外的人，”他說，“必須每天做好聽從上帝召喚的準備，並且安排好家事。最近我對你說過，我已在遺囑中指定你為我遺著的編輯出版人；

　　今天我弄了張小小的字據，算是一份合同吧，請你和我一起來簽署它。”

　　說著，歌德把文書放到我麵前；我看見上麵開列著他身後要出版的部分已經完成、部分尚未完成的作品清單，以及相關的進一步要求和條件。我基本上都同意，於是雙方簽了字。

　　歌德接著說：

　　“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出版商對超出一定的印張有顧慮，因此不得不從成稿中抽掉這樣那樣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去掉《顏色學》的論戰部分。盡管我決不放棄對牛頓定律近乎嚴厲的剖析，它在當時是必要的，在將來仍有價值；

　　但是從根本上講，任何論爭都有違我的天性，因此我也沒多少興趣。”

　　我們談得比較詳細的第二個點，是印在《威廉·邁斯特得漫遊時代》第二、第三章結尾處的格言與反思……

　　我們統一了意見：我將把所有涉及藝術的格言收入藝術一卷，把所有涉及自然科學的格言收入自然科學卷；同樣，一切有關倫理的和文學的，也分別放到相應卷裏。

　　1831年6月6日，星期一

　　（《浮士德》為什麽借用基督教的觀念和形象）

　　今天，歌德給我看了他補寫的《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的開頭。我念到了菲利門和巴烏希斯的茅舍遭焚燒，浮士德深夜站在他宮殿的陽台上，嗅到了夜風吹來的煙味那一節。

　　“我的菲利門和巴烏希斯跟古代那對有名的夫婦及其傳說完全無關，”歌德回答，“我給夫婦倆取這樣的名字，隻是為了使人物性格更鮮明。相似的人物和相似的關係，要是名字再相似，就再好不過嘍。”

　　隨後我們談起浮士德，說他性格中繼承了永不知足，即使已到老年仍積習不改。在這點上他與以色列王阿哈布不無相似；

　　這家夥想象自己一無所有，除非他能把那波特的葡萄園也弄到手裏。

　　“在第五幕裏出現的浮士德，”歌德繼續說，“按照我的構思應該剛好一百歲；在什麽地方明確指出這點是否好，我沒有把握。”

　　然後我們討論結尾，歌德提醒我注意下麵這段：

　　靈界的高貴成員，已逃離惡魔手掌，

　　我們能將他搭救，他永遠奮發向上。

　　還有上天也給他，如此的關懷厚愛，還有幸福的一群衷心歡迎他到來。

　　“在這幾行詩裏，”歌德說，“藏著浮士德得救的鑰匙：浮士德自身的活動越來越高尚，越來越純潔，直至結束；

　　再者，從天上來幫助他的，則是永恒的愛。這樣就與我們的宗教觀念完全和諧一致了；根據這個觀念，人要獲得永生的幸福，光有自身的努力還不夠，還得加上神的恩寵。

　　“還有你會承認，讓得救的靈魂升天這個結局很難處理，在表現這類超感官的、幾乎不可測知的內容時，如果我沒用輪廓鮮明的基督教形象和意象使構思變得具體、實在，那就會失之平淡空洞啦。”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歌德完成了還須補寫的第四幕。這樣，到八月份整個第二部的手稿都已裝訂成冊，大功告成了。終於達到自己長期為之奮鬥的目標，令歌德異常興奮。

　　“打現在起，”歌德說，“我的生命已經可以視為純粹的饋贈，不管今後我還做與不做以及做的是什麽，從根本上看都完全無所謂啦。”

　　1831年6月27日，星期一

　　（反對雨果表現醜惡和可怕的事物）

　　我們談論維克多·雨果。歌德說：

　　“雨果是個了不起的天才，隻可惜完全讓他那個時代的邪惡、浪漫傾向給迷住了，因此誤入歧途，他除了美，也表現極其不堪、極其醜惡的東西。最近我讀他的《巴黎聖母院》，真是用了很大的耐性，才忍受住讀這部小說所感到的痛苦。這是一部再討厭不過的書啦！

　　即使對人性和人物的真實描寫能給你一些快感，仍不能抵消你必須忍受的刑訊之苦。他這部作品完全違反自然，缺乏真實！

　　他向你展示的所謂角色，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些可憐的木偶；

　　他提著這些木偶隨心所欲地跳來蹦去，讓它們做各式各樣的醜態和鬼臉，隻要能達到他預期的效果就好。可那是怎樣一個時代啊，不但使這麽一本書有可能產生，甚至還覺得它完全可以忍受，還認為它挺有趣！”

　　1831年12月1日，星期四

　　（批評雨果過分多產損害了自己才能的發揮）

　　隨後我們談到了雨果，認為過分高產大大影響了他才能的發揮。歌德道：

　　“他膽量真大，一年竟寫了兩出悲劇和一部長篇小說，而且看樣子寫作隻為攢大錢，像這樣幹怎麽可能不越寫越差，怎麽可能不把寶貴的才華葬送掉。我責罵他絕不因為他努力想富起來，想博取現時的聲譽；

　　可是，他如果希望名傳後世，就必須從此開始少寫一點，多工作一點。

　　歌德接著分析《瑪麗安·德羅姆》，讓我了解它的素材原本隻夠寫成極富悲劇性的、很棒的一幕，可作者出於某些完全次要的考慮，竟鬼迷心竅，拚命把它拖成了長長的五幕。

　　“這樣隻有一個好處，”歌德繼續說，“就是讓我們看到了作者也擅長細節描寫；盡管這也並非微不足道，也有些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