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談話錄

8.1830年

　　1830年1月3日，星期日

　　（伏爾泰等人的影響；《浮士德》非同尋常，僅憑理智無法索解）

　　歌德給我看一八三〇年英文袖珍本的《紀念年曆》。裏麵印有一些精美的銅版畫，以及拜倫爵士幾封極有趣的信函；

　　我像享用餐後甜點似的讀了它們。歌德自己則拿起傑拉新出版的《浮士德》法譯本來翻閱，有時還像在朗讀的樣子。

　　“想到這本書還以五十年前伏爾泰統治的法語流行於世，”歌德開口道，“我不禁浮想聯翩，不勝驚歎。你沒法想象我心中有怎樣的感想，對伏爾泰及其偉大的同時代人的意義毫無了解，不知道他們曾經如何主宰了整個精神世界。我的自傳沒講清楚，這些法國人如何影響了我的青年時代，以及我費多大的勁兒去擺脫他們的影響，以便能夠自立自主，並且端正我本人與自然的關係。”

　　我們還談了伏爾泰的另一些事情。歌德給我背誦了《係統》這首詩；我由此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時代必定很認真地鑽研過這類作品，把它們變成了自己的東西。

　　上述傑拉的譯本盡管大部分是散文，歌德仍稱讚它很成功。他道：

　　“德文的《浮士德》我已不愛再讀；然而在法譯本裏，一切又令人感到極其新鮮，極其富有朝氣和睿智。

　　“《浮士德》可是不尋常啊，”歌德繼續說，“一切試圖憑理智去靠近它的努力統統白費。必須考慮到，它的第一部乃是產生自個人的某種蒙昧狀態。可正是這蒙昧刺激了人類，吸引他們不斷力求索解，就像人類曾為所有無法解答的問題費盡心機一樣。”

　　1830年1月10日，星期日

　　（關於《浮士德》中的“眾母”）

　　今天飯後歌德給我朗誦浮士德去尋找眾母那一場，讓我獲得了巨大的精神享受。

　　情節的新穎和出人意表，還有歌德朗誦的方式和技巧，都深深地吸引著我，讓我覺得已經身臨其境，像浮士德一樣在聽靡非斯托斐勒斯講述時也不寒而栗。

　　故事情節我聽清楚了，也體會到了，但卻仍有許多未解之謎，因此忍不住想請歌德給解釋一下。他呢，跟一貫似的顯得很神秘，隻是睜大兩眼盯著我，嘴裏對我重複著：

　　“眾母！眾母！——聽起來好生奇怪的！”

　　“別的我不能再向你透露什麽，”他接著說，“隻能告訴你，我曾經在普魯塔克的著作裏發現，在古希臘有把眾母視為神靈的傳說。這就是我從傳統借用的全部東西，其他統統為我自己發明創造。我把手稿借給你帶回家去，認真地讀完它，看能不能找到謎底。”

　　回到家我靜下心來反複研讀那奇妙的一幕，感到非常幸福……

　　1830年2月3日，星期三

　　（談到兒時的莫紮特）

　　在歌德家進餐。談到了莫紮特，歌德說：

　　“我看見他時他還是個七歲的孩子。他途經法蘭克福，開了一個音樂會。我自己差不多十四歲；他頭戴假發，腰懸佩劍，一副小大人樣子，我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

　　我張大了眼睛；聽歌德講他差不多長大了還看見莫紮特是個孩子，在我簡直像個奇跡。

　　1830年3月7日，星期日

　　（法國文壇名流的雕像；孤身獨處不利於創作）

　　仆人弗裏德利希打開了一口從巴黎送來的大木箱。箱子是雕塑家大衛的禮物，裏邊裝著五十七位名人的淺浮雕石膏肖像。弗裏德利希把它們分別放進不同的抽屜裏；

　　對所有這些非凡人物細加觀賞，真是莫大的樂趣。我對梅裏美更是情有獨鍾；他的頭顱看上去是那樣有力和果敢，一如他的天才；

　　歌德卻指出它有些幽默的味道。維克多·雨果、阿爾弗雷德·德·維尼和埃米爾·德尚的頭像都顯得單純、自由而活潑。還有蓋伊小姐、塔斯圖夫人和其他一些年輕女作家的頭像，也令我們高興。法布維爾的像讓我們想起前幾個世紀的人；

　　反複地觀看他，對我們是一種享受。就這樣，我們一個名人一個名人地慢慢往下看，同時歌德忍不住一遍一遍地表示，大衛的禮物對他不啻一座寶藏，他對這位傑出的藝術家真是感激不盡。隻要有人途經魏瑪，他絕不放過向人家展示自己這些藏品的機會，並順便詢問那些自己還不了解的人物的情況。

　　木箱裏還裝有一些書，歌德讓人把它們搬進前麵的房間，我們也跟著過去坐在桌旁。我倆興致很好，翻來覆去地談論著作品和寫作打算。歌德講：

　　“一人獨處不好，單獨一個人在那裏寫作尤其不好；想要作品成功，就必須有他人的參與和啟迪。我能寫成《阿喀琉斯》和其他一些敘事謠曲得感謝席勒，是他鼓勵了我寫作；

　　如果我能完成《浮士德》的第二部，你也可以算上一份功勞啊。這話我已講過多次，但還必須反複講，以便你了解。”

　　我聽了很高興，覺得他的話包含有許多的真理。

　　1830年3月14日，星期日

　　（如何看待令人反感的題材；政治詩的價值；

　　文明程度與民族仇恨）

　　晚上在歌德家。他讓我看已經整理好的大衛雕塑；

　　幾天前，我曾看見他忙著指揮仆人從木箱裏取出這些寶貝。這是一些法國最傑出的年輕詩人的側麵浮雕像，他已經在幾張桌子上挨個兒地把它們擺得整整齊齊。他在一次稱讚大衛非凡的天才時，說他在構思和手法兩方麵同樣偉大。通過大衛，法國浪漫派出類拔萃的才子們敬贈給歌德一大批親筆簽名的近作，他也拿出來讓我看了。其中，我注意到了聖蒲夫、巴朗西、雨果、巴爾紮克、德·維尼赫雅寧等人的作品。

　　“大衛寄來的禮物將使我高興許多天，”歌德說，“整整一個禮拜我都在讀年輕詩人們的作品，從中獲得了新鮮的印象，生活因此煥然一新。為這些我所珍愛的肖像和書籍，我將特別進行編目。在我的藝術收藏裏和圖書館裏，他們都將各自獲得一個特殊的地位。”

　　看得出來，法蘭西的年輕詩人對他如此崇拜景仰，令他內心深感幸福。

　　《柯林斯新娘》引發歌德的談興，他進一步說到自己另外一些敘事謠曲。他道：

　　“他們絕大部分得歸功於席勒，是他催促我創作，因為他主編的《時序女神》總需要發表點新的東西。所有這些作品我已在腦子裏醞釀多年，它們縈繞在我心中，猶如優美的圖畫，猶如甜蜜的夢境，來回往返，讓我沉浸在幸福的幻想裏。這些光輝形象就像是多年的友好，我很不樂意向它們道別，很不忍心以捉襟見肘的文字使其變得具體。終於白紙黑字了，我望著它們深感憂傷，就像是要和自己的一位摯友永別。

　　“我其他時候寫詩完全不是這樣，”歌德繼續說，“在寫之前根本毫無印象和預感，而是突然間詩興大發，非馬上動筆不可，接著就感覺像做夢一般身不由己，單憑著直覺把它寫了下來。在這樣的夢遊狀態下，常常是寫在一張斜放在麵前的紙上，直到整首詩寫完了，或者已經到了沒有可以繼續寫的地方，我才會發覺。我曾經收藏過一些如此胡亂草成的詩稿，隻可惜後來慢慢全弄丟了，令我十分遺憾，再也拿不出我那麽沉迷在詩裏的實證材料來啦。”

　　隨後話題轉回到了法國文學，特別是談到了一些並非無足輕重的天才作家新近表現出的超浪漫主義傾向。歌德認為，這一方興未艾的文學革命對文學本身很有益處，但是對掀起這場革命的一個個作家卻不利。

　　“任何革命都免不了過激，”歌德說，“一開始，政治革命通常要的隻是消除各式各樣的弊端，可是還沒等革命者明白過來，他們已經深深陷入流血和恐怖的濫泥坑。今天法國人在進行文學變革也一樣，一開始追求的隻是更加自由的形式，然而到了眼下已不能就此停步，而是要把迄今的全部內容連同形式一塊兒拋棄。人們已開始聲稱表現思想和行為沒有意思，卻試圖去寫形形色色醜惡淫邪的東西。希臘神話美好的內容讓魔鬼、巫師和僵屍取代了，古代高貴的英雄不得不讓位給騙子和罪犯。如此這般才夠味兒！

　　才有效果！

　　——可是等到讀者嚐過並習慣了這味道濃烈的菜肴，口味便隻會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強烈。一位想要產生影響、獲得承認的年輕天才，在尚未長大到可以自行其是的時候，就隻好迎合流行趣味，是的，甚至不得不努力做到在宣揚恐怖邪惡方麵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可是如此拚命追求外在的效果，任何深入的鑽研都會置之度外，也將完全忽視人的內在素質和才能按部就班地認真培養。這可是一個天才可能遭遇的最大禍害呀，即便整個講來，文學會從眼前的傾向中獲得好處。”

　　“這種將斷送一個個年輕天才的傾向，”我接過話頭，“可怎麽又會對整個文學有好處呢？”

　　“我剛才描繪的極端和偏差，”歌德回答，“會漸漸消失，最後留下的將是一大收獲，亦即在形式更自由的同時，內容也會更加千變萬化，豐富多彩；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沒有什麽再被當作缺少詩意而排斥掉。我把現今這個文學時代比作人發高燒，它本身盡管不好，盡管沒誰願意患，結果卻是讓人更加健康，卻值得高興。那些真正烏七八糟的東西，眼下往往構成文學作品的全部內容，將來卻隻會成為有用的陪襯；

　　是啊，今天遭排斥的極純潔、極高尚的東西，人們不久又會更加熱烈地渴望和追求。”

　　“我注意到了，”我說，“就連您喜歡的梅裏美，他的《弦琴集》同樣寫的是令人反感的題材，從而也走上了超浪漫主義的道路。”

　　“梅裏美處理這類題材的方式與他的同輩完全不同，”歌德回答，“這些詩歌固然充滿各式各樣的恐怖內容，墓地啊，夜行啊，幽靈啊，僵屍啊，等等；

　　但所有這類令人反感的東西都未觸及詩人內心，相反他在處理它們時都保持一定的客觀距離，並且抱著諷刺的態度。他完全像一位藝術家想去嚐試嚐試某個感興趣的東西罷了。我已說過，他在創作時完全擯棄了自己的內心，甚至也擯棄了法國人的身份，而且是這樣地徹頭徹尾，所以一開始人們真把《弦琴集》當成了伊利裏亞的民間詩歌，伊利裏亞位於巴爾幹半島西北部和亞得裏亞海沿岸，這裏的民歌類似南斯拉夫民歌。也就是說他差一點點就達到了作偽亂真的目的。”

　　“……一般說來，即使在最幸運的情況下，一首政治詩也永遠隻能看作是某一個民族的喉舌，在多數情況下更隻能視為某個黨派的喉舌了；

　　不過，它要是優秀，也會為這個民族和這個黨派熱情地接受。再者，一首政治詩也永遠隻能視為一定時代環境的產物，可是時過境遷，對於後世，這首詩就必然失去其來自題材的價值啦。——貝朗瑞情況不錯！

　　巴黎就是法國，他偉大祖國一切引人注目的大事全集中發生在首都，都在那兒獲得生命，都在那兒引起反響。這樣，他的大多數政治詩都絕不可視為隻是某一個黨派的喉舌，相反他所反對的東西都具有全國性的普遍意義，所以人們傾聽他永遠如同傾聽人民的聲音。在我們德國不可能有這樣的情況。我們沒有哪座城市，是的，甚至沒有哪個邦，對它你可以毫不猶豫地說：

　　這裏就是德國。我們在維也納提出問題，人家回答：這兒是奧地利！我們在柏林提出問題，人家回答：這兒是普魯士！

　　——僅僅十六年前，當我們終於擺脫了法國人的統治，那會兒還到處都是德國；

　　一位政治詩人在這裏還大有用武之地。然而這時並不需要他。普遍的貧困和普遍的恥辱感，像惡魔一樣攫住了整個民族；

　　詩人能夠點燃的憤激之火，早已在各處自行燃燒起來了。不過我不否認，阿倫特、寇爾納和呂克特也起了一些作用。”

　　“有人責備您，”我有些冒失地道，“說在那個偉大的時期，您即使不能拿起武器投入戰鬥，至少也該發揮一個詩人的作用。”

　　“別扯這個，好朋友！”歌德回答，“這世界真荒唐，它不知自己到底想要什麽；讓世人愛怎麽講怎麽講，愛怎麽幹怎麽幹吧。——我沒有仇恨怎麽能拿起武器？

　　我不再年輕怎麽能夠仇恨？要是二十歲時碰上那樣的事件，我肯定不會落在人後；然而出事那會兒，我已年過六旬。

　　“再說我們為祖國服務也不能所有人全用一種方式，而是人人按照上帝的安排，盡其所能。為此，我半個世紀以來夠辛苦的了。我可以講，我生來該幹什麽工作，我就夜以繼日地幹了，一時一刻也未曾偷閑，總是在努力、在研究、在行動，能做幾多做幾多，能幹多好幹多好。如果所有人都能對自己下同樣的結論，那就萬事大吉啦。”

　　“歸根到底，”我安慰他說，“您不該為那樣的指責煩惱，相反倒可以因此感到驕傲。因為它不說明別的什麽，隻說明世人對您真是看重，以為您既然對祖國文化的貢獻比任何人都多，就要求您最後什麽都做。”

　　“我不能怎麽想怎麽說，”歌德回答，“每一種流言蜚語後邊，都藏著對我的惡意，情況比你知道的嚴重。多年來就有人仇視我，企圖暗中傷害我，這些流言蜚語我感覺隻是舊仇恨換的新麵孔。我明白得很，不少人視我為眼中釘，給予除之而後快；

　　既然對我的天才無可奈何，就想損壞我的人品。一會兒說我傲慢，一會兒說我自私，一會兒我對年輕的天才滿懷嫉妒啦，一會兒我又沉溺於聲色啦，一會兒講我缺少對基督的信仰，喏，最後甚至罵起我不愛祖國，不愛我親愛的德國人來了。——你多年來夠了解我的，感覺得出這些胡言亂語究竟是怎麽回事兒。可是你如果想知道我吃的苦頭，就不妨讀一讀我的《贈詞》；

　　我的這些反擊會使你明白，有人怎麽總是變著花樣想叫我生活不痛快。

　　“一個德國作家就是一位德國殉道者！

　　——是的，我的朋友，你不會發現情況有什麽兩樣。而我本人呢，也很難抱怨什麽，所有其他作家的處境不見得比我強，多數甚至更壞，在英國和法國與我們這兒完全一樣。莫裏哀什麽苦沒受過，盧梭、伏爾泰什麽苦沒受過！

　　拜倫讓惡毒的舌頭逐出了英國，設若不是早死使他擺脫了庸人和他們的仇恨，最後恐怕隻得逃向天涯海角了事。

　　“如果再加上心底褊狹的群眾迫害高尚的人！不，一個有才能的人，一個天才，也會迫害另一個有才能的人和天才。普拉藤叫海涅惱火，海涅同樣對待普拉藤；

　　一些人相互誹謗、敵視，盡管世界足夠大，足夠寬，足以讓人人都和平地生活和工作；一個人有了才便有了敵人，這個敵人將折騰他一輩子。

　　“仿佛坐在書齋裏就能寫戰歌！——仿佛我是這樣的詩人！——如果夜裏走出營房就聽見敵人前哨的戰馬嘶鳴，那我倒真樂意寫戰歌來著！

　　然而這不是我的生活，這不是我的事業，這是特奧多爾·寇爾納的生活和事業。他的戰歌也完全適合他這個人。可我呢，卻不具好鬥的性格，好鬥的思想，戰歌之於我，隻會是帶在臉上顯得別扭的假麵具。

　　“我寫詩從來不無病呻吟。——什麽我不曾經曆，什麽不曾讓我憂心如焚，使我煩惱，我也就不會寫詩加以表現和抒發。我隻有戀愛的時候才寫愛情詩。現在我怎麽能在不懷仇恨的情況下，寫表達仇恨的詩歌呢？

　　——咱們私下講吧，我不仇視法國人，盡管為了能擺脫他們的統治，我也要感謝上帝。法蘭西民族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之一，我本身的大部分教養都歸功於它，像我這麽個隻以文明和野蠻為價值標準的人，又怎麽能仇恨這樣一個民族呢！

　　“從根本上講，”歌德繼續說，“民族仇恨就是個怪東西。——你總發現在文明程度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強烈。可在達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以後，它就完全消失了；

　　這時候，人們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淩駕於民族之上，已經感到鄰國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就是自己的幸福和痛苦。這樣的文明程度適合我的天性，並且還在滿六十歲以前，就已長期堅持這樣一種立場。”

　　1830年3月17日，星期三

　　（駁斥教會人士對《維特》的責難）

　　歌德給我講他一次遭遇英國德比郡主教布裏斯托勳爵的情況，說：

　　“布裏斯托勳爵途徑耶那，希望認識我，便邀我在一個晚上去看望他。他這人有個脾氣，就是偶爾會表現粗暴。不過隻要你同樣粗暴地回敬他，他又會變得十分馴順起來。在談話過程中，他意欲對我的《維特》說教一番，並以有人遭其誤導而自殺為理由，要我做良心的自責。他講：

　　“‘《維特》是一本極不道德的、該遭天譴的書！’”

　　“‘住口！’我高聲反問，您竟這樣講我可憐的《維特》，那您對這塵世間的那些個大人物，又怎麽講呢！

　　他們大筆一揮就把十萬之眾送上戰場，經過相互殘殺死掉八萬，並且競相燒殺搶掠。目睹了這些暴行您反倒感謝上帝，並為其大唱讚美詩！

　　還有呐，您用地獄的可怕懲罰嚇唬您教區的弱小靈魂，害得他們失去了理智，臨了兒在瘋人院裏度過可憐的餘生！

　　要不您又以某些在理性麵前站不住腳的正統教義，在您教民的心中播下有害的懷疑種子，使這些不夠堅強的靈魂墮入迷津再也出不來，最後唯有死亡！您對您自己該怎麽講？

　　您該怎樣譴責您自己？

　　——現在您竟追究起一個作家的責任來，竟詛咒一部讓某些心胸狹隘的人曲解了的小說，一部充其量不過使這個世界少掉了十來個傻瓜和窩囊廢的小說，而這些人啥有益的事也幹不了，僅僅還會吹滅自己那點兒生命之火的微弱殘焰罷啦！

　　我想我原本為人類做了大貢獻，理應得到它的感謝哩；

　　現在您卻想把我這點兒戰功變成罪行，另一方麵您又容許你們自己，容許你們教會和世俗的王宮長老們，犯那麽大和那麽嚴重的罪行！’”

　　“這一反擊對我的主教產生了極好的效果。他變得溫順如一隻綿羊，在隨後的交談中對我表現得再彬彬有禮不過，再溫文爾雅不過。這樣，我與他便度過了一個很愉快的夜晚。因為布裏斯托爵士粗暴盡管粗暴，卻是一個有頭腦和見過世麵的人，對各種話題都能談得頭頭是道。臨別他把我送了出來，接著又讓一位修道院院長繼續送我。”

　　“為了您的《維特》，您真受了各式各樣的委屈啊，”我打斷歌德，“您與布裏斯托勳爵的遭遇，讓我想起了您和拿破侖討論《維特》的情況。當時塔勒朗不也在場嗎？”

　　“他是在場，”歌德回答，“對拿破侖我可沒有什麽好抱怨。他對我很客氣，談起《維特》來也符合我對一位如此偉大的人物的期望。”

　　1830年3月21日，星期日

　　（精神和身體的相互影響；古典的詩和浪漫的詩）

　　隨後談到了身體的病態表現，以及身體和精神的相互影響。歌德說：

　　“精神對維持身體狀況能有多大的影響，簡直難以置信。我常常患腹痛病，全靠意誌和上身的力量堅持著正常生活。精神絕不能屈服於身體！

　　我在氣壓高的時候比氣壓低的時候工作起來輕鬆一些；既已了解這點，我就更加提起精神來抵消不利影響，結果總是成功。

　　“然而在創作中有些東西卻勉強不來；

　　因此，那種憑意誌力寫不出的作品，就隻能等情況好的時候去寫。例如現在我就不急於完成我的《瓦普幾斯之夜》，為的是一切真正能寫得足夠優美而有力。我已經取得很大進展，希望能在你走之前全部完成。

　　“這一幕中有些帶刺的東西，我把它們與特定對象分離開來，是指一般化，這樣讀者盡管知道它們有所指，卻沒誰清楚到底何所指。不過我仍遵循古典法則，努力使一切都輪廓鮮明，不容出現任何的曖昧和模糊不清，像浪漫手法所會造成的那樣。

　　“古典的詩和浪漫的詩這個概念如今已傳遍世界，引起了許多的爭論和分歧，”歌德繼續說，“它原本出自我和席勒。我主張寫詩要用客觀的方法，並堅持以此為準則。席勒呢完全以主觀的方法寫作，認為他那樣做正確，為了反駁我的意見，寫了一篇文章叫《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他向我證明，我自己雖不情願卻仍采用了浪漫的寫法，我的《伊菲根尼》偏重情感，壓根兒不像人們樂於相信的那麽古典和合乎古代精神。施萊格爾兄弟抓住這個思想，把它加以發揮，結果現在傳遍了全世界，鬧得人人都在談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

　　這在五十年前可還沒人想到嘍。”

　　1830年8月2日，星期一

　　（法國七月革命和法國科學院關於研究方法的爭論）

　　法國爆發七月革命的消息今天傳到了魏瑪，使所有人都緊張激動。午後我去看歌德。一見我他就衝著我喊：

　　“喏，對這樣一個偉大事件，你作何感想？火山爆發了；一切都在熊熊燃燒，再不會關起門來談判啦！”

　　“真是個可怕的事件！”我回答，“不過情況盡人皆知，當局就那麽個德性，結局便也不出所料，隻能趕跑迄今統治法國的王室了事。”

　　“我們看來都在自說自話嘍，好朋友，”歌德回答，“我講的根本不是那些人；

　　我說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情。我是說法國科學院公開吵起來了，在顧維葉和喬弗列之間，爆發了一場對於科學事業再重要不過的爭論！”

　　歌德的這一表白大出我的意料，我真不知該說什麽好，感覺腦袋裏有幾分鍾隻是一片空白。

　　“這件事重要得無以複加，”歌德接著說，“你想象不出，我在得到七月十九日會議的消息時有怎樣的感受。現在咱們有了喬弗列這位強有力的、長期的同盟軍。同時我還看出，法國科學界對這件事是多麽關心，因為盡管發生了可怕的政治動亂，七月十九日仍照常開會，而且還座無虛席。然而最精彩的是，由喬弗列引入法國的自然科學研究的綜合法，而今已不可逆轉。經過在科學院自由討論，而且是當著廣大聽眾討論，事情便已經公開，不可能再提交給一些秘密委員會，被關起門來否決掉和壓製下去。從今以後，法國的自然科學研究也將是精神統馭物質。人們將能夠窺探偉大的造化法則，窺探造物主無比神秘的工場！

　　——如果我們沿襲分析的方法僅僅隻跟物質的個別部分打交道，對規定各部分物質運動方向、以內在法則約束或鉗製任何偏離的精神的噓息無所感觸，那所有與自然打交道的努力根本不會有什麽結果！

　　“五十年來，我盡心竭力地幹這樁大事；

　　一開始孤立無援，隨後得到了一些支持，最後更為一些誌同道合者所超越，因此感到非常高興。當我把自己關於齶間骨的最初結論寄給彼得·康培，令我深感苦惱的是他完全不予理睬。在布魯姆巴赫那兒的遭遇也同樣令人失望，雖然經過一段個人交往他站到了我的一邊。可是隨後我爭取到了索邁林、歐肯、達爾滕、卡魯斯等等傑出人物，他們成為我的誌同道合者。現在喬弗列又毅然站到了我一邊，和他一起的還有他在法國所有有影響的門生和追隨者。這件事對我價值大得無法想象，我有理由為最終迎來了事業的廣泛成功歡呼雀躍；

　　這件事讓我貢獻了畢生精力，也完完全全可以稱為我的事業。”

　　1830年10月20日，星期三

　　（關於聖西門的學說；集體幸福與個人幸福的關係）

　　歌德要我給他講講我對聖西門主義者的看法。我答道：

　　“他們學說的主要方向似乎是主張，人人都要為集體的幸福而工作，並將這個視為自身幸福的必要前提。”

　　“我想，”歌德接過話頭，“每個人必須從自己開始，首先謀求自身的幸福，由此最後才可能萬無一失地產生集體的幸福。進一步講，他們的學說在我看來根本不現實，根本沒可能辦到。它完全違反自然，完全違反經驗，完全不符合幾千年來事物發展的進程。隻要每個個人都恪盡職守，隻要每個人在自己職責的範圍內都兢兢業業，有所作為，那集體的事情自然就辦好了。以寫作為業的我從來就不曾問：

　　廣大群眾想要什麽？我怎樣才有益於集體？

　　我追求的永遠隻是使自己變得更明智、更優秀，隻是提高自己的人格涵養，然後永遠隻表現我認為善與真的東西。這，我不否認，誠然會在一個大的範圍內發生影響和起作用；

　　不過它並非目的，而完全是必然的結果，就像所有自然力的影響都會產生這樣的結果。身為作家，如果我以努力滿足大眾的願望為目標，那我就必須取悅他們，給他們講一些好聽的故事，就像已故的科策布幹過的那樣。”

　　“您的意見無可辯駁，”我回答，“隻是呢，不隻存在我作為人的個體所要享受的幸福，而還有一種幸福，即我作為國家的公民和巨大集體的一分子所要享受的幸福。喏，設若不以實現全民的最大幸福為原則，那立法又以什麽作基礎呢？”

　　“如果你朝這方麵講，”歌德回答，“那我自然就沒啥好反駁的了。不過，這一來隻有極少的精英分子才用得上你的原則。它隻可能成為對國君和立法者有用的藥方；

　　盡管即使在這裏，我仍覺得法律必須更多地追求是減少弊端的總量，而非增加幸福的總量。”

　　“而這也許差不多會殊途同歸吧，”我回答，“錯誤的道路在我看可算一大弊端。一位國君，喏，如果在自己的國家推行好的路線，並一直把它貫徹到最邊遠的村莊，那就不隻消除了一個大弊端，而也為自己的臣民創造了一個大幸福。往下數，司法拖拉也是一大不幸。一位國君如果能為他的臣民製訂一套公開口頭審案的規程，保證加快司法程序，那又不隻是革除了一大弊端，而也再次為民造了福。”

　　“借用你的調子，我想在給你吹幾支味道完全不同的歌曲，”歌德打斷了我，“不過有些弊端我們暫且別去碰，好讓人類保留一點繼續發展自身力量的依托。可我的主要論點目前隻是：

　　為人父者就該照看好自己的家，做手藝人就該照料好自己的顧客，當牧師就該宣講好相互友愛，至於警察嘛，就請別破壞大家夥兒的快樂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