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談話錄

7.1829年

　　1829年2月4日，星期三

　　（常識比哲學可靠；作品必須具有感性的魔力）

　　“我繼續在讀舒巴特，”歌德說，“他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他甚至講了些非常高明的話，要是你能把它翻譯成自己能懂的語言。這本書的主旨歸根結底就是：

　　在哲學之外還存在一種立場，亦即健康的理智的立場；

　　在獨立於哲學的條件下，藝術和科學總是能借助各種自然的人力影響而欣欣向榮。這對我們真是正中下懷。我本人對哲學曆來敬而遠之，所謂健康的理智的立場也就是我的立場；

　　也就是說，我本人畢生的言和行都在舒巴特這裏得到了肯定。

　　“對他我唯一不能完全讚成的，是他對某些事物的了解比他講出來的更加清楚，也就是說他並非總是真心實意地致力於工作。像黑格爾一樣，他也把原本毫不相幹的基督教扯到了哲學裏。基督教本身是一個威力巨大的存在，沉淪的、受苦受難的人類曾經時不時地靠著它重新振作起來；

　　隻要基督教的這個作用得到承認，它就已駕臨一切哲學之上，用不著要哲學的支撐。同樣，哲學家想證明某些學說，例如證明存在的永恒，也不必倚仗教會的威望。讓人相信靈魂不朽好啦，他有這個權利，這也符合他的天性；

　　他可以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教會的承諾上。然而如果哲學家也從傳說中獲取靈魂不朽的證明，那就太軟弱無力和沒什麽意義啦。對我而言，我們對存在永恒的信念來自行動這一概念；

　　因為我如果不停息地勞作直至終生，即使我現在的存在形式不能繼續支撐我的精神了，大自然也有義務給予我另一種存在形式。”

　　歌德叫人取來一個裝著素描和銅刻畫的畫夾。他在靜靜地翻看了幾頁之後，便遞一幅根據奧斯塔德的油畫製作的精美銅刻畫給我。他說：

　　“這裏，你看見了我們‘夫妻和和美美’的場麵。”

　　我很有興致地觀賞著這幅畫，看見的是一家農舍的內部，廚房、起居室和臥室統統合而為一，全部就一個房間。夫妻二人離得很近地麵對麵坐著，妻子在紡紗，丈夫在繞線，腳邊站著一個娃娃。背景上能看見一張床，以及這兒那兒最粗糙、最必需的用具；

　　房門直通戶外。一個貧寒而幸福的家庭的充分寫照；夫妻二人彼此瞅著，臉上洋溢著滿足、愜意和恩恩愛愛的甜蜜。

　　“這畫叫人越看心裏越舒服，”我提起話頭，“它有一種非常特殊的魅力。”

　　“這叫感性的魔力，”歌德應道，“任何藝術都不能缺少這種魔力。在類似眼前的題材中，它更可以充分地發揮。相反，在表現進入理性範疇的高深的題材時，還要相應地發揮感性的魔力，不讓它甘苦、冷卻，就困難了。這時作者是年輕或是年邁，就可能產生有利或不利的影響；

　　藝術家因此必須先考慮自己的年齡，然後再決定選材。”

　　1829年2月9日，星期一

　　（關於《親和力》）

　　歌德談了許多關於《親和力》的事情，特別提到有某人對號入座，自稱就是小說中的仲裁人米特勒，而事實上歌德在此之前既不認識他，也未見過他。

　　“這個人物肯定是有一些真實性嘍，”歌德說，“在世界上絕不隻有一個、兩個。歸根到底，在《親和力》中沒有一行寫的不是我的親身經曆；

　　裏邊藏著的東西太多啦，任何人都不可能讀一遍就全部吸收。”

　　1829年2月12日，星期四

　　（歌德的建築學知識；時代的通病是軟弱）

　　歌德給我朗誦了他剛寫成的極其精彩的詩句：任何存在都不會化為烏有……

　　“我寫這首詩，”歌德說，“是為了反駁下麵的詩：須知一切必然化為烏有，盡管都拚命想存在下去……這是些蠢話；

　　叫我生氣的是，我柏林的朋友們竟借開自然科學大會之機，把它們印成了金字。”

　　我們談到了偉大的數學家拉格朗日，歌德對他高尚的人格大加讚賞。他說：

　　“他為人善良，正因此也很偉大。要知道，一個善良的人如果又有才華，總是能以德濟世，不管他是成為了藝術家、科學家、詩人，或是別的什麽。”

　　“我很高興，”歌德繼續說，“昨天你進一步認識了庫德萊。在社交場合他很難得顯山露水，可跟我們單獨相處，你就看見他是一個頭腦和性格都何等出色的人。一開始他遭遇了不少的非難，可經過拚搏，眼下已充分享有公爵府的恩典和信賴。庫德萊是我們時代最有能耐的建築師之一。他待我很友好，我也一樣待他，而這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要是五十年前我就有這個朋友該多好！”

　　談到了歌德自身的建築學知識。我提出，他在旅遊意大利時一定收獲不小。

　　“它使我對肅穆和偉大有了一個概念，”歌德回答，“但是一點技能沒教會我。主要是建造魏瑪的公爵府，使我得到了提高。當時我不得不跟著幹，甚至親自動手繪製裝飾線圖案。我繪的比那幫手藝匠還更好，因為我的想象力勝過他們。”

　　接著談起了澤爾特。歌德講：

　　“我收到他一封信。信上除了別的，提到他的歌劇《救世主》演砸了，原因是他的女弟子之一把詠歎調唱得太軟弱，太傷感。軟弱是我們時代的通病。我設想，這在德國乃是努力擺脫法國人影響的結果。除了少數例外，畫家、自然科學家、雕塑家、音樂家、詩人統統都軟弱，民眾中的情況也不見得好些。”

　　“不過，”我接過話頭，“我仍不放棄《浮士德》會得到適當配樂的希望。”

　　“完全不可能，”歌德應道，“這兒那兒必須保留一些令人反感的、惡心的、可怕的東西，這有悖於當前的時代趣味。音樂的格調必須像《唐璜》，為《浮士德》作曲必須是莫紮特才行。

　　梅耶貝爾也許還可以，可他不會幹這樣的事；他跟意大利劇院牽扯太多了。”

　　隨後，我已記不起出於什麽原因或聯係，歌德講了下麵這些重要的話。

　　“偉大和智慧總是站在少數一邊，”他說，“曾經有一些大臣同時遭到民眾和國君的反對，卻孤獨地實現了自己的偉大抱負。永遠別想普及理想。各種激情和情感可以大眾化，可理性永遠隻屬於少數的精英。”

　　1829年2月13日，星期五

　　（動植物的生長發育規律；自然永遠都有道理）

　　單獨與歌德進餐。他告訴我：

　　“寫完了《威廉·邁斯特的漫遊時代》，我準備再回過頭來弄植物學，和索勒一起繼續做翻譯。

　　我隻是擔心又會漫無邊際，最後再次變成不堪忍受的重負。還有許多重大奧秘未曾揭開；

　　有一些我知道了，更多的隻有預感。我想對你透露一個秘密，一個令我自己也感到驚異的秘密：

　　“植物是一節一節地往上長，最後以花和種子為結束。動物界也沒有兩樣。毛蟲和線蟲同樣一節一節地長大，最後才形成一個腦袋。這在高等動物和人類就是脊椎；

　　脊椎同樣是一節連著一節，最後以集中所有力量的腦袋結束。

　　“個體的情況如此，整個種群的成長亦然。例如蜂群，也是一個一個的個體聯結起來變成為整體，最後也有一個可視為頭的結束，這就是蜂王。真是神秘極了，很難解釋怎麽會這樣；

　　隻不過我可以講，對這些現象我是有自己想法的。

　　“同樣，一個民族也造就出自己的英雄，這些人就像半神似的站在雲端，保護並造福自己的人民。例如伏爾泰，法國人的文學創造力就凝聚在了他的身上。這樣的民族領袖在其活動的那個時代是偉大的；

　　有一些還能超越時代，大多數卻被他人取代從而讓後世給遺忘。”

　　我很高興能聽歌德說出這些重要的思想。隨後他談起一些自然科學家，說他們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證明自己的觀點。他道：

　　“布赫先生出版了一部新作，題名本身就包含著一個假說。他書裏認定這些花崗岩塊乃是一種強力從地球內部拋擲出來並摔碎了的，這樣一來離拋擲的結論僅一步之遙，等於已把謬誤的圈套懸掛在老好的讀者頭頂上，他們卻昏頭昏腦。

　　“必須上了年紀，才能識破這一切；必須有足夠的錢，才能付得起經驗的代價。我說的每一個警句，都花了我一袋錢；我將自己的五十萬私產作為代價，為的是學到現有的知識；

　　我花掉的不隻是我父親的全部家產，還有我的薪俸和我五十多年來為數可觀的稿酬。除此而外，一些與我關係密切的公侯顯貴還支出了一百五十萬，以襄助一些大目標的完成，對它們的實施和成敗，我都有份。

　　“一個人光有天才尚不足以通達世事，還必須地位顯赫，有機會觀看時代的賭徒出牌，並親身參與結果將有輸有贏的賭博。

　　“不過，要是我不曾努力研究自然科學，我也永遠別想認識人的本來麵目。在任何其他領域裏，都不可能如此接近純粹的觀察和思考，如此了解感覺和知解力的錯誤以及人性的弱點和優點。一切都多少具有彈性，都搖搖擺擺，都允許多少有所變通；

　　唯有自然一點不開玩笑，它永遠真實，永遠嚴肅，永遠嚴厲，也永遠有道理；

　　缺點和錯誤永遠由人負責。自然藐視不夠格的人，隻委身於夠格而純真的人，並向這樣的人泄漏自己的秘密。

　　“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必須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理性的最高峰，才有望觸及由生理或倫理的原現象所表現出的神性；神性隱藏在原現象背後，原現象產生於神性。

　　“不過神性隻在活的事物中起作用，在死的事物中則不然；

　　神性隻寓於未來和發展中，不存在於已成和僵化裏麵。因此，傾向於神聖的理性也隻跟未來的、生機勃勃的東西打交道，知解力卻因為要利用而顧及到已成的和僵死的東西。

　　“我們正朝著綜合這想象的島嶼航行，但綜合本身看來將始終是一塊發現不了的土地。當我想到即使是研究植物和顏色這麽簡單的東西，要想實現某種程度的綜合也多麽困難，我都不會感覺驚奇。”

　　1829年2月17日，星期二

　　（印度哲學與德國哲學）

　　話題轉到了印度哲學。歌德說：

　　“如果英國人提供的信息真實準確，這個哲學就根本不是什麽陌生的東西，相反倒是我們大家已經經曆過的那些時代的重複。整個孩提時代，我們都是感官主義者；

　　等到戀愛了，我們便把戀愛對象原本沒有的品質加到人家身上，於是變成了理想主義者；

　　隨後愛情發生動搖，我們懷疑對方的忠誠，於是又莫明其妙地變成了懷疑論者。餘生已無足輕重，於是得過且過，我們最終轉向了清靜無為，就跟印度的哲人們一個樣。

　　“咱們德國哲學還有兩件大事要做。康德已經寫成《純粹理性批判》，建樹大而且多，可是圓圈尚未畫完整。現在必須有一位能人，有一位偉人，來寫一部《感性和人的知解力批判》。此事要是很快取得成功，那我們德國哲學就沒有多少遺憾了。

　　“黑格爾在《柏林年鑒》寫了一篇關於哈曼的書評，”歌德繼續說，“近些日子為人們競相傳閱，我不能不表示讚賞。作為批評家，黑格爾確實很有眼光。”

　　1829年3月23日，星期一

　　（建築藝術是凝固的音樂；朋友的不同作用）

　　“我在我的文件中發現了一部手稿，”歌德今天說，“在那裏邊我曾把建築藝術稱作凝固的音樂。現在想來也真的不無道理；由建築傳達出的情緒，確實與音樂的效果近似。

　　“豪華的建築和房間供王公和顯貴們享用。人生活其中，便感到安逸、滿足，不再有任何別的欲求。

　　“這完全違反我的本性。住在如我在卡爾溫泉所有的華麗寓所裏，我立刻會變懶惰，會無所事事。相反小的住宅，例如咱們眼前待的這間破屋子，說它亂糟糟吧又還有秩序，頗像吉普賽人家裏的情況，這剛好適合我；

　　我內心因此感到充分的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地工作和發揮自己內在的創造力。”

　　我們談到了席勒的書信，談到了他倆在一起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日複一日地在工作中相互促進，相互激勵。我說：

　　“席勒似乎對《浮士德》也很感興趣。他敦促你寫作，自己甚至動了替你續寫《浮士德》的念頭，真可傳為佳話，令人十分感動。我由此發現，他生性有些個急躁。”

　　“你說得對，”歌德接過話頭，“他是這個樣子，就跟所有過於受觀念左右的人一樣。他總是不安靜，總得幹點什麽；

　　這在他那些關於《威廉·邁斯特》的信裏可以看出來，他一會兒想要這樣，一會兒想要那樣。我呢要做的隻是堅定信念，不讓他的事情和我的事情受那樣的影響和幹擾。”

　　“今天早上我讀了他的《印第安人的挽歌》，”我說，“很高興這首詩是如此精彩。”

　　“你看見了，”歌德回答，“席勒是一位多麽偉大的藝術家，隻要展現在他的眼前，即使是傳統題材他也同樣善於把握。不錯，《印第安人挽歌》屬於他最成功的作品，我呢，隻希望他還能寫出一打這樣的作品。可你能想象嗎，他的一些密友卻指責這首詩，說它沒有充分表現他的理想精神？

　　——是啊，好小夥子，人們常常吃自己朋友的虧！——洪堡不是也批評我的多蘿苔，說她不該在敵人來犯時拿起武器進行戰鬥嗎！

　　然而沒有這點表現，這位在特定時代和特定環境下應運而生的非凡的姑娘立刻完了，立刻就降到了她那些平庸的姐妹的行列裏。不過將來你會看得越來越清楚，隻有少數人能以必需做自己的立足點，相反，大家都隻願意讚揚和承認適合於自己口味的東西。而這還是些一流的、傑出的人物啊。你就設想一下吧，大眾的意見會怎麽樣，我們將始終何等孤獨。

　　“要不是我造型藝術和自然科學基礎牢實，在這惡劣的時代及其每日每時的影響下，我也很難堅持在水麵上；然而就是這保護了我，也讓我能由此出發去幫助席勒。”

　　1829年4月2日，星期四

　　（掌握軍權與掌握政權；古典的和浪漫的）

　　“我要給你揭開一個政治秘密，”歌德今天吃飯時說，“這個秘密遲早會自行顯露。卡波蒂斯特裏亞在希臘政府首腦的寶座上待不長，他缺少坐這樣的位子所必需的品質：

　　他不是一個戰士。我們尚無先例，就是一個內閣普通成員能夠組織革命政權，並讓軍隊和將軍們對自己服服帖帖。隻有手裏握著刀，統率著一支大軍，方能夠發號施令，頒布法律，才有把握叫人對你唯命是從；

　　而沒有這兩者事情就糟糕嘍。拿破侖如果不是個戰士，就永遠爬不到權力的頂峰；

　　同樣的道理，卡波蒂斯特裏亞已做不了多久的第一把手，很快就會開始出演次要角色。這我預先告訴你，你呢很快就會看見；

　　事情的本質決定了一定是這樣，不可能變成另一個樣子。”

　　隨後歌德談起法國人，特別是談庫賽、維葉曼和基佐。他說：

　　“這些人確實富有見識和洞察力，能把過去時代的完美知識與十九世紀的精神結合在一起，結果便創造了奇跡。”

　　從這些人物又轉到當代的法國詩人，並談起了古典的和浪漫的意義。

　　“我想起一個新的說法，”歌德說，“可以相當不錯地說明兩者的關係。我稱古典的為健康的，浪漫的為病態的。例如《尼伯龍根之歌》如同荷馬史詩是古典的，因為兩者都健康而且有力。把多數近來的作品歸之於浪漫，不是因為它們新，而是因為它們軟弱、蒼白、病態；

　　稱古代的作品為古典，並非因為它們古老，而是因為它們強壯、樂觀、健康、有活力。如果我們以這些品質區分古典和浪漫，事情馬上就會一清二楚。”

　　1829年4月6日，星期一

　　（名聲並非微不足道；拿破侖何以受擁戴；

　　德國人的個人自由觀念）

　　歌德交給我一封埃貢·艾伯特的信。席間我讀了它，並因此感到快樂。我們說了許多稱讚艾伯特和波希米亞的話，並懷念了曹伯爾教授。

　　“波希米亞是個特別的地方，”歌德說，“我經常喜歡待在那裏。那兒文學家的素養裏還包含某些純淨的成分，這在咱們北德已經開始變得稀罕了；

　　這裏每一個無賴都在寫作，根本談不上有什麽倫理基礎和高尚趣旨。”

　　歌德隨後談起埃貢·艾伯特最近的一首敘事詩；詩裏寫的是波希米亞還由婦女執掌統治權的過去，也即相傳產生了亞馬孫族女豪傑的那個時代。

　　這段談話引出了另外一位寫敘事詩的詩人。這個詩人據說為使自己的作品獲得報刊的好評，不惜花了許多的力氣。

　　“這樣的評論也確實這兒那兒地出現了，”歌德說，“可是一等後來《哈勒文學報》說了實話，道出了他那首詩的真正價值，其他報刊的溢美之詞統統不起作用了。誰現在弄虛作假馬上會被揭露，已不再是可以愚弄和誤導廣大讀者的時代了。”

　　“我奇怪人們怎麽會對區區名聲孜孜以求，”我說，“以致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小夥子，”歌德回答，“名聲可不是什麽微不足道的東西嘍。拿破侖為追求大名聲，不是差點兒打碎半個世界嗎！”

　　談話出現了小小的間歇。隨後歌德對我談起一本寫拿破侖的新書，他說：

　　“真實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切由新聞記者、曆史學家和詩人之手加之於拿破侖的美化和妄想，在此書可怕的真實麵前統統煙消雲散。可是英雄本身並未因此變得渺小，相反隨著真實的增加而越發偉大。”

　　“拿破侖必定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我說，“因此見到他的人才會立刻投奔他，追隨他，甘願接受他的指揮。”

　　“他這個人當然出類拔萃，”歌德應道，“不過關鍵還在於，人們都確信在他的麾下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因此人們投奔拿破侖，就像投奔每一個能讓他們產生同樣信心的人。這是個永遠在重演的古老童話，人性生就如此。沒有誰自願為別人效力；

　　可一當他知道為你效力也有益於自己，他就會心甘情願地為你效力。拿破侖對人有充分的認識，善於利用人的弱點。”

　　歌德談起了基佐，說：

　　“我在繼續讀他的曆史講義，它們寫得很是不錯。今年的部分追溯到了公元八世紀。他的觀點深邃、透辟，我還沒見過哪個曆史學家超過了他。有些人們想不到的事物，在他看來極為重要，因為是重大事件的根源。例如某些宗教觀念的時興對曆史的影響，還有原罪說、恩典說、行善說等等賦予某些時代這樣那樣的特征，他都為我們追本溯源，詳加論證。我們看見他對羅馬法也處理得很好，而且順便還給了我們傑出的薩維尼充分的肯定。

　　“基佐論及古代高盧人受其他民族影響時有關德國人的論述，引起了我特別的注意。日耳曼人帶給了我們個人自由的觀念，’他說，這種觀念首先為該民族所擁有。’這不是很對嗎？他不是講得完全正確嗎？

　　這種觀念不是直到今天還在我們中間起作用嗎？

　　宗教改革來源於此，大學生們在瓦特堡謀反鬧事也來源於此，聰明和愚蠢有同樣的根源。還有咱們文學的五色斑斕，咱們詩人一個個熱衷獨創，是人都以為必須獨辟蹊徑，恰似學者們也喜歡各立門戶，自我封閉，孤芳自賞，唯以自我為中心——一切一切，蓋源於此。相反，法國人和英國人就團結得多，也慣於互相照顧。他們的穿著和舉止即顯示出某些一致性，生怕因標新立異而引人注目甚或招人恥笑。德國人呢卻誰都各行其是，隻顧滿足自己，不問他人有何感覺，因為正如基佐正確指出的，人人頭腦中都裝著個人自由的觀念。由這種觀念，我剛才說了，既衍生出許多好思想，也滋長了許多怪德性。”

　　1829年4月7日，星期二

　　（拿破侖非凡的政治、軍事才能；拿破侖與《維特》）

　　“我正在讀《拿破侖遠征埃及記》，是每天都陪伴著這位英雄的布裏安寫的，許多事情都褪去了冒險獵奇色彩，以赤裸裸的真相莊嚴地展示在讀者眼前。

　　“我不能不佩服拿破侖，”我說，“那麽年紀輕輕，就能把影響整個世界的大事幹得如此輕鬆自如，遊刃有餘，好像在此之前已有過多年實踐和曆練一樣。”

　　“小夥子，”歌德應道，“這就是偉大天才的稟賦啊。拿破侖擺布世界就像胡美爾彈他的鋼琴。

　　兩樣都令我們驚訝，這一個和另一個同樣叫我們莫明其妙，但卻又都是事實，都明明白白地發生在我們眼前。拿破侖特別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任何時候都是那個樣子。戰前也罷，戰後也罷，勝利也罷，失敗也罷，他永遠堅定不移，永遠頭腦清醒，永遠當機立斷。他永遠如魚得水，能應付任何的情勢和環境，就像胡美爾既能演奏慢板也能演奏快板，既可彈高音部也可彈低音部。凡是真正的天才總會表現為得心應手，應付裕如，在和平的藝術和戰爭藝術裏一個樣，在鋼琴背後和大炮背後一個樣。

　　“說他下令槍殺了八百土耳其俘虜，是真實的；不過看來開了很長的軍事會議，在考慮過所有情況之後仍無其他辦法，經過深思熟慮才作出了這個決定。”

　　“你該對我表示敬意才對啊！”歌德高興地以開玩笑的口吻說，“拿破侖出征帶得有什麽樣的書？——我的《少年維特的煩惱》！”

　　“從那次在艾爾福特的會見可以看出，”我接過話頭，“他把它讀得很熟呐。”

　　“他讀得熟得就像法官熟悉自己的案卷，”歌德說，“所以也才會與我談論它。

　　“在布裏安的著作裏有一份拿破侖帶到埃及去的書籍的清單，其中也有《維特》。可這份書單值得注意的是它各種不同的分類。例如在政治一類，列入的是《舊約》《新約》和《古蘭經》；

　　由此可知拿破侖是以什麽觀點看待宗教。”

　　1829年4月10日，星期五

　　（創作要重視曆史真實；人是個懵懂的造物）

　　“最近我讀了埃貢·艾伯特新寫的敘事詩，”歌德繼續說，“你也應該讀一讀，這樣我們說不定能給他一點兒幫助。此人確實是個挺招人喜歡的才子，可他這首新詩卻缺少真正詩意的基礎——現實的基礎。風景、日出日落以及為他擁有的外部世界，所有這些地方都寫得好的不能再好。然而除此以外，凡是涉及到過去的時代，凡是屬於傳說範疇的東西，都未得到應有的真實再現，因此便缺少了真正的核心。對亞馬孫女強人及其立身行事的描寫也一般化了，這在年輕人看來倒是詩意而浪漫，在美學界也算得上司空見慣。”

　　“這是目前整個文學界的通病，”我接過話頭，“大家總是避免特殊的真實，生怕它沒有詩意，結果便流於平庸。”

　　“埃貢·艾伯特應該堅持利用編年史，”歌德說，“這樣他的詩作便會有價值。我想起了席勒在寫《威廉·退爾》時如何研究曆史，如何拚命了解瑞士的情況；

　　我還想起莎士比亞如何使用編年史，並且整段整段地從編年史摘錄進他的作品中，在此情況下，也不妨要求一個現代的年輕詩人如法炮製不是。還有我的《克拉維歌》，同樣大段大段地摘取了博馬舍的回憶錄啊。”

　　“可是經過加工已經看不出來，”我說，“已經不再跟素材一個樣啦。”

　　“理當如此，”歌德回答，“事實也如此。”

　　“人應該努力認識自我，”歌德繼續說，“在所有的時代都這樣講，反反複複地這樣講。這是一個稀罕的要求，迄今沒有誰達到過，也根本沒有誰能達到。人的全部思想和欲求統統指向外界，指向圍繞著他的世界。他所要做的，隻是為達到自己的目標而盡可能認識世界，讓世界為自己所用。隻有在享樂和受苦的時候，他才知道自身；

　　也隻有通過享樂和受苦，他才會認識到自己應該追求什麽，避免什麽。再說呢，人是個懵懂的造物，不知道自己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他了解世界很少，了解自己最少。我同樣不了解我自己，也希望上帝別讓我了解自己。但我想說的是，我到了四十歲才在旅行意大利期間變得聰明起來，對自己有了足夠的認識，知道自己不是搞造型藝術的材料，過去的努力方向錯了。我畫畫時缺少表現實物的足夠欲望；

　　麵對素材的強烈影響我存在某種恐懼，合我口味的是那種比較軟的、溫和的東西。

　　“畫一幅風景吧，我總是從柔和的遠景開始，再通過中景往前走，總是害怕賦予前景應有的力度，結果我的畫作永遠效果出不來。我要想進步，就必須練習；

　　每有停頓，總是必須再從頭開始。當然我也並非完全沒有才氣，特別是畫風景畫。哈克爾特就經常講：

　　‘你要肯在我這裏待上一年半，我就包你能畫出讓自己和別人都高興的作品。’”

　　我聽得津津有味。“可一個人怎們知道自己有沒有搞造型藝術的真正才能呢？”我問。

　　“真正有才能的人，”歌德回答，“要對形體、比例和顏色有天生的敏感，稍經指點便立刻正確地掌握這一切。特別是形體感要強，要具有通過光線處理把對象變得實實在在的欲望。即使在練習的間隙裏一樣獲得長進，內在的長進。這樣的天才不難辨認，當然對於大師更不在話下。”

　　1829年4月12日，星期日

　　（錯誤的誌向仍不無益處）

　　歌德繼續說：

　　“糟糕的是人一生中受錯誤誌向的耽誤如此之多，但卻從來不認識這樣的錯誤，除非已經擺脫了它。”

　　“可怎麽能看出和知道一個誌向是錯誤的呢？”我問。

　　“錯誤的誌向沒有創造力，”歌德回答，“即使能創造出點什麽，也毫無價值。發現別人有這個情況不怎麽難，可換成了自己，就需要有大而活躍的智慧啦。及時發現了吧，也並不總是有用；

　　還會猶豫、疑惑、優柔寡斷，就像很難甩掉自己心愛的姑娘，盡管她的不忠早已反複得到證明。我這麽講，是因為我想起自己花了許多年，才認識到自己搞造型藝術的誌向是錯誤的，而要擺脫它，在認識到以後又花了許多年。”

　　“不過，”我接過話頭，“這個誌向給您帶來了那麽多好處，很難再稱它是錯誤的吧？”

　　“我因此長了見識，”歌德回答，“所以也心安理得。而這，正是每個錯誤誌向都能給我們的好處。一個音樂天賦不夠卻花了力氣學音樂的人，固然永遠成不了大師，但是將學會識別和珍視大師的作品。我拚命努力固然仍沒能成為畫家，但卻嚐試過這門藝術的方方麵麵，從而學會了欣賞一筆一畫，辨別成功與失敗。這同樣是不小的收獲，所以即使錯誤的誌向也很少完全沒有益處……”

　　1829年4月15日，星期三

　　（時代對年輕人的誘惑）

　　我們談到一些人，他們沒有真正的才能卻被叫去搞創作；還有一些人，他們寫的是自己不懂的東西。

　　“這就是對年輕人的誘惑呀，”歌德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文化得到廣泛傳播的時代，文化好似已經分散在一個年輕人呼吸的空氣中。他在吸進周圍的空氣的同時，也吸進了文學和哲學的思想；

　　它們活躍在他體內，他可就以為它們是他的財富，於是把它們當作他的說出來。然而，在他把從時代得來的還給時代以後，他可就一貧如洗了。這好像一眼人工噴泉，有水注入時會咕嚕咕嚕往上冒一陣，借來的水一枯竭便無聲無息啦。”

　　1829年9月1日，星期二

　　（德國人就靈魂不朽問題爭論不休；英國人重實利，蓄奴販奴，言行不一）

　　我對歌德談起一個途經此地的人，說他聽了黑格爾一堂論證上帝存在的課。歌德同意我的看法，認為這樣的課已不再合時宜了。

　　“已經過了懷疑的時代，”歌德講，“現在很少有誰不懷疑上帝，而懷疑自己。再說，神的本質、靈魂的不朽、靈魂的存在以及靈與肉的關係這些永恒的問題，哲學家們對我們已經講到頭了。新近有一位法國哲學家幹脆一開頭就宣布：

　　‘眾所周知，人的存在為兩部分，也即肉體和靈魂。我們因此開始講肉體，然後再講靈魂。’費希特可是走得更遠一點，也比較聰明地從難題裏脫了身，說什麽：

　　‘我們準備討論作為肉體的人，以及作為靈魂的人。’他心知肚明，一個如此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整體，是沒法子分開的。康德的辦法無疑最有效了，他劃出了人類智慧所能深入的界限，把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丟開了事。關於靈魂不朽，哲學家們還有什麽腦子不曾動啊！

　　結果走了多遠呢！——我不懷疑我們會繼續存在，因為世界不會缺少生命力；不過我們的不朽不會以相同的方式；為了將來表現出偉大的生命力，現在也必須是一種生命力。

　　“可當我們德國人還在為解決這些哲學問題苦苦折磨自己，富有實用的大智慧的英國人卻笑話我們，並且已經贏得了世界。誰都知道他們反對奴隸買賣的宣言；

　　他們向我們說教，宣稱其所作所為是以人道的準則作基礎，可現在卻暴露出來，他們真正的動機是現實利益的追求，眾所周知，非如此英國人永遠不會采取行動；

　　這一點我們應該了解。在非洲西海岸，他們自己的大莊園裏就使用黑奴，從那裏輸出黑奴違反他們的利益。在美洲，他們自己建立了廣大的黑人殖民地；

　　那裏生產力旺盛，每年販賣黑奴的收益可觀。他們以此滿足北美洲的需求；

　　他們以這種辦法做著極端有利可圖的買賣，再從外邊販運黑奴進來便有損他們的商業利益，所以並非無的放矢地主張反對非人道的奴隸交易。在維也納會議上，英國使節仍舊是大聲疾呼；

　　可葡萄牙使節夠聰明了，便不動聲色地回答說，他不知道大家在此聚會是要頒布一項國際法呢，還是製定一些道德準則。他對英國人的意圖了解得很清楚；

　　他同樣有自己的目的，並知道如何為其辯解，並努力爭取達到目的。”

　　1829年12月6日，星期日

　　（《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二幕第一場；

　　天才讓人追慕卻不可企及）

　　今天飯後歌德給我念了《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二幕第一場。我印象非常深刻，內心中油然湧起巨大的幸福感。

　　歌德念完了這一場。我很欣賞他年輕人一般的創作活力，竟能使一切如此精練、緊湊。

　　“構思已經很久很久啦，”歌德說，“五十年來我不斷地思考斟酌，結果內容越積越豐富，現在困難就在於刪除和舍棄了。整個第二部的構思真的已很古老，我說了。可是我現在才把它寫出來，在對世事已經通曉練達許多以後才把它寫出來，卻對事情有好處。我就好比一個年輕人，早年有許多的小銀幣和銅錢，並在往後的歲月裏兌換成了越來越多的錢，結果最後擺在他麵前的財產已是一堆純淨的金幣。”

　　我們討論學士這個人物。我講：

　　“在他身上，是不是在一定意義上表現出那類唯心的哲學家的性格呢？”

　　“不，”歌德回答，“他身上體現的隻是狂妄自大；年輕人特別容易有這個毛病，在我們解放戰爭頭幾年的例子尤其顯著。

　　再有就是每一個人年輕的時候都以為，世界是隨自己的誕生而出現，一切事物原本隻是為了他而存在。在東方確實有過這樣一個人，他每天早上都要把自己的下人召集起來，他不命令太陽升起就不許他們出工。不過呢他夠機靈的，總能等到太陽自己真要出來的一刹那才發出命令。”

　　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浮士德》的問題，諸如它的結構布局，等等。

　　有一會兒，歌德陷入了靜靜的沉思；隨後又開口說道：

　　“人老了，對世事的想法就會跟年輕的時候不同。例如我總擺不脫這樣一個想法，就是精靈為了挑逗和愚弄人類，時不時地總會樹一些特具誘惑力的典型人物，讓人人都去追慕他們，然而卻誰都追不上，因為他們太偉大。例如思想和行為同樣完美的拉斐爾，就是精靈樹的一個這樣的人物；

　　某些傑出的後來者已經接近他，卻沒有誰把他追趕上。還有音樂裏的莫紮特同樣不可企及。還有文學方麵的莎士比亞也是。我知道你對此會提出怎樣的異議，可我指的隻是自然資質，隻是天生的秉賦。在這方麵拿破侖同樣高不可攀。俄國人克製住了自己，沒有進軍君士坦丁堡，盡管因此很偉大，可拿破侖也具有這樣的品質，因為他也克製住了自己，沒有進軍羅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