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談話錄

2.1824年

　　1824年1月2日，星期五

　　（莎士比亞的偉大有賴於時代；談《維特》和“維特熱”）

　　在歌德家進餐，席間談話輕鬆愉快。

　　飯後其他人走了，我卻留下來與歌德坐在一起，討論了其他某些有意思的事。

　　我們談到了英國文學，談到了莎士比亞的偉大，認為在出了這位文學巨人之後，所有英國劇作家的處境真叫不利。

　　“一位戲劇天才，”歌德繼續說，“如果他真正稱得起天才的話，就不可能不注意莎士比亞，是啊，不可能不研究莎士比亞。可是研究的結果必然意識到，莎士比亞的作品已經窮盡整個人性的方方麵麵，已經做過最高、最深的發掘，對於他這個後來者，從根本上講已沒剩下任何可寫的東西啦。誰要在靈魂深處意識到已經存在那樣一些無比精湛的、不可企及的傑作，並對其心悅誠服，誰還能從哪兒獲得勇氣提起筆來呢！

　　至於我，五十年前在親愛的德意誌祖國情況就好多啦。我很快瀏覽了現有的作品，它們沒能讓我長時間佩服，我的天賦也自然得到發展，逐漸具備必須的創作能力，取得了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創作的成功。可要是我生而為英國人，那年紀輕輕、剛一省事，就會讓所有那些豐富多彩的傑作和巨著壓得喘不過氣來，根本不會再知道自己該幹什麽。我必定要長久地思索，以便尋找一條新的出路。

　　我把話題引回莎士比亞，說：

　　如果我們把他從英國文學中抽出來，單獨放到德國進行觀察，那我們就不得不驚歎他那巨人一般的偉大真是一個奇跡。可如果我們去莎士比亞的故鄉尋訪他，那麽，莎士比亞偉大縱然偉大，可我們卻會獲得一個信念，那就是他創造的精神奇跡許多都並非不可企及，他的許多成就都得歸因於他的時代和他生活那個世紀雄勁的創作風氣。

　　你說得完全對，“歌德應道，”莎士比亞的情況如同瑞士的群山。如果將勃朗峰直接搬到一望平川的呂內堡大荒原，對它的高度你會驚詫得說不出話來。可要是你去造訪它連綿雄偉的故鄉，看見勃朗峰時雖然仍覺得是個巨人，但它卻不會令我們驚詫莫名啦。

　　歌德繼續說：誰要不肯相信莎士比亞的偉大許多都要歸功於他那偉大、雄勁的時代，那他最好問問自己：

　　在時至一八二四年的今日英國，在報刊的批評爭吵鬧得文壇四分五裂的糟糕時日，還可能出現莎士比亞似的令人驚歎的天才嗎？

　　“那樣一種不受幹擾的、天然純淨的、患夢遊症的創作狀態，唯一能產生偉大作品的創作狀態，完全不可能再有了。我們現在的所有天才，全都置身於向公眾展示的托盤裏。各類報刊拙劣的、多半唱反調的文藝評論，盡管也把一種亞文化普及到了民眾中，但對於一個創造的天才卻無異於妖氛，無異於毒液。”

　　“還有啊，經過了窩窩囊囊的兩百年，生活本身也變得何等地馴順和羸弱了啊！什麽地方還能遇見一個富有個性的天才！

　　什麽地方還有誰能盡顯本色，讓人看見他本來怎麽樣就怎麽樣！這反過來又影響詩人作家，他感到外界的一切已對他不再有吸引力，於是隻好返回來求諸內心。”

　　談話轉到了《維特》。歌德講：

　　“它是這樣一部作品，我可以說就像鵜鶘一樣，用自己心中的血液哺育了它。它蘊含著我內心那麽多的情愫，那麽多的感受和思想，足夠寫出十部同樣長的小說呐。還有，我已一再說過，這本書出版以後我隻重讀了一次，時時小心別再去碰它。它純粹是一堆火箭啊！

　　一讀它我心裏就不自在，生怕再一次經曆自己早已逃離的重病狀態。”

　　我提到他會見拿破侖的事。

　　“拿破侖當麵對您提到《維特》裏邊一處看來經不起嚴格審視的疏漏，您也向他承認了。我很想知道，他具體指的什麽地方。”

　　“你猜猜！”歌德神秘地微笑著回答。

　　“喏，”我說，“我猜想多半是綠蒂給維特送去手槍，事先卻對阿爾伯特隻字不提，也沒有把自己的預感和擔憂告訴他吧。”

　　“你的意見自然是不錯，”歌德回答，“隻是拿破侖所指是這個地方或是另一處，我看還是不挑明為好。不過呢我已經講了，你的看法和他的一樣正確。”

　　我提出來，《維特》一出版便引起極大的轟動，其原因是否在於時代呢。我道：

　　“人們普遍這麽認為，我卻不能苟同。《維特》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原因就在它出版了，而不在它出版於某個特定的時候。每個時代都有那麽許多不曾說出的痛苦，那麽許多隱秘的憤懣不滿和厭世情緒，每一個人身上都存在那麽許多與世界的矛盾，那麽許多個性與市民社會的衝突，在此情況下《維特》總是會引起轟動的，即使它直到今天才出版。”

　　“你說得很對呀，”歌德回答，“正因為如此，這本書今天和當初一個樣，還影響著某一個年齡段的年輕人。我呢，當初也根本不必從時代的一般影響中，從我讀過的這本那本英國小說中，去獲得自己青春的苦悶。倒是個人切身的現實境況令我躁動不安，煩惱苦悶，把我置於自然會產生出《維特》的心境。我曾經生活過，曾經愛過，曾經忍受過許多痛苦！

　　——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進一步觀察，人們談論很多的‘維特時代’自然與世界文化的進程無涉，相反倒與每個個人的生活階段有關；

　　人天生喜歡自由自在，卻不得不勉強適應、屈從一個已然腐朽的世界的種種規範。幸福遭阻撓，活動受拘束，願望得不到滿足，這些並非某個特定時代的毛病，毛病在每個人自己身上；

　　要不是人人生命中都有一個感覺《維特》仿佛就是為他自己寫的階段，那才真叫糟糕呐。

　　1824年1月4日，星期日

　　（對法國革命及現存社會製度的看法和態度）

　　今天飯後歌德和我一起翻閱了拉斐爾的繪畫冊頁。後來談到了他的《西東合集》，特別是其中的《鬱憤篇》；詩集的這個部分，抒發了歌德鬱積在心的對自己敵人的憤懣。

　　我是夠克製自己的啦，“他補充說，”人們壓根兒沒對我滿意過，我一年到頭盡心竭力，寫出一部新作來想討一點世人的歡心，他們卻反過來要求我對他們感恩戴德，原因僅僅是承他們高抬貴手，說了我的作品馬虎過得去。要是他們表揚了我，他們就恨不得我能說一些謙虛、推辭的套話，把我的人格和我的作品罵得一文不值。這可違反我的本性啊；

　　如果我真這樣虛偽，這樣說假話，那我必定是個可憐的渾蛋。我可是夠強大的啦，自己感覺是什麽樣子就表現為什麽樣子，於是便被人視為傲慢，時至今日仍然如此。

　　“在宗教問題上，在科學和政治中，我到處遇見麻煩，就因為我不陽奉陰違，就因為我有勇氣說出自己真實的感受。

　　我還觸了一個黴頭，就是我發現牛頓關於光和顏色的學說是一個錯誤，並且有勇氣駁斥了這一公認的信條。我認為光純淨而真實，並把捍衛這一真理當作自己的職責。

　　歌德沉默了，一絲帶譏諷意味的笑意慢慢在莊嚴的臉上擴散開來。他接著講：

　　更別提政治方麵啦！我曾經遭遇怎樣的困厄，吃過多少苦頭，簡直沒法講。你知道《激動的人們》吧？

　　它是我在法國革命時期寫的，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我當時的政治自白書。我把伯爵夫人塑造成了貴族的代表，通過她嘴裏說出的那些話，表明了我認為貴族應該有的想法。伯爵夫人剛剛從巴黎回來，在那裏親眼目睹了法國革命的前後過程，從中吸收了不壞的教訓，從而堅信民眾是可以統治，但卻不可以壓迫；

　　下層民眾的革命起義乃是大人先生們多行不義的結果。任何在我看來不義的行事，她說，我將來都要嚴厲杜絕；

　　即使對別人的這類行徑，社會上的也好，宮廷中的也好，我也要大聲說出我的意見。我發誓不再對任何不義之舉默不作聲，即使會因此被罵成一個民主分子。

　　“我想，”歌德繼續說，“這樣的信念極為可敬。當初這是我本人的信念，現在仍然是。可為了獎勵我，人家給我扣上了各式各樣的帽子，我不想再提它們。”

　　“其實隻要讀一讀《哀格蒙特》，”我接過話頭，“就了解您怎麽想。我不知道還有任何一個德語劇本，能為民眾的自由發出比您這部戲更大聲的呼籲。”

　　“人們就愛不以我的本來麵目看我，”歌德回答，“總是對我所有的真實情形視而不見。相反席勒——咱倆私下講吧，他比我貴族得多，但說話也考慮得周到得多——異常地幸運，被當成了民眾親密的朋友。我打心眼兒裏祝他好運，並聊以自慰，想想從前別的一些人遭遇還不如我啊。

　　的確，我是不能成為法國革命的朋友，因為它的恐怖暴行離我太近。再者，當時德國有人自以為是，企圖把法國因大勢所迫所出現的場麵人為地搬過來，對此我也不能無動於衷，漠然置之。

　　“不過，我同樣也不是專製統治的朋友。我並且完全相信，發生任何一場大革命責任都不在民眾，而在政府。隻要政府能夠適時進行改良以滿足民眾的願望，革命就完全不可能發生。

　　可由於我仇視革命，人們便稱我作現存製度之友。然而這是一個含義曖昧的稱號，恕我不能受領。設若現存的一切都好，那我絕對沒有意見。可是在有許多好的方麵的同時，還存在許多壞的、不合理與不完善的地方，這樣一來，現存製度之友往往差不多就等於壞的和腐朽的製度之友。

　　“時代呢卻永遠在前進；每隔五十年，人世間的事便會換一個樣子。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好的製度隻可能從自己的本原，從廣大民眾的需要中產生，而不是對別人進行模仿。要知道，某種食物對於一個已發育到一定階段的民族是高級營養品，對另一個民族也許反倒成了毒藥。因此，隻要不是出自植根於民族本原的需要，一切引進外來變革的嚐試都是愚蠢的，這樣子的革命企圖都不會成功；

　　因為它們沒有上帝支持，上帝避之唯恐不及。反之，如果在民眾中存在大變革的真正需要，上帝便與之同在，革命便會成功。

　　1824年1月27日，星期二

　　（回顧一生，唯有辛勞和工作）

　　歌德跟我談起他續寫自傳的事，眼下他正忙著完成這項工作。他提到，寫他晚年生活的部分不會像寫青年時代的《詩與真》那樣有非常詳盡的細節。

　　後邊的這些年，我必須更多地當作編年史來處理，“歌德說，”裏邊出現得更多的是我的活動，而不是我的生活。一般而論，個人最重要的時期是他的發展階段；

　　這個階段，對我來說，隨著完成《詩與真》那細節詳盡的幾卷便完結了。接下來便開始了與世界的衝突；這方麵如果還有什麽令人感興趣的話，那就僅僅是它產生的結果。

　　“回憶早年和中年的生活，在我現在這個年紀便會思考，那些曾與自己一起共度青春的朋友還剩幾個呢，這時候我總是想起在溫泉療養地消夏的情形。剛認識一些人，過不了幾個禮拜就要走啦。失去他們令人難過。那就去結識下一撥人吧，但他們這撥人也要走，剩下我們孤零零的，還有就是第三撥在我們即將離去時才到的人，和這些人你就完全沒什麽交道好打啦。

　　大家常稱讚我是一個特別幸運的人；我自己呢，也不想抱怨。隻是呢，歸根結底隻有辛勞和工作，別的什麽都沒有；

　　大概可以講吧，在我長達七十五個春秋的一生中，真正安逸快樂的日子不到四周。這就像一塊永遠要往下滾的大石頭，你得沒完沒了地重新往山上推它。

　　“我真正的幸運是我的文學思考和創作。然而我所處的環境，又多麽嚴重地幹擾、製約和妨礙了我喲！

　　要是我能離社會活動和日常事務遠一點，多一些離群索居的時間，那我會更加幸福，取得的文學成就也會多得多。一位智者曾說過：

　　你對世界有了貢獻，為報答你世界就會做出安排，讓你別又一次這樣做。現在看來，此話在我身上應驗嘍。

　　聞名遐邇，位高權重，在生活裏本是好事。隻不過我靠自己的所有名和位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換來的隻是對別人的意見保持沉默，否則便會得罪人。這樣做的好處是我總知道別人怎麽想，別人呢卻不知道我怎麽想，要不然啊，真就開了一個愚蠢透頂的玩笑。

　　1824年2月24日，星期二

　　（學習須符合實際需要；古典雕刻藝術的長處）

　　今天午後一點去見歌德。我發現他給我的評論文章《印度賤民》做了個附錄，內容既涉及那部法國悲劇，也涉及他自己的抒情詩三部曲，如此一來，這個題目就在一定意義上做得完整全麵了。

　　很好，你借寫評論的機會熟悉了印度的情況，“歌德說，”因為說到底，我們搞研究最終隻是掌握了自己實際使用的東西。

　　我承認他說得對，告訴他我在上大學時就有這樣的經驗，聽了老師們許許多多報告，能記住的也隻是自己本已傾向於實際使用的內容；

　　相反，所有將來不可能用上的東西統統讓我給忘記了。

　　總而言之，大學裏學的太多太多，而且是太多毫無用處的東西，“歌德說，”還有一些個老師拚命延伸自己的專業，教授的知識遠遠超出了學生的需要。早年化學和植物學一起歸入藥物學講授，學醫的學生隻聽它就夠了。現在倒好，化學和植物學都自成一門無邊無涯的大學問，掌握其中任何一門都須要人窮其一生，可是醫學院學生硬是兩門全得念！

　　結果呢什麽也學不到，顧此失彼嘛，統統忘得精光。誰個聰明，就會拒絕一切叫人分散精力的要求，而專心致誌於一個專業，把一個專業學精學通。

　　隨後歌德給我看一篇他關於拜倫的《該隱》的短評。我很感興趣地讀了起來。

　　你瞧，“他說，”教會的信條不足以影響像拜倫這樣的自由心靈，他正是通過此劇，極力擺脫一種強加給自己的教義的束縛。英國的教師們顯然不會因此感謝他。

　　在這些文學討論之後，歌德把我的興趣引到了造型藝術上，讓我看一件昨天他已經興致勃勃地談起過的古代石雕。我觀賞著，驚訝於它表現手法的質樸單純。我看見一名男子從肩上往下放一隻水桶，為的是讓一個男孩喝水。可男孩還感覺不舒服，他的嘴還夠不著，桶裏的水還流不出來，於是隻見他把自己的兩隻小手按在桶上，仰起腦袋望著男子，像是求他把桶再向自己傾一點。

　　喏，喜歡嗎？“歌德問。”我們現代人自然也體會得到一個如此純粹自然，如此質樸天成的題材有多麽美。

　　隨後我們觀賞柏林的勃蘭特雕琢的一枚徽章，表現的是年輕的提蘇斯正從巨石下取出他父親的武器。

　　人物的姿態有許多可稱讚之處，隻是要搬動巨石四肢還顯得用力不夠。再有，年輕人既用一隻手拽武器，還用另一隻手搬石頭，看來無論怎麽講都考慮欠妥；

　　要知道，按道理他該先將沉重的石頭撂到一邊，然後再拾起武器。歌德隨即說：

　　作為對照給你看一件古代的寶石雕刻；它的題材完全相同，但出自一位古人之手。

　　於是他讓我看了一件一位古希臘藝術家處理的同一題材作品。隻見小夥子使盡全力推那巨石並也承受得起它的重量，因為這重量眼看就要被征服，石頭已給推到了快要滾到一邊的節骨眼兒上。年輕的英雄使出渾身的力氣頂住沉重的巨石，隻有目光向下瞅著壓在麵前石頭底下的武器。

　　我倆都欣賞這再合乎實際不過的處理。

　　邁耶經常喜歡講，“歌德笑著插了一句，”最難莫過於構思啊！——可糟糕就糟糕在，“他接著說，”我們再怎麽思考也無助於構思；

　　你必須天生是這個材料，隻有這樣好的想法才會像上帝自由的孩子似的不請自到，並衝著你喊：瞧我們來啦。

　　1824年2月25日，星期三

　　（詩的形式作用巨大；經曆豐富是個”大便宜“）

　　歌德今天給我看了他兩首極有意思的詩，兩首總的傾向都高度倫理化，但一些個母題卻自然、真實得毫無保留，以致世人很可能習以為常地稱其為不道德的詩。也正因此吧，他把它們密藏起來，不打算公諸於眾。

　　倘若智慧和高度的教養能轉變成公眾共同的財富，“他說，”那當詩人就太美了；

　　他什麽時候都可以徹底真實，不必害怕說出最精彩的話。可事實上他經常不得不有所節製，有所考慮，他的作品會落到各式各樣的人手裏；

　　他因此有理由顧忌，別因為太坦率引起多數好好先生的反感。還有時間也是個古怪東西。它就像暴君似的喜怒無常，對同一個人的言語行為在不同時代會表現不同的臉色。古希臘人允許說的話，我們再說就不合適；

　　莎士比亞強健的同時代人感覺美妙的事物，一八二〇年英國人就不再受得了，所以新近就感到有出版一種莎士比亞家庭版的需要。

　　還有形式也影響很多，“我補充說，”兩首中的一首音調、格律都合乎古代規範，引起反感的可能小得多。另一首詩相反，音調、格律都是阿裏俄斯托的，就麻煩得多了。

　　內容是一次現代曆險，語言也現代，於是便無所遮掩地直通通進入咱們的現實，一些個大膽的細節便顯得肆無忌憚多了。

　　你說得對，“歌德回答，”在不同的詩體格律裏麵，蘊藏著各種神秘而巨大的效果。比如我的《羅馬哀歌》，如果有人將其改譯成拜倫《唐·璜》式的音調和格律，那它的內容必定也跟著變得十分粗俗。

　　接下來歌德回顧了曆史，談了許多普魯士軍隊在七年戰爭中的情況，說在腓特烈大王的帶領下這支軍隊所向無敵，因此變得驕縱自滿起來，結果後來在許多大戰役中吃了敗仗。所有的細節他全曆曆在目，我稱讚他記憶超凡，實在幸運。

　　我占了一個大便宜，“他接著說，”能出生在這麽個世界風雲際會，在我漫長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層出不窮的時代：

　　先是七年戰爭，然後美國脫離英國獨立，接著又來了法國革命，最後才是整個拿破侖時代直至這位英雄覆滅，以及隨之發生的種種事變，我成了親身經曆這一切的曆史見證。這樣一來，我的觀察結果和看法就可能與人完全兩樣；

　　現在才出生的人隻能通過書本了解那些重大事件，也就弄不明白它們是怎麽回事。

　　“往後的一些年將發生什麽，完全無法預言；隻是我擔心咱們不會很快獲得安寧。世人生性可不謙虛知足。隻有使人性變得完美，現實也才可能完美；

　　實際是將無休止地動蕩搖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難，另一部分人安樂享受；自私和妒忌這兩個惡魔將永遠作祟，黨派之爭將沒了沒完。

　　最明智的辦法是人人各司其職，生來適合幹什麽，學習過幹什麽就幹什麽，別去妨礙他人幹自己的事。鞋匠就該守著他的楦頭，農民就該扶著他的犁頭，君主呢，就該懂得治理國家。

　　隨後歌德又談起法國的報紙，說道：

　　可以讓自由派人士發言嘛，因為如果他們講的有道理，別人就樂意聽。但是保皇黨手握重權，就不宜講話，而必須行動。他們不妨調遣軍隊，砍人腦袋，讓人上絞架，這都是他們的權利；

　　可要在公開發行的報紙上否定別人的意見，為自己的舉措辯護，就有失體統啦。除非讀者全都是君主，否則掌權者還是別發議論為好。

　　“至於我過去的所作所為，”歌德接著講，“我總自認為是一個保皇派。讓別人愛講什麽就講什麽，我呢，認為怎麽好便怎麽幹。我了解自己事業的全貌，知道自己的目標所在。要是我獨自犯了錯誤，能夠重新將其挽回；

　　可錯誤要是三個人和更多的人一塊兒犯的，那改正就不可能了，因為人多不同的意見也多。”

　　1824年2月26日，星期四

　　（隻表現與自己天賦相近的題材；天賦與預感）

　　陪歌德吃飯。飯後收拾好了，他讓用人施塔德爾曼搬來幾隻收藏銅版畫的大夾子。

　　隨後我們打開畫夾，開始觀賞裏邊的銅刻畫和素描。為了我歌德翻看得很慢，並且隻讓我看每一類畫中的傑作，給我詳細講解作者的立意和成就，以使我能體會大師們的想法，重溫大師們的感受。

　　“這樣才能培養出我們所說的品位，”他講，“須知品位不能用中等貨色養成，隻能用傑作上品。等你這樣打好了基礎，便有了評價其他作品的尺度，不會估計過高，也不會過低。我讓你看每種畫中最成功的佳作，使你懂得沒有哪個畫種可以輕視；

　　隻要一位偉大的天才得到登峰造極的發揮，任何畫種都會賞心悅目，令人欣喜。”

　　歌德把畫遞給我，我興致勃勃地觀看起來。畫麵是夏季別墅裏一間愜意的房間，透過敞開的門和窗看得見外麵的花園，以及園中的一群俊男靚女。房間裏坐著一位三十歲光景的美婦人，手捧一本樂譜，像是剛剛才展罷歌喉的樣子。往下一點，在她的旁邊，倚坐著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少女。在敞開著的窗前，臉朝外站著另一名年輕女子，懷裏抱著一把琴，好像仍在彈奏。這當兒進來一位年輕的先生，女士們的目光全給他吸引了過去。似乎是他打斷了她們的娛樂彈唱，因此微微躬著身子，使人覺得他正在說抱歉，而他的話女士們都愛聽。

　　“這幅畫，我想其溫情香豔足以媲美卡爾德隆的一部傑作，”歌德說，“對此你可還有什麽說的？”

　　說著他又遞了一些著名動物畫家盧斯的蝕刻版畫給我。

　　畫的全是綿羊，各種姿態、各種情狀的全有。麵孔長相之單一，皮毛之肮髒、蓬亂，一切一切都真實到了極點，簡直就像是些真羊。

　　“每當注視這些牲畜我心裏就會害怕，”歌德說，“它們那麽呆板，那麽懵懵懂懂，叫我看了不能不產生同情。我真害怕自己會變成這樣一頭動物，並差不多相信畫家本人曾經就是一頭羊。反正是極端令人驚訝呐，他怎麽會通過外表把它們的內在性格如此真實地展現在我們眼前。由此可見，如果堅持畫與自己稟性相近的題材，一位偉大天才會取得怎樣的成就。”

　　“這位畫家難道沒有同樣真實地也畫過狗、貓和猛獸嗎？”我問。

　　“沒有，”歌德回答，“這些全都超出了他的範圍；

　　反之，那類馴順的吃草動物，如像綿羊、山羊、奶牛等等，他卻永不疲倦地畫了又畫——這本是他一生一世都不會離開的天才領地嘛。他這樣做好極了！

　　與羊一類動物的同感在他與生俱來，他自然而然地了解它們的心理情感，對它們的體態外表同樣生就一雙敏銳的眼睛。別的生物相反也許就不那麽容易讓他看透了，因此要畫它們他既缺少天賦，也沒有激情。”

　　歌德的一席話在我心裏激起不少類似的聯想。例如不久前他還對我說，真正的詩人生來了解世界，要表現它根本用不著許多的經驗，用不著見多識廣。記得他當時講：

　　“我創作我那部《葛慈·封·伯利欣根》時還是個二十二歲的小青年，十年後真驚訝我寫的竟那麽真實。誰都知道我不曾有過類似的經曆和見聞，所以我必定是通過預感認識了複雜紛繁的人事情景。

　　一般說來，在認識外部世界之前，我先隻喜歡表現自己的內心世界。後來，等我在現實中發現世界確實像我想象的樣子，它就令我生厭，我再也提不起興致去表現它了。是的，我想講：

　　如果我長期等待，直到認識了世界才去表現它，那我寫出來的就隻能是對現實的戲擬嘍。

　　還有一次，歌德說：

　　所有人的性格中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一定的傾向，和這種那種基本性格特征同時並存的還有一定的次要特征。經驗足以叫人認識到這一點，但是也有少數的人這種認識與生俱來。在我身上天賦與經驗是否得到了結合，我不想追究；

　　隻不過我知道：我和誰隻要談上一刻鍾的話，就足以讓他在作品裏講兩個小時。

　　隨後我講：

　　閣下認為詩人生來便了解世界，那我想您大概隻是指內心世界說的，而非指現象和日常的經驗世界吧；也就是說，詩人要想成功地表現經驗世界，就必須再對現實進行研究。

　　當然是這樣，“歌德回答，”愛與恨，希望與絕望，以及心靈其他種種稱呼的狀態和情感，天生屬於詩人的領地，也能讓他成功地表現。但是如何開庭斷案，或者如何參加議會，如何給皇帝加冕，他便並非生來就了解；

　　要想描寫這些事情不違背真實，詩人就必須通過自身的閱曆或者吸取前人的經驗學習掌握它們。例如寫《浮士德》我能通過預感，很好地把握主人公悲觀厭世的陰鬱心理，還有格莉琴熱烈的愛情感受；

　　但為了寫例如：

　　天空中升起紅色的殘月，

　　那麽悲涼，那麽冷清暗淡……

　　就須要親自觀察自然。

　　可是，“我接過話頭，”整部《浮士德》裏沒有一行不帶著悉心研究世界和人生的鮮明痕跡；讀者怎麽也不會想，您沒有極其豐富的人生體驗，一切全是上天所賜。

　　可能吧，“歌德回答，”不過如果我沒有通過預感事先在心中裝著世界，那將始終是個睜眼瞎子，一切的研究和體驗都隻會勞而無功，白費力氣。光存在著，顏色包圍著我們；

　　可如果我們自己眼裏沒有光和顏色，那我們也就不會發覺身外的這類東西。

　　1824年2月28日，星期六

　　（創作尤忌功利和草率）

　　天性使然，歌德說，“有些傑出人物每次寫作都要先靜心而深入地鑽研題材，決不匆忙從事，即興命筆。這樣的天才常常叫我們不耐煩，因為你很少能從他們那兒得到你眼下希望得到的東西。然而也正是如此，才誕生出了登峰造極的作品。”

　　我把談話引向了拉姆貝格。歌德說：“他當然是另一種類型的藝術家，一位極討人喜愛的天才，一位無與倫比的即興揮毫大師。一次在德累斯頓，他要我臨時出個題目給他畫。我就告訴他：阿迦門農遠征特洛亞歸來剛下馬車，正要跨進家門，突然心中感到不是滋味。你得承認，這個題材真是再難不過，換上別的畫家必定要長時間深思熟慮。可他倒好，我話剛出口，他已經畫起來，而且我還不得不佩服他，竟立刻準確地把握住了要表現的東西。我無法否認，我真想收藏幾幅拉姆貝格親手畫的畫。隨後我們談到了另一些畫家，說他們畫風浮躁輕率，結果落入俗套，自己毀了自己。”

　　這樣的套路總是趕著完工，歌德說，不覺得創作本身有任何樂趣。貨真價實的、真正偉大的天才，卻能在創作過程中找到最大的幸福。

　　才能差一些的人不滿足於藝術就是藝術；

　　他們在創作過程中總是眼前隻看見錢，隻看見他們希望用完成了的作品去換取的報酬。可是，目的與路子如此地世俗和功利，根本出不來任何大作品。

　　1824年3月30日，星期二

　　（關於《親和力》；蒂克和施萊格爾兄弟）

　　我們後來談到了《親和力》。這時歌德提起一位途經此地的英國人，說他自稱一回到英國，就要和妻子離婚。歌德嘲笑他愚蠢，並一連舉了幾個離婚者作例子，說這些人離完婚以後仍舊糾纏不清。他說：

　　“德累斯頓已故的萊茵哈特常對我表示驚訝，說我對其他所有事情的想法都挺隨便，對婚姻問題竟有如此嚴格的原則。”

　　歌德的這段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通過這本常常遭到誤解的小說到底想講什麽。

　　接著談到了蒂克，以及他與歌德的個人關係。

　　“我打心眼兒裏對蒂克好，”歌德說，“他呢，總的說來對我也很有好感；不過，在他與我的關係裏，還是有什麽不該有的東西。而且過錯不在我，他同樣也沒責任；

　　原因是另外一種性質。

　　就是當施萊格爾兄弟開始出人頭地，他倆便感到我過分強大，為了與我保持平衡，就覺得必須尋找一位天才來跟我分庭抗禮。在蒂克身上他們找到了這樣的天才，並且大肆吹捧他，使他在公眾眼中為跟我抗衡而顯得更加重要。這損害了我與蒂克的關係；

　　因為如此一來蒂克對我的態度便出了問題，雖然他本人壓根兒沒有意識到。

　　“蒂克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能認識到他傑出貢獻的並非別人，恰恰是我。不過，要是不切實際地抬高他，把他與我等量齊觀，那就錯了。這我可以照直說出來，因為對我沒有關係，我又沒有自我抬高。同樣如果我自比莎士比亞，莎士比亞也沒有自我抬高，他原本就是一個更高的存在，對他我隻有仰望，隻能崇敬。”

　　1824年4月14日，星期三

　　（哲學思辨對創作的影響；不同作家的風格；

　　歌德的各類反對者）

　　午後一點乘車陪歌德出遊，談到了不同作家的風格。

　　“總的說來，哲學思辨妨礙了德國作家，常常給他們的風格注入了一種晦澀難解、寬泛散亂的性質。他們越沉迷於某些特定的哲學派別，寫得也就越壞。而那種事業和生活型的德國作家，他們隻看重實際，寫得就再好不過。”

　　“同樣的道理，在德國女作家中有些個天才，她們的風格真叫棒，甚至可以講超過了我們某些廣受讚譽的男作家。”

　　“英國人通常都寫得很好，他們是天生的演說家和重現實的實踐家。”

　　“一般地講法國人也文如其人。他們愛好交際，說起話來從不忘記自己的聽眾，寫文章力求明白易懂、有說服力，而且還要優美動人。”

　　“整個而言，風格乃是一個作家內心最真實的寫照；誰想使作家的風格清清亮亮，他內心先就得清清亮亮；誰想寫得超凡脫俗，他自己的品格就得超凡脫俗。”

　　歌德隨後談到了他的反對者，說這幫家夥總是死不絕。

　　“首先是我所謂愚蠢的反對者，這類人讀不懂我，對我指指戳戳，卻不知道我是怎麽回事。他們數量可觀，經常搞得我的生活挺無聊；

　　不過應該原諒他們，因為他們自己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

　　“接著由我的嫉妒者組成了第二個大的群體。他們拽住我的榮譽撕啊扯啊，真恨不得吃了我。隻有我遭到不幸，可憐巴巴，他們才會罷休。”

　　“再後麵是另外一大批人，他們由於自身缺少成就而與我為敵。這類人中也有一些才智之士，他們不能原諒我隻是因為我遮擋了他們的光輝。”

　　“第四類我稱為我有緣由的反對者。因為嘛我是一個人，是人便有人的弱點和錯誤，我的作品也免不了有弱點和錯誤。隻不過呢我認真提高自己的素養，不斷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不懈益進，自強不息，所以常常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某個錯誤缺點我老早就改正了，他們卻還在那裏指責我。我不再理睬他們，而是立刻考慮寫新的東西。”

　　“還有一大群是與我不同思想方法和觀點的敵人。人說一棵樹上幾乎沒有兩片完全一樣的葉子，那麽一千人裏同樣也找不出兩個思想觀點和方法和諧一致的人。以此為前提，那我就不奇怪跟我作對的人數那麽多，倒驚訝我竟有如此眾多的朋友和擁戴者。我的整個時代與我分道揚鑣，因為它完全朝向主觀，我卻努力朝客觀奔去，所以就備受責難，孤獨無助。”

　　1824年5月2日，星期日

　　（社交和培養鍛煉性格）

　　歌德責備我沒有去拜訪此間一個有聲望的家庭。

　　我說：“與人交往我總執著於個人的好惡愛憎，懷有自己特定的愛和被愛的需要。我尋找的總是投合自己心性的人，往往和這個人樂意傾心相交，和另一個人卻不願有任何關係。”

　　“你這種秉性自然不合群，”歌德指出，“可是，如果我們不肯努力改變自己的脾氣，那受的全部教育又有什麽用！

　　要求別人來將就自己是再愚蠢不過了。我從不這樣做。我總是把每個人看作獨立存在的個體，隻希望能研究他，認識他的特殊個性，除此別無他求。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可以和每一個人交往，也隻有這樣才能認識人千差萬別的個性，並且獲得必需的處世本領。尤其要注意跟那些脾氣執拗別扭的人打交道；

　　和他們相處會激勵、發展和養成你各式各樣的性格，結果是過不多久任何乖僻的家夥你都能夠對付。你也應該這樣辦。這方麵你比你自己認為的更有天賦；

　　但這還不夠，你必須投身廣大的世界，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

　　我記住了這些金玉良言，決心盡可能地照著做。

　　1824年11月9日，星期二

　　（談克洛普斯托克和赫爾德）

　　晚上在歌德家。我們談論克洛普斯托克和赫爾德，我很高興聽他給我分析這兩個人物的偉大功績。歌德說：

　　“要是沒有這些傑出的先驅者，我們的文學就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他們登上文壇時走在時代的前麵，差不多是引領著時代前進；

　　而今時代已經趕過了他們，曾經是那麽不可缺少和重要的他們，已不再成其為有用的工具。青年人如果今天還從克洛普斯托克和赫爾德處獲取教養，那就太落伍嘍。”

　　我們談起克洛普斯托克的組詩《救世主》和他的《頌歌》，論及他的成就和缺點。我們一致認為，對於觀察把握感性世界和刻畫人物性格，他都缺乏方向和天賦，也就是說缺乏一位史詩詩人和戲劇詩人，是的，甚至可以講一般詩人最本質的東西。

　　“說到這裏我想起他那首頌歌體的詩，”歌德講，“那首他寫德國繆斯跟英國繆斯賽跑的詩。事實上你隻需想想讓兩位姑娘那麽爭先恐後，撒開腳丫，蹬踏起一路的灰塵，將會是怎樣一個景象，那你就已經能夠判斷，克洛普斯托克這位老好人在動筆前並沒有好好想象一下自己要寫的內容，要描繪的場麵，不然他就不至於有如此嚴重的失誤了。”

　　我問歌德年輕的時候與克洛普斯托克關係怎樣，當時對他怎麽看。

　　“我像一貫尊敬長者似的尊敬他，”歌德說，“我把他看作自己的前輩。我尊重他作的貢獻，從來沒想到研究它，指責它。我接受他的長處的影響，除此以外便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們重又談起赫爾德，我問歌德，他認為赫爾德什麽作品最棒。

　　“他的《關於人類曆史的思考》最傑出，無可爭議，”歌德回答，“後來他卻走向反麵，變得令人不愉快了。”

　　“赫爾德盡管非常了不起，”我接過話頭，“在有些問題上我卻不敢與他苟同，發現他好像缺少判斷力。他竟把《葛慈·封·伯利欣根》譏諷一通，然後不加任何肯定就把稿子退還給了你。對於某些個事情，他完全缺少感知，麻木不仁啊。”

　　“在這點上赫爾德情況確實很糟糕，”歌德應道，“是的，即使此刻他的靈魂站在跟前，他也不會理解咱們。”

　　“相反我要稱讚梅爾克，”我說，“他極力鼓勵你出版《葛慈》。”

　　“他自然是一位古怪而非凡的人，”歌德回答，“‘把這玩意兒印出來吧！’他說，用處是一點沒有，但印還是印！’他不讚成修改，他是對的；

　　改了會變個樣，但不會變好。”

　　1824年11月24日，星期三

　　（對比古代與現代，法國文學與德國文學）

　　晚上，我和歌德談到了羅馬和希臘史，歌德發表了如下見解：

　　“羅馬史原本對我們已經不再合時宜，”他說，“我們已變得太人道，對愷撒的一次次勝利不能不感到反感。同樣，讀希臘史也引不起多少快感。這個民族盡管麵對外敵還偉大、豪邁，但城邦四分五裂，內戰連年不斷，同為希臘人卻你殺我我殺你，更是叫人受不了。再說，萊比錫戰役和滑鐵盧戰役如此氣勢磅礴，已經使馬拉鬆戰役和其他古希臘的戰役失去了光彩。還有我們的一些個英雄人物也不遜色呀。”

　　談話轉到最近時期的法國文學，提到了法國人對德國的作品一天天地更感興趣。

　　“法國人開始研究和翻譯我們的作品，”歌德說，“他們這樣做很對；

　　因為他們在形式和主題方麵都有局限，沒有別的法子，隻能向往尋找借鑒。就算可以指責我們缺少完美的形式，我們在選材方麵卻勝過法國人。特別是我們的哲學理想更受到他們歡迎，因為每一種理想都可以服務於革命的目的。

　　“法國人有理解力和智慧，卻缺少實在和虔誠，“歌德繼續說，”他們稱讚我們從來不是出於承認我們的功績，而隻是可以用我們的觀點去增強他們黨派的勢力。”

　　隨後談到我們自己的文學，談到對我們新近出現的青年作家有害的現象。歌德說：

　　我們多數青年作家的缺點僅僅在於，他們主觀創造性既不強，又不知道去客觀世界尋找材料。充其量他們能找到與他們自身相似的素材，適應他們主觀胃口的素材；

　　至於那種本身富有文學價值的材料，即使它們不合自己主觀的胃口也一樣采用，這在我們那些青年作家就根本沒法想象。

　　“不過已經說了，隻要青年們能夠努力學習，深入生活，從而產生出幾個出類拔萃的人物，那我們文學的前景還是看好，至少我們青年抒情詩人的情況是如此。”

　　1824年12月3日，星期五

　　（欲成就事業不能有旁騖）

　　歌德問我近些天生活得怎麽樣，想了些什麽，做了些什麽。我告訴他我收到一份邀請，要我在很優厚的條件下為一家英國雜誌每個月寫一篇報道，綜述德國散文文學一月來的最新動態；

　　我呢，很想接受這一邀請。

　　聽了這些話，原本和顏悅色的歌德完全沉下了臉，我看出他對我的打算一點沒好氣兒。

　　“我倒希望，”他說，“你那些朋友最好別來打擾你。那些事無助於你的發展，完全有違你的天性，你幹嗎要去做呢？

　　我們有金幣、銀幣和紙幣，它們各有各的幣值和匯率，這方麵你不在行，你的評價就不正確，你就會把事情搞糟。可你想把事情搞好，給每一件作品應得的肯定和承認，那你事先就得權衡比較我們一般文學作品的水準，必須認真研究，省事偷懶是不行的。你必須回過頭去看施萊格爾兄弟主張什麽，完成了什麽；

　　然後還有所有新銳的作家等等你全必須讀。這還不夠嘍。還有所有的雜誌你統統必須訂閱，以便你立刻掌握最新動態。如此一來，你便糟踏了自己最美好的光陰。

　　不，依我說就寫信去推掉這件事，它不適合你。歸根結底，你得防止分心，得集中精力。三十年前我要這麽聰明，做出的成績就會大不一樣。我和席勒一起出版《時序女神》和《詩神年鑒》兩種刊物，真不知浪費了多少時間！

　　這幾天我正好在檢閱我與他的通信，所有往事隨之曆曆在目；

　　回想起當年幹那些事讓世人利用了我們，我們自己卻毫無所獲，心裏就不能不氣悶。有天才的人看見別人幹什麽總相信自己也能幹；其實才不是這樣，最終將後悔浪費了精力。

　　“你現在要做的是積累一筆用之不竭的資本，”歌德繼續說，“你開始學習英語和英國文學，就為達到這個目的。堅持學下去，隨時利用與英國年輕人交往的大好機會。古代語言大部分你在青少年時代都學不到，所以要努力到一種如英國人似的傑出民族的文學中尋找依靠。再說，我們自己的文學大部分也來自英國文學。我們的長篇小說，我們的戲劇，它們不是來自歌爾斯密、菲爾丁和莎士比亞又來自何處？

　　即使今天，在德國你哪兒找得出三位文學大家，可以與拜倫爵士、穆爾和瓦爾特·斯科特平起平坐？

　　一句話，鞏固你的英語學習，集中精力幹點正經事，丟開一切對你不適合、也不會有結果的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