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一卷）

第一章 上古

　　中國是人類的起源地之人類是由古猿演變而來，與現代類人猿有著共同的祖先。按照人類進化的譜係，人類與現代類人猿是在古猿階段開始分化的。在此之前，他們共同的祖先是距今約2500—4000萬年前的始祖猿。目前世界上已發現的始祖猿化石主要是在距埃及開羅約52公裏的法尤姆地區的原上猿和埃及猿化石，埃及猿可能是由原上猿演進而來。

　　由始祖猿發展而來的古猿開始分成兩支，支是發展成為森林古猿和現代類人猿的猿科，另支是中經臘瑪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和智人發展成為現代人的人科。

　　從臘瑪古猿到現代人，人類的體質發生過種種變化，直到進入直立人階段，才真正跨進了人屬的範疇，其後的智人則又可以分為古人和新人兩個階段。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個時期的人類化石目前在我國境內都有發現，這些發現足以證明我國是人類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地區。

　　般認為，人類的誕生地是在非洲和亞洲南部地區。我國近年來曾經發現過些處於古人階段的早期人科化石，這些發現不僅有助於人們了解人類遙遠的發展曆史和進化譜係，而且表明我國正處於人類起源地的範圍之內。

　　目前人類學家普遍認為，臘瑪古猿和南方古猿是從猿到人過渡階段中正在形成的人，他們處於人類的童年時期，屬於人類社會最初的原始群時期。其中，臘瑪古猿可能生存於距今1400—800萬年間，南方古猿則生存於距今500—100萬年間。臘瑪古猿已經開始直立行走，其體質形態已向人的方向發展，且能使用天然木石作工具，被認為是人類的直係祖先。南方古猿則有各不相同的種類，其中新近發現的年代較早的阿法型是繼臘瑪古猿之後向人的方向發展的人類直係祖先。其他類型的南方古猿則與早期直立人共存，是人類發展的旁支，在後來的進化中滅絕了。南方古猿在體質形態上更接近於人，不但能夠直立行走，而且已經可以用手使用工具，腦容量也較臘瑪古猿稍大。

　　1956—1957年間，我國考古工作者曾在雲南省開遠縣小龍潭第紀褐煤層中發現10顆古猿牙齒化石，其中5顆經研究被確認為屬於處在人科發展早期的臘瑪古猿的牙齒化石。

　　1975—1980年間，考古工作者又在雲南省祿豐縣古灰壩煤場的第紀褐煤地層裏，多次發現豐富的臘瑪古猿化石，同時還發現有與之共生的各類哺乳動物化石30多種。

　　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1980年12月1日發現的第個舉世罕見的比較完整的臘瑪古猿頭骨化石。根據考古學者與古人類學家的研究，這些臘瑪古猿化石具有從猿到人轉變過程的些重要特征，其形態比開遠發現的臘瑪古猿更為進步，屬於地質學上早上新世晚期或中上新世早期，距今約800萬年，其體質特點比目前已發現的其他臘瑪古猿化石標本更接近於人類的早期類型。

　　除了上述各類臘瑪古猿化石之外，我國境內還發現了時代更晚的南方古猿化石。

　　目前南方古猿類的化石，大量發現於東非和南非地區，依照體質特點又可細分為粗壯型和纖細型。1970年在湖北省建始縣高坪龍骨洞，曾發現有與巨猿牙齒化石共存的顆可能屬於南方古猿類的下臼齒化石，研究者認為與粗壯型較疏遠而比較接近於纖細型。

　　此外，在湖北省巴東縣、廣西省南寧市還分別收集到顆可能屬於南方古猿的下臼齒。

　　上述這些發現表明，我國早在人類進化的最初階段，已有屬於早期人科的古猿生存棲息，因而可以確認是人類起源的重要地區。

　　元謀猿人及藍田猿人根據人類學家對於人類發展階段的劃分，人類在完成從猿到人的過渡之後，就進步進化為完全形成的人，其社會組織也由原始群發展為原始公社的早期形態——血緣家族公社。處於這階段的人類般被稱為直立人，依其體質變化，又可進步細分為早期直立人和晚期直立人。其中，晚期直立人也被稱為猿人。由於直立人所使用的工具是人為製造的較原始的簡單石製器具，考古學上也稱這時期為舊石器時代早期。

　　我國目前尚缺乏早期直立人的化石材料，但在山西省芮城縣西侯度發現過早更新世晚期的人類文化遺存。1978年又在河北省原縣官亭村小長梁發現過時代可能更早的各類人工打擊的石核、石片和石器。這些發現說明，我國境內曾經有過早期直立人的生存和活動。

　　我國境內晚期直立人文化的發現是非常豐富的。其中時代最早的首先是元謀猿人。

　　元謀猿人也被稱為元謀人，其化石1965年5月在雲南省元謀縣上那蚌村附近被發現，距今年代約170萬年左右，是目前我國境內公認的已知的最早人類之。1967年、1971—1975年又在同地點發現元謀猿人使用的17件石器和大量炭屑，同時還發現有火燒過的骨頭。石器均為石英岩打製器，有刮削器、尖狀器和砍砸器等多種類型，有些加工較為精細，大量炭屑和燒骨的發現表明元謀猿人已經懂得了火的利用。此外，在發現元謀猿人化石的層位中還發現有些具有明顯人工痕跡的哺乳動物肢骨碎片，則可能是準備用來製作骨器的。根據對與元謀猿人化石共存的29種哺乳動物化石和孢子花粉分析，元謀猿人可能生活在種亞熱帶的草原—森林環境之中。

　　藍田猿人亦被稱為藍田人，是1963年在陝西省藍田縣西北泄湖陳家窩首先發現的，1964—1966年又在藍田縣東間房公王嶺發現了時代更早的猿人化石及其文化遺物。根據古地磁方法所測數據，藍田猿人中公王嶺發現的猿人距今約為98—67萬年，陳家窩發現的猿人的距今年代則為65—53萬年間。公王嶺藍田猿人頭蓋骨極為低平，額部明顯傾斜尚無額竇，眉脊骨仍很粗壯，頭骨壁極厚，形態顯然比較原始。陳家窩藍田猿人則相對比較進步。

　　從已發現的石器材料看，藍田猿人已經能夠以石英岩、脈石英和石英砂岩等礫石打製各種石器，約有大型砍砸器、球形器、單邊砍砸器、刮削器和大尖狀器多種。其打製方法以單麵加工為主，修製技術還很簡單，多數未經第四加工。從所發現的與藍田猿人共生的40多種哺乳動物化石，如大熊貓、劍齒象、毛冠鹿、斑鹿、野豬等的類型可以推知，藍田猿人當時的生活環境是秦嶺北坡溫暖稍濕的森林草原地區。

　　北京猿人北京猿人也稱北京人。其化石首次發現於1927年，是在北京市房山縣周口店的龍骨山洞穴中發現的。其距今年代約57—23萬年不等，時代最早的化石與最晚的化石間，前後經曆約30多萬年。

　　北京猿人在體質形態上呈現出明顯的各部進化不平衡的特征。他們的肢進化較快，基本上已具有現代人的形態。他們的下肢大腿骨在大小、形狀、比例和肌肉附著的地方，均與現代人相似，僅在骨壁較厚、髓腔較小等方麵尚呈比較原始的性質。他們的上肢上臂骨、鎖骨和腕中月骨等也具有與現代人相似的形狀，而且相似的程度較之下肢更大。這種情況顯然說明，北京人已能較好地直立行走，兩手已能自由運用從事各種活動和勞動，在動作上和現代人已相差不遠了。但在頭骨方麵，北京猿人仍較落後。其頭蓋骨頂部低平，前額後傾，眉脊前突且由粗大眉骨左右相連，後方則有橫行的枕骨，頭頂正中還有條由前向後的矢狀脊，腦殼很厚，大約比現代人要厚倍，麵骨也較厚重，整個頭骨的形體與現代人相反，呈下部膨大、上部收縮，其最寬處在外耳門附近。北京猿人的腦容量相當於現代人平均腦容量的80%，但和現代類人猿相比又大得多。北京猿人的吻部突出，下頦後縮，牙齒粗大。這些特征都表明北京猿人的頭骨還有相當大的原始性。

　　北京猿人在體質特征上，手的進化之所以相對比頭骨較快的原因，是因為直立行走使手獲得了解放成為種從事勞動的器官，經常處於活動中，頭骨的發展則要依靠較多的思維活動，人類在這方麵的發展需要更長的時間積累才會有較大變化，因而進步較慢。北京猿人在體質發展上的不平衡現象，充分反映了勞動在人類體質進步過程中所具有的決定意義。

　　在北京猿人的洞穴中，還發現了10餘萬件石器和石片，主要是以石英岩打製而成，可分為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雕刻器、石椎和石球等類型。

　　在北京猿人的洞穴內還發現有用火的痕跡。木炭、灰燼、燒石、燒骨等堆積成堆，疊壓極厚，有的地方厚達6米。

　　根據人類學家的推斷，北京猿人已經擺脫了雜交的婚姻形態，進入到家庭發展史上的最初形態——血緣家族時期。但是，這個時期的人類生產能力仍很低下，生活仍然十分艱苦，因而壽命也比較短暫。

　　北京猿人正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以極其艱苦的勞動，創造著中國遠古時期的早期原始文化，為中國曆史的誕生和發展放出了曙光。

　　兄妹通婚直立人階段的初期，人們結成的集團還是十分鬆散的。他們剛從原始群脫離出來，也還殘存著原始的雜亂性交狀態。正如古代文獻中所記載的，“昔太古嚐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男女雜遊，不媒不聘”。那時，精力旺盛的青壯年經常外出采集、狩獵，為集團的全體成員尋找生活資料，老人們逗留在住地，製作武器和工具。年齡相當的男女在勞動分工上更相近些。人們在長期的生活過程中，積累了經驗，逐步有意無意地從原始雜亂性交狀態中形成了初步的婚姻規例：排除不同輩分之間的相互性交關係，隻允許同輩的男女通婚。也就是說，祖先與子孫之間以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婚姻被禁止了，每輩的男女既是兄弟姊妹，也互為夫妻。這就出現了人類家庭發展史上的第個家庭形態，即血緣家族。

　　從直立人到智人的轉變人類發展到更新世中期後段時間，大約距今十萬年前或稍後些時間，便由直立人進入到智人階段，這時期也是我國母係氏族社會的萌芽期。這時期的古人化石很豐富，主要有大荔人、許家窯人、馬壩人、長陽人和丁村人等。其中許家窯人和丁村人較為典型。

　　許家窯人是1974—1976年間在山西省陽高縣古城鄉許家窯發現的，共有10塊頭骨頂骨殘片、2片枕骨、2顆臼齒和1塊兒童附4顆牙齒的左上頜骨。此外，還發現有數以萬計的石器、批骨器和20種脊椎動物化石。其地質年代屬中更新世晚期，其絕對年代約距今10萬年以上。

　　許家窯人的頭骨化石的顯著特征是腦殼異常厚重，大致達到北京猿人的上限，而超過尼安德尼特人，但其頂部較北京猿人要隆起得多，在頭骨拱形較高、枕骨圓枕位置較高、頭骨最大寬度位置靠上等方麵又顯然比北京猿人進步。此外，許家窯人的上頜骨吻部前傾的程度中等，不像北京猿人那樣前突。從上述頭骨形狀特征看，許家窯人是北京猿人向早期智人發展的過渡類型。

　　在中國的早期智人中，丁村人是最為著名的。丁村人是1954年在山西省襄汾縣丁村發現的，其化石為枚屬晚更新世的人類牙齒，分別為右上內側門齒、右上外側門齒及右下第臼齒，同屬於個十歲的兒童個體，距今年代不超過6萬年。丁村人的門齒齒冠舌麵雖然和北京猿人相似，仍有舌麵隆突和指狀突，但已遠不如北京猿人複雜。其齒冠舌麵低陷呈鏟形，明顯地與現代黃種人接近。其臼齒咬合麵紋理結構比北京猿人簡單，但比現代人仍顯複雜。1976年還發現過丁村人的具大約2歲左右小孩的右頂骨化石，從其頂骨較薄可知，其體質比北京猿人的幼兒遠為進步。

　　在黃河流域已發現的千餘處仰韶文化遺址中，以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邠縣下孟村、臨潼薑寨、華縣泉護村、陝縣廟底溝、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和淅川下王崗等處較為重要，它們都是當時的重要氏族村落，反映著母係氏族製度繁榮發展的生活景象。尤其是其中的半坡、薑寨兩處遺址，不僅遺跡保存比較完整，而且村落布局十分清楚。

　　半坡遺址位於西安城東6公裏處的氵產河級階地上，麵積約5萬平方米。整個遺址分為居住區、氏族墓地和公共窯場部分。居住區布局明顯，中心為大型近方型房屋，約120平方米，是整個氏族的公共活動場所，其北麵由45座中小型房屋圍繞大型房屋呈不規則半月形，當為氏族成員的住處。住處周圍有200多個窖穴，2處飼養牲畜的欄圈。幼兒的甕棺葬在居住區內，成人墓則葬在氏族公共墓地內。在居住區和墓地間挖有深5—6米不等的防禦性壕溝，溝的東部為燒製陶器的窯場，共有6座陶窯。

　　臨潼薑寨遺址麵積約為5.5萬平方米，也分居住區、墓地和窯場個部分。所不同的是，居住區中心為麵積頗大的廣場，廣場周分布有組建築群，每群中則以個大型房屋為中心，在其周圍有十幾或十幾座中小房屋，總共有百餘座。這種布局顯然說明這裏可能是幾個氏族聚居的部落居住遺址。在建築附近也分布有幼兒的甕棺葬。

　　在居住區周圍也挖有兩條寬深各約2米的護村壕溝，溝外東北及東南有片墓地，總共有170多座成人墓。西南方也有片較為集中的窯址。

　　上述現象說明，仰韶文化正處於母係氏族製度的繁榮期。每個村落無論是單個氏族的居址還是部落的居址，都體現著氏族製度所特有的團結向心的精神。這種每個氏族都有個中心活動大房子，周圍有供已婚對偶家庭居住的房屋的布局，也充分體現了母係氏族社會的社會結構。

　　仰韶文化的社會經濟是以農業為主、飼養家畜為輔並兼營漁獵和采集的經濟類型。

　　在各地仰韶文化遺址中，還發現過些席紋、布紋痕跡和大量的骨錐、骨針和紡輪，這是當時已有原始編織、紡織、縫紉作業的反映。

　　仰韶文化的陶器生產，無論是從陶質、器形造型、裝飾紋飾方麵，還是從焙燒技術方麵看，都遠遠超過陶器發明的初期階段，雖然還處於手製階段，但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水平。

　　族外群婚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高，原始人的社會生活也在緩慢地向前發展。從晚期直立人過渡到早期智人階段，人類的婚姻形態又有了個大進步，即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間的通婚關係，同族團內部的同輩男女也禁止相互通婚了。男子隻能以其他簇團的女子為妻；女子隻能以其他簇團的男子為夫。也就是說，這簇團的群男子與那簇團的群女子互為夫妻。這就是族外群婚。

　　這時，丈夫和妻子各自生活在自己所屬的族團之內。丈夫到妻子那兒去過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回，並不加入妻方的族團，雙方沒有共同的經濟生活。通常，男子並不總是固定與個妻子來往；女子也不是始終接待個丈夫。因為個婦女可以有群丈夫，所生孩子也就有群父親。那時，對於誰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是不知道的，般隻能確知生育自己的母親。因此仍然是隻“知母而不知父”。孩子從小在母親身邊生活，屬於母方的族團，血統是按母係計算的。在母係製度下，父親是另個氏族的人，而舅父卻是母方血緣的至親和長者。因此，舅父和外甥的關係特別密切，他們生活在同族團之內，在生產和社會活動中，常常是舅父帶領外甥或母親帶領女兒。如果說在當時父親對孩子還無所謂權利和義務的話，那麽舅父對外甥卻有義不容辭的撫養、教育和保護的責任，外甥有權繼承舅父的財產。我國有些地方至今還流行這樣句俗語：“天上老鷹大，地上娘舅大”，這顯然是遠古母係時代遺留下來的觀念。

　　在群婚製度下，在允許通婚的範圍之內，男女發生夫妻關係，並不需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必通過什麽手續和儀式，更不要求男女百年和合、白頭偕老。

　　但是對男女保持或長或短段時期的夫妻關係也是可能的。個男子在群妻子中可能有個主妻，個女子在群丈夫中也可能有個主夫。

　　實行族外群婚以後，在同個族團內部，上輩與下輩成員的關係是母親與子女或是舅父與外甥、外甥女的關係。同輩是兄弟姊妹的關係，他們有共同的母親。因此，同族團內的成員，不分男女，都有血緣親族，都起源於同個女祖先，因而互相之間禁止通婚。這樣的族團進步發展到若幹代，就形成為氏族。氏族是成員比較確定的親族集團，不能隨便地加入或者遊離，它也有了初步的組織管理製度。最早的氏族是母係的，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原始社會的基層組織。在大荔人、許家窯人、馬壩人以及丁村人時期，母係氏族大約已有萌芽。到了柳江人、峙峪人、河套人和山頂洞人生活的時期，母係氏族公社已經正式形成了。

　　對偶婚和對偶家庭母係氏族社會的早期實行群婚，後來發展成為對偶婚。實際上，在群婚時期就出現了某種或長或短的成對配偶，這已是對偶婚的傾向了。隨著氏族製度的發展，允許通婚的範圍不斷縮小。在漫長的年月中，漸漸排除了同胞兄弟姐妹間的婚姻，又排除了同胞姊妹子女間的婚姻，最後排除了氏族內和氏族分支內同女始祖女係後裔間的婚姻。

　　這樣，就由開始實行的氏族的群男子和另氏族的群女子之間的結合，發展為隻剩下男女，即對還不牢固的對偶的結合。族外群婚終於被對偶婚所代替。在這發展過程中，自然選擇仍在起作用。氏族人丁的興旺與銳減、健康與衰弱都同它的作用密切相關。母係氏族的生命力表現在它既有組織生產、生活的職能，將氏族社會的生產技術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又具有調節婚姻的職能。

　　由於人口增加，個母係氏族常常分化為若幹個母係大家族。母係大家族由曾祖母或祖母的幾代女係後裔組成，但不包括男子的後代。人口多的母係家族有20多人。

　　個母係大家族包括若幹個對偶家庭。對偶家庭是由個男子個女子在對偶婚形式下組成的家庭形式。

　　對偶婚初期，繼承先前群婚時期的習慣，夫妻各自在自己的母方氏族居住，他們的婚姻生活采取丈夫走訪妻子的方式，丈夫不加入妻子所在的母係大家族的生產和生活。

　　隨著對偶婚的發展和鞏固，丈夫遷到妻方氏族居住，叫做從妻居。這時，男子不僅要為自己的母方氏族勞動，還要為妻方氏族勞動。

　　原始手工業半坡文化的原始手工業具有相當水平。石器工具大多為磨製。磨製技術的普及，使工具的刃口變得更鋒利，工具也更實用。原始農業的操作程序愈趨細致規律，磨製工具的品種與造型也愈趨多樣化。不僅播種、收獲用磨製石器，房屋建築和生活用具的製造也離不開磨製石器。此外還有磨製精致的骨器、蚌器和木器，如骨鑿、骨刀、蚌刀和蚌鐮。人們在農事間歇，製造了各類工具，然後又用這些工具進行再生產，以改善和美化生活。原始定居不僅能使農業發展獲得益處，氏族成員的生活麵貌也大大改觀了。

　　紡織、縫紉和編織是這時期婦女們的項重要公職。這些手工技術在母係社會有了顯著進步。相傳“伯餘之初作衣也，淡麻索縷，手經指掛，其成獲網羅”。這裏的麻是指大麻和苧麻，黃河流域是大麻的原產地。半坡出土的陶器上，就有麻布的壓痕，可見當時婦女們已知道用麻的莖皮纖維作織布的原料。秋收麻稈後，經過漚麻、剝皮、漂洗，然後再用紡輪撚成麻紗。半坡出土的骨梭、石製或陶製紡輪等工具，都證明大麻被先民們栽培利用已有幾千年了。河姆渡還發現有紡織、縫紉用的骨針、骨錐、骨管和骨匕，可能已有了最簡陋的織布工具。半坡遺址的陶紡輪還可用於製繩索用，有時還把各種繩紋壓印在陶坯上，使出窯後的陶器更美觀。獸皮獸毛也是人們的衣料來源。日用品中，籃筐和席的使用也很普遍。荊條、蘆葦和竹都是手工編織，席和籃筐的天然原料。河姆渡遺址的織網器的發明，使當時漁網編織更為規整，菏澤地帶織網工藝顯示出新的水平。

　　在我國的新石器遺址中，製陶業與定居農業常常互不分離。古代相傳“神農耕而作陶”。把陶器的發明與農耕相聯係，是因為定居農業大大促進了各項手工業的發生與發展。陶器是由水土調和，經人摶搏，作成器形，加火煆燒而成。水、火、土個必要條件，各地均有，隻要有人經營，累積經驗，都可以製陶，所以陶器在我國各地遺址中普遍存在。

　　原始農業到了新石器時代，在攫取經濟轉向生產經濟的過程中，婦女發明了農業。原始時代的男女分工，采集是婦女的專業。由於漁獵不能確保食物供給，采集活動當然不能被忽視，特別是在間冰期，繁茂的自然植被使婦女們的采集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成為氏族集體衣食的主要來源。

　　年度，春華秋實。婦女們在采集植物的過程中，通過長期觀察，首先認識了年生草本植物的生長規律。粟是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在我國北方，原始農業就是首先從栽培粟開始的。根據陝西岐山縣鬥雞台、西安半坡等長城內外新石器遺址的發掘，都發現有千年長久的炭化粟粒。從狗尾草變為栽培粟品種，其間年代久遠，可知世世代代婦女們在植物馴化過程中付出的心血。在我國，首先馴化栽培的野生禾本科植物還有稷。“稷為穀之長，故陶唐之世，名農官為後稷”，可見稷在遠古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分布於陝西、山西、河南和河北的黃河流域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可以找到粟和稷的蹤跡。人們還栽培了蔬菜。考古發掘證明早期農人還會種白菜、蕪青、芥菜等，表明蔬菜與穀物在我國有同樣悠久的栽培曆史。人類是在學會栽培年生草本植物後，才學會栽培多年生木本植物。這已是後來的事情了。

　　新石器時代是伴隨農業的發生而開始的。從我國黃河流域的地理條件以及原始技術條件看，開辟那些樹木不算茂密的森林邊緣地帶比較容易。河北磁山文化遺址地處太行山和蒿山東麓，那時氣候較今略暖，由於地處山麓，黃河水不致大量匯集，土地未開發前，森林覆蓋麵積大，因而不會缺乏雨水和泉水，存在著農業起源的條件。我國現在已發現的幾個新石器早期遺址，都與磁山文化有類似的地理條件。因此，在北方，極有可能在黃河流域靠近山麓的些地帶，找到我國農業發生的最早淵源。

　　磨製石器是最早的農人使用的主要工具。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萌芽的磨製和鑽孔技術為新石器時代工具的進化打下了基礎。起初，人們隻是把工具的刃部磨光，後來進步把工具表麵也磨光。人們選擇好石料，打製成定形狀，然後在石厲石上加砂蘸水淹沒，可以形成鋒利的刃部，提高了勞動功效。磨製石器與打製石器相比是大進步。後來，形成了耕耘用和收獲用的兩大類石器工具。石斧、石石奔、石鋤等可鋤草、鬆土；石鐮等作收割用。有時石器或骨器鑽孔、裝上木柄就更方便了。還有些脫殼、去糠、磨粉用的杵臼和石磨棒、石磨盤，早在磁山遺址就有發現。磨製石器在母係氏族社會不斷得到發展。寶雞北首嶺遺址近年來出土的石器除敲砸器為打製的以外，穿孔石斧、長方形石石奔等都為磨製，舌形石鏟更是通體磨光。可知磨製技術在農業生產上已廣為傳播，這技術的應用在母係氏族繁榮時期變得愈加明顯了。

　　《易·係辭下》裏記載的神農氏“斫木為耜，揉木為耒”，實為早期農人創造農具的描述。耒和耜的前形是點播用的尖木棒。隨著農作技術的改進，在根較長的尖木棒的近尖端處裝潢踏木，就形成了單齒木耒的雛形。最初的耒大體有兩種，為“直疵”，為“句疵”，也就是直尖和斜尖，用途也略有不同。單齒耒翻地麵積小，效率低，於是最早的農人又加以改進，變單齒耒為雙齒耒。

　　把單齒耒尖端變成板狀刃，即為耜。這是單齒耒形變的另趨向。後來發展為複合工具，耜柄仍用木製，用十幾圈藤條緊縛木柄，而耜冠則由石、骨和蚌為原料。我國北方早期農業遺址中多見石耜，南方則骨耜居多。河姆渡遺址就是以偶蹄類哺乳動物的肩胛骨製作骨耜而聞名。

　　最早的農人是用火耕法耕作。火耕法即常說的“刀耕火種”法，古籍中記載的“焚林而田”。原始農業的領導由婦女擔任。她們順應天時地利，率領男子齊出動，由男子砍伐樹木，待草木幹枯後焚燒，然後由婦女們鬆土點種，並承擔田間管理和收獲的工作。

　　受火耕法摧殘的木本植物幾年不能複生，卻有利於點播的草本植物生長，草木灰還可增強土壤肥力。這經驗使早期農人獲得了多倍收獲。火耕的結果，土質時鬆軟，不用中耕，隻用尖木棒之類點播。這樣，雖得暫時收益，土壤肥力卻逐年傷耗，幾年就要丟荒，隻好轉移到新的土地上再行火耕。

　　原始畜牧業到了母係氏族社會繁榮時期，采集經濟已轉入原始農業經濟，狩獵經濟已轉入原始畜牧經濟。無論是在原始畜牧地區，還是在原始農業地區，家畜的飼養和繁殖都出現了。

　　畜牧業由狩獵發展而來，先是少數動物的馴養，然後過渡到大群牲畜的繁殖和放牧。早在中石器時代，狗就被馴化為獵人的“助手”，這對於人類後來飼養和繁殖其他動物，增加食物生產和改善生活無疑是十分寶貴的經驗。

　　中石器時代廣泛使用細石器、弓箭，以及完成了狗的馴化之後，母係氏族社會的物質力量有所增強，氏族集體的組織能力和智慧又反過來提高了人們駕馭自然的能力。

　　圍捕和群獵常常要借助氏族或氏族聯合的力量才能實行。為了保證成員的食物供給，氏族組織男女青壯年集體出獵，尾隨獸群而動。這種群獵使人們有較多的機會觀察和掌握某些動物的習性，其中包括在自然狀態下的繁殖過程。氏族集體大規模的狩獵，增加了所兜捕動物的數量，這就往往使幼獸以及易於馴服的動物得到飼養和繁殖的機會。

　　當人們發現動物的馴養、繁殖可以經常補充獵獲物供給的匱乏之後，馴養動物就漸次代替了依靠狩獵為食的謀生手段。這種馴化飼養的動物群由小到大，畜牧業就慢慢地發生了。

　　為了適應新石器時代的北方草原環境，最早的牧人們製造了刮削器、尖狀器，如刀以及其他類型細石器複合工具。這些工具有些作為狩獵用，有些則是切割和刮獸皮用。

　　在鬆遼平原西部的些遺址發現了大量狗、羊、牛、馬的骨骼，而未見豬骨。這是牧業居地動物遺存的典型特征。有些地區既有水草，又適於耕種。如內蒙古東南部的林西遺址的牧人們就同時兼營農業，不過和中原原始農業的差別在於牧草和飼料種植占據了農作物的定比例。西藏黑河和聶拉木地區以牧業為主；川昌都卡若遺址則以農業為主，畜牧業和狩獵業也占了相當比重；新疆大部分地區是草原，原始牧業發達；河邊、山間盆地和綠洲則宜於耕作，豐富的陶器、磨製石器和骨器留下了早期定居農人的印記。

　　動物的馴養、放牧和繁殖是原始牧業的主要內容，然而這特征不單存在於原始牧區，而且也存在於原始農業地區。就現在所知，家豬的馴化以我國為最早。

　　第次勞動大分工到了父係氏族公社人們開始大量養豬，而且各個地區飼養家畜的種類還因自然條件不同而有差異。西北地區有較多的羊群，江浙帶飼養大量的水牛，而黃河流域卻以黃牛為主。

　　農業氏族部落的家畜飼養業開始穩步發展起來的時候，在北方的沙漠草原地區，無論是以畜牧業為主輔以狩獵，或者牧農結合兼營狩獵的氏族部落，他們的畜牧業經濟也都發展起來。他們留下的遺址，細石器工具占多數。有修琢精致的矛頭、箭鏃和刮削器，也有打製和磨製的石器，動物骨骼有家畜的也有野獸的。這些居住在大漠南北的氏族部落，由狩獵、馴養牲畜逐步發展為遊牧經濟。牧人們攜帶天幕，趕著牛、羊、馬、駝群，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我國古代的匈奴族在原始公社製階段，以畜牧業經濟為主，創造了草原文化。匈奴族興起於黃河河套地區和陰山帶，這裏馬平川，水草豐美，禽獸眾多。匈奴人利用這裏有利於發展狩獵和畜牧的自然條件，起初以狩獵為生，以弓箭為武器，在草原和森林中射獵，同猛虎等野獸作鬥爭，喜歡用猛虎形象作裝飾品。

　　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從狩獵經濟發展為遊牧經濟。

　　把野生動物馴養成為家畜，使它們繁殖起來，主要是男子的事情。畜牧業發展起來以後，無論是圈欄飼養還是野外放牧，也都是以男子為主要勞動力，如放牧畜群、準備草料、搭棚蓋圈、剪毛剪鬃、繁殖幼畜等。婦女隻承擔擠奶、熟皮子等輔助性勞動。男子自然地成為畜群的主人。原始社會後期，遊牧部落由從事其他生產勞動的氏族部落分離出來，是人類社會第次勞動大分工的標誌。

　　第次勞動大分工原始農業是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農民在空閑的時候製作自己需用的手工業品。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產品有了剩餘，有可能使小部分人不必去種地而專門搞其他的生產。這樣就有了專門製作各種手工藝品的人，製作出越來越精巧的產品。手工業從農業分離開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是原始社會後期發生的第次勞動大分工。

　　首先，製陶術比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快輪製陶是個突出的成就。人們發明了轉動很快的陶輪。把陶土放在陶輪上，轉動陶輪，借著陶輪急速旋轉的力量，雙手配合操作，把陶土塑造成需要的各種類型的器皿。采用輪製法製成的陶器，不僅厚薄均勻，形狀美觀，而且大大提高生產效率，數量遠比前時期多。

　　這時陶窯的構造有所改進，陶器的燒製技術不斷進步。擴大了窯室，可以次燒製更多的和大型的陶器；改進了火膛、火道，使窯室受熱均勻，提高了窯室溫度，有些陶器燒製溫度高達攝氏1000℃左右。人們掌握了高溫操作和密封窯室的技術，能夠熟練地掌握火候，利用燒成末期氣氛性質的變化，燒製出紅、灰、黑色的陶器。這種經驗和技術，對後來馳名於世的我國陶瓷工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陶器的器形也比以前精細複雜優美，鼎、鬲、豆、等都是這時創造出來的新型器物。紋飾也越來越多樣化，不同地區的陶器各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但又有相當大的致性。這時成批地生產陶器，製陶已經成為男子的事情，有了專業的陶工，並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高度的技巧。過去製陶是氏族的公共生產活動，如今被少數有製陶經驗的家族所掌握。氏族村落中的公共窯場逐漸減少以至消失，靠近住房的單個陶窯陸續出現。

　　其次，使用石器工具達百萬年之久的原始人類，終於發明了金屬器。人們首先發現種敲不碎的“石頭”——自然銅，用石斧錘擊它，做成工具，比石器、骨器有效耐用。又發現把銅塊放在火裏燒軟可以重新加工。這種用自然銅冶煉成的金屬叫紅銅。

　　人們知道用火冶煉礦石，可能也是無意中發現的。氏族部落成員起出去挖掘石山，采集石器原料。長期積累的經驗使他們懂得，架起火來燒，可以使塊大石頭自然裂開。

　　經過柴火燃燒之後，些礦石熔化了，凝結成金屬塊。人們逐漸發現，孔雀石類的銅礦石經過燒煉可以煉出銅來，金屬熔化、凝結，可以塑造成所需的器物。後來又進步發現在煉紅銅時加少量的錫礦，既易熔化，冷卻後又比紅銅堅硬，打製容易成形，刃口更加鋒利。於是產生了青銅器。銅器初時為數不多，在生產上還不能完全代替石器、骨器工具。但是，金屬的使用是技術上的革命，在人類曆史上開辟了個新的時代。

　　製造銅器比製造陶器複雜得多，要經過采礦、冶煉、製模、熔鑄、熱鍛等係列工序，更需要有專門的人來做。氏族內部在這方麵有經驗的家族，逐漸把製造銅器成為自己世襲的專業，這樣就進步促進了手工業的分工。

　　這時期的紡織業也有很大進步。考古發現大量的石紡輪、陶紡輪、骨梭和骨針，陶器底部也印有粗細不同的布紋。齊家文化遺址發現粗細兩種布紋痕跡，似是麻織的。

　　在這塊1平方厘米的布紋上，有經緯線各11根，比起過去的疏朗的粗布，已有較大的進步。死者骨骼上印有布紋，大概是穿著衣服埋葬的。浙江吳興錢山漾的良渚文化居民，用苧麻織成平紋細麻布，每平方厘米經緯線各24根，麻線的直徑不到半毫米。他們還飼養家蠶，絲帶、絲線和殘絹片留存到現在。絹片每平方厘米經緯絲各40根，這是經緯密度較大的絹織物。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養蠶和絲織的國家，如果從錢山漾算起，至少也有5000年的曆史了。傳說黃帝的妃子嫘祖教民植桑養蠶，繅絲織布，不定真有其事，但是也反映了當時婦女在農業生產中退居次要地位，擔當起養蠶、紡織的工作。

　　玉石、牙、骨角器的製作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出現了許多瑰麗多彩的工藝品。玉製品比以前種類多，數量大，製作精美。製造玉器要經過裁料、琢磨和精雕等工序，非有專業的人不可。各地氏族部落有了專門的製玉業，用玉、瑪瑙等貴重原料製成玦、璜、璧、環、管、墜、珠、鐲等飾物。南京北陰陽營青蓮崗文化中，座墓地就有隨葬玉器32件。山東有些地方產玉，取材比較容易，日照兩城鎮發現成坑的半成品玉器材料。大汶口的穿孔碧玉鏟，器形非常規整，通體光潔，是件完美的古代玉器珍品。大汶口的象牙器雕刻得十分精致，有象牙雕筒、琮和梳子，還有鋃嵌鬆綠石珠的骨雕筒。這裏發現的細小的骨針，直徑隻有毫米。穿線孔更加細小，好像現在衲鞋用的鋼針。人們還利用本地的天然資源，如蘆葦、竹、木和各種纖維，紡織成蘆葦席、竹席、筐籃等各種用具。

　　錢山漾個地方就發現200多件竹編器物和蘆席，工藝相當進步。木器工具的工藝水平也是比較高的。

　　私有製的出現兩次社會大分工使農牧業和手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使勞動力能夠生產出比維持勞動力所需的更多的產品，即有了剩餘產品。這是私有製產生的物質基礎，也是占有他人勞動產品，進行經濟剝削的條件。隨著剩餘產品的增多，私有製產生了。

　　在父係氏族公社時期，父係大家庭是氏族公社的基本單位，父係大家庭是由個父親所衍生的幾代人及其個體家庭組成的。在父係氏族前期，由夫妻組成的小家庭，依附在父親大家庭內，過著氏族公有製生活，受家長的支配。但隨著私有製的產生，夫妻的小家逐漸成為獨立的生產單位，與氏族公有製的矛盾日益尖銳，促使“同族共財製”走向消亡。從考古發掘看，這時的房屋式樣發生了變化。母係氏族時期那種大房屋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單間、雙間的房屋。在陝西長安客生活上莊龍山文化遺址發現有“呂”字形的套房；在河南南陽黃山遺址發現有處房屋是間連在起的，有的是單間，設有單獨的爐灶；有的是雙間互通的，設有個爐灶。這說明當時的人民已經過著個體家庭生活了。同樣，生產形式也發生了變化，以家庭為單位的勞動代替了全體族民集體農耕和集體出獵製度。夫妻製家庭形成的過程，也就是家庭私有財產產生的過程。首先是畜群、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農產品和手工藝品等動產逐漸成了家庭的私有財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書中指出：“真正的私有製隻有隨著動產的出現才出現的”。但是，由於生產條件不同，勞動力強弱不樣，工具和技術上的差異，再加上其他因素，如氏族貴族憑借權勢，侵吞集體財產等，從而造成了各個家庭之間占有私有財產的差別。正是這種差別促使氏族製度走向瓦解。

　　私有製的最後確立，與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有密切關係。父係氏族公社晚期，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和剩餘產品的出現，產生了部落之間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換。不過，開始是互通有無、以物易物的交換，後來又出現了用於交換的媒介物——原始貨幣，如陝西長安、河南陝縣發現的玉璜、甘肅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玉璧、江蘇南京發現的玉塊、雲南西雙版納出土的海貝等。原始貨幣的出現使交換進步擴大，也使各個家族間私有財產差別增大，從而破壞了舊的共產製，導致原始公社解體。但必須指出，在我國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轉變過程中，土地等不動產並沒有成為私有物。由於生產力發展的局限及其他原因，直到父係氏族公社末期，仍然存在著土地定期分配給各個家族，再分配給個體家庭使用的製度。這就是說土地仍然是氏族公社公有，而且直到奴隸社會，還保留著土地公有製的軀殼——奴隸主國家土地所有製。

　　貧富分化和階級的產生私有製的產生和發展，促使貧富分化和階級的產生。當時普遍以豬頭或豬下顎骨作為衡量財產的標準。墓葬中隨葬品的多少已明顯地表現出貧富不均，這表明氏族間的平均分配不存在了。它是公社開始解體的重要標誌。

　　在父係氏族公社內部產生私有財產和貧富不均的同時，人與人之間也逐漸失去過去的平等地位，奴役、壓迫和剝削發生了。表現之是家長統治和男女不平等的產生。

　　父係大家族的家長擁有支配全體家族成員的權力，使家族內部日益失去民主平等的生活，尤其婦女更是處於受奴役和受壓迫的地位，例如永靖縣秦魏家遺址有座男女成年合葬墓，右邊男性仰臥直肢，左邊的女性下肢彎曲側身向著男子。同時，還出現了夫多妻現象，在甘肅武威皇娘娘台遺址，就有座男女合葬墓。實行夫多妻的是氏族內的特殊地位人物。這種男性對女性的奴役，是最初階級壓迫的表現。它揭示了原始社會正向奴隸社會過渡。表現之是階級的產生。階級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在生產力發展到出現剩餘產品和私有製確立的情況下才產生的。階級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第次出現的大分裂。在父係氏族公社的後期，氏族貴族形成了，大汶口遺址的座墓葬，不但有隨葬品160件，還有具紅色木槨，而有的墓葬邊界隨葬品也沒有。良渚遺址十號墓坑出土的隨葬品有成堆的玉器，其中僅玉璧就有52塊，還有棺和槨。可見墓主是君臨於般氏族成員的顯貴者。

　　與此同時，父係氏族內部又出現了奴隸。最早的奴隸主要來源於戰俘。由於人的勞動價值的提高，戰勝的氏族便把戰俘留下來驅趕到田野和工地強迫他們進行無休止的勞動，以榨取剩餘產品。由於俘虜是男子抓回來的，當然歸男子所有，而且首先是父係大家族長和氏族首領的財產。此外，氏族內部貧困的氏族成員，因負債等原因，本人或其子女也會逐漸淪為奴隸，氏族顯貴、軍事首領和富人逐漸轉化為奴隸主奴役他們。

　　但開始，階級對立關係不明顯，所以人們稱其為家長奴隸製。家長奴隸製是建立在父係氏族公社基礎上的。那時奴隸所進行的勞動隻是輔助性勞動，是主人勞動的助手，在社會生產中不起主要作用，家長奴隸製並沒有形成為種獨立的經濟體係，階級關係比較隱蔽，為家庭關係所掩飾。所以，家長奴隸製是奴隸社會到來的前夜。但是，隨著奴隸在勞動中所占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其主人對他們的控製也就越來越嚴密，使他們如同牛馬樣成為主人“會說話的工具”，直至主人掌握了他們的生殺予奪之權。在邯鄲澗溝遺址的個直徑1.5米的圓坑中，葬有10個人，排列無次序，有的仰身，有的俯臥；在另外個廢井中埋有5層人骨，男女老幼都有，有的做掙紮狀。作為奴隸，他們在奴隸主的眼中已失去了做人的資格而作為殉葬的物品被活埋。於是，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日漸明顯，使社會最終分裂為奴隸主和奴隸兩個對立的階級，原始社會宣告瓦解。

　　原始社會的解體在母係氏族公社時期，些氏族和部落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與血緣較近的近親部落結成部落聯盟。這時，氏族部落之間也不斷發生衝突，但隻是血親複仇性質，其結果往往是雙方和解或者兩敗俱傷，沒有發生過部落對部落的奴役。所以它不僅不能破壞氏族製度，而且起著團結氏族和鞏固氏族製度的作用。同時，部落之間的聯盟也是不鞏固的。到了父係氏族公社末期，部落之間為了掠奪財富，不斷發動戰爭。在戰爭中，些鄰近的部落出於掠奪和自衛的需要，互相聯合起來，結成部落聯盟。部落聯盟由氏族貴族操縱，聯盟的大事和軍事行動均由氏族貴族會議決定，軍事行動由軍事首領指揮。

　　此刻的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目的，不單是血親複仇，而是為了掠奪財富和奴隸。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程度的升級，軍事首領的權力也不斷加強。這個時期，在曆史上叫作“軍事民主製”。我國傳說中的堯、舜時代就處於這個時期。

　　部落聯盟間的戰爭，不僅加速了氏族公社製度的瓦解，而且推動了奴隸製度的產生。因為在部落戰爭中誰失敗，誰就喪失了切，甚至全氏族成員全部淪落為奴隸；而取得勝利的氏族和部落，其勝利果實不是在氏族成員中平分，而是被軍事首領和貴族占有。他們占有的財富和奴隸越來越多，權力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高，與此相反，廣大氏族和部落成員地位不斷下降，有的成為平民，有的淪為奴隸。這樣來，階級對立更加嚴峻，“軍事民主製”已不能適應階級鬥爭的要求和切實保證顯貴們的利益。於是，他們需要建立個代表其利益的永久的權力機構，而作為統治中心的城堡就於此時應運而生。古史傳說夏族的首領鯀曾作城。近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崗和淮陽平糧如發現了據說是夏朝的城址，平糧如城址呈正方形，城牆為夯築，厚達10餘米，城高3米，城內麵積達3萬千多平方米。城堡的出現，表明了氏族製度已走到盡頭，國家開始發展起來。而夏朝的建立，標誌著經曆了百幾十萬年的原始社會，終於被奴隸社會代替。這是曆史上個巨大的進步。

　　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的傳說我國古代史中有許多遠古時期的神話傳說。女媧是古代神話傳說中創造萬物的女神，她“摶土（黃土）做人”，又“煉石補天”。盤古又叫盤瓠，是傳說中開天辟地、創造“嶽”的偉大人物。還有“皇帝”的神話傳。在我國遠古傳說中，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的傳說流傳最為廣泛，對我們了解原始社會的生活很有意義。

　　有巢氏的傳說反映了原始人群居時期的生活。那時的人類經常受到野獸的侵襲，有猿人發明了構巢為屋、居棲大樹的生活方式，改善了猿人的生活環境，被尊為“王”，稱“有巢氏”。有巢氏時代猿人拾橡為生，實行雜交婚姻。人們“食果睰蚌蛤，腥臊惡臭而傷腹胃，民多疾病”，有人就在勞動實踐中發明“鑽燧取火”，教人煮熟食，以化腥臊，人們非常高興，尊其為“王”，號曰“燧人氏”。火的發明是人類生活的大進步，促進了漁獵生產的發展。於是，伏羲氏的傳說應運而生。那時，野獸和各種魚類很多，但捕捉很困難，有人教民結網捕魚，馴養牲畜。人們的食物豐富了，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便尊其為“王”，稱為伏羲氏。這說明原始畜牧業產生了。神農之時，人民眾多，禽獸不足，食物匱乏。神農氏因此“相土地，宜燥濕肥土堯高下，嚐百草之滋味，水草之甘苦”，教民農耕，製耒耜播種穀。原始農業產生了。同時，神農氏又教民“作陶”和“織衣”。由於農業和以製陶為主的手工業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交換，“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母係氏族公社進入繁榮階段。

　　伏羲氏在傳說中是“龍身牛首”或是“蛇身人麵，牛首虎鼻”而神農則是“蛇身而牛頭”。這可能是原始社會圖騰崇拜的反映。

　　炎黃傳說炎帝和黃帝是傳說中同時代的人物，都是部落集團的首領。炎帝的部落集團與黃帝的部落集團，最初可能有同源關係，但是，炎帝活動的地區，比較靠南。大概是以岐山帶為中心的渭水兩岸，東至河南段的黃河以南地區。從炎帝與黃帝之戰和炎帝失敗來看，說明了炎帝原先的勢力比黃帝還大，但是後來，他的勢力衰落了，並在與黃帝的戰爭中失敗，“諸侯鹹歸於軒轅”。炎帝雖然戰敗，但他的影響仍然很大。他在農業上的貢獻也被後人傳頌著，以至把他的傳說與神農的傳說合為，也成了農業神的個體現者。

　　根據傳說，炎帝的後裔共有支，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共工氏。共工部落曾在當時眾多的氏族部落中居於首要地位。據說，共工氏曾治理洪水，但未能成功，其子治水始得成功，故被奉為社神。炎帝的另外支為烈山氏。所謂烈山，即“烈山澤而焚之”，也就是原始的開墾荒地，其子柱又善於種植各類穀物、蔬菜，因而被奉為稷神。從這些傳說看，炎帝族可能是中國遠古時期最早從事農業生產的氏族部落。

　　炎帝族中得到較大發展的支是所謂嶽，後來發展為薑姓主要部齊、呂、申、許，今河南登封的嵩山為其共同的發祥地。在今山西汾水流域，還有炎帝族的另外支，後來的沈、姒、蓐、黃部即其後裔。

　　與炎帝曾戰於涿鹿之阿的蚩尤，據說是東方夷族的首領。夷人散居在黃河、淮河的中、下遊流域。

　　傳說夷人分為支，即所謂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天、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等，合稱夷，亦被稱為黎。蚩尤是他們共同的首領，他不僅和炎帝爭戰最終取勝，而且也和黃帝爭戰，被擒殺於冀州之野。經過多次的鬥爭和交往，夷人的些分支逐漸融合為華夏族的部分，其中較為著名的是皋陶、伯益、顓頊、帝嚳支。

　　正當羌人和夷人的些氏族、部落在黃河流域活動並發生爭鬥的時候，些由中國北部地區發展起來的諸夏氏族和部落也參與到華夏族形成的過程中來，他們的祖先和首領就是戰勝了蚩尤的黃帝。黃帝，傳為姬姓，號有熊氏，說號軒轅氏，或號縉雲氏。

　　《國語·晉語》載，黃帝族共約25支。傳說中的夏後氏，姒姓，就是黃帝族中重要的支。

　　傳說黃帝在擒殺蚩尤之後，曾經占有夷人故地山東，有所謂“封泰山，禪亭亭”的活動，並“命少白皋清司馬鳥師”，即讓少白皋族首領重新統領東方夷人各部，與黃帝族結為聯盟，這大約是華夏族形成的第四——諸夏與夷人的統。

　　黃帝戰敗蚩尤之後，炎、黃兩族聯盟破裂。據傳，“炎帝欲侵陵諸侯”，即與黃帝爭奪盟主地位，結果“諸侯鹹歸軒轅”，於是黃帝遂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戰，然後得其誌”。

　　可見當時爭戰的酷烈，戰爭的結局是炎帝族最終接受了黃帝的盟主地位，華夏族進步擴大了範圍，成為個以諸夏為主體、由夷、羌兩族接受諸夏族統領的民族共同體。

　　黃帝族在取得華北地區的盟主地位後，繼續向南方發展，最後進入江、漢流域，經過與當地氏族、部落的多次爭鬥後，終於也在這地區取得了盟主地位。從此，華夏族又融入了江、漢地區的許多氏族、部落，為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正因為如此，古代傳說幾乎把所有有名的氏族、部落都列為黃帝係，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號稱“炎黃子孫”。

　　文明的前夜—唐虞時代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約在唐堯、虞舜擔任部落聯盟首領的時期，曆史上稱之為唐虞時代。這個時期的社會組織已由原來的血緣性氏族部落發展為地域性部落聯盟，氏族製度正在逐步解體，通向文明的道路已經打開。

　　唐堯原是陶唐氏部落的首領。根據文獻記載，陶唐氏是黃帝後裔12姓中祁姓的支，最初活動在今河北省帶，唐堯時遷至今山西南部汾水流域，在華夏諸部落中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華夏諸部落組成以地域為基礎的部落聯盟時，唐堯即被推舉為部落聯盟的首領。虞舜是接替唐堯的部落聯盟首領，屬於華夏族中夷人的個部落有虞氏。有關唐堯、虞舜的事跡，主要記載在《尚書·堯典》中。據《堯典》載，唐堯號稱放勳，他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著的功績為人民所擁戴，在位時能夠選拔任用德才兼備的人擔任職務，因而可以“親族”、“協和萬邦”。唐堯的功績首先是任用羲和，製定曆法，“敬授民時”。其次是選拔官吏，尤其是對鯀的任用，頗能反映軍事民主製時期部落聯盟會議的情景。唐堯時洪水為患，堯曾主持聯盟議事會討論由誰治理洪水的問題。會議上堯向羌人嶽諸族的部落酋長提出：現在洪水滔天，漫山遍野，人民深受其害，讓誰來治理呢？嶽酋長都說鯀能勝任。堯提出異議，認為鯀未必行，但嶽酋長堅持說可以試試看。最後，堯依從了他們的意見，任用了鯀。這傳說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落聯盟已有個決定共同事務的議事機構，它由參加聯盟的各部落的酋長共同組成，首領隻是主持議事的領袖，任何重大事務必須經過充分討論才能決定。唐堯年老時，又在部落聯盟會議上提出了繼任人選的問題，大家都推舉虞舜，認為他很能幹，據說他耕於曆山可正農者之侵釁，漁於河濱可息漁者之紛爭，陶於東夷可使陶者之器牢。因此，虞舜便接替唐堯擔任部落聯盟首領。據說，虞舜在部落聯盟會議決定擔任首領後，堯即“請北麵而朝之”，這種由部落聯盟會議決定的和平傳位方式，曆史上稱之為“禪讓”製度，因而唐、虞時代也往往被稱為“禪讓”時代。實際上，“禪讓”也不是完全以和平方式進行的，據《韓非子·說疑》記載，堯曾要求由他的兒子丹朱繼承他的地位，隻是由於“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和部落聯盟會議的壓力，才使唐堯讓位於虞舜。這從另側麵反映了世襲王權的觀念已經產生，經過鬥爭，“禪讓”製度才得以維係，氏族製度已經走到了盡頭。

　　舜繼位後，首先任用東方夷人各族酋長擔任各種官職，如以“元”管土地，以“愷”掌教化，令契管人民，讓伯益管山川林澤，使伯夷主祭祀，令皋陶作刑，共設官，逐步加強自己的統治力量，使部落聯盟會議開始蛻變為貴族議事機構。然後，他又打擊反對他的“凶”族，將他們逐出華夏諸部落的部落聯盟，“投諸裔”，同時打擊唐堯用的共工和鯀，為建立自己的世襲王權準備條件。

　　虞舜的時代，洪水仍是危及各族的大患，為了治理水患，虞舜任用了鯀的兒子夏禹繼續鯀的事業，並派原來舉薦鯀的嶽協助。禹花費10年功夫，取得治水成功，以虞舜代替唐堯同樣的手段，逼迫虞舜放棄了傳位於其子商均的想法，奪取統治地位，最終結束了“禪讓”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