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第七章

　　1947年2月的台灣“二二八”起義。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17日國民黨政府派兵接管台灣，並實行政治、軍事獨裁統治，經濟統製，頒布《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限製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迫害進步人士。美帝國主義更是肆意霸占台灣海軍基地，進行經濟滲透和掠奪。美蔣的獨裁、內戰、賣國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尤其是台灣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政府武裝緝私員在台北市毆打女煙販，並槍殺市民1人，激起台北人民的義憤。28日，市民罷市遊行，遭到鎮壓，群眾被迫起義。起義的烽火迅速燃遍全省，並控製了台灣的大部分地區，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起義。隨後，國民黨抽調兩個師的兵力前往鎮壓，對台灣人民進行大逮捕、大屠殺，起義被鎮壓下去。“二二八”起義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顯示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推動了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

　　1947年5月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1947年5月，正當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接連被粉碎和蔣介石大演國民黨政府改組鬧劇的時候，學生界繼“抗暴”運動之後，又發動了影響全國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使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達到一個新的高潮。這次鬥爭以上海學生為起點。5月4日，上海學生紀念“五四運動”28周年，上街進行反內戰宣傳，喊出了“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鎮壓。5月15日，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醞釀舉行全國性大示威。國民黨政府為了壓製學生的愛國運動，於5月18日頒布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10人以上的請願和一切罷工、罷課、示威遊行。但是廣大學生並沒有被嚇倒。19日，上海學生7000多人舉行反內戰、反饑餓示威遊行，喊出“向炮口要飯吃”的口號。20日，寧、滬、蘇、杭16所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6000餘人匯集南京，舉行“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向國民黨行政院提出增加夥食費及全國教育經費等五項要求，遭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殘酷鎮壓，100多人受傷，20多人被捕，500多人遭毒打，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二〇慘案”。同日，北平大、中學生共7000餘人舉行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示威運動，也被鎮壓下去。席卷南昌、天津、長沙、昆明、重慶、廣州、福州、沈陽等60多個大中城市的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運動，持續一個多月，並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為了鞏固已取得的勝利成果，避免過大的犧牲，6月3日，中共中央指出，要注意改變鬥爭策略，要求可能實現的條件，積蓄力量，擇機再戰，從而保證了國統區學生運動深入、持久、穩妥地進行下去。

　　在全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之際，國統區的工農運動也持續開展起來。1947年，在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等工業城市，有120萬人參加反對內戰、反對美軍暴行的罷工和示威遊行。在農村，國民黨為擴大內戰，繼續實行征兵征糧的殘暴政策。於是農民廣泛組織起來，掀起了抗租、抗稅、抗糧、反對抓丁、懲辦漢奸、清算惡霸的鬥爭，甚至拿起武器，開展規模巨大的民變運動。從1946年秋到1947年1月，民變運動發展到南方各省300多個縣，參加的群眾已達80多萬人，其中以四川、西康兩省的規模最大。同時，由於糧價暴漲、饑民遍野，城鎮居民掀起了大規模的搶米風潮，遍及全國9個省38個城市。這些鬥爭充分暴露和加深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危機，促進了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

　　總之，國統區以學生為主體的，包括社會各階層民眾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它的形成，標誌著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迅速擴大，使蔣介石政府處於全民的包圍之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國民黨的經濟危機全麵內戰爆發後，由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全麵壟斷和瘋狂掠奪，由於美國壟斷資本的嚴密控製和經濟侵略，由於浩瀚的內戰經費以及反革命內戰的破壞，使得國民黨統治的經濟危機空前嚴重，主要表現為：

　　第一，惡性的通貨膨脹，物價瘋狂上漲。蔣介石發動反人民內戰，軍費開支浩大，財政嚴重赤字。以1946年為例：蔣介石政府的全年預算支出為2.5萬億元，實際支出為7萬億元，實際收入為2.2萬億元，財政赤字為4.8萬億元。1946年的軍費開支為6萬億元，占實際支出總數的86%。為了彌補巨大赤字，其主要途徑就是濫發鈔票。國民黨法幣發行額，在抗戰前隻有14億元，抗戰結束時約為5000-6000億元，到1947年4月即猛增至16萬億元以上。當時的中國，可謂百業蕭條，唯有印鈔票最為興隆。鈔票濫發，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瘋狂上漲。以抗戰前為標準，到抗戰勝利時止，物價上漲了1800倍，到1947年7月，則上漲了6萬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2頭牛，到1947年隻能買1/3盒火柴了。

　　第二，民族工商業紛紛破產倒閉。由於物價猛漲，捐稅繁重，美貨大量傾銷，加之美國壟斷資本和國民黨官僚資本對市場、原料和資金的野蠻壟斷，民族工商業遭到更大的打擊。據不完全統計，1946年下半年的五個月中，僅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20多個城市，倒閉的工廠和商店就有2.7萬多家。上海是中國民族工商業最集中的城市，原有工廠4500家，到1946年底，倒閉了3160家；1947年的開工率，僅為平時的20%。

　　第三，農村經濟極度凋敝。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曾宣布1946年免征田賦一年，但到這年的6月，就宣布恢複田賦征實，並且所征賦稅成倍增加。戰前每畝田賦連同各種附稅在內，折合當時米價，為1.5至2鬥，現在每畝增至6鬥、甚至9.5鬥。蔣介石為了打內戰，實行強製性征兵製度，1946年征兵50萬，1947年增至150萬，強征民工更是無法計算，這使得農村的勞動力不斷減少和大批逃跑。農村的自然災害也嚴重。由於以上原因，國統區的農業生產急劇下降，據統計，1947年農產品總產量為抗戰前的60%多。

　　第四，勞苦大眾掙紮在死亡線上。國統區工農業凋敝，物價猛漲，使得勞動群眾和廣大公教人員的生活日趨惡化。城市失業人員大增，1946年冬，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業和無業人員260萬人。加之通貨膨脹，幣值下跌，物價猛漲，更給各階層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廣大公教人員和學生處於饑餓半饑餓的狀態。農村情況更為悲慘，沉重的地租、捐稅和多如牛毛的攤派，對農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加之自然災害的襲擊，廣大農民掙紮在死亡線上。1946年餓死的達1000萬人；1947年各地饑民達1億以上。

　　上述這一切，是蔣介石執行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的反動政策的必然結果。它迫使國統區各階層人民不得不團結起來為生存而鬥爭。

　　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反攻在戰爭第一年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形勢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及時地決定人民解放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為了實現這一基本任務，中共中央確定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方向是中原大別山區，並據此對解放軍作戰作了三軍配合、兩翼牽製的戰略部署。

　　三軍配合：首先以晉冀魯豫劉鄧大軍實施中央突破，於1947年6月30日夜在魯西南地區橫渡黃河，進行魯西南戰役，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隨後，劉鄧大軍分路從魯西南地區南下，跨隴海路，穿過黃泛區，渡過淮河上遊各支流，於8月27日全部進抵大別山。接著迅速實行戰略展開，在大別山地區數十縣內，橫掃敵人保安團隊，發動群眾，開辟根據地。到11月下旬，即建立了三十三個縣的民主政權，使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區站住了腳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地區插進了一把尖刀。其次是以陳賡、謝富治率領的晉冀魯豫解放軍太嶽兵團，於8月22日在晉南強渡黃河，挺進豫西，實行戰略展開；以陳毅、粟裕率領華東解放軍主力於8月揮師魯西南，9月南下豫皖蘇，在淮北平原上實行戰略展開。以上三支大軍在江、淮、河、漢之間的中原地區，布成“品”字形陣勢，互為犄角，密切協同，機動作戰，完全打亂了敵人的戰略部署。

　　兩翼牽製：以西北野戰軍出擊榆林，調動進攻陝北的胡宗南集團北上，從而掩護陳謝兵團挺進豫西的行動；以華東野戰軍的山東兵團在膠東地區發動攻勢，鉗製和吸引山東敵人，從而掩護我軍主力在中原地區的戰略展開。

　　在此前後，東北、華北、西北各個戰場上，紛紛發起強大攻勢，與中原作戰相配合。

　　這樣就構成了在全國戰場上人民解放軍向蔣軍發動戰略進攻的總形勢，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折。

　　《五四指示》和《中國土地法大綱》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為了滿足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鞏固解放區，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向沒收地主土地政策的轉變。

　　《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強調要堅定地支持廣大農民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的正義要求。《五四指示》發布後，各解放區立即在緊張的自衛戰爭環境下開展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到1947年夏，各解放區大體都約有2/3的地區貫徹了《五四指示》，進行了土地改革，基本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為適應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新形勢，1947年7-9月，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在晉察冀解放區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製定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比較完備的一部民主主義的土地革命綱領——《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大綱明確規定了“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製度”的基本原則；製定了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的方針；規定了鄉村各級農會為改革土地製度的合法執行機關，從而有利於在運動中樹立貧雇農的優勢，從政治上徹底打垮鄉村中的封建宗法勢力。各地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出現了平分土地的熱潮，推動了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深入發展。到1948年9月，解放區已有1億多人口的地區徹底消滅了封建勢力，完成了土地改革。與此同時，根據全國土地會議的規定，各解放區在深入土改過程中還開展了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為主要內容的大規模的整黨運動。

　　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意義。首先，它徹底地消滅了解放區農村封建剝削製度，改變了農村階級關係，翻身農民真正作了解放區的主人。這就從政治上極大地鞏固了工農聯盟，加強了解放區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鞏固了解放戰爭的後方，為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次，土改運動的勝利，解放了被封建剝削製度束縛的農業生產力，極大地提高了翻身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展了解放區的農業生產，使廣大農民能從物質上支援人民解放戰爭。這是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的物質基礎。第三，土改運動的勝利，極大地促進了廣大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千百萬翻身農民掀起了參軍支前的熱潮，從人力上直接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總之，解放區土改運動的勝利，是中國革命新高潮的重要標誌，是奪取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

　　十二月會議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戰場轉入戰略進攻後，國內形勢迅速朝著更加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方麵發展，中國革命進入到奪取全國勝利的前夜。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於1947年12月25-28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即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會議討論並一致通過了這一報告。

　　毛澤東在報告中科學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形勢，明確地指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經達到了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折點，並全麵地闡明了處在偉大轉折的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奪取全國勝利在各方麵所應采取的綱領和政策，明確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行動綱領。這主要包括：

　　第一，總結人民解放軍長期作戰的豐富經驗和解放戰爭以來作戰的新鮮經驗，係統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十大軍事原則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人民解放軍作戰的根本指導思想，明確地規定了人民解放軍作戰的主要目標和主要方法，以及作戰形式、戰鬥作風等一係列問題，成為人民解放軍克敵製勝的偉大法寶。

　　第二，提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毛澤東在報告中還著重地分析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所代表的一般資本主義，同官僚資產階級及其所代表的壟斷資本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共產黨對他們應采取不同的政策。報告批判了共產黨內曾經出現過的對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工商業的過“左”政策，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隻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隻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對這些階級，必須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給以保護。為此，報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第三，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基本政治綱領，這就是：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報告闡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取得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但這個統一戰線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之下。沒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革命不可能勝利。

　　此外，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會議以及毛澤東的報告，還討論了解放區群眾運動中，主要是土改運動中的傾向問題，著重地研究並提出了糾正土改運動中所發生的“左”的偏向問題。強調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則：第一，必須滿足貧雇農的要求；第二，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

　　這樣，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在中國革命曆史轉折的關頭，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奪取革命的勝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一係列政策上作了極其重要的準備。

　　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土地改革總路線為了使全黨能自覺地正確執行黨的政策，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土地改革總路線，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曆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總路線。

　　遼沈戰役東北九省（當時東北劃分為黑龍江、興安、吉林、鬆江、合江、嫩江、遼寧、安東、遼北九省）和熱河省，幅員遼闊，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工業發達，交通便利，是當時中國高度發達的工業地區。隨著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到1947年冬季攻勢結束後，東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獲解放。東北解放區經過兩年多的建設，已完成了土地改革，肅清了土匪和封建勢力，建立了鞏固的人民民主政權，工農業生產有較快的發展，特別是軍工生產發展很快，據不完全統計，1948年共製造各種迫擊炮彈127萬餘發，手榴彈157萬餘枚，子彈657萬餘發，製造八一、八二迫擊炮52門，六〇炮2700餘門，以及其它大量軍用物資，不僅滿足了東北作戰需要，而且支援了關內解放軍。

　　經過1945年10月至1948年8月兩年另10個月的作戰，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東北戰場的軍事形勢，東北人民解放軍從數量上、質量上、裝備上，已經全麵超過東北國民黨軍。到遼沈戰役之前，東北解放軍由進入東北時的11萬人發展到103萬人，東北國民黨軍總兵力為55萬人，從戰略態勢上看，東北解放軍已牢牢控製了東北戰場的戰略主動權。野戰軍主力位於長春、沈陽之間，對長、沈形成包圍態勢，一部位於建昌營、北鎮地區，對錦州和北寧路造成威脅。而東北國民黨軍已完全被分割在長春、沈陽、錦州三個孤立地區，其通向華北的聯係亦被切斷，戰略態勢極其不利。從戰鬥力看，東北解放軍於冬季攻勢結束後，全軍進行了近半年的大休整，廣泛開展新式整軍運動，並在此基礎上開展了以“大兵團、攻堅戰、正規化”為指導方針的群眾性軍事大練兵運動，東北野戰軍首長在總結這次大休整時指出：“冬季攻勢後數月來，經過軍事政治整訓，戰鬥力已大大提高。故此次戰力之強大，為空前所未有”。與此同時，東北國民黨軍也加緊進行整補，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一麵請求美國軍事顧問團向沈陽空運糧食、彈藥，一麵整訓部隊，補充兵員，但其情況正如南京國防部所說：“雖經整補半載，軍心戰力均未複常態，將士亦多無鬥誌。”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認為，東北野戰軍“壯得厲害”，完全有力量全殲東北國民黨軍。為適應即將展開的大規模決戰的需要，中央軍委於1948年8月13日發布命令，決定將東北軍區與東北野戰軍的領導機構、指揮機關分開，指示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羅榮桓、參謀長劉亞樓、政治部主任譚政、後勤部長兼政治委員鍾赤兵等抓緊籌劃遼沈戰役事宜，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軍的戰略決戰由此拉開了戰幕。

　　9月12日遼沈戰役開始。東北野戰軍攻勢如潮，連戰皆捷，勢如破竹，至10月1日攻克義切，切斷了北寧路，使錦州之地陷於孤立。

　　東北野戰軍首長根據中央軍委攻克錦州是“整個戰局的關鍵”，“努力爭取於十天內外打下該城”的指示，於10月初確定了攻錦打援的整個部署。

　　10月9日，發起錦州外圍作戰。至13日，掃清外圍據點。14日10時，對錦州城垣發起總攻。各突擊集團先後從北、南、東三麵打開10個突破口，迅速進入市區，繼續向縱深發展進攻。15日拂曉前，各路部隊先後在白雲公園、中央銀行地區會師，守軍大部被殲。殘敵約萬人固守老城，第7縱隊及第2縱隊一部隨即發起攻擊，至18時，全殲殘敵。經31小時激戰，攻克錦州，俘範漢傑以下近9萬人。至此，完全截斷了北寧路，封閉了東北國民黨軍的陸上退路。

　　錦州攻克後，長春守軍第60軍軍長曾澤生將軍感於形勢危殆，在人民解放軍的政治爭取下，拒絕蔣介石的突圍命令，於10月17日率部起義。19日，新7軍也談判投降。

　　21日，鄭洞國率直屬隊放下武器。長春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軍攻克錦州，解放長春，給了東北國民黨軍以致命的打擊。10月15日、18日，蔣介石兩飛沈陽，部署“總退卻”。他嚴令廖耀湘兵團繼續西進，在東進兵團配合下，歸複錦州，打通北寧路，由陸上向關內撤逃。另以一部搶占營口，以備西撤受阻時改由營口從海路撤退。同時，以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改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直接指揮這次撤退行動。

　　據此，東北野戰軍首長決定采取攔住先頭，拖住後尾，夾擊中間，分割包圍的戰法殲滅廖兵團。26日，各路部隊在黑山、大虎山以東，饒陽河以西，無梁殿以南，魏家窩棚以北大約120平方公裏區域內，對廖兵團展開大規模圍殲戰。激戰至28日拂曉，全殲廖耀湘兵團5個軍、12個師（旅）及特種部隊共10萬人，其中包括號稱蔣介石“五大主力”的新6軍，俘虜廖耀湘及軍長李濤、向鳳武、鄭庭笈。從而取得了遼沈戰役的決定性勝利。遼西圍殲戰，創人民解放軍邊分割邊圍殲敵軍重兵集團的範例。

　　11月1日東北野戰軍對沈陽發起總攻。2日，東北最大的工業城市沈陽宣告解放，共殲敵13萬餘人，俘周福成。繳獲各種炮1658門，裝甲車114輛，坦克43輛，汽車841輛，及其他大量軍用物資。

　　11月2日東北野戰軍對營口發起總攻，分三路突入市區，殲敵1.4萬餘人，解放營口。守軍第52軍軍部及第25師約萬餘人乘船逃走。至此，遼沈戰役遂告結束。

　　遼沈戰役曆時52天，共殲國民黨軍47萬餘人，解放東北全境。人民解放軍傷亡6.9萬人。從此，東北野戰軍成為一支強大的戰略預備隊，東北解放區成為支援全國解放戰爭的大後方。

　　淮海戰役1948年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上發動了空前規模的進攻，連續取得了遼沈、濟南等戰役的重大勝利，殲滅國民黨軍100萬餘人，使敵我雙方力量發生了根本變化，國民黨總兵力已下降至290萬，而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則增至300萬人。11月初，遼沈戰役結束後，國民黨軍統帥部為避免徐州地區劉峙集團重蹈東北衛立煌集團全軍覆沒的命運，決定以白崇禧部2個兵團及4個綏靖區的部隊，共23萬人，防禦平漢鐵路南段及長江中遊地區，鉗製中原野戰軍主力；將劉峙集團所屬的4個兵團，4個綏靖區以及位於平漢路南段的第12兵團等部共29個軍，70個師，共約70萬人，分別置於津浦鐵路徐州至蚌埠段及其兩側地區，采取攻勢防禦，以確保該段交通，拱衛南京、上海，並準備必要時放棄徐州，依托淮河抗擊華東野戰軍的進攻。據此，國民黨軍總參謀長顧祝同於11月4日親赴徐州，與劉峙研究確定了部署。

　　這時，華東和中原人民解放軍總兵力達60餘萬，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相比，在數量上雖稍居劣勢，但在戰略上較為有利。且士氣高昂，戰鬥力強，加之華東、中原、華北三大解放區已連成一片，支援戰爭的力量大為增強。在中原和華東戰場與國民黨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條件已經成熟。

　　為統一組織指揮兩大野戰軍和軍區部隊協同作戰，中央軍委於11月16日決定由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中原野戰軍政治委員鄧小平、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粟裕、華東野戰軍副政治委員譚震林等組成黨的總前委，以鄧小平為書記，統籌淮海前線一切事宜。

　　11月6日，國民黨軍開始按預定部署向徐州、蚌埠問津浦路兩側收縮兵力。當晚華東、中原野戰軍乘國民黨軍收縮之機，按預定計劃發起淮海戰役。兩支野戰軍密切配合，連續予敵重創，戰至22日黃昏，全殲國民黨軍第7兵團，擊斃其兵團司令黃伯韜。

　　隨後兩支野戰軍乘勝擴大戰果，給第2、第8、第13、第16等4個兵團以沉重打擊，控製了戰略要地宿縣，隔斷了徐邦間的聯係，孤立了徐州，並使孤軍冒進的第12兵團陷於進退維穀的境地。12月13日，在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一部猛烈攻擊下，國民黨軍第12兵團已被壓縮於雙堆集、大小馬莊、楊莊等東西不足3華裏的狹長地區內，14日晚，解放軍發起最後攻擊，至15日24時，全殲國民黨軍第12兵團，俘兵團司令官黃維、副司令官吳紹周。由蚌埠北援之國民黨軍第6、第8兵團，在華東野戰軍阻援部隊的頑強阻擊下，連攻10餘日，雖接近雙堆集，但終未能與第12兵團靠攏。16日，在獲悉第12兵團被殲後，星夜撤至淮河以南。當國民黨軍第12兵團即將被殲時，杜聿明集團2個兵團8個軍被華東野戰軍重重包圍於以陳官莊為中心的狹小地區內，已麵臨絕境。

　　此時，平津戰役已勝利展開，為不使平津地區國民黨軍迅速決策南逃，中央軍委指示淮海前線人民解放軍對杜聿明集團在兩周內不作最後殲滅的部署。據此，華東野戰軍自16日起，一麵圍困杜聿明集團，一麵進行休整；並對國民黨軍展開了強大的政治攻勢。

　　被圍之杜聿明集團，在連日雨雪交加、氣溫驟降、空運時斷時續、糧彈不繼的情況下，大批士兵凍餓而死，為求生存，成排、成連、甚至成營的官兵紛紛向解放軍投誠，至解放軍發起總攻前，已達1.4萬餘人。

　　1949年1月初，在平津國民黨軍退路已被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2、第3兵團等部切斷以後，華東野戰軍為最後全殲杜聿明集團，決定采取先殲包圍圈東部第13兵團，再殲西部之第2兵團的方針，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6日16時，華東野戰軍3個突擊集團同時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經兩小時激戰，殲滅國民黨軍第13兵團萬餘人，攻占村落據點13個。7日，國民黨軍第13兵團殘部倉皇逃入第2兵團防區。人民解放軍乘勢猛攻，又攻克村落23處。9日，國民黨軍殘部在20餘架飛機掩護下施放毒氣，分路突圍，均被擊退。黃昏，解放軍各突擊集團全線出擊，多路插入國民黨軍陣地，大膽分割圍殲，至10日下午4時，全殲杜聿明集團，俘杜聿明，擊斃第2兵團司令官邱清泉，僅李彌等少數人化裝潛逃。至此，淮海戰役勝利結束。

　　淮海戰役曆時兩月有餘，華東野戰軍與中原野戰軍協同作戰，共殲國民黨軍55.5萬人，基本上解放了長江以北的華東、中原地區。

　　淮海戰役期間，華北、華東、中原解放區的廣大人民群眾，給予解放軍以巨大支援，出動民工500餘萬人（包括隨軍、二線及在後方的民工），人力車41萬輛，畜力車3000餘輛，汽車250餘輛，運送糧食5.7億餘斤，保障了解放軍作戰的物資需要，對戰役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平津戰役華北人民解放軍經過兩年多的英勇鬥爭，至1948年秋，將華北國民黨軍孤立於北寧路的山海關、天津和平綏路的北平、張家口、歸綏（今呼和浩特）以及承德、保定、太原等不連貫的點線上，使其在戰略上陷於被動地位。華北解放軍已發展到3個兵團、11個縱隊、32個旅（含2個炮兵旅），連同地方部隊，總兵力達46萬人。

　　1948年11月2日，遼沈戰役勝利結束，華北戰場局勢也發生了根本變化。東北野戰軍已成為一支全國性的戰略機動力量，可隨時入關會同華北部隊聯合作戰，將對傅作義集團形成絕對優勢；東北解放區已成為戰略總後方，且東北、華北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人民群眾支援戰爭的力量空前強大；華北國民黨軍在遼沈戰役的震懾下，已處於撤守不定、戰和難決的“麻痹狀態”。

　　為統一戰場指揮，中央軍委決定，所有東北、華北部隊統歸東北野戰軍（公開稱平津前線司令部）首長指揮；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以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羅榮桓、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組成總前委，林彪為書記，統一領導奪取平津唐等地的一切工作。

　　從11月23日開始，東北野戰軍主力11個縱隊和特種兵全部告別了白山黑水，分三路經喜峰口、冷口、山海關向關內挺進。入關部隊與華北野戰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將華北國民黨軍分割包圍於北平、天津、張家口、新保安、塘沽五個據點。將傅作義集團分割包圍後，按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采取先打兩頭，後取中間的部署，決定先取新保安、塘沽兩點。

　　新保安作戰於12月21日發起，在掃清外圍據點後，於22日7時發起總攻，第4縱隊首先從東麵突入城內，第3、第8縱隊也相繼從西麵和西北麵突入城內。經10小時激戰，全殲第35軍2個師共1.6萬餘人，軍長郭景雲斃命，副軍長王雷震被生俘。

　　第35軍被殲後，張家口守軍於23日拂曉向北倉皇突圍，企圖逃向歸綏。圍城部隊當即實行圍追堵截。至24日晨，將逃敵壓縮在張家口以北西甸子至烏拉哈達不足1公裏寬、10公裏長的山溝內。至16時，除兵團司令官孫蘭峰帶少數騎兵逃脫外，其餘5.4萬餘人全部被殲，張家口重獲解放。

　　新保安、張家口的國民黨軍被殲後，北平守軍向西突圍已無可能，但會合天津、塘沽守軍從海上或沿津浦路、平漢路從陸上南逃的可能性卻增大了。因此，中央軍委先後令東北第4縱隊和華北第2、第3兵團東進，加強對北平的包圍。

　　中央軍委原定計劃東北野戰軍先打塘沽，後打天津。由於塘沽地形不利，且打塘沽時平津守軍有可能乘機突圍。因此，毛澤東采納前線指揮員的建議，不打塘沽，攻打天津。

　　天津是華北第一大工商業城市，人口200萬，麵積150平方公裏，市區麵積35平方公裏，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東北野戰軍首長決定集中5個縱隊、22個師共34萬人，並配屬大口徑火炮538門、坦克30輛、裝甲車16輛，由參謀長劉亞樓組成前線指揮所，統一指揮奪取天津。

　　14日10時，天津前線指揮所下達了總攻天津的命令。各突擊集團在炮兵、工兵和坦克的協同配合下，迅速通過護城河。11時，從東、西、南三麵9個突破口突入市區。

　　采用穿牆越頂戰術，繞過守軍強固據點，向縱深猛插。15日5時，東、西突擊集團會師於海河金湯橋，完成了攔腰斬斷任務。隨即向南、北兩麵進攻，守軍陷入一片混亂。至15時，全殲天津國民黨軍，俘虜敵天津警備司令官陳長捷。僅經29小時激戰，就攻克天津這座具有堅固設防和重兵守備的大城市。

　　1月17日，據守塘沽的國民黨軍5萬餘人乘船南逃，東北野戰軍第12縱隊追殲其後尾約3000人，解放塘沽。

　　天津解放後，北平守軍25萬人，完全陷入絕境。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兵臨城下，已做好一切攻城準備。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鑒於北平是世界馳名的文化古城，為保護其免遭戰火，決定盡最大努力通過談判和平解放北平。一旦和談不成即以戰鬥方式解決之。

　　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將軍感於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以及北平各界人民群眾的和平壓力，表示願意接受人民解放軍提出的和平條件，並派其副總司令鄧寶珊到平津前線司令部洽談。21日，雙方正式達成《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

　　22日起，北平國民黨軍陸續開往城外指定地點，聽候按人民解放軍的製度進行改編。

　　31日12時30分，東北野戰軍第4縱隊第10師從西直門開入城區接防，北平城頭飄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戰役遂告結束。2月3日，人民解放軍舉行了莊嚴的入城式。3月25日，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遷至北平。

　　平津戰役曆時64天，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1個“剿總”總部、1個警備司令部、3個兵團部、13個軍部、50個整師，共52萬餘人。人民解放軍傷亡3.9萬人。基本解放了華北地區。中共中央在賀電中指出：“華北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連同東北、華東、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以及南方人民遊擊戰爭的勝利在一起，已經奠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鞏固基礎。”

　　平津戰役中產生的用戰鬥方法解決敵人的“天津方式”，用和平方法解決敵人的“北平方式”，和後來形成的用劃界駐守方法解決敵人的“綏遠方式”，向尚存的100萬國民黨軍殘餘軍隊指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頑抗就是滅亡，和平才有生路。這對於全國解放戰爭後期，人民解放軍向全國的勝利進軍，產生了積極的深遠影響。

　　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3月5-13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主持並向會議作了《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全會主要討論了毛澤東這一報告並決定了以下幾方麵的重要問題：

　　第一，提出了迅速奪取民主革命在全國勝利的目標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

　　這主要是：毛澤東在報告中根據三大戰役後的形勢，提出了今後解決國民黨殘餘部隊的三種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戰鬥解決敵人；北平方式，實行和平改編；綏遠方式，暫時保存國民黨軍隊於局部地區，待條件成熟後界和平改編。同時，為解決已經解放和即將解放的廣大地區需要大批幹部的問題，全會決定要準備把210萬野戰軍全部轉化為工作隊，提出了人民解放軍不但是一個戰鬥隊，同時又是一個工作隊的方針。

　　第二，指出了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明確指出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複和發展生產；要求全黨必須用極大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黨在城市工作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麵，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

　　第三，科學地分析了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所麵臨的國內外基本矛盾，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在各方麵所應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解決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國內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際上是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共產黨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是：在政治方麵，要強化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在經濟方麵，必須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並應使這種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必須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采取利用和限製的政策，一方麵要盡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向前發展，另一方麵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必須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製政策，“限製和反限製，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對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經濟，要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同時，必須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所有這些，也就是提出了我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途徑。在外交方麵，提出了“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方針。

　　第四，會議提出了加強共產黨的思想建設，警惕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問題。指出中國革命的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全黨必須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和糖衣炮彈的進攻。

　　總之，中國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重大意義在於：它完滿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奪取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和由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一係列重大方針問題；並為這種轉變，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做了重要準備。

　　和平陰謀和南京政權的覆滅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在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下，美國和國民黨反動派眼看到已經不能單純用軍事鬥爭的方法來阻止中國革命的勝利了，這時，他們再次策劃了一場和平陰謀。還在1948年初，美國帝國主義者鑒於蔣介石集團的腐朽統治所造成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危機日益惡化，就開始醞釀在中國尋找新的代理人，中途換馬，實行換馬謀和，以圖挽救敗局。1948年4月，在美國的支持下，桂係首領李宗仁競選成功，成為國民黨政府副總統；隨後，美國報刊就不斷製造蔣介石下野、由李宗仁出麵謀和的輿論。1948年12月13日，由杜魯門派來中國活動的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署長霍夫曼在上海曾公開聲明說：“如果自由分子和黨派在聯合政府中有普遍的代表”，“美國可能援助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20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孫科就任國民黨行政院院長時，通過其私人秘書傅涇波往訪孫科，明確告訴孫科說：“蔣總統下野，為進行和談所必需。”以此對蔣施加壓力。這些表明，美國政府這時已把蔣介石視為障礙，決心采用“換馬謀和”策略，推進“和平運動”，以維護美國在華勢力。1948年12月，桂係首領白崇禧從武漢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蔣迅速作出“和談部署”。這實際上是逼蔣下台。蔣介石在軍事上潰敗，經濟上破產，政治上內外交困的形勢下，不得不於1949年元旦發表新年文告，正式提出求和要求。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在這種和談的煙幕下，獲得喘息之機，以便積蓄力量卷土重來。

　　與此同時，美國這時還竭力對某些既同國民黨和美國有聯係，又同革命陣營有聯係的人們進行拉攏和煽動工作，企圖由這些人出麵鼓吹“和平”，或由這些人在革命陣營中組織所謂反對派，以破壞革命統一戰爭。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革命麵臨著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這樣尖銳的問題。1949年元旦，新華社發表了由毛澤東主席起草的《新年獻詞》（即《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代表中國共產黨莊嚴地號召全國人民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深刻地揭露了美蔣反動派妄圖以“和平”手段阻止革命發展、保存反動勢力的反革命策略，告誡人們決不要上美蔣反動派和平陰謀的當；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精神，深刻地剖析了反動派的反革命本質，告誡人們絕不能憐惜惡人，對美蔣反動派也絕不能抱任何幻想，號召人們應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徹底粉碎敵人的和平欺騙，將革命進行到底。文章還尖銳地批判了某些資產階級右翼分子鼓吹無原則的妥協，散布憐惜敵人，勸告中國人民接受反動派的虛偽和平等錯誤主張和某些人妄圖在革命陣營中組織反對派的危險企圖，號召中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要為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一致奮鬥。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鄭重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一方麵指出蔣介石關於和平談判的建議的虛偽性，另一方麵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即：（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這就給了蔣介石的和平陰謀以粉碎性的一擊。蔣介石不得不於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而將其總統職務交由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總統後，宣布願以中國共產黨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中國共產黨從盡快結束戰爭，實現和平的願望出發，決定與南京李宗仁政府進行和平談判。

　　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為首席代表，以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為代表，同南京國民黨政府指定的由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由邵力子、黃紹碊、章士釗、李蒸、劉斐等所組成的代表團，以八項條件為基礎，於4月1日-15日在北平進行和平談判。經過半個月的談判和磋商，達成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但是，4月20日，南京國民黨政府仍秉承蔣介石意旨，拒絕了這個協定。這就最終揭下了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的虛偽麵貌。

　　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第二、第三野戰軍在東起江陰、西至湖口，長達1000裏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天塹，徹底摧毀敵人苦心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4月23日，占領南京，宣告國民黨22年反動統治的滅亡。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隨著人民革命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國民黨反動政權被推翻，全國性的革命群眾團體相繼建立，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成熟。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等23個單位的代表共134人，在北平舉行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會議選出以毛澤東為主任、周恩來為副主任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領導進行建國的準備工作。

　　為了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回答人們所關心的新中國的性質，各個階級在這個國家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關係，國家的內外政策及前途等。

　　毛澤東在6月30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將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闡明了建立新中國的理論和政策。文章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後，隻能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力量，工農聯盟是基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要強化國家機器，要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此文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新中國的政治主張，奠定了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參加會議的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愛國華僑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共662人。會議集中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誌，行使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包括序言和總綱、政權機關、軍事製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60條。關於國體和政體，《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製。關於經濟建設方針，《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五種經濟成分（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即在國營經濟領導下，五種經濟成份分工合作，各得其所。關於外交政策，《共同綱領》規定，新中國外交政策是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保障國家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共同綱領》還規定了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全體國民的公德；規定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團結互助等方麵政策。《共同綱領》是全國人民意誌和利益的集中表現，是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行動準則，是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政治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新中國政府實行民主集中製的人民代表大會製，並對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務院、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署等機構的地位、任務都作了具體規定。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規定，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其後也將長期存在，成為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及其他愛國人士民主協商國家大事，參政議政的重要場所。

　　會議選舉了180人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選舉周恩來、董必武、陳毅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於北平，改北平為北京，通過了國旗、國徽、國歌，還通過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定。至此，建立新中國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推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任命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為政務院副總理。同時，會議發表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願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原則基礎上同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

　　下午3點，首都30萬群眾齊集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在國歌、禮炮和群眾歡呼聲中，毛澤東親自升起第一麵五星紅旗，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中國曆史的偉大轉折點，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它結束了100多年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曆史，使中國變成了真正獨立、統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勞動人民成了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中國社會從此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中國革命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是繼十月革命之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又一個偉大勝利。它衝破了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戰線，使世界殖民體係遭到嚴重打擊，推動了世界人民鬥爭特別是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解放事業的發展，對世界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革命的勝利，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勝利。實踐表明，隻有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本國實際結合起來，走符合本國革命實際的道路，才能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

　　中國革命的勝利，為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政治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在政權中居於領導地位；經濟上，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占主導地位；思想文化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這樣，中國革命勝利之後，中國人民必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由新民主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主要經驗是：必須有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係人民群眾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建立一支黨領導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軍隊；必須建立一個由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參加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