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第五章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深入敵後，創建根據地，然後繼續向東、向北發展。4月下旬，粟裕率領新四軍先遣隊（由第一、二、三支隊抽調的幹部和分隊組成）向蘇南敵後出動，6月17日首戰衛崗獲勝。第一、二支隊分別在陳毅、張鼎丞率領下，先後進入蘇南地區，從6月至8月，取得了新豐、新塘、句容、江寧、當塗等百餘次戰鬥的勝利，牽製了向華中內地侵犯之日軍，鼓舞了中國軍民的士氣。在第一、二支隊活動地區分別成立了鎮、句、丹、金四縣抗敵總會和江、當、溧三縣抗敵自衛會。至12月，初步創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遊擊根據地。

　　第三支隊在張雲逸、譚震林領導下，策應第一、二支隊挺進蘇南，進抵皖南長江沿線的蕪湖、宣城、青陽、大通鎮一帶對日軍作戰。

　　第四支隊於五月間東進到舒城、桐城、廬江、無為地區。至十月，攻克廬江、無為兩城，殲滅反動保安團隊3000餘人，初步打開了這一地區的抗戰局麵。

　　豫東遊擊隊東進豫皖蘇，於1938年7月，在睢（縣）杞（縣）太（康）地區配合河南省委派出的先遣大隊，開展遊擊戰爭。10月，由彭雪楓率領的新四軍遊擊隊由竹溝出發，挺進到豫東，在西華縣杜崗與豫東遊擊隊一部及先遣大隊會合，合編為新四軍豫東遊擊隊，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三個大隊。10月下旬，部隊東渡黃泛區，進入鹿邑地區。11月，深入睢、杞、太地區開辟抗日根據地，初步打開了豫東抗戰局麵。

　　但在這一期間，新四軍的主要負責人、軍分委書記項英受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影響，“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嚴重地妨礙了華中敵後工作的開展。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敵後遊擊戰爭的發展方針。全會還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劉少奇兼任書記，統一領導長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工作；成立南方局，由周恩來任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負責領導長江以南地區黨的工作。這就結束了王明的錯誤領導。會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在華中地區逐步得到貫徹執行”。

　　為實現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提出的“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和具體部署，新四軍各部和八路軍南下部隊，在華中敵後迅速地實行戰略展開，開辟了新的抗日根據地，發展和壯大了新四軍。

　　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的成立和皖中、皖東抗日根據地1938年11月，新四軍第三支隊司令員張雲逸，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率新四軍一部抵達江北無為地區，將廬江、無為地區的遊擊隊和人民自衛軍統一整編為新四軍江北遊擊隊，開展皖中地區的鬥爭。翌年5月初，葉挺軍長根據東南局的指示精神，親赴廬江東湯池，組織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由張雲逸兼指揮，徐海東、羅炳輝為副指揮。同時成立中共江北指揮部前委，張雲逸為書記。此時，新四軍軍部和江北指揮部命令第四支隊立即東進皖東。但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拒不執行，公然與上級命令相對抗。在他的影響下，第七團團長楊克誌，政委曹玉福叛變。隨後，江北指揮部前委對第四支隊及江北部隊進行整編，由徐海東兼任第四支隊司令員；以原第四支隊第八團為基礎組成了第五支隊，羅炳輝為司令員。第四支隊開辟了以定遠東南藕塘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據地。第五支隊開辟了以來安東北半塔集為中心的津浦路東根據地。路東、路西根據地發展成為皖東抗日根據地。江北遊擊隊一部在皖中巢縣、無為地區堅持鬥爭，保持與皖南的交通聯係；一部進至和縣、含山地區開展遊擊活動，開辟皖中抗日根據地。

　　豫鄂挺進縱隊和鄂豫邊抗日根據地的建立1938年3月，由高敬亭、林維先領導的鄂豫皖遊擊隊東進後，中共河南省和豫南特委以確山竹溝鎮為開展河南抗日戰爭的戰略支點。武漢失守後，豫南特委以竹溝留守處分隊與信陽、泌陽等地遊擊隊合編為信陽挺進隊，12月進入四望山開展遊擊戰爭。

　　同年冬，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率一部分幹部由延安赴豫鄂邊，領導當地遊擊隊，挺進敵後開展遊擊戰爭。翌年6月，陳少敏率信陽挺進隊與李先念部會合，將部隊統一編為豫鄂獨立遊擊支隊，李先念任司令員，陳少敏任政治委員，不久由陶鑄代理政治委員。1939年11月，根據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的指示，將豫南、鄂東、鄂中地區的部隊統一編為新四軍挺進支隊。翌年1月，挺進支隊改稱豫鄂挺進縱隊，李先念任司令員，下轄五個團隊、三個總隊，進入大、小悟山地區。至1940年底，鄂豫邊區擴大為十幾個縣的範圍，部隊發展到1.5萬餘人的遊擊兵團，建立了鄂豫邊抗日根據地。

　　新四軍江南、蘇北指揮部的建立和蘇皖邊、蘇中抗日根據地的開辟1939年11月，新四軍第一、二支隊領導機關合並，成立江南指揮部，陳毅為指揮，粟裕為副指揮。指揮部成立後，陳毅遵照中共中央關於“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派由葉飛、管文蔚領導的挺進縱隊和由陶勇領導的蘇皖支隊渡江北上，向儀征、揚州、天長、六合、泰州地區發展，並控製了揚州、大橋一帶長江渡口，開辟蘇皖抗日根據地。不久，蘇皖支隊與皖東根據地的第五支隊打通了聯係。至此，新四軍已造成足跨長江兩岸，隨時準備北進的有利態勢。翌年5月，陳毅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部署第一、二支隊主力渡江。6月，江南指揮部渡江後，改成蘇北指揮部，仍由陳毅、粟裕任正副指揮，下轄第一、二、三縱隊（均由挺進縱隊、蘇南增援之第二團、新六團及蘇皖支隊改編）。7月揮戈東進，占領泰興的黃橋、蔣垛、古溪等地。隨後轉兵南進，連克靖江東北之孤山、西來鎮，挺進以黃橋為中心的泰（興）、靖（江）、南（通）、如（皋）地區，開辟了以黃橋為中心的蘇中抗日根據地。

　　此時，正是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之際。蘇北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加緊反共摩擦，逼我退出黃橋。9月底，韓頑糾集3萬餘人，分路南下，10月4日進犯黃橋。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在陳毅等領導下，堅持自衛立場，在政治上徹底揭露韓頑反共投降陰謀，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在軍事上采取誘敵深入，斷其歸路，在運動中各個殲滅的作戰方針。首殲頑獨六旅，再殲頑第三十三師，最後殲頑第八十九軍軍部及第三四九旅等部。至10月5日，新四軍殲滅韓頑主力1.1萬餘人。韓德勤率殘部向興化逃竄，新四軍乘勝進入海安、東台。黃橋戰役的勝利，為發展蘇北抗戰奠定了基礎。

　　在蘇南新四軍主力北上後，堅持蘇南鬥爭的新四軍一部，於1940年7月，在茅山地區重新組織了江南指揮部，堅持茅山抗日陣地。為加強蘇南地區的抗日鬥爭和統一黨政軍領導，新四軍第三支隊副司令員譚震林於1940年5月進入該區。6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譚震林任司令員，堅持蘇南抗日遊擊戰爭。

　　建立豫皖蘇、開辟皖東北抗日根據地八路軍蘇魯豫支隊和隴海南進支隊南下與新四軍一部會合，開辟皖東北抗日根據地。

　　1939年春，由彭雪楓率領的新四軍豫東遊擊支隊，由河南鹿邑地區東進，進入商丘、亳縣、永城地區。5月，進軍淮河以北。至年底，遊擊支隊發展到九個團，1.2萬餘人，改稱新四軍第六支隊。翌年2月，第六支隊進入商丘、亳縣、睢寧、夏邑、碭山遊擊區，建立豫皖蘇抗日根據地。6月，第六支隊（欠第四總隊）與八路軍南下部隊第三四四旅（欠第六八七團）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轄三個旅九個團，共1.7萬餘人，由彭雪楓任司令員，留在豫皖蘇地區，執行向西防禦任務。

　　1939年5月，八路軍蘇魯豫支隊主力南越隴海路，進入肖（縣）、永（城）、夏（邑）地區，同年5月，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和蘇魯豫支隊進入皖東北泗縣地區，與新四軍第六支隊一部會合，開辟皖東北抗日根據地。不久，張愛萍率豫皖省委進入皖東北，設立八路軍、新四軍聯絡機構，加強皖東北的鬥爭力量。1940年5月，頑軍韓德勤向我蘇皖邊之金鎖鎮、界頭集等地進犯。劉少奇指揮隴海南進支隊和蘇魯豫支隊第一大隊、新四軍第六支隊第四總隊第一團等部進行自衛反擊，經過13天戰鬥，將頑軍逐回泗陽、宿遷縣境。至此，皖東北的形勢趨於穩定。皖東北抗日根據地的開辟，不僅隔斷了蘇、皖頑軍的聯係，使韓頑更加孤立，而且為新四軍東進蘇北開創了新的前進陣地。

　　開辟淮海抗日根據地1940年5月，黃克誠奉命率八路軍第二縱隊主力（第三四四旅、新編第二旅）共五個團1.2萬餘人，由冀魯豫南下，6月到達豫東北永城南新興集與新四軍第六支隊會合。這支部隊的南下，為發展華中抗戰增加了突擊力量。6月底，以八路軍新二旅及第六八七團、蘇魯豫支隊、隴海南進支隊與新四軍第六支隊第四總隊合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轄三個支隊九個團，近2萬人，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執行東進蘇北任務。

　　8月東渡運河，進入沐陽、淮陰、宿遷、東海地區，建立了淮海抗日根據地。

　　華中總指揮部的成立和重建新四軍軍部為適應抗戰鬥爭形勢需要，1940年11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華中總指揮部在蘇北鹽城成立。葉挺、陳毅分任正副總指揮，劉少奇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之新四軍與八路軍。在葉挺抵蘇北前，由陳毅代理總指揮。華中總指揮部的成立，不僅統一了整個蘇皖地區新四軍、八路軍的指揮，而且對於粉碎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和堅持華中抗戰有重大意義。

　　新四軍的組建和挺進華中敵後，並在鬥爭中不斷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南方貫徹執行的一個重大成果。新四軍成立後，在大江南北向敵後實行戰略展開和開辟抗日根據地。到1940年年底，新四軍解放了江、淮、河、漢之間的廣大國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東、皖東北、蘇南、蘇中、蘇北、豫皖蘇、皖南等根據地，軍隊由組建時的1萬餘人發展到10萬餘人。這對於堅持華中抗戰，進一步發展壯大人民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1937年至1938年11月，毛澤東發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形勢和任務》、《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等報告、演說、著作，對有關抗戰的一係列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關門主義；探討了遊擊戰爭在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和戰術原則；分析了抗日戰爭的性質及持久戰的戰略階段劃分，持久戰的戰術原則和必然結局，並提出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於民眾之中”，中國抗戰必勝。毛澤東的這些光輝思想，在抗戰中得到充分印證。

　　1938年9月29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總結抗戰初期工作，確立新階段的方針政策。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通過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通過了幾個黨內組織建設法規：《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六中全會闡明了中共在抗戰時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維護和確立了毛澤東正確路線的領導地位，健全了民主集中製，取得了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統一，為推動抗戰的全麵深入發展奠定了基礎。

　　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舉行了四次會議，先後聽取了葉楚倫、汪精衛、王寵惠、何應欽、孔祥熙分別作的關於黨務、政治、外交、軍事、財政方麵的報告。大會宣言表達了抗戰的決心，指出：“抗戰之目的，在於抵禦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以救國家民族於垂亡”，“不達目的，決不中止”。大會通過了黨務、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教育等方麵的一係列決議案。大會決定國民黨設立總裁製度，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決定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訓練全國青年“成為三民主義之信徒”；決定組織成立國民參政會，以“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

　　大會製定和通過的《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是一個概括國民黨在抗戰時期基本政治主張的重要文件。綱領分為總則、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運動、教育七個部分。規定以三民主義及總理遺教為抗戰建國的準繩，全國抗戰力量要在國民黨及其總裁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外交上，主張維護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聯合一切反日侵略之勢力，製止日本侵略，否認和取消一切偽組織以及其對內外之行動。軍事上，加緊軍隊政治訓練，援助、指導各地抗日民眾武裝，在各戰區司令長官指揮下，與正規軍配合作戰，發動敵後遊擊戰爭。政治上，改善各級政治機構，組織國民參政會，在三民主義及法令範圍之內，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抗戰建國綱領》是國民黨片麵抗戰路線的具體化，具有兩麵性：一方麵，它的許多條文與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有共同之處，與戰前相比表明國民黨在內政、外交政策方麵均有較大的變化和進步，成為抗戰初期各黨派基本讚同和認可的政治基礎，因而，它有利於人民進行抗戰和爭取民主，對推動國民黨抗戰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麵，也應看到它與中共的全麵抗戰綱領又有原則區別，它通篇貫穿著一黨專政的精神，企圖把抗戰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麵都納入國民黨設置的軌道，剝奪人民抗日的自由，後來，國民黨專製獨裁統治愈益嚴重，綱領中許多條款成為一紙空文。

　　國民參政會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動1938年4月12日，國民政府公布了《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7月6日，國民參政會正式成立。7月6日至8月15日，首屆首次國民參政會在漢口召開，200名參政員中出席者136名，加上出席的政府官員和中外記者共達千餘人，是一次空前之盛會。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國社黨、社會民主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等均有代表參加。

　　蔣介石、汪精衛出席大會並致詞，政府五院及行政院各部委負責人作了工作報告，這次大會推舉汪精衛、張伯苓為正、副參議長。通過的提案中比較重要的有：《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案》、《改善各級行政機構案》、《實行民主政治案》、《設立省縣參議會案》等。大會發表了《國民參政會首次大會宣言》，向世界宣布，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擁護政府抗戰，爭取民族抗戰的最後勝利。國民參政會的成立和首次大會有重要的曆史意義。當時日寇侵略之勢正猛，首都南京已經淪陷，武漢會戰正在進行。國民參政會的召開既是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一個表現，又是民族精神凝聚的一個象征，同時也給全國各黨派人民提供一個發表政見，爭取民主活動的重要場所。9月26日，省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及市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公布。以後還頒布了《縣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各省市縣臨時參議會陸續成立。

　　武漢、廣州失守後，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國民參政會首屆第二次會議在重慶召開。當時正值抗戰最艱難的低穀階段，日軍侵略之勢達到頂峰。堅持團結與持久抗戰，懲辦漢奸、反對妥協投降，爭取民主成為大會的中心議題。大會通過了《關於持久抗戰案》、《敵人未驅出國土以前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嚴懲漢奸傀儡案》、《請撤銷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以充分反映輿論，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等提案。大會還專門通過一個決議，擁護蔣委員長堅持持久抗戰建國的既定方針，旨在防止妥協投降逆流的泛濫。

　　國民參政會是抗戰時期的一個政治谘詢機構，是戰時政治體製的一個構成部分。

　　它對政府之施政方針具有建議權、討論權、詢問權。其職能最終受國防最高會議製約。

　　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規定：“國民參政會得提出建議案於政府”，“有聽取施政報告及向政府提出詢問案之權”，“政府對內對外之重要施政方針，於實施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前項決議案，經國防最高會議通過，依其性質交主管機關製定法律或頒布命令行之”，但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的“緊急命令權”除外。國民參政員的產生不是民主選舉而是由國民黨推舉或選任。各黨派團體之參政員不由各黨派自推，而由國防最高會議選任。

　　並且是以“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的名義而不是黨派的名義出席。

　　國民參政會是由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及《抗戰建國綱領》規定設立的，它是抗戰時期國民黨許諾改善政治機構，建立民意機構的具體措施。它是自清末資政院、各省之谘議局廢置以來中國民意機構的重現，在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有一定地位和作用，是國民黨放棄一黨專製獨裁政治僅有的一點舉動。在抗戰初期，它發揮了應有的曆史作用。但是，在整個政治體製中，它並沒有改變國民黨一黨專製的實質。

　　日本侵華策略的調整戰爭初期，日本自詡自身武力的強大，對中國采取了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速戰速決”的策略，妄想一舉摧毀中華民族的抵抗力量，迅速占領整個中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戰爭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速戰速決”方針的失敗，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日趨壯大，使日軍於1938年10月占領武漢後，改變了戰爭初期的侵華策略，把進攻的主要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將過去對國民黨的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

　　1938年10月，武漢會戰後，日本內閣會議在《關於時局的處理方案》中提出了“今後，不僅要用武力，更要傾注政治、經濟、文化等國家的總力，向建設新中國邁進”的意見。1938年11月3日，首相近衛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了《東亞新秩序》聲明。聲明一改以往“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狂妄姿態，在所謂“合作”、“提攜”等幌子下對中國進行政治誘降。聲明說：“帝國所希求者即建立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戰的最終目的即在於此。此種新秩序的建立，設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為根本，在東亞確立國際主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結合。”“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往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近衛聲明的發表，標誌著日本政府的侵華策略已發生轉變，表明日本企圖以承認國民政府存在為前提，迫使國民黨放棄抗戰立場，與日妥協，達到不戰而勝的最終目的。

　　日本侵華策略的調整，客觀上助長了國民黨當局的妥協性和動搖性，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

　　遠東慕尼黑陰謀武漢失陷後，隨著日本侵華策略的調整，客觀上加強了國民黨當局的妥協性。此時，英、美等西方國家，為維護自己在遠東尤其是在中國的利益，企圖以犧牲中國為代價，謀求與日本的妥協，促使日本北攻蘇聯，也積極進行對國民黨的勸降活動，多次醞釀召開所謂“太平洋國際會議”，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遠東慕尼黑陰謀。

　　1938年9月，英、法統治集團為唆使德、意法西斯進攻蘇聯，在德國的慕尼黑與德、意簽訂了出賣捷克的協定，即為慕尼黑協定。抗戰相持階段到來以後，英美等國認為此時是與日本達成妥協的良機，其軍政要員紛紛在中日兩國之間進行遊說，利用各種形式大造中日兩國可以議和的妥協輿論。他們在日本的壓力下，不惜損害中國的利益來尋求與日本的妥協。

　　1939年4月，日本利用中國誌士在天津英租界刺殺一名漢奸的事件，於同年6月封鎖了天津英租界。7月15日，英、日兩國就此事在日本東京開始談判，並於24日簽署了《有田——克萊琪協定》。協定規定：英國完全承認日本造成的“中國之實際局勢”；承認日本在其占領區內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諾“凡有阻止日軍或有利於日軍之敵人之行動與因素”，英國“均無意加以讚助”。《有田——克萊琪協定》實際上是英國在東方放任和姑息日本侵略的“遠東慕尼黑陰謀”。

　　1939年9月，歐洲戰爭爆發後，英、法等國無暇東顧，美國取代英國成為“遠東慕尼黑陰謀”的主要策劃者。1940年4月，美、英、法三國駐華大使一齊約見蔣介石，再次勸告中國政府及時對日媾和，否則，中國“將來萬一無人支持而繼續抗戰的話，將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擊”。

　　1940年6月，德軍入侵法國後，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鎖滇緬、滇越運輸線，對華實行禁運。6月19日，法國封鎖了滇越鐵路；7月15日，在日本的壓力下，英國也同意封閉滇緬公路3個月。戰時中國西南的國際通道被切斷。

　　綜上所述，中國抗戰相持階段到來以後，在歐洲戰爭危機日益加深的影響下，英、美等西方國家為了自身的殖民利益，而奉行了犧牲中國、換取日本讓步的政策。這實際上是慕尼黑陰謀在遠東地區的翻版。它使中國人民的抗戰麵臨嚴重的困難。對此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我們堅決地斥責那些認為太平洋會議並非東方慕尼黑的無稽之談。所謂太平洋會議，就是東方慕尼黑，就是準備把中國變成捷克。”而自己則“借收漁人之利”，揭露了國內外投降派的陰謀活動，堅定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信念。

　　淪陷區的殖民統治1938年武漢陷落後，日本在中國的占領區域日益擴大，包括東北三省在內，麵積已達250萬平方公裏，大於其本土麵積的9倍。為鞏固被占領地域，日軍從各方麵強化了對淪陷區的殖民統治。它強調：總體戰發展到頂點，就要毫無保留地統一部署國家的全部力量，並始終指導和運用它來貫徹戰爭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分為武力、經濟、政治和思想等四個方麵，它們互相聯係、互相影響。具體來說，日本在淪陷區的殖民統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政治上，確定“以華製華”的方針，建立各級偽政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所建立的第一個傀儡政權，是1932年3月在東北地區成立的偽“滿洲國”。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日軍雖然占領了包括南京在內的廣大地區，然而卻無法鞏固對占領區的統治，征服中國迫其投降的目的始終沒有達到。對此，國小、兵少、資源貧乏的日本侵略者企圖利用占領區的人力、物力為其戰爭服務，“冀圖在占領區建立適合於日軍進行殖民統治的政權或行政組織”，因而製定了“以華製華”的戰略方針。隨著這一方針的推行，日軍在其軍事勢力所及之處，加緊了各級殖民統治機構的建立。先後於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炮製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拚湊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到1940年3月更成立了以汪精衛為首的偽中央政權。與此同時，各地方政權機構也相繼建立起來，從而加強了對中國人民的殖民統治。

　　軍事上，組建偽軍組織，實行“治安強化”政策。七七事變後，隨著日軍作戰區域的日益擴大，兵力不敷的矛盾日漸突出，於是大力拚湊偽軍，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戰爭的發展，組建和收編偽軍的工作也加緊進行。戰爭中後期，國民黨部隊以“曲線救國”的旗號大量投降，使偽軍的數量大增。據《解放日報》1943年公布的數字該年偽軍總數已達62萬人之多。名目繁多的偽軍組建後，在日軍的驅使下參與掃蕩、清鄉等“治安強化”運動，鎮壓抗日力量，維護殖民統治。

　　經濟上，實施“以戰養戰”，強化殖民掠奪。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陷於中國人民抗戰的汪洋大海中而無力自拔。長期戰爭極大地消耗了資源貧乏的日本。因此，為維持長期而穩定的軍需供應，1938年11月，日本政府製定了“以戰養戰”的經濟政策，因而強化了對占領區的經濟掠奪。這種掠奪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工礦業。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東北地區除原有的“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外，又設立了“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這兩個經濟組織，完全壟斷了中國東北的重工業和鐵路交通，控製了東北地區的經濟命脈，到日、偽投降時，其資本在東北的工業中高達99.15%。

　　日本對中國關內淪陷區工礦業的掠奪和控製，采取了“軍管理”、“委托經營”、“租賃”和“收買”等多種形式。其中，1938年以前日本侵略者掠奪的方式，在華北是采用“軍管理”，在華中是采用“委托經營”。後幾種形式，則主要是日本侵略者通過強製加以實行的。1938年11月，日本在北平和上海同時成立了“華北開發股份公司”與“華中振興股份公司”，分別負責對華北和華中地區的經濟掠奪。前者壟斷了華北的煤、鐵、電力、交通等主要部門，到1941年已發展到64個附屬公司。後者控製了華中地區的鐵、煤、鹽、水、電等企業的生產與銷售，到1944年，也已擁有了16個附屬公司。以上兩大國策公司及其子公司，構成了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殖民掠奪的巨大而複雜的吸血管道，極大地強化了對淪陷區的經濟掠奪。

　　農業。土地成為日本侵略者掠奪的首要目標。在東北，為適應日本國策的需要，從1937年到1945年，日本共向東北移民達到23萬，掠奪的土地超過22萬公頃。在關內，七七事變前，有日僑8萬餘人，至1941年秋已激增至67萬餘人。大批移民尤其是農業移民湧入中國，掠奪了中國農民的大片土地，使無數的中國農民背井離鄉，到處流浪。

　　在掠奪農產品方麵，七七事變前，日本侵略者在東北地區對農產品實行了嚴格的“統製”

　　政策，以後發展成為強製購銷，強迫農民將生產的糧食，絕大部分按偽政府規定的最低價格出售。在關內，對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的掠奪和征收更是囂張。如1943年對密雲、通縣等9個縣的小麥征收，一次即征去700噸，造成眾多地區糧荒不斷。淪陷區的勞動力也成為日本掠奪的重要對象之一。據資料顯示，截至1944年，東北地區被征發的勞動力已達300萬人，其中被壓榨至死的占總數的20%。1942年以前，華北地區被劫去的壯丁勞動力接近600萬人。致使中國農村的勞動力遭到嚴重的破壞。

　　金融業。日本在金融方麵對中國掠奪和控製的罪行同樣是罄竹難書。七七事變前，日本侵略者就在東北設立了偽“滿洲中央銀行”，發行大量偽鈔。七七事變後，日本在關內先後新設20餘家銀行。其中較大的有設於張家口的“蒙疆銀行”、北平的“中國準備聯合銀行”、南京的“中央儲備銀行”、上海的“華興商業銀行”。日本通過這些銀行發行大量的沒有準備金的鈔票，一方麵掠奪淪陷區的物資，實現所謂的“以戰養戰”，同時欲取代法幣在淪陷區的信譽，奪得金融壟斷地位。

　　思想文化上，摧殘中華民族文化，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控製思想文化，作為日本侵略者強化殖民統治的重要一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首先是摧殘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削弱中國人民的抗戰意誌。正如日軍所言：“應展開思想攻勢，對反動派勢力展開積極的鬥爭，有效地對敵進行滲透，瓦解敵之軍、政、民抗日意誌”。按此要求，日軍在東北曾下令關閉所有的學校，收繳並焚燒一切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書籍，迫害各級教員。在關內，七七事變後，在中國的18所高等學校中，遭受日軍破壞者即達9所，至於迫害、屠殺師生的案例更多。日軍在摧殘中華民族文化思想的同時，通過日、偽政權，強製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揚“王道主義”、“中日親善”、“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建設東亞共榮圈”等反動謬論；刪去中小學教材中一切具有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內容，極力宣傳封建主義的奴隸道德以及所謂以尊孔讀經為主要內容的“東方文化”；此外，還規定日語為必修課、改組大學、設立新民學校等等，係統地進行奴化教育，達到為其殖民統治服務的目的。日本在淪陷區所實行的種種殖民統治政策，激起淪陷區人民和全國人民的反抗與鬥爭。

　　國統區的戰時財政經濟措施和成就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1938年3月，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其中，作為戰時財政經濟的方針政策共有8條。這8條的核心是：

　　其一、以軍事為中心；其二、實行計劃經濟。按此方針政策，適應戰爭環境的需要，國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建國”的財政經濟措施。

　　在工礦業方麵。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國民政府為保存經濟實力，以利長期持久的抗戰，采取了兩項重大措施；一是動員與組織沿海沿江等戰區廠礦的內遷。到1940年底，共內遷工廠639家，其中民營廠家452家。這些企業主要有機械工業、鋼鐵工業、化學工業、電器工業、紡織工業、食品工業等。從而保存了一批近代工業的精華，為持久抗戰奠定了重要的經濟基礎。二是鼓勵與扶植大後方工礦業的開發，尤其是建立中國內地（特別是西南地區）的重工業基地。中國西南地區主要包括雲、貴、川等省，工業基礎十分落後。戰前重慶的機器工業隻有10餘家，到1940年已發展到133家。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為適應戰時體製的需要，在大後方也新建了一批廠礦。到1943年底，共建電力廠159個、煉鋼廠8個、機器廠5個、電器製造廠10餘個、煤礦10餘家。這一時期，國統區民營工業的發展尤為迅速，到1941年，大後方新建的民營工廠已達1300餘家。

　　這些國營和民營廠礦的建立，促進了西南地區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大後方民族工業發展與壯大的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為持久抗戰準備了物質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戰前中國工業分布極不平衡的格局。

　　在農業方麵。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就農業問題提出了一項《戰時土地政策法》，通過了“戰時土地政策大綱”。據此，1938年國民黨政府在行政院下設立了農業促進委員會，並在各省、縣設立農業推廣站，以改良農作物和防治病蟲害，維持軍糧民食之供應。1940年又在農村部下設置墾務總局，在西南、西北成立墾區管理局13處。到1945年，共移徙屯墾軍民7萬餘人，開荒44萬多畝。此外，在畜牧、棉花、蠶絲等方麵，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良與發展。

　　在交通運輸方麵。根據《抗戰建國綱領》中提出的“整理交通係統，舉辦水陸空聯運，增築鐵路公路，加辟航運”任務，國民政府專門組建了交通部。從1937年至1945年，新建了湘桂、黔桂、寶天等長短7條鐵路線，總長1000多公裏。公路主要完成了3條線路，即重慶至蘭州、重慶至昆明、瀘州至昆明，總長2800餘公裏。同時，打通了滇緬國際公路全線，以後又打通了中印公路。到1943年，西南5省的通車裏程達到17000多公裏。水運路線主要是擴展長江、嘉陵江等航線，到1943年，航線超過12000多公裏。

　　在財政金融方麵。主要采取了增稅、舉債、增發紙幣以及經濟統製等措施，這對增強國民政府的經濟力量，增加財政收入，堅持長期抗戰，發揮了很大作用。

　　汪精衛叛國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調整，在國民黨內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國民黨內的汪精衛集團，是親日投降派。抗戰開始後，汪精衛就患“恐日病”，極力散布民族失敗主義，認為中國處於“淒風苦雨、愁雲慘霧之中”，根本沒有力量抵抗日本的進攻，隻有對日本“和平”（即妥協投降）。隨後，以他為中心，包括周佛海（國民黨中央委員、代理宣傳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陶希聖（國民黨參政員、藝文研究會研究總幹事）、高宗武（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等人，組成“低調俱樂部”，積極開展所謂“和平運動”，鼓吹對日妥協投降。近衛第二次對華聲明發表後，汪精衛認為“和平時機已到”，便迫不及待地派其親信高宗武、梅思平（國民政府法製委員會委員、中央大學教授）等人到上海與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課長影佐禎昭會談，達成《日華協議記錄》。主要內容是：締結防共協定，承認日軍駐紮中國；承認“滿洲國”；承認日僑在中國境內雜居、經營自由；承認日本對中國經濟有優先權，並提供“特殊方便”開發和利用華北資源；中國應補償日僑的損失等。這個協議，實際上是汪精衛的賣身契。此外，還製定了汪精衛叛逃的計劃。

　　12月19日，身為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及其主要同夥周佛海、陳璧君（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汪妻）、陶希聖、曾仲鳴（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國防最高會議秘書主任）等離重慶叛逃河內。21日，國民黨中央常委、四川省黨部主任陳公博也追隨汪由成都逃往河內。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提出所謂“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並宣稱願和中國“具有卓識人士合作”。12月29日，汪精衛從河內發出一封致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的長電，公開擁護近衛聲明的“三原則”，並聲稱：“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精衛叛國的“豔電”。

　　1939年4月中旬，汪精衛等人在日本保護下，離開河內到上海，5月底，汪精衛等人赴東京，與日本首相會談，就以汪精衛為首建立新的中央政府達成了諒解。8月底，汪精衛等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六大”，宣布修改國民黨總綱廢除總裁製，成立偽中央領導機關，汪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2月30日汪簽訂了《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導演下，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在南京粉墨登場，正式成立偽南京國民政府。

　　南昌會戰和隨棗會戰為總結抗戰一年多來的作戰經驗，確定中日相持階段的軍事方針，國民黨政府軍令部於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在湖南南嶽召開了軍事會議。在會上，蔣介石對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麵戰場的潰敗作了辯解；對軍隊中的腐敗現象和軍事上的失誤進行了批評，提出了整軍的重要任務，並根據戰場態勢重新調整了戰區。會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製定了《第二期作戰指揮方針》，按此方針，國民黨正麵戰場繼續抗擊日軍。從1939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民黨正麵戰場同日軍進行了十幾次較大規模的作戰。

　　南昌會戰1939年3月17日，日軍為鞏固對武漢地區的占領，確保長江中下遊的交通安全，而向南昌、武寧等地發動了進攻。23日，日軍強渡修水，24日猛攻南昌，27日南昌陷落。為此，中國守軍調整戰略，殊死抵抗，從4月21日起反攻南昌，收複了南昌外圍的一些地區，並一度攻克南昌車站和飛機場。但日軍在空軍和炮火支援下固守南昌，並不斷反撲。中國軍隊傷亡很大，第三十二集團軍所屬第二十九軍軍長陳安寶中將殉國。5月19日中國軍隊奉命停止攻擊。

　　隨棗會戰1939年5月初，日軍為消除鄂北、豫南方麵中國軍隊對武漢的威脅，向隨縣、棗陽地區發動進攻，中國第五戰區軍隊與敵展開了20餘天的會戰。5月7日，日軍攻陷隨縣、棗陽，12日攻占桐柏。15日中國軍隊發動反攻，16日收複桐柏，19日收複棗陽，23日攻克隨縣。這次會戰，斃傷日軍13000餘人，恢複了已失陣地，達到了牽製和消耗日軍的目的。

　　第一次長沙會戰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中國國民黨軍在長沙以及湘北、贛北、鄂南廣大地區組織了抗擊日軍進攻的防禦戰役——第一次長沙會戰。

　　日軍在南京成立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製定了把戰爭中心轉向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方針，準備加緊“掃蕩”；同時，擬定了攻占長沙、衡陽、宜昌、西安等重要城鎮的作戰計劃，企圖壓迫蔣介石投降，促成汪精衛登台，以求早日結束戰爭。駐武漢地區的第11軍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於9月初即製定了湘贛作戰計劃，加緊調集兵力，準備由湘北、贛北、鄂南地區發起攻勢，兵分三路進攻長沙，企圖首先奪占長沙，爾後向西南發展進攻以奪占衡陽，並規定9月底占領長沙。9月13日，第11軍指揮所轉移至鹹寧，並集中了第6、第33、第101、第106師團及上村、奈良支隊，以及飛機100餘架。

　　湖南及江西、湖北部分地區守軍為國民黨軍第9戰區，轄52個師，兵力雄厚，為各戰區之首。會戰中，會戰兵力達35個師，24萬人，由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嶽統一指揮。

　　9月14日，日軍為隱蔽主攻方向的行動企圖，以第106師團及第101師團一部，首先向會埠守軍第184師陣地發起了進攻，第一次長沙會戰遂正式開始。

　　雙方以爭奪長沙為核心在湘北，贛北和鄂南的廣闊戰場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彼此都付出了重大代價，至10月14日，雙方恢複了戰前態勢，第1次長沙會戰遂告結束。

　　此次會戰，曆時1個月，國民黨軍有效地粉碎了日軍作戰企圖，計斃傷日軍3萬餘人，自身傷亡4萬餘人。

　　桂南會戰和1939年冬季攻勢桂南會戰日軍為切斷中國西南中越國際交通線，於1939年11月15日在欽州灣強行登陸，24日占領南寧，不久又攻占了龍州、鎮南關，切斷了中越國際交通大動脈。

　　12月4日，日軍又攻占了軍事要地——昆侖關，西南震動。對此，中國軍隊集中了第四戰區的原有部隊和其它戰區的馳援部隊，以昆侖關為攻取目標，與日軍展開了激戰。昆侖關幾度易手。1940年2月24日，中國軍隊再度奪回昆侖關。攻取昆侖關，是中國軍隊以空、炮、坦、步等諸兵種協同作戰，對日軍攻堅作戰的一次重大勝利，它使日軍受到沉重打擊。此後，中國軍隊繼續在桂南發動攻擊，10月28日收複了龍州，30日攻克南寧，11月30日，終將日軍逐出桂南。

　　1939年冬季攻勢1939年10月，中國軍隊第二期整訓完成，部隊的作戰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為消耗日軍，檢驗鬥誌，國民黨各戰區對日軍發起了冬季攻勢。12月1日，第一戰區在豫中向隴海路及其附近實施戰略攻擊，曾切斷這一帶的鐵路、公路交通，並一度攻入開封、沁陽。第二戰區發動晉南攻勢，克複黎城、涉縣、潞城。12月16日，第三戰區向日軍盤踞的長江下遊發動攻擊，並一度攻入杭州、餘杭城內。1940年1月1日，第四戰區對進犯粵北之敵實施打擊，連克眾多縣城，取得粵北大捷。12月12日，第五戰區部隊在鄂北向平漢路南段之敵發起進攻。第六戰區也發動了湘西攻勢，並一度占領嶽陽車站。12月18日，第八戰區在綏西發動攻勢，破壞了平綏鐵路，收複了五原，並一度攻入包頭，第九戰區發動了鄂南、贛北攻勢。與此同時，冀察戰區、蘇魯戰區也就近對日軍發動了攻擊。“冬季攻勢”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來，國民黨軍隊在正麵戰場上發動的一次規模較大，也是唯一一次積極的帶有進攻性的作戰。

　　棗宜會戰日軍自1938年10月底占領武漢後，其第11軍即配置於九江、嶽州、鍾祥、信陽地區，以拱衛武漢。1939年3月，日軍攻占了南昌，構成了武漢中心地區的東南屏障。4月上旬開始，國民黨軍發動了攻勢作戰，尤其是第5戰區從東、西兩個方向向平漢線南段頻頻出擊和襲擾，並以第21集團軍在鄂豫皖邊區實施遊擊作戰；同時，第31集團軍主力由湘北移駐棗陽，加強了第5戰區的實力，使武漢地區日軍側後受到威脅，牽製了其南下長沙和北上打通平漢線的作戰行動。而在國民黨軍發起的“冬季攻勢”作戰中，日軍又遭到了沉重打擊。鑒於國民黨軍主力仍在其周圍，戰略形勢對其形成了不利態勢，為激勵士氣，消除國民黨軍對武漢的威脅，第11軍於1940年4月中旬起，集中第3、第13、第39師團及第6、第40師團各1個支隊，計10萬餘人，在鍾祥、隨州、信陽地區集結，另從關東軍抽調第4師團向武漢地區增援，準備發動進攻，企圖首先殲滅襄河以東地區國民黨軍第5戰區主力，爾後渡過襄河，向宜昌發展進攻，叩擊重慶的大門，以摧毀國民政府的抗日信心，配合其他地區的進攻行動，達成誘使蔣介石接受喪國和平條件之目的。

　　第5戰區在4月初獲悉了日軍軍艦在上海與漢口間頻繁往返，武漢地區日軍明顯增多的情報。4月13日至14日，第5戰區召開了各集團軍總司令會議，商討對策。隨後，戰區集中主力，準備以38個師的兵力，由司令長官李宗仁統一指揮，在北起豫南，經樊城、宜城、荊門至當陽一線東側地區抗擊日軍的進攻。具體部署：襄樊防線分為左、中、右3個集團軍，配置於第一線，右集團軍由總司令張自忠指揮，左集團軍由總司令孫連仲指揮，中央集團軍由總司令黃琪翔指揮。

　　此次地戰於1940年5月1日打響，戰況異常激烈，國民黨軍英勇奮戰，給予日軍以沉重打擊。戰鬥中，國民黨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壯烈殉國。日軍占領了棗陽，6月24日再次占領，宜昌。其後，日軍主力集結於當陽及襄河一帶；國民黨軍則據守江陵、宜昌、當陽、鍾祥、隨州、信陽一線之以北地區，雙方形成對峙，會戰遂告結束。

　　此次會戰，國民黨軍斃傷日軍2.5萬餘人，俘其53人。

　　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後，國民黨軍第9戰區部隊與日軍第11軍始終在新牆河一線對峙。1941年春，日軍企圖利用上高戰役牽製贛北國民黨軍主力，爾後乘機西進，突進至長沙翼側，配合湘北日軍南下攻占長沙。但由於日軍在上高戰役中失利，致使上述企圖未能實現。此時，日軍大本營製定了《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規定在夏秋之際發起攻勢。新任第11軍司令官阿南惟畿參加了上述“計劃”的擬定，到任後即積極籌劃進攻長沙的作戰計劃。由於6月蘇德戰爭爆發的影響，日軍在“南進”還是“北進”問題上猶豫不決，第11軍的作戰計劃被暫時擱置。之後，日軍大本營一方麵加強了對蘇作戰的準備，增兵中國東北；一方麵加強了對國民黨軍的軍事壓力，企圖促蔣投降，以早日結束中日戰爭；遂批準了第11軍的作戰計劃，並明確：要“摧毀敵抗戰企圖，予第9戰區敵軍一次沉重打擊。”要求在長沙以北地區殲滅第9戰區主力，於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簽訂一周年（9月27日）時攻占長沙。8月21日，第11軍令各部秘密向嶽陽以南地區集結。

　　集中了第3、第4、第6、第40師團和早淵、荒木、江藤、平野4個支隊，以及飛機180餘架、艦艇30餘艘、汽艇200餘艘和海軍陸戰隊1個大隊，共近15萬人。阿南惟畿吸取了上次會戰分散兵力的教訓，決定將主力“並列於狹窄的正麵上，以期進行縱深突破。”並準備在正麵進攻之前首先對大雲山進行“掃蕩”，既可解除後顧之憂，又可掩護主力集中。

　　根據日軍動向，第9戰區於3月份製定了“反擊作戰計劃”，明確：如“敵以主力由楊林街、長樂、福臨鋪古道及粵漢鐵路兩側地區，向長沙進攻，則誘至汨羅江以南撈刀河兩岸地區反擊而殲滅之”。此時，第9戰區在新牆河南岸配置了第4、第20、第58、第72軍計4個軍的兵力，總兵力12個軍33個師，共17萬餘人。

　　日軍第6師團主力，於9月7日在飛機支援下，由東、西、北三個方向向大雲山地區發起了進攻，第二次長沙會戰拉開序幕。由於戰爭進程中日軍破譯了第九戰區的作戰部署，國民黨軍遭受了慘重傷亡。

　　26日，薛嶽令各部組織“督戰隊”，收容整頓潰散的部隊。白崇禧也曾前往衡陽督戰，但戰局未能改觀。29日，日軍攻占長沙。

　　日軍經連續作戰，認為打擊第9戰區主力的目的已經達到，加上人員傷亡和糧彈消耗極大，且輸送補充糧彈的50餘輛裝甲車被守軍悉數擊毀，已無力繼續發展進攻，遂於10月1日黃昏開始，在飛機掩護下實施退卻。

　　9日，日軍第11軍各部撤回新牆河以北，轉取守勢，與第9戰區再次形成了對峙態勢，第二次長沙會戰遂告結束。此次會戰，曆時月餘，日軍計傷亡2萬餘人；第9戰區傷亡（包括被俘、失蹤）達7萬餘人。

　　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年12月23日至1942年1月16日，中國國民黨軍在長沙及其以北地區抗擊日軍進攻，爾後實施大規模追擊的反擊戰役——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了美軍太平洋艦隊主要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在此前後，日軍同時對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嶼發動了進攻。8日，廣州地區日軍第23軍又向英軍占領的香港發起了進攻。由於日軍作戰範圍不斷擴大，戰線拉長，兵力愈感不足，國內經濟更加困難。據此，日軍積極推行“以戰養戰”政策，其侵華日軍一方麵瘋狂進攻解放區，另一方麵繼續對蔣介石政府進行誘降，並不斷施加軍事壓力，企圖盡快促蔣投降，早日解決“中國問題”，以便轉用兵力於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9日，國民黨軍為策應英軍在香港的作戰，令第4戰區部隊向廣州發起進攻，以牽製日軍的兵力和行動；第9戰區第4軍和暫編第2軍也從長沙附近南下。國民黨軍的作戰行動，使日軍深感憂慮。為此，日軍秘密調集兵力，準備第三次進攻長沙，並計劃於1942年元旦前攻占長沙，爾後直取衡陽，打通粵漢線，銜接廣州、香港，進而溝通與東南亞的聯係，以中國的中南地區作為其進攻東南亞的“後方基地”。

　　13日，日軍第11軍司令官阿南惟畿下達了再次進攻長沙的命令，並迅速集中了第3、第6、第40師團及獨立混成第9旅團等部共12萬餘人的兵力。

　　11月17日，第9戰區在長沙召開了作戰會議，總結了前兩次會戰的經驗教訓，薛嶽要求各部隊加緊備戰，並製定了代名為“天天爐的”的作戰計劃，提出了號稱“天爐法”的後退決戰戰略方針，即在新牆河、汨羅河之間設伏擊地帶，以瀏陽河、撈刀河之間作為決戰地區，動員群眾翻地蓄水，在戰區內破壞道路，嚴密鄉鎮保甲製度和組織民團武裝，配合主力作戰，通過誘敵深入，在湘北地區構成一個天然熔爐，將日軍圍而殲之。其作戰原則：“以少數兵力守陣，控製主力，機動運用”；“固守新牆河、汨羅江兩岸既設陣地，迎頭痛擊南犯之敵。予敵以重創後，相機放開正麵，向右側翼轉進，占領翼側陣地，形成長沙核心之外圍。誘敵南進，俟長沙核心猛力迎擊，在敵攻勢頓挫之際，即向敵側後發動攻勢，與長沙核心互相呼應，夾擊南犯之敵，聚而殲之。”薛嶽強調：“應運用尾擊、側擊及正麵強韌抵抗，務於瀏陽河、撈刀河間地區，將進攻長沙之敵軍主力，反擊而殲滅之。”20日，軍委會將第4、第73、第74、第79軍劃歸第9戰區指揮，並令各軍迅速奔赴湘北地區。薛嶽及時召開會議，根據原定的作戰方針和計劃，進一步調整了部署，集中了13個軍33個師的兵力，計17萬餘人。

　　此次會戰，曆時25天，日軍以慘敗而告終，計傷亡近5.7萬人，其中10名大隊長、聯隊長以上軍官斃命，被俘139人。第9戰區將士英勇作戰，大獲全勝，傷亡不足3萬人。

　　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在會上蔣介石做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講話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報告，確立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蔣介石對國共合作抗日的動搖開始表麵化。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是抗戰以來國民黨政策轉變的標誌。從此，國民黨就開始了消極抗日、積極擾共，製造了多次反共摩擦事件和反共慘案。從1939年3月至11月，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北各地先後製造了博山、深縣、平江、確山等慘案，殺害共產黨軍政人員1600餘人。到1939年12月，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迅速擴大，由製造局部摩擦發展到幾個地區同時向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正義抗日武裝和抗日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武裝進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國民黨軍隊對八路軍的進攻主要集中在三個地區。一是陝甘寧邊區。12月，國民黨軍隊侵占了隴東、關中等分區的5座縣城，並集中力量妄圖進攻延安。二是山西。12月，國民黨軍分別向晉西、晉東南的抗敵決死隊進攻，摧毀陽城、長治等7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屠殺大批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製造了“晉西十二月事變”。三是在冀南，九十七軍朱懷冰、石友三等受蔣介石指使，率部進攻八路軍部所在地——太行山區。麵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各根據地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奮起反擊，急於進攻之敵以沉重打擊，並驅逐了綏德分區5個縣的國民黨官僚，使陝甘寧邊區與晉綏邊區連成一片。在山西，八路軍在給晉軍以嚴重打擊後，與閻錫山劃定了分區防禦的協議。在太行山區，八路軍堅決消滅了執迷不悟的朱懷冰部3個師。到1940年4月，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均被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擊退。

　　皖南事變和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以後，國民黨頑固派將反共摩擦的重心移到華中地區，把矛頭對準新四軍，不斷對新四軍的皖南、蘇南、蘇北、皖東、皖中等地區的部隊發動大規模進攻。國民黨頑固派於1940年7月16日提出《中央提示案》，無理要求在華中地區堅持抗日戰爭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部隊全部開到黃河以北地區。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向八路軍和新四軍領導人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皓電》，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於電到後1個月內，全部集中到黃河以北的冀察地區。

　　為了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獨立自主的方針，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反對投降、挽救時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時局危機極端嚴重，全黨必須動員起來，反對投降分裂，挽救時局危機，全黨中心任務是反對投降與內戰。11月9日，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發出《佳電》，駁斥《皓電》。《佳電》陳述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在3年的團結抗戰中，抗禦眾多日軍，收複廣大失地的事實，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嚴詞拒絕強令八路軍、新四軍全部北移的無理要求；並聲明，為了顧全團結抗戰大局，挽救民族危亡，願意將新四軍皖南部隊移至長江以北。但蔣介石視中國共產黨的讓步政策為怯弱可欺，於11月14日，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擬訂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確定第一步以第3戰區兵力於1941年1月底以前肅清江南新四軍，然後轉用兵力肅清蘇北新四軍。第二步以第5戰區兵力於2月28日前肅清黃河以南八路軍和新四軍。11月30日，毛澤東電示八路軍和新四軍領導人，要求積極準備，給敢於大舉進犯者以迎頭痛擊。12月4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擬定規定新四軍北移路線和解決江南新四軍的呈文。蔣介石批準了該呈文。8日，何應欽、白崇禧給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發出《齊電》，堅持《皓電》立場和無理要求。9日，蔣介石下達所謂《限期新四軍北移手令》，命令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1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中共中央一方麵電令新四軍皖南部隊迅速北移，一方麵要求華中及山東的軍民，緊急動員起來，堅決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

　　1月4日晚，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9000餘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由涇縣雲嶺分3路出發，開始經蘇南向江北轉移。結果，在崇山環繞的茂林地區，遭國民黨頑軍8萬餘人的包圍。新四軍奮勇自衛，衝殺血戰，僅2000餘人突出重圍，其餘大部壯烈犧牲，一部被俘。軍長葉挺在與國民黨頑軍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在突圍中遭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殉職。

　　1月17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命令和談話，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宣布取消其番號，聲稱將葉挺交軍法審判，使國共合作麵臨全麵破裂的危險。為了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中共中央一方麵準備在軍事上進行自衛，一方麵在政治上發動反擊。1月1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揭露蔣介石集團製造皖南事變，進攻新四軍，摧殘抗日力量的真相，強烈要求嚴懲肇事禍首，停止反共內戰。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並將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統一整編為7個師，由粟裕裕張雲逸、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譚震林、張鼎丞分任1-7師師長。全軍共計9萬餘人。此後，新四軍在大江南北，堅持抗日，開展華中地區敵後遊擊戰爭。

　　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的一致反對，他們紛紛通電對國民黨蔣介石提出嚴正譴責。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等國民黨元老致電國民黨中央，要求“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國際輿論也對國民黨提出責難，主張國共應繼續合作抗日，從而使國民黨蔣介石陷入了內外孤立的境地。為擺脫窘境，轉移全國人民的視線，國民政府宣布於1941年3月1日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3月6日，蔣介石在參政會上表示：“決不忍再見所謂‘剿共’的軍事”，保證“以後亦決無‘剿共’的軍事”。至此，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

　　中國民主同盟的建立皖南事變使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在不同程度上認識了國民黨頑固派消滅異己的獨裁本質，促使他們為團結救國，為爭取自身生存和民主權利而日益開展強大的愛國民主運動。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的成立，成為抗日時期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發展中的一個重大事件。

　　1941年3月，在原“統一建國同誌會”的基礎上，由張瀾、黃炎培、章伯鈞、梁漱溟、曾琦、張君勱等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同年10月在香港正式發布成立宣言和對時局主張綱領，強調加強團結，抗戰到底，結束黨治，革新內政的必要。參加民主政團同盟的有“第三黨”（即後來的農工民主黨）、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和救國會、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等三黨三派（後來還有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及工商業者等個人盟員）。

　　自相持階段以來，國民黨頑固派由比較積極抗日、注重團結轉向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政治上堅持一黨專政，排斥異己，經濟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肆意侵吞，瘋狂掠奪，越來越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階層及地方實力派的不滿。民盟的成立，正是反映了這一部分社會力量的要求。民主同盟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反對國民黨對日妥協，主張抗戰到底。它的成立，反映了皖南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日益孤立。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社論指出，民盟是“中國民主運動之生力軍”，對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必將產生重大的推動作用。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1939年和1940年，毛澤東先後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理論著作，在批駁頑固派反共謬論的同時，豐富和完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向全國人民闡明了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全部見解，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路線的綱領政策。

　　第一，從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曆史特點出發，科學地論述了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特點。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在指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及兩大基本矛盾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毛澤東進一步揭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特點，即：從革命的陣線看，新民主主義革命已不再是舊的、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從十月革命開始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從革命的領導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已不再是資產階級而是中國的無產階級，中國革命中領導權的這種曆史變化，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標誌；從革命的前途看，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在條件具備時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

　　第二，全麵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

　　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綱領，就是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個政權實行民主集中製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就是沒收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為國家所有；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發展農民的合作經濟，但同時允許不操縱國計民生的城鄉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與發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綱領，就是發展共產主義思想指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三個基本特征。

　　第三，深刻地總結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這三個戰勝敵人的主要經驗。

　　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明確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的法寶。他進一步揭示了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即：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