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第三章

　　中央紅軍進入川滇邊地區後，蔣介石為了加強對紅軍的“追剿”，將第1兵團編為第1路軍，以何鍵為總司令，劉建緒為前線總指揮，除以一部在湘西“圍剿”紅2、紅6兩軍團外，以一部策應第2路軍作戰；以薛嶽兵團和滇黔西省軍隊為“追剿軍”第2路，龍雲為路軍總司令，薛嶽為前線總指揮，轄4個縱隊，即吳奇偉部4個師為第1縱隊，周渾元部4個師為第2縱隊，滇軍孫渡部4個旅為第3縱隊，黔軍王家烈部5個師為第4縱隊，與川軍潘文華部一起，專司“圍剿”中央紅軍。國民黨軍閥矛盾重重，何鍵見紅軍主力遠離湘境，不願再讓湘軍西進“跟蹤窮追”；王家烈急於恢複其對貴州的統治，對“追剿”紅軍的興趣不濃；桂軍滯留在獨山、都勻地區，徐圖自保。隻有川軍劉湘和滇軍龍雲害怕紅軍進入他們的領土而對防堵紅軍頗為賣力。2月7日，龍雲下令孫渡第3縱隊由滇雄、畢節向紮西以南之大灣子推進；吳奇偉、周渾元的第1、第2兩縱隊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敘永推進；王家烈第4縱隊防守赤水河東之遵義、桐梓、赤水等地區。川軍潘文華（指揮約15個旅）以一部兵力固守敘永、古藺、興文、長寧等地和長江、橫江沿岸，防止紅軍北上，其主力則由高縣、珙縣、長寧及其以南地區向紮西推進，妄圖合力圍殲中央紅軍於長江南岸的敘永以西、橫江以東地區。此時，蔣介石調集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的部隊多達150多個團，約40餘萬人。

　　2月9日，中央紅軍在紮西地區集結完畢。各軍團根據中革軍委指示進行了休整與縮編。全軍加上幹部團共編為17個團，共3.6萬人左右。紅1軍團為2個師6個團，紅3軍團為4個團，紅5、紅9兩軍團各為3個團。11日，孫渡縱隊和潘文華所部從南北兩麵迫近紮西，吳奇偉縱隊一部已進至黔西，周渾元縱隊主力正從東南方向撲向紮西。

　　為避強擊弱，脫離川軍與滇軍的合擊，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決定，“爭取渡河先機，並準備以薛嶽兵團及黔敵為主要作戰目標”，即迅速東渡赤水河，向黔軍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區發動進攻，以開展戰局，尋殲王家烈部主力。按上述行動方針，中央紅軍於2月11日由紮西地區突然掉頭東進，分3個縱隊，經營盤山、摩泥、回龍場、鍋廠壩，於18日至21日由太平渡、二郎灘東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以紅5團一部向溫水佯動吸引追兵，主力向桐梓地區疾進。

　　中央紅軍突然由紮西地區掉頭向東，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使蔣介石的“追剿軍”措手不及。於是川軍3個旅急忙由紮西附近地域向東尾追，卻已落在紅軍後麵三到四天的路程，紅軍則贏得了東出桐梓、婁山關的寶貴時間。黔軍王家烈慌忙抽調遵義及其附近地區的部隊向婁山關、桐梓增援；吳奇偉縱隊第59師、第93師由黔西向遵義開進，妄圖阻止紅軍並與王家烈部合擊紅軍於婁山關或遵義以北地區。2月24日，中央紅軍左縱隊第1軍團先敵進占桐梓，援桐之黔軍1個團退守婁山關。翌日，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決以一部阻滯四川追敵主力，堅決消滅婁山關黔敵乘勝奪取遵義城，以開展戰局。”為達成上述目的，以紅5、紅9兩軍團在桐梓西北地區運動防禦，阻擊川軍；以紅1軍團主力和紅3軍團一部從婁山關東西兩翼向守關黔軍側後迂回，經過激烈戰鬥，紅軍於26日攻占了婁山關，並乘勝追擊，擊潰黔軍3個團的阻擊，於28日晨重占遵義城。天亮後，吳奇偉縱隊第59師主力和第93師一部即向遵義猛撲過來。第59師主力向紅1軍團陣地紅花崗連續發起衝擊，當即遭到紅軍英勇反擊，將其1個團擊潰。

　　於是該師又轉向紅3軍團陣地老鴉山發起猛攻，經過激烈戰鬥，紅軍予敵以大量殺傷後，撤離老鴉山陣地。協同吳奇偉部進攻的王家烈部，因屢遭紅軍重創，此時則觀望不前。紅1軍團主力乘機展開猛烈反擊，迅速突破第93師和王家烈部的抵抗，直插吳奇偉的指揮部忠莊鋪。吳奇偉倉皇率領第93師殘部約1個團向濫板凳方向逃竄。紅軍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戰鬥，窮追狠打，配合紅3軍團奪回老鴉山陣地，殲滅第59師大部。王家烈亦率殘部逃向打鼓新場。

　　遵義之戰，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正確指揮下，在3日之內，連下桐梓、婁山關、遵義城，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2個師又8個團，俘虜約3000人。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仗，這次勝利，極大地振奮了全軍的勝利信心，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的反動氣焰，使得其“追剿軍”在一段時間內不敢輕舉妄動，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是“奇恥大辱”。同時，中央紅軍獲得了作戰物資的補充和短期休整的機會。

　　中央紅軍重占遵義，蔣介石萬分焦慮，於3月2日飛往重慶，再度策劃對中央紅軍的圍追堵截，妄圖采取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相結合、南北夾擊的戰法，奪回遵義並圍殲中央紅軍於遵義、鴨溪地區。他下令川軍郭勳祺部2個旅由桐梓向遵義進攻；上官雲相部2個師由重慶向鬆坎、新站地區推進，支援川軍克複遵義；周渾元縱隊4個師進抵仁懷、魯班揚地區，向遵義及其西北地區進攻；孫渡縱隊4個旅進抵大定、黔西北地區防堵；王家烈縱隊一部集結於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紅軍向西發展；吳奇偉縱隊4個師（其中第59、第93兩師已受重創）位於烏江南岸，策應各路作戰。同時，命令李韞珩第53師由鎮遠向石碑推進，何鍵部3個師沿烏江東岸築碉防堵紅軍東進。3月5日至10日近一周時間內，中央紅軍準備在桐梓、遵義地區吸引川軍郭勳祺部向東運動，集中主力由遵義西進白蠟坎、長白山地區，尋殲周渾元縱隊。周縱隊各部始終懼殲不前，隻守不攻，紅軍多次尋戰，終未得手。蔣介石對中央紅軍在遵義西南機動作戰產生了錯覺，認為紅軍此舉是“徘徊於絕地，乃係大方針未定的表現，今後可能化整為零，在烏江以北打遊擊”。因此命令各路“追剿軍”按原定部署加快推進。至11日，川軍郭勳祺部進占遵義，吳奇偉縱隊一部已北渡烏江後向鴨溪、遵義方向推進。

　　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紅軍仍應以黔北為主要活動地區，並應控製赤水河上遊，以作轉移樞紐，以消滅薛嶽兵團及王家烈部為主要作戰目標，對川滇兩軍須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條件下，才應與之作戰，求得殲其一部”。依據這個戰略方針，中央紅軍於15日集中主力對魯班場之周渾元縱隊發起進攻，由於周4個師猥集一團，不便於分割各個擊破，且吳奇偉部增援部隊已進抵楓香壩，為避免前後夾擊，陷入被動，毛澤東和中革軍委立即決定中央紅軍放棄進攻魯班場，迅速撤出戰鬥，轉兵西進，再創戰機。3月16日，中央紅軍在茅台鎮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藺、敘永方向前進，途中擊潰川軍1個團的阻截，於19日進至大村、鐵廠、兩河口地區。

　　中央紅軍三渡赤水，再次進入川南，蔣介石認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會合紅四方麵軍，旋即調整軍事部署，令其所有“追剿軍”各部以川南為目標全力追堵，圍殲中央紅軍於古藺地區。具體布置是：周渾元縱隊主力經鄢家渡向古藺方向追截；吳奇偉縱隊2個師歸周渾元指揮，尾紅軍追擊；孫渡縱隊主力進抵畢節附近堵擊；王家烈縱隊以一部兵力運動於新場以北地區，尋找紅軍截擊；川軍郭勳祺由兩河口向仁懷、古藺追擊，第一師第3旅趕赴土城防堵；李韞珩第53師由石碑向遵義推進。毛澤東和中革軍委依據敵情變化，於3月20日決定中央紅軍“以秘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折而東向”，“渡過赤水東岸尋求機動”。為了迷惑蔣介石，加深其錯覺，紅軍以1個團偽裝成主力，大張旗鼓地向古藺方向前進，主力則由鎮龍山地區秘密北上，途中突然折向東進，於21日晚由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東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並隨即從“追剿軍”右翼分路向南疾進，進至遵義至仁懷大道北側，準備在運動中殲滅尾追之敵一部。3月24日，蔣介石由重慶直飛貴陽，親自督軍，妄圖尋中央紅軍主力決戰。鑒於“追剿軍”重兵蝟集，不易分割殲滅。

　　27日，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決定以紅9軍團暫留馬鬃嶺地區，以積極行動向長白山、楓香壩之敵佯攻，以吸引“追剿軍”向北，主力則乘敵還沒有搞清紅軍意圖之際，繼續分路向南激進。翌日，中央紅軍主力在鴨溪、白蠟壩之間突破敵軍封鎖線，進至烏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狗場地區，並於31日南渡烏江，從而巧妙地跳出了蔣介石布下的合擊圈，把國民黨軍幾十萬“追剿”部隊甩在了烏江以北。4月2日，中央紅軍以一部兵力佯動息烽，主力進占狗場、紮佐，前鋒逼近貴陽。

　　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驚恐萬分。這是因為，此時貴陽及其周圍隻有黔軍第99師4個團，如此單薄的兵力，何以擋住紅軍中央主力的進攻？蔣介石慌忙下令“追剿軍”各縱隊火速馳援貴陽“保駕”。同時下令守城部隊死守機場，並準備轎子、馬匹、向導，隨時準備逃跑。於是“追剿軍”各路又紛紛轉向貴陽急進。4月3日，中央紅軍在息烽至紮佐之間東進，5日進至清水河西岸的高寨、羊場、白果坪地區。為了迷惑蔣介石，中央紅軍即以少量兵力東渡清水河，向平越方向積極動作，並在清水河上架設浮橋，作出全軍東渡的姿態。此舉果然使蔣介石又一次發生錯覺，認為中央紅軍欲東進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於是又急令湘軍何鍵部3個師向餘慶、石碑推進堵截；令桂軍白崇禧部1個師進至清水河以東的平越、中場一線防堵；急令已達貴陽及其以北地區的孫渡、吳奇偉兩縱隊和李韞珩第53師，分3路掉頭向東追擊；令周渾元縱隊位於息烽以北的烏江北岸築碉設防，防止中央紅軍北渡烏江。

　　滇軍孫渡縱隊由滇黔邊開往黔東後，雲南境內兵力空虛，這就為中央紅軍進入雲南提供了條件。毛澤東在部署這次行動時就講過：“隻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於是，中央紅軍乘“追剿軍”各路馳援貴陽“保駕”之際，於4月8日在運動中急轉南下，以每天60公裏的強行軍，突破“追剿軍”貴陽至龍黑之間的防線，經青岩、惠水、廣順、雞場、老凹壙等地，向雲南疾進。蔣介石又一次失措，氣急敗壞，急忙又命令吳奇偉、周渾元兩縱隊和李韞珩第53師在東進中調頭向西，在中央紅軍右側沿滇黔公路向雲南追擊；令孫渡縱隊尾隨中央紅軍追擊。“追剿軍”各路往返奔波，疲憊不堪，怨聲載道，士氣更加低落，內部矛盾加重。4月18日，中央紅軍主力在白層、者坪地區渡過北盤江，先後進占貞豐、安龍、興仁等地。原暫留烏江以北馬鬃嶺地區牽製敵軍的紅9軍團，完成掩護主力南進任務後，也轉戰到達黔西的水城地區。此時，蔣介石判斷中央紅軍主力必由平彝（今富源）北進會合紅9軍團，然後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經畢節入川。於是決定集中龍雲、薛嶽指揮的第2路“追剿軍”主力向宣威、威寧地區逼進，將中央紅軍圍殲在該地區。據此，吳奇偉、周渾元、王家烈三個縱隊和李韞珩第53師分路向宣（威）、威（寧）地區轉進，孫渡尾追紅軍不舍，川軍郭勳祺集結畢節。

　　為了進一步調動“追剿軍”各路，毛澤東和中革軍委命令紅9軍團繼續單獨進行，以吸引敵軍，掩護主力行動。紅9軍團迅速由水城向滇東北前進，主力則以神速動作向西挺進，相繼攻占馬龍、尋甸、嵩明，於4月27日進抵楊林，前鋒已逼近昆明市。這時的昆明，守軍力薄勢小；滇軍主力孫渡縱隊尚在幾百裏以外的曲靖以東地區；另一個旅雖正向昆明進發，因遭紅軍打擊，傷亡慘重，戰鬥力甚小；其它“追剿軍”距昆明都有3天以上裏程。龍雲為保老巢安全，一麵電催孫渡縱隊取捷徑回援昆明，一麵調集各縣團防武裝防守城垣。這樣，就進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堵力量，為中央紅軍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條件。據此，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於4月29日決定：“利用目前有利的時機，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實現原定的“轉入川西創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根本方針”，並號召全軍將士以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堅決果敢地去實現這一艱巨任務。當日，中央紅軍分三路向滇西北前進。紅1軍團為左路縱隊，經祿勸、武定、元謀直取龍街；紅3軍團為右路縱隊，經思力壩、馬鹿塘奪取洪門渡；軍委縱隊和紅5軍團為中央縱隊，經山倉珩、海龍塘、石板河進攻至皎平渡。5月3日，中央縱隊先遣隊幹部團一部趕到皎平渡，當晚偷渡成功，全殲對岸守軍川康邊防軍1個排和邊防大隊一部，搶占了北岸製高點，控製了渡口，又以一部分兵力北上，途中擊潰增援敵人，至會理城下。在此期間，紅1軍團搶占了龍街渡，洪門渡等渡口的水流太急或江麵太寬，一時無法架橋，且渡船又小，大部隊難以過江。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決定，除留紅3軍團第13團由洪門渡過江外，紅1軍團和紅3軍團主力全都改由皎平渡過江。中央紅軍渡江過程中，“追剿軍”先頭已進到團街，擔任後衛的紅5軍團乘敵立足未穩，先機攻擊，掩護主力順利渡江。9日，中央紅軍全部勝利渡過金沙江。在滇東北單獨行動以吸引“追剿軍”的紅9軍團，於5月2日攻占了東川（今會澤）並順利渡過金沙江。這時，尾追中央紅軍的“追剿軍”各路人馬，全被拋在金沙江以南，會理地區則隻有川康邊防軍1個旅。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決定以紅3軍團、幹部團圍攻會理守軍；以紅9軍團在蒙姑、巧家之間遏阻東岸追兵，其餘部隊在會理地區短期休整。四渡赤水作戰勝利結束。僅就其中大小近40次戰鬥的統計，中央紅軍殲滅國民黨“追剿軍”1.8萬人左右，擊落敵機1架，繳槍數千支。

　　紅四方麵軍強渡嘉陵江川陝革命根據地紅四方麵軍主力，於1935年3月28日至4月3日，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殲滅川軍7個多團，攻克閬中、南部、劍閣、昭化4城，控製了嘉陵江以西，北起廣元、南至南部縣約200公裏的地區，打破了川軍依靠嘉陵江設防阻止紅軍向西發展的計劃。這次戰役，是紅四方麵軍曆史上大規模強渡江河的範例。

　　1934年9月，四川軍閥對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六路圍攻失敗後，蔣介石即開始布置“川陝會剿”，除組織參謀團入川、準備監督川軍“剿共”外，並調其嫡係部隊向四川開進。

　　1935年1月，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接替了廣元、昭化地區的川軍防務，準備參加對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圍攻。

　　紅四方麵軍在打破川軍六路圍攻後，即確定向川甘邊發展，以擴大根據地。1935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先是乘國民黨軍“川陝會剿”尚未部署就緒，進行了廣昭戰役。

　　1月下旬接中共中央電示，要紅四方麵軍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發展，以配合中央紅軍從瀘州以西的渡江行動。為調動嘉陵江西岸防守之陝軍，又進行了陝南戰役，共殲國民黨軍7個團，占領了寧羌（今寧強）、沔縣（今勉縣）兩城和陽平關重鎮，防守廣元、昭化之胡宗南部倉皇北上增援。

　　當紅軍主力在陝南作戰時，其他各線川軍即乘隙向根據地進攻。東線第21軍於2月3日占領萬源，8日占巴中，9日占通江。西線羅澤洲部2月5日占儀隴，田頌堯部占蒼溪。為製止川軍進攻，掃清渡江作戰的障礙，紅四方麵軍決定首先消滅侵占儀隴、蒼溪之川軍。2月中旬，紅軍主力回師川北，於3月初向儀隴、蒼溪地區的川軍發起進攻，殲田頌堯、羅澤洲部4個多團，俘官兵3000餘人，繳槍5000餘支。嘉陵江東岸，北起廣元，南至南部城一段，除閬中外，悉數為紅軍控製。此時，中央紅軍主力已轉到川黔邊地區，紅四方麵軍為繼續貫徹向川甘邊發展的計劃，和配合中央紅軍的行動，決定在蒼溪、閬中地區強渡嘉陵江，發起嘉陵江戰役。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川軍沿江築有堅固工事，由田頌堯和鄧錫侯兩部防守，鄧錫侯統一指揮，妄圖憑此天險堵截紅軍向西發展。川軍的布防情況是：

　　鄧錫侯第28軍17個團防守廣元以北陳家壩、朝天驛至江口沿江地段。其中10個團守備江防，第3師第7旅和憲兵第2團防守江口至廣元地區，第4師第12旅和第2師2個團防守廣元縣城及烏龍堡地區，第5師第14旅和第15旅1個團防守上西壩至朝天驛地區。警衛第3團擔任廣元兵站勤務。第3師第8旅配置於三磊壩，憲兵第3團配置於下西壩，第1師第3旅主力第2旅一個團、特科第4團作預備隊。

　　田頌堯第29軍35個團防守昭化以南江口至新政壩一線。其中以23個團守備江防：第1師第1、第2旅和第5師第13旅共6個團防守江口至青牛廟，獨立師防守青牛廟至小站河，第3路防守小站河至百裏壩，第3師、第5路、第2師第5旅共10個團防守百裏壩至河溪關，第4師第12旅和獨立旅、警衛第3旅、第1路共10個團防守河溪關至新政壩地段。以1個旅作預備隊。

　　這樣，川軍在北起朝天驛，南至新政壩約300公裏的嘉陵江以西地區，共配置了52個團。但其防線綿長，有不少薄弱環節。如小站河至百裏壩近50公裏的江岸，隻有3個團防守，其前沿又隻有4個營。同時，田頌堯、鄧錫侯兩部都遭受過紅軍的沉重打擊，士氣十分低落，不少部隊建製殘缺，兵員不足。

　　紅四方麵軍根據川軍寬大正麵的防禦特點和兵力部署，決定集中主力，選擇川軍防禦薄弱部分實施重點突破，同時在寬大正麵上進行多路強渡。渡江成功後，首先殲滅沿江設防守軍，奪取要點，並向兩翼擴展，然後向縱深發展，以占領嘉陵江、涪江間的廣大地區，為下一步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紅軍渡江作戰部署如下：紅30軍於蒼溪以南塔子山附近實施重點突破，消滅江防守軍後向劍閣、劍門關方向進攻，協同紅31軍消滅劍門關守軍。紅31軍從蒼溪以北之鴛溪口渡江，爾後消滅劍門關守軍，並迅速向昭化、廣元發展進攻，打擊鄧錫侯部和阻擊位於甘南的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翼側安全。紅9軍於閬中以北澗溪口渡江，爾後以一部協同紅30軍向北進攻，以另一部消滅閬中、南部之川軍，以保障左翼側安全。紅4軍為方麵軍第2梯隊，於第1梯隊渡江成功後在蒼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協同紅9軍消滅南部守軍，主力向梓潼方向發展。紅四方麵軍總部炮兵團配置於蒼溪塔子山上，掩護紅30軍強渡。紅軍大學在蒼溪西關佯動，配合主力渡江。總指揮徐向前親率有關人員，沿江勘察地形，收集水文資料，為紅軍順利強渡作了準備。

　　紅四方麵軍利用各種機會，號召所有參加這次作戰的部隊，都要以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難，迅速完成渡江作戰前的各項準備：一、政治動員。反複闡明渡江作戰的意義，解除各種顧慮，增強勝利信心，樹立堅決、勇敢、頑強和突得破、守得住的決心。二、渡江偵察。各部隊在指定的渡江地段內，以化裝偵察和泅渡夜摸等手段查明守軍兵力和火力配備情況。同時，嘉陵江西岸地方黨組織和群眾武裝也給渡江部隊提供了守軍內部的一些資料及江防部署情況。三、渡江訓練。擔任主要突擊任務的紅軍，利用嘉陵江東側支流的東河，開展水上練兵。對於一般人員進行江河水性知識的教育。在戰術上著重訓練偷渡和強渡的突擊動作，以及登陸作戰、鞏固擴大登陸場、火力支援、保障後續部隊投入戰鬥等。四、物資器材的準備。要強渡江河，中心問題是造船。群眾聞訊後運來造船用的大批木材，籌集了大量的廢鐵；很多老船工由各地跋山涉水，晝夜兼程，趕赴蒼溪。軍民同心協力，在短時間內造出了大批木船和3座竹紮便橋構件。這樣，保證了紅軍的第1梯隊與後續部隊均能迅速投入戰鬥。

　　為了保證渡江作戰的突然性，紅四方麵軍在長時間的準備工作中，做到嚴密封鎖消息，隱蔽船隻，部隊行動不吹號，做飯不冒煙等，使川軍始終未能識破紅軍的作戰意圖。

　　3月下旬，紅軍渡江準備工作完成。28日，指揮部發出渡江命令。當夜，各部隊開始強渡嘉陵江作戰。紅30軍2個營和方麵軍直屬教導營為突擊隊於蒼溪以南塔子山附近，以神速動作秘密渡江，直至迫近對岸才被川軍發覺。但川軍火力尚未展開，塔子山的紅軍炮兵即向其前沿猛烈轟擊，壓製川軍火力，掩護突擊部隊勝利登岸。突擊隊登岸後，全殲守軍1個營，控製要點，擊退了南北兩翼川軍的反擊，鞏固了登陸場。29日拂曉，紅88師第2梯隊2個團陸續渡江擴大戰果。川軍倉猝反擊，妄圖消滅紅軍於灘頭陣地；紅軍占據有利地形，先以密集火力予以殺傷，然後集中主力實施突擊，川軍狼狽回竄。紅軍乘勝攻占了飛虎山、高城山、萬年山等製高點，並擊退從閬中後撤的川軍第2師第5旅。

　　紅31軍第9師於29日拂曉前在蒼溪以北之鴛溪口強渡成功，一舉攻克守軍險要陣地火燒寺，擊退劉漢雄師1個旅，鞏固了登陸場。與此同時，紅9軍於閬中以北渡江成功。

　　第1梯隊強渡成功後，迅即向縱深和兩翼擴展。紅4軍也於蒼溪加設的浮橋上過江，投入戰鬥。

　　3月31日，紅30軍及紅9軍一部經福興場攻占劍閣，守軍向江油方向逃竄。接著，紅30軍以紅88師向東北疾進，協同紅31軍進攻劍門關。

　　劍門關是橫跨劍閣、昭化之間劍門山上的隘口，扼川陝孔道，地勢險要。兩旁均為數丈高的峭壁，山間僅有一條小路相通，用火力封鎖即難通過。經川軍長期駐守設防，地堡、塹壕密布，是江防縱深的重要支撐點。鄧錫侯調憲兵司令刁文俊率3個團到該地防守。4月2日拂曉，紅30軍第88師、紅31軍第93師和第91師1個團，先後到達劍門關附近，對川軍形成三麵包圍。但守軍憑險頑抗，力圖固守，紅四方麵軍指揮部乃決定集中迫擊炮及機槍火力掩護突擊隊對守軍各個集團工事實行逐點攻擊。紅31軍向隘口東側守軍陣地進攻；紅30軍向隘口西側守軍陣地進攻。川軍在紅軍的猛攻下據險死守並拚命反撲，紅軍同守軍展開多次肉搏，經半日激戰，將東西兩側高地全部占領，並乘勝奪取了隘口的北山主峰，切斷了守軍向北逃跑的道路。不久，劍門關守軍被全部殲滅。

　　紅軍占領了“插翅難飛”的劍門關要隘，川軍沿江防線即土崩瓦解，潰兵紛紛向西逃竄。紅30軍和紅31軍各一部星夜直奔昭化，3日占領昭化城，殲守軍1個團。紅31軍主力繼進至羊模壩、三磊壩地區，阻擊胡宗南部南下，並以一部包圍廣元城。

　　民在紅30軍與紅31軍北向劍閣、昭化方向發展的同時，紅四軍主力即西向梓潼方向發展，一部配合紅9軍主力，南向閬中、南部城方向發展。閬中守軍倉皇棄城向鹽亭逃竄，紅9軍即於3月31日占領閬中。4月2日，又攻克南部城，全殲守軍李煒如部3個團。紅軍強渡嘉陵江作戰至此勝利結束。被擊潰的第29軍江防部隊，紛紛逃向射洪、鹽亭、三台地區。田頌堯被蔣介石撤職；鄧錫侯第28軍主力退縮於廣元及其以北地區，另有一部兵力布防於梓潼、魏城、江油、中壩、綿陽地區。

　　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1935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團第1師第1團和第2師第4團在西康省（今四川省）瀘定縣搶渡大渡河，奪占瀘定橋，打擊國民黨川軍的進攻作戰。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為執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的計劃，於5月15日由會理附近地區繼續北進。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既有冕寧以北大涼山的彝族聚居地區，又有天險大渡河。彝族人民，由於長期遭受封建王朝和國民黨軍閥欺壓，對漢人抱有很深的成見。大渡河水深流急，兩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易守難攻。太平天國著名將領翼王石達開率領數萬大軍曾在這裏因北渡未成而全軍覆沒。蔣介石企圖以薛嶽、劉湘等部南攻北堵，圍殲紅軍於大渡河以南地區，聲稱要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為此，他命令薛嶽率其主力迅速北渡金沙江，向西昌追擊，並以第3縱隊向鹽邊、鹽源推進，沿雅礱江兩岸布防，阻止紅軍西進；同時，以川軍第24軍主力由瀘定致富林沿大渡河築堡，阻止紅軍北進，以第20軍主力及第21軍一部向雅安、漢源地區推進，加強大渡河以北的防禦力量。

　　5月20日，中革軍委下達訓令，指出：在蔣介石企圖圍殲紅軍於大渡河南岸的情況下，紅軍目前的戰略任務，是消滅敵人，渡過大渡河，進入川西北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訓令強調指出：“目前應以迅速北進，爭取渡江先機，首先進到清溪、瀘定橋、洪雅地區，與川敵進行作戰機動，爭取赤化，為戰略上基本方針。”為了實現這一方針，各軍團必須以極迅速、勇猛、果斷的行動，消滅阻止紅軍前進的川軍各部隊；以最大的努力爭取彝民群眾，並組織彝民遊擊隊；以急行軍到達大渡河，迅速渡河，並準備渡河後與川軍進行連續戰鬥，以開展川西局勢。

　　紅軍在北進途中，執行正確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彝族區。5月24日晚，紅軍先頭部隊到達大渡河右岸的安順場，殲守軍2個連，控製了安順場的渡口。25日，紅軍第1團第2連的17勇士，由連長熊尚林率領，冒著守軍的猛烈火力，戰勝大渡河的激流駭浪，乘船強渡成功，後續部隊及時跟進，一舉擊潰防守北岸之川軍第5旅第7團1個營，鞏固了渡河點，從而在守軍視為不可逾越的天險大渡河防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

　　紅1軍團一部雖在安順場搶渡成功，但這裏水深流急，不能架橋，紅軍隻有4隻小船，在幾天內渡過河是不可能的，而此時尾追之薛嶽部已過德昌，情況十分緊急。為了迅速渡過大渡河，中革軍委決定：以紅1師及幹部團由安順場繼續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順場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兩路夾擊而進，火速搶占距離安順場160公裏的瀘定橋。

　　這時，川軍以2個旅在大渡河左岸向瀘定橋增援。紅軍沿大渡河右岸前進的先頭部隊第4團，於27日由安順場出發後，為了搶在川軍增援部隊到達前奪取瀘定橋，在“和敵人搶時間，和敵人賽跑”的口號下，沿著崎嶇山路，邊打邊走，先後在猛虎崗、摩西（今攀西麵）等地擊破國民黨川康邊防軍的阻擊，於29日晨占領了瀘定橋的西橋頭。

　　瀘定橋是我國著名的鐵索橋，扼川康要道，坐落在群山環抱之中，橫跨於天險大渡河之上，東橋頭同瀘定城相連，守軍為國民黨川軍第4旅第38團（欠1個營）。守軍在紅軍到達的前一天，已將鐵索橋上的木板拆除，隻剩下幾根鐵索懸在奔騰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勢十分險惡。

　　經過緊張的準備，紅軍第4團於當天下午4時發起奪取瀘定橋的戰鬥。在統一號令下，全團火器一起開火，由第2連的22名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的突擊隊，在連長廖大珠率領下，冒著守軍密集的火力，攀踏著懸空的鐵索向對岸衝去，在穿過守軍於東橋頭燃起的火牆後，勝利占領大橋，衝進城內，打開了中央紅軍北上的道路，為中國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勳。紅軍後續部隊緊跟入城，殲滅守軍一部，攻占瀘定城。紅軍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第1師和幹部團，也日夜兼程趕進，在擊破川軍1個團的攔阻後，勝利到達瀘定城。接著，中央紅軍主力由瀘定橋順利通過大渡河。這樣，蔣介石處心積慮地要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的計劃終成泡影。

　　紅軍長征的勝利6月中旬，翻過終年積雪的夾金山，與先期到達的為策應中央紅軍北上、1935年3月開始長征的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

　　紅一、四兩個方麵軍會師後，為確定下一步進軍方向，6月26日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等人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主張紅軍繼續北上，但張國燾卻對此持反對態度。會議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指出兩軍會師後的戰略方針是：集中兵力北上，創造川陝甘根據地。

　　8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決定，再次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並將紅一、四方麵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穿越川西大草地。8月下旬，左右兩路軍經過極其艱苦的行軍分別到達阿壩和巴西地區。這時，率左路軍的張國燾拒絕向右路軍靠攏，擅自率軍南下，甚至企圖危害中央。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開會議，決定迅速脫離險境，率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誌的錯誤的決定》。會後，紅軍自俄界北進，攻克天險臘子口，越過岷山。隨後，紅軍又連續突破敵人在會寧、固原設置的兩道封鎖線，擊潰尾追的敵人騎兵部隊，越過六盤山，於10月19日到達了陝甘根據地的保安縣吳起鎮，中央紅軍勝利結束了長征。

　　紅二、六軍團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蕭克、王震等率領下，1935年11月從湘鄂川黔蘇區開始長征。經艱苦轉戰，1936年6月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麵軍會合。7月2日，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紅二、六軍團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麵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甘孜會師後，在黨中央的耐心爭取和紅二方麵軍領導人的積極力爭下，張國燾同意北上。10月，紅一、二、四方麵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會師，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勝利結束。

　　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紅軍大規模戰略轉移的成功，保存了革命火種和民族精華。紅軍轉移到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為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人民參加抗日鬥爭提供了立足點和出發點。

　　長征還以實際行動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抗日誠意，駁斥了國民黨關於紅軍“搗亂後方”、“牽製抗日”的誣蔑之詞。

　　長征還為後人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長征孕育了偉大的長征精神，給我黨我軍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紅軍戰士所以能夠克服千難萬險，靠的就是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革命必勝的信念，靠的就是艱苦奮鬥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長征精神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奮發圖強的巨大精神動力。這種精神，無論歲月如何更替，條件如何變化，都要發揚光大。

　　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南方三年遊擊戰爭1934年秋冬，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相繼退出長江南北各革命根據地並進行長征後，留下了1.6萬人的紅軍和地方部隊，分散在8省：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含今海南省），15個地區：贛粵邊、閩贛邊、閩西、閩粵邊、皖浙贛邊、浙南、閩北、閩東、閩中、湘鄂贛邊、湘贛邊、湘南、鄂豫皖邊、鄂豫邊、和海南島瓊崖地區，堅持武裝鬥爭。並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和中央軍區司令員，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原中央革命根據地及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黨政軍工作。中共中央賦予的任務是：掩護中央紅軍主力轉移，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土地革命的勝利成果，開展積極廣泛的遊擊戰爭，牽製、擾亂進犯根據地的國民黨軍，並準備將來配合紅軍主力實施反攻。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國民黨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長驅直入，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腹地進攻，11月下旬，占領了根據地的全部縣城、交通要道和大部鄉村。然後，采取分區“綏靖”、限期“清剿”的方針，企圖一舉全殲紅軍。在此期間，紅24師等部隊，實施了陣地防禦作戰，不斷抗擊國民黨軍的進攻，但由於兵力對比懸殊，在防禦作戰中遭受了重大損失。

　　1935年2月，中央分局根據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後所作的新的指示精神，決定將紅24師和地方武裝分散開展遊擊戰爭。在分散轉移途中，紅軍的領導機關和部隊大部損失，部分輾轉到達贛粵邊和閩西地區，會同當地的黨組織和紅軍繼續堅持鬥爭。由於中央分局的電台在突圍時失去了與中共中央和各地區的聯係，從此，在國民黨軍的分割、包圍中，各地的中共黨組織獨立地領導了遊擊戰爭，在南方8省內逐步形成了15塊遊擊區。

　　東北抗日聯軍1936年秋冬反“討伐”作戰“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地區的部分愛國官兵和各族人民群眾，不顧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意旨，自發地組成抗日救國軍、自衛軍、反日總隊等各種名義的武裝進行抗日。這些武裝統稱東北抗日義勇軍，其全盛時約30萬人。他們在反侵略鬥爭中，發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給了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擊。但由於這支龐大的隊伍派係不一，無統一領導，各自為戰，加之其領導人有的缺乏全局觀念，紀律鬆弛，故在日偽軍的軍事進攻、政治誘降的威逼利誘下，或被消滅，或遭慘重損失，或瓦解降敵，到1936年初已所剩不多了。

　　此時，由中共滿洲省委組建的幾支弱小遊擊隊，在其統一領導下，經過幾年的英勇奮戰，迅速發展為4支東北人民革命軍和兩支反日聯合軍。他們依照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關於“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的精神，依次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以下簡稱抗聯）第1至第6軍。（第7軍由第4軍第2師在1936年冬擴建組成）同年秋，謝文東、汪雅臣、李華堂、祁明山（又名祁致中）等部，分編為抗聯第8、第9、第10軍及獨立師。抗聯各部，在日偽軍從1936年3月至9月進行的第1期“治安肅正”中，其第2軍軍部率主力由安圖地區西進南滿，留下第2師在寧安、東寧地區與第5軍協同作戰。5月，第2軍第3師於撫鬆縣境與第1軍第2師會合。7月，中共東滿特委、南滿特委，抗聯第1、第2軍黨委領導人在金川縣河裏地區的密營舉行了聯席會。會議決定兩軍合編為抗聯第1路軍，楊靖宇任總司令、王德泰任副總司令、魏拯民任總政治部主任，統轄6個師。第2軍3個師，改稱第1路第4、第5、第6師。東、南滿特委合並組成中共南滿省委，魏拯民任省委書記，楊靖宇、王德泰等12人為委員。會議研究確定第1路軍的作戰方針為：衝破東邊道山林地區，擴大遊擊區域。決定以第1軍軍部率第1、第3師西征遼西、熱河、內蒙古，求得同關內紅軍部隊，特別是和中共中央取得聯係；第2軍軍部率第2、第4、第6師在原地堅持戰鬥，以牽製敵人，策應西征行動；第5師仍在寧安等地配合第5軍行動。

　　在吉東地區之抗聯第5軍，早在1936年春，即按為打破敵人“討伐”，擴大遊擊活動範圍的軍事行動方針，和以寧安為中心，分向東西兩個方向發展，必要時向北挺進的行動計劃，其第1、第2師主力，於同年夏，進至中東鐵路東段南北地區，與活動在該區的第3、第4、第6軍的部隊會合。9月，周保中率軍部、軍屬工隊向中東鐵路東段轉移，留下該軍第3、第6團等部和第2軍第5師組成道南留守處，繼續堅持綏寧遊擊區鬥爭。

　　北滿珠河遊擊區的第3軍主力，在趙尚誌軍長率領下於1936年1月進至湯原縣境，下旬，同湯原遊擊總隊領導人夏雲傑、第4軍軍長李延祿及其他抗日友軍的領導人謝文東、李華堂、馮誌剛會合並召開了東北反日聯合軍軍政聯席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東北反日聯合軍軍政聯席擴大會議決議”，決定組織東北民眾反日聯軍臨時政府和東北民眾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後改稱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公推趙尚誌任總司令，李華堂任副總司令，張壽籛任總政治部主任。會後，第3、第6軍（由湯原遊擊總隊組成）決定各留部分兵力組成以張壽籛為主任的留守處，建立在湯旺河一帶的後方根據地，以第3軍大部組織西征，開辟通河、東興、巴彥、木蘭、鐵力、慶城、海倫遊擊區。3月，趙尚誌率第3軍之第5、第6團等部開始西征，先後進行了舒樂河鎮、八浪河等多次作戰，威震鬆花江西岸。至夏初，到達木蘭縣境，爾後又在巴彥、木蘭、通河一帶活動，開辟了巴木通新遊擊區。半年時間，第3軍由6個團發展成6個師，活躍在北滿的20多個縣，打破了敵人的多次“討伐”，使鬆花江南北兩岸的遊擊區連成了一片。

　　1936年9月，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開始實施第2期“治安肅正計劃”，將東、南、北滿及吉東地區劃分為5個戰區，以日軍4個師5個獨立守備隊及各特種兵部隊和偽軍擔任“討伐”任務，9月日偽軍正式開始向上述各區實施“討伐”。

　　1936年7月，抗聯第1路軍根據“金川縣河裏會議”製定的軍事行動方針和計劃，其第1師由本溪縣境出發，西征遼西、熱河，當進至遼陽地區時，遇強敵追堵，西進不能，遂行東返，途中在摩天嶺與尾追之日軍激戰竟日，斃日軍中隊長以下官兵80餘名，但自身亦傷亡很大，隻得返回寬甸地區之密營休整。為配合第1師西征和反對日偽軍的秋季“討伐”，楊靖宇、王德泰分別率部在南滿各地積極展開遊擊活動，相繼進行了通化縣四道江、大拐彎子伏擊戰，襲擊撫鬆縣城，化裝襲擊了鴨綠江畔之大荒溝，以及錯草溝伏擊戰，大、小德水、半截溝、二道崗等多次戰鬥，給進行“討伐”之日偽軍以重創。

　　10月，日軍關東軍司令部決定，以偽滿第1軍區之偽軍為主力，調集第2、第3、第5軍管區部分兵力和偽靖安軍及警憲計1.5萬餘人，由佐佐木到一任指導部長，偽滿洲國軍部大臣於芷江任司令，對通化、輯安、臨江、長白、撫鬆、蒙江、輝南、金川、柳河九縣地區，進行所謂的“東邊道獨立大討伐”。抗聯第1路軍根據上述敵情，決定以靈活機動的戰術，進行反“討伐”作戰。同時還決定以第3師再次西征。第1路軍總部組織部隊在深山密林修造密營，儲備物資，以供部隊反“討伐”作戰之需和休整之用。11月，在楊靖宇主持下，第3師組成了400餘人的騎兵西征部隊，下旬，西征部隊在師長王仁齋、政治委員周建華率領下，由興京縣出發，過清原，翻鐵嶺，越南滿鐵路，一路衝殺，於12月下旬進抵遼河東岸。然而始料未及，當年冬季氣溫偏高，遼河此時並未封凍，又困難覓渡船，部隊無法渡河，再因行進急速、頻繁戰鬥，人員驟減至100餘人，且過度疲勞，日偽軍大量逼來，在此緊急之際，西征部隊隻得放棄西征，繞道返回興京密營進行休整。

　　在第3師西征期間，第1路軍之第2、第4、第6師，在長白、安圖、臨江、蒙江等縣境內廣泛展開遊擊戰。10月，在長白縣境內斃日守備隊80餘名，在安圖縣東青溝斃日軍石川上校、河村中校及偽混成第7旅官兵數十人，使敵人之“東邊道獨立大討伐”一開始即遭重創。11月，抗聯第1路軍部隊，拔除了臨江縣大陽溝據點，偽軍2個連被迫投降，接著又在長白縣八道溝斃傷偽軍40人。同月下旬，王德泰率第4及第6師一部於蒙江縣小湯河活動，是時，遭偽騎兵第7團和教導隊的突然夜襲。王德泰臨危不亂，鎮定從容，指揮部隊夾擊進攻之敵，斃傷偽軍團長以下官兵40餘人，迫敵倉皇南逃。王德泰在戰鬥中不幸犧牲。戰後，魏拯民繼續率部戰鬥在長白、臨江等縣境。12月，在十三道溝重創偽軍“討伐”隊，在五道溝斃傷偽軍50餘名。留守長白縣黑瞎子溝密營的第6師20餘人，利用有利地勢，巧設疑陣，伏擊了前去“討伐”的500餘人的日軍守備隊，斃傷日軍近100名。日偽軍在長白、臨江境內連遭打擊後，遂調集重兵，以圖圍殲活動於該區的抗聯部隊。魏拯民得悉敵方企圖後，隨即率第2、第4、第6師主力向撫鬆轉移，跳出了敵人包圍圈，留下的部分部隊在內線繼續堅持鬥爭。1937年1月間，第1路軍第4師在蒙江縣小夾皮溝伏擊戰中斃俘偽靖安軍30名，在撫鬆縣漫江溝殲偽軍100名，接著襲占了南崗木場，隨又與第6師在鯉明水溝設伏，殲偽軍2個連大部。此外，第6師還先後進行了撫鬆縣城南戰鬥、紅山頭和桃泉裏等戰鬥。至此，抗聯第1路軍徹底打破了日偽軍對之進行的秋冬季大“討伐”。為此，偽滿洲國軍政部日本顧問佐佐木到一無可奈何地哀鳴抗聯第1路軍是“滿洲治安之癌”。

　　1936年秋，抗聯除第1路軍外，已大部雲集於鬆花江下遊地區，廣泛展開遊擊戰，在取得節節勝利的同時，隊伍獲得迅猛發展，使日偽當局十分驚恐，把他們稱之為偽滿洲國的“北部國防上的心腹之患”。於是在1936年10月決定，以日軍第9師團師團長為司令官，調集了大批日偽軍開始對以湯原、賓縣、木蘭、通河、依蘭五縣為中心的大“討伐”，欲聚殲該地區之抗日武裝。

　　為打破日偽軍“討伐”，貫徹同年9月18日召開的中共珠河、湯原兩中心縣委聯席會議確定的“向新區發展，向日偽統治環節薄弱的縫隙中突擊”的精神，和避免部隊為敵聚殲，分散就食以減輕民眾負擔，抗聯遂以第3軍大部及第4、第5軍部分部隊組成遠征隊向小興安遠征，其餘部隊就地開展遊擊戰，配合遠征隊行動。第3軍之第2、第3、第5、第6、第9等師為遠征先遣隊，分由方正、延壽、五常、賓縣、慶城、東興地區出發，11月先後會合於鐵力縣境，隨即展開遊擊活動，在孫靈閣山附近與裝備精良的500餘日軍激戰一晝夜，斃日軍80餘人。同月，趙尚誌軍長率500餘名騎兵隊由湯原老錢櫃出發，12月到達鐵力縣境，他向先遣隊部署工作，隨即又率領200餘人的隊伍北進。不久進至海倫、通北地區。此時，日軍偵悉到抗聯之遠征意圖，即在北黑線及黑龍江流域部署重兵，對遠征隊進行堵擊、尾追和進攻。當趙尚誌率隊到達通北縣冰錐子第5師之密營時，得群眾密報，有日偽軍800人進山“討伐”。趙尚誌根據當時雖敵我兵力懸殊，但所處之地穀深林密，時值隆冬，穀底已形成冰川，是難得的伏擊戰場。於是當即將主要部隊分布在深穀兩側矮樹叢中，形成袋形陣勢待敵，以1個班兵力前出誘敵。是日午後，日偽軍“討伐”隊被誘入伏擊陣地內即遭密集熾熱火力射擊，被壓服在無處藏身的冰川上，死傷狼藉，然仍作困獸猶鬥，連續組織了10次進攻，但均未得逞。當晚，日偽軍被困於零下40℃的奇寒中，伏擊部隊卻利用密營木屋交替取暖，輪番出擊敵人。次日，“討伐”隊方在援軍的接應下倉皇撤退。此次戰役，共斃傷日偽300餘人。同日，第3軍第9師與第4軍第2團殲滅了海倫縣六井子偽警察署全部偽警。冰錐子戰鬥後，趙尚誌率隊向龍門一帶挺進，途中擊破了日偽軍的堵擊，克服了茫茫林海雪原和糧斷水絕的困難。當其到達龍門附近之炭窯時，獲悉日軍乘坐30多張爬犁前來“討伐”。於是趙尚誌將部隊設伏在日軍來路兩側。是日13時許，日軍進入伏擊陣地，突遭伏擊部隊猛烈射擊，丘井大尉以下官兵被殲。戰後，趙尚誌率隊前進。連續的作戰和艱苦行軍，部隊大量減員。待到達遜河附近露營時，已十分疲勞的部隊突遭日軍偷襲，數十名戰士英勇犧牲，戰騎全部喪失。餘部70餘人在趙尚誌率領下以驚人的毅力和對敵的仇恨與必勝的信念，克服了重重險阻，於1937年春返回湯原後方根據地。

　　留在中東鐵路南北、鬆花江下遊活動的抗聯第3至第11軍各部，為配合遠征隊行動，他們有時獨立活動，有時聯合作戰，或襲擊、或攻城、或略寨，積極展開遊擊戰，予日偽軍以重大打擊。他們先後進行了襲擊林口城、小道溝附近的延壽偽警察大隊，攻占軍事重鎮佛山（今嘉陰）城，刁翎大盤道伏擊戰，夜襲刁翎和攻打依蘭縣城等大小戰鬥上千次，徹底打破了日偽軍對該區的大“討伐”計劃，保存了老的遊擊區，同時與遠征隊一起開辟了鐵力、慶城、海倫、富錦、寶興等新的遊擊區，建造了後方基地和密營，並以此開辦學校、醫院、軍需工廠，部隊在戰鬥中得到成長、壯大和重大發展。

　　東北抗聯在1936年中與日偽軍進行了大小戰鬥近3000次，殲日軍上千名，偽軍數千名，徹底粉碎了日本關東軍欲於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三年治安肅正計劃”中的第一年度的計劃，取得了反“討伐”作戰的重大勝利，擴大了抗聯的聲威，鼓舞了東北人民和其他抗日友軍的抗戰熱忱，部隊由不到萬人發展到2.2萬餘人的10個軍另1個獨立師，組建了湯原、刁翎、長白山遊擊基地，建造了很多密營，保持了老的遊擊區，開辟了鐵力、慶城、海倫、富錦、寶清等新的遊擊區，為爾後的鬥爭打下了良好基礎。

　　華北危機日本帝國主義獨占中國的方針是既定的。1933年3月，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不承認國際聯盟討論通過的《李頓調查報告書》，宣告退出國聯。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發表聲明，狂妄表示日本與中國有特殊關係，日本對“維護東亞和平及秩序”有單獨責任，無須他國幹涉；試圖排斥英、美在華勢力，實現獨占中國的目的。蔣介石、汪精衛實行媚日外交，希望打開中日關係的“僵局”。1935年1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發表演說，提出“日中親善，經濟提攜”的新的對華方針。蔣介石、汪精衛立即表示讚許。

　　5月，中日公使同時升級為大使。南京政府發布《敦睦友邦令》，明令禁止一切排日、反日言行。

　　日本侵略者得隴望蜀，在華北製造一係列事端，進一步提出華北政權特殊化的無理要求。5月，日本借口中國當局“破壞”《塘沽協定》、“援助”東北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和天津日租界兩個漢奸報社社長被暗殺，在山海關、古北口、錦州一帶集結重兵，準備隨時入侵華北。2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向國民黨北平當局提出河北省主席於學忠下野、省政府移至保定，更換天津市長和公安局長等要求。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受蔣介石之命，完全接受日方要求，並在幾天內即一一照辦。

　　6月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又向何應欽提交“覺書”及附帶事項，要求國民黨政府撤出在河北的一切黨政機關和所有中央軍、東北軍，禁止一切抗日排日活動。7月6日，何應欽複函梅津，全部“承諾”日方的無理要求，這就是《何梅協定》。在此前後，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借口察哈爾張北地方中國軍隊拘留日本特務，派土肥原賢二向國民黨當局進行要挾。6月29日，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與土肥原以換文方式達成協議，通稱《秦土協定》，規定取消察哈爾省境內一切國民黨機關；成立察東非武裝區，國民黨第29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等。“何梅”、“秦土”兩協定，使中國政府在河北和察哈爾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在華北五省的軍事力量大大削弱，華北成為日軍可以任意出入的“真空地帶”。

　　接著，日本侵略者積極策動所謂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防共自治運動”。9月24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發表聲明，公開宣稱要把“國民黨和蔣政權從華北排除出去”，實現“華北經濟圈獨立”以及和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從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提出了全麵實現“華北自治”的狂妄要求。10月，土肥原到華北加緊實施華北“分離”、“自治”計劃，唆使漢奸、流氓在冀東香河縣舉行暴動，占領縣城，成立“臨時維持會”。11月又策動漢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縣拚湊“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後改稱“防共自治政府”），宣稱“脫離中央”，“獨立”“自治”。這是日本侵略者在華北扶植的第一個傀儡政權，冀東22個縣實際上淪於日本之手。南京政府卻適應日本的“華北政權特殊化”要求，明令裁撤軍委會北平分會，改設冀察綏靖公署。12月初又指派宋哲元和漢奸王揖唐、王克敏等組成“冀察政務委員會”，管轄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兩省兩市。這是一個既同國民黨南京中央政府有聯係，又同日本侵略者有特殊關係的半自治政權。

　　在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還在“日中經濟提攜”的幌子下，在華北進行瘋狂的經濟掠奪，控製華北的工礦企業、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壟斷華北的鐵、煤、石油、鹽等資源的開發。日本侵略者還公然進行大規模的武裝走私，甚至毆打中國海關關員，逼迫中國緝私人員解除武裝。據美國太平洋聯合會最保守的估計，1935年中國走私入口的貨物總值達2.5億美元（包括各種毒品），其中大部分是由日本通過華北各口走私運進的。

　　日本對中國的加緊侵略，直接威脅著英、美在華的利益。英、美的對日態度由原來的袒護、縱容變為公開的譴責和反對。英、美報刊指責日本是“黷武的國家”、“國際的強盜”，揭露日本獨霸中國的野心。英、美政府開始采取積極行動，扶植國民黨內親英美派，以與日本的擴張相抗衡。1935年4月，美國派遣“經濟考察團”來華。9月，英國派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來華，幫助實行幣製改革，中國宣布加入英鎊集團。12月，美國國務卿赫爾對記者發表談話，指出華北“正在進行著一項性質不尋常而可能有遠大影響的政治鬥爭”，表示“中國任何部分的非常發展”“為所有在華有利益的國家所關心”，“美國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視著該地區內發生的事情”。次年5月，《中美白銀協定》簽訂，中國以白銀換取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用以維持法幣的匯價。南京政府進一步依賴英、美。幣製改革和白銀協定遭到日本的強烈反對，日本與英、美的矛盾日趨尖銳。

　　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衝突和日本在華北的侵略擴張促使國民黨統治集團內英美派和親日派的分化。日本一手策劃的“華北自治運動”使整個華北麵臨脫離國民黨中央政府管轄的危險；而且嚴重影響了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經濟上受到巨大壓力。國民黨統治集團內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英美派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日益尖銳，開始向親日派發起攻擊。宋子文、孔祥熙等對禁止排斥日貨運動和頒發“敦睦邦交令”提出異議。

　　1935年8月，國民政府監察院提出不信任外交部長案（時由行政院長汪精衛兼任）。汪精衛隻得請辭本兼各職。11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舉行，汪精衛被擊傷。會議通過了馮玉祥等二十人聯名提出的《救亡大計案》。隨即，國民黨五全大會召開，蔣介石在19日所作的對外關係報告中宣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同時表示和平、犧牲到了最後關頭，“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大會通過的宣言也宣稱“如國家已至非犧牲不可之時，自必決然犧牲，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12月，蔣介石親自接替汪精衛行政院長職務，並一度主持中日談判，開始采取拖延態度。行政院各部部長亦代之以蔣的親信。親日派在國民黨政府中的勢力嚴重削弱。

　　以國民黨五大為契機，國民黨內親日派和英美派的力量出現明顯消長，國民黨的對日政策開始發生某些變化，親日投降的外交路線受挫。國民政府對日本的無理要求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抵製，提出了“絕對不能容許”破壞行政統一的自治製度等條件。誠然，國民黨的這種變化是初步的，不徹底的。華北在名義上沒有分裂出去，實際上卻已在日本控製之下。華北危機空前嚴重。

　　“一二·九”運動華北事變後，一度低落的抗日民主運動重新走向高漲。在中共河北省委、北平臨時市委和北平學聯的領導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學校學生幾千人舉行大規模的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愛國學生高呼“反對華北自治運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遊行隊伍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麵對大刀、水龍、警棍，毫不畏懼，英勇搏鬥，充分體現了中國青年學生的愛國熱忱和犧牲精神。

　　當天，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傷。翌日，全市各校實行總罷課，準備更大規模的鬥爭。

　　12月16日，“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北平學生和市民3萬多人先後匯集在天橋和正陽門前舉行大會，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要求收複失地。會後又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國民黨當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遊行群眾再次遭到鎮壓。

　　北平學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英勇鬥爭，迅速得到全國各地學生和各界民眾的熱烈響應和廣泛同情。宋慶齡和北平各大學進步教授楊秀峰、張申府等以及外國友人斯諾夫婦等各方麵人士都對學生的鬥爭給予了支持和幫助。從12月11日起，南京、上海、天津、武漢、杭州、濟南、廣州、西安、太原、重慶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學生相繼舉行規模宏大的示威遊行。

　　為了使學生抗日救國運動堅持和發展下去，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及時指出，單純的學生運動不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務，必須使學生深入工農群眾，把學生運動發展為工農群眾的武裝自衛鬥爭，為青年學生運動指明了方向。1935年底，在北平地下黨組織和平津學聯的具體組織與領導下，近500名大中學生組成四個擴大宣傳團，沿平漢路南下，深入河北農村開展抗日宣傳。接著，上海、廣州、濟南等地學生也紛紛下鄉進行救亡宣傳。

　　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的活動，使青年學生走出書齋，受到了實際鬥爭的鍛煉。進步學生開始找到自己紮根的土壤，正確認識了自己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位置和作用。

　　後來，為保存骨幹，堅持長期鬥爭，擴大抗日救亡陣線，北平地下黨組織決定在宣傳團的基礎上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總部設在北平。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性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實際取代了共青團，成為共產黨在宣傳團結抗日，開展抗日武裝鬥爭方麵可靠、得力的助手。到七七抗戰前夕，民先隊員發展到2萬多人，甚至在巴黎和南洋的華僑青年中也有民先隊員。民先隊團結了廣大青年戰鬥在抗日救亡和抗日武裝鬥爭的第一線。

　　“一二·九”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它衝破了國民黨統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麵，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使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呼聲，從而成為全國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起點，成為中國革命由低潮重新走向高潮的起點，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二·九”運動“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它為即將到來的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幹部。其次，“一二·九”運動為知識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確方向，為青年學生運動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和廣大工農大眾相結合，投身偉大的人民革命的洪流，堅持不懈地為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而鬥爭。

　　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對華北擴大侵略和國民黨內部進一步分化，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經兩度延期，於1935年11月在南京舉行。

　　蔣介石在會上先後作政治、外交報告。蔣介石在關於對外關係的講演中稱：“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複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的國家與民族之利害為主要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複以不侵犯主權為限度，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各友邦之經濟合作”。他在闡述國民黨的外交方針時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國民黨就是要“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複興民族之目的”。這是國民黨“救國建國唯一之大方針”。蔣介石的講演，反映了國民黨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加深，也反映了國民黨對日政策開始發生某種變化。

　　大會閉幕不久，12月2日至7日，召開了五屆一中全會。會議決定1936年5月5日頒布憲法草案，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會議通過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決定將中央政治會議改為中央政治委員會，為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推舉張人傑等25人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主席汪精衛，副主席蔣介石。會議又推舉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向會議辭去行政院長職務，由蔣介石接任。12月1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改組行政院的決議。改組後的行政院各部門的主要官員中，親英、美派勢力占了上風。

　　對日外交日趨強硬和抗戰準備從1935年11月開始，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進行談判。外交部長張群接任談判後，在與日駐華大使有田的首次談判中，明確表示，“國民政府不讚成以廣田三原則作為調整中日外交的基礎”，“不能拋開東北、華北問題，孤立地空談中日關係調整”。張群的強硬態度使談判陷入僵局。在1936年7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明確表示，“中央對外交所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會後，張群在與日新任駐華大使川越的談判中，麵對日方的無理要求，針鋒相對地提出了關於取消塘沽、上海兩個停戰協定，取消冀東偽組織，停止走私並不得幹涉緝私，停止不法飛行，消滅察綏偽軍等五條關於調整邦交的希望條款。雙方各持己見，使談判毫無進展。12月中旬，因西安事變爆發，談判終止。

　　南京當局一麵以強硬態度和拖延辦法應付對日談判，一麵進行抗戰的準備。國民政府在1936年製定的《國防計劃大綱草案》中決策：“以四川為作戰總根據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為作戰根據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鄭州、洛陽、西安、漢口為作戰根據地”。以此構成了國民政府抗戰戰略路線的主體，有關具體部署是：以四川為中心建立大西南總根據地；以華中重鎮武漢為“國防作戰中心”；以國民黨統治心髒寧、滬地區為國防戰略重點，修築上海至杭州、吳江至福山、無錫至澄江三道國防線，同時將全國劃為抗戰、警備、綏靖、預備四大區域。除上述內容外，國民政府還就重要的工礦企業、學校、機關內遷等提出了積極的設想，對於保護國家經濟、教育、科研命脈，堅持抗戰及維持大後方物質的供給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京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增強了國防實力，在日後的民族抗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有些方麵的準備工作進展緩慢，收效甚微。又因中國工業生產落後，尤其在化學、鋼鐵、機械、光學儀器等方麵更為薄弱，沒有獨立生產飛機、艦艇、坦克等重武器的能力，未能形成完備的軍工生產體係。

　　溝通國共對話以圖政治解決與轉變對日政策相同步，國民黨當局從1935年11月開始，通過多種渠道和中共取得聯係，謀求政治解決中共問題。國民黨當局之所以這樣做，原因是非常明顯的。首先是中日矛盾的激化，華北事變刺激了蔣介石，使他意識到中日戰爭不可避免。其次，紅軍已損失大半，對國民黨的統治構不成大的威脅。第三，在國際上為了改善同蘇聯的關係，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