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第二章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國際聯盟的“裁決”上，命令全國軍隊同日軍“避免衝突”，“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聯“公理”之判決。但是，操縱國聯的英、法、美等國為了鼓勵日本進攻蘇聯，不但默許而且公開袒護日本的侵略行徑。日本侵略者利用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和國聯的綏靖政策，在侵占遼、吉兩省後，10月又進犯黑龍江省，11月占領省會齊齊哈爾；隨即南下進攻錦州，襲取遼西。1932年1月初，日軍占領錦州。2月，又回頭北進，奪取哈爾濱。至此，僅4個多月，日本侵略者就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一氣吞下3倍於它本土的中國領土。東北近百萬平方公裏的富饒山河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獨占殖民地，3000萬同胞從此慘遭日軍蹂躪。

　　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號召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正義要求，一場聲勢浩大的抗日民主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

　　工人階級在抗日反蔣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在鬥爭中表現出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和鬥爭的堅定性。具有光榮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率先行動，9月24日，3萬多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拒絕為日本船隻裝卸搬運貨物；10月初，23家日資紗廠工人成立了“上海日商紗廠工人抗日救國會”，醞釀同盟罷工，工人紛紛退廠。接著，上海各業80萬工人組成抗日救國聯合會，各廠紛紛成立抗日義勇軍，要求政府發槍抗日。與此同時，天津英商自來水廠工人舉行反日罷工；廣州與香港的日商紗廠所有中國工人，一律自動辭工；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國會成立，率領北平廣大愛國工人加入全國抗日救亡隊伍的行列。

　　青年學生在反日浪潮中起了先鋒作用。各地大中學生紛紛集會遊行，發表通電，進行抗日宣傳，建立抗日團體，組織抗日義勇軍，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武裝民眾，出兵抗日，學生們還紛紛向各地方政府請願，並派代表或結隊赴南京請願。

　　9月27日，滬寧兩地學生2000多人冒著傾盆大雨，步行赴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黨政府請願。在外交部，憤怒的學生毆打了外長王正廷，搗毀其辦公處所。11月26日，上海萬餘學生聚集“國府”門口，要求蔣介石簽署出兵日期。他們“鵠立於雨雪之中過夜，一任風雨饑寒之肆虐者一晝夜，甚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體一心，至死不去……”。12月初，因國民黨政府代表向國聯提議將錦州劃為“中立區”，各地學生乃改請願團為示威團紛赴南京示威。國民黨當局明令“禁止學生集隊來京請願”，但赴南京請願示威的學生與日俱增。17日，匯集南京的各地學生3萬多人，聯合舉行大示威，示威學生在珍珠橋遭到大批國民黨軍警的血腥屠殺，死30多人，傷100多人，被捕100多人。青年學生的熱血在抗日鬥爭史上留下了悲壯的一頁。

　　在民族危機加深和工農學生抗日浪潮的推動下，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開始改變政治態度。他們要求國民黨在政治上“改弦更張”，停止反共內戰政策。社會知名人士羅隆基、王造時、馬相伯紛紛撰文，提出“立息內爭，共禦外侮”的抗日主張。

　　工商業者開展了抵製日貨和禁止與日本交易的運動。北平反日救國大會通電全國，提出“對日實行不合作主義”。上海、漢口、天津、南昌等城市工商業組織先後表示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和查禁封閉日貨，紛紛成立專門抵製日貨的機構。抵製日貨運動，致使當年的日本對華輸出減少63%，在經濟上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

　　在日本的軍事進攻麵前，國民黨軍隊的一部分愛國將領，不畏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高壓，自發奮起還擊。九·一八事變爆發時，首當其衝的沈陽北大營守軍東北邊防軍第7旅，在旅參謀長趙鎮藩的指揮下，奮起還擊。接著，沈陽公安總隊在大東區同敵寇展開巷戰。日軍進犯黑龍江時，馬占山毅然就任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組織民眾抗日救國義勇軍。在日軍進攻嫩江橋的戰役中，馬占山親臨戰場率部反擊，曆時16天，給敵人以重創，特別是在戰役的第一階段，馬軍以300多人傷亡的代價，殲滅日偽軍1400餘人。全國各界紛紛函電，讚揚他們“以一旅之眾，首赴國難”，“為國家保疆土，為民族爭光榮”，實為“將吏之楷模，民族之表率”。

　　總之，九·一八事變後，不僅工人、農民、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抗日愛國熱情極為高漲，其他階層的愛國人士也積極主張抗日，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中也有一部分人違背國民黨中央的意誌起來抗日。空前規模的反日運動，成為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

　　“一·二八”淞滬抗戰1932年1月28日晚，日軍按預定計劃向上海閘北的中國駐軍發起了突然襲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剛調防淞滬不久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戴戟在全國抗日民主運動推動下，率領全體官兵奮起抗戰。

　　戰爭初起，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官鹽澤幸一狂妄叫囂4小時結束戰鬥。

　　許多外國軍事觀察家也認為上海的中國軍隊最多隻能支持3天。但是，十九路軍將士英勇抵抗，戰爭演變為持久的大規模的陣地戰，曆時30多天。2月上旬，日軍不斷增兵，並改派植謙吉為司令官。中國方麵，張治中統率的第5軍增援前線，投入戰鬥。2月20日植田下令總攻，日軍傾巢而出。十九路軍和第5軍並肩作戰，在廟行、蘊藻浜一帶重創日軍。23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以白川義則大將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率增援部隊前來上海。此時，日本投入的總兵力達3個半師團，4.4萬人；中國方麵參戰的兵力總共不過4.5萬人。3月1日，日軍開始全麵總攻擊，從正麵突破十九路軍江灣、廟行防線，又迂回到防線背後瀏河一帶登陸。十九路軍腹背受敵，後援無繼，當晚不得不作線戰略撤退。

　　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和第5軍將士表現了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中國軍隊的英勇抗戰得到了全國特別是上海各界民眾的廣泛有力的支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號召人民組織義勇軍和遊擊隊，直接參戰；上海地下組織通過工會、學生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展開熱烈的支前工作，發動了滬西54家日商紗廠六七萬中國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海內外同胞紛紛捐款、募集物資，支援前線。

　　據十九路軍軍部統計，1932年2—7月間共收到來自海內外的捐款達715萬多元，其中來自國內的近300萬元，來自海外的400多萬元。海外僑胞紛紛慷慨解囊，為“一·二八”抗戰作出了重大貢獻。上海和其他各地民眾自動組織抗日義勇軍，奔赴前線，參軍參戰，據統計，僅與十九路軍取得直接聯係投入作戰的義勇軍就有58支。其中有來自北平、南京以至廣州、湖南、四川等地的義勇軍。不少社會知名人士集資或捐款創辦傷兵醫院，救死扶傷。宋慶齡、何香凝在楊杏佛的幫助下在交通大學內設立了國民傷兵醫院，全體中外工作人員不領分文薪水，義務救護。上海的一些民族工商業者和社會名流黃炎培、史量才、杜月笙等組織了上海市地方維持會，在安定後方、支援前線的各項工作中發揮了作用。“第三黨”也發表宣言，主張抗戰到底，要求政府火速調兵支援十九路軍抗戰；並派遣其成員直接參加抗戰。

　　“一·二八”抗戰說明，在大敵當前、民族矛盾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盡管仍然有這樣那樣的分歧乃至尖銳的對立，但在抗擊外敵侵略，維護中華民族獨立這個根本問題上，在抗日救國這個當時中國社會政治最重大的問題上，可以找到某種共同點。中華民族抗擊外來侵略的凝聚力在“一·二八”抗戰中再次得到了體現。

　　偽滿洲國的建立日本帝國主義在武裝占領東北的同時，積極拚湊由它直接控製的傀儡政權，以進行殖民統治。日本關東軍參謀部確立了“建立以宣統帝為元首，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的新政權的方針，並策動漢奸趙欣伯、臧式毅、熙冶、張景惠等成立各省偽政府。日軍駐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竄到天津，將溥儀秘密挾持到東北。1932年2月，東北四省區傀儡頭目張景惠等在日軍的監視、控製下，在沈陽召開“建國會議”，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妄稱東北已脫離中國而“獨立”。3月1日偽滿洲國成立，以“大同”為年號，以長春為“首都”，改名新京。9日，溥儀沐猴而冠，充任偽滿洲國“執政”；鄭孝胥充當“國務總理”。9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正式承認偽滿洲國；同日，雙方簽署《日滿議定書》，完全確認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一切權益，確立了關東軍對整個“滿洲”的殖民統治。1934年3月，“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溥儀由“執政”改充“皇帝”，年號改為“康德”。

　　溥儀名為“皇帝”，實為傀儡，關東軍牢牢控製著實際權力，成為溥儀的“太上皇”，溥儀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日方的嚴密監視。偽滿洲國中央各部和所屬各省政，也都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擔任“次長”，掌握實際大權。在“共同防衛”的名義下，日軍不斷增兵東北，在各地建立了龐大的警察、特務、憲兵機構，殘酷推行“治安肅正”、“歸屯並戶”和“三光”政策，任意逮捕、殺害中國居民，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1932年9月，日軍對撫順附近平頂山村進行瘋狂“討伐”，一次就燒毀房屋800多間，殺害和平居民3000多人。

　　日本侵略者執行“工業日本、原料滿洲”的殖民經濟政策，進行全麵的經濟掠奪。

　　《日滿議定書》規定，日本有權開發東北的一切礦業資源。為此，關東軍積極組織“經濟調查”，炮製經濟掠奪計劃，以煤炭、鋼鐵等戰略物資為掠奪重點，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成為日本在東北最大的殖民壟斷企業，操縱著整個東北的經濟命脈。日本侵略者還瘋狂推行武裝移民政策，霸占大片良田，搶掠大量農產品。據統計，東北出產的近1/2的豆類及其製品、近2/3的糧食被運往日本。日本侵略者強迫農民種植鴉片，嚴重破壞了東北的農業生產和東北人民的身心健康。

　　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狂暴摧殘中國的民族文化。日偽當局強令不得懸掛中國地圖，不得使用“中華”字樣；學校教育實行日語化，宣揚“共榮親善”、“王道政治”等奴化思想；對各級教師實行嚴酷的“整肅”，防範師生的抗日活動。

　　總之，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建立起來的偽滿洲國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中國封建複辟殘餘勢力相結合而產生的一個怪胎，東北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過著暗無天日的苦難生活。

　　“攘外必先安內”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處於中日矛盾、國共矛盾、內部派係矛盾等多種矛盾的漩渦之中。中日矛盾本屬首位，國民黨理應審時度勢，先解決主要矛盾，團結全國人民，共禦外侮。而蔣介石既心悸於人民力量壯大和各派勢力的增長危及其統治，又把遏製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帝國主義身上，因而他選擇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早在九·一八事變以前，蔣介石就針對日本在東北製造“萬寶山事件”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在南方日益發展，以及汪精衛為首的廣東反蔣派與南京蔣介石集團尖銳對峙的形勢，於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發表通電，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蟲”。

　　“不先剿滅赤匪，恢複民族元氣，即不能禦侮，如果不先平定廣東的反叛者完成國家統一，就不能攘外”。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無視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不久，蔣介石被迫下野。一·二八事變後，蔣汪合流，蔣介石重新上台，四屆二中全會上，他把推行“安內攘外”政策提到重要日程。正如蔣介石後來所說，一·二八淞滬抗戰時，看到共產黨在南方七省燃起“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國民黨麵臨“兩個戰爭”的威脅。1932年6月18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集豫皖鄂贛湘5省“剿匪”會議，正式宣布了“安內攘外”政策。此後，蔣介石多次宣稱：第一是“剿匪”來安內，第二才是抗日來攘外，並一再強調“安內是攘外的前提”，安內的重點是消滅共產黨和紅軍，“同時也要消滅一般違抗中央的叛逆軍閥”。

　　“安內攘外”政策，是蔣介石集團以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為基本出發點確立的。首先，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國各界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空前規模的抗日反蔣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這一運動也影響到國民黨上層集團，反蔣派別紛紛打起抗日旗號，乘機倒蔣，使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之中。不抵抗政策已經聲名狼藉，隻能以推行“安內攘外”政策來掩蓋其對日妥協退出，逃避人民的譴責。其次，蔣介石集團把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鬥爭，視為“心腹之患，甚於外敵”，而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看成是“皮膚小病”。再次，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尤其是進攻上海，嚴重損害了英、美在華利益，激化了代表英、美派利益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矛盾。上海及東南地區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賴以起家的經濟支柱——江浙財閥的所在地，是其政治、經濟統治中心。因而，為了維護其統治和英、美在華的經濟利益，提出“安內攘外，兼顧兩難”的方針，企圖在確保安內的前提下，“抵禦外侮”。

　　長城抗戰日本侵略者的貪欲是無止境的。偽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就以華北為基地向我國關內擴張，對華北實行蠶食政策。

　　1933年元旦夜11時，日軍故意在山海關製造事端，隨即炮轟臨榆縣城，中國守軍何柱國部奮起還擊，揭開長城抗戰的序幕。南京政府不予支援，1月3日山海關失陷。2月下旬日軍向熱河進犯。熱河守軍萬福麟、湯玉麟兩部望風而逃。3月3日，湯玉麟截留250輛軍用汽車裝載珠寶財物、妻妾衛隊逃離承德。日軍以128個騎兵占領承德。

　　全國輿論大嘩，一致要求懲辦湯玉麟。蔣介石推卸責任，逼迫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張學良引咎辭職，遺缺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代，並調中央軍3個師北上，以應付輿論。

　　日軍占領承德後，中國軍隊退守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長城一線。3月上旬，日軍分兵進犯長城各口，中國駐軍頑強抵抗。在喜峰口，宋哲元二十九軍將士奮勇禦敵，組成大刀隊於夜間潛登日軍陣地，砍斃大量日軍，大刀隊亦多數壯烈犧牲。日軍多次強攻，終未得逞，不得不暫時後撤。在古北口，中央軍關麟徵二十五師和東北軍王以哲部共同抵禦日軍進攻。冷口駐軍商震部黃光師也英勇抗擊，日軍未達目的。

　　長城抗戰顯示了中國軍隊抵禦外侮的士氣與能力。中國官兵利用夜戰、近戰，使日軍的優勢武器難以發揮效力。全國各界民眾熱烈支援長城抗戰，平津各報紛紛發表社評，要求國民黨當局趁時實行全民族抗戰，收複失地。但是，蔣介石違逆民意，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和對日妥協方針，派親日派黃郛出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負責對日交涉。

　　日軍窺破蔣介石的態度，以加緊軍事進攻來促使蔣介石的妥協。4月初，日軍占領灤東後，再次向長城各口發起強攻。11日，冷口駐軍棄守；喜峰口守軍腹背受敵，13日奉命撤退。日軍隨即猛攻南天門，中央軍黃傑第二師等輪番上陣抵禦，與日軍血戰七晝夜。5月13日，中國軍隊奉命後撤。

　　與此同時，黃郛、何應欽在北平與日本代表頻繁接觸，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項條件，並屢電前方部隊按日軍指定之線路撤兵。30日，何應欽派北平軍分會總參議熊斌到塘沽與日方代表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正式會談；31日，熊斌在日方早已擬定好的不容更改一字的協定上簽字。《塘沽協定》承認冀東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不能在那裏駐紮，而日軍卻可在那裏自由行動，這無形中造成了中國領土的又一次割裂。至此，整個華北門戶洞開，日軍可以隨時進占冀察和平津。

　　福建事變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被調往福建參加“剿共”戰爭後，抗日決心並未泯滅；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抗日宣言使蔡廷鍇、蔣光鼐受到很大觸動。1933年夏，十九路軍在蔣介石一再催逼下進攻連城，遭到紅軍痛殲，損失慘重。蔡廷鍇等決心以國家與民族利益為重，變抗日“剿共”為聯共抗日反蔣，9月下旬，派陳公培與彭德懷進行停戰談判；10月又派徐名鴻進入中央根據地與紅軍代表潘漢年進一步會談。26日，紅軍和十九路軍代表簽署了《反日反蔣初步協定》，準備實行反日反蔣的軍事同盟。同時，陳銘樞在香港與國民黨內主張抗日反蔣的李濟深、陳友仁以及“第三黨”負責人黃琪翔等籌劃在福州發動反蔣抗日事變。

　　1933年11月20日，“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在福州召開。福建事變爆發。大會通過了《人民權利宣言》等文件，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22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李濟深任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改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以上紅下藍中嵌黃色五星旗為國旗。

　　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主張“實現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權利”，“保障一切生產人民之絕對自由平等權”，“建立生產人民的徹底民主政權”；在經濟上提出“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在農村實行“計口授田”；在文化教育上規定了“民族的、社會的與生產的”原則；對外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銷領事裁判權，實現關稅自主等。

　　福建事變是“九·一八”後國內政治形勢發展的結果，是國民黨內民主進步勢力發動的反蔣抗日事變，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麵臨著新的民族危機而激起的新覺悟的表現，標誌著國民黨陣營的更大分裂，反映了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在全國和海外華僑中引起很大反響。

　　蔣介石被迫變更原定的“圍剿”紅軍計劃，從江西“剿共”前線和京滬一線抽調11個師入閩“討伐”，並在十九路軍中進行頻繁的利誘、收買活動。日、英、美等國的軍艦也以護僑為名開抵福州、廈門，進行威脅。十九路軍寡不敵眾。中國共產黨內“左”傾領導人犯了關門主義錯誤，在軍事上沒有給十九路軍以應有的支援。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辦公，其領導人分海陸兩路離開福州，大部分避居香港。福建事變失敗。

　　不久，蔣介石正式取消十九路軍番號，十九路軍這支聞名中外的抗日部隊不複存在了。

　　“左”傾的冒險主義軍事戰略方針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經過艱苦曲折、不屈不撓的遊擊戰爭，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多次“進剿”、“清剿”和“會剿”，到1930年夏，全國主力紅軍已發展到約7萬人，地方紅軍武裝發展到3萬人。同時，創建了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贛邊、贛東北、左右江等幾塊主要根據地。此外，還在廣東、江蘇、四川、陝西等省建立了若幹小塊根據地或遊擊區。隨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各地紅軍乘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時機，廣泛開展攻勢作戰，開始實行由遊擊戰向遊擊性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但是，從當時全國總的形勢講，國民黨在全國占據政治、經濟、軍事的統治地位，其軍隊的數量、武器裝備、戰爭潛力大大超過工農紅軍。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仍然在戰略上處於國民黨及其軍隊的包圍之中。可是，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對全國總的形勢卻缺乏客觀的分析和正確的估量，片麵地誇大形勢有利於革命的一麵，進而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反革命的力量，最終形成了“左”傾冒險主義政治路線和軍事方針。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紅軍“在8月以前擴大到50萬”，“爭取全國革命勝利”的目標；規定了紅軍的發展方向是全國主要交通要道和主要城市，紅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進攻殲滅國民黨軍較大部隊。6月，又確定了舉行武漢為中心的全國暴動，最終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總任務和總方針。為實現總任務和總方針，極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戰略，並於6月24日批準了《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工作計劃》。計劃賦予各地紅軍的作戰任務是：贛南、閩西紅軍第1軍團，“以主力側擊南潯路”，“取南昌，攻九江，奪取整個江西，以切斷長江”，“掩護武漢的勝利”；贛東北紅軍第10軍，“以切斷長江為主要目的”；湘鄂贛紅軍第3軍團，“一麵切斷武漢鐵路”、“一麵幫助鄂南、鄂東南地方暴動”，“進逼武漢”；湘鄂西紅軍第2軍團，一麵“幫助鄂西、鄂西南地方暴動”，一麵“進逼武漢”；鄂豫皖紅軍第1軍，“幫助鄂中及沿京漢路的地方暴動”，“切斷京漢路以進逼武漢”。計劃要求各路紅軍向武漢進攻，以“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其他各地紅軍也都分別賦予攻占當地中心城市奪取政權的任務。

　　“左”傾冒險主義給紅軍的發展帶來了極大危害。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革命根據地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在此期間，各地區相繼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省蘇維埃政府，這一切為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準備了條件。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出席大會的有中央蘇區、湘鄂西、湘贛、湘鄂贛、閩浙贛、瓊崖等蘇區的代表，還有上海、武漢等地秘密工會的代表和紅軍代表共600多人。

　　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關。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由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中央以下各級蘇維埃政府由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大會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等64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同時組成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工農民主共和國，它以國家政權的姿態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峙。

　　1933年3月，紅軍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中央蘇區擴大到湘鄂贛粵4省，並和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人口發展到300萬，正規軍發展到10萬人，赤衛隊發展到20萬人。

　　全國的工農革命力量到1934年初發展到14省15個地區，人口1000萬，正規紅軍發展到30萬人。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泛濫1931年1月，由於共產國際的不適當幹預，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這次會議在中國革命曆史上沒有任何積極作用，相反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在政治上使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在組織上實現了王明等人所謂“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目的。

　　王明，原名陳紹禹，1925年21歲時在武漢加入共產黨，同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在上海從事宣傳工作。他是個典型的教條主義者，既無實際鬥爭經驗，又不注重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規律的研究，隻知照抄共產國際的決議，照搬蘇聯革命的某些經驗，因而在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基本問題上犯了錯誤：（一）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關係問題上，誇大資本主義成分在中國社會經濟中的比重，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否認中國勢力和第三派的存在，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乃至上層小資產階級。（二）在革命形勢和共產黨任務問題上，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主觀力量的發展，鼓吹共產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企圖以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達到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進而取得全國勝利。（三）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無視中國革命的平衡性和長期性，無視紅軍遊擊戰爭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大意義；堅持“城市中心論”，要求紅軍服從和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為了推行“左”傾綱領和政策，王明等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使黨內生活出現了極不正常的局麵。

　　六屆四中全會後不久，中共中央機關遭到破壞。1931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秦邦憲）為主要負責人。11月，王明前往莫斯科。臨時中央繼續繼續執行王明的“左”傾政策。

　　王明“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危害。首先剛剛恢複的白區共產黨組織和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慘重損失。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們又繼續采取關門主義的政策，使共產黨喪失了在“九·一八”後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有利時機。1933年初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入中央根據地，白區黨組織保存無幾。

　　與此同時，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據地也受到王明“左”傾錯誤的幹擾。1932年6月，蔣介石發動第四次“圍剿”，首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根據地。六屆四中全會後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的張國燾積極貫徹“左”傾政策，紅四方麵軍指戰員雖英勇奮戰，終未能打破“圍剿”。10月，四方麵軍主力撤離鄂豫皖根據地，12月中旬到達川陝地區堅持鬥爭。湘鄂西的紅二軍團也被迫撤出洪湖，轉移到湘鄂川黔邊境。

　　在中央根據地，犯有“左”傾錯誤的領導者於1932年10月撤銷了毛澤東的紅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職務。1933年2月，蔣介石向中央根據地發起第四次“圍剿”。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朱德領導下，聲東擊西、大兵團伏擊、在運動中圍殲敵軍，取得了勝利。中央根據地和閩浙贛根據地連成一片，中央紅軍發展到10萬人左右。正在這時，中共臨時中央遷到中央根據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根據地開始全麵推行。1933年2月，“左”傾領導者錯誤進行了反對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的所謂“逃跑退卻路線”的鬥爭。擁護毛澤東正確主張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被指責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受到打擊。“左”傾領導者在土地革命中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提出“經濟上消滅富農、肉體上消滅地主”的口號；對民族工商業者課以重稅，剝奪他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歧視、打擊知識分子等，給根據地工作造成極大的混亂。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紅軍長征的開始1933年9月，蔣介石親任總司令，調集100萬軍隊，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不懂軍事，一切聽命於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

　　他們完全否定了毛澤東為代表的紅軍作戰的正確原則，在反“圍剿”戰爭的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戰爭開始，他們采取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入，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反對集中兵力，命令紅軍“全線出擊”。紅軍屢戰不勝，陷入被動挨打局麵。這時，福建事變爆發，這是紅軍打破“圍剿”的有利時機。但李德、博古拒絕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張聞天等提出的將紅軍主力突進到蘇浙皖贛地區，在廣大無堡壘地區尋求作戰的正確主張。1934年1月，蔣介石鎮壓了福建事變，繼而重新部署兵力完成了對中央根據地的合圍之勢，4月，集中進攻根據地北大門廣昌，李德、博古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調集9個師的兵力進行廣昌保衛戰，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以堡壘對堡壘，同敵人打陣地戰，拚消耗。紅軍損失慘重，廣昌失守。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求得勝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打破敵人“圍剿”的希望最後斷絕了。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轉移。在這之前，已有三支紅軍部隊先行突圍遠征。

　　第一支是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7月，尋淮洲、粟裕率紅7軍團從瑞金出發，11月初與方誌敏領導的紅10軍會合，組成紅10軍團。蔣介石急調重兵圍攻。12月尋淮洲在戰鬥中犧牲，方誌敏不幸被捕，翌年8月在南昌就義。粟裕、劉英率餘部堅持鬥爭，後來成為新四軍一部。第二支是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6軍團，1934年8月從湘贛和湘鄂贛區突圍，10月到達黔東，與先期到達的賀龍、關向應領導的紅2軍團會合。第三支是堅持鄂豫皖遊擊戰爭的紅25軍，在程子華、吳煥先、徐海東率領下於9月突圍，翌年9月到達陝北，與劉誌丹等率領的紅26軍會合，組成紅15軍團。這三支紅軍的遠征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蔣介石的軍事部署，配合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由項英、陳毅、鄧子恢等組成中央蘇區中央分局，率領紅軍和地方工作人員共3萬餘人堅持遊擊鬥爭，掩護主力突圍，保衛土地革命成果。10日，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率領紅軍主力及中央機關8.6萬餘人向湘西突圍，開始長征。

　　還在反“圍剿”戰爭中，1934年9月，周恩來、朱德利用蔣介石和廣東軍閥陳濟棠的矛盾，指派何長工、潘漢年為紅軍代表前往陳濟棠轄區進行談判，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以及可以借道等五項協議。

　　紅軍進入廣東後，陳濟棠履行協議，命令軍隊撤離讓道，紅軍避免了可能遭受的重大損失。

　　長征開始後，“左”傾錯誤領導者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11月中旬，紅軍衝出第四道封鎖線後，兵力銳減到3萬餘人。蔣介石糾集40萬兵力，攔截中央紅軍與湘鄂川黔的紅2、6軍團的會合。李德、博古無視戰爭形勢的變化，繼續主張死拚硬打，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央紅軍與紅2、6軍團的會合上，若照他們的意見辦，紅軍將與十倍於己的優勢敵人決戰，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中國革命處在危急關頭。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作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中央紅軍一支主力軍團組成的先遣部隊，奉命北上抗日，途經福建（閩）、浙江（浙）、江西（贛）、安徽（皖）等省區時的作戰行動。

　　1934年，日本侵略軍已經完全占領中國東北地區，並繼續覬覦華北、華東地區，中日民族矛盾不斷上升；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仍然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用重兵加緊進行對江西中央蘇區和紅軍的第五次“圍剿”；為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中央紅軍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但在中國共產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領導下，反“圍剿”鬥爭接連失利，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處境危殆。

　　在上述嚴重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人決定，抽調紅軍第7軍團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推動沿途各地的抗日救亡運動，支援和發展皖南地區人民群眾正在舉行的暴動，企圖以此舉迫使國民黨軍改變“圍剿”中央蘇區的戰略和作戰部署。

　　紅軍抗日先遣隊的北上作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紅7軍團時期；第二階段為紅10軍團時期。

　　1934年7月6日，紅7軍團在軍團長尋淮洲、政治委員樂少華、隨軍中央代表曾洪易、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率領下，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執行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任務，全軍團編有3個師：第19師、第20師、第21師，共計6000多人，其中戰鬥人員4000多人。部隊經閩西的長汀、連城、永安進入閩中，然後攻克樟湖阪，東渡閩江。按照計劃本擬從古田直接北上浙西，再去皖南。但中革軍委卻電令紅7軍團東進，威脅並相機襲取福州。國民黨當局對紅軍突然在閩中出現感到震驚和疑惑，匆忙將部署在閩東地區的第87師向福州集中，同時又急調正在湖北的第49師星夜馳援福建。福州是福建省會，城牆高大，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城郊有飛機場，城內駐守著國民黨軍第87師的1個團和1個憲兵團，還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軍陸戰部隊。8月7日，紅7軍團抵進福州並發起進攻，激戰一晝夜，不克，遂決定撤出戰鬥，向北轉移。福州一戰暴露了抗日先遣隊是紅軍的一支實力不大的“偏師”，自此，便不斷受到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9日，7軍團在福州東北桃源同尾追國民黨軍第87師的1個團激戰竟日，因國民黨軍增援部隊趕至，再次被迫撤出戰鬥。桃源戰鬥後，7軍團進入中共領導的閩東遊擊區，與閩東黨組織和遊擊隊取得了聯係。8月14日，7軍團奇襲羅源縣城，全殲國民黨守軍1000餘人。羅源戰鬥的勝利，大大興奮了當地人民群眾的情緒。在閩東黨組織和遊擊隊的幫助下，部隊的傷病員得到了安置，並補充了一批新兵員。8月16日，7軍團離開閩東繼續北上，爾後在閩浙邊連續打退了國民黨軍的堵截，於9月初順利進入閩北蘇區。7軍團自出征以來，一路馬不停蹄，日夜轉戰，此時已人困馬乏，本想利用閩北蘇區良好的根據地條件，休整部隊，並尋機給尾追之國民黨軍第49師以有力打擊，借以擺脫被動局麵。但中革軍委卻指示7軍團不要在閩北停留，而應去浙江執行兩項中心任務：“一、繼續對進攻我贛東北十軍及閩北蘇區的敵人後方進行徹底地破壞；二、在閩浙贛邊境廣泛開展遊擊戰，創建新蘇區，破壞敵人後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壞龍泉、浦城、廣豐、玉山間的公路、交通工具及電話線，進而破壞蘭溪、衢縣、江山、玉山間的鐵路、火車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間的公路。”9月9日，7軍團離開閩北，北上浙西，不久進入江山、常山、衢縣之間地區，一麵對付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一麵沿途炸橋破路。9月17日、18日，中革軍委連續來電，指示紅7軍團停止繼續北上，要求以遂安為中心建立革命根據地。遂安地處新安江上遊，交通便利，地瘠民貧，又是贛東北逃亡地主聚居之地，無論自然條件和政治條件，均不適宜建立根據地。此時，國民黨軍第49師、浙江保安第1、第2縱隊和補充第1旅也從幾個方向圍攏過來，企圖合擊紅7軍團。在遂安建立根據地計劃不可能實現，紅7軍團遂轉向皖贛邊行動。9月底，7軍團抵達江西婺源縣以北地區，才獲知皖南地區的暴動已經失敗。鑒於皖贛和皖南地區有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良好條件，軍團領導即向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建議，以主力在這一地區積極活動，爭取群眾，消滅和打擊尾追的國民黨軍隊，建立革命根據地。但仍未獲同意。10月下旬，7軍團經浮梁、德興之間，通過國民黨軍兩道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與紅10軍會師。

　　1934年11月4日，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7軍團同閩浙贛蘇區的紅10軍及新升級的地方武裝合編為紅10軍團，下編3個師：7軍團編為第19師；紅10軍和新升級的地方武裝，分編為第20師和第21師。軍團領導也作了調整，劉疇西任軍團長，樂少華任軍團政委，尋淮洲任第19師師長，劉英任第19師政治部主任，粟裕調任閩浙贛軍區參謀長。由於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此時已率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中央指示紅10軍團今後的行動歸項英為首的中央軍區指揮。整編以後紅10軍團的任務是：第19師出動到浙皖贛邊，打擊“追剿”的國民黨軍，發展新蘇區；第20、第21師仍留閩浙贛蘇區，打擊“圍剿”的國民黨軍，保衛老蘇區。

　　11月18日，第19師在師長尋淮洲率領下，以突然動作從懷玉山和德興東北通過國民黨軍之封鎖線，向浙皖贛邊進發。爾後打垮國民黨浙江保安縱隊2個團的尾追，渡過新安江，逼近臨安，震動了杭州。接著轉向皖南，經歙縣、績溪附近，一舉攻克旌德縣城，並由涇縣、宣城間北上，威脅蕪湖。就在第19師在浙皖贛邊機動作戰，並取得明顯成效的同時，根據國民黨軍對閩浙贛蘇區“圍剿”日趨嚴重的形勢，中央軍區電令紅10軍團軍團部率第20、第21師立即轉至外線與第19師會合，在開化、遂安、衢縣、常山之間集結兵力，運動殲敵，創建浙皖贛邊新蘇區。中央軍區還決定，成立以方誌敏、劉疇西、樂少華、聶洪鈞、劉英組成的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紅10軍團和創建新蘇區的活動，方誌敏任軍政委員會主席，隨10軍團行動，調回粟裕和劉英，粟、劉分別任10軍團參謀長和軍團政治部主任。11月下旬，方誌敏、劉疇西率紅10軍團部和第20、第21師，經婺源、開化之間和休寧以南，北上皖南，12月10日與第19師在黃山東南的湯口地區會合，再沿屯溪至青陽公路北移，經烏泥關進到黃山東麓譚家橋地區。此時獲悉，國民黨軍調集重兵分成多路對紅10軍團圍追堵截，各路追兵現距尚遠，惟補充第1旅追擊積極，已抵達湯口。該旅係蔣介石之嫡係部隊，有3個團，裝備較強，但孤立冒進，又不占地利先機。紅10軍團首長當即決心，利用烏泥關至譚家橋公路兩側有利地形，以伏擊手段，殲滅補充第1旅大部，粉碎國民黨軍合圍的企圖，爭取戰場主動權。其作戰部署是：由烏泥關起，沿公路兩側自南而北，按第19、第20、第21師的順序設伏；第19師除以1個連兵力控製烏泥關製高點外，主要兵力應部署在烏泥關以北；第21師以1個營構築工事，堅守譚家橋正麵，待追兵進入設伏地域後，即行封鎖烏泥關口，斷其退路，阻敵增援；第20、第21師會同第19師部分兵力對敵攔腰出擊，爭取將補充第1旅大部殲滅在烏泥關至譚家橋公路上。12月14日上午戰鬥打響，補充第1旅遭紅10軍團突然打擊，隊形呈混亂形勢，但由於第19師未能將主要兵力部署在烏泥關以北，而是擺在以南，南麵懸崖陡壁，兵力展不開。補充第1旅隨即調整部署，集中力量向第20、第21師陣地進攻。第20、第21師不擅長正規作戰，第19師又來不及增援，陣地遂被突破，烏泥關製高點也被占領。在此關頭，第19師師長尋淮洲親自率隊向烏泥關製高點猛攻，雖奪回了該點，但尋淮洲身負重傷，轉移下來後犧牲。此時戰場形勢逆轉，紅10軍團被迫撤出戰鬥。譚家橋之戰是紅10軍團全部轉向外線作戰後的第一個戰鬥，初戰失利，使紅10軍團的處境愈加困難。

　　譚家橋戰鬥後，國民黨軍調集第49師、補充第1旅、補充第21旅及一些地方部隊，約計20個團的兵力，加緊追堵紅10軍團。從1934年12月下旬至次年1月上旬，紅10軍團在皖南和皖浙贛邊涇縣、太平、青陽、廣陽、黟縣、休寧、祁門、屯溪、歙縣、績溪、婺源、開化等10餘縣地區往返轉移，其間進行了10餘次戰鬥，給國民黨軍以相當的殺傷，但始終未能擺脫被動局麵。於是，軍團領導決定全軍經開化、婺源、德興地區返回閩浙贛蘇區。由於兵力對比懸殊，加之軍團領導在作戰指揮上的遲疑失誤，1月16日，紅10軍團的主力部隊在懷玉山陷入國民黨軍優勢兵力重圍之中，經過英勇卓絕的戰鬥，大部犧牲，小部突圍至閩浙贛蘇區和皖南山區，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和軍團長劉疇西被俘（同年8月，方誌敏等在南昌被國民黨殺害）。至此，北上抗日先遣隊歸於失敗。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懷玉山突圍部隊為基礎，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在師長粟裕、政治委員劉英率領下，開入浙江南部地區，堅持開展遊擊戰爭。

　　紅軍長征的勝利湘江戰役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的一次最大戰役。是役自1934年11月25日起至12月1日結束，紅軍人人奮起作戰，不顧一切犧牲，最終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進而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地區的企圖。

　　1934年10月上旬，在中央紅軍已經無力打破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的形勢下，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者倉促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10月21日到11月15日，中央紅軍突破了國民黨軍幾十萬大軍組成的三道封鎖線，進入了湘南地區。

　　在中央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時，蔣介石判明了紅軍西進的戰略企圖是轉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重開局麵。遂於11月12日任命湖南國民黨新軍閥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統轄原“圍剿”中央蘇區的西路軍中薛嶽指揮的第2路、北路軍中周渾元指揮的第3路共16個師77個團，專事“追剿”中央紅軍主力；令粵軍陳濟棠、餘漢謀部4個師北上粵湘桂邊進行截擊；令桂軍李宗仁、白崇禧的5個師控製灌陽、興安、全州至黃沙河一線；令黔軍王家烈派有力部隊前出湘黔邊界堵截。企圖將中央紅軍全殲於湘江、漓水以東地區。11月19日，何鍵將“追剿”軍分為5路：第1路司令劉建緒，指揮4個師由湘贛邊向全州以北黃沙河地域集結，築堡堵截；第2路司令薛嶽，指揮4個師又1個支隊由茶陵、衡陽進至零陵地區集結；第3路司令周渾元，指揮4個師由資興、郴州向道縣方向追擊；第4路司令李雲傑指揮2個師，經嘉禾向寧遠方向尾追；第5路司令李韞珩指揮1個師，協同粵軍和桂軍向郴縣、桂陽向江華方向追擊。

　　何鍵的5路“追剿”軍和粵、桂“防堵”軍有25個正規師兵力，實力確實不小。但是，湘、粵、桂係國民黨新軍閥貌合神離，各有打算，口齊心不齊。紅軍西進湖南，對何鍵構成直接威脅，所以何鍵行動積極；粵軍陳濟棠在第五次“圍剿”時即與紅軍達成停止內戰的5項協議；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素與蔣氏不和，隻求邊境防堵自保；薛嶽、周渾元係國民黨中央軍，從來不服地方軍官長的指揮。湘南地區，原為革命根據地，共產黨和紅軍在這裏有較大的影響和較好的群眾基礎，此地國民黨軍力量不強，又無堡壘地域，便於紅軍機動作戰。毛澤東和彭德懷據此向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領導者建議，乘何鍵各路軍調動之際，組織紅軍力量，殺一個回馬槍，尋殲“追剿”軍一路或一部，以扭轉戰局；或以紅3軍團進擊湘（潭）、寧（鄉）、益（陽）地區，以威逼長沙，並在機動中抓住戰機，殲敵一部以調動何鍵各部，主力進占漵（浦）、辰（溪）、沅（陵）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以打破國民黨軍的進攻。毛、彭的建議遭到了拒絕，使紅軍喪失了在湘南機動作戰的良機，而一味消極避戰，繼續向西退卻，處境日趨嚴峻。

　　11月18日，中央紅軍兵分兩路繼續西進。彭德懷、楊尚昆指揮紅3、紅8兩軍團為右縱隊，由秀鳳圩等地出發，經保和圩、青和圩，向嘉禾方向推進；林彪、聶榮臻指揮紅1、紅9兩軍團為左縱隊，由宜章、坪石地區出發，經梅田，向臨武、藍山方向推進；軍委第1、第2縱隊及紅5軍團為中央縱隊，隨後跟進。16日，左縱隊占領臨武城。這時，桂陽守軍2團已進嘉禾。右縱隊主動以紅6師從嘉禾南麵阻擊該敵南進，以保障左縱隊，18日占領了藍山城。接著，左縱隊以日行100多華裏的速度奔襲，於22日進占了道縣縣城；右縱隊於24日占領了江華城（今水口）。隨後，全軍在道縣與江華之間渡過沱水河。

　　中央紅軍渡過沱水後，蔣介石認為紅軍已是流徙千裏，虎落平川，不難就擒。於是下令何鍵的“追剿”軍與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防堵”軍相配合，憑借湘江天險，實施四麵圍追堵截，將紅軍消滅於湘江以東地區。其部署是：劉建緒第1路日夜兼程，進至全州沿湘江布防，與桂軍切取聯係，共同堵截；薛嶽第2路沿湘桂公路對紅軍進行側擊，防止紅軍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周渾元第3路經道縣繼續尾追紅軍，李雲傑第4路與第3路協同追擊；李韞珩第5路協同粵、桂兩軍向江華、永明（今江永）尾追紅軍；李、白的5個師繼續在灌陽、興安以北至全州地域堵截紅軍西進。在此形勢下，中央紅軍即以一部進攻永明，以調動桂軍，尋機渡江。此舉果然奏效，李、白誤認為紅軍要西進廣西進占桂林，急忙將其主力由全州、興安一線調至龍虎關、恭城一帶，以防堵紅軍入桂，同時又防止蔣係軍隊乘機進入廣西。這樣，興安、全州地區的國民黨軍兵力便空虛了。11月25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分4個縱隊，從興安至全州之間地域，搶渡湘江，突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前出到湘、桂邊境的西延山區。

　　此時，中央紅軍必須迅速地抓住桂係主力南下，興安到全州地域兵力較空虛的時機，突破湘江防線，衝出戰略重圍，才能避免全軍覆沒的可能危險。“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能否西渡湘江，勝負關係全局。為此，中共臨時中央、紅軍總政治部發布了《關於我野戰軍（即中央紅軍）進行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戰役渡過湘江的政治命令》（11月25日），要求紅軍“進攻部隊應最堅決果斷的粉碎前進路上之一切抵抗，並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敵人設置的障礙；掩護部隊應不顧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撲滅尾追之敵”。中革軍委於同日下達了《關於我軍向全州、興安西北之黃山地域進軍的作戰命令》，將紅1軍團主力和紅3、紅8軍團組成進攻部隊；紅1軍團第1師和紅5、紅9軍團組成掩護部隊。具體的戰役戰略是：以紅1軍團主力為第1縱隊，沿道州、蔣家嶺、文市向全州前進；第1軍團1個師、軍委第1縱隊和第5軍團（欠1個師）為第2縱隊，經雷口關或水安關及文市向南前進，爾後則依據偵察結果決定前進路線；第3軍團、軍委第2縱隊及第5軍團1個師為第3縱隊，經小坪、鄧家源向灌陽山道前進，相機占領灌陽城，爾後向興安前進；第8、第9兩軍團為第4縱隊，經永明（如不能占領永明則從北繞行）、三峰山向灌陽、興安、道縣前進。此間，何鍵已令劉建緒第1路的2個師由東安進至全州、鹹水一線；薛嶽第2路的一部進至零陵、黃沙一線；周渾元第3路由寧遠尾追；李雲傑第4路和李韞珩第5路由寧遠向東安集結。

　　11月27日，紅1軍團先頭第2師、紅3軍團第4師順利地渡過湘江，並控製了界首至腳山鋪之間地域，並架設了湘江浮橋。紅5軍團於28日控製了蔣家嶺、水安關、雷口關地域，正在阻擊“追剿”部隊。這時，軍委縱隊已進至灌陽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帶，距渡江點隻有160多華裏，由於搬家式的行軍，帶的“壇壇罐罐”太多，行動緩慢，未能及時趕到渡口。29日，“追剿”軍劉建緒第1路追至腳山鋪並向紅1軍團第2師發起進攻；其他各路也分別在道縣、文市等地向紅軍後衛部隊開展攻擊；桂軍主力由龍虎關、恭城一帶向興安、灌陽以北進擊。接著，各路國民黨軍在飛機火力支援下，向湘江兩岸紅軍發起了全麵進攻，企圖奪回渡江點，並圍殲紅軍於湘江兩岸。於是中央紅軍與國民黨軍在湘江兩岸展開了一場殊死的決戰。是日，紅軍第1軍團主力由石塘圩、太平圩渡過湘江，占領了界首、紹水，第2師推進到朱塘鋪，一部向全州逼近；紅3軍團第4師過江後，首先進占了光華鋪，主力向界首前進；紅5軍團繼續在蔣家嶺一帶遏阻追兵；紅8、紅9兩軍團到達水車；紅軍總司令部、軍委第2縱隊一部均進至宮山。30日，為掩護中共中央、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等領導機關搶渡湘江，紅1軍團在湘江西岸的腳山鋪與劉建緒第1路“追剿”軍激戰終日；紅3軍團第4師在光華鋪及其以西頑強抗擊由興安北上的桂軍，主力渡過了湘江。紅5軍團主力由文市渡過灌江，進至青龍山、石塘圩地域。軍委第2縱隊渡過湘江進至界首附近的王家。紅軍總司令部渡過湘江進至界首西北的大田。擔任後衛的紅軍一部被隔滯在湘江以東，同優勢的國民黨軍鏖戰。

　　12月1日，中央紅軍的處境更是險惡。湘江兩岸的紅軍各部同截擊的國民黨軍浴血奮戰；被隔滯在湘江東岸的紅軍部隊與“追剿”軍頑強拚搏，而且越來越困難。為爭取扭轉險惡的局勢，中革軍委決定以主力消滅由興安、全州方向堵截之敵，鉗製桂軍及由東尾追周渾元第3路的部隊，以保障隔滯湘江東岸的紅軍後續部隊搶渡湘江並前出到西延山區。遂命令紅1軍團，不惜一切代價，阻擊由全州方向來攻之敵，控製住紅軍西進的通道；紅3軍團集中兩個師以上的兵力，“向南驅逐光華鋪之敵”，並占領唐家市及西山地域，紅6師暫留河東岸，占領石玉村，掩護紅5、紅8軍團等部搶渡湘江。在萬不得已時，紅3軍團必須死守界首及其西南和東南的地域；紅5軍團主力向麻子渡前進，抗擊桂軍及周渾元第3路“追剿”軍；被切斷的紅軍部隊應向麻子渡方向自動突圍。是日3時半，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致電紅1、紅3軍團首長，強調指出：“一日戰鬥，關係我野戰軍全麵西進，勝利可開辟今後的發展前途，否則我野戰軍將被敵層層切斷”；12月1日之戰，“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勝負關係全局，人人要奮起作戰的最高勇氣，不顧一切犧牲”，“消滅敵人進攻的部隊，開辟西進的道路，保證我野戰軍全部突過封鎖線。”

　　中央紅軍的廣大官兵，堅決響應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紅軍總政治部的號召，指揮員沉著指揮，身先士卒，戰鬥員不怕犧牲，拚命戰鬥，經過新圩、古嶺頭、界首、腳山鋪、鹹水等地浴血鏖戰，終於阻住了國民黨軍優勢兵力的連續進攻，掩護了中共中央、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中革軍委和直屬機關於12月1日17時渡過湘江，進入西延山地區。紅5軍團第34師、紅3軍團第18團，為掩護主力被隔阻於湘江東岸，雖經殊死戰鬥，予敵以重大殺傷，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大部壯烈犧牲。

　　遵義會議及四渡赤水中央紅軍廣大指戰員雖經英勇奮戰，連續突破國民黨軍的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突過湘江後的中央紅軍已損失過半，隻剩下3萬餘人了。中央紅軍艱難轉戰，1935年1月，進占貴州省的遵義地區。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陳雲，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紅軍各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列席了會議。

　　博古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為導致反“圍剿”失敗的錯誤軍事領導進行辯解。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分析了“左”傾領導者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作了長篇重要發言，對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正確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指明了今後的正確方向。朱德、劉少奇、王稼祥、張聞天、劉伯承、彭德懷等都在發言中對博古的報告進行了批評，表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決議著重分析了“左”傾錯誤領導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戰略戰術上的基本錯誤，明確指出這是紅軍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而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在行軍途中，根據會議精神，政治局常委進行了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隨後，軍委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領導在全黨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曆史上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點。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3人指揮小組（以中革軍委名義）指揮紅軍的作戰行動。會議期間，紅軍第1軍團集結於桐梓、鬆坎地區，第3、第5、第9軍團等部分別集結於濫板凳、豬場、湄潭地區。各軍團以一部兵力阻擊國民黨軍，掩護主力部隊休整。部隊邊整頓邊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吸收新戰士4000餘人）。部隊甩掉從蘇區帶出的笨重物品，實行輕裝和精簡機關，進而恢複了體力，增強了機動力和戰鬥力。

　　蔣介石為阻止中央紅軍北進四川同紅四方麵軍會合，或東出湘西同紅2、紅6軍團會合，除以湘鄂兩省軍隊一部圍攻紅2、紅6軍團，以川陝兩省軍隊一部對付紅四方麵軍外，調集了薛嶽兵團和貴州國民黨軍全部，四川、湖南、雲南國民黨軍主力和廣西國民黨軍一部，向遵義地區進逼包圍，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烏江西北的川黔兩省邊境地區。

　　1月中旬，薛嶽指揮的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周渾元兩個縱隊共8個師，尾追中央紅軍進入貴州，控製了貴陽、息烽、清鎮等地以後，前鋒已進抵烏江南岸；黔軍王家烈以2個師向刃肥水、濫板凳，以1個師向湄潭發動進攻；川軍劉湘調集了10多個旅40多個團的兵力，組成“四川南岸剿共軍”，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個旅已進抵鬆坎以北的川黔邊境；湘軍4個師位於川湘黔邊界的酉陽、秀山、鬆桃、銅山一線築碉設防，阻止中央紅軍東進；滇軍4個旅12個團進抵貴州畢節地區；桂軍3個師已抵貴州獨山、都勻一線。

　　此外，國民黨中央軍上官雲相部正由河南向四川萬縣、重慶開進。

　　根據以上軍事形勢，毛澤東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以下簡稱“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目前基本作戰方針為：“在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麵軍由四川西北方麵實行總反攻，而以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動，來鉗製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並爭取四川赤化”。為實行上述基本方針，中央紅軍第一步任務是，“由鬆坎、桐梓、遵義地域迅速轉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過赤水，奪取藍田壩、大渡口、江安之線和各渡河點以便迅速渡江”。為配合中央紅軍的作戰行動，中革軍委要求紅2、紅6軍團向秀山、黔江、彭水、鬆桃、印江、沿河地域發展，並以一部發展來鳳、鹹豐、宣恩、恩施地域的遊擊活動；紅四方麵軍以一部向營山，主力從蒼溪、閬中之線向嘉陵江以西發動進攻。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兵分3路從鬆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方向開進。當晚，黔軍第1師、第2師進占遵義，另一部進占湄潭。川軍以模範師第1旅、邊防第4路（2個團）分別防守宜賓、瀘州，其主力8個旅分別向鬆坎、溫水、赤水、敘永、合江等地推進。24日，中央紅軍右縱隊紅1軍團一舉擊潰黔軍侯漢佑教導師的抵抗，攻占土城，至26日占領赤水城東南的旺隆場、複興場；中縱隊紅9軍團攻占習水，紅5軍團進抵三元場；左縱隊紅3軍團進抵土城東南的回龍場地區。是時，川軍教導師第1旅和第5師第13旅先進赤水城並對紅1軍團發起猛烈反撲；教導師第3旅和獨立第4旅由東勝場進至溫水，先頭進至土城以東的木欄壩，尾擊紅軍，另有4個旅作為第2梯隊跟進；第1師第3旅主力正向敘永推進，並重占習水。

　　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根據中央紅軍麵臨的軍事形勢，決定乘國民黨中央軍薛嶽兵團主力尚在烏江以南，黔軍被擊潰的有利時機，以紅1、紅9兩軍團各一部運動阻擊由赤水、習水南下之川軍，集中紅軍主力求殲川軍教導師先頭4個團於土城東北之風材壩、萬羔咀、表崗坡地區，以保障紅軍順利北渡長江入川。28日，紅3軍團、紅5軍團、幹部團，於拂曉向表崗坡地區川軍教導師發起突然猛攻，激戰1天，重創川軍，但未能全殲。

　　此時，川軍第2梯隊2個旅迅速增援並從紅軍背後發起攻擊。中央紅軍腹背受敵，再戰更為不利。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決定，紅軍立即撤出戰鬥，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運動至古藺、興文、長寧西南地區集結，爾後視情況從宜賓上遊北渡金沙江。當晚，紅軍以少數兵力阻擊川軍，主力撤出戰鬥。

　　1月29日，中央紅軍在預先架好浮橋情況下，分三路從猿猴場、土城南北地區西渡赤水河，向古藺南部西進。這時，川軍以12個旅分路向紅軍追截，並沿長江西岸布防；薛嶽兵團所部和黔軍也從貴州分路向川南追擊；滇軍3個旅正向畢節、鎮雄疾進，企圖截擊紅軍。2月2日，紅軍右縱隊紅1軍團先頭第2師猛攻敘永而未克，後衛第1師在三岔河遭敵截擊。3日至6日紅1軍團又先後在永寧、毛壩、大壩等地遭截擊。紅軍左縱隊第3軍團在天堂壩與追擊之川軍1個旅展開激戰。在國民黨軍以優勢兵力分路圍追堵截，並加強了長江西岸沿線防禦的情況下，中央紅軍從宜賓上遊北渡長江入川的原定計劃已無可能。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於2月7日決定，暫緩實施北渡長江的計劃，改為在川黔邊境地區機動作戰，爭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麵，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為此，命令各軍團迅速脫離川軍，向川滇邊的紮西（今威信）地區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