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第一章

　　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國共合作有力地促進了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展和工農運動的日漸高漲。但卻引起了帝國主義、軍閥及買辦勢力的仇視和恐懼，為顛覆廣東革命政權，他們蓄意製造了商團叛亂事件。

　　廣東商團成立於1912年，本是商人的自衛組織，後來被英帝國主義所操縱，發展成為一支擁有數千人的反動武裝。團長陳廉伯是英國匯豐銀行廣州分行的買辦。1924年夏，陳向英商購買了一大批軍火，違法私運入口，被廣東政府查獲沒收。商團尋機發動叛亂。1924年10月10日，廣州各界群眾舉行慶祝雙十節的遊行活動，商團武裝竟向遊行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數十人。商團還到處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叫囂打倒孫政府，欲與陳炯明裏應外合，推翻廣東革命政府。英國出動軍艦，為商團助威。廣東革命政府處於十分危機之中。中共和廣東各界群眾強烈要求鎮壓商團叛亂。10月14日，孫中山調集政府軍、黃埔學生軍平叛。15日，商團被繳械，商團叛亂的平定，給帝國主義和買辦勢力以沉重的打擊。

　　商團叛亂平定後，廣東革命政府仍危機四伏。各派反動軍閥勢力，盤踞著廣東大部分地區。東江的陳炯明，粵南的鄧本殷，還有與革命勢力貌合神離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均擁有較強實力，他們與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相勾結，時刻準備推翻廣東革命政府。

　　陳炯明的主力共6萬餘人，在各派軍閥中實力最強，對革命政府威脅最大。1925年1月，陳炯明乘孫中山北上之機，自稱“救粵軍總司令”，聯合江西軍閥，分三路進犯廣州。15日，廣州留守政府決定組織東征聯軍，討伐陳炯明。30日，東征聯軍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三路進兵：以黃埔軍校學生軍和許崇智所部粵軍為右路，攻淡水；桂軍劉震寰為中路，攻惠州；滇軍楊希閔為左路，攻河源。黃埔軍校校長、粵軍參謀長蔣介石為右路軍統領，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負責戰時政治工作。2月1日，第一次東征開始。右路軍勇猛進軍，連克東莞、常平、平湖，11日占領深圳，肅清了廣（州）九（龍）路敵前哨部隊，然後乘勝挺進，於14日克複淡水，這時，因左、中路的滇、桂軍遲不進兵，右路軍實際成為東征軍主力。20日，右路軍占領平山，然後暫置惠州於不顧，揮師東進，在海豐農民群眾支援下，先後攻克海豐、潮安、汕頭等地。3月13日，右路軍又與叛軍激戰於棉湖，雖犧牲慘重，但終於大破敵軍。至23日，又攻占五華、興寧、梅縣等地，殘敵逃往閩贛邊界。第一次東征擊潰了陳炯明主力，勝利結束。

　　當東征戰事方酣的時候，擔負左、中路進攻任務的滇軍楊希閔部和桂軍劉震寰部，卻心存異誌，暗中勾結陳炯明和滇係唐繼堯，按兵不動，陷右路軍於孤軍奮戰。繼而又於4月間從東江撤回廣州，發動叛亂，占領廣州電報局、火車站和一些政府機關。6月6日，右路軍奉命回師，鎮壓叛軍。11日，在工人、農民支援下向叛軍發起總攻擊，僅一天半時間，全殲滇、桂軍2萬餘人，平定了楊、劉叛亂。廣東革命政府轉危為安。

　　當時的廣東革命政府，是1923年3月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政府。孫中山自任大元帥，廖仲愷、伍朝樞、譚延闓等分別擔任財政、外交、內政等部長。

　　國民黨一大後，孫中山曾著手組建國民政府，但考慮到粵境軍閥林立，大本營製易於應策，就暫時保留了這種政製。1924年7月1日，國民黨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作為國民黨的最高政治機關，指揮政府處理一切政務，從而加強了國民黨中央對政府及其政策的領導和監督。因而，大元帥大本營政府對內對外都采取了積極的革命政策。

　　孫中山逝世前後，國民黨中央再次醞釀並提出改組大元帥大本營政府，成立國民政府問題。第一次東征和楊、劉叛亂平定後，初步穩定了廣州局勢，政府改組工作得以實施。1925年6月15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決定改組大本營政府為國民政府，軍隊改組為國民革命軍。24日，胡漢民以大本營總參議員及代行大元帥職權的名義，通電發布國民政府改組決議案，宣布設置國民政府掌理全國政務，以委員若幹人組成，並設置軍事、外交、財政各部等六項改組辦法。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史稱“廣州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的政製采用委員製，選舉汪精衛等16人為委員。以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為常務委員。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為外交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孫科為交通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長，徐謙為司法部長。聘鮑羅廷為國民政府高等顧問。同日，發表《國民政府成立宣言》，申明國民政府的職責為：“履行先大元帥之遺囑，凡遺囑所叮嚀告語者，即國民政府所悉力以赴而期其實現者”。內外政策為：對外，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仿照中俄協定，與各國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對內，繼續發起國民會議運動，“自帝國主義及軍閥手中，收已失之主權，而還之國民，以符主權在民之旨”，“致中國於獨立平等自由”，從而實現“國民革命的最大目的”。

　　國民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一麵大力倡導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召開國民會議，支持民眾運動，一麵致力於廣東的軍政、民政、財政的統一。

　　有力地促進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1925年9月，陳炯明在英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支持下，借東征軍回師平定楊、劉叛亂之機，糾集殘部，重新占領東江地區，對革命力量展開瘋狂的反攻。盤踞在廣東南部的軍閥、陳的舊部鄧本殷也蠢蠢欲動，企圖與東江叛軍相呼應，圍攻廣州。國民政府為徹底肅清各路叛軍，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決定進行第二次東征和南征。

　　9月底，第二次東征軍組成。蔣介石任總指揮，汪精衛任黨代表，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全軍共3萬餘人，編成三個縱隊，分左、中、右三路作戰。第一縱隊為中路，以何應欽為縱隊長，為東征軍主力；第二縱隊為右路，以李濟深為縱隊長；第三縱隊為左路，以程潛為縱隊長，總預備隊為朱培德的第三軍。10月1日，東征軍各部相繼出發，開始東征。陳炯明將其主力1萬餘人集中於惠州地區。惠州為東江門戶，三麵環水，城高牆堅，易守難攻，素稱“南方第一堅城”。陳炯明企圖先據險頑抗，再尋機反守為攻。為破惠州，東征軍把部隊分為攻城軍和野戰軍兩部分。10日，東征軍掃清了惠州外圍之敵。

　　13日開始攻城。因梯短城高，數度強攻受挫，傷亡十分慘重，第二師四團團長劉堯宸壯烈犧牲，全團官兵傷亡過半。共產黨員蔣先雲身先士卒，雖多處受傷，仍衝鋒在前。在猛烈炮火掩護下，14日，東征軍終於攻克惠州。惠州之役，是第二次東征的決定性戰役，殲滅了叛軍主力，很快收複了東江地區，東江的收複，結束了陳炯明禍粵的曆史，為平定南部軍閥鄧本殷創造了條件。

　　鄧本殷原為陳炯明部屬，1923年孫中山重回廣州後，鄧在南部組建高（州）、雷（州）、羅（定）、陽（陽江、陽春）、欽（州）、廉（州）、瓊（州）、崖（州）“八屬聯軍”，並於8月宣布八屬自治，鄧本殷表麵上在孫中山、陳炯明之間保持中立，獨樹一幟，實則與陳沆瀣一氣，與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相勾結，共謀推翻廣東革命政府。第二次東征開始時，鄧本殷出兵陽江，企圖進犯廣州，策應東江叛軍。因此，國民政府決定同時南征，任命朱培德為南征總指揮，四路進兵，先後克複陽江、肇慶、廉江、廉州等地。1926年2月下旬攻克海南島。至此，廣東全省為革命勢力統一。

　　同時，以李宗仁、黃紹碝為首的新桂係勢力，在廣東革命勢力支持下，於1925年2月中旬殲滅舊桂係軍閥沈鴻英主力。7月，又打敗入侵的滇軍，統一了廣西全境。李、黃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1926年2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兩廣統一案，主要內容：（1）廣西政府受國民政府命令處理全省政務；（2）廣西軍隊全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3）兩廣財政受國民政府指導監督。6月1日，廣西省政府成立，國民政府任命黃紹碝為省政府主席。

　　兩廣的統一，進一步發展和鞏固了國民革命根據地，為北伐戰爭和革命的發展奠定了後方基地。

　　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國民黨二大後，蔣介石躋身於國民黨中常委之列，他一麵標榜自己是“總理的唯一信徒”，一麵又違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極力排斥、打擊共產黨人，企圖攫取更多更高的權力，開始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領袖”。

　　1926年3月，蔣介石支持下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到處散布“共產黨要暴動”的謠言，蠱惑人心。18日，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分子王柏齡、歐陽格等派人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名義到海軍局傳達蔣介石的命令，要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速調軍艦到黃埔候用。但是，當中山艦開到黃埔後，蔣介石聲稱並無調艦命令；蔣的爪牙則大造謠言。20日，蔣介石以此為借口，宣布戒嚴，斷絕交通；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及住所；占領中山艦和海軍局，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還扣押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強令他們退出第一軍。這就是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〇事件。這是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反對共產黨、分裂統一戰線的嚴重挑釁事件。

　　事件發生後，中共兩廣區委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張予以堅決回擊；但是，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張國燾等卻采取妥協的方針，按照蔣介石的要求，讓共產黨員退出了第一軍，部分蘇聯顧問也被辭退回國，結果使共產黨的力量受到了嚴重打擊。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也因蔣介石擠壓離廣州出國。

　　5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案，其中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不得超過1/3；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名冊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發給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須先交兩黨聯席會議通過等等。這是蔣介進一步打擊共產黨、破壞國共合作的反動提案。對此，陳獨秀、張國燾繼續妥協退讓，要求與會的中共代表簽字接受這個提案。這樣，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會後，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被撤職，蔣介石、顧孟餘、甘乃光分別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農民部長。蔣介石等右派在國民黨中央占了絕對優勢。不久，蔣介石又當了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開始壟斷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

　　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1925年至1926年春，廣州國民政府肅清了廣東境內的反革命軍閥勢力，實現了兩廣的統一，使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而由“五卅”運動為起點的全國革命運動的高漲，又為北伐戰爭準備了強大的群眾基礎。廣大工農群眾和愛國人士，迫切要求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

　　國民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恐慌。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奉直係軍閥聯合起來，首先在北方發動了對馮玉祥國民軍的進攻，將同情北伐的國民軍趕出京津地區。而後吳佩孚又準備以湖南為基地，聯合孫傳芳和川、貴、滇等西南各省軍閥進攻廣東革命根據地。

　　在這種情況下，廣東國民政府為了打破北洋軍閥聯合圍攻的計劃，並把國民革命推向全國，決定出師北伐。1926年6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正式通過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案。6月5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1日，發布北伐動員令。4日，國民黨中央通過《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宣言》中指出：

　　“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這次北伐的目的和任務是：“剿滅賣國軍閥之勢力”，“實現中國人民的唯一之需要”，“建設人民的統一政府”。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戰爭正式開始。

　　國民革命軍共有8個軍，約10萬人，以蔣介石為總司令；李濟深為總參謀長；鄧演達為總政治部主任。下屬各軍序列：第1軍，軍長何應欽，黨代表繆斌；第2軍，軍長潭延闓，黨代表汪精衛、副黨代表李富春；第3軍，軍長朱培德，黨代表朱克靖；第4軍，軍長李濟深，黨代表廖乾吾；第5軍，軍長李福林，黨代表李朗如；第6軍，軍長程潛，副黨代表林伯渠；第7軍，軍長李宗仁，黨代表黃紹竑；第8軍，軍長唐生智，黨代表劉文島。

　　北洋軍閥的主要勢力有三支：一是盤踞於湘、鄂、豫、陝、冀一帶並控製著京漢鐵路的直係軍閥吳佩孚，擁有兵力20萬人；二是控製著東北各省和京、津地區及津浦鐵路北段的奉係軍閥張作霖，擁有兵力35萬人；三是以直係軍閥分化出來自成一派的孫傳芳，占據著蘇、皖、浙、閩、贛5省，擁有兵力20萬人。奉直軍閥總計兵力75萬人，但他們內部矛盾重重，擁兵自重，不能協同作戰。

　　北伐軍根據當時雙方軍力的對比和軍閥內部的矛盾，決定采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首先以主力攻擊盤踞兩湖的勁敵吳佩孚，占領長江中遊；然後揮師東南，消滅孫傳芳，占領長江下遊；最後，在適當時機，消滅張作霖及其他軍閥勢力。

　　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在1926年7月12日發表了《對時局的主張》，指出：“現在的時候，正是中國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壓迫之民族解放運動的新時期”。中華全國總工會也於7月25日發表了《對國民政府出師宣言》，號召全國人民熱烈響應和支援北伐戰爭。

　　北伐軍在湖南、湖北的勝利7月9日，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第4軍第10師、第12師和葉挺獨立團與第7軍、第8軍組成北伐軍前敵總指揮部，第8軍軍長唐生智任總指揮，分路向敵人的淥水、漣水防線發起進攻，連續攻占株洲、醴陵、湘潭、寧鄉等地，直逼長沙城下。葉開鑫率長沙守敵棄城向平江、嶽陽退卻。7月11日，在工人保安隊的接應下，北伐軍進駐長沙。

　　北伐軍占領長沙時，張作霖、吳佩孚正率部隊在北京西北的南口同馮玉祥的國民軍進行激烈的爭奪戰。長沙被攻克後，吳佩孚命令在湖南的部隊依山水之險，固守平江、嶽陽一線，準備待他打下南口後，再率主力南下反攻長沙。8月12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在長沙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第4、第7、第8軍直取武漢；第2、第3軍集結醴陵、攸縣，警戒江西的孫傳芳部隊；第6軍和第1軍的第1、第2師為總預備隊，隨主力跟進。

　　19日，第4軍攻克平江，向通城進擊；第7軍占領浯口，向羊樓司開進。22日，第8軍攻克嶽陽。湘軍總司令葉開鑫在北伐軍的強大攻勢下，率殘部萬餘人退據湖北境內粵漢鐵路上的要隘汀泗橋。

　　吳佩孚接到湖南守軍慘敗的消息後，放棄南口，親率其主力陸軍第8師和湖北暫編第4師晝夜兼程，急速南返。8月25日，吳佩孚率部抵達武漢，急調1個混成旅和1個團馳援汀泗橋。汀泗橋是鄂南門戶，三麵環水，一麵臨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吳佩孚以2萬兵力憑險固守，同時調集北方部隊南下增援，並策動孫傳芳從江西出兵襲擊平江、長沙，以切斷北伐軍後路。因此，國民革命軍必須迅速拿下汀泗橋，以免遭吳、孫兩部夾擊。8月26日晨6時，第4軍一部向汀泗橋發起攻擊。吳佩孚將司令部設在汀泗橋後翼不遠的賀勝橋，並在此親臨督戰。26日激戰一天，汀泗橋四次易手，反複爭奪，仍無進展。27日拂曉，北伐軍實施全線總攻擊，葉挺獨立團率先攻克汀泗橋而後乘勝追擊，於27日上午又攻占鹹寧城。8月30日，北伐軍又向賀勝橋發起攻擊，一舉攻占北守武漢的最後一道大門。吳佩孚見敗勢已定，逃至漢口，據城固守，等待援兵。

　　9月1日，北伐軍兵分3路，乘勝直逼武漢三鎮。中路由李宗仁督率第1軍、第4軍、第7軍主力進攻武昌；左路以第8軍的3個師和夏鬥寅的鄂軍第1師進攻漢陽；右路軍以第1軍一部迂回進攻漢口。武昌城高地險，中路軍在進攻戰鬥中，打得非常艱苦。9月3日、5日兩次攻城未果。敵以高牆重炮，負隅頑抗，北伐軍前仆後繼，死傷官兵千餘人。遂改用封鎖圍困。在此期間，漢陽兵工廠工人在中共領導下舉行總罷工，拒絕給吳佩孚製造武器。北伐軍兵臨漢陽城下時，守軍劉佐龍師起義。6日，北伐軍進占漢陽。漢口守軍在吳佩孚的指揮下逃往黃陂、孝感。7日，北伐軍進入漢口，並乘勝進占武勝關。吳佩孚又率部逃至河南信陽，留下劉玉春師固守武昌。武昌城被圍困30餘天後，守城之敵彈盡糧絕，鬥誌已失。10月10日，北伐軍向武昌城內發起總攻，葉挺獨立團用雲梯爬城，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內。防守保安門的第3師師長吳俊卿與北伐軍議降，打開保安門迎接北伐軍入城。北伐軍俘獲守城司令劉玉春，全殲守敵2萬餘人。

　　至此，吳佩孚在兩湖的軍隊，除少數逃往鄂西和河南外，均被北伐軍殲滅。北伐軍在兩湖戰場上的作戰遂告結束。1927年1月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正式遷往武漢，武漢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心。

　　北伐軍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勝利北伐戰爭剛開始時，號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采取了隔岸觀火的態度，準備坐收漁人之利。但是到了8月下旬，孫傳芳見吳佩孚瀕於崩潰，北伐軍直接威脅到他在東南五省的統治時，也感到恐慌起來。在英、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和策動下，孫傳芳和張作霖重新調整雙邊關係，達成相互諒解，共同對付北伐軍。孫傳芳決定從蘇、浙、皖調兵10萬，會同駐贛部隊2萬餘人，分兩路向北伐軍出擊。一路部署在九江到南昌的南潯路南側，向湘鄂邊境推進，企圖截斷長沙至武昌的鐵路；一路由瑞昌、陽新沿長江向武漢方向進攻。

　　北伐軍在兩湖戰場基本上消滅了吳佩孚的主力後，除留下部分兵力繼續圍困武昌城外，其餘兵力分為三路轉攻江西。1路攻贛南，以第2軍第5師和第5軍第46團協同獨立第1師攻占贛縣（今贛州）後，沿贛江北上；1路攻贛西，以第3軍和第2軍的主力出擊萍鄉，連克宜春、萬載、分宜，在新喻（今新餘）與孫傳芳部隊激戰後，分別向高安、樟樹（今清江）進發。1路攻贛西北，以第6軍和第1軍第1師先後攻占修水、銅鼓、高安。9月19日，第6軍軍長程潛命第19師乘勢攻占南昌，但友鄰部隊未能迅速跟進，又未能切斷敵援軍來路，孫傳芳便利用南潯鐵路運兵的有利條件，迅速調集主力反撲。擔任側應阻擊的第1軍第1師師長王柏齡不聽從命令，貪生怕死，在阻敵失敗後棄部出逃，第1師幾乎全軍覆沒。占領南昌的第6軍在失去側翼掩護，遭受孫部援軍的圍攻下，傷亡慘重，被迫於24日退出南昌，退向奉新。10月上旬，由萍鄉、新餘東進的北伐軍第2軍主力攻占清江、豐城，第3軍在南昌以西萬壽宮地區殲滅孫軍一部。由鄂東南進入贛西北的北伐第7軍，在箬溪重創孫軍1個師後，攻占德安，又形成了圍攻南昌的態勢。這裏，由於孫軍回師救援，北伐軍各路又未能協同作戰，德安得而複失。與此同時，第6軍進攻永修失利，第3軍也在樂行、樂化受挫。10月11日，第2軍和第1軍第2師再次攻打南昌，又遭重大損失，被迫於13日撤退。

　　此時，雖然北伐軍在南昌進攻戰鬥中未獲成果，但兩湖戰爭結束後，北伐軍第4軍從湖北趕到江西，使北伐軍的實力大增。這時，孫傳芳的後方出現了極不穩定的局麵。

　　浙江省省長夏超於10月16日宣布歸順國民政府；上海工人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北伐軍入閩後，孫傳芳在閩部隊紛紛倒戈。10月29日，北伐軍攻克臨川，截斷贛閩通路，繼續向南潯鐵路沿線發起攻擊。11月初，第7軍再克德安，第4軍攻占馬回嶺，兩軍又在德安南麵的九仙嶺擊潰孫軍二個師，截斷了南潯鐵路。九江、永修、樂化等地孫軍見勢不妙，紛紛潰逃，在滁槎附近被殲1.5萬人。11月8日，北伐軍再度攻克南昌。孫傳芳此時在江西的主力部隊10餘萬人，除少數逃往皖南和江浙外，絕大部分被殲滅，孫傳芳本人從九江乘軍艦逃往南京。蔣介石遂率北伐軍總司令部進駐南昌。

　　在福建戰場上，聽命於孫傳芳的福建軍務督辦周蔭人，轄四個軍共3萬餘人，為策應江西作戰，趁國民革命軍主力北伐遠征廣東兵力薄弱時機，親率大軍南下，分三路進攻廣東。10月上旬攻占蕉嶺、鬆口、饒平地區，在永定設立行營。為了粉碎周蔭人進攻廣東的企圖，何應欽指揮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3師和第14師主力襲擊周部後方，一舉攻占永定行營。此時，在北伐革命的影響下，周部占據蕉嶺第2軍的兩個師宣布起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7軍，配合國民革命軍其他部隊奪回鬆口，殲滅周部的第3軍。

　　迫使周部第4軍和第2軍殘部退往長汀。10月下旬，國民革命軍第7軍由上杭沿汀江兩岸向北推進，在由贛入閩的第14軍第2師配合下進占長汀。在此期間，獨立第4師等部隊一路北進相繼占領漳州、泉州、蒲田、永泰等市鎮，逼近福州。12月初，自贛東入閩的第2軍第6師進占建甌，切斷了閩、浙孫軍的聯係。孫傳芳部駐閩海軍起義，駐福州的1個旅投誠，國民革命軍於12月9日不戰而下福州。周蔭人率殘部逃往浙江，福建全省遂被國民革命軍占領。

　　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取得重大勝利的同時，退守綏遠一帶的馮玉祥國民軍，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於1926年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宣布參加國民革命。馮玉祥加入國民黨並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

　　1927年1月，國民革命軍總部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研究下一步作戰方針，決定首先攻取杭州、上海，擊破孫傳芳主力，然後會師南京。根據上述計劃，北伐軍編為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東路軍仍以第1軍為主，由何應欽為總指揮，轄6個縱隊，由江西東部和福建北部進入浙江，進攻杭州、上海；中路軍以第3、第6、第7軍為主，由蔣介石兼總指揮，下轄江右軍和江左軍。程潛指揮江右軍3個縱隊，由贛北入皖南，策應東路軍作戰。李宗仁指揮江左軍3個縱隊，由鄂東向皖北，阻止直魯聯軍南下，相機奪取蘇州、合肥；西路軍以第4、第8軍為主，由唐生智為總指揮，轄4個縱隊，以部分兵力鞏固武漢，以第8軍主力挺進豫南，控製京漢鐵路南端，牽製河南之敵。另設總預備隊，由朱培德任指揮官，主力在南昌，一部在九江，策應全局作戰。

　　1月上、中旬，新改編的國民革命軍第26、第19軍先後在富陽和寧海之戰中失利。

　　東路北伐軍為打破三麵受敵的被動局麵，從1月27日起，由衢州兵分3路開始東進，先後占領蘭溪、金華、桐廬、諸暨等地，於2月18日占領杭州，21日占領寧波。孫傳芳在浙江的殘部向淞滬潰逃。浙江全境為北伐軍平定後，蔣介石即任命其隨員擔任了浙江的軍政要職。繼福建之後，浙江又完全被蔣介石控製。

　　在安徽方麵，由於孫軍中王普、陳調元部起義，中路軍未經戰鬥便順利進駐安慶、蕪湖。在江蘇方麵，中路軍的江左軍由長江北岸指向臨淮、蚌埠；江右軍由蕪湖以東分三路直取南京。3月23日，第6軍攻占南京。這時東路軍也進抵上海附近，同日，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解放了上海市，北伐軍得以順利進駐上海。至此，孫傳芳的五省聯軍徹底潰敗，殘部由揚州退往淮陰、泰州一帶。

　　漢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展，中國革命的中心由廣州轉移到了武漢。1926年12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在武漢成立，代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職權。1927年1月1日聯席會議正式辦公。

　　1日至3日，武漢10多萬市民連續舉行盛大集會，慶祝北伐勝利和國民政府遷都武漢。3日下午，當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宣傳隊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漢關碼頭講演時，英國水兵登岸幹涉，竟用刺刀驅逐宣傳隊員和聽講群眾，當場刺死我海員一人，刺傷幾十人，製造了漢口慘案。4日在劉少奇等主持下，武漢農工商學各界200多團體500名代表舉行緊急聯席會議，議決對英鬥爭八項條件，要求武漢國民政府責令英國領事賠償死傷同胞損失，交出行凶水兵，撤退停泊在武漢江麵的英國軍艦，拆毀英租界的水袋、電網，解除租界巡捕的武裝，由國民政府管理租界；否則即敦請武漢政府封鎖和收回英租界。當日，武漢國民政府代表徐謙、孫科等宣布完全接受各界聯席會議提出的交涉條件，表示政府與人民“完全一致”，一定為人民“報仇雪恥”。5日，武漢各界400多團體30萬民眾舉行反英大會；大會在李立三等主持下通過了聯席會議的八項條件；會後，群眾冒雨遊行，衝入英租界，摧毀了租界內的沙包、電網，驅逐了英國巡捕，奪回了英租界。同日，武漢國民政府議決設立以外交部長陳友仁為主席的“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主持租界的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接管了漢口英租界。

　　1月6日，九江也發生英國水兵槍殺中國工人和英艦開炮挑釁事件，九江工人和各界民眾幾萬人奮起占領了英租界，迫使英國水兵退回軍艦。次日，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派人到九江交涉，並於10日成立了“九江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武漢國民政府代表陳友仁在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在與英國駐華公使阿馬利的談判中嚴詞拒絕了對方提出的恢複租界原狀的無理要求，頂住了英國政府企圖調派軍隊來華的武力威脅，終於迫使阿馬利分別於2月19日、20日在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協定上簽了字，正式承認將漢口、九江英租界歸還中國。

　　漢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是中國人民近百年反帝鬥爭史上的一個壯舉，有力地推動了全國反帝鬥爭的進一步高漲。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在反帝鬥爭高漲的同時，全國工人運動也蓬勃開展。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為配合北伐的勝利進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成為這一時期工人運動的高潮。

　　1926年10月，當孫傳芳的主力大部投入江西戰場，上海兵力空虛和浙江省長夏超宣布獨立並率部進軍上海時，中共江浙區委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由於準備工作不充分和夏超部被孫傳芳擊敗，起義遭到失敗。

　　1927年2月，北伐軍先頭部隊到達嘉興。上海總工會於19日組織全市工人總同盟罷工，幾天內罷工工人增加到三四十萬。21日，中共江浙區委決定將總罷工轉為武裝起義。工人們同反動軍警展開了激烈的巷戰，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進入嘉興的北伐軍白崇禧部在蔣介石命令下按兵不動，起義又遭失敗。

　　第三次武裝起義由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江浙區軍委書記周恩來擔負領導。周恩來和江浙區委領導人羅亦農、趙世炎和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王壽華等進行了一係列十分周密的準備和部署，建立有嚴密組織的5000人的工人武裝糾察隊，進行秘密訓練，作為起義的骨幹力量；成立起義總指揮部和各級指揮部，派人詳細偵察敵情，製定統一指揮、分區作戰的起義計劃。3月11日，鐵路工人首先罷工，破壞了直魯聯軍張宗昌運兵上海的計劃。20日北伐軍白崇禧部進至上海西南郊龍華，上海守敵惶恐不安。周恩來等決定發動第三次起義。21日上海總工會下達總同盟罷工命令，全市各行業80萬工人立即響應，罷工迅速轉入武裝起義。工人糾察隊按預定計劃占領電廠、自來水廠、電話局、電報局、火車站等要害部門，攻占了警察署和兵營。起義開始後，上海總工會曾派代表到龍華，要求白崇禧迅速攻占上海，但白崇禧繼續執行蔣介石命令按兵不動。上海工人階級依靠自己的力量，經過30多小時的浴血奮戰，於22日下午占領了上海市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區，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起義勝利後，召開了由全市工商學各界代表參加的市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委員會”，決議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充分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英雄氣概，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這次勝利不僅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也為世界工人階級的武裝起義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幹涉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迅猛發展，嚴重衝擊著帝國主義在華統治。從1926年9月上旬起，英、日、美、法等國紛紛增調大批軍艦來華，企圖幹涉中國革命。長江中下遊地區是英國在華殖民利益較為集中的區域，因而，英帝國主義便成為幹涉中國革命的急先鋒。

　　北伐軍兵臨武漢時，英國便資助吳佩孚大批軍火，並炮轟北伐軍。9月5日，又借口川軍楊森扣押撞沉中國木船的肇事英輪，炮轟萬縣城，造成中國軍民1000餘人傷亡和重大財產損失。1927年1月，英水兵又先後在漢口、九江製造“一三”和“一六”慘案，激起中國人民反英怒濤，起而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這期間，英國報刊連篇累牘地製造“武裝幹涉”中國革命的輿論。英國政府還曾極力拉攏日、美、法等國，以圖實現各國聯合武力幹涉。由於武漢政府采取分化帝國主義聯合戰線，孤立、打擊英帝國主義的策略。日、美、法等國從各自在華利益出發，暫時沒有響應英國武裝幹涉中國革命的倡導，而主要采取積極拉攏蔣介石，分化革命統一戰線的“和平幹涉”手段破壞中國革命。

　　1927年3月，北伐軍向長江下遊迅速進軍，威脅到列強各國在蘇、浙、滬地區的殖民利益。停泊南京江麵的英、美、日艦隊指揮官密訂“聯合警備計劃”，準備派陸戰隊上岸協同“保護僑民”。23日晚至24日，北伐軍第二、六軍攻入南京城時，直魯聯軍潰兵和地痞流氓乘機大肆搶掠，劫禍波及英、美、日領事館和外僑住宅，造成6名外國人死亡。24日下午3點，停靠在下關江麵的英美軍艦以此為借口，悍然炮轟南京城，造成北伐軍官兵及和平居民傷亡2000餘人的重大損失。這就是帝國主義武裝幹涉中國革命製造的南京慘案。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於1927年3月26日一到上海，便立即和集中在那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大買辦、大地主和幫會流氓頭子會麵，策劃反革命政變。帝國主義答應以駐紮在上海的2萬多軍隊幫助蔣介石，並通過租界為蔣介石提供一切便利；上海的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為蔣介石籌集了巨額資金；以黃金榮、杜月笙為首的幫會勢力作出了組織大批打手的保證。同時，蔣介石將上海、南京的一部分同情革命的北伐軍繳械或調離，另調新收編的舊軍閥部隊進駐上海市區。4月初，蔣介石和李濟深、李宗仁、黃紹竑以及吳稚暉、張靜江等召開反共的秘密會議，由吳稚暉提出“舉發中國共產黨謀叛呈文”，誣稱共產黨“叛逆有據”，要求蔣介石給以“非常緊急處置”。4月1日，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當日蔣介石向汪精衛提出趕走鮑羅廷和分黨兩件事情。隨後，汪精衛與蔣介石舉行秘密會議，蔣介石等主張立即以暴力手段“清黨”，與此同時，蔣介石下令製止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的成立，指使吳稚暉等人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篡奪了上海工人起義的勝利果實；並派流氓地痞監視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同時又虛偽地“擔保不繳”工人糾察隊的一槍一械，還給總工會送去了“共同奮鬥”的橫匾以麻痹群眾。

　　在這緊急時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表現了嚴重的右傾，他不但沒有任何應變的精神準備，反而於4月5日同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聲稱“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是“謠言”，要求革命群眾“不聽信任何謠言”，同蔣介石之流“互相尊敬”、“開誠合作”。這個宣言完全掩蓋了蔣介石的陰謀活動，解除了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裝。

　　4月11日，蔣介石下達“清黨”的命令。當天深夜，帝國主義軍隊越過租界，搜查、拘捕共產黨員和革命工人1000多人，轉交給了蔣介石。12日淩晨，全副武裝的青洪幫流氓打手佩帶“工”字號袖章，冒充工人糾察隊，襲擊各工人糾察隊。蔣介石布置好的反動軍警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收繳了糾察隊的槍械；又指使流氓、黨棍占據上海總工會，查封工會組織，捕殺工人領袖和革命群眾，僅工人糾察隊員就死傷300多人。當天，上海總工會發出全市總同盟罷工命令。13日，上海10多萬工人在閘北青雲路廣場集會，抗議蔣介石的反動暴行；會後，群眾高呼“還我武器”、“打倒新軍閥”的口號到寶山路遊行請願，途中遭到預先埋伏在那裏的蔣介石軍隊的襲擊，當場犧牲100餘人，傷無數。時值大雨，寶山路上血流成河。

　　和蔣介石訂有密約的廣東軍閥也於4月15日在廣州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反動軍警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住宅，解除了黃埔軍校和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江蘇、浙江、福建、四川、廣西等地也相繼發生反革命政變。

　　4月15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所謂國民黨中央執、監委會議，另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4月18日成立了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的南京“國民政府”。

　　在四·一二政變前後，北方奉係軍閥也與蔣介石遙相呼應。4月6日張作霖在帝國主義公使團的支持下，不顧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竟派軍隊包圍、襲擊北京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範鴻吉力、張挹壯等35名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使館工作人員。28日又以殘酷的絞刑殺害了李大釗等20人。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偉大先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鞠躬盡瘁，為第一次國共合作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的犧牲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

　　馬日事變由於中外反動勢力的壓迫，武漢國民政府在汪精衛把持下迅速右轉。1927年4月底，國民黨中央應汪精衛要求組織特別委員會，專門查辦所謂過激言論；5月8日，武漢政府發布通告，不準工農團體舉行集會和遊行；20日，國民黨中央發布《保護公正紳耆訓令》，誣蔑農民鬥爭地主是“擾亂”秩序，要求各級黨部予以“製裁”。22日，汪精衛下令製止赤化運動，揚言要逮捕工會和農會領袖。

　　武漢政府的右傾，助長了從湘贛鄂各地逃到武漢的土豪劣紳和右派對工農運動的惡毒攻擊；駐紮在兩湖地區的國民革命軍中的反動軍官也日益公開反共和反對工農運動。5月17日，獨立14師師長夏鬥寅勾結四川軍閥揚森在宜昌叛變，並乘虛進襲武漢。

　　隻是由於北伐軍第11軍第24師師長兼武漢衛戍司令葉挺率部前往鎮壓，才擊潰了叛軍。

　　5月21日，在武漢政府所轄第35軍軍長何鍵的慫恿下，駐守長沙的該軍第33團團長許克祥也發動叛亂，搗毀了湖南省總工會、農民協會、農講所、國民黨省黨部等20多處機關、團體，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的武裝，釋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紳，肆意捕殺共產黨人和工農運動領袖，這就是馬日事變。事變後，許克祥組織“救黨委員會”，宣布擁護南京國民政府。馬日事變成為汪精衛、蔣介石公開合流的信號。事變發生後，中共湖南省委曾計劃組織長沙周圍各縣農軍圍攻長沙，但由於陳獨秀反對而未能實現。

　　5月27日，第3軍軍長兼江西省省長朱培德也在江西開始“遣送”共產黨人，封閉工會、農會，解除工農武裝。

　　七·一五政變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共產國際執委會於5月作出中國問題決議案，即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危局的方針、政策，主要是：發動農民沒收地主土地；改組國民黨領導機關；動員2萬黨員、5萬工農組編新軍隊；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陳獨秀等人認為指示中的各項任務都無法執行；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對指示也沒有采取積極措施，甚至將這一指示的副本交給了汪精衛，成了汪精衛集團叛變的一個“借口”。6月10日，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等人與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就分共問題達成協議，即唐生智所部調回武漢鎮壓工農運動，河南交國民軍駐防。隨即，武漢國民黨中央政府委員會密令嚴查各地共產黨機關，武漢政府也於17日免去鮑羅廷、加倫等蘇聯顧問職務。19日，馮玉祥到徐州和蔣介石等南京國民黨首領舉行會談。會後，馮玉祥致電汪精衛，主張寧漢合作，共同反共。馮玉祥還在國民軍及其管轄地區開始遣送共產黨人。

　　麵對武漢政府的日益反動，陳獨秀拒絕黨內的正確主張，繼續實行妥協退讓政策。

　　6月30日，中共中央舉行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國共兩黨關係的決議，完全犧牲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工農武裝，企圖以投降式的讓步來拉住汪精衛。陳獨秀的錯誤遭到黨內不少同誌的批評。7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農民自衛軍應該上山，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成立了由張國燾、周恩來、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停止了陳獨秀在中央的領導工作。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的宣言，公開揭露汪精衛集團出賣革命、違背孫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撤出了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第二天，宋慶齡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在漢口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宣布退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同孫中山事業的叛徒們徹底決裂；隨即離開武漢經上海前往蘇聯。在此之前，國民黨另一位左派代表鄧演達於6月30日化裝成查電線工人離開武漢，後與蘇聯顧問一起到達莫斯科。他在給國民黨中央的告別信中斥責了汪精衛集團的反共反人民行徑，憤然辭去了在國民黨中的一切職務。

　　7月14日晚，汪精衛召開秘密會議，確定“分共”計劃，15日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公開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產黨決裂。隨後在武漢地區對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進行瘋狂的大屠殺。

　　七·一五汪精衛集團的叛變，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最後破裂和國民革命的最終失敗。

　　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2月2日至7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議通過黨務、政府及軍事組織方麵的議案20餘項，主要內容：（1）整理黨務。規定各級黨部一律暫停活動，由中央派人組織黨務指導委員會，對黨務進行考察、訓練和重新登記。開除並撤銷譚平山、林祖涵、鄧演達等共產黨員和革命者的黨籍和職務，停止聯俄政策。（2）改組國民黨中央機構。改選了中央執、監委員會，選舉蔣介石、譚延闓等5人為中央常委。保留中央政治會議及各地分會。蔣介石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別任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政治分會主席。（3）改組國民政府。改選了國民政府委員、常委，譚延闓任國民政府主席。規定國民政府受國民黨中央指導及監督，掌理全國政務。

　　選舉產生軍事委員會，作為國民政府軍政最高機關、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節製指揮”陸海空各軍。二屆四中全會全麵背叛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為國民黨蔣介石建立專製獨裁統治奠定了基礎。

　　第二次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政權的覆滅在國民黨第二屆四中全會上，各派勢力為爭權奪利，互相勾結又互相排斥。北京政府的張作霖趁南方混亂之機，在北方發動了對閻錫山、馮玉祥兩部的征討作戰。1月24日，張作霖在北京召開軍事會議，部署了討伐閻、馮的作戰方案，決定以楊宇霆為第4方麵軍軍團長兼大元帥府參謀長；以張學良任京漢線總指揮；以張宗昌為津浦線總指揮；以孫傳芳為魯西總指揮。同時，還研究製定了阻止國民黨軍北進的方案。其要點是對京漢、津浦采取攻勢防禦，對正太路、魯西一帶取攻勢。閻、馮為了解救北方危急，呼籲國民黨軍隊共同討奉。蔣、馮、閻、李4派為共同完成對奉係的北伐，取得暫時統一。二屆四中全會結束後，蔣介石掌握了全國軍政大權，整編了所有國民黨的軍隊。2月9日，蔣介石視察徐州，改編了第1集團軍，自謙總司令，並舉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師大會”；19日，改編國民革命聯軍為第2集團軍，馮玉祥為總司令；改編北方國民革命軍為第3集團軍，閻錫山為總司令；後又將兩湖及兩廣各軍改為第4集團軍，李宗仁為總司令。改編後的國民革命軍共4個集團軍，約27萬餘人。其兵力部署是：以何應欽留守南京；第1集團軍沿津浦路北進；第2集團軍沿京漢路北進；第3集團軍出京綏路，會師北京；第4集團軍一部留守南方，一部為北伐軍預備隊。

　　4月5日，蔣介石在徐州再次誓師北伐。4月7日，蔣下達北伐軍總攻擊命令，蔣方分由津浦路正麵的海州、歸德、曹州、濮陽；京漢路正麵的井陘、五台、雁門等地出動，壓向張作霖控製的冀、魯、察3省腹地。戰線北起晉北的偏關，東迄蘇北的海州，綿亙1000多公裏。4月29日，第1、第2集團軍一部抵達濟南近郊，第2集團軍主力到達東阿、平陰以北地區，西翼占領肥城，形成三麵包圍濟南的態勢。張宗昌見濟南難守，於30日晚渡過黃河向北逃跑。孫傳芳也於5月1日清晨離開濟南北逃。5月1日上午10時，北伐軍進入濟南。當日晚，蔣介石率總司令部到達濟南城，在舊督署設立總部，並委派方振武兼任濟南衛戍司令。

　　正當蔣軍陶醉於勝利進入泉城的歡樂時，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阻止北伐軍繼續北伐，製造了聞名中外的“濟南慘案”。5月3日上午，日軍司令部下達了向蔣軍進攻的命令。

　　侵入濟南的日軍選擇了駐在五大馬路緯一路廣東會館的國民黨第40軍3師7團的2個營為攻擊目標，乘該部團、營長均去師部開會之機突然發起攻擊。蔣軍因沒有長官指揮，猝不及防，損失慘重，其中第2營全部被日軍殲滅。第7團團長聞訊後不敢組織反擊，丟下全團官兵倉皇而逃。40軍的第92師因被定為濟南衛戍部隊，進行英勇反擊，壓倒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日軍師團長福田派員去見蔣介石，逼迫蔣介石下令停火。威脅如不停火，中日將全麵開戰。蔣畏日如虎，立即派出由10名參謀組成的傳令班，打著白旗，命令部隊停止對日軍還擊。日軍借濟南事件為名，大肆殘殺濟南軍民，據事後不完全統計共有3652人被殺害。日軍的暴行引起了全中國人民抗日的高潮，但蔣介石卻妥協退讓，下令部隊撤出濟南，繞道北伐。

　　在此期間，京漢路上，馮玉祥率第2集團軍，除派孫良誠方麵軍協助第1集團軍在山東方向攻打張宗昌、孫傳芳部外，其主力於4月6日對直南奉軍開戰。奉軍此時將晉軍逼回山西後，抽出其精銳部隊對豫北的馮玉祥部作戰。雙方你爭我奪，在彰德附近激戰20餘天。至月底，由於閻錫山晉軍再次出山向京漢路運動，奉軍恐後路被截斷，乃主動後撤。5月1日，奉軍全線撤退。濮陽、觀城的直、魯聯軍也於2日通走。馮部乘勝全線追擊，3日收複邢台，5日收複大名。

　　在京綏路方向，奉軍於4月初率先對閻錫山的第3集團軍兵分三路發動進攻：北路由靈丘進攻繁峙；中路由龍泉關進攻懷台；南路由井陘進攻娘子關。由於奉軍先發製人，晉軍一度被逼回山西。當馮玉祥部在彰德進攻受阻，戰事危急時，曾向閻屢電求援。

　　4月底，閻命令第12軍軍長任右路軍總指揮徐永昌率右路軍部分兵力出娘子關與奉軍作戰。同時又命右路軍副總指揮楊愛源率第2、第3聯軍沿滹沱河東下，於5月8日攻占平山，後又連續攻占靈壽、行唐等地，威脅奉軍後路，迫使攻擊彰德的奉軍解圍北逃。

　　閻錫山率晉軍總部於5月9日占領石家莊。

　　5月16日，馮玉祥部也到達石家莊，閻、馮會晤後決定：馮部向京漢路以東發展，以策應津浦路方向的作戰；閻部兵分兩路，右路由閻親率，沿京漢路正麵北進，另一路由左路總指揮商震率領沿京漢路以西地區前進。5月31日，閻錫山所部晉軍占領保定，打開了通往北京的門戶。

　　這時，津浦線的孫傳芳、張宗昌部已退到滄州，蔣介石、馮玉祥率第1、第2集團軍已渡過黃河，深入直隸腹地；京漢線上，閻錫山、白崇禧的部隊已越過保定；京綏線奉軍張作相部已退至京西懷來；此時日本又借口保護在華僑民占領濟南，並在南滿增兵；6月1日，北伐軍又攻占滄州，由津浦大舉向京津推進。這時，京漢、京綏方向各集團軍先後占領邯鄲、保定、石家莊、大同、張家口等地，對張作霖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壓力。張作霖見北伐軍大兵壓境，敗勢難免，為保存實力，於6月1日下令停戰議和，3日退出北京，並聲言為避免牽動外交，決定將其第3、第4、第5、第7方麵軍撤回關外。4日，南京政府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司令，8日，閻令其部下商震進城接收。10日，閻去天津接收。冀、察、綏3省遂落於閻錫山之手。至此，國民黨南京政府組織的第二次北伐戰爭結束。15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統一告成。北洋軍閥政權覆滅。

　　國民黨實現全國統一1928年春，南京政府的北伐部隊逼近了由奉係軍閥張作霖控製的京、津地區，直接威脅到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殊利益。日本帝國主義一麵支持張作霖，並直接出兵山東，製造“濟南慘案”，破壞南京政府的“統一”戰爭；一麵又向張作霖施加壓力，提出解決“滿蒙懸案”，兌現“二十一條”和西原借款的條款，並威逼張作霖及其軍隊退回東北，承諾把東北從中國本土肢解出去，置於日本勢力控製之下的要求。

　　張作霖在全國反帝浪潮的衝擊下，未能滿足日本在東北築路、開礦、設廠、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並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還有所抵製。在築路等問題上還接受英、美貸款，使英美資本勢力，伸入東北，以牽製日本，這使日本大為惱火。

　　5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向張作霖和南京政府外交官黃郛、王正廷分致“覺書”聲明，“戰爭如進展至京、津，其禍亂或及於滿洲之間……或將不得已而采取適當而且有效之措施”；並威脅張作霖“將來奉軍敗兵如經山海關，日兵須將其繳械”。同時，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移入奉天省城，部隊在錦州、榆關一帶加緊布防，並揚言，不許任何軍隊進入東北。

　　在這種形勢下，張作霖召集會議研究對策。5月25日，張作霖答複日本“覺書”，表示“東三省及京、津為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反對日本政府幹涉中國內政。同時決定率軍退出北京，撤回東北，並向日方提出，因已不再與國民黨軍作戰，不需補充軍費，所以取消《吉敦鐵路延長墊款合同》，這更激怒了日本關東軍。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派人在南滿鐵路和京奉鐵路的交叉點皇姑屯的鐵橋下下麵預先安放炸藥，準備暗殺張作霖。

　　6月2日，張作霖發表“出關通電”。6月3日淩晨；張作霖一行30多人乘專車離開北京。6月4日晨，當專車行至沈陽附近皇姑屯時，張作霖被炸，很快斃命。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手製造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接到奉天督府“立即返奉”的電報，巧妙地避開了日軍的封鎖，悄然化裝返回沈陽，就任東三省保安司令。

　　7月1日，張學良頂著日本方麵的重重壓力，通電宣布與南京方麵停止軍事行動，決不妨礙統一。

　　經過半年的曲折鬥爭，張學良衝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於1928年12月29日毅然通電全國，稱：“仰承先大元帥遺誌，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是日起，東三省及熱河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和居民拋棄代表北洋軍閥統治的紅、黃、蘭、白、黑五色旗，而一律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30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

　　東北改旗易幟，一方麵使張學良由北洋係的舊軍閥一變而成為國民黨的新軍閥，從而把自己的命運和南京國民政府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另一方麵，他的毅然歸順中央，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挫敗日寇策劃東北獨立的陰謀，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此之前，新疆的楊增新迫於形勢，於6月11日通電表示服從南京國民政府，20日，成立了新疆省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委任楊增新為省政府主席。7月19日，熱河湯玉麟也通電擁蔣，宣布易幟。

　　新疆、熱河、東北改旗易幟，標誌著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了全國。

　　南昌起義大革命的失敗和國民黨新軍閥的大屠殺使中國共產黨人痛定思變，決心拿起槍杆子，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新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在決定發動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不久又決定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為了加強對南昌起義的組織領導使起義獲得成功，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作為起義最高領導機構，指定周恩來為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

　　在中國共產黨準備南昌起義的同時，汪精衛集團也加緊了反共活動。7月24日，汪精衛、孫科等人到達廬山，召集了有第2、第5兩個方麵軍高級軍官參加的秘密會議，策劃軍隊中的“清黨”，協謀解除葉挺、賀龍的兵權。時任第4軍參謀長的共產黨員葉劍英得此情況，星夜下山趕到九江麵晤葉挺。在此危急關頭，葉挺、賀龍、葉劍英、高語罕、廖乾吾等人在甘棠湖的一隻小船上商定：葉、賀不去廬山開會；葉挺率領第11軍第24師、賀龍率領第20軍分別於25日和26日乘火車開赴南昌。會後，葉挺、賀龍置張發奎電令於不顧，毅然率部開進南昌，起義軍完成了集結。到7月底，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劉伯承、譚平山、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郭亮、毛澤覃、高語罕、廖乾吾、周逸群、方維夏、彭澤民、張曙時等中共幹部相繼抵達南昌，為起義進行緊張的準備工作。廣東北江農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和何香凝辦的婦女訓練班部分學員也相繼趕到南昌。

　　7月27日，周恩來抵達南昌與先期潛回的朱德會合。當日，中國共產黨前敵委員會正式成立。前委對有關起義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作出了如下決定：因準備工作不及時，起義日期由28日推遲到30日；在其他起義領導人趕到南昌之前，由周恩來、葉挺負責起義的組織工作，譚平山、韓麟符等負責籌備革命政權。起義即將舉行的前一天，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的張國燾從九江接連發來兩封急電，說：“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候他到再決定”。張國燾是作為中央代表到南昌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南昌起義複電的。共產國際的複電說：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把軍隊中的同誌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周恩來接電後經同前委成員商議，果斷決定暴動決不能停止，一切準備工作繼續進行。30日上午，張國燾到達南昌，前委即開擴大會議。前委擴大會議激烈爭論數小時，因張國燾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決定問題。31日晨，再開前委擴大會議。此時，因葉、賀未上廬山開會，張發奎來電說8月1日陪同汪精衛、孫科技南昌。此種情況下，張國燾被迫表示同意起義。前委決定，起義於8月1日淩晨4時舉行。根據前委決定，起義部隊加緊了起義前的直接準備。葉、賀兩軍分別召開了團以上軍官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和前委的起義決定與命令；各團、營受領了任務，並處罰了反動軍官；部（分）隊製定了戰鬥方案。中共江西省委召開了黨、團和工人活動分子會議。是日晚9時許，第20軍一個副營長到第5方麵軍警衛團告密，為保證起義的突然性，前委決定提前兩小時發動起義。

　　1927年8月1日淩晨2時，賀龍指揮的第20軍，葉挺指揮的第11軍第24師，以及第5方麵軍第3軍軍官教導團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兩個保安隊，按照前委的部署和作戰方案，突然向預定目標發起攻擊，打響了土地革命戰爭的第一槍。

　　經過激烈戰鬥，到清晨6時，南昌城內的守軍全部肅清。起義軍共殲守軍3000餘人，繳槍5000餘支，子彈70多萬發，山炮、平射炮和迫擊炮數門。還打開監獄，救出100多名群眾。

　　8月1日上午，前委以特別委員會名義，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葉挺向會議報告了起義經過。會議議決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革命委員會為闡明起義的宗旨和綱領，發表了一係列重要宣言、文告。如《中央委員宣言》、《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宣言》、《葉挺告第二方麵軍同誌書》。革命委員會決定：吳玉章任秘書長，劉伯承任軍事參謀團參謀長，郭沫若任宣傳委員會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任財政委員會主席，張國燾任農工運動委員會主席，張曙時任黨務委員會主席，李立三任政治保衛處長，薑濟寰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決定南昌起義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第2方麵軍番號，任命賀龍兼代方麵軍總指揮。

　　這次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次響亮的回答，它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戰爭新時期的開始。起義保存下來的一部分部隊，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骨幹之一。8月1日，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

　　起義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南昌各界群眾。8月2日，數萬南昌群眾舉行慶祝南昌起義勝利和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會後廣大青年踴躍參軍，僅報名的學生就多達600餘人。

　　南昌起義後，國民黨汪精衛集團急令張發奎、朱培德等率部向南昌進攻。中共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計劃，率領起義軍南進，先攻占廣東的東江地區，以發展革命力量，並接受外援，待實力充實後攻取廣州。

　　起義軍南下途中接連打敗圍追堵截之敵，但在廣東湘、汕地區，遭到國民黨優勢兵力的圍攻，起義軍浴血奮戰，傷亡慘重。10月3日，中共前委、革命委員會率部向海陸豐撤退途中，被國民黨軍攔腰截為兩段。起義軍大部潰散，一部被國民黨軍張望收編，餘部1200人在董朗、顏昌頤帶領下到達海陸豐，改編為紅軍第2師，加入了東江地區的武裝鬥爭。中共前委與革命委員會成員，輾轉到香港。

　　朱德指揮第25師和第9軍一部由三河壩撤出戰鬥後，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幾經轉戰，到達湖南南部。

　　八七會議為了挽救中國革命的危機，徹底清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決定今後中國革命的行動方針。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

　　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會上聽取了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就《告全黨黨員書》草案主要內容所作的報告和瞿秋白關於黨的新任務的報告；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在會上作了發言；會議通過了《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文件。

　　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徹底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製定了新的政治路線。會議主要內容是：

　　第一，堅決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全黨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提高了全黨的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

　　會議成立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有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李維漢等9人；候補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等7人。8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三人為常委。

　　第二，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革命基礎比較好的地方發動秋收起義，“奪取鄉村政權”，組織革命委員會，向反動勢力進攻。

　　第三，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的方針。

　　八七會議是中共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會議。它清算和結束了共產黨內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明確了黨在新時期的鬥爭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上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力中心內容的新的階段。

　　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派出許多幹部到各地傳達會議決議，恢複和整頓中共各級組織，執行暴動政策，準備武裝起義。毛澤東回到湖南籌劃秋收起義事宜，湖南省委還根據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決定：集中力量，將原來計劃的湖南全省暴動改變為先在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七縣暴動；起義打出共產黨旗幟，由共產黨獨立領導起義，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負責將修水、銅鼓、安源的武裝力量編成工農革命軍第1師，毛澤東任師長，率該師會攻長沙；成立以易禮容為書記的行動委員會，負責組織湘中七縣農民起義，配合工農革命軍第1師在長沙工人起義策應下，奪取長沙；由何資琛到嶽州（今嶽陽）發動農民起義，並負責與鄂南農民起義聯絡；彭公達到漢口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

　　9月初，毛澤東抵達湘贛邊界安源、銅鼓地區後，即刻開展了起義的組織準備。按照湘中起義計劃，參加起義的主要武裝力量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正規部隊，即沒有趕上南昌起義的原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第2方麵軍警衛團（亦稱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中共黨員盧德銘任團長，該團轄四個營，約2000人，戰鬥力較強。另一部分為工農武裝，上述兩部分武裝力量共約5000人。毛澤東先到安源，向當地中共黨組織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起義的決定，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前委會議著重討論、確定了起義武裝的改編、番號、行動計劃、部署等問題。確定：任命餘灑渡為工農革命軍第1師師長；餘賁民領導3個團：第1團由警衛團大部、平江工農義勇隊、鄂南崇通農軍編成，鍾文璋任團長；第2團由永、安、蓮農軍和醴陵部分農軍編成，王興亞任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