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三卷）

第二章 民國（二）

　　5月19日，北京學生再次舉行罷課，連同中等學校，罷課人數達2.5萬人。學生們組成“十人團”，上街講演，宣傳反帝愛國；展開廣泛的抵製日貨、提倡國貨活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同時發行《日刊》，組織護魯義勇隊等。

　　運動的矛頭直指日本帝國主義。日本駐華使館多次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取締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日本駐華艦隊頻繁調動，進行軍事恫嚇；京、魯兩地的日軍及各地日本浪人也多方尋釁，妄圖製造事端。英、美、法等國駐華公使也聯合向北洋政府施加壓力。

　　北洋政府順從帝國主義的旨意，加緊了對學生運動的鎮壓。6月1日，北洋政府發布命令，公然為賣國賊辯解，誣蔑學生的愛國運動是“越軌”。6月3日，數百名學生不怕威脅，繼續上街講演。反動軍警逮捕了170餘學生；4日，學生們加倍行動，又有700餘人被捕；5日，數千名學生湧上街頭，很多人身背行李，作了入獄準備。

　　與此同時，天津、上海、長沙、南京、濟南、武漢、成都、廣州、杭州、蘇州以及安徽、江西、山西、河南、陝西、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學生也相繼舉行罷課和遊行示威，支持北京學生的正義鬥爭。全國各地學生勇敢地走在了愛國運動的前頭，他們的愛國熱誠，喚起了各階層民眾，匯聚成了中國曆史上空前規模的革命洪流。

　　大逮捕，引起了全國各界的極大震動。6月5日，上海日資內外棉紗廠工人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印刷工人開始舉行罷工；同時，上海商界宣布總罷市；在這之前，上海學生已於5月26日實行總罷課。這樣，上海人民的“罷”鬥爭實現了。運動進入到新階段，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到上海，運動的主力由學生轉為工人。

　　上海人民的罷鬥爭受到中外反動派的破壞和鎮壓。淞滬警察廳按照北洋政府司法部的急電出示布告，聲明要追究、查辦罷工工人；反動軍警肆意毆打、拘捕上街宣傳的學生，強迫商店開門。帝國主義租界的巡捕和商團也紛紛出動，驅趕愛國群眾。

　　6月9日和10日，上海工人罷工達到高潮。繼紡織、造船、機器、製造、卷煙、造紙等行業工人罷工後，上海海員和滬寧、滬杭、淞滬鐵路工人也開始罷工。至此，上海罷工的工廠企業有50多個，人數達萬。整個上海陷於癱瘓。在上海工人的帶動下，罷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國。京奉鐵路唐山工人，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先後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江、天津、南京、濟南、長沙、武漢、杭州以及些中小城市的工人和各界民眾也相繼舉行各種形式的反帝愛國活動。這樣，運動突破了愛國學生圈子，發展成為有廣大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22個省的150多個城市。

　　全國人民空前規模的鬥爭，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嚴重威脅著北洋軍閥的統治。6月5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釋放了被捕學生；10日又被迫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個賣國賊的職務。同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11日，總統徐世昌也提出辭職。這是全國人民共同鬥爭的勝利成果。上海各界民眾於12日集會遊行，慶祝這初步勝利。

　　但是，鬥爭並未結束。6月17日，北洋政府電令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拒簽和約成了運動的又個主要目標。19日，山東各界請願團到京，先後在總統府和國務院前請願，代表們冒雨跪在新華門前。23日，請願團代表晉見徐世昌，聲淚俱下，表達了山東人民拒簽和約的強烈要求。山東人民的請願活動得到全國各界的強烈響應和支持。27日，天津、山東、北京、陝西等地代表在京聯合請願；同日，全國學聯和上海各界人士召開拒簽和約的萬人大會。據統計，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接到的拒簽和約通電7000份，通電致警告代表團“如違民意，當與曹、章、陸同論”。旅居法國的華僑和留學生於6月28日包圍了中國代表團住所。中國代表隻得聲明“山東不保留，和約不簽字”。

　　至此，運動的直接鬥爭目標實際了，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

　　愛國運動在中國革命曆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

　　首先，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毛澤東指出：“運動的傑出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運動之所以具有這種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從時代特點來看，運動發生在十月革命之後，這時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再成為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部分，而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部分。

　　運動後的中國革命已不同於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其目標已不是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從運動的階級陣容看，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工人階級在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度自覺的愛國主義精神，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堅決性和徹底性，都說明中國工人階級已經開始走上領導中國革命的階梯。從指導思想看，運動已經有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這些人所依據的理論武器已經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它所指引的方向則是徹底的反帝反封。由於這些變化，運動成了中國新舊民主革命的分水嶺。

　　其次，運動促進了中國工人運動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運動中，工人階級以戰鬥的姿態加入鬥爭行列，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事實給革命知識分子以重要啟示，使他們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是支極其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國革命要想取得勝利，必須發動和依靠工人階級。因此，從運動開始，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自覺地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由此促進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溝通這兩者的聯係，正是運動最大的曆史功績。工人運動旦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工人階級的政黨的產生就成為曆史的必然。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從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醞釀在中國建立個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那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

　　最早醞釀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2月陳獨秀離京赴滬，李大釗伴送到天津。路上他們交換了建立共產黨的意見，相約分別在北京和上海進行活動，籌建共產黨組織。3月，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來華了解中國革命的情況。李大釗熱情接待了他。雙方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認為中國已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條件，解決這問題已成為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為了加速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李大釗介紹維金斯基到上海會見陳獨秀。

　　陳獨秀在維金斯基的幫助下，積極開展了建黨活動。經過段時間的醞釀，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於1920年8月正式成立。最初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俞秀鬆；後來，陳望道、趙世炎、李達、沈玄廬、邵力子、周佛海、沈雁冰、楊明齋、李啟漢、劉伯承等也陸續參加。陳獨秀被推為書記。其中的些人很快就離開上海分赴各地，成為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起人。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等組織北京共產黨小組。而後又陸續發展了劉仁靜、羅章龍、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等。11月底，北京共產黨小組舉行會議，正式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羅章龍分管組織、宣傳工作。

　　毛澤東、何叔衡等在湖南進行了建黨活動。1919年底，毛澤東第次到北京，與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進步接觸，閱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著作。1920年4月，他從北京到上海，與正在籌建共產黨的陳獨秀交談多次，建立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聯係。這次北京、上海之行，使毛澤東的思想產生了新的飛躍，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7月，毛澤東回到長沙，創辦文化書社，8月又組織俄羅斯研究會。這樣，長沙的建黨工作就以毛澤東、何叔衡為中心，在新民學會、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等進步團體的活動中開展起來。

　　1920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成立武漢共產黨支部。同年冬，王盡美與山東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勵新學會的鄧恩銘、王翔千、王複元等秘密建立了山東共產黨小組。1921年春，廣州也建立了共產黨小組。陳獨秀在廣州指導、幫助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改組了原來的組織，使之逐步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1921年月間，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中也建立了旅歐共產黨巴黎小組，成員有張申府、趙世炎、陳公培、劉清揚、周恩來等。此外，在法國還有個共產黨性質的團體，即新民學會的在法會員、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主要成員有蔡和森、羅學瓚、李維漢、蔡暢、向警予、李富春、趙世炎、李立、陳公培、劉伯承等。此時，趙世炎、李立、蔡和森等已在醞釀建立統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問題，這就為中共旅歐支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重要準備。另外，日本留學生中也出現了共產黨小組，成員隻有施存統、周佛海兩人，他們都是在國內參加共產黨小組後去日本的。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把中國最早的批馬克思主義者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分子組織起來，並以上海發起組為核心和紐帶，建立了聯係，這就為在全國建立統的黨做好了組織上的準備。

　　中國共產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發起組成立後，擔負著籌備和組織統的中國共產黨的重任。1920年11月，陳獨秀等人已經形成了建立全國性共產黨組織的設想，並擬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

　　同年底，陳獨秀離滬赴穗，就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1921年2月，他在廣州起草了份中國共產黨黨章寄到上海。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先後到達上海，提出了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隨即，上海發起組代理書記李達分別與在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聯係商議，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並與李漢俊分別寫信給各地共產黨小組，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得到各地共產黨小組的積極響應。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3號（現為興業路76號）秘密舉行。大會代表13名，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燼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和日本東京的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馬林和尼可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由於租界巡捕的搜查，大會最後次會議是在浙江嘉興南湖的條遊船上進行的。

　　經過認真而熱烈的討論，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個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直至消滅階級；規定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黨的紀律和吸收黨員的條件、手續。大會還通過了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大力發展工會組織，加強黨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領導，在工人中“灌輸階級鬥爭的精神”。

　　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李達分別負責組織、宣傳工作。

　　中國共產黨大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此，中國有了個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全國統的工人階級政黨。

　　香港海員大罷工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

　　1922年1月，香港海員受國內外革命潮流的影響，為了增加工資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負責人蘇兆征、林偉民的領導下舉行大罷工，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第次直接向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香港當局下令封閉海員工會，激起工人的反抗。2月底，香港全市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參加罷工的人數達10餘萬。英帝國主義者對此極為恐慌，他們采用各種手段阻止和破壞工人的鬥爭，均未得逞。為了爭取罷工勝利，海員罷工總辦事處決定封鎖香港，斷絕糧食和日用品的供應，動員罷工工人離港回穗。3月4日，正當大批工人步行回省，行至龍附近的沙田時，遭到英國軍警的射擊，打死工人人，傷數百人。帝國主義的野蠻屠殺，更激起工人的憤怒，他們向全國通電求援，誓與帝國主義鬥爭到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軍政府和全國工人給香港工人以各種援助，京漢路的火車頭上豎起“援助香港海員”的大旗，飄揚在北京、漢口之間。在全國工人階級的聲援下，經過56天的鬥爭，迫使英帝國主義取消了封閉工會的反動命令，釋放被捕工人，答應增加15——30%的工資。罷工取得了勝利。

　　中共大的召開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蔡和森、鄧中夏、張太雷等12人，代表195名黨員。

　　大會的中心議題是進步討論和確定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問題。大會發表了宣言，分析了中國革命所處的時代和國際環境，指出第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後，世界已劃分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兩大營壘；中國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共同宰割的最大殖民地，中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必須和世界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取得勝利；宣言著重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和革命動力等問題，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基本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為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也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鬥爭，因此，無產階級要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結成聯合戰線，促使革命的迅速成功。根據以上分析，宣言規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高綱領即“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製度，漸次達到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中國本部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大會還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議決案》、《加入第國際決議案》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等。選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為中央委員，鄧中夏、向警予、張太雷為中央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為委員長。

　　中國共產黨第次代表大會，在中國曆史上破天荒第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它給中國人民指出了條爭取解放的正確道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從鴉片戰爭開始到運動，經曆了無數次鬥爭，但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沒有個政黨或派別能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中共大提出這個徹底革命的綱領，表明隻有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大的缺點是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問題缺乏明確的認識，因而也沒有提出工農大眾的政權要求和農民的土地要求。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和“慘案”中共大後，黨的工作重心仍然在發展工人運動方麵，黨繼續大力領導各地工人的罷工鬥爭。由香港海員罷工開始的第次工人運動高潮得到迅速發展。僅1922年8月，較大規模的罷工就有：上海海員罷工、上海絲廠工人罷工、漢陽兵工廠工人罷工和長辛店鐵路工人罷工。9月又有粵漢路武長段鐵路工人罷工、京奉路山海關工人罷工。

　　這時期，湖南是工人運動開展比較好的省份。在中共湘區委員會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到1922年秋，湖南已建立20多個工會，有組織的工人達4萬餘人。9月，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的領導發動下，安源路礦1.7萬餘工人舉行大罷工，抗議路礦當局企圖解散工會和俱樂部，要求發放長期拖欠的工資。罷工取得勝利，路礦當局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條件，簽署了增加工資、改善工人福利、承認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工人的權利等13項協議。

　　同年10月，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和羅章龍、鄧培等的具體指導下，開灤煤礦5萬多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建立工人俱樂部。英國資本家勾結北洋政府，調集軍警進行鎮壓。罷工鬥爭堅持25天，終未達到預期目的。

　　工人們在增加少許工資的條件下忍痛複工。

　　第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是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早在中共大以後，以李大釗為首的黨的北方區委，利用軍閥吳佩孚偽裝“保護勞工”，讚成“勞動立法”的機會，迅速建立和發展了京漢、津浦、京奉、京綏、隴海、正太等條鐵路的工會組織。到1922年4月，僅京漢路全路就有16個工會，3萬多有組織的工人。經過半年多的籌備，決定1923年2月1日在鄭州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當數百名代表齊集鄭州後，吳佩孚卻強令禁止開會。2月1日，代表們衝破軍警的阻攔，進入會場，宣告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吳佩孚又派軍警搗毀和封閉了總工會。總工會決定於2月4日舉行全路工人總同盟罷工，並將總工會移往漢口江岸辦公。

　　總罷工命令下達後，長達1000多公裏的鐵路線上，3萬多工人在3個小時內實現了總同盟罷工，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組織紀律性和偉大力量。工人罷工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嚴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和直係軍閥吳佩孚。漢口英國領事召集會議，策劃鎮壓罷工的辦法，唆使北洋政府以武力解決罷工。2月7日，吳佩孚在漢口、長辛店、鄭州等地對罷工工人進行血腥屠殺，50餘人慘死，300多人受傷，1000餘人被開除。京漢鐵路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和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慘遭殺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慘案。

　　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工人支持京漢鐵路工人的鬥爭，各地紛紛舉行遊行示威，聲援罷工。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也發表了支援中國工人罷工的宣言。

　　京漢鐵路大罷工提高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威望。這次鬥爭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進步認識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不能隻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戰，必須聯合切可以聯合的階級、階層、黨派、團體，組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戰線，以反對強大的敵人。

　　慘案後，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更加殘酷，工人運動遭受挫折，暫時轉入低潮。

　　早期的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在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也開始注意從事農民運動。

　　在早期的農民運動中，規模較大、影響深遠的是彭湃領導的廣東海、陸豐農民運動。

　　1922年，彭湃在家鄉海豐縣發動和組織農民，1923年1月，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會員達10萬人。農民協會成立後，領導農民開展減租減息運動。隨後，陸豐、惠陽、紫金等縣也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增加到30萬人。1924年，彭湃將海豐總農會改組為惠州農民聯合會，不久，又改稱為廣東省農會，彭湃任執行委員長，各縣設分會。廣東農民運動的發展，打擊了封建地主勢力，為以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和鞏固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湖南也是農民運動興起較早的地區。1923年4月，中共湘區委員會派劉東軒到衡山嶽北、白果帶發動農民運動，9月，成立了湖南省第個農會——嶽北農工會，會員發展到10萬人以上。

　　改組革命黨第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陷於彷徨與苦悶之中。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給孫中山帶來了希望和信心。愛國運動期間，他在上海接見全國學聯代表，支持和鼓勵學生的愛國鬥爭，並通電廣東政府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群眾。孫中山從這愛國運動中看到了廣大群眾覺醒後的巨大威力，並隱約覺察到過去的革命方式已不能適應當前的革命形勢。

　　1919年10月，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公布了《中國國民黨規約》。

　　《規約》總綱規定“以鞏固共和，實行民主義”為政綱，改變了中華革命黨的“實行民權、民生主義”的綱領，表示要“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改革”，“重新創造個國民所有的國家”；規定中國國民黨的組織製度為總理製，“設總理人，代表本黨，總攬黨務”，總部設總務部、黨務部、財政部等。《規約》還詳細規定了黨員條件、入黨手續、黨員權利與義務等，改變了中華革命黨的組織方式。

　　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雖然談不上是徹底的改造，如原來的成員紛雜、組織渙散、紀律鬆弛等現象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但它畢竟是個進步。孫中山準備用這個新黨來繼續領導革命。它體現了孫中山及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主共和奮鬥不息的革命精神。

　　第次護法戰爭第次護法運動失敗後，由孫中山在任大元帥期間親自培植起來的粵軍陳炯明部受到桂係的壓迫，不得已調往閩南駐防。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戰爭爆發，8月，孫中山在上海傳令陳炯明率粵軍回師廣東，討伐陸榮廷，粵桂戰爭亦打響。經過2個多月的戰鬥，粵軍於10月驅逐了岑春煊、陸榮廷等桂係勢力，收複了廣東。11月，孫中山重返廣州恢複軍政府，宣布繼續護法。1921年4月，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5月5日，孫中山宣誓就職，發表對內對外宣言，重申維護民主政治、發展實業、保護平民、維護國際平等地位、保障遠東永久之和平，再度揭起護法旗幟。

　　桂係軍閥退出廣東後，陸榮廷集重兵於梧州準備反攻廣東，並聯絡北洋軍閥為後援。1921年6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援桂總司令，率粵軍與李烈鈞的“滇黔贛討陸聯軍”分路向桂林、柳州、南寧、龍州等地進攻。9月，陸榮廷兵敗逃亡，廣西平定，兩廣統。

　　10月，孫中山提請非常國會通過了北伐案；11月在桂林設立大本營，準備取道湖南，大舉北伐，但遭到陳炯明的反對。孫中山駐軍桂林後，陳炯明主持兩廣並負責北伐餉械，但他陽奉陰違，打出“保境息民”的旗號，暗中與湖南軍閥趙恒惕勾結，使孫中山入湘北伐計劃受阻。陳炯明還派人暗殺了擁護孫中山北伐的粵軍參謀長兼第師師長鄧鏗。孫中山被迫變更北伐計劃，於1922年4月督師回粵。

　　孫中山回到廣州後，免去了陳炯明廣東省長、內務部長和粵軍總司令職，但仍留陸軍部長職，以促其悔悟。5月上旬，孫中山又發布北伐令，改設大本營於韶關，取道江西北上；隨即發布了總進攻令，以李烈鈞為北伐軍總司令，許崇智為總指揮，分路進攻江西。6月13日，北伐軍攻占贛州，接著進占吉安，直逼省會南昌，時聲威大振。

　　當孫中山重新樹起護法旗幟時，陳炯明即和帝國主義及直係軍閥暗中勾結。粵軍平定廣西後，陳炯明躊躇滿誌，公開與孫中山相對抗。孫中山在前方籌劃北伐，陳炯明則在後方多方掣肘，密謀破壞北伐和顛覆廣東政府。北伐軍深入江西後，陳炯明加緊策劃反革命政變，所部葉舉、翁式亮、楊坤如等由廣西南寧東進，進攻廣州，要求孫中山恢複陳炯明本兼各職，電請孫中山、徐世昌同時下野。6月，孫中山從韶關前線回到廣州。

　　陳炯明迫不及待，於14日囚禁了廖仲愷。16日淩晨，又令葉舉等部包圍總統府，炮擊觀音山孫中山住所粵秀樓，孫中山在秘書林直勉等幫助下脫險。17日，孫中山登上“永豐”艦，率“楚豫”、“豫章”等海軍各艦和部分陸軍反擊叛軍，並電令入贛的北伐軍迅速回師鎮壓叛亂。廣大群眾和海外華僑紛紛通電聲援孫中山討逆。但是，由於陳炯明得到帝國主義和直係軍閥的支持，北伐軍回師途中受到南北夾擊，損失嚴重，不得不於7月下旬向江西、湖南邊境撤退。孫中山在反擊叛軍近2個月後，終因孤軍無援，於8月9日改乘英艦“摩軒”號，離廣州再赴上海。這是孫中山生中所遭受的最慘重的次失敗。

　　第次護法鬥爭的失敗，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

　　孫中山的偉大轉變與改組國民黨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堅持民主主義立場，進行過多次奮鬥。但無論是“次革命”，倒袁鬥爭，還是護法運動，都先後遭到失敗，使孫中山處於極度苦悶之中。正是在這時期，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愛國運動的爆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使世界及中國的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

　　孫中山受到新思想的啟迪，看到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從而開始了他生中最偉大的轉變。

　　十月革命後不久，從1918年夏季開始，孫中山即與列寧有函電往來，商討中國革命與中蘇合作問題。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學說以及蘇俄政府的兩次對華宣言，使孫中山受到極大鼓舞。1920年秋，孫中山在上海會見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建議同蘇俄建立電台聯絡，希望蘇俄提供軍事援助，並表示了將“華南鬥爭與遙遠的俄國鬥爭結合起來”的願望。1921年8月，他在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寫道：“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的組織，你們的軍隊和教育的組織。”同年底，孫中山在桂林大本營同馬林會晤，馬林向孫中山建議：要建立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革命黨；要開辦軍官學校，培訓支革命軍隊的骨幹力量。這些建議都得到孫中山的讚賞。1922年4月，孫中山又在廣州與少共國際代表達林會晤和商談。通過這些會晤，孫中山進步加深對十月革命和蘇維埃俄國的認識，逐步堅定了聯俄的信心。1922年8月，蘇俄政府特使越飛到達北京，孫中山與越飛多次通信聯係。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越飛；不久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政策。這標誌著國民黨政策的重大轉變。

　　西湖特別會議共產國際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同時，也幫助中國共產黨製定了統戰線政策，促使國共進行合作。

　　早在1922年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根據他在荷屬殖民地爪哇開展工作的經驗和在中國南方同國民黨接觸的情況，向中共中央提出同國民黨聯合的建議，並主張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建立黨內的聯合統戰線。馬林的建議為中共中央所拒絕，但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1922年8月馬林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到上海，建議中共中央再召集次會議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問題。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西湖召開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以及馬林和張太雷。會上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並堅決主張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的統戰線。張國燾等人反對馬林的意見，認為國民黨是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共加入進去勢必混合階級組織和牽製黨的獨立性。李大釗等人基本同意馬林的主張，認為中共有條件地加入國民黨，作為兩黨合作的橋梁。陳獨秀雖然不同意馬林的意見，但他表示，如果這是共產國際不可改變的決定，他可以服從。

　　經過兩天的討論和馬林的說服，最後多數人基本上接受了加入國民黨的主張。

　　中共大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方針與孫中山合作，但孫中山反對黨外合作形式，因此，黨外合作形式是難以實現的。而西湖特別會議將黨外合作改為黨內合作，這是國共合作醞釀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

　　中共大1923年1月，共產國際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國唯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這個指示，是由馬林於同年5月帶來中國的。而恰在這時，由於慘案的發生，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建立革命統戰線迫切性的認識有了進步增加。

　　為了進步統全黨思想，妥善解決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正式製定統戰線方針，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毛澤東等30多人，代表全黨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出席了大會。大會集中討論了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的統戰線問題。

　　會議正確地分析了建立國共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會議指出：中國革命的敵人極其強大而殘暴，不但有封建軍閥勢力，而且有帝國主義勢力。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勝利，不能孤軍奮戰，必須團結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敵人。而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是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支重要革命力量，在群眾中有相當影響。因此，與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戰線是極其必要的。另方麵，會議又指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最大的壓迫來自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不但工、農小資產階級能參加革命，民族資產階級也能參加革命。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派，辛亥革命之後直堅持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立場；同時，他們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們合作。因此，與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進行合作也是可能的。

　　會議批評了張國燾等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左”的傾向，同時也不同意陳獨秀與馬林所主張的“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的偏向。經過代表們的認真討論和激烈爭辯，大會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正式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實行合作，幫助孫中山把國民黨改組為民主革命聯盟，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戰線。決議指出：“中國現有的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個國民革命的黨”，因此，“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並要“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決議同時強調共產黨要保持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要“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麵目”。大會最後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共大正確製定了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戰線的方針、政策，從而大大推動了第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為動員和組織切革命力量聯合起來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做了必要的準備。

　　中國國民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中國國民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與會代表165人，其中有廖仲愷、於右任、張秋白、何香凝等著名國民黨人和李大釗、毛澤東、譚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共產黨人。孫中山指派李大釗、林森、汪精衛、胡漢民、謝持5人組成主席團。李大釗和其他共產黨人還參加了大會各個審查委員會的工作。大會期間孫中山作了《中國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等多次重要講話，反複強調要堅持聯俄聯共原則，把握方向，維護團結。

　　1月23日，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現狀，批判了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以及商人政府派的空言和謬論；製定了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為奮鬥目標的革命綱領，規定了包括廢除切不平等條約在內的方針；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大革命政策。這個宣言是孫中山和共產黨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它把舊民主義發展為新民主義，使中國國民黨有了個適應時代和革命需要的主義，並且成為國共合作的革命統的戰線的共同政治綱領。

　　大會在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時，圍繞著通過黨內合作方式實現國共合作的關鍵問題展開尖銳的鬥爭。1月28日上午，廣州代表方瑞麟趁孫中山沒有與會，提出國民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應有明文規定，主張在章程上添上“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文。

　　這是國民黨右派的次公開挑戰。李大釗當即予以批駁，表明了共產黨人的合作誠意和原則立場；廖仲愷在發言中旗幟鮮明，反駁謬論，堅持孫中山的聯共方針。經過激烈的辯論，大會最後通過了同意共產黨人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並議決要努力在工農中發展黨員，堅持淘汰不純分子，整頓各級組織，嚴明黨的紀律。這就標誌著中國國民黨由個資產階級性的政黨開始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從而成為國共合作的革命統戰線的組織形式。

　　大會最後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組成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國民黨左派廖仲愷和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林伯渠、張國燾、瞿秋白等共產黨人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月31日，孫中山主持中央執、監委第次會議，組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會議推定廖仲愷、譚平山、戴季陶為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處理日常事務；確定中央各部部長人選，譚平山、廖仲愷、林伯渠分任組織部長、工人部長、農民部長，戴季陶、鄒魯、許崇智分任宣傳部長、青年部長、軍事部長；分議還決定派遣中央委員分赴上海、北京、漢口等地組織執行部，指揮、監督當地黨務。

　　大會進行期間，1月25日，傳來偉大革命導師列寧逝世的消息。孫中山親自到會宣布這噩耗，緊急動員由大會去電表示哀悼；並發表講話，高度讚揚列寧的偉大業績，重申向蘇俄學習的決心，要求國民黨改組後能像列寧領導的革命黨樣有組織、有力量。

　　國民黨大的召開，標誌著國民黨改組工作的勝利完成和國共合作革命統戰線的正式形成，也標誌著孫中山實現了他生中最偉大的轉變。國民黨大及其各項重要決策體現了革命的需要，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從政治上、組織上和政策上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黃埔軍校的建立孫中山在國民黨大上正式決定在廣州市郊黃埔島上創辦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在中國共產黨和蘇俄政府的幫助下，1924年5月，黃埔軍校正式成立，第期學生入學上課。6月16日舉行了開學典禮。孫中山自任軍校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組成校本部最高領導，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校建立時，蘇俄政府無償提供了開辦經費，運來了武器裝備，派遣了幾十名優秀軍事幹部到校擔任教官。軍校學習列寧創建紅軍的經驗，建立了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製度，設置了黨代表的政治部；在進行軍事訓練的同時，開設了民主義淺說、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國農民運動、中國職工運動、軍隊政治工作等政治課程。這是黃埔軍校區別於以往切舊軍校的顯著標誌。

　　中國共產黨先後派遣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到軍校擔任各項負責工作；並要求各地黨組織選派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優秀青年報考軍校，使之成為軍校的骨幹。1924年9月，周恩來回到國內，11月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他在軍校學生中成立了中共黃埔特別支部，並以黃埔軍校革命軍人為骨幹，聯合粵軍講武學校等青年軍人，組織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先後任軍校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教育長，與學生起生活、操練，深得學生們的擁護。

　　黃埔軍校是國共兩黨合作的豐碩成果。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軍校培養了批優秀的軍事、政治人才，推動了革命武裝的建立，保護和支持了工農群眾運動，為日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進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江浙戰爭1920年7月，直皖戰爭結束後，英、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直係軍閥直把持著北京的中央政權。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奪取在華的獨占地位，在第次世界大戰後，又進步挾持東北的奉係軍閥，同時又拉攏皖係的浙江軍閥盧永祥，以對抗在英美勢力控製下的直係江蘇軍閥齊燮元。於是，奉直兩係之間又開始發生了新的矛盾衝突。

　　1923年10月12日，浙江督辦盧永祥率先通電不承認曹錕賄選的總統地位，並停止與北京政府的公文往來。時間反直係的政客和未參加賄選的議員麇集於杭州、上海，浙、滬帶成了反直係的中心。這時，浙江的盧永祥和奉天的張作霖、廣東的孫中山形成為反直的角同盟。

　　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為了擊破反直角同盟，拔除列陣浙江的盧永祥，切斷反直角的南北聯係，除了在北方以重兵嚴防奉軍入關外，在南方則派長江上遊警備總司令兼第2師師長孫傳芳為“援閩軍”總司令，率部進入福建，企圖與廣東軍閥陳炯明勾結起來，壓製孫中山率兵北上。同時，曹錕、吳佩孚還調動部隊從閩、贛、皖包圍浙江盧永祥部。江蘇督軍兼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早有打倒盧永祥，奪取淞滬之意，因此和直係軍閥拍即合。而此時的盧永祥已看出齊燮元聯直的企圖，因此，也與奉係聯手結盟，與齊爭奪權勢。

　　1924年5月，北京政府為謀犯廣東，任命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另以福建軍閥周蔭人代孫傳芳為福建督理。但是，廣東革命根據地此時統不久，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大本營革命力量和群眾運動正在鞏固和發展之中，孫傳芳入粵企圖時難以實現。而福建省又難以容納孫、周軍閥同時並存，所以孫傳芳開始謀求向浙江方向擴張勢力。此案經曹錕、吳佩孚同意後，孫傳芳聯合蘇督齊燮元、皖督馬聯甲、贛督蔡成勳、閩督周蔭人共訂圖浙計劃。此時，盧永祥則聯合其部屬淞滬鎮守使何豐林組織浙滬聯軍相對抗。江浙雙方積極備戰，借口則隨時可尋。8月24日，江蘇軍閥齊燮元以浙江軍閥盧永祥收納被直係軍閥周蔭人擊敗的福建皖係軍閥臧致平、楊化昭為借口，聯合安徽、江西、福建的直係軍閥逼迫盧永祥解散臧、楊部隊，並電請曹錕下令討伐“招納叛亡”的盧永祥。9月7日，北京政府發出“褫盧永祥、何豐林官勳，並免本兼各職，令齊燮元督部剿辦”的通令。盧永祥起兵反對，於是江浙戰爭全麵爆發。

　　江浙戰爭爆發前，江、浙雙方的軍事部署是：江蘇軍閥方麵：孫傳芳在建甌組織了閩浙聯軍總司令部，派盧香亭為攻浙前敵總指揮，聯合安徽、福建、江西各省與直係有關的軍隊，共8萬餘人兵分路攻守。第路攻上海，由宮邦鐸任指揮；第路駐守宜興，由陳調元任指揮；第路攻廣德，由王普任指揮。以上路由齊燮元任總指揮。第路攻仙霞嶺，由孫傳芳任總司令。浙江軍閥方麵：以浙、滬和從福建退入浙江的臧致平、楊化昭部組成浙滬聯軍，共9萬餘人，分路攻守，由盧永祥任總司令。第路以何豐林、臧致平為正副司令，率部守上海；第路以陳樂山、楊化昭為正副司令，率部攻長興；第路以張載揚、潘國綱守江山。盧永祥自己準備帶兵直衝南京。

　　江浙戰爭中盧永祥的勝負，關係著反直角同盟的共同命運。因此，在戰前張作霖派楊毓珣到杭州，表示奉軍定入關相助，並先匯300萬接濟浙滬聯軍的軍餉。

　　9月3日晨，江、浙兩軍正式開戰。蘇軍路沿滬寧線首先發起進攻，由青陽港進攻黃渡，路沿太湖西側由宜興進攻長興。同日，盧永祥發表了討曹通電，並傳檄西南各省請其共同出兵討伐直係。接著張作霖、段祺瑞都有通電予以聲援。與此同時，齊燮元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討盧，可是代理內閣總理顧維鈞因是嘉定人，不想迎合奉係軍閥出賣故鄉，遲遲不下討伐令。

　　在此情況下，從9月3日開戰以來，雙方在黃渡、瀏河帶進行了陣地戰、壕塹戰，每天都是拂曉開炮，中午休息，午後3時再繼續開炮，傍晚停止，雙方誰也不出兵。雙方每天公布的戰績都是“陣地沒有變化”，這是曆年來軍閥混戰中打得最“文雅”的段。

　　後來，浙軍首先發起攻擊，在黃渡、瀏河帶打敗了蘇軍，進展頗為順利。這時，孫中山因和奉皖兩係有反直聯盟關係，即決定出師北伐，聲援盧永祥，在大本營會議上宣布：

　　“援浙即以存粵”。盧永祥得到孫中山的支援，進攻愈烈。但是，由於第路陳樂山部繞道太湖以西，企圖攻占宜興，進窺武進以擊蘇軍之背的計劃遭到失敗，使浙軍的局勢發生變化。齊燮元率部遂趨重於寶山、嘉定、淞江方麵，直接威脅盧永祥的後翼。此時，浙軍閩邊戰事又敗，孫傳芳部的孟月旅出擊仙霞嶺，於9月16日攻占江山，直通杭州。

　　浙軍第2師又在此時發生內變，餘部由衢州退守仙遊，浙軍閩邊戰線由此被攻破。

　　9月17日，盧永祥被迫放棄浙江，決定將浙滬聯軍總司令部移駐龍華，並在浙江省署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張載楊辭去浙江省長職務，由浙江警務處長夏超代理省長職務。

　　9月18日，盧永祥發表了“移滬督師”的通電，同日將浙滬聯軍總司令部移駐龍華，第2路軍陳樂山部也由長興調回滬杭線防守嘉興。此時，奉天張作霖得知浙江戰局變化的消息，即致電盧永祥，表示“誓同生死”，但卻遲遲不見發兵。19日，齊燮元率部乘勢進攻南翔，上海已可以聽到轟轟隆隆的炮聲了。

　　這時，由於浙江代理省長夏超在杭州暗通孫傳芳，使孫部得以順利進駐浙江境內，使浙軍戰局急劇惡化。盧永祥被迫決定放棄浙江，將所部集中在鬆江、上海帶繼續與齊、孫軍作戰。當盧永祥決定放棄浙江的時候，派周鳳歧代理浙軍第2師師長，責令其率部為保衛家鄉而戰。不料，夏超早已通款於周鳳歧，使浙軍無力再戰，孫軍長驅直入。

　　9月25日，孫傳芳部攻入杭州，隨即轉赴嘉興與陳調元部會合，籌劃會攻鬆、滬。

　　在此期間，北京政府於9月20日任命孫傳芳為閩浙巡閱使兼督理浙江善後事宜；22日任命夏超為浙江省長；25日任命齊燮元為暫兼淞滬護軍使。盧永祥、何豐林等人已被罷免切職務。10月初，齊、孫率部連續攻下青浦、嘉定等地。浙軍被圍在鬆江、石湖蕩帶，已無力再戰。10月3日，孫、盧兩軍在鬆江、石湖蕩帶又開始交戰。盧軍不支，於9日退出鬆江，孫軍直抵龍華。12日，盧永祥在上海召集軍事會議，討論戰守問題，臧致平、楊化昭兩人主張戰鬥到底，陳樂山則認為浙軍已元氣大傷，軍無鬥誌，腹背受敵，已無法再戰下去了。盧永祥見敗勢已定，即日宣布下野。13日偕同何豐林乘輪東渡日本。

　　當盧、何兩人決定通電下野的時候，皖係“軍師”徐樹錚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陽路34號住宅召集浙滬聯軍殘部將領舉行緊急會議，與會人員不甘心就此失敗，又推舉徐樹錚為浙滬聯軍總司令，繼續抵抗。徐樹錚在上海麥根路收集潰兵，建立最後道防線，企圖固守。15日，當徐樹錚回到租界內的住宅時，被上海工部局抓捕，其企圖率領殘部固守的計劃遂告失敗。同日，鄂軍張允明旅首先開進上海，通電由齊燮元至滬維持地方政務。22日，齊燮元率部至滬。至此，激戰個多月的江浙戰爭遂告結束。

　　第次直奉戰爭與北京政變奉係軍閥在第次直奉戰爭失敗後，在東北地區積極經營儲備武力，以圖東山再起。為了壯大聲勢，並與粵、浙結成同盟，共同對付直係政權。

　　1924年9月3日，江浙戰爭爆發，張作霖即以粵、浙同盟關係，於9月4日發表通電，譴責曹、吳政府，並以援助盧永祥為由，組織“鎮威軍”，向山海關、熱河帶增兵。張作霖自任“鎮威軍”總司令，將所屬部隊共25萬人編為個軍，以薑登選為第1軍司令，出兵山海關；以李景林為第2軍司令，由錦縣攻朝陽；以張學良為第3軍司令，會同薑登選部，攻山海關門口；以張作相為第4軍司令、吳俊升為第5軍司令，作為援軍，部署於錦州、興城、綏中帶，防止直軍從海上登陸，並隨時策應兩翼作戰；以許蘭州為第6軍司令，由西麵的開魯攻打赤峰，而後向承德開進。

　　9月13日，京奉線火車停駛。15日，奉軍分兵兩路向榆關和朝陽出發。同日，張作霖向曹錕發出挑戰電稱：“日內將派員乘飛機赴京，藉候起居”。

　　曹錕接到張作霖從奉天發來的挑戰書後，便急如星火地電召吳佩孚迅速到京主持作戰任務。9月17日，吳佩孚由洛陽趕赴北京時，直係大將馮玉祥、王懷慶等和全體閣員以及北京城的高級文武官吏都到車站排隊恭迎。當日，曹錕發布討伐張作霖電令，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將所屬部隊共17萬人，分路出兵。其兵力部署為：以彭壽莘為第路軍司令，出兵山海關；以王懷慶為第路軍司令，出兵赤峰口；以馮玉祥為第路軍司令，出兵古北口。另設10路援軍，分別以曹钅英、胡景翼、張席珍、楊清臣、靳雲鄂、田維勤、張治公、李紹雲、潘鴻鈞、譚慶林為司令，隨時準備投入戰事。

　　奉、直兩軍主力在榆關地區相峙數日後，自9月28日起戰事轉趨激烈。直軍處於守勢，居高臨下，占據地理優勢。但是奉軍精銳部隊第3軍在張學良、郭鬆齡的指揮下，前仆後繼，奮勇攻擊，雙方死傷慘重。10月7日，在奉軍的強烈攻勢下，直軍力不支敵，門口被奉軍攻破。直軍第13混成旅旅長馮玉榮見守城無望，畏罪自殺。

　　由於榆關前線形勢危急，吳佩孚急調後援部隊迅速開赴前方，自己也於10月11日離開北京出發到灤州坐鎮。12日，吳佩孚前往榆關巡視戰況，親自督陣，使直軍前方的形勢得以穩定下來。

　　榆關激戰之時，熱河戰線的奉軍於10月9日占領赤峰，15日，直軍第路軍爭奪赤峰，不攻而克。原來，這路的奉軍已奉命向榆關秘密移動，攻占赤峰的目的不是占領，而是為了調動直軍。

　　奉軍將主力集中在榆關帶，發動全線猛攻，先後又攻占了石門寨、山海關，於10月17日開始進入關內。吳佩孚憑關據守的作戰企圖失敗後，率部退至秦皇島，又以艦隊運兵3萬餘人，向榆關方向增援，企圖挽回直軍的頹勢。但是，由於此時馮玉祥秘密率部回師北京發動政變，遂使直軍士氣大傷，吳佩孚原定的作戰計劃全盤打亂。

　　此時，吳佩孚唯的希望就是調動齊燮元、孫傳芳的軍隊由津浦路北上，調李濟臣、蕭耀南的軍隊由京漢線北進，兩路夾擊進攻北京。

　　北京政變後，津浦路成為直係軍閥貫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線，而山東督理鄭士琦，是個對直係懷有敵意的皖係軍閥。在這種情況下，吳佩孚如果放棄榆關停止對奉係的戰爭，把全部兵力調到津浦路上來，就有可能控製這條交通要道，以便與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各省的直係力量聯結起來，使自己戰敗後轉入到個進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機動地位。可是，吳佩孚沒有考慮到這點，仍把主力擺在榆關不動，自己僅抽調少數兵力回救北京。而此時，榆關直軍因為北京發生政變而軍心動搖，已不可能與聲勢方張的奉軍相抗衡。

　　在此期間，由於北京政變後情況不明，各省直係軍閥對吳佩孚還存有幻想。因此，在10月26、27日，蕭耀南、齊燮元、孫傳芳、馬聯甲、周蔭人、杜錫珪、蔡成勳、楊樹莊等人紛紛發出了助吳討馮的通電。蕭耀南派出陳嘉謨師、寇英傑旅；齊燮元派出陳調元師；孫傳芳派出孟月、張允明兩旅；馬聯甲派出田錦章旅等，分別由津浦、京漢兩路北上援吳。

　　但是，各省援直軍尚未開動，馮玉祥、胡景翼的軍隊即已到廊坊，準備進攻天津。此時，在天津做寓公的張紹曾，看到吳佩孚的地位十分危險，便充當中間人，奔走於北京和天津之間，協調馮、吳言和。這種調停仍無效果。

　　10月28日，榆關戰事發生急劇變化，由平泉、冷口入關的奉軍張宗昌部，從翼側占領灤州，截斷了榆關直軍的歸路和榆關與天津之間的交通幹線，因此，榆關的直軍土崩瓦解般從榆關潰敗下來。31日，奉軍占領了榆關和秦皇島，繳獲了直軍槍枝3萬餘支，吳佩孚多年經營的直軍主力至此也已基本瓦解。

　　11月2日，馮玉祥的軍隊由廊坊東進，占領了楊村和北倉，俘獲了北京援吳的魯軍旅長潘鴻鈞。吳的司令部由天津被迫移至軍糧城。這時，奉軍張宗昌、吳光新等部又南下攻占唐山、蘆台。吳佩孚在軍糧城也不敢久留，便打算由津浦路南下另找出路。在此期間，山東督理鄭士琦突然宣布“武裝中立”，派兵到滄州、馬廠帶阻止吳佩孚率部假道通過山東。同時，鄭士琦還派兵南下炸毀了韓莊鐵路，以阻止江浙援吳軍通過山東。

　　與此同時，閻錫山出兵石家莊，截斷了京漢路的交通，豫、鄂等省的援吳軍，也都被阻止不能前進。這時，吳佩孚所盼望的兩路援軍都落了空，自己南下津浦路又受阻。正在無路可走的時候，海軍部軍需司司長劉永謙替他準備好華甲運輸艦艘，勸吳乘車到塘沽登艦南下。11月3日，當奉軍與國民軍迫近天津時，吳佩孚不得不率殘部自塘沽出海南逃。至此，第次直奉戰爭從9月15日起到11月3日止，共打了50多天，以直軍主力的全部覆滅和吳佩孚的狼狽遁逃而告結束。

　　臨時執政府北京政變後，馮玉祥等宣布脫離直係，將所部改稱為國民軍。先是囚禁賄選總統曹錕，推翻直係顏惠慶內閣，成立親馮的黃郛內閣。11月2日，曹錕被迫退位，將大總統印信移交國務院，由黃郛攝行總統職務。至此，直係控製的中央政權告終。然後，將清廢帝溥儀驅逐出宮。11月4日，攝政內閣會議議決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年號，皇室成員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權利；每年補助清室家用50萬元，另撥200萬元開辦北京平民工廠，收容旗籍貧民；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約即日遷出宮禁，自由擇居，民國政府仍負保護之責；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其切公產則歸民國政府所有。11月5日，溥儀被迫出宮。

　　北京政變後不久，馮玉祥與張作霖的矛盾日趨激化，但兩派都沒有力量單獨控製北京政府，而長江流域的直係勢力還有定的力量，很有可能北上。為了阻止直軍北上，馮玉祥於10月26日發出擁護段祺瑞的電報，請段祺瑞出山。11月中旬，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在天津舉行會議，決定組織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以段祺瑞為臨時執政。

　　段祺瑞自1920年直皖戰爭失敗後下野，寓居天津，但仍注意著時局的發展，等待時機以圖東山再起。北京政變後的政治局勢為段重新出山提供了良好的機會，繼張作霖、馮玉祥諸人擁段電文發出後，“各省將領及軍、民長官皆紛紛乘機表示意見，通電擁段”。

　　段祺瑞時成為各省致擁戴的中心人物。

　　段祺瑞於11月22日離津入京，24日正式就任臨時執政。同時，公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製》。25日，段祺瑞任命唐紹儀、龔心湛等人為外交、內務等總長。臨時執政府開始行使中央政府之職權。12月9日，英、美、法、意、日等國正式承認臨時執政府。

　　臨時執政府從政治體製上來說，近似於總統製。臨時執政相當於總統，不設國務總理，執政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臨時執政府取消民國法統，廢止國會，國務院副署僅是形式。臨時執政集行政、立法、軍事等大權於身，可謂高度集權。但由於段祺瑞是在失去軍事實力的前提下，在奉係、馮係的矛盾中就任臨時執政的，因此，他不可能擁有實權。

　　善後會議執政府統治伊治，就召開了“善後會議”。善後會議是段祺瑞為穩固自己的統治，對抗孫中山提出的國民會議而召開的。1925年2月1日，善後會議在北京召開。據段祺瑞擬定的《善後會議條例》，規定參加者：為有大勳勞於國家者；為討伐賄選、製止內亂之各軍最高首領；為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為有特殊資望、學術、經濟，由臨時執政聘請或派充者，但不得超過30人。國民黨人反對善後會議，故未派代表參加。

　　但西南各省軍閥均派代表出席。

　　2月19日，段祺瑞在善後會議上發表演說，要求會議著重解決財政和軍事兩大問題。他希望通過會議將地方財政、軍事大權收歸中央，削減地方軍閥的軍事實力，以達到和平和統。他以臨時執政身份向會議提交了25個議案，諸如，收束軍事大綱案、裁兵案、擬定軍費標準案、核定各省區預算案等。由於各地軍閥正欲擴張勢力，擴充地盤，所以軍事、財政方麵的提案不可能實現。西南地方軍閥提出“聯省自治”案，以使其割據統治合法化，自然得不到段祺瑞和正欲向全國擴張的最大實力派奉係的通過。善後會議矛盾重重，於4月21日不歡而散。但善後會議的召開為執政府的統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善後會議後不久，4月25日，段祺瑞下令取消民國法統，《臨時約法》與曹錕賄選憲法——《中華民國憲法》概行作廢，國會不複存在，參眾兩院院址由內務部接收，作為政法大學、女子大學校址。至此，“民國初期之議會政治，乃告段落焉”。

　　1925年，臨時執政府的政治體製又發生了些變化。7月30日，設立谘詢機關臨時參政院。12月26日，公布《修正臨時政府製》，增設國務總理，又為執政府平添了幾分“民主”色彩。

　　·慘案和執政府的垮台執政府是在馮玉祥國民軍和奉係軍閥張作霖支持下成立的臨時政府。由於馮玉祥國民軍日益傾向革命，執政府隻能在奉係的羽翼下維持局麵。張作霖、段祺瑞對內破壞國民會議運動，鎮壓人民革命鬥爭，對外屈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全國人民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奉倒段運動。

　　1925年10月，直係浙江督軍孫傳芳聯合福建督軍周蔭人發動了反奉戰爭，孫傳芳組織所謂浙、閩、蘇、皖、豫省聯軍擊敗奉軍。吳佩孚乘機再起，在漢口通電自受14省擁戴，任討賊聯軍總司令，擬由河南進攻徐州，與孫傳芳會師，直係勢力複起。

　　馮玉祥部國民軍於北京政變後沿京漢線向南發展，1925年3月占領河南全境，複向陝甘發展，但屢受奉軍壓迫，馮、張矛盾激化。直係反奉戰爭打響後，國民軍參加了反奉戰爭，向奉係控製的山東、直隸發展。在全國反奉運動的影響下，奉係內部矛盾激化。

　　郭鬆齡秘密與國民軍取得聯係，於10月23日在灤州倒戈，兵出山海關，直逼奉係老巢沈陽，張作霖十分驚慌。日本出兵援張，的權齡兵敗被殺。郭鬆齡倒奉雖然失敗，國民軍卻乘機大為發展，於11月前後打敗奉係李景林，控製京津，占領了直隸全境，並和河南連成片。

　　11月28日，在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下，爆發了“首都革命”。北京各學校、各工廠的學生敢死隊、工人保衛隊以及廣大群眾共5萬多人齊集神武門前，舉行遊行示威。會後，群眾高呼“打倒奉係軍閥！”“打倒段祺瑞賣國政府！”“建設國民政府”等口號，包圍了執政府，占領了警察局和郵電局。“首都革命”是共產黨人試圖通過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次嚐試，雖然沒有成功，但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

　　國民軍勢力的發展，北京群眾革命運動的興起，促使了直奉的聯合，吳佩孚、張作霖互相致電，表示諒解。直奉聯合以共同“討赤”名義，進攻國民軍。1926年1月，在奉直壓力下，馮玉祥通電下野，隨後赴蘇聯考察。奉軍入關，直迫天津。吳佩孚軍挺進河南，占領開封、鄭州、河南，國民軍全部潰敗。

　　直奉聯合進攻國民軍，得到英、日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援助。3月12日，日本蓄意製造了大沽口事件。3月12日下午3時，日本軍艦2艘駛入大沽口，奉係軍艦數艘尾隨。

　　駐守大沽口的國民軍製止日艦駛入，日艦竟向國民軍開炮。國民軍被迫還擊，將日艦逐出大沽口。事後，日本反向中國提出嚴重抗議，並糾集英、美、法等《辛醜條約》締結公使於3月16日向段祺瑞執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炮台等5項要求，限18日前答複。17日，各國軍艦20餘艘雲集大沽口，實行武力恫嚇，大有重演國聯軍進攻中國之勢。

　　大沽口事件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3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領導人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的領導下，北京各界人民5000多人，在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國通牒的示威大會。會後舉行遊行，向執政府請願。當請願群眾行至鐵獅子胡同國務院時，段竟下令軍警開槍，當場打死47人，打傷200餘人，李大釗、陳喬年皆在鬥爭中負傷。這就是“·慘案”。

　　·慘案使中國人民更加認清了軍閥政府的真麵目。中國共產黨於3月20日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聲討段祺瑞的賣國罪行，號召人民起來繼續鬥爭。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得到了廣大群眾的影響。3月21日、25日、27日，天津、上海等地各人民團體先後召開大會，為死難烈士致哀，向段祺瑞執政府抗議。

　　·慘案後，直奉軍繼續對國民軍進攻。在直奉逼近北京時，段祺瑞企圖與奉軍裏應外合，消滅城內國民軍，但陰謀敗露。4月9日夜，國民軍鹿鍾麟部包圍執政府。

　　段祺瑞聞訊逃入東交民巷，執政府從此垮台。國民軍在直奉軍閥壓迫下，退出北京，撤至綏遠和甘肅。

　　刺殺廖仲愷隨著革命群眾運動的高漲，國民黨內左中右派的分化日益明顯，右派的反共活動開始囂張。特別是孫中山逝世後，馮自由、鄒魯、謝持等先後在北京、上海等地拚湊“國民黨同誌俱樂部”、“辛亥同誌俱樂部”等小組織，放肆地反對大政策，反對堅持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在廣東，右派鄒魯、鄧澤如、胡毅生等多次在胡漢民家聚會，集中攻擊堅持政策的廖仲愷，並密謀製造暗殺事件。廖仲愷不向右派的威脅屈服，1925年8月20日竟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被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殺。

　　廖仲愷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著名活動家、孫中山晚年的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堅定的國民黨左派。他全力襄助孫中山製定了大革命政策。國共合作後，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工人部長、黃埔軍校黨代表、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等重要職務，為建立軍校、統廣東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和共產黨人真誠合作，熱情支持工農群眾運動，同國民黨右派進行了不屈的鬥爭。他的犧牲是中國革命的大損失。周恩來親自撰寫了《勿忘黨仇》等多篇悼文，稱頌廖仲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