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三卷）

第二章 民國（一）

　　假共和與同盟會的改組在辛亥革命失敗和袁世凱假共和手法的影響下，資產階級政府力量出現了激烈的分化和改組，許多人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中國從此進入了“政黨時代”，今後主要應該從事議會政治中的政黨活動。民國元年春天，各種政黨和團體不過20個，後來增加到300多個，為了爭奪即將召開的國會中的多數席位，各黨派紛紛改組、合並。

　　在同盟會內部，自孫中山辭職以後，妥協的勢頭更加占據上風，領導者之間意見分歧，各行其是。從同盟會分裂出去的章炳麟，組成“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不久，即與江浙立憲派張謇、湯壽潛等組成統黨。

　　湖北部分擁護黎元洪的同盟會員組成了民社。

　　1912年5月，統黨、民社和國民協進會合並，組成共和黨，他們擁護袁世凱，想以此分享政權。

　　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由於《臨時約法》的規定，大總統的權力受到國會和內閣的限製，這就妨礙了袁世凱獨裁野心的實現。於是，他繼續玩弄兩麵手法，方麵打著民國的招牌，另方麵又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種措施，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製度，首先向責任內閣製開刀。

　　南北妥協後產生第任責任內閣，總理是同盟會員唐紹儀，由於同盟會員在內閣裏占半數，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但內閣中軍事、內政、財政、外交等大權，完全被袁世凱集團所控製。由於唐紹儀事事強調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國務院副署的“責任”，袁世凱感到不能如意指揮、獨斷專行，在6月間，利用唐紹儀內閣任命非袁嫡係的王芝祥為直隸總督事，指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並不經內閣副署，而發布改任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責任內閣製”遭到破壞，唐紹儀被迫辭職，同盟會4個閣員也相繼退出內閣。這是袁世凱破壞責任內閣製的開端。

　　唐紹儀內閣辭職後，袁世凱就任命“馴順如羊”的外交家陸征為所謂無黨色彩的“超然內閣”。因參議院反對，“超然內閣”流產。於是，袁世凱幹脆任命他的親信內閣長趙秉鈞代理，從此，內閣便成了袁世凱直接掌握的政權機構。

　　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要求革命政黨加強領導，以適應千變萬化的複雜局麵。但同盟會恰恰相反，在革命緊要關頭反而更加渙散了。

　　1912年2月，同盟會在南京召開改組會議，決定由秘密轉為公開，並製定了同盟會的新總章。根據宋教仁擴大吸納會員的建議，把黎元洪這樣的人也拉入了同盟會，同盟會蛻化變質和立憲派、舊官僚打得火熱，為獵取個人權位而組成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

　　孫中山等堅持革命主張的革命黨人被攻擊為“理想家”，在同盟會中處於孤立的地位。

　　武昌起義後，同盟會與光複會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同盟會的陳其美和光複會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動起義。上海光複後，陳自稱都督，李燮和率部攻陳，後據吳淞，自稱吳淞都督。浙江獨立後，光複會領袖陶成章擔任浙江都督府總議。他公開在上海設立光複義勇軍練兵籌餉滬局，招兵買馬。滬軍都督陳其美不能允許在自己管區出現支異己的軍隊，於是，暗殺了陶成章。這舉動不僅使光複會與同盟會的關係不可收拾，反而給向往革命的人心中投下陰影。

　　辛亥革命以後，章炳麟是同盟會中明顯右轉的代表性人物。章原是同盟會中較有影響的宣傳家，但是在參加革命之初就背著沉重的封建思想文化包袱。武昌起義後，黃興就“擴大同盟會”這重大事宜詢問其意見，他認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認為不能“以黨見破壞大局。”章炳麟的這個主張，影響極壞，後來孫中山總結辛亥革命失敗教訓時指出：“革命黨的失敗，都是在這句話上。”從此，章炳麟越走越遠，直接攻擊南京臨時政府是“黨專製”。

　　黃興是僅次於孫中山的同盟會軍事領袖。在臨時政府期間，他忠於革命，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支持孫中山。但是，這樣個重要領導人，在民國建立之初卻有了功成隱退的思想。在黃興看來，隻要把滿人統治換成漢人統治，革命就算達到目的，因而也就失去了對袁世凱的戒備。在孫中山主持南京臨時政府期間，他力主對袁妥協。

　　綜上所述，擔任領導革命大業的政黨——同盟會，在辛亥革命後，已處於思想混亂、分裂的狀態。這樣個政黨當然不可能領導南京臨時政府戰勝困難，走向勝利。

　　宋教仁是位積極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革命家。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當時的各種社會思想幾乎都進入他的視野，但他最感興趣的是“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經過長時間探索，他主張采取法國式的責任內閣製。為爭取未來國會選舉的勝利，他認為辛亥革命後同盟會已經瓦解，需要建立個大的政黨來占據國會中的多數。他的目的是名副其實的責任內閣製，以限製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應該說宋教仁等人積極進行同盟會的改組活動是為了爭取國會選舉的勝利，他們出奔走遊說，並以同盟會為骨幹，聯合統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幾個小黨，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召開了國民黨成立大會，改變了同盟會的領導體製，由總理製改為理事合議製。將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改為“采用民生政策”；將“力謀國際平等”改為“維持國際和平”，竭力避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有所觸及，甚至“男女平權”條也被剔除了。雖然選舉孫中山為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王寵惠、吳景濂、王芝祥為理事。但實際上宋教仁取得僅次於孫、黃的票數，掌握了國民黨的黨務。國民黨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個政黨。

　　次革命的爆發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建立了北洋軍閥政權，破壞民主共和，推行武力統政策，籌劃消滅南方各省革命勢力，為建立專製獨裁統治，複辟帝製排除障礙。

　　1913年春孫中山去日本訪問，國民黨推選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宋主張“議會政治”和“政黨內閣”，企圖以責任內閣製度來削弱袁世凱的權力。當時，國民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勝利，成為國會內第大黨。宋立即在南方各省奔走呼號，抨擊時政，躊躇滿誌地啟程去京組織責任內閣。袁世凱授意內閣總理趙秉鈞派遣特務武士英，於3月20日在上海火車站槍殺了宋教仁。4月，袁世凱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不惜出賣國家權益，以鹽稅和海關稅收做抵押，悍然向美、法、德、日、俄5國銀行團借款2500萬英鎊，以擴充軍備。5月1日以陸軍總長段祺瑞取代趙秉鈞任代國務總理，組成戰時內閣。3日，袁世凱公然發布“除暴安良”令，矛頭直指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領袖。6日秘密召開軍事會議，製定作戰總方針，決定以贛、蘇為用兵重點，控製京漢鐵路（北京—漢口）、津浦鐵路（天津—浦口）兩幹線；以湖北為攻贛通道；派北洋軍主力部隊進攻江西、江蘇；以廣西陸榮廷、龍濟光及滇、黔軍隊從側背牽製南方革命軍隊；以海軍策應陸軍作戰。此時，袁軍第6師已部署在湖北興國（今陽新）、蘄春、田家鎮帶，前鋒抵達武穴，與贛軍隔江對峙。6月，以不服從中央為借口，將通電反對大借款的國民黨人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都督下令免職。7月初，袁軍第6師師長李純率部由鄂入贛，占據江外圍諸要點，對江城形成包圍態勢，宋案發生後，孫中山於3月25日回到上海，當晚召開黨內領導人會議，討論解決宋案問題。孫中山主張以武力解決，立即興師討袁，黃興等對武力討袁缺少信心，主張以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凱，在重大策略問題上意見分歧，爭執不下，遲疑不決。4至6月，孫中山又曾次召集軍事會議，繼續研究討袁事宜，並敦促南方各省獨立，但均無結果。直到7月在袁世凱陸續派兵南下，危及革命黨人生存之際，李烈鈞接受孫中山指令，12日在江西湖口率先宣告江西獨立，組成討袁軍。15日黃興入南京，迫使江蘇都督程德全16日通電獨立，興師討袁。接著，皖、粵、閩、湘、川等省及上海等地相繼宣布獨立，加入討袁行列。

　　袁軍以第1軍軍長段芝貴指揮第6師全部、第2師個混成旅共約1.5萬人，進攻江西；第2軍軍長馮國璋率禁衛軍個旅、直隸第1混成旅、第4、第5、第20師各部及武衛軍（張勳部）共2.5萬人，沿津浦鐵路南下，進逼蘇、皖，攻取南京；海軍中將鄭汝成率“應瑞”、“肇和”等艦並載運陸軍兩個團到滬，控製上海和蘇南地區；海軍次長湯薌銘率“飛鷹”等軍艦4艘沿長江赴江西策應第1軍進攻江。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李烈鈞以贛軍第1師第1旅旅長林虎為左翼軍司令，指揮第1、第2、第5團從德安方向進攻江；以混成旅旅長方聲濤為右翼軍司令，率所部第9團及獨立營從姑塘進攻江；以水巡總監何子奇為湖口守備司令，指揮第10團守備湖口。企圖扼守湖口，奪取江，伺機跨江北征。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黃興以第3師扼守徐州，並派第8師混成旅由南京開赴徐州加強防務，控製津浦鐵路，阻止馮國璋部南下；以第1、第2師布防於淮陰、揚州帶，阻止張勳部進攻。

　　中華革命黨的成立“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他鑒於以前失敗的教訓，認為革命事業最重要的是立黨，隻有以革命黨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於危難之際，完成鏟除民賊、還我共和的重任。1913年9月27日，孫中山在東京籌組中華革命黨，親手擬定入黨誓約，吸收了第批黨員。在孫中山的感召和努力下，此後履行入黨手續的人不斷增多，至1914年4月間已達百人。是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就任總理。《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製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在其後發布的《成立通告》中明確指出，“此次辦法，務在正本清源：（）摒斥官僚；（）淘汰偽革命黨”，以嚴密組織，並號召黨員“協力同心，共圖次革命，迄於革命成功”。中華革命黨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堅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袁世凱黑暗的專製統治下，再度舉起民主主義的戰鬥旗幟，是積極的。但是，它存在的弱點和錯誤也是明顯的。首先，認為民族主義已經完成，沒有提出反帝綱領。其次，在組織上強調黨的集中統，對純潔黨的組織，改變組織渙散，有定積極作用。但是，規定凡入黨者必須宣誓絕對服從孫中山個人，並按指印，這種做法則是落後的，以致不少老同盟會員不願參加。總章中還錯誤地按入黨先後把黨員分為“首義”、“協助”、“普通”等，所享權利不同，人為地造成黨內等級森嚴，從而加深了黨內外的隔膜，脫離了群眾。再次，中華革命黨堅持鬥爭是正確的，但卻過分著重於軍事，而忽視對群眾的發動。

　　黃興等批同盟會、國民黨中骨幹力量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他們方麵不同意服從個人和入黨辦法的規定，另方麵也是和孫中山早已存在分歧。黃興周圍的些原同盟會、國民黨成員，擬擁黃興為領袖，另行組黨，同孫中山派分裂。黃興沒有接受，“為避免黨內糾紛，決計到美國遊曆”。第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留在日本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部分國民黨人，以討論歐事為名，於1914年8月在東京成立“歐事研究會”。歐事研究會在日本成立後，美國、南洋、歐洲及國內上海的些人相繼加入，共有會員100多名，主要是追隨黃興的國民黨軍事骨幹和國民黨中的穩健派。歐事研究會堅持反袁的政治主張，但在鬥爭策略上反對孫中山派的“急進”方針，主張“緩進”方針，存在著對再舉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極因素。

　　中華革命黨在東京創辦《民國雜誌》，揭露袁世凱獨裁、賣國的罪行；還在上海和海外辦些報刊，派人到會黨和部分軍隊中策動武裝起義。但是，由於它存在著上述的弱點和錯誤，影響遠不如同盟會。

　　袁世凱複辟帝製袁世凱在南方用武力鎮壓“次革命”，但在北方卻暫時保留國民黨員占多數的國會，目的是要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袁世凱為了進步拉攏進步黨，於1913年7月任命該黨的熊希齡組閣，閣員除袁世凱親信外，還包括梁啟超、張謇等社會名流，號“第流人才內閣”。

　　熊希齡組閣後，袁世凱加緊策劃選舉總統的醜劇。按《臨時約法》規定，先製定憲法，然後憲法選舉總統。袁世凱急於實現“最高政府之集權”，在他授意和大肆活動下，1913年8月全國19個省區的軍事長官聯名通電，要求先選總統，後製憲，對國會施加壓力。國會議員們在袁世凱的威逼利誘下，於10月4日通過了《大總統選舉法》。10月6日，又投標選舉。這天，袁世凱派出了軍警幾千人，又收買流氓、兵痞，所謂“公民團”，把國會包圍得水泄不通，國會兩院議員，隻許進，不許出。還揚言：“非將公民所矚望的總統選出來，不許選舉人出議會步”。議員們餓終日，從早上8點至晚間10點連續14小時，戰戰兢兢投了次標，才將袁世凱選為大總統，這時會場外的“公民”們才在“袁大總統萬歲”的狂呼中散去。次日，國會又選黎元洪為副總統。

　　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以後，認為國會存在，“政府無由集中”，“不宜統國家”。

　　11月4日，袁世凱借口國會中國民黨議員和李烈鈞有過聯係，下令解散國民黨，收繳國民黨議員（包括跨黨和脫黨者）438人的議員證書、徽章，使得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另外禦用的“政治會議”代行國會職權。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2月下令停辦各省地方自治和解散各省議會。熊希齡內閣雖對袁世凱唯命是從，但待國會被解散，這個“第流人才內閣”的作用即已消失，2月，被袁世凱下令解散。

　　1914年5月，“政治會議”根據袁世凱的旨意，以“約法會議”的名義炮製出部《中華民國約法》，規定：“大總統為國行政首長，置國務卿人襄助”。正式取消了責任內閣製，總統的權力擴大到同專製皇帝樣大，撤消了國務院，在總統府下設政事堂，以國務卿為政事堂首腦，下設左右兩丞，另設參政院行使機關的權力，參政由總統任命。

　　5月，參政院開會，70多名參政大多數是袁的親信官僚、政客或前清遣老，進步黨梁啟超等人也被搜羅在列。參政院立即修改了《總統選舉法》，其中規定：1、總統任期10年，連選任無限製；2、總統任期屆滿時，若認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選，即可連任；3、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3人，預書於嘉禾金簡，藏之於金匱石室。這樣，袁世凱的總統職位，不僅可以終身不易，而且還能使總統職位由袁氏世襲。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製度，已被袁世凱徹底破壞了。

　　袁世凱在取得“終身”總統之後，並不滿足，他還要正式稱帝。

　　為了做皇帝，袁世凱積極尋求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支持。1914他恢複了封建時代的官吏考試製度，陛見製度和各種封建職官的名稱，並任命前清遺老徐世昌為國務卿，還把各省都督改為將軍，民政長改稱巡按使，道稱道尹，縣稱知縣。他還先後到孔廟和天壇去祀孔、祭天，率領文武官員，身穿古式服裝，行跪拜大禮，重演封建時代的“君權神授”。教育部則命令全國中小學恢複讀經、講經。時之間，尊孔讀經的逆流遍及全國。

　　為了早日登基，袁世凱以放手賣國來換取帝國主義的讚助。先後同俄、美、日、英等列強簽訂過100多個不平等的合同、協定和條約，拍賣了稅收、鐵路、礦山和領土主權，以便獲得帝國主義對他的支持。日本洞悉其稱帝需要尋求外交支持的迫切願望，公開提出需以相當的報酬作交換條件。1914年8月，第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便乘虛而入，借口向德、奧宣戰，但不派兵到歐洲戰場，卻在中國山東沿海登陸，占領了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袁世凱為了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竟宣布“局外中立”，聽任日本侵略。緊接著1915年1月28日，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十條”。其主要內容是：

　　第號4條，中國政府承認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切權利，並加以擴大；第號7條，要求將旅大租借期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延長為99年，並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第號2條，中日合辦漢治萍公司，未經公司同意，不準他人開采附近礦山；第號1條，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給其他國家。

　　第號7條，要求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中國警政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將武昌至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間之鐵路建築權給予日本，允許日本在福建省投資修築鐵路及開采礦產的優先權。

　　日本又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內答複。袁世凱稱帝心切，竟於5月9日回複：除第號“容日後協商”外，其餘全部接受。

　　其他帝國主義也出於對中國革命的敵視和為了掠奪更大的侵略權益，也紛紛對袁世凱稱帝企圖表示支持。

　　經過年多的準備，袁世凱認為在政治、思想、外交各方麵的條件都已成熟，於1915年夏秋之間，開始了複辟活動。

　　首先是公開製造複辟的輿論，1915年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下，由美國顧問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誣蔑中國民智低下，缺乏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胡說辛亥革革命“由‘專製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於是得出結論：“中國如用君主製，較共和製為宜。”為袁世凱稱帝製造理論根據。

　　另方麵，在袁世凱指使下，由楊度糾合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謂“君子”；在北京了“籌安會”，宣稱“以籌國之治安”。籌安會打著學術團體的招牌，為袁世凱大造複辟輿論。大肆鼓吹中國必須“去共和”、“求君主”，袁世凱是解救中國的“救星”，宣揚如果堅持共和製，必“歸於亡國而已矣。”

　　籌安會還對複辟帝製進行了策劃。統籌安會的鼓動下，各地袁記死黨、爪牙及投機分子紛紛函電響應，並派代表進京請願，籌安會則代草請願書，於參議院開會前紛紛呈遞。

　　1915年9月1日參政院開會，裝模作樣地“審查”這些請願書。袁世凱急於稱帝，但又要盜用民意。於是派代表到參政院宣布：“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宜審慎”，應“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袁的部下心領神會，聞風而動。9月19日成立“全國請願聯合會”，作為複辟帝製的“民間機構”，時間，各種各樣的“請願團”都冒了出來，代表民意，要求袁世凱做皇帝。10月2日，參政院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來決定國體。10月8日，袁世凱公布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並讓各地加緊遷出“代表”，就地進行國體投標。

　　12月11日，參政院匯集了全體“國民代表”1993人，投票的結果，全部擁護君主製，並附有同樣文字的“推戴書”，致委托參政院“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立即於當天上書“勸進”，袁世凱又裝模作樣地推讓，將推戴書退回，並說：“今若帝製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當日下午，參政院再度“勸進”，袁世凱在以“民意為準”的幌子下，於12日高唱“民之所欲，予必從之”，正式接受帝位。13日接受了百官朝賀，大加封賞，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同時又宣布，1916年改為“洪憲元年”，成立大典籌備處，準備元旦舉行登極大典，正式爬上皇帝寶座。

　　護國戰爭的爆發在袁準備稱帝期間，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進步黨等組織，曾分別派人赴雲南策動武裝起義。在反袁各派的策動下，雲南部分高、中級軍官，多次舉行秘密會議，並著手組織武裝討袁。在袁世凱稱帝的前幾天，即派出步兵第1、第7團（雲南獨立後，改編為護國軍第1軍第1梯團第1、第2支隊），以剿匪為名，向滇川邊境開進，企圖配合後續部隊奪取川。12月25日，前雲南都督蔡鍔與雲南將軍唐繼堯等人，在昆明宣布雲南獨立，旋即建立雲南都督府，並在原有兩個師個旅的基礎上，迅速擴編成36個團共約2萬人的討袁護國軍。蔡鍔、李烈鈞分任第1、第2軍總司令，唐繼堯任都督府都督兼第3軍總司令。每個軍下轄梯團（相當於旅）不等。每個梯團下轄2個支隊（相當於團）。計劃第1軍攻川，第2軍出桂，東征粵、浙，第3軍留守雲南乘機經黔入湘。爾後各軍在武漢會師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參讚戴戡率部兵力入黔，策動貴州獨立。

　　雲南獨立後，袁世凱急令北洋軍和川、湘、粵等省軍隊共約8萬人，從川、湘、桂路征滇，企圖舉殲滅雲南護國軍。計劃由第1路司令馬繼增率北洋陸軍第6、第3、第20師各部及部分混成旅，從湘西經貴川由東麵攻入雲南；第2路司令張敬堯率北洋陸軍第7師和第3、第6、第8師各部，與駐川北洋軍和川軍會合後，從北麵進攻雲南；第3路由廣東陸軍第1師師長、新任雲南查辦使龍濟光率部出粵經桂入滇，攻擊護國軍後方。

　　川是護國軍與袁軍交戰的主要戰場，亦為雙方必爭之地。1915年2月，袁世凱就派其親信、陸軍參謀次長陳宦督理川軍務，並調中央直屬第4、第13、第16混成旅隨陳入川，加強川防務，連同川軍含各地警備部隊，共約4萬人。

　　1916年1月至3月，蔡鍔指揮護國軍在川敘州、納溪等地展開激戰，袁軍遭受重創。3月22日，袁世凱迫於內外交困，宣布取消帝製，仍居大總統位。蔡鍔堅持迫袁下台，繼續指揮所部頑強作戰。至3月底，連克江安、南溪等地，重新奪回納溪。袁軍傷亡甚大，無力繼續作戰。陳宦派人向護國軍要求停戰議和。與此同時袁軍在湘西；滇桂邊境的戰場上也遭遇了慘敗。袁世凱路征滇計劃宣告失敗。

　　袁世凱路征滇計劃雖告破產，護國軍卻未放鬆警惕，堅持迫袁下台。為徹底推翻袁的獨裁統治，5月8日，已獨立的滇、黔、桂、粵等省，在廣東肇慶成立對抗北洋政府的國務院。不久，陝西、川、湖南等省相繼宣布獨立。袁益陷窘境，6月6日病死。護國戰爭結束。

　　護國運動中，各派反袁勢力，包括取得主要領導權的進步黨人在內，不論他們有什麽企圖，都不能不以維護民國、恢複共和製相號召。護國戰爭的結果，推翻了“洪憲”帝製，埋葬了袁世凱，而且最終迫使段祺瑞宣布恢複《臨時約法》和國會。因此，護國戰爭是次勝利的革命戰爭。但是，護國戰爭的勝利果實最終又歸於北洋軍閥段祺瑞，國家政權並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轉移，人民還是毫無所得，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仍然沒有改變。

　　府院之爭與張勳複辟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失去了統治中國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尋找和培養自己的走狗，擴張侵略勢力。在列強激烈爭奪下，中國出現了各派軍閥割據和互相火並的局麵。這種軍閥割據的現象，是由於中國“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而產生的。“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征之。

　　北洋軍閥早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就存在著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為首的皖係和馮國璋（直隸河間人）為首的直係。袁世凱死後，兩派的分裂逐步表麵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他握有中央大權，控製皖、魯、浙、閩、陝等省廣大地盤，以北洋派正統自居，企圖由他來宰製天下。馮國璋以英、美帝國主義為靠山，控製蘇、贛、鄂等省長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區。他就任了副總統，但不肯離開老巢南京去北京。以張作霖（奉天海城人）為首的奉係，原來盤踞奉天帶。護國戰爭期間，張作霖乘機在東省擴張勢力。

　　在日本帝國主義扶植下，奉係成為皖、直兩係以外的支舉足輕重的勢力。此外，晉係閻錫山占據山西；張勳以長江巡閱使和安徽督軍的名義，率“定武軍”屯兵徐州，積極聯絡各地軍閥，成為陰謀擁溥儀複辟的中堅人物。在南方，各省軍閥自行其是，並不聽命於段祺瑞的中央政府。其中勢力最大的，個是唐繼堯的滇係，個是陸榮廷的桂係。

　　滇係占有雲貴兩省，在護國戰爭中向川擴張，與川軍閥進行爭奪。桂係在護國戰爭時，把廣東軍閥龍濟光趕到海南島，占據兩廣，勢力增大。

　　南北軍閥在袁世凱死後，首先爭執的是所謂新舊《約法》。段祺瑞根據袁世凱生前炮製的所謂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以國務院名義發布了個由副總統黎元洪“代行”總統職權的通電。段祺瑞的惡劣行徑，遭到了護國軍和全國人民的堅決抵製。唐繼堯等南方軍閥把持的國務院，梁啟超等進步黨人，孫中山、黃興等原國民黨人，以及北洋軍閥內部如馮國璋等，都主張應該恢複《臨時約法》和國會；根據《臨時約法》，黎元洪應該“繼任”總統，而不是“代行”總統職權。由於全國致反對，段祺瑞被迫暫時讓步。

　　1916年6月，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下令恢複《臨時約法》，同時宣布定於8月1日召開國會。曆時近個月的新舊《約法》之爭，最終以《臨時約法》和國會的恢複而結束。7月，國務院撤消。在南方的進步黨和原國民黨議員前往北京參加國會複會會議，南北暫時合作。

　　各種政治勢力、軍閥派係的矛盾和鬥爭，隨著國會的召開表現得日趨激烈，這些矛盾鬥爭，突出地反映在所謂“府院之爭”上。“府”即總統府，指黎元洪為代表的政治集團；“院”即國務院，指段祺瑞為代表的軍閥政治集團。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國民黨人和南方地方勢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是研究係和親段的北洋督軍。因此，這場鬥爭不僅是黎元洪和段祺瑞兩個人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也反映了研究係與國民黨的矛盾、國民黨與皖係軍閥的矛盾等。

　　“府院之爭”到1917年提出“參戰問題”時，更加表麵化了。這年2月，德國宣布將以潛艇無限製封鎖海裏。美國宣布對德絕交，準備參戰，要求中國與它采取致行動，並提議借款給中國作參戰軍費。日本獲悉後，惟恐落在美國後麵，也積極支持中國參戰，並以減緩交付庚子賠款、提高關稅和提供參戰軍費為誘餌。美國為了與日本抗衡，隨即改變態度，反對中國參戰。美、日在中國對德外交問題上的衝突明顯地表現出來。

　　黎元洪本來擔心段祺瑞在參戰的名義下，進步加強對自己和國會的控製，因而支持和響應美國反對中國參戰的主張。段祺瑞為了進步加強自己的實力，在日本的支持和慫恿下，決心立即實行對德絕交，繼之以宣戰。段祺瑞借參戰為名以擴充武力的企圖，也遭到些地方軍閥的反對。在國會中，研究係的議員完全追隨段祺瑞，主張對德參戰；而國民黨議員，則多數持反對的態度。3月，國會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但是，參戰問題成為府院鬥爭的焦點，也是國會兩派鬥爭的焦點。當時，國會內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強烈的反對參戰的輿論。段祺瑞召集以皖係軍閥為骨幹的十餘省督軍，在北京舉行“督軍會議”，決定讚成參戰，並脅迫黎元洪同意將對德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5月10日，國會開會審議此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凱的故伎，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公民請願團”，將國會包圍，要求當日參戰案通過，否則不許議員離開會場。段祺瑞的這行徑遭到了議員們的抵製，當日並無結果。19日，國會複議對德宣戰案時，決議暫緩討論。段祺瑞竭力爭取的參戰案，被擱置起來。

　　黎元洪看到段祺瑞的陰謀未能得逞，便在美國公使“允為後盾”的情況下，下令將段祺瑞免職。段赴天津，指使皖、奉、豫、浙、魯、陝、黑和直隸省軍閥宣布脫離中央，並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部，要以武力倒黎。別有用心的張勳向黎提出願進京調停，黎邀張進京。段祺瑞也想借張勳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國會，因而也同意由張勳出麵調停。張勳乘機擁溥儀複辟。

　　張勳率領4000餘辮子兵，於6月7日由徐州登車北上。8日，張勳的辮子軍進北京，張本人則在天津停留。段祺瑞表示與張“合作”。張勳通知黎元洪必須解散國會，否則以武力對付。黎元洪直以遵守《臨時約法》自我標榜，且以根據《約法》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申斥過督軍團。此時，迫於張勳的威脅，再也顧不得什麽“約法”了，終於在6月13日下令解散國會。14日，張勳進入北京。28日，康有為等抵達北京。當晚，張勳、康有為夥在張宅舉行會議，決定了複辟計劃。7月1日淩晨，他們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布複辟，改稱這年為“宣統年”，通電全國，改掛龍旗。張勳任所謂首席內閣議政大臣，大權獨攬。康有為被封為“弼德院”副院長（院長是徐世昌），親自修改宣布複辟的“上諭”。“上諭”聲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時，北京街頭又出現了穿著清朝袍褂、腦後拖著真假發辮的遺老遺少，光怪陸離，烏煙瘴氣。

　　7月2日，黎元洪特任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總統職務，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

　　隨後，他逃離總統府，躲入東交民巷日本使館。

　　複辟消息傳出後，“全國民情，莫不反對複辟”。

　　護國厲援會”，繼續聲援反複辟的正義鬥爭。

　　在人民鬥爭的推動下，孫中山繼續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進行反帝製、反北洋軍閥的鬥爭。當複辟消息傳到上海後，孫中山非常憤慨，發表了《討逆宣言》，表示堅決反對帝製複辟，反對軍伐統治，維護民主共和製度。

　　段祺瑞看到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陰謀已經得逞，即通電全國宣布討伐張勳。馮國璋也通電反對複辟。在此前後，湖南、湖北、直隸、山東等十省的督軍也相繼發表通電，反對複辟。7月3日，段祺瑞在馬廠召集軍事會議，組織“討逆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梁啟超為聘任參讚，成為段的首席幕僚。4日，段祺瑞在馬廠“誓師”，進軍北京。

　　各省軍閥也隨之搖身變，表示反對複辟，甚至出兵“討逆”。張勳進京時隻帶4000餘辮子兵，留在徐州的辮子兵因山東軍閥隔斷交通而無法北上。7月12日，“討逆軍”攻入北京，辮子兵被繳械，張勳逃入東交民巷荷蘭使館；康有為逃入美國使館，後又化裝逃出北京；溥儀再次宣布退位。這次複辟醜劇，僅12天就迅速破產了。

　　張勳複辟在全國人民反對下，頃刻瓦解，可是，段祺瑞卻成了“再造共和”的大功臣，繼續壟斷北京政府，變本加厲地實行反動的軍閥專製賣國的黑暗統治。

　　西原借款經過張勳複辟這場風波之後，黎元洪下台，副總統馮國璋代理總統，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上台當權的還是北洋軍閥，段祺瑞把持中央政府大權。

　　對德參戰，因已無國會，無須取得它的通過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發布《大總統發布》，正式宣布對德宣戰。美國這時已參加大戰，願意與日本在中國問題上暫時妥協。11月2日，美國國務卿藍辛與日本外務相石井菊次郎在華盛頓簽訂《藍辛石井協定》，規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這給了日本獨占中國的有利條件。段祺瑞政府以“參戰”為名，向日本進行大宗借款，組成所謂“參戰軍”，擴充皖係勢力，進行反動的“武力統”政策。

　　日本大隈內閣執行的露骨的侵華政策，激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對，加深了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因此為日本元老派所不滿，大隈因對華外交辦理不善的原因而下台。1916年10月，寺內正毅繼任總理大臣。他鑒於前內閣的失敗，根據其重要謀士西原龜等人的建議，掛出“日華親善”的招牌，改變了對華方針：表麵上“尊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對中國內政“不加幹涉”，實際上，第，支持段祺瑞政府推行武力統政策，日本給予貸款和軍火援助；第，除與日本享有特殊利益的地區有關問題外，盡可能和各國保持協調，同時努力使列強逐步承認日本在華的優越地位；第，在南滿東蒙擴大日本的特殊利益，在福建確保日本的特殊關係，山東問題設法享有德國戰前的切權利。寺內內閣任內年間，日本對華各項借款總額達3.86億日元。其中，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西原以“私人身份”次來華，經手筆借款，合計1.45億日元。這些借款，通常被稱為“西原借款”。

　　段祺瑞通過各項借款，把中國的權益大量出賣給日本。例如，以“鐵路借款”、“礦山借款”等名目，將東北的吉長、吉會鐵路和所謂滿蒙鐵路以及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森林、金礦都抵押給日本；以“無線電台借款”、“有線電報借款”、“電話借款”等名目，把我國電訊事業交給日本控製。通過“參戰借款”、“軍械軍火借款”，日本為段祺瑞訓練和設備了個師、個旅的“參戰軍”，讓日本掌握對參戰軍的指揮權。“軍械借款”還規定，將中國“軍隊所使用的槍炮的口徑，必要的機要部分及子彈的規格”，均按照日本“實行統”。段祺瑞答應“將兵工廠及各省煤鐵大礦”歸日本控製和壟斷，作為借款的抵押。

　　日本還以“顧問”、“教官”等名義，給段祺瑞政府派來大批間諜、特務、軍國主義分子，以加強對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的控製。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東各項權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竟表示“欣然同意”，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使日本後來據為口實，不肯把山東交還中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沙皇俄國勢力瓦解，日本帝國主義認為是推行其“大陸政策”的大好時機，立刻把注意力轉向中國東省北部，極力謀求締結所謂中日軍事協定。在日本的頻繁活動下，段祺瑞皖係軍閥積極響應。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定了所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通過中日軍事協定，日本取得了在我國駐兵和軍隊自由出入我國東北與蒙古的特權。軍事協定簽訂後，日本立即將其策劃已久的侵占中國東北的陰謀付諸實施，日軍萬人開進東北，把侵略勢力進步擴張到東省北部，迅速代替了沙俄在東省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賣國罪行，使中國麵臨著被日本帝國主義獨占為殖民地的嚴重危險，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1918年5月，留日中國學生召開大會，抗議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軍事協定，組成“大中華民國救國團”，號召集體分批回國請願，為救亡圖存竭盡全力。各省留日學生紛紛響應，回國進行活動。在國內，全國商界聯合會通電反對中日軍事協定。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工業專門學校、政法專門學校等學生2000餘人，齊集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中日軍事協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學生，也相繼奮起要求廢約。

　　護法戰爭的爆發1917年8月至1918年5月，孫中山為維護與恢複標誌共和國體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發動和領導了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這就是護法戰爭，又稱“南北戰爭”。

　　1917年7月1日，張勳擁清廢帝溥儀複辟。6日，孫中山偕廖仲愷、朱執信等人由上海乘“海琛”號軍艦啟程赴粵，計劃以廣東為基地，組織武力討伐張勳。孫中山等尚未抵粵，張勳辮子軍已被原國務總理、皖係軍閥段祺瑞組織的討逆軍擊敗，複辟被粉碎。

　　段複任國務總理，重掌北洋政府大權後，通電各省拒絕恢複約法和國會，並派北洋軍第8、第20師隨皖係前陸軍部次長、新任湖南督軍傅良佐入湘，鎮壓南方革命。17日，孫中山等抵達廣州後，電邀國會議員赴粵，並致電和派人聯絡西南軍閥陸榮廷、唐繼堯等人，共圖推翻以段為首的北洋政府。桂、滇軍閥亦企圖借護法旗幟，獵取湖南、川等地盤，以便對抗段的武力統政策。8、9月間，在廣州召開的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海陸軍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建立中華民國政府，興師討伐段祺瑞。計劃以滇、黔、桂、粵等省陸軍和海軍部，共約15萬人，分從湘、川和閩浙路會攻北京。中路由廣西督軍譚浩明為兩廣護國聯軍總司令，率部出湘入鄂；左路由雲南督軍唐繼堯任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指揮所部攻川，得手後與中路會攻武漢；右路由海軍總長程璧光等指揮粵軍和駐粵滇、桂軍及海軍，先取閩浙，再圖滬、寧，後由海路北上，與中路、左路並進。段祺瑞調集北洋軍和湘、粵、閩等省軍隊近20萬人，企圖以主要兵力入湘，製服兩廣，以部兵力奪取川，製服滇、黔，進而消滅南方革命勢力，實現武力統全國的計劃。

　　戰爭初期，護法軍英勇善戰，在湖南、川、廣東、福建等地相繼大敗北洋政府軍，形勢片大好。湘粵桂護法聯軍攻占嶽陽後，按照孫中山計劃，應在湖北靖國軍石星川、黎天才等部協同下，加上滇黔川靖國軍以部兵力配合，乘勝攻取武漢，繼續向北推進。

　　但由於滇、桂軍閥各懷私利，尤其是桂係軍閥滿足於占領湖南，擁兵不前，與北洋集團媾和，還對軍政府進行分裂破壞活動，嚴重削弱了護法部隊戰鬥力，給北洋政府繼續調兵遣將，進行瘋狂反撲提供了可乘之機。護法軍在北洋軍的反撲中相繼在湖北、湖南戰場失利，長沙很快失守，護法聯軍分向湘桂邊境潰退。

　　5月初，國會非常會議在西南軍閥操縱下，改組護法軍政府，將大元帥製改為總裁合議製，進步排擠孫中山。孫中山憤而辭去大元帥職務。護法戰爭結束。

　　護法運動對反對洋軍閥反動統治，維護《臨時約法》的尊嚴，有其進步意義。但是，孫中山的“護法”口號，沒有提出和涉及有關中國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沒有反映廣大工農群眾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加。至於當時的舊國會，也並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孫中山所指望的力量，還隻是和北洋軍閥有矛盾的南方軍閥，沒有個堅強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也沒有可靠的革命武裝，護法運動不能不歸於失敗。護法運動的失敗，表明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已陷入絕境，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民族工業的發展從19世紀70年代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誕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開辦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廠礦約700個，資本總額僅1.3億多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民族工業的發展十分緩慢。

　　辛亥革命給封建製度以衝擊，在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權外，還有不少商界人士參加各地的軍政機構，擔任了要職。袁世凱竊取政權後，為了籠絡資產階級，取得他們的支持，也吸收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陳其美、周學熙、張謇等擔任工商總長、財政總長的職務。資產階級通過手中掌握的權力，製訂出若幹有利於振興實業的政策法令。工商部於1912年12月5日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規定工藝品的發明者有權申請專利；1914年1月分布了《公司保息條例》；1915年公布了《農商部獎章規則》等。這些條例雖然未盡完善，有些規定因時局多變也未能付諸實行，但它終究解除了清政府原來對呈請開辦企業的若幹限製，也逐步廢除了些封建性的專利壟斷。南京臨時政府關天“振興實業”的輿論宣傳，和為此而著力提倡國貨運動，激勵了工商業者投資開辦工廠，愛國華僑也競相歸國投資辦廠和努力推銷國貨產品。1915年日本提出陰謀滅亡中國的“十條”後，全國人民更掀起了大規模的抵製日貨運動，時間人人以用國貨為榮，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商品傾銷，直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和壓力。這種障礙和壓力，到了第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由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地有所緩和。根據海關統計，中國在1913年的進口總額為5.7億餘兩，1915年減至4.5億餘兩，減少了1/5左右。以後逐年遞減，到1918年，法國貨的進口額比戰前減少了1/3，英國貨減少了半，德國貨則完全停止進口。與此同時，由於交戰國急需從中國進口大量的麵粉和日用百貨，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出現了年年增長的趨勢，1913年為4.03億兩，除1914年有下降外，此後年都比1913年增長了14.8%到20.5%。由於商品進口減少，出品增加，中國多年來入超逐年嚴重的情況也有所緩解，由2億多海關兩減至3000多萬海關兩。進口下降，出品增加，而國內市場的需求並未減少。國內市場及出口的需要，刺激了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辦廠、追求利潤的要求。

　　辛亥革命的推動和第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得到較大的發展，從1912年到1919年，中國新建的廠礦企業達470多家，投資近1億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企業到1.3億元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資總額。中國工廠使用的蒸汽動力，1913年為43448馬力，1918年為82750馬力，約增長了倍。

　　在辛亥革命後開辦的企業中，以紡織和麵粉工業發展最快，針織、印刷等輕工業也有不少進展。紡織工業，1913年前全國共有231家工廠，資本3254.7萬元，到1920年已增到475家工廠，資本8275萬元。紡紗業1913年共有紗錠65萬枚，到1919年增為118萬枚。紗廠的盈利也很豐厚，16支紗在1914年每包盈利為19.58元，1917年達36.93元，1919年更高達70.56元。同時期，布機由2016台增為2650台。廠數和紗錠、布機數在短短幾年內就超過以往20多年所有積累的兩倍多，這樣的發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麵粉業在辛亥革命前基礎薄弱，在1896年至1912年的17年間，民族資本開設的廠才47家，占國內麵粉廠的52.2%，生產能力占39.8%。而1913至1921年的9年間，全國就設立了123家麵粉廠，其中民族資本經營的有105家，占全部新設廠的85.4%；生產能力占新設廠生產能力總數的82.2%。被譽為“麵粉大王”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所創辦的茂新、福新麵粉公司，在這時期已由辛亥革命前的2個廠、4個粉磨發展到11個廠、300多個粉磨。從麵粉進出口來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200萬擔以上，從1915年起開始出超19000餘擔，到1920年，出超達到300多萬擔。

　　其他如火柴業，1911年全國30家左右，到1919年增加了43家，1920年又增加了23家，成為民族火柴業發展最快的年。針織業是這時期的新興行業。第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素來盛銷中國的德國衫襪，來源告竭，貨價昂貴，各地針織工廠時風起雲湧，1913年21家，1914年67家，1915年85家。些設備先進的工廠大多集中在上海。

　　到1922年，上海裝有電機的針織廠有8家，其中以1917年創辦的中華第針織廠規模最大，有210台織襪機，52台羅紋車，246台織襪頭機，26台搖紗機。這種情況在上海以外的工廠很難見到，外地工廠普遍使用手搖機織製。印刷工業在辛亥革命後，也隨著學校、報館、雜誌社和書店的日漸發展而不斷興旺。中華書局印刷所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誕生的，並以率先出版中華民國小學語文課本打開局麵，以致“開業之後，各省函電紛馳，門前顧客坐索，供不應求，竭力應付，基礎於是乎立”。此外，如罐頭、蛋粉、皮革、製紙、卷煙、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輕工業亦有相當發展。

　　隨著輕工業的發展，重工業在這時期也有發展。鋼鐵冶煉業，1914年開始興建大冶鐵廠等個鋼鐵廠，1916年建立宣化的龍關（後改為龍煙）鐵礦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興鋼鐵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開始興建。采煤業，全國華商機器采煤量，由1912年80萬噸到1919年增至330萬噸。使用動力機械的工廠，1913年隻有400至600家，到1921年增加到2000多家。電力、運輸和金融業也得到了發展。1913年，全國共有電力工業的62%。在運輸方麵，以輪船為例，1913年有133230噸，1919年增為287592噸，年增加了115%。金融業方麵，以新式銀行為例，1913年全國共有銀行15家，資本1.1488億元；到1919年年間新增銀行42家，資本1.0276億元。

　　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擁有巨額資本的大企業有所增多。1912年，資本百萬元以上的大企業約25個，1919年，增加到43個。擁有資本1200萬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

　　除新設廠礦外，原有廠礦大部分積極擴充。不僅輕工業普遍增加投資，批手工業作坊也迅速向現代化機器工業轉化。如上海絲織業，“辛亥以前，廠戶多用木機、鐵機，以製造綢貨。至民國年，物華廠裝置電力織機，出品精良，營業大振，於是繼之者如雨後春筍”。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暫時的發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所增長。1914年3月15日，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實力不斷增強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矛盾加深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要求也日漸強烈。

　　中國民族工業雖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也仍然很濃。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並沒有改變。

　　首先，中國民族工業是趁歐美帝國主義在第次世界大戰期間無暇東顧的機會進步發展起來的，因此，這種發展是很短暫的。等到第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列強又都卷土重來，中國的民族工業立即開始萎縮，逐漸蕭條。出口量猛增的麵粉戰後急劇下跌，馬上轉為入超。其它行業也是如此。大戰期間民族工業的興旺發達的景象，隻不過是曇花現而已。

　　其次，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的發展多集中在輕工業，發展較快的部門是為帝國主義戰爭提供戰爭物質的麵粉業、紡織業等；是帝國主義禁止出口的機械金業，中國的機械金工廠在1920年已由戰前的101家增至252家；是帝國主義顧不上的針織等行業。因此，中國民族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主要還是跟著帝國主義市場的需求轉，發展是畸形的、零亂的，根本無法形成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

　　第，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雖然出現了些上百萬元的大公司，但發展較快的還是中小企業和工場手工業。據統計，從1903年到1908年，注冊公司數是127家，資本總額為512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2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40.5萬元。從1913年到1915年，新注冊的公司數為124家，資本總額244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4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19.6萬元。辛亥革命後每年平均新注冊的公司雖較前期增加了倍，但各廠的平均資本卻少了倍多，顯然是小資本多於大資本，中小廠家增多之故。

　　第，中國民族工業即使在發展較快的第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控製。以紡織和采煤為例，直到1913年，中國75.6%的機械采煤工業、46.7%的紡錠和59.2%的布機，還是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裏。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更趁歐戰期間積極在華擴充勢力。它出兵強占青島，不僅把德國在該地的所有工廠都據為己有，而且迅速地在山東各地開礦建廠，很快就擁有了130多家廠礦企業。日本這時在對華貿易方麵，已取代英國而躍居第位；在金融方麵，在華新設了家銀行，接近同時期外國在華新設銀行的2/3；在搶奪利權方麵，獨占了這時期的鐵路投資，實力急劇膨脹。美帝國主義在這期間也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到1919年，在對華貿易和航運方麵都僅次於日、英而躍居第位。

　　民族工業發展中的上述特點，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仍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後幾次反帝反封建軍閥鬥爭都由於軟弱無力而歸於失敗。

　　工人階級的成長隨著中國資本主義進步發展，外國在華投資增加，中國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

　　辛亥革命前，中國近代產業工人不超過60萬人，到1919年運動前，已達200萬人左右。他們雖然成長較晚，人數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數在上海、武漢、廣州、天津、青島、濟南、哈爾濱、無錫等工業城市及礦區；集中在鐵路、礦山、航運、造船、紡織、麵粉等企業中。帝國主義在華廠礦，由於規模大投資多，集中工人較多自不待言，就是本國開設的廠礦，也往往因為技術水平低而采用工人多，工人也很集中。這種集中性，有利於工人階級組織程度和鬥爭水平的提高。

　　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重壓迫剝削。包工製、把頭製、監工製、學徒製等封建勒索和壓榨普遍存在。克扣工資、打罵工人是常見的。中國工人工資之低，工時之長，是世界罕見的。1919年前後，般產業工人，不過勉強維持個人溫飽；滿鐵企業中的華工工資僅相當於日人的1/4；最低的女工工資隻有5分。工時般是12小時，有時多達十個小時。星期日多無休息。根本沒有勞動保護和安全措施。如日本控製的撫順煤礦，1913年年間就發生事故2000餘起，死傷工人3000多人。1917年1月11日，次爆炸事件，就死亡工人900多名。

　　中國近代工人在政治上毫無民主權利。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先後頒布了《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治安警察法》，把工人罷工列為“妨害秩序罪”和“騷亂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章明文規定：“最高當局為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寧……起見，決定采取警察力量，防止切工人結合與行動。”

　　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與壓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

　　辛亥革命後，中國工人罷工的次數愈來愈多，罷工規模和鬥爭水平都有顯著提高。

　　從1912年到1919年5月的7年間，罷工達130多起，比辛亥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倍還多。1916年以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1916年為17次，1917年為23次，1918年增到30次，1919年僅頭5個月間就達19次，反映了工人運動日益走向高漲。罷工的規模也大多超過辛亥革命前的鬥爭。如1915年日商上海第紗廠工人罷工、1917年上海英美煙廠工人罷工、1918年新紗廠工人罷工，每次都有幾千工人參加。工人罷工中還出現互相支援和舉行同盟罷工，已由分散發展到聯合鬥爭。如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個輪船公司的中國海員為響應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總同盟罷工，1915年蘇州絲業工人舉行全行業的同盟罷工，1916年北京等地支援天津法租界工人同盟大罷工舉行罷工，1917年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廠等支援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罷工而罷工。這些罷工表現工人階級無私團結的階級品質。

　　辛亥革命後工人罷工，多為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不堪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而舉行的。但罷工也日益明顯地開始由經濟鬥爭轉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1915年反對日本“十條”和1916年反對法國強占天津老西開的鬥爭，是這時期兩次大規模的反帝反軍閥賣國的政治鬥爭。工人成為這兩次鬥爭的主力，並用同盟罷工把鬥爭推向高潮。

　　1915年在反對袁世凱賣國政府與日本簽訂“十條”的愛國運動中，上海日本企業的中國工人幾乎全部參加鬥爭。長沙等許多地方工人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抵製日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袁世凱賣國。1916年天津反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鬥爭，更顯示了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老西開靠近天津法租界，法國帝國主義者早在清朝光緒年間就企圖把老西開並入租界。1915年當日本提出“十條時，法國公使乘機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這個無理要求，並於次年10月17日強占了老西開。北洋軍閥政府已表示“未嚐不可”，承認了法國的要求。天津人民卻立即掀起反抗怒潮，舉行數千人公民大會，聲討法帝國主義的罪行。在法租界和法國企業中的工人決議實行同盟大罷工。

　　11月14日，首先在法國經營的工廠、電燈公司、電信局開始同盟罷工，其他工種的中國工人也相繼罷工，甚至巡捕、男女傭工“亦全體告退”。罷工工人以致行動，粉碎了法帝國主義的增薪收買、分化破壞行動。在天津工人大罷工的有力推動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積極罷工支援。天津罷工鬥爭堅持個月之久，取得定勝利。

　　中國無產階級在鬥爭中，要求成立近代的工會組織以適應新的鬥爭。1912年，上海出現以徐企文為首的“中華民國工黨”，它是改良性質的工團組織，既有工人、技術人員參加，也有資本家參加，後被反動政府解散。除上海外，武漢、長沙、天津、廣州等地都出現了早期的工會組織，曾領導過罷工和在爭取工人福利方麵做了些工作。這些工會也都先後被破壞。

　　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日趨高漲，表明中國無產階級已開始由自發的階段向自覺的階段轉變。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中國工人階級，自第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無產階級的成長和政治覺悟的提高，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並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階級條件。

　　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過些宣傳資產階級思想與文化的工作，資產階級文化同封建文化進行了定的鬥爭，但資產階級文化沒有動搖封建舊文化的根基。

　　由於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火熄滅了，黑暗重新籠罩大地。與政治上的反動相適應，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相結合在思想文化方麵掀起了股十分反動的尊孔複古的逆流。袁世凱政府通令全國尊孔讀經，祭孔祀天，企圖以此詆毀和摧殘度興起的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在這股反動思潮麵前，資產階級比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更為軟弱。他們對袁世凱掀起的尊孔複古的思想逆流缺乏必要的認識，忽視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批判與鬥爭。些資產階級文化代表人物或者偃旗息鼓，或者彳旁徨苦悶，甚至與封建遺老們同流合汙，成為複辟帝製的幫凶。但是，辛亥革命沒有解決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先進的中國人必然要繼續探索救國的真理。隨著辛亥革命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中國人民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政治正醞釀著場新的革命運動，部分激進的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發動了場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

　　1915年9月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陳獨秀（1880——1942年）安徽懷寧人，早年留學日本，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投身於反清的革命洪流中。1913年參加“次革命”，1915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逐漸成為激進青年的思想領袖。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文，向青年們提出了項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隱退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陳獨秀曆數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第次提出了“人權”和“科學”的口號，樹起民主與科學的兩麵大旗。他要求青年解放思想，以求實進取的精神奮起自救。《青年雜誌》自1916年2卷1號起改名《新青年》。1916年底《新青年》由上海遷到北京出版，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陳獨秀、李大釗（1889——1927年）、胡適（1891——1962年）、魯迅（1881——1936年）等先後成為《新青年》的編輯或撰稿人。從此，《新青年》隨著發行量的增加，在群眾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新青年》被譽為“青年界之金針”和“良師益友”。《新青年》雜誌聯係了大批進步的知識分子，成為領導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民主是指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製度，並要以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對封建專製和軍閥獨裁，反對為專製政治服務的封建舊倫理、舊道德，建立個像法國那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民主還提倡個性解放，平等自由，成為自主、自由的人；科學主要是提倡自然科學，提倡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傳統觀念和切社會問題，反對迷信，反對偶像崇拜，宣傳進化論、唯物論和無神論。

　　《新青年》於1918年發表了係列反對鬼神迷信的文章。當時國內不少地方有人設壇扶乩，宣傳鬼神附體，有專門的《靈學》雜誌，還組織了靈學會。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提倡“以科學代替宗教”，宣傳無神論，介紹了些西方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哲學，鼓勵青年年發揚活潑上進、追求真理、為真理獻身的精神。

　　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認識到，要提倡民主和科學，建立和鞏固共和政體，必須對以維護封建專製為基本內容的孔子學說和尊孔思想進行批判。他們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為武器批判了封建的儒家思想和舊道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陳獨秀、李大釗、易沙白等著文揭露了封建倫理綱常的反動實質。陳獨秀認為孔子學說是中國社會前進的絆腳石，主張毀掉全國孔廟，認為人格的獨立、政治的民主與儒家的綱常名教勢不兩立；李大釗也是個反孔主將，他認為孔子是“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他稱那些尊孔複古之輩是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對他們不能姑息，要燒掉他們的書，殺掉他們的人，使他們永遠絕跡。在批孔中，川學者吳虞以言論激烈而名聲大噪。他從1917年起投稿《新青年》，把儒家的倫理道德、封建的家族製度和政治上的專製主義聯係起來批判。他認為封建家族製度是專製主義的根據，而封建倫理道德由鞏固家族製度而鞏固了專製主義。吳虞把“麻木不仁的禮教”比作“洪水猛獸”。魯迅是稍後投入新文化運動的，但他出現便立刻成了反封建鬥爭中個勇猛頑強的文化戰士。1918年4月，魯迅發表了第篇白話體小說《狂人日記》，從封建禮教“歪歪斜斜”的“仁義道德”中揭示出“吃人”的本質，大膽地指出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就是“吃人”的曆史。魯迅寫了許多犀利的雜文，從各方麵對封建宗法製度及舊禮教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

　　新文化運動的另重要內容是提倡白話文和進行文學革命。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主張對文學內容和形式進行次改革。在內容上，“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方法”，“不作無病之呻吟”，“不講對仗”，“不辟俗字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