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三卷）

第一章 清朝（四）

　　5日，日軍第師團分兵路進攻金州。第路由步兵第十聯隊長河野通好大佐率本隊及先遣大隊牽製金州東路的清軍；第路由第旅團長乃木希典少將指揮第聯隊進攻清軍東路陣地；第路由第、聯隊組成的師團本隊，由師團長山地元治中將率領，向東北迂回，繞至金州北十裏堡，再沿金複大道南下，從背麵進攻金州。

　　5日11時，乃木希典派兩個大隊，向徐邦道拱衛軍陣地發起攻擊。清軍憑壘據守，進行反擊，激戰3小時，將日軍擊退。下午4時，日軍再次進攻，又被擊退。

　　6日拂曉，日軍在炮兵掩護下，第次進攻拱衛軍。清軍傷亡較大，陣地仍在。這時，迂回到金州背後的日本師團本隊攻破清軍左翼防線，抄襲徐邦道軍後路，拱衛軍退回城內，據城固守。日軍列炮於城外高地，猛轟金州守軍。清軍殊死抵抗，用架設在城牆上的克虜伯野炮應戰。此時，炮聲如雷，天地震動，經過半小時的炮戰，清軍炮火被壓製下去，日軍乘勢攻城，派工兵用炸藥連續爆破城門，日軍攻入城內，轉趨東門，東門被攻破。清軍與敵人展開激烈的巷戰，許多官兵壯烈犧牲，連順部退往大連、旅順，金州失陷。

　　日軍占領金州的當晚，第師團長山地元治製定了進攻大連灣的作戰計劃。由西寬郎少將率第聯隊，向旅順進擊；由乃木希典少將率第聯隊進攻和尚島炮台；由河野通好大佐率步兵第十聯隊攻擊徐家山及老龍頭炮台，其餘部隊作為預備隊，在金州集結待命。

　　7日淩晨，日軍由金州出發進攻大連灣。當日軍到達清軍陣地時，隻有少數清軍略作抵抗即行退走，大部清軍已於前天黑夜撤回旅順，日軍輕取大連灣。由於清軍匆忙逃跑，許多機密文件也未能處理。日軍占領清軍水師營後，得到了大連灣水雷敷設圖，日本軍艦得以順利駛入港內。3日之內，清軍連失金州、大連兩處戰略要地，旅順口後路直接暴露，形勢岌岌可危。

　　17日，日軍向旅順發動進攻：由秋山好古少佐率騎兵個大隊為搜索隊；以第師團本隊和第十旅團組成右翼縱隊，與騎兵搜索隊經十裏堡進攻旅順西北椅子山、案子山線清軍的左翼堡壘團；由第十聯隊長益滿德次中佐率步兵及部分騎兵、工兵、炮兵為左翼縱隊伍，經蘇家屯等地，進攻旅順東北雞冠山線清軍的右翼堡壘團。當時，駐守旅順口的清軍共有馬、步、炮兵33營，1.27萬餘人，其中約9000人為新募之伍，未經戰陣，倉促成軍。

　　在金州失守後，旅大前敵總指揮龔照璵，即乘魚雷艇逃往煙台，許多官員搶掠財物，紛紛逃走，旅順軍心渙散，人心惶惶，危在旦夕。旅順諸將共推薑桂題為臨時指揮。然而薑桂題拿不出任何對敵良策。當日軍攻擊時，愛國將領徐邦道率軍迎戰，於15日拂曉，率拱衛軍在旅順北土城子帶設伏。11時，日軍騎兵搜索隊進至土城子以南，徐邦道出敵不意，英勇出擊，打退日軍，首戰告捷。18日晨，徐邦道會同薑桂題、程允和等部騎兵5000餘人，在土城子附近，將日軍騎兵搜索隊打退。日軍第聯隊第大隊在丸井正亞少佐率領下到達雙台溝附近，被清軍團團圍住，戰鬥十分激烈。清軍在長嶺子南的高地上架起大炮，猛轟日軍，步騎兵同時攻擊，日軍狼狽潰退，屍體也來不及收拾。清軍在土城子反擊戰中獲勝，證明了隻要清軍指揮員指揮得當，各部互相配合，廣大愛國官兵是能夠擊敗敵人的。

　　20日，大山岩在水師營北李家屯召開會議，部署再次進攻旅順。以第師團本隊及混成第十旅團組成右翼縱隊，攻擊鬆樹山、龍山炮台；以第十步兵聯隊為左翼縱隊，攻擊雞冠山帶堡壘；騎兵搜索隊以部擔任第師團右翼警戒，另部擔任混成第十旅團與左翼縱隊之間的聯絡和搜索活動。

　　21日，日軍攻擊旅順。淩晨7時，日軍第旅團集中40門火炮對清軍陣地狂轟濫炸，在炮火掩護下，向案子山堡壘發起攻擊。當日軍進至清軍陣地前沿時，清軍先用各種火器猛烈射擊，然後衝出炮台，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白刃格鬥。日軍以重大代價，換取了案子山低炮台陣地，清軍的許多愛國官兵為保衛祖國的神聖土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清軍餘部在程允和率領下，退守黃金山炮台。接著日軍第聯隊用大炮轟擊鬆樹山炮台，戰鬥開始不久，炮台附近的火藥庫被擊中引起爆炸，烈火熊熊，彈片射，清軍被迫退守龍山炮台。日軍混成第十旅團即向龍山炮台發起進攻。日軍2個中隊的兵力，由山下蟻附而登，遭到薑桂題所部清軍的猛烈射擊，傷亡頗重，日軍軍官督隊死攻，日軍踏屍前進，當進至清軍堡壘前，踩響地雷，炸死日軍多人。清軍堅守龍山炮台4個多小時，在日軍反複攻擊下，守台清軍傷亡較大，撤離陣地，龍山炮台也被日軍占領。

　　日軍左翼縱隊於21日9時攻擊雞冠山清軍。守衛雞冠山炮台的是徐邦道的拱衛軍。徐邦道英勇沉著，指揮部隊頑強奮戰。黃金山海岸炮台用24公分重炮猛烈轟擊日軍側翼，日軍步兵第十聯隊第大隊長花岡正貞少佐被擊斃。11時許，日軍個大隊前來增援。11時45分，日軍攻占東雞冠山炮台、大小坡山炮台和蟠桃山炮台，徐邦道率部退入市區。守衛在白玉山北側的衛汝成臨陣脫逃，部隊無人指揮，向海岸炮台潰走，至此，旅順後路炮台，全部被日軍攻占。

　　當天中午大山岩以少數兵力守衛旅順後路各炮台，主力繼續向市區及海岸炮台推進。當時對日軍威脅最大的是黃金山炮台。該炮台位於市區東南，居高臨下，俯瞰全城，配有大小火炮20餘門，其中有24公分遠距離新式克虜伯重炮3門，能作全方位射擊。日軍派出2個步兵聯隊攻擊該台，守將黃仕林棄台逃走，官兵無人指揮，軍心渙散，堅持到下午5時許放棄炮台，日軍占領黃金山、東人字牆等旅順東海岸各炮台。這時，守衛在旅順西海岸炮台的清軍仍堅持戰鬥，頑強抵抗。當夜，守衛旅順口的各路清軍乘黑夜循西南海邊向金州退走，與援軍宋慶軍會合。次日上午，日軍又占領了西海岸各炮台，清政府經營多年耗資百萬的旅順口，淪入敵手。

　　就在日軍進占旅順的當天，宋慶和劉盛休組織7000餘人，反擊占領金州的日軍。

　　11月初，宋慶、劉盛休奉令馳援金州、旅順，晝夜兼程，20日抵達金州以北的十裏堡。

　　當時留守金州的是日軍第十聯隊長河野通好大佐率領的2個步兵大隊，約1000人。

　　21日11時，清軍分兩路包抄日軍。午後1時，左翼清軍奮勇攀上蕭金山北麵高地，居高臨下，射擊日軍。河野通好從金州城內派出個中隊趕來支援，用大炮轟擊清軍。右翼清軍也在金州城西北與日軍展開了激戰，但由於清軍在鴨綠江戰役中屢次敗陣，重武器全部遺棄，在進攻作戰中，沒有炮火支援，僅憑手中步槍拚死搏，終難克敵，戰至下午3時許，宋慶下令退軍。徐邦道建議再攻金州，宋慶拒絕。27日到達蓋平，金州反擊戰沒有成功。

　　日寇進入旅順，獸性大發，對旅順居民進行了血腥屠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大慘案。

　　大屠殺連續進行了4天，2萬餘人死在日軍屠刀之下。當時目擊這慘案的英國海員阿倫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個錢鋪裏，日軍搶掠之後，把鋪內所有的人全都殺死，但見滿地死屍，有男的，女的，也有小孩子，死屍中“有沒頭的，亦有開膛破肚的，有的沒了手，有的沒了腳，亦有手腳都斬去的，亦有斬做兩段的，……再看那櫃台邊上，還有個大釘，釘著個幾月的小孩。”“在這次屠殺中，能夠幸免於難的中國人，全市中隻剩36人，這36個中國人，完全是為驅使他們掩埋其同胞的屍體而被留下的。”連日本外相陸奧宗光也不能不承認：“把俘虜綁上屠殺，殺害平民，甚至婦女也不例外，這些似乎都是事實。”今天，埋葬在旅順萬忠墓中2萬多殉難同胞的屍骨，便是曆史的見證。

　　北洋艦隊的覆滅1895年1月29日，日軍繼續西犯，左路縱隊占領溫泉湯，右路縱隊占領家疃，對威海衛南邦炮台形成包圍。

　　30日，日軍對南邦炮台發起攻擊。南邦各炮台相繼失陷，在爭奪南邦炮台的戰鬥中，中日雙方傷亡都很大，日軍傷亡官兵228人，清軍傷亡2000餘人。

　　南邦炮台失守後，2月2日北部炮台又陷落。2月3日，日軍進占威海衛城。

　　日本陸軍占領威海衛南北岸炮台後嚴密封鎖港口，完成了對北洋艦隊的海陸合圍。

　　當日軍在榮成灣登陸的同天，日軍通過英國海軍艦隊司令斐利曼特交給丁汝昌封勸降信，說什麽大廈將傾，非木所能支，把北洋船艦交給日軍，不過“些些小節，何足掛齒！”丁汝昌對敵人的誘降活動，置之不理，並把勸降書呈交李鴻章。

　　丁汝昌不肯投降敵人，大節是好的。但是，如何作戰，他卻犯了嚴重錯誤。1月23日，清廷曾電諭李秉衡為不墮入日軍水陸夾攻之詭計，北洋艦隊應相機出擊，“我海艦雖少，而鐵甲堅利，則為彼所無，與其坐守待敵，莫若乘間出擊，斷賊歸路”。丁汝昌認為：

　　目前戰事吃緊，海軍不出擊，固然有罪；若出擊戰敗，艦丟防失，猶有罪。在這種進退維穀的情況下，丁汝昌選擇了固守劉公島與北洋艦隊共存亡的錯誤決策。他率水軍，聯絡旱營，布置威海水陸切，“總期合防同心，力固守。”劉公島保衛戰這樣開始了。

　　從2月3日至6日，日軍連續次對劉公島、日島炮台和北洋艦隊發動進攻，廣大海陸將士同仇敵愾，英勇抵禦，次又次地將日艦擊退。

　　7日晨7時，日軍對劉公島守軍和北洋艦隊發起第次進攻，戰鬥空前激烈。

　　清軍的炮擊，“命中極精確，無數炮彈飛來，在我諸艦前後左右墮落。”開戰不久，日艦“鬆島”號被擊中前艦橋，打穿煙囪。8時零5分，“吉野”又中彈，擊碎速射炮楯。8時20分，日艦“橋立”、“嚴島”、“秋津洲”、“浪速”艦也相繼中彈，日軍氣焰頓挫。

　　不料，此時北洋艦隊發生了魚雷艇隊逃跑的嚴重事件。6日夜，丁汝昌決定回擊敵人，命令左號魚雷艇管帶王平，於7日淩晨率大小魚雷艇13艘出口襲擊敵艦，誰知王平早與其他魚雷艇管帶蔡廷幹、穆晉書等人，密謀逃跑。這天上午8點半鍾，正當日艦多艘受傷，攻擊力大為減弱之際，北洋艦隊的魚雷艇13隻，以及“飛霆”、“順利”兩船，乘出口襲敵之機，從威海衛北口逃走。逃跑的魚雷艇有的被擊沉，有的被俘獲，惟有王平的左號逃到煙台。

　　魚雷艇隊的被殲，使北洋艦隊的處境愈趨危殆，日軍加緊進攻。劉公島和日島的守軍，奮勇抵抗，毫不退縮。丁汝昌感到單憑劉公島這孤島，勢難久守，唯的希望是陸上有援軍開來，配合海軍作戰，劉公島之圍尚可解。他派名可靠水手，懷密信鳧水到威海衛北岸，潛去煙台，向劉含芳求援。

　　9日，日軍發動了第次進攻。日本艦隊大小艦艇40餘艘，全部開到威海衛南口外排列，以戰艦在前開炮，同時，又令南北兩岸炮台實行夾擊。丁汝昌親登“靖遠”艦，駛近南口，與敵拚戰。日艦兩艘被擊傷，戰至中午，“靖遠”艦中炮擱淺，丁汝昌和管帶葉祖珪僅以身免。

　　10日，日軍圍攻益急，些貪生怕死、喪失民族氣節的將領，竟同洋員勾結起，鼓動士兵水勇，威逼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大義凜然，斬釘截鐵地對他們說：“汝等欲殺汝昌即速殺之，吾豈吝惜身？”“坐中感極，掩麵歔欷者有之”。繼8日夜晚炸毀了受傷擱淺的“定遠”艦後，當天下午，他又派“廣丙”號用魚雷炸沉了擱淺的“靖遠”號。

　　11日晚，丁汝昌始知魚雷艇隊管帶王平逃到煙台後，謊報劉公島失守，李秉衡信以為真，將援威海衛的部隊律截回。丁汝昌召集諸將會議，以援軍絕望，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鼓力碰敵船突圍而去，或幸存數艘，得抵煙台，勝於盡覆。但洋員馬格祿、營務處道員牛昶日丙帶頭散去，並指使些兵勇氣手持刀威逼丁汝昌。丁汝昌知事不可為，乃召見牛昶日丙，對他說：“吾誓以身殉，”並命其速將提督印截角作廢，遂服鴉片自殺殉國。護軍統領總兵張文宣也反對投降，隨之自殺。牛昶日丙召集諸將和洋員議降，公推護理左翼總兵、署“鎮遠”管帶楊用霖出麵接洽降事。楊用霖嚴詞拒絕，回艙後口頌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用手槍自擊而死。接著，牛昶日丙又與馬格祿、泰萊、浩威、瑞乃爾等洋員商定，由浩威起草降書，偽托丁汝昌名義向日軍乞降。12日上午8時30分，派“廣丙”艦管帶程璧光乘“鎮北”艦，樹白旗由北口出港，向伊東祐亨乞降。14日，牛昶日丙向日本交出威海衛海陸軍官、洋員名冊及兵勇軍屬統計表，計陸軍2040人，海軍3084人。16日，牛昶日丙代表清軍在降約上簽字，繳出威海衛港內北洋艦隊全部殘餘艦隻及劉公島、日島各炮台所有軍械彈藥。17日上午10時30分，日本艦隊占領威海衛，將港內北洋艦隊的“鎮遠”、“濟遠”、“平遠”、“廣丙”、“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等大小艦船全部擄去，隻將練習艦“康濟”號解除武裝，交給清政府。

　　至此，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山東半島戰役遂告結束。

　　馬關條約從清政府對日宣戰到平壤、黃海戰役之前，由於戰爭勝敗尚未定局，慈禧太後等人暫時不敢公開進行求和活動，列強也暫時中止了“調解”。但是，隨著日軍的步步進逼和清軍的接連潰敗，慈禧太後的求和之心又日益急切起來。1894年9月底，慈禧太後起用中法戰爭期間被她罷黜的恭親王奕訁斤主持總理衙門。複出後的奕訁斤，不僅接受教訓再也不敢得罪慈禧太後，而且努力秉承慈禧太後的旨意，10月初親自出麵請求英國聯合美、俄兩國共同調停中日戰爭。

　　日軍占領威海衛後氣焰更加囂張。已成驚弓之鳥的慈禧太後，決定開複李鴻章的切處分，任命他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辦理投降交涉。李鴻章深知這次議和的最大難題是割地問題，奉召到京後首先“訪問”列強駐京公使，再次請求美、俄、英、法等國出麵幹涉，促使日本放棄割地要求。

　　李鴻章爭取外國幹涉的活動到處碰壁，隻得不惜切代價向日本求和。他為了不承擔割地的罪責，表示隻有給他割讓土地的全權後才能赴日。慈禧太後這時稱病不出，傳話李鴻章，要他“切遵上旨”，顯然也是要推卸這割地賣國的責任。光緒皇帝既不敢與慈禧太後公開決裂，又盼望清軍能在遼東扭轉敗局，直猶豫不決。3月初，清軍在遼東全麵潰敗，光緒皇帝為形勢所迫，終於讓恭親王奕訁斤代傳他的“麵諭”，表示可以授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

　　1895年3月14日，李鴻章帶著兒子李經方、美國顧問科士達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鴻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陸奧宗光及美國顧問端的臣，在馬關的春帆樓開始談判。伊藤博文等人從開始就擺出了戰勝者的驕橫態度，肆意勒索，並派軍攻占澎湖。李鴻章要求停止軍事行動和減輕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絕。24日，李鴻章在談判後回寓途中，被日本暴徒刺傷。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擔心列強借口幹涉，宣布除台灣、澎湖列島地區外，其他戰地立即停戰。4月1日，中日雙方代表重開談判。

　　日本提出包括中國割讓奉天南部、台灣、澎湖列島，賠償日本軍費銀3億兩等內容的媾和條款，條件非常苛刻，清政府指示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說”，盡量爭取減少割地賠款。4月10日，日本提出最後修正案，伊藤博文隻準李鴻章說話“允、不允兩句而已”，並以戰爭再起和進攻北京相威脅。4月17日，李鴻章終於和日本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製。（）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和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軍費兩萬元兩白銀。（）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個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內河駛入以上各口。（）允許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產品運銷內地隻按進口貨納稅，並準在內地設棧寄存。條約中還規定，為保證中國履行條款，日軍暫時占領威海衛。《馬關條約》是日本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也是《南京條約》以來最嚴重的喪權辱國條約。

　　由於割占遼東半島直接威脅到沙俄在東北的利益，引起了沙俄的強烈不滿。於是沙俄糾結法德兩國出麵幹涉，日本屈於國軍事壓力，被迫答應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但又向中國勒索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遼費”。

　　《馬關條約》給中國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鎖，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災難，從而進步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

　　《馬關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接近於清政府全年總收入的倍。這種巨額的勒索，遠遠超過了中國財政的承受能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以利權作抵押大借外債，進步受製於人。

　　日本帝國主義勢力通過甲午戰爭迅速地膨脹起來。它用中國的巨額賠款，增加了資本的積累，繼續發展軍需工業和與此相關的工業，很快地擠進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從此，日本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了侵略中國和亞洲的道路。

　　台灣人民的反日浪潮《馬關條約》簽訂，割台的消息便傳到台灣。台灣人民“驟聞之，若午夜暴聞轟雷，驚駭無人色，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野”。他們相繼鳴鑼罷市，抗議清政府的賣國行徑。台灣民眾集會，宣告餉銀不能運走，製造局不準停工，台灣稅收全部留供抗日之用。台灣紳民還聯名發布檄文，聲稱：“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表達了誓與台灣共存亡的堅強決心。

　　然而，清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悲憤抗議，於1895年5月20日命令台灣巡撫唐景崧率在台官員“陸續內渡”，撤出台灣。與此同時，清政府派李經方為“割台大臣”，由美國顧問科士達陪同，前往台灣辦理交割手續。李經方在基隆口外的日艦上會見日本“台灣總督”，將台灣全島和澎湖列島以及台灣的所有兵工廠、公物財產等清單交給日本。台灣就這樣被出賣了。

　　日本為逼迫台灣人民投降，於5月27日派主力近衛師團從衝繩中城灣出發，分兩路進攻台灣。5月29日，路日軍從貂角強行登陸。6月1日，另路日軍攻占基隆。這時，曾經揚言要守衛台灣的唐景崧和些地主士紳，紛紛內渡逃命，把大量武器軍火留給了敵人，使日軍得以迅速占領台北。6月17日，日本的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宣布台灣總督正式成立，表示要堅決鎮壓台灣人民的反抗。不甘當亡國奴的台灣人民紛紛組織義軍，以徐驤、薑紹祖、吳湯興等人為首領，與台中駐防的清軍聯合抗敵。

　　劉永福也率軍隊堅守台南，與台灣人民共同抗擊日軍。

　　6月中旬，日本近衛師團兵分兩路進犯新竹，以打開通往台中的門戶。徐驤、吳湯興、薑紹祖等人率義軍和清軍分統楊載雲分路迎戰，據險阻敵，直堅持到6月22日，才因軍械不繼、糧食斷絕而後撤。新竹失陷後，各路義軍繼續活躍在城外周。7月10日，吳湯興聯絡各軍在新竹城東的十尖山和虎頭山與日軍展開激戰，損傷很大。薑紹祖被俘犧牲，徐驤、吳湯興被迫率部突圍。

　　8月7日，日軍出動兩個支隊，掃蕩活動在新竹和尖筆山之間的義軍，在水仙嶺與陳澄波所部義軍遭遇，經過激戰，義軍敗退。次日黎明，日軍分左右兩翼，向尖筆山前的枕頭山和雞卵麵義軍陣地發動進攻。吳湯興、徐驤所部義軍，奮勇抗擊，又敗退。9日，日軍以3個聯隊的兵力在軍艦配合下，向尖筆山和頭份莊發起攻擊。日軍1個聯隊在淩晨5時進攻頭份莊，楊載雲率部抵禦，大挫敵軍，日軍正麵進攻不能得逞，便抄襲楊部後路，切斷楊載雲部與其他義軍的聯係。楊載雲部孤軍作戰，不稍退避。最後，這支新楚軍將士大部戰死，楊載雲也中彈犧牲。

　　向尖筆山進攻的日軍另兩個聯隊，在軍艦協同下，以猛烈炮火轟擊義軍，堅守尖筆山的徐驤部，巧妙地利用地形，抄襲日軍，給進攻之敵以較大殺傷。終因力量懸殊，義軍被迫轉移，尖筆山又陷敵手。

　　日軍於8月13日進攻苗栗。守軍吳彭年部不畏強敵，與日軍1個聯隊展開激戰，損失較重，被迫撤退，14日，苗栗淪陷。日軍將進攻的矛頭指向了大甲溪。

　　大甲溪為台灣條大河，成東西向奔瀉於苗栗、台中、彰化間。河兩邊竹林叢生，山穀險峻，是道天然屏障。徐驤退守大甲溪後，與吳彭年計議，決定在這裏伏擊日軍。

　　22日，日軍兩個中隊南犯大甲溪，埋伏於南岸的吳彭年部，乘日軍剛過溪岸不備，發起猛攻，日軍猝不及防，急忙回渡。待日軍回渡到中流時，伏於北岸竹林中的徐驤率眾殺出，給日軍以重創，日軍大敗潰退。

　　次日，日軍集中主力，再度進犯。當時，吳彭年已率部回守彰化，大甲溪帶由黑旗軍管帶袁錦清與徐驤部民團，共同防守。袁錦清與徐驤謀劃，分兵包抄日軍，由新楚軍統領李惟義為後援。日軍收買土匪，偽裝義軍，由後麵襲擊新楚軍，李惟義部潰逃。在前方作戰的義軍聞訊被迫後退，袁錦清率兵5000餘人斷後，扼守大甲溪阻擊日軍，敵軍迫近時，袁錦清率隊出擊，全隊壯烈犧牲。徐驤率民團與敵死戰，衝出重圍，退往彭化，日軍渡過大甲溪。

　　日軍越溪後，以全力撲犯台中。義軍統領陳尚誌等部千餘人，與日軍激戰晝夜，台中又陷入敵手。

　　日軍占領台中，進攻彰化。義軍在彰化城東卦山與敵人展開激戰，這是台灣人民抗日鬥爭史上最激烈的次戰鬥。

　　卦山上炮火連天，硝煙彌漫，殺聲震野，雙方為爭奪卦山陣地展開了殊死戰鬥。

　　義軍首領吳湯興、湯人貴、李士炳、沈福山等壯烈殉國。隻有徐驤率部殺出重圍，退往台南。

　　日軍占領卦山，居高臨下，向彰化城實施炮擊。城內秩序大亂，日軍乘勢進攻。

　　城內老弱婦幼奔出西門避難，正與敵軍相遇，盡被殺戮。日軍入城後，義軍與敵人巷戰半日，守將李仕高、沈仲安、楊春發戰死，義軍全部殉難，彰化陷敵。

　　日軍得彰化，大規模南進，謀取台南。日軍在海上集結兵力，配合陸軍進攻，水陸並進，夾擊台南。

　　10月1日，日軍近衛師團攻擊蕭發的隊伍。蕭發率眾力戰，身負重傷。徐驤和簡精華率義軍鼎力相助，相持數日，最後義軍彈盡糧絕，被迫後退。日軍遂兵分路南進。

　　5日，王德標所部義軍在西螺溪、中浮州等處迎擊日軍，接戰不久，即經堯平退至鬥鎮。6日晨，日軍進犯西螺鎮，義軍廖聘在鎮內堅持抵抗，與日軍展開巷戰。日軍縱火圍攻，義軍敗退，西螺鎮失陷。7日，日軍相繼占領鬥南鎮、土庫莊，並向鬥鎮發起攻擊。義軍兵單，主動撤退，鬥鎮也於當日失陷，義軍各部撤至大莆林。8日，日軍乘勝攻擊大莆林。義軍分路禦敵，日軍付出了很大代價，近衛師團第旅團長山根少將身負重傷，不久死去。義軍力量單薄，日軍再次攻陷大莆林，直指嘉義。

　　8日，日軍兵臨嘉義城下。早在日軍到來之前，守將王德標與徐驤、林義成等商議，日軍來勢凶猛，無法硬拚，決定巧設地雷陣，以消耗敵人有生力量。當晚日軍到來之時，義軍放了陣槍，佯裝敗退入城。日軍以為義軍退走，即占據義軍營地宿營。半夜，王德標派人潛至營地，點燃地雷藥線，各處地雷連續爆炸，炸死炸傷日軍700餘人，能久親王身受重傷，不久也死去，義軍大勝。

　　9日，被激怒的日軍集中炮火猛轟嘉義城，集中兵力向嘉義城發動總攻。城內義軍麵奮力抗擊，麵奪路衝殺，冒著猛烈的炮火衝出重圍，退至城外。嘉義縣城失守，王德標和徐驤等退守曾文溪。

　　正當嘉義保衛戰激烈進行時，日本南進軍司令官高島革丙之助由基隆到達澎湖，部署近衛師團和第師團水陸合攻台南。

　　10月10日，近衛師團由嘉義向台南進犯，第旅團在布袋嘴登陸。11日，第旅團在枋寮登陸，海軍同時出動6艘軍艦進攻打狗港。

　　在日軍的麵圍攻之下，形勢對義軍越發不利。

　　15日，2000多名日軍在“吉野”、“秋津洲”等6艦掩護下，占領打狗港，立即進犯台南，沿途不斷遭到義軍的伏擊。16日，日軍個騎兵隊行至層溪時，遭到義士鄭清部700餘人的襲擊，被擊斃騎兵10餘人。20日，由布袋嘴登陸的日軍個聯隊，渡曾文溪犯東勢寮莊。徐驤等率義軍及高山族同胞700餘人，在溪尾莊附近迎敵。這裏距台南府城僅20公裏，是府城外圍的要地。日軍集結大量兵力，義軍與敵人展開了最後決戰。

　　日軍依仗其精良裝備和優勢兵力，馬步並進，義軍官兵憑著愛國熱情和民族義憤，毫不畏懼，在激烈的炮火中奮勇衝殺，終因力量懸殊而失敗。徐驤中彈身亡，王德標、簡精華下落不明。

　　當義軍在曾文溪與日軍決戰之前，另外兩路日軍已進逼台南城下。劉永福部柯壬貴率部堅守，與敵血戰。18日，劉永福集眾會議，商戰守計，未得結果。19日，日軍大舉進攻安平炮台，守軍頑強抗擊，斃傷敵數十人。入夜，日軍攻城益急。劉永福違背自己的誓言，拋下正在與日軍殊死搏鬥的抗日軍民，與隨從10人，從安平乘英國商輪多利士號逃回廈門。

　　劉永福去後，台南城抗日武裝失去指揮，頓時大亂。21日，日軍攻入台南城。11月，日軍占領台灣所有重要城鎮，但是，台灣人民，繼續堅持遊擊戰爭達7年之久。

　　台灣軍民抗擊日寇入侵的作戰，是甲午戰爭的繼續。這場鬥爭雖然失敗了，但其影響是深遠的，意義是重大的。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台灣人民空前廣泛地動員起來，踴躍地參加抗日鬥爭，用鮮血寫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他們雖然缺少武器，沒有外援，但有著寧死不屈的決心，充分利用有利條件，巧妙地打擊敵人，將入侵台灣的兩個師團日軍“困於有全台皆兵之勢的猛烈的遊擊活動和瘧疾之中。在4個多月的戰鬥中，日軍付出了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下4800名死亡和2.7萬名負傷的巨大代價”，日本近衛師團有半被消滅，比日軍在甲午戰爭中死傷的人數多了將近1倍。台灣軍民用自己浴血奮戰的事實，向全世界表明：台灣人民不可欺！中華民族不可侮！

　　租借地和勢力範圍國幹涉還遼是19世紀末列強瓜分中國狂潮的開端。慈禧太後和李鴻章等人在“還遼”事件後，對俄國產生了很大幻想，主張“意聯絡俄人”，牽製其他列強。俄國便利用這點，尋找機會向清政府索取“報酬”。這年冬天，它就以“還遼”有功為借口，迫使清政府給予俄艦到膠州灣“過冬”的權利。

　　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被任命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赴俄慶賀沙皇加冕，並前往英、德、法、美國“聯絡邦交”。

　　尼古拉世親自接見，給予最隆重的禮遇。李鴻章和俄國財政大臣維特、外交大臣羅拔諾夫開始秘密談判，於6月3日簽訂了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

　　密約的主要內容有：（）日本如侵占俄國遠東或中朝兩國領土，中、俄兩國應以全部海、陸軍互相援助。（）戰爭期間，中國所有的口岸均對俄國軍艦開放。（）中國允許俄國通過黑龍江、吉林兩省修造條鐵路以達海參崴。該路的修築和經營，由中國交與華俄道勝銀行承辦，其詳細合同由中國駐俄公使與華俄道勝銀行商訂。（）無論平時或戰時，俄國均可在該鐵路運送軍隊和軍需物品。

　　《中俄密約》簽訂後，俄國又強迫清政府於1896年9月8日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了《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設立了名為中、俄合辦實由俄國獨攬大權的所謂“中國東省鐵路公司”，負責修築和經營中東鐵路。俄國在鐵路沿線享有派駐警察、開采煤礦和興辦其他礦企業的權利，實際上把這些地區變成了自己的勢力範圍。

　　俄國的這係列活動，加劇了列強對中國的爭奪。他們紛紛在中國強占港灣，掠奪鐵路修築權和劃分勢力範圍。

　　1898年3月6日，德國強迫清政府訂立了《膠澳租界條約》，主要內容是：（）清政府將膠州灣租給德國，租期99年，在租期內膠州灣完全由德國管轄。（）清政府允許德國在山東境內修築兩條鐵路，條由膠州灣經濰縣、青州、博山、淄川、鄒平等地以達濟南及山東邊境，另條由膠州灣經沂州、萊蕪以達濟南。鐵路沿線兩邊各30華裏以內的礦產，德商有權開采。（）在山東境內舉辦任何事業，如需用外人、外資和外國器材時，德國享有優先承辦權。通過這條約，德國在“租借”的名義下，強占了膠州灣，並把山東省變成了它的勢力範圍。

　　繼德國之後，俄國又於3月27日同清政府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並於5月7日訂立《續訂旅大租地條約》。這樣，不僅遼東半島完全落入俄國手中，東北全境也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

　　法國在1895年就強占了中國雲南邊境上的猛烏、烏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增開雲南的河口、思茅為商埠，並取得了在廣東、廣西和雲南開礦的優先權。1897年3月，法國又強迫清政府同意不將海南島割讓給他國。1898年4月，法國再迫使清政府答應租讓廣州灣，並於1899年11月6日正式和清政府簽訂了《廣州灣租界條約》，強租廣州灣及其附近水麵，租期99年。此外，法國還取得了修築從越南邊境至昆明和從廣州灣赤坎至安鋪的鐵路，以及承辦中國郵政等特權，並逼迫清政府答應不把雲南、兩廣割讓給他國。從此，滇、桂、粵省變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

　　英國為了抑製法國在西南兩省的擴張，於1897年奪取了中緬邊境上原屬中國的些土地，強行取得南碗（猛卯）角地的“永租權”，並迫使清政府開放西江，以及開辟廣東水、廣西梧州等地為商埠。法國強租廣州灣後，英國立即要強租龍半島作為“補償”，並於1898年6月9日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位於深圳河以南、龍半島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島嶼的中國領土，即所謂“新界”，“租借”給英國，為期99年。至此，連同香港本島、南龍半島和昂船洲，便是今天的香港。

　　為了阻擋俄國勢力由東北地區南下，英國又要求按照租讓旅順口的同樣條件租借威海衛，並於1898年7月1日強迫清政府簽訂了《訂租威海衛專條》，取得了威海衛海灣同劉公島和威海衛沿岸10裏寬的地段的租借權。

　　英國為了保持它在長江流域的優勢，又於1898年2月迫使清政府宣布不將長江沿岸各省讓與或租給他國。從此，長江流域淪為英國的勢力範圍。

　　日本也不甘落後，於1898年4月22日強迫清政府答應不把福建租讓給其他國家，使福建成了日本的勢力範圍。

　　當帝國主義在中國爭劃勢力範圍時，美國正在同西班牙爭奪古巴和菲律賓，時無力顧及中國。美西戰爭結束後，美國奪取了關島和菲律賓，在西太平洋建立了侵略的基地。接著，美國政府於1899年9月至11月由國務卿海約翰出麵，分別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國提出了個關於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通牒。“門戶開放”的基本內容是：

　　（）各國對他國在中國所取得的任何勢力範圍、租借地、通商口岸和既得利益，不得幹涉。（）各國對運往自己勢力範圍各口岸的他國貨物，均由中國政府按照中國現行關稅率征稅。（）各國對進入自己勢力範圍各口岸的他國船舶，不得征收高於本國船舶的港口稅；當他國使用自己所修或所經營控製的鐵路運輸貨物時，不得征收高於本國商品的鐵路運費。

　　美國對列強基本上讚同“門戶開放”政策十分得意，認為這是“在外交史上從來沒有比此次更光輝和更重大的勝利”，“它保護了現在的利益，保障了未來的利益，使美國立於個牢不可破的地位。”1922年，在列強組織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門戶開放”政策得到正式承認，作為列強對華侵略的政策原則而被載入《國公約》。

　　甲午戰爭後維新思潮的興起甲午戰爭的喪師、割地、賠款，使中國麵臨瓜分危機，這首先驚醒了當時的知識界，更多的人意識到，中國再不改革政治，必將滅亡。

　　曾國藩、李鴻章、奕訁斤最後湊上張之洞，經營了幾十年的洋務，全都破了產。有人給他們算了筆細的結論說：“李以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加以十年，使如李、張者，……從容布置，到光緒十年，亦不過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旦有事，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稍有救乎？”這裏提出了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

　　先進的中國人為尋求真理，渴望向西方學習，這與清廷官僚的興辦洋務，是不同性質的兩回事。前者早在40年代就開始，清廷不予理會，他們出於愛國心腸，始終向前探索，不斷進入新的境界。從60年代起，清廷從“和戎安內”的觀點出發，支離破碎地摭拾些西學皮毛，發動了所謂“洋務”，目的僅在於追求船堅炮利，同時堅決排斥進步思潮，因此它具有極大的閉塞性與反動性，這與前者是兩碼事。由於些成熟的或不成熟的進步思想家，居於洋務官僚的幕僚地位，或者直接參加了洋務機構，例如郭嵩燾、馬建忠、薛福成等人，因而兩者發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個別人甚至受到輿論指責為“漢奸”。

　　而這些人在本末之辯、體用之辯、保持現狀與變法之爭、愛國與賣國的分野這許多方麵，都站在進步邊，與洋務官僚是矛盾著的。放眼世界，探索擺脫封建枷鎖之道呢，還是襲取點西學皮毛，安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現狀呢？兩種傾向根本不能調和。但時世急劇變化，90年代又有新的號角聲吹起，有人站出來指責洋務官僚是“奸蠹”，是“巨害”了。這是新的時代潮流賦予的使命，這種呼聲與前此倭仁、劉錫鴻之流誓死與新學為敵的狂吠惡訾，完全是兩回事。甲午是人們認識上的個轉折點，先進的思想家宣告了30年官僚洋務的徹底破產，什麽“同治中興”，“自強新政”，吹噓了30年的神話齊成了肥皂泡，幻滅了。人們惟關心的問題是怎樣來“救亡”，而要救亡圖存就非變法不可。某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想望著中國出個彼得式或明治式的皇帝，來個自上而下的改革。

　　由早期維新思想家發展而來的批新式知識分子，在內憂外患的衝擊和中西文化的碰撞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個共同認識：要救國，隻有維新，要維新，隻有學外國。甲午戰後，他們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維新變法思想的傳播，很快形成了種政治運動，經過幾年的思想醞釀、輿論宣傳和組織準備，終於在1898年（農曆戊戌年）發生了著名的戊戌變法。這次維新變法的主要領導者是康有為。

　　康有為（1858——1927年），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出身於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時代受過嚴格的儒家傳統教育，從19歲開始又到廣州，在著名理學家朱次琦門下學習年，致力於“濟人經世”之學。他廣泛地結交有識之士，開始接觸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

　　中法戰爭失敗之後，中國的情形更加惡化。誌在救國救民的康有為強烈要求改變現狀，奮發圖強。1888年，他趁入京參加順天鄉試的機會，第次向光緒皇帝上書，陳述變法圖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指出在麵臨“強鄰逼於外，奸民蓄亂於內”的嚴峻形勢下，“旦有變，其何以支？”唯的辦法就是改變成法，力求自強。由於頑固派的阻撓，這封上書沒有遞到皇帝手裏。但它卻在些具有愛國維新思想的人士中輾轉傳誦，產生了不小的思想影響，也使康有為獲得了相當的聲譽。從此，康有為就開始了他倡導維新變法的政治活動。

　　第次上書不達，康有為於1890年1月返回廣東。同年春，晤見今文經學家廖平，受其啟發，將今文經的“統說”闡發為改製因革的理論；將今文經的“世說”推演為“據亂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人類社會進化的係統程序。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中國儒家的今文經學的“統”、“世”說，就成為康有為政治思想的兩個來源。他根據這個思想學說，構築自己的維新變法理論體係。1891年，康有為講學於廣州長興裏，表麵上不談政治，實際上是在用他的政治理論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並積極培養維新變法運動的骨幹。

　　“公車上書”和維新運動的高漲1895年4月，康有為在北京參加會試期間，傳來了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

　　對於這個嚴重喪權辱國的條約，全國各階層人士無不為之痛心疾首。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也義憤填膺，以省籍為單位紛紛到都察院請願，表示反對。在全國上下片憤怒聲中，康有為更是萬分憤慨，奔走呼號，發動了1300多名舉人於5月2日聯名上書清廷，痛切指出形勢的危殆，在上書中警告光緒皇帝，如按條約規定對日割地賠款，必將喪失民心，引起列強接踵而至“瓜分豆剖”的嚴重後果，並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請求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這是康有為繼1888年第次上書皇帝之後的第次上書皇帝。這次上書，不論在政治思想內容上和變法的政治主張上，都比第次上書有了更進步的發展，也可以說，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但是，這次上書，都察院卻以《馬關條約》已經簽字，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當然也就不可能到達光緒皇帝手裏。

　　“公車上書”雖然未能阻止《馬關條約》的簽訂，但大批舉人的這次上書請願，卻標誌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經和愛國救亡運動有機地聯係在起，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公車上書”被傳抄印刷，不脛而走，流傳很廣。社會上要求變法的呼聲日益高漲，康有為也從此確立了維新變法運動領袖的地位。

　　“公車上書”後不久，康有為考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同年5月29日、6月30日，他又兩次上書。第次上書基本上是重申“公車上書”中的內容，請求皇帝“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求自強，以雪國恥，而保疆圉”。這次上書遞到了光緒皇帝手裏。光緒皇帝新政不久，即遭甲午之敗，他雖然想要有所振作，力求自強，但恪於慈禧太後及後黨官僚的掣肘，無能為力。看到康有為的上書之後，感到所言痛切中肯，書中所提出的變法主張有利於挽救危局，因此頗為重視，下令謄抄，分送慈禧太後、軍機處和各省督撫。康有為在第次上書中，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為在設議院問題上避免頑固派的反對，也為了消除光緒皇帝的疑慮，他再解釋設立議院並不損害“君上之權”。他說：“會議之士，仍取上裁，不過達聰明目，集思廣益，稍輸下情，以便籌餉，用人之權，本不屬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權之損哉？”盡管如此，頑固派仍然拒絕代呈。不過，這時光緒皇帝已經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有所了解，並且內心表示讚同。康有為取得光緒皇帝的支持，不但使他本人感到振奮，更加信心十足地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也給維新派其他人士帶來了很大的希望。

　　當時清朝統治集團內部，派係分立，矛盾重重。大體上分為“帝黨”和“後黨”兩大派，也有遊移於帝、後兩黨之間的些洋務派官僚。光緒皇帝和支持他的帝黨官僚，雖然傾向讚成變法，但並不掌握實權，中央軍政大權仍由慈禧太後及後黨官僚們把持。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龠禾是光緒皇帝的師傅、親信重臣，他與康有為接觸較多，對康有為的才能和見識頗為讚賞。此外，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僚還有署禮部右侍郎徐致靖、內閣學士闊普通武、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等。

　　為了爭取更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支持和參加維新變法運動，康有為和些維新誌士還在北京、上海、湖南、廣東、天津等地創辦報刊，組織學會，開辦學堂，大力宣傳維新思想，製造變法輿論，訓練變法人才。維新變法很快成社會思潮的主流，維新變法運動自此逐漸高漲起來。

　　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雙日刊，由梁啟超等人撰稿，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同年11月，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積極活動和倡導之下，由文廷式出麵組織北京強學會，推陳熾為提調，梁啟超為書記員。陳邊是早期維新思想家之，當時任戶部郎中，有定社會地位和影響。強學會每十天集會次，每次集會都有人宣講“中國自強之學”。

　　強學會成立不久，就吸納了批維新派人士和帝黨官僚，同時混進了些首鼠兩端的利祿之徒。由於派係各異，政見不，人員構成比較複雜。些守舊頑固官僚就散布流言，伺機破壞。1895年10月，康有為留梁啟超在北京堅持工作，自己離京南下，在南京會見張之洞，成立上海強學會，並於1896年1月創刊《強學報》。東南地區，特別是上海的維新運動也很快開展起來。維新變法的聲勢愈來愈大，反動勢力的反撲也日益加緊。李鴻章的親家、禦史楊崇伊首先發難，於1896年1月上疏彈劾，說強學會“專門販賣西學書籍”，“複借口公費，函索外省大員，以毀譽為要挾，請飭嚴禁”。隨即奉諭：“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北京強學會被查封之後，上海強學會也隨之解散，《強學報》也隻出了期而終刊。3月間，楊崇伊又奏劾文廷式“互相標榜，議論時政”，結果文廷式被革職。

　　然而維新運動並沒有因為受挫而止步，維新派仍然繼續大力宣傳自己的變法主張，維新運動在全國許多地區不斷發展。經過翁同龠禾、李鴻藻等的策劃，在強學會舊址設立官書局，由孫家鼐主持，每月撥給經費1000兩，供購買、翻譯外國新書和報刊之用。上海強學會停辦後，由張之洞的親信幕僚汪康年於1896年8月9日創辦《時務報》旬刊，邀請梁啟超為主筆，黃遵憲也參與了《時務報》的創辦工作。《時務報》從創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刊96冊。它以新穎的言論，流暢的文筆，風行海內，影響深遠，對維新運動的開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梁啟超發表的係列鼓吹維新變法的文章，更是勢如破竹，發聾振聵，顯示了他傑出的宣傳才能。

　　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和得力助手。在他主編《時務報》期間，寫了著名的《變法通議》、《議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相嬗之理》、《說群》等重要文章。梁啟超宣傳變法圖強的政論文字，在當時的愛國知識分子和部分開明官僚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數月之間，《時務報》銷數增加到萬多份。連張之洞也度對之大加讚賞，稱《時務報》“實為中國創始第種有益之報”。

　　由於《時務報》的有力宣傳，不但大大加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梁啟超的名聲也迅速提高，時人把他與康有為並稱為“康梁”。

　　在維新變法思潮日益高漲的形勢下，湖南省表現得最為活躍，最有聲勢。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各督撫中最熱心支持變法的開明大吏。他周圍的批重要官吏，如署按察史黃遵憲、督學江標及繼任徐仁鑄，都積極支持變法。譚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師歐陽中鵠以及經學家皮錫瑞等，也在湖南各地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理論。1897年4月，江標、唐才常等人在長沙創辦《湘學新報》（後改名《湘學報》），對維新變法進行了有力的宣傳。

　　同年10月，陳寶箴又創辦時務學堂，任命熊希齡為提調，聘請梁啟超、李維格分任中、西學總教習，以唐才常、韓文舉、歐榘甲等為中學分教習。學堂為培養維新人才，不少有誌青年紛紛入校學習。1898年春，譚嗣同、唐才常又創立南學會，於長沙設總會，各縣設分會。總會每7天舉行講演會，聽者踴躍，每次都有近千人。主講人有譚嗣同、黃遵憲、皮錫瑞等，他們所講的內容包括世界形勢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以及變法維新、救亡圖存的政治主張。南學會與其他各學會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但講學，而且積極參與推行新政，如倡導設立課事吏堂、新政局、保衛局等新式機構，實際上南學會帶有地方議會的性質。隨著維新變法運動的蓬勃興起和新政的逐步推行，譚嗣同和唐才常於1898年3月又創辦了《湘報》（日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湘報》創刊以後，對維新變法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宣傳，不但進步推動了湖南的維新運動，並且對南方各省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除湖南外，兩廣地區的維新運動也頗為可觀。1897年2月，康有為在澳門創辦了《知新報》，由他的弟弟康廣仁和何廷光為經理，由他的學生徐勤擔任主筆，這是當時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報紙。同年春，康有為去廣西桂林講學，並與唐景崧、岑春煊發起組織“聖學會”，創辦了《廣仁報》。廣西的維新運動，也逐步開展起來。

　　在天津，嚴複於1895年即在《直報》上相繼發表了《原強》、《辟韓》、《救亡決論》、《論世變之亟》等重要政論，大力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和政治觀點，痛切批判封建傳統觀念。這些文章理直氣壯，文筆犀利，是宣傳維新變法的有名力作。1897年冬，他又創辦了《國聞報》（日報）和《國聞匯編》（旬刊），並介紹了《天演論》等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名著，影響深遠。

　　由於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想的廣泛傳播，並且在思想上、理論上和組織上都有了定的準備，從而為開創維新變法的政治實踐創造了條件。

　　戊戌變法正在維新運動日趨高漲之時，1897年11月，預謀已久的德國侵略者悍然出兵強占膠州灣。這強盜行為，激起了全國上下的憤慨。康有為在上海聞訊後，急速趕赴北京，並於12月和第年的1、2月連續次向光緒皇帝上書（即上清帝第、第、第書）。在這些上書中，分析了當時國際和國內形勢，指出民族危機的嚴重性和維新變法的緊迫性。他說，以德國強占膠州灣為嚆矢，“萬國報館，議論沸騰，鹹以瓜分中國為言。

　　若箭在弦，省括即發”，“瓜分豆剖，漸露機牙”。中國的處境“譬猶地雷伏，藥線交通，處火燃，麵皆應”。國際環境已經險惡到了極點，而國內又是“亂民蠢動”，“奸宄生心”“揭竿斬木，已可憂危”。他警告光緒皇帝，必須立下決心，“發憤維新”，否則“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康有為的上書受到光緒皇帝的賞識，這對維新派人士是個很大的鼓舞。他們聯絡和發動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地區性的各種學會，在北京相繼成立的就有粵學會、關學會、閩學會、蜀學會，接著又出現了保滇會、保川會、保浙會等。1898年春，會議舉人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經過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的奔走聯絡，由康有為發起並由禦史李盛鐸出麵成立了保國會。保國會以救亡保國相號召，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項宗旨，並決定在北京、上海各設總會，在各省、府、縣均設分會，以講求“內治變法之宜”和“外交之故”，“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然而它卻遭到了封建頑固勢力的誹謗和攻擊，他們嗾使禦史文悌上章彈劾，詆毀保國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徒欲保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把“萬萬人”與“大清國”完全對立起來。由於文悌的奏折無據無理，光緒皇帝拒不聽信，還為保國會辯護說：“會為保國，豈有不善”，下令將文悌革職。

　　變法與反變法，不但在維新派和頑固派之間，從始至終進行著劇烈的鬥爭，而且也同朝廷內部帝後兩黨的鬥爭密切相關。1898年春夏之交，支持變法的帝黨與反對變法的後黨之間爭奪統治權的鬥爭日趨激烈。光緒皇帝為了加快變法，推行新政，於6月11日頒布了“明定國是”的詔書，宣布變法。

　　6月16日，光緒皇帝第次召見康有為，商討和確定變法的步驟和措施。康有為鑒於光緒皇帝受到慈禧太後的多方挾製，為了減少來自慈禧太後和後黨的壓力和阻力，建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勿去舊衙門，而惟增設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誌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共專摺奏事足矣”。召見之後，光緒皇帝特許康有為專摺奏事，並任命他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從此，康有為接連向光緒皇帝上奏折、遞條陳，提出了係列的新政建議。從6月到9月，康有為本人或代其他官員起草的變法奏折50多件，大部分都被光緒皇帝采納，並以上諭形式發布全國。

　　從6月11日到7月下旬，光緒皇帝頒布的新政主要是經濟、軍事、文教方麵的改革。經濟方麵有：保護農工商業，設立農工商局，切實開墾荒地，提倡開辦實業，獎勵新發明、新創造；設立鐵路、礦產總局，修築鐵路，開采礦產；設立全國郵政局，裁撤驛站；改革財政，編製國家預算，等等。文教方麵有：改革科舉製度，廢股，改試策論；設立學校，開辦京師大學堂；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允許自由創立報館、學會；派人出國留學、遊曆，等等。軍事方麵有：訓練海、陸軍，陸軍改練洋操，裁減舊軍，以及力行保甲，等等。從7月下旬到9月下旬，新政由經濟、文教、軍事方麵擴展到政治方麵。主要改革有：刪改舊例，裁汰冗員，取消閑散重疊的機構；準許“旗人”自謀生計；準許百姓向朝廷上書，等等。至於維新派和康有為在過去多次提出的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等政治主張，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並未提出，光緒皇帝頒發的維新詔令中也無此內容。康有為在此期間再提醒光緒皇帝對國會、議院等不可操之過急，他說“日本亦至十年始開議院，吾今於國會，尚非其時也”。原因是“民智不開，遽用民權，舉國聾瞽，守舊愈甚，取亂之道也”。

　　新政明顯是要用西方和日本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模式，取代中國傳統的封建製度。變法和反變法，既然是封建頑固勢力與新興的資產階級之間的政治鬥爭，就不能不引起把持統治實權的頑固守舊勢力的強烈抵製和反對。對康有為的奏折和光緒皇帝的係列關於變法和新政的詔諭，除了手無實權的某些開明帝黨官員表示支持，湖南巡撫陳寶箴能認真執行，湖北巡撫曾钅禾也比較熱心之外，其他各省督撫則觀望敷衍，甚至抵製，而陰險狡詐的慈禧太後集團，從新政開始，就加緊布置，準備反撲。

　　“明定國是”詔書頒布後天，6月15日，慈禧太後迫使光緒皇帝下令免去翁同龠禾的軍機大臣和切職務，驅逐回籍。翁本係支持變法的帝黨首領，他的被罷黜，無疑是對光緒皇帝和變法的沉重打擊。就在這同天，慈禧太後又迫使光緒皇帝下令，授任新職的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後麵前謝恩。已經“歸政”的慈禧太後，照例不再召見大臣，這違反常例的規定，無疑是要重新控製光緒皇帝，抓住朝廷用人大權，使光緒皇帝無法重用維新派和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員。同日，慈禧太後又強迫光緒皇帝任命她的親信榮祿署直隸總督，不久即實授，並加文淵閣大學士銜，統帥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於是，榮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同時，慈禧太後又廣布心腹，把北京城內外和頤和園的警衛權牢牢抓到自己手裏。

　　這道命令，為慈禧太後撲滅新政、發動政變完成了準備。變法與變法的鬥爭加速表麵化，有觸即發之勢。

　　麵對慈禧太後的連串打擊，光緒皇帝也試圖對抗。9月4日，他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馬癸、侍郎岫、徐會灃、溥廷頁、曾廣漢等6人全部革職，並讚許王照“不畏強禦，勇猛可嘉”，“賞給品頂戴，以品京堂候補”。這措施，顯然是對頑固勢力的示威和反變法的反擊，在朝廷內外引起很大震動。9月5日，光緒皇帝又特別給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4人以品卿銜，擔任軍機章京，加緊推行變法。

　　光緒皇帝的這係列措施，引起了慈禧太後更加惱恨，下決心要撲滅新政。於是加緊策劃政變，不斷派人去天津與榮祿密謀。榮祿突然調動聶士成的軍隊移駐天津陳家溝，調動董福祥的軍隊移駐北京南麵的長辛店。軍隊的這種調動，顯然預示著政局即將發生變動。

　　對於慈禧太後的反撲和新政麵臨的危機，光緒皇帝和維新派都萬分驚恐。光緒皇帝既無實權，又無軍隊，維新派談起變法頭頭是道，而遇武力威脅，就籌莫展。在束手無策之中，便甘冒風險想拉攏掌握新建陸軍的袁世凱來對付慈禧太後和榮祿的武力威脅。袁世凱以小站練兵發跡，這時已掌握了7000餘人的新式陸軍，1895年又加入過強學會，表示支持維新。這就使維新派誤認為袁世凱可為己用。

　　9月18日深夜，譚嗣同隻身前往袁世凱寓所，勸說袁世凱擁護光緒皇帝，誅殺榮祿。袁當麵表示對光緒皇帝“忠誠”報效，同時又借口時機緊迫，須立即回天津部署。9月20日，袁世凱向光緒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忠心”。當晚，他急忙趕回天津，到總督衙門向榮祿告密，同時策劃鎮壓維新派。

　　21日淩晨，慈禧太後經過周密布置，先將光緒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訓政”，繼而大肆搜捕維新派。康有為已於政變前日離京赴滬，在英國人的保護下逃往香港。梁啟超則在日本人的掩護下化裝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譚嗣同拒絕了出走日本的勸告，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把自己所做的詩文和書稿交給準備逃亡日本的梁啟超，決心為變法而死。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等6人被殺於北京菜市口，時人稱之為“君子”。其他維新派人士和參與新政及傾向變法的官員，或被囚禁，或被罷黜，或被放逐。嚴複雖然也有人主張懲辦，但因並未參加維新活動而未被追究。政變之後，除京師大學堂被保留下來之外，其餘各種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義和團的興起從太平天國起義被帝國主義和清朝封建統治者鎮壓後，至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其間近50年中，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大規模鬥爭連綿不斷，此伏彼起。

　　正是這樣頻繁的人民起義和鬥爭，為大規模的義和團運動作了曆史的醞釀和準備，使得它揭起義旗，就在廣大群眾中獲得熱烈的支持和響應。

　　義和團原名“紅拳會”、“義和拳”，是山東、河南帶農民長期進行反對清朝統治的個秘密結社，又是江湖遊民和貧苦勞動人民在政治經濟上的互助團體。它是白蓮教別派卦教的個小支派。卦教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在山東、河南帶從事反清活動，以“反清複明”相號召。1868年撚軍起義失敗後，人民反清鬥爭最強大的勢力之。

　　1898年，以朱紅燈和本明和尚為首的支義和拳，在山東恩縣、平原、高唐、茌平等地揭竿起義。從這兩個首領的姓和號來看，起義有明顯的“反清複明”性質，仍然具有義和拳前期鬥爭的傳統。但是“反清複明”的口號，已經和當時的實際形勢不相適應了。

　　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這使義和拳的鬥爭由“反清複明”，轉向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於是，義和拳舉起了“滅洋”的旗幟，在農村中廣泛發展自己的組織，帶領群眾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帝鬥爭。

　　義和拳在揭貼和乩語中指出：“神助拳，義和團，隻因鬼子鬧中原。”侵略者要霸占中國的地、人民的天，這是中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容忍的。義和拳號召群眾武裝起來，“感動人心槍刀排”，“自帶口糧來，除國之大害”。

　　義和拳利用拳術進行鼓動宣傳和組織工作，宣稱它有“神拳”，可以練就奇技；練成之後能善避槍炮，刀槍不入，殺敵斬寇，所向無敵。他們中也確有些人武藝精湛，更增加了群眾對於依靠“神拳”打敗侵略者的信心。義和拳在揭帖中宣傳：“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間把拳玩。兵法易，助學拳，趕走鬼子不費難。”這些宣傳，收到極大成效，“傳單出，千人立聚”。

　　義和拳沒有建立統的組織和統的領導機構。它的基層組織是“壇”。般村的拳民組成個壇，各壇獨立地進行活動。壇口般稱壇場或拳廠，為集會議事、操練比武的場所，也是義和拳各支首領“拜壇”的所在地。有的地區，幾個或十幾個壇口之上，還設總壇口。各總壇之間，沒有固定的組織聯係，當鬥爭需要聯合行動時，就發出“帖子”，互相邀請。般是由較有聲望的大壇出麵邀請，並統指揮戰鬥。

　　義和拳由農民、手工業者、船工、車夫和士兵等組成。

　　此外，義和拳還發動婦女參加鬥爭行列，其中以“紅燈照”最為活躍。

　　義和拳內有許多戒條，用來約束它的成員。即使是在進入北京、天津，有很多不同成分、抱著不同目的的人大量投入的時候，仍能基本保持純樸嚴肅的紀律。它的戒令中有：“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滅洋人，殺贓官”，“不準公報私仇、以貧壓貧、依強淩弱、以是為非”，“不茹葷，避婦人”等等。他們生活清苦，“每日餐，老米鹹菜飯”，“夜間席地而臥”。

　　山東義和團揭開反帝鬥爭的序幕在1898年至1899年間，山東全省，包括省城附近，幾乎到處都有義和拳的活動，尤其以山東西北部沿運河流域各地，聲勢最大。山東巡撫張汝梅在1898年的奏折中說，拳民已經愈來愈多，往往趁農村集市的日期，約聚比賽拳勇，稱作“亮拳”。他們以練拳為名，形成與外國教會為敵，並與官府相抗的組織。

　　清政府要求山東巡撫張汝梅鎮壓人民的這種自衛反抗運動，接連命令他“飭屬實力保護教堂”。但是，麵對著遍地怒潮，張汝梅實在無力鎮壓，乃提出了“收編”義和拳的主張。

　　不過，義和拳並沒有受張汝梅的收編，仍然繼續自己的鬥爭。當時冠縣和威縣帶的拳民，在姚洛奇率領下，聯合大刀會共同開展反抗天主教堂的活動。官府逮捕了姚洛奇，激起了人民的義憤，反抗的情緒更加高漲。張汝梅由於鎮壓不力，被撤職。清政府改派綽號“屠夫”的毓賢接任山東巡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