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三卷）

第一章 清朝（一）

　　清入關後的統治措施清朝遷入關內，在短短的十年裏，基本上在全國範圍穩定了清朝的統治，主要是滿漢剝削階級的合作，使清朝爭取到了漢族地主對它的支持。

　　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族貴族和以範文程為首的漢族降臣，首先采用了攻心戰術。進關前夕，多爾袞對範文程、洪承疇等，言聽計從。範文程告訴他，清朝不是在跟明朝爭天下，而是跟農民軍爭天下。於是，清朝便提出了“滅流寇以安天下”的口號，來爭取漢族地主的支持。同時，清朝又改變了過去的那種掠殺政策，不準殺無辜，不準搶財物，不準燒房子，宣布：“有搶漢人物者，即行處斬”；迎降者“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首倡內應者，城破後破格提升。

　　打到北京後，多爾袞又接受範文程等的建議，為崇禎皇帝、皇後發喪，派人保護明陵，宣布“故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朱師監來歸，還任以保定知府。範文程對多爾袞說：“治天下在得民心。知識分子是最優秀的民，得了他們的心，所有民的心也就得到了。”多爾袞於是到孔廟去行禮，還規定：每年月、月，必須派官致祭。順治年（1652年），順治皇帝也親自到孔廟去示奠，並撥了3萬兩銀修廟。他們還組織明朝文人修《明史》、編儒書，通過《順治大訓》、《資政要覽》之類，大力提倡忠、孝。

　　在攻心的同時，清朝政府又給漢族地主定的政治、經濟上的甜頭。進關，它就宣布：取消明朝的加派，將遼餉、練餉、新餉、召買等等，通通免除；官員、退休官員、舉人、貢監生員，都減免些賦稅、徭役。清朝政府還幫漢族地主恢複舊業。政治上：清朝政府不僅規定降附者升級、殉死者立廟、隱逸者征辟錄用，而且，使漢族官員表麵上做到能與滿族官員平起平坐、有職有權。順治元年（1644年），多爾袞以順治帝的名義命令：

　　內、外衙門的公章，律要鑄有滿、漢文字。順治十年（1659年），政府更規定：誰的官銜在前，誰就管印，“不必分別滿、漢”。至於奏事，也要求滿、漢官員“共同來奏”，不許“隻有滿臣，不見漢臣”。內閣大學士，起初，滿人是品，漢人是品，順治十年（1658年）改為全是品。部尚書，起初，滿人品，漢人品，順治十年（1659年）也全改為正品了。順治帝喜歡畫畫，還不時畫了水牛或大臣們的像，賜給滿、漢官員，鼓勵他們同心效命。

　　多爾袞和順治帝任用漢人，都是“邪正兼收”，不管誰是東林黨還是宦黨。對於他們的毛病，袒護得也較徹底，有時甚至斥彈劾者為“陷害忠良”。宦黨骨幹馮銓，清朝入關就被錄用，官至禮部尚書。第年，禦史吳達告他的狀，說他是魏忠賢的幹兒，攬權受賄，多爾袞壓而不發。順治十年（1653年），順治帝也說：“國家用人，著眼於叫他立功，而不是叫他再犯錯誤。……（馮銓）本來沒有什麽明顯的錯誤，且博通典故、熟悉政事，因此特地召用，以使他自新。”任命他做了宏文院的大學士，第年加了“少師”銜，順治十年（1659年），還以太保、中和殿大學士銜養老。順治十年（1653年），順治帝叫洪承疇經略江南時，也明確指示：“撫、鎮以下聽其節製，兵馬錢糧聽其調撥”，“吏、兵部不得掣肘！”因此，洪承疇隨軍南下、攻城勸降、含辛受罵，非常積極。洪承疇派人迎母於閩，母至，見承疇而大怒，操杖擊之，說：“迎我來，將使我為旗下老婢麽？我打死你，為天下除害！”隨後買船又南歸福建了。但是，由於清廷的信任，洪承疇幹到雙眼幾乎失明，隻得了個等輕車都尉的銜，也沒有怨言。

　　為了聯絡滿、漢地主的階級感情，順治年（1648年），多爾袞還決定：自後允許滿、漢官民通婚。順治帝親政後，還將皇太極的第十女，嫁給了吳桂的長子吳應熊。

　　漢族地主、官僚，受到清朝的重視，個個當然樂於效命。順天巡撫宋雙，殺了農民軍首領黃錠降清後，上了“治平策”（上崇禎廟號、禁革加派、廣羅人才）；工科給事中朱鼎盤提出“輕徭薄賦”；曹溶和龔鼎孳則建議開科取士，以收“民”望。

　　果然，順治年（1645年），清朝開科取士。官蔭利祿，進步衝淡了許多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故國之思，吸引他們加入了維護清朝統治的營壘。這年，鄉試的結果，取了士子1534人。正常開科（年次）之外，朝廷還決定加科，加科之外，又舉博學鴻儒，為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大開仕進之門、大張利祿之網。於是，大多數士大夫，都撲進了清朝的懷抱。

　　不過，拒絕征辟、誓死不仕清朝的，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類人，也還有些。其社會影響和活動能量，亦確乎不小。順治十年（1661年），江蘇吳縣知縣任維初濫施刑法、貪賄浮征，諸生金聖歎、倪用賓等18人，下子就煽動了千數人，借順治帝死耗傳到蘇州，便聚集在文廟大哭大鬧，並向府堂進呈揭帖。巡撫朱國治報告朝廷，朝廷立派葉尼的糾，將士子們淩遲處死。

　　康熙親政康熙大帝，即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年），玄燁繼位，是為清聖祖。第年改年號為康熙。

　　康熙登基時年僅8歲，按順治的遺詔，由位功高望重的滿族大臣輔政。其中有鼇拜，他為人跋扈，獨攬大權，專斷朝政。康熙16歲開始親自執政，可鼇拜目無君王，勢力已成。

　　有次，另位輔政大臣蘇克薩哈與鼇拜政見不合，發生爭執。鼇拜竟利用黨羽羅織罪名，誣陷蘇克薩哈，強要康熙詔準將其處死。康熙雖年幼，卻聰慧明察，不肯批準。鼇拜竟然舉拳頭、捋袖子，大鬧大吵起來。康熙也隻好忍讓著。後鼇拜矯詔把蘇克薩哈處死了。

　　鼇拜專橫，日甚日。

　　有天，鼇拜托病不朝，反叫皇帝到他家中去看望他，康熙去了。鼇拜見康熙進門來，按床席，精神緊張，臉色變了。護駕的侍從急向前去，揭開床席搜出把明晃晃的刀來。

　　侍衛們拔刀出鞘，氣氛緊張起來。康熙早把這切看在眼裏，卻故意風趣地說：“刀不離身，這是滿洲的傳統啊！”這說給鼇拜解了圍，氣氛緩解了。

　　可是，康熙從此決心剪除鼇拜。

　　不久，康熙親自挑選了批貴族少年做自己的侍衛，還經常和他們在禦花園裏摔跤，練把式。鼇拜常常被召入宮議事，也常見他們角力，心想小皇帝貪耍，並不在意。有天，他又被召入宮，剛進宮門，隻聽聲令下，那群少年蜂擁而上，將他按倒捆綁了起來。

　　當他清醒過來，已被投入大牢。

　　康熙將鼇拜抓起來，下令調查鼇拜的罪惡，而後交付執法機關審判。鼇拜被判處死刑，可他請求自己向皇帝麵訴。康熙接見了鼇拜。鼇拜並不申辯，卻脫下衣服，露出身上斑斑的傷疤。康熙知道，那是鼇拜當年在戰場上搭救祖父清太宗皇太極時留下的，因而從輕發落，隻將他革職拘禁，並清除了鼇拜的黨羽。

　　從此，康熙才得以親自執掌朝政大權。

　　平定藩清廷進入北京後，為盡快統中國，采取了以漢治漢的政策，大量起用明朝降將。

　　早在清軍入關前即降清的吳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人，因在消滅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作戰中屢立戰功，先後被清廷封王：吳桂為平西王，孔有德為定南王，尚可喜為平南王，耿仲明為靖南王。後來，孔有德父子在桂林與南明軍作戰時兵敗身死，無子繼爵，所封王隻剩個。康熙元年，清廷為穩定東南和西南地區的形勢，命吳桂、尚可喜、耿繼茂（耿仲明之子）分別鎮守雲南、廣東、福建，並稱藩。此後，藩各擁重兵，權勢急劇膨脹。他們所在地區的官吏要受其節製；任命官吏、將領，吏部、兵部不得幹涉；使用經費、軍餉，戶部不得查核；就是對朝廷的旨諭，也多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這樣，清廷與藩的矛盾日益嚴重。康熙帝親政後，即將處理藩當作朝廷的件大事之，寫成條幅懸子宮柱上，決意待機撤藩。

　　康熙十年（1673年）月，康熙帝借尚可喜向朝廷提出告老回鄉，由子尚之信襲爵駐鎮之機，以廣東已平定，宗族父子不必分離為由，詔令尚藩官兵及其家屬全部撤回遼東。吳桂、耿精忠（耿繼茂之子）得知此訊，非常不安。為試探朝廷的撤藩決心，他們分別於月日和月日提出撤藩請求。清廷多數大臣擔心撤藩會引起時局動亂，主張勿撤。康熙認為，吳桂等蓄謀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發製人，毅然下令撤藩。並命禮部侍郎折爾肯等大臣分赴雲南、廣東、福建，辦理撤藩事宜。吳桂接到撤藩詔書，不禁大怒，決心舉兵謀反。十月十日，吳桂殺死拒絕從叛的雲南巡撫吳國治，扣留了朝廷使臣折爾肯等，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傳檄天下，宣布反清複明。

　　在極為嚴峻的形勢下，康熙帝審時度勢，製定出剿撫兼施，各個擊破，先除兩翼，再攻湖南的作戰方針。為集中打擊吳桂，康熙帝下令停撤耿精忠、尚之信藩；命順承郡王勒爾錦、刑部尚書莫洛分赴荊州、陝西，阻擊吳軍由湖南和川北上；又命內大臣希爾根領兵赴廣西，切斷吳、耿兩軍的聯係，初步扼製了吳軍的攻勢。同時又用招撫手段分化吳桂內部，康熙十年月，吳桂的養子王輔臣率眾歸降。康熙帝恢複王輔臣官職，並加授太子太保，鼓勵他立功贖罪。

　　與此同時，康熙帝又將東翼戰場的耿精忠定為剿撫重點，認為他與吳桂不同，吳桂是背恩反叛，而耿精忠從叛則是無知。因此，康熙帝將吳桂的兒子、孫子處死時，對耿精忠的幾個弟弟並未加罪。令大將軍傑書在閩浙前線加強軍事進攻的同時，不斷前往招撫。

　　耿精忠歸降後，廣東尚之信也開始動搖。他發現吳桂對自己並不信任，便向揚威大將軍喇布請降。康熙帝免其罪，準其襲平南王位。吳桂聞廣東有變，急令部將馬寶、胡國柱由湖南攻粵，尚之信率軍頑強抵抗。江西清軍及時趕到，大破吳軍，廣東遂平。

　　在剪除兩翼的同時，康熙帝堅持派主力對付叛軍的中堅吳桂軍。康熙十年，他命大將軍嶽樂從江西進攻湖南，不久即克萍鄉、醴陵、瀏陽，直逼長沙。吳桂親率主力由湖北鬆滋回援長沙，清軍被迫退回江北。康熙十年月，清軍圍攻長沙未克。吳桂為擺脫麵被圍的困境，率軍退往衡州、宜章。康熙命征南將軍穆占進攻衡州，堵住吳軍的後路。吳桂為鼓舞士氣，挽救危局，於康熙十年月十日在衡州稱帝，建元昭武，立國號周。月十日，吳桂病卒，其孫吳世王番繼位。為打破戰場上的僵局，安親王嶽樂采納降清的原吳軍水師將領林興珠的意見，由水陸兩路夾攻嶽州。康熙十年正月，清軍收複嶽州，吳軍退往雲貴。

　　康熙十年十月，清軍兵分路，由湖南、川、廣西進攻雲貴。次年十月，由湖南進入貴州的路清軍由大將軍彰泰率領攻占貴陽，吳世王番逃往昆明。康熙十年月，由廣西進入貴州的路清軍，由大將軍賴塔率領，連克安隆所（今貴州省安龍）、黃草壩（今貴州省興義），與彰泰軍會師於雲南曲靖。隨後兩路大軍進逼昆明，在城外歸化寺紮營。月十日，吳世王番派部將胡國柄率兵數萬，列象陣於昆明城外迎戰清軍。清軍勇猛出擊，大破相陣，斬吳將胡國柄、劉起龍等多員，繼而合圍昆明。吳世王番急令大將馬寶由川回援昆明。與馬寶交戰的清軍將領趙良棟等乘勢追擊，會同清都統希福軍在烏木山殲滅馬寶軍。月，趙良棟率該部清軍由川進入雲南，與其他兩路清軍合師於昆明城下。從十月日起，清軍開始日夜攻城。先後攻克銀錠山、重關、太平橋、玉皇閣等重要據點。吳世王番大驚，急率兵出城應戰，又被擊敗。吳軍糧盡彈絕，人心動搖，已無鬥誌。十日，吳將餘從龍、吳成鼇出城投降。清軍得知城中虛實，加緊麵攻城。

　　十日夜，吳世王番服毒自盡。十日，吳將錢糸或率眾開城投降。至此，曆時年的藩之亂被徹底平定。

　　澎湖海戰和統台灣澎湖島，位於中國台灣海峽東南部，是大陸至台灣的必經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清順治十年，鄭成功率軍驅逐荷蘭殖民者，收複台灣後，即將澎湖作為抗清複明的前哨陣地。

　　康熙元年，清軍消滅了南明最後個政權——永曆政權後，為完成統中國的大業，便將戰略重點逐步轉移到收複台灣上來。但由於當時清軍水師比較薄弱，加之連年進行統大陸的戰爭，軍費開支大，財政困難，對台灣鄭氏集團的割據時無能為力。

　　於是，采取消極的防禦政策，將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省居民遷入內地，禁止漁船、商船出海，以斷絕沿海百姓對鄭氏集團的聯係和支援。遷界、禁海雖給鄭軍帶來定困難，但也使清廷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蒙受重大損失。為此，清廷轉而采取積極招撫，先撫後戰的策略。

　　康熙元年月鄭成功病逝，其弟鄭世襲與其子鄭經為爭繼承權，發生火並。清廷乘機派人招撫鄭經。與此同時，又派兵相繼收複廈門、金門等鄭氏控製的沿海省重要據點。這次招撫雖未成功，但對於瓦解鄭氏派駐沿海諸島的守軍卻起到了重要作用，鄭軍先後有數萬人來歸。康熙十年，僅鄭氏部將朱天貴人，就率所部2萬餘人和300餘艘船來降，為清軍建立強大水師奠定了基礎。清軍乘勢收複東南沿海諸島，使鄭氏失去進攻大陸的前沿基地，並逐步掌握了統台灣的戰略主動權。

　　康熙十年月，鄭經病故，內部發生爭位衝突。權臣馮錫範等殺鄭經長子克盦，立次子克土爽繼位，內部片混亂。康熙帝認為武力攻取台灣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同年月發布了攻取澎湖、台灣的命令。隨後，又力排眾議任命原鄭成功部將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與福建總督姚啟聖共同籌劃攻取澎、台的方略。

　　鄭克土爽聞知施琅奉命征台，非常緊張。恰巧破獲清軍間諜所寫關於澎湖防務情況的密信，才知道清軍攻台的重點。遂命大將劉國軒為總督，率大小戰船200餘艘，水、步兵2萬餘人，守衛澎湖。鄭軍在娘媽宮、牛心灣、角山、雞籠嶼等處修築炮台，凡小船可登陸處，皆築矮牆，分兵把守。劉國軒將座船停泊在牛心灣，指揮作戰。為麻痹鄭軍，施琅先是聲稱要利用北風進攻台灣，至十月又稱北風太硬，不便進軍，令各部仍回原地待命。

　　康熙十年月十日，施琅率各種戰船230餘艘，官兵2萬餘人，由銅山直撲澎湖。澎湖海麵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煙火蔽天，咫尺莫辨。戰至下午，南風大作。

　　清軍處於上風，各船揚帆疾進，分割圍殲的船，銳不可當。鄭軍拚力死戰，但勢窮難支，經過整天激戰，清軍大勝。共擊毀鄭軍大小戰船190艘，殲1.7萬餘人，而清軍僅亡329人，傷1800餘人。劉國軒見大勢已去，隻得率殘部從北麵吼門突圍，逃回台灣。鄭軍主力自此全部覆沒。

　　清軍攻占澎湖，為攻取台灣鋪平了道路。鄭克土爽見澎湖失守，精銳喪盡，無力抵禦清軍，隻得遣使赴澎湖請降。月十日，康熙帝對台灣投誠人員頒行赦詔。月十日，施琅率軍到台灣受降。清朝統台灣的事業至此完成。

　　雅克薩之戰正當清朝舉國進攻明朝，中國國內很亂的時候，俄國侵略者卻闖進了滿族的故鄉、清朝祖宗的發祥地之——黑龍江流域。

　　不甘屈服的黑龍江各族人民，始終對沙俄侵略者進行著英勇的反抗。清政府抗擊沙俄侵略的鬥爭，從順治年（1652年）到康熙皇帝親政之前，規模較大的也有7次之多。這些戰鬥，雖曾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並使其漸在黑龍江下遊斂跡，但卻未能剪除雅克薩和尼布楚的盤踞者，他們的搗亂仍很猖狂。

　　為了徹底驅逐侵略者，康熙皇帝進行了長期而充分的準備工作。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十年（1682年），他兩次巡幸東北。第次東巡後，即派郎談等以打獵為名，對雅克薩的俄軍進行偵察，隨後派薩布素等在額蘇裏和新、舊璦琿駐兵屯田。康熙十年（1683年）十月，又命薩布素為駐守黑龍江等地將軍。他還派遣大員到吉林督造戰艦和運糧船，開辟由遼河、鬆花江到黑龍江的水陸聯合運輸線，開設從吉林到璦琿、從墨爾根（今嫩江）到雅克薩的驛站，籌措大軍需用的軍糧和牛羊等。

　　康熙十年（1685年）月十日，郎談、薩布素等率領的大軍，開到雅克薩附近。十日，派俄俘進城曉諭，盤踞雅克薩的侵略軍頭目托爾布津，還是不肯撤走，清軍才於十日夜裏，對雅克薩進行了包圍：東南是戰船，城南是步兵，城北是紅衣大炮，城東城西是神威將軍大炮，城上遊則埋伏了騎兵和藤牌兵。

　　盤踞在尼布楚的侵略者，派了100名援軍，坐了木筏乘流而下，前來增援，鑾儀使侯林興珠立即率領藤牌兵截擊。藤牌兵們個個脫了衣服，跳入水中，頭上舉著藤牌，手裏拎著砍刀，潛到筏邊，見人就砍，俄軍頓時就被砍死30多人，還被活捉了10多個。而這藤牌，無論雙層或單層的，裏麵都夾著或貼著絲綿，俄軍的火槍打不透，因此，隻得驚呼著“大帽韃子來啦”，逃回尼布楚去。

　　被圍在雅克薩的托爾布津，強迫軍役人員、商人、獵人“出擊”，也被清軍擊敗。

　　月十日黎明，清軍的大炮開始轟擊了。炮彈，輕的每顆十來斤沉，重的每顆重十斤，威力很大，頓時打得敵人塔樓、城堡、教堂、鍾樓、店鋪和糧庫全都起火，頭天就損失了100多人。有兩個神父，個叫葉爾莫根，個叫伊凡諾夫，最初曾鼓動俄軍反擊，現在，反倒帶頭鼓動托爾布津出城投降了。

　　月日，在雅克薩盤踞了40多年的俄國侵略者，終於打著白旗向清軍投降！月十日，托爾布津稽顙而去。中國的第次雅克薩自衛反擊戰勝利結束。

　　然而，托爾布津回到尼布楚後的第5天，即月十日，又派了70個兵卒來雅克薩偵察。13天後，盤踞尼布禁的俄軍頭聞報清軍已撤、莊稼無恙，又打發托爾布津和林頓重來侵占雅克薩。托爾布津和林頓帶了671人，5門銅炮、3門鐵炮以及大批槍支彈藥，在被清軍摧毀的城堡稍下麵點的地方又重築了座“設有全套防禦工事”的城堡。

　　康熙十年（1686年）春，他們強種了糧食，還竄擾了呼瑪河及其支流，襲擊了清軍支由40人組成的偵察隊，打死了其中的30人。

　　月十日，清軍被迫再次包圍雅克薩，曉諭托爾布津撤走。托爾布津不但不撤，反而首先開炮遙擊清軍，連續4次出城，與清軍打了4天4夜。清軍把他們殺回城中，炮兵又進行了還擊。托爾布津在塔樓指揮，被清軍炮打斷左腿，4天後，死掉了。林頓指揮俄軍反衝鋒，也被擊退。俄軍與清軍交手，就死了130多人；而到十月，城中就隻剩下150人，而且不少是得了敗血症的，能站崗放哨者不過45人了。林頓本人也受了傷，他向尼布楚報告：“目前，我和哥薩克們生活在惡臭的橫屍當中，大人，……即使現在允許安葬，也已無人籌劃此事。”

　　《中俄恰克圖條約》

　　《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保證了中俄東段邊境的和平和安寧，但是，條約簽訂以後不久，沙皇彼得世親政，就不僅向土耳其、瑞典、波蘭開戰，爭奪從頓河到黑海的通道，打通波羅的海的出海口，搶占西方鄰國54萬平方公裏的領土，而且叫嚷“俄人必於黑龍江口大洋之麵建立都府”，並且，在中俄邊界的中段，繼續攻占和蠶食我蒙古地區，隱匿我北部邊境逃入。

　　因此，康熙皇帝曾令朝臣多次向俄國政府抗議，並提出明確劃分中俄中段邊界的要求。

　　雍正年（1725年）月，彼得世害天花病死了，他的妻子葉卡捷琳娜世即位。

　　葉卡捷琳娜世上台，便派經商多年而且富於政治、外交經驗的薩瓦·烏拉的思拉維赤領了大隊人馬，以祝賀雍正皇帝登基為名，前來要求恢複貿易、締結通商條約。並企圖使清政府答應給俄國些特權、使其對我蒙古地區領土的侵占合法化。

　　薩瓦·烏拉的思拉維赤帶了1500名衛隊，總共2000人，在來北京的途中，還頻頻與葛爾丹部叛亂勢力聯係，鼓勵他們的叛亂，妄圖借助叛亂對清朝政府進行要挾；他也多次派人跟法國在中國的傳教士巴多明聯係，叫他每天提供些關於清朝政府對談判、平叛和傳教士的態度的情報；他更大肆收留中國逃入，南移恰克圖和楚庫河支流的崗哨，力爭在談判、劃界前盡量多占些中國土地。來到北京之後，他麵以攻為守，反誣中國收留俄國逃入，叫囂要收複俄國因簽訂《尼布楚條約》而“喪失”的黑龍江土地，麵卻用小恩小惠拉攏大學士馬齊，叫他提供情報，包括中國談判代表的性格等等。

　　雍正年（1727年）月日，談判改在離恰克圖10多公裏的布爾河邊進行。清朝派去談判的首席代表是隆科多。

　　月十日，隆科多以私抄玉牒案被撤回囚禁於暢春園，中國方麵實際上的首席代表是策淩。策淩和格、圖理琛起，又跟薩瓦、郎格等談了個月零天，才在月十日，跟俄使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

　　《布連斯奇條約》，用滿、蒙、俄和拉丁種文字繕寫，規定：以恰克圖與鄂爾懷圖山之間的第個鄂博為起點，由此向東，至額爾古納河，向西，至沙畢納伊嶺，北部給俄國，南部仍屬中國。但在具體劃勘時，俄國又多劃了不少地方。

　　雍正年（1728年）月十日，兩國使臣在恰克圖正式簽訂了《中俄恰克圖條約》。《恰克圖條約》有滿、俄、拉丁種文本，它對中俄中段邊界作了與《布連斯奇條約》相同的規定，但它重申：烏第河流域仍是待議區。它還規定：恰克圖為兩國貿易商埠，此外，俄商年可來北京貿易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200人；中國允許在北京俄羅斯使館內建造東正教堂，並接受俄國學生來中國學習；雙方對逃犯、越境行竊和殺人犯，均須嚴拿治罪，等等。

　　《恰克圖條約》，使俄國得到了比《尼布楚條約》更多的利益。

　　盡管如此，《恰克圖條約》的簽訂，畢竟實現了康熙皇帝時未能實現的願望，明確地劃定了中俄邊境中段的疆界，遏止了俄國自清初以來對我外蒙北疆的侵略勢頭，同時也使我國北部邊境的貿易定程度地活躍起來。內地許多商人紛紛北上，到恰克圖帶向俄國商人販賣煙草、茶葉和綢緞等等，使恰克圖這個地區，成了百貨雲集、市肆喧闐的繁複之區，直到鹹豐年（1858年）《天津條約》開海路各港為通商口岸之後，才逐漸衰落下來。

　　烏蘭布通之戰明末清初，我國北方的蒙古族分為大部：在今內蒙古地區為漠南蒙古，在原外蒙古地區為漠北喀爾喀蒙古，遊牧於天山以北帶的為漠西厄魯特蒙古，又稱衛拉特蒙古。衛拉特蒙古分為部，部中，準噶爾部勢力最強。明末清初，該部首領巴圖爾琿兼並了土爾扈特部及和碩特部的牧地，迫使土爾扈特部轉牧於額濟勒河（今伏爾加河）流域，和碩特部遷居青海，並向清朝納貢稱臣。巴圖爾琿死後，準噶爾內部動亂不已，直到康熙十年，在西藏學習佛教的巴圖爾琿第子葛爾丹返回伊犁（今新疆自治區伊寧市西），擊敗所有政敵，自立為汗，才使準噶爾內亂平息。

　　葛爾丹上台不久，就積極向周圍擴張。康熙十年，葛爾丹以武力先後吞並了杜爾伯特部、輝特部（土爾扈特部餘部）和和碩特部。第年，又利用新疆回部伊斯蘭教兩大派係為爭奪教權而相互殘殺的機會，率部由伊犁南逾天山，攻占了整個天山南路地區。

　　隨後，又在沙俄的支持下，與沙俄侵略軍入侵黑龍江的行動相呼應，向東進犯並吞並了漠北喀爾喀蒙古。康熙帝立即派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前去安置救濟。並敕諭葛爾丹，令其盡釋前仇，罷兵西歸，退還喀爾喀部牧地。此時，噶爾丹已頭腦發脹，對康熙帝的詔書根本不予理睬，反而遣使請沙俄為其舉兵南下提供支援。

　　為打擊噶爾丹的囂張氣焰，康熙帝決定出兵征戰噶爾丹。並在出兵前，召見沙俄駐京使節，警告沙俄不得支持噶爾丹。又趁噶爾丹率主力遠征，後方空虛之機，幫助逃亡在吐魯番的噶爾丹的侄子策妄路拉布坦返回伊犁掌權，冊封其為準噶爾新汗，斷絕噶爾丹的後路。

　　月日，清廷發兵10萬，采取分進合擊的方略，康熙帝親臨博洛和屯（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南）指揮，後因病於月十日返京，令福全統領全軍。由於左路清軍在途中更換副將，耽誤了數天，致使右路軍時孤軍深入。右路清軍在烏珠穆沁和克什克騰旗交界的地方首先與準噶爾軍相遇。準噶爾軍兵鋒正銳，右路清軍接戰不利，向南退卻。噶爾丹乘勢揮軍長驅南進，渡過沙拉木倫河，搶先占據烏蘭布通山峰，距抵達吐力埂河的左路清軍僅30裏。康熙帝得報，急令右路清軍停止南撤，令其速與左路清軍會合，合擊噶爾丹軍於烏蘭布通，又派左路清軍新任副將康親王傑書率部兵力西進至歸化城（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截斷噶爾丹西退的道路。

　　烏蘭布通位於克什克騰旗之西，北麵靠山，南臨英金河，地勢險要。噶爾丹軍被左路清軍阻截於英金河北，左翼又遭到右路清軍的威脅。於是，噶爾丹於月日指揮部隊，利用山坡有利地形，背山麵水設置了“駝陣”（亦稱“駝城”），即將萬餘頭駱駝，腿捆住，使之臥倒在地，駝背上用木箱疊成矮牆，再蓋上濕毛氈，環列成條如同城柵的“駝城”防線。兵士們可依托箱垛放槍射箭，兼施鉤矛，使防禦處於有利的態勢。這天上午，清軍的火器隊在前，步騎兵在後，隔河布陣，隨即向“駝城”進擊。由於噶爾丹軍有駱駝作掩護，清軍以火統、弓箭仰攻無效，而清軍又無處蔽體，傷亡甚眾，左路軍參讚佟國綱、前鋒參將格斯泰、前鋒銃領邁圖戰死。

　　正當清軍破陣失利之時，炮兵將領費揚古奉命率京師旗炮兵營及數百門紅衣大炮、衝天炮、連珠銃等火器趕到。大將軍福全命將各炮列於英金河河灘，猛轟“駝陣”。

　　從中午至傍晚，將噶爾丹設置“駝陣”的駱駝大部擊斃，隨即命清軍渡河進擊，以步兵從正麵發起衝擊，以騎兵從左翼迂回山腰側擊。噶爾丹軍失去屏障，陣腳大亂，倉皇潰散，死傷嚴重。噶爾丹隻得率餘部退守山頂。因天黑地險，清軍暫收兵回營。

　　次日，噶爾丹麵率軍北撤，麵派西藏喇嘛濟隆向清軍乞和，並派人捎信給福全，向清廷請罪，發誓永不犯邊。福全輕信了噶爾丹的誓言，令清軍停止進攻，使噶爾丹得以逃脫。數日後，福全接到康熙帝關於迅速追擊的詔令時，追擊已經來不及了。噶爾丹率餘部越大漠北逃，路因疲憊饑餓死者甚多，至科布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吉爾格朗圖）時僅餘數千人。

　　昭莫多之戰噶爾丹自康熙十年在烏蘭布通戰敗後，雖曾向清廷認罪立誓，上書請降，但反叛之心並未改變。不久又在科布多（在今蒙古國西部）集合舊部，並向沙俄乞援，企圖重整旗鼓，東山再起。

　　為防範噶爾丹再度來犯，康熙帝調整了北疆的兵力部署，加強各邊境重鎮的守備力量。

　　康熙十年月，噶爾丹率騎兵3萬，攻入喀爾喀蒙古車臣汗部，隨後沿克魯倫河（今蒙古國境內）東下，進抵巴顏烏蘭（今蒙古烏蘭巴托東南，克魯倫河上遊）。揚言過冬後，將借俄羅斯鳥槍兵6萬，大舉內犯。在這種形勢下，康熙帝決定再次親征噶爾丹。

　　康熙十年月，他下令發兵10萬，分東、中、西路進擊。

　　月初，中路清軍經過近60天的艱苦行程，經科圖（今內蒙古蘇尼特左旗北）繼續前進，逐漸逼近噶爾丹軍。而西路軍由於沿途草地多為噶爾丹焚毀，不得不繞道而行。

　　因此，行軍速度趕不上中路軍。東路軍也因山高路遠未能如期到達預定地點，這就形成了中路軍孤軍突進的不利態勢。

　　麵對些大臣提出的後撤主張，康熙帝指出，中路軍後撤，勢必危及西路軍和整個戰局。為此，他決定中路清軍繼續前進，並將軍隊分為兩路，擬對噶爾丹軍實施夾擊。

　　噶爾丹沒想到清軍來得這樣快，更沒想到康熙帝會禦駕親征。當他在北孟納蘭山遠遠看見康熙的禦營和連綿的清軍營寨，不禁大為震驚，於是，下令全軍將廬帳、器械全部拋棄，乘夜西逃。噶爾丹軍在清軍追擊下，路向西逃去，許多老弱和輜重被迫遺棄，至特勒爾濟（今烏蘭巴托東南）時，兵力僅剩萬餘人。

　　西路軍主將費揚古接到康熙帝密令後，得知皇上已至克魯倫河，倍受激勵，率軍晝夜奔馳，於月十日抵達土拉河上遊昭莫多，距噶爾丹軍30裏處紮營。昭莫多是座長滿密林的小山，麵靠河，是設伏的理想地形。他命部兵力在昭莫多東側依山列陣，部兵力依托土拉河布置防禦，將騎兵主力隱蔽在對麵山上的密林中，以部將孫思克率步兵扼守山頂。隨後，他先派400騎兵到噶爾丹軍駐地挑戰，誘其入伏。

　　噶爾丹見清軍敗退，即率萬餘騎兵追趕。進至昭莫多後，便向清軍控製的山頭發起猛攻。清軍居高臨下，以弓箭、子母炮還擊，並不斷發起反擊。雙方激戰整天，噶爾丹軍傷亡甚眾，但仍不退兵。費揚古據高看到噶爾丹軍後陣始終未動，料定必是家眷、輜重所在，就命令騎兵迂回至後陣襲擊。噶爾丹軍頓時大亂，山上的清軍乘勢發起反擊。

　　在清軍的兩麵夾擊下，噶爾丹軍被斬殺3000餘人，大敗而逃。清軍連夜追擊30餘裏，俘獲人畜無數，噶爾丹僅率數十騎西逃。不久，噶爾丹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服毒自殺。

　　康熙年間平定噶爾丹叛亂之戰始告結束。

　　和通泊之戰雍正年，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繼位。雍正帝令其將叛亂兵敗逃匿準噶爾的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卜藏丹津交出，噶爾丹策零拒不從命，並屢次發兵攻打清軍在新疆的戍卒和喀爾喀蒙古。雍正帝見噶爾丹策零勢力迅速擴大，擔心其大搞分裂，貽害國家，遂於雍正年月決定發兵征伐。命內大臣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率清兵及蒙古諸部兵2.3萬為北路軍，進駐科布多（今蒙古國吉爾格朗圖）；命川陝總督嶽鍾琪為寧遠大將軍，率川陝清軍為西路軍，進駐巴裏坤（今新疆自治區鎮西縣），定於第年會攻準噶爾部首領駐地伊犁。

　　噶爾丹策零得知清廷出兵的消息，立即遣使來到嶽鍾琪軍前，詭稱願將羅卜藏丹津交出，乞求和平。雍正帝以為其真有誠意，允其所請，下令暫時停止進兵，並召傅爾丹和嶽鍾琪回京議事，以川提督紀成斌和副將軍巴賽分別代管西、北兩路軍務。不久噶爾丹策零發起攻勢，清廷方知噶爾丹策零的求和不過是緩兵之計，急令傅爾丹、嶽鍾琪速返各自營地，準備迎戰噶爾丹策零軍。

　　噶爾丹策零知嶽鍾琪英勇善戰，難與匹敵，於是，便選擇有勇無謀的傅爾丹作為攻擊的對象。

　　噶爾丹策零以誘敵深入的戰術誘使傅爾丹上當，傅爾丹不知其謀，輕率冒進，於雍正年月下旬在和通泊陷入噶爾丹策零軍的重圍。傅爾丹督兵左衝右突，日夜奮戰，方突出重圍。然後收攏起殘兵4000人，結成方營，且戰且退。準噶爾軍緊追不舍，後衛將領達福為掩護大部隊後撤，率部與敵激戰陣亡。傅爾丹率部渡哈爾哈納河後，兵分兩路返營。副將巴賽所率路軍被準噶爾軍追上殲滅，傅爾丹所率2000人僥幸於月初返回科布多。

　　此戰，清軍死傷慘重，被俘近萬人。當北路清軍被圍時，嶽鍾琪見馳援已來不及，乃派副將軍紀成斌率兵西攻烏魯木齊，企圖以分敵勢，但因噶爾丹策零迅速擊敗北路清軍後回援，未能起到牽製作用。

　　光顯寺之戰噶爾丹策零在和通泊大敗清軍後，於雍正年月，又令大、小策零敦多布和多爾濟巴丹統兵3萬東侵喀爾喀蒙古。結果遭受清軍伏擊，無功而返。

　　噶爾丹策零不甘心失敗，麵挑撥喀爾喀與清廷的關係，麵伺機派兵攻掠。清廷鑒於察罕庾爾兵營偏北勢孤，難以阻擋準噶爾軍沿阿爾泰山南麓東犯，遂於拜達裏克河、推河及翁金河（河均在音諾顏境內）畔，各築城駐兵，與察罕庾爾兵營互為犄角，控製阿爾泰山南麓的交通要道。同時，將不能勝任大將軍之職的馬爾賽改授綏遠將軍，從歸化移防拜達裏克城（今蒙古國巴彥洪戈爾西），降傅爾丹為振武將軍，駐科布多，命順承親王錫保為靖邊大將軍，統轄北路清軍。

　　雍正十年月，錫保得知噶爾丹策零將率兵3萬來犯阿爾泰的消息，為防敵分兵進犯，遂采用分兵扼守、待機而動的戰術，在光顯寺設下埋伏。兩軍交鋒未幾，清軍佯敗，棄甲沿河而走。噶爾丹策零不知是計，揮軍追擊，待準噶爾軍進入穀地後，伏兵突然從山上和背後殺出。準噶爾軍3萬人馬被壓製在峽穀中，無法展開，你擁我擠，亂作團。

　　在清軍猛烈攻擊下，準噶爾軍被殲2萬餘，其中半數被擊殺。不少準噶爾兵欲渡河逃生，又遭對岸清軍半渡而擊，溺死者甚眾。噶爾丹策零僅率少數殘兵突圍向西逃去，並盡棄牲畜輜重堵塞道路，遲滯清軍的追擊。

　　1745年噶爾丹策零死後，準噶爾部變動迭起，最後達瓦齊乘機奪位自立，但屬下多叛亂，紛紛歸降清朝。1755年，清政府分兵兩路直搗伊犁，達瓦齊兵敗被俘、解送京師。

　　1756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外孫阿睦爾撒納因“專製西域”野心未能得逞，又據伊犁發動叛亂。次年，清政府派兵進討，阿睦爾撒納逃入沙皇俄國患痘病死，在清政府再交涉下，沙俄隻得將其屍首交還清朝。至此，準噶爾部上層叛亂被徹底平息，清政府鞏固了對天山北路的統治。

　　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戰康熙十年（1680年），衛拉特蒙古準噶爾部統治回部後，為加強對宗教信仰不同的回部的統治，將其宗教領袖作為人質先後拘禁於伊犁。乾隆十年（1755年）月，清軍平息準噶爾部叛亂，攻克伊犁，準噶爾叛亂貴族首領達瓦齊被俘，即釋放了被拘押在伊犁的大和卓木（波羅尼特）和其弟小和卓木（霍吉占）。讓大和卓木返回南疆，統轄各部回民；讓小和卓木留在伊犁，統轄當地回人。

　　然而，大、小和卓木並沒有因此感恩於清廷，相反，卻打算利用地僻路險，清軍出兵艱難等客觀條件，積極進行分裂國家的活動。次年，小和卓木參與衛拉特蒙古輝特部首領阿睦爾撒納叛亂，兵敗逃至葉爾羌城（今新疆自治區莎車縣城東），隨即宣告回部脫離清廷而獨立，自稱巴圖爾汗，並傳檄回部各城。

　　乾隆十年正月，乾隆帝正式下達了進軍回疆，平息叛亂的命令。月，清廷命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率兵萬人從吐魯番西進，由焉耆、輪台，西攻庫車。庫車是南疆的門戶。

　　大、小和卓木聞知庫車被圍，立即從阿克蘇率鳥槍兵數千東越沙漠，前往增援。月十日，其先頭部隊千餘人在庫車以東的雅卡阿裏克與清軍遭遇，被悉數殲滅。清軍乘勝進擊，又在鄂根河邊擊敗叛軍，殺其200人，使1600人被逼溺死水中，並截斷其餘叛軍歸路。大、小和卓木隻得率殘部乘隙衝入城中，勢成甕中之鱉。由於靖逆將軍雅哈善和副都統順德納再貽誤時機，大小和卓木得以乘夜出逃。兆惠決定先消滅城外之敵，於是，派兵從東西兩麵夾擊溝下伏兵，自率中軍向前衝擊。首戰即奪其高台，將回兵擊退城中。小和卓木見況，次指揮騎兵出城爭奪有利地形，次均被擊敗，隻好據城堅守。兆惠自知清軍人數較少，無力攻城，即在城東黑水（葉爾羌河）對岸築壘為營，又派副都統愛隆阿率部兵力前往堵截喀什噶爾方向的敵援兵，派部兵力往城南沿途要隘關卡設伏。

　　十月十日，為補充軍需，兆惠留少數兵力守黑水營，自率官兵千餘人欲渡河襲擊小和卓木英峨奇盤山牧場。不料，當他率500官兵剛過河，河橋突然斷落，將清軍截為兩部。這時城內叛軍兩萬人乘機出城猛撲過來。在異常不利的形勢下，清軍奮勇應戰，擊退多次進攻，但終因眾寡懸殊而陷入重圍。兆惠見對岸清軍無法相救，隻得命清軍且戰且退，浮水回營。在激戰中，清軍殺死回兵多人，但自身也傷亡慘重，總兵高天喜等百餘名將士戰死，兆惠本人也多處負傷。兆惠率殘部突圍後，隻得退守黑水營，並向駐烏魯木齊的定邊副將軍富德求救。

　　大、小和卓木乘勢率叛軍萬餘人將黑水營團團包圍。清軍堅守3個月，傷亡甚眾，但叛軍始終未能拿下黑水營。

　　清將富德得知兆惠被圍，納木劄蘭戰死，急率所部3500餘人，從烏魯木齊冒雪赴援。

　　大、小和卓木聞知救援清兵將至，麵集中主力猛攻被圍的兆惠營寨，麵親率5000精騎迎擊救援清兵。當富德率援軍進至距黑水營20裏的蓋麥堤時，與前來阻截的叛軍發生激戰。兆惠在營中見叛軍攻勢日減，又聽到北邊炮響，知援兵已到，立即發起反擊。與援軍內外夾攻，終於擊破敵圍。隨後，清軍撤出黑水營，北返阿克蘇，等待後續援軍。

　　同年月，新疆各地清軍大都集中於阿克蘇。兆惠決定分兵兩路前往平叛。富德率騎兵1.5萬由和闐取葉爾羌，自率兵2萬圍攻喀什噶爾。這時大、小和卓木均在葉爾羌城，聽說清軍分兩路來攻，所到之處皆不戰而降，知大勢已去，無心再戰。倉皇率回兵萬餘，攜家眷財物，棄城南逃。清軍路追擊，擒殺甚眾。叛軍紛紛請降。大、小和卓木見眾叛親離，隻好率少數親信逃往巴達克山國。巴達克山國國王迫於清軍壓力，又恐大、小和卓木襲奪其國，遂將大、小和卓木擒殺。至此，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戰取得最後勝利。

　　平定張格爾叛亂張格爾，本叫誌汗吉爾，是乾隆時被鎮壓的叛亂頭子大和卓木布那敦的第個孫子，從小在浩罕國長大。那時，英國殖民者已經占領西亞各國，因此，張格爾自幼受到英國殖民者的訓練。英國屢欲通商，“天朝”不肯大開宗門，於是，唆使張格爾反清，妄圖從新疆南部獲得地盤；浩罕國王也想向東發展，得到南疆些地方；張格爾則想為祖宗複仇，於是方勾結很緊，蠢蠢欲動。恰好嘉慶末年，清朝派駐南疆各城的統領大臣，與士官們橫征暴斂、無惡無作，駐在喀什噶爾的參讚大臣斌靜，更是慫家丁大肆苛索，並出漁獵女子，因此，南疆人民怨聲載道。於是，素以“誦經祈福”活動於南疆各地人民中的張格爾，在英國、浩罕國侵略勢力的支持下，利用了人民對清朝駐將統治的不滿，在嘉慶十年（1820年）據那林河源發動了叛亂，攻打喀什噶爾邊境。

　　道光年（1826年）月，張格爾的叛軍攻到喀什噶爾附近，清軍統帥慶祥命軍士500去偷襲，被張偵知，張避其鋒而絕其後路，然後，前後夾擊，舉將清軍殲滅，進圍喀什噶爾城。城中清軍糧秣已盡，煮皮革充饑，堅持到月，到底被張格爾攻破了城，慶祥自縊而死。張格爾在浩罕軍的支持下，不久，又攻下英吉沙爾、葉爾羌（薩車縣東）以及和闐。但是，張格爾在喀什噶爾城不僅殺了守兵6000人，而且大殺黑山黨人，又大毀官廳民房，因而，南疆人民已經開始識破了他的野心，不甚積極支持他了。他和浩罕國軍，也因為分贓之事發生了矛盾，浩罕的萬人大軍也已撤走。而清朝派出的長齡（揚威將軍）、楊遇春（陝甘總督）、武隆阿（山東巡撫）以及提督楊芳等率領的2.2萬步、騎大軍，卻在道光年（1827年）月日從阿克蘇城向他撲來了。

　　月十日，清軍大敗張格爾於洋阿巴特沙漠。十日，十日，清軍又連續在紗布都爾葦湖樹林地帶，和渾河北岸大敗張格爾叛軍。張的外甥和浩罕的兩員將領被擒。清軍於月十日收複喀什噶爾城，隨後又收複了莫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張格爾西逃。

　　張格爾僅率30騎西逃，被布魯特部落誘擒以獻。

　　道光十年（1830年），浩罕國不僅拒不遣送張格爾的眷屬，而且，派將官扶植張格爾之兄摩訶末玉素普率領逃亡人等前來搗亂，清將麻痹，因而，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城被圍，第年方解。

　　道光十年（1847年），張格爾的子弟加他漢等又發動叛亂，未幾，也被平定。

　　清政府統天山南北兩端以後，於天山北路的伊犁設將軍、烏魯木齊設都統，巴裏坤設領隊大臣、率兵駐守。於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設參讚大臣，節製各城。各城設立別克，由維吾爾人擔任，伯克俱照內地官製，不準世襲。天山南北諸機構及各地諸軍總隸於伊犁將軍。這樣清政府大大加強了對新疆地區的管轄。

　　乾隆盛世清朝經過雍正、乾隆兩代皇帝之後，社會經濟又有了長足的發展。

　　明朝崇禎時期（1628——1644年），全國耕地最大麵積是783.7萬多頃，乾隆十年（1766年），據不精確的統計，耕地麵積即已差不多達到這個數字，到嘉慶十年（1812年），竟超過了這個數字。人口方麵，順治末年，全國人口統計數字還不到200萬（其中也有隱瞞的），而乾隆末年則達到了3億！國家賦稅收入：順治末年，國家歲征銀2150萬兩，糧640多萬石；而乾隆末年，歲征銀則達到2990餘萬兩，糧更達到830多萬石了。

　　早先，糧食主要產地是東南的江浙地區，雍正、乾隆時，“蘇、湖（太湖地區）熟，天下足”的局麵，已為“湖、廣熟，天下足”的局麵所代替。湖南、川、江西、湖北這些省份，畝產高時可達石甚至石。長江南以，兩季稻已開始普遍有了；北方的天津地區，也成了魚米之鄉。雍正時期，河北省的稻田，已有了6000多頃。高產作用，普遍推廣種植：陝西南部，漫山遍穀都種的玉米；河南、山東，也種起了薯瓜。到乾隆末年，薯秧也不必從南方運來了。乾隆十年（1785年），福建閩縣有個80多歲的老農叫陳世元的，竟帶了薯種、孫仆，到河南、山東指導人們育秧、栽種，朝廷還給他賞了個“舉人”的職銜！

　　向人煙稀少的川、陝、楚交界處的南巴老林地區，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區，成千上萬的流民披荊斬棘而入，開荒種糧，並從事鐵、木、紙、炭等手工業的生產。氣候較冷的京畿帶，也有不少“地窖”和“火室”，寒冬臘月，已能自產韭黃、黃瓜之類的青菜了。

　　糧產的增加，使經濟作物的種植增加了。江蘇的蘇、鬆、寧地區，浙江的湖州地區，到處是桑樹成蔭，蓊鬱片。烏程、石門、桐鄉、海鹽等縣和杭州帶，極目遠眺，綠雲如海，側耳傾聽，剪聲如濤。棉花，宋、元時期，從海南島傳入江南各地，到清朝雍、乾年間，長江角洲、沿海地區，以及河南孟縣、內黃縣，河北保定地區，到處都是棉田。“嘉定縣，近海邊，不產米，多種棉。”——這歌謠，反映了乾隆末年江南許多地方植棉爭利的盛況。黃蒂、穰蒂、紫花等等，都是棉花的新品種；秋收時節，蜂積蟻聚、紛紛趕來棉區“坐莊”收購的，盡是遠近各地的棉商。上海的花（棉花）市，天剛破曉就人聲鼎沸；保定的棉區，商販們的牛車也絡繹不絕。而那堆堆的棉花，高聳如山，色白如雪。煙草，大約在明宗時傳入中國（主要在福建先種，崇禎年間才擴種於江、浙帶），名“相思草”，滿名“淡巴菰”。康熙末年，北方普遍種植，而乾隆時期，文人士子，也開始普遍吸用了。福建、浙江、安徽、山東、河北、陝西，種煙的到處都有；而山東濟寧城家煙鋪，竟有工人4000多名！湖南衡陽府造的“的煙”，馳名全國；江西玉山縣造的煙絲，在大江南北也享有極高的聲譽。

　　糧食與經濟作物的增產，為手工業和商業的大發展創造了前提。南京的級機已有3萬台，它們般都由132個部件構成，所牽引的經線，般都達到9000多根，多的甚至達到1.7萬根。南京的緞子，供宮中用的有花緞、錦緞、閃緞、裝花、暗花、絲等等；供民間用的則有頭號、號、號、絲、冒頭、靴素等等，真是“江綢貢緞之名，甲天下”。

　　杭州的絲織，是絲錦、剪絨、綾、羅、紗、絹、綢、盵絲等等什麽都有；鬆江的棉織，也扣布、稀布、飛花布、梭布、斜紋布、藥斑布、紫花布、剪絨毯等等樣樣俱全。陶瓷業，不僅窯數增多，而且規模更大。乾隆時，景德鎮是“工匠來方，器成天下走”，鎮大小10多平方裏，匠工幾十萬，瓷窯百區，煙火終歲相望，入得鎮裏，處轟鳴，故被稱為“時雷電鎮”。窯內分工更精：匠作有陶土、拉坯、印坯、旋坯、畫坯、抬坯、裝坯、舂灰、合釉、上釉、滿掇、燒窯、開窯之別，而燒窯工又有個工程，畫坯工也有畫工、染工的細別。粉彩、琺琅彩更臻完美，釉色也有粉青、郎窯紅、鬆石綠、茄皮紫、蟹甲青等名目。礦業方麵，乾隆十年（1783年）已有313處（不包括偷采的在內）。雲南銅產，每年多達千餘萬斤，民廠大者萬人，小者也有工人幾千。廣東，鐵爐起，高者丈尺，爐後有兩扇門式鼓風設備，還有機車把礦石、焦炭飛擲入爐，每爐每晝夜可出鐵12次，每次即出鐵300多斤。大爐，環爐300多家人手，運礦石或產品，用牛200頭、船50隻。隻佛山鎮處，炒鐵爐即有數十家，鑄鐵爐即有百餘家，晝夜冶煉，火光衝天，其產品廣銷各地。川的鹽井，雍正年（1730年）增至5939眼，而到乾隆十年（1758年）更發展到8307眼了，井深達幾十丈，甚至幾百丈，每個大鹽廠都有幾十萬兩的資本。鹽廠的分工也很精細，有司井、司牛、司車、司篾、司梆、司槽、司鍋、司火、司飯、司草等各種不同性質的工種。

　　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更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乾隆時期，出現了經營匯兌、存款、信貸的票號商，這些票商（以山西人為最多），具有巨額的資金，因而，甚至為官府代解錢糧、存支官款、貸給官款。此時，最富的商人，還有鹽商和行商（所謂廣東十行）。行商壟斷的資金多達幾千萬兩。盡管這些人大都是官商或官員，其經營的業務也沒超過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範圍，但也有些商業資本被投到手工業生產中，轉化為最初的工業資本。

　　工商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城市的繁榮。“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諺語，就出現在清朝的鼎盛時期。乾隆十年（1751年），弘曆南巡，到蘇州時，吳縣閶門專諸巷有個畫畫的叫徐揚，向乾隆皇帝獻了畫。乾隆皇帝很高興，讓他入了畫院，後又賜他“舉人”銜名，官至內閣中書。乾隆十年（1759年），此人更以蘇州為模特，畫了卷《盛世滋生圖》。這卷畫，形象而真實地記錄了從蘇州城西25裏的靈岩山起，到城西北裏的虎丘山止的整個蘇州市的繁華實況。在這卷長達10公尺、寬僅36公分的畫麵上，竟展現出1.2萬人，大小船隻400隻，有招牌的店鋪230多家，50多個行業中，還有兩家“洋貨行”；14家絲綢業中，最大1家竟有7個門麵！店鋪之外，還有蜂攢蟻集的小販。商品，除本地產品之外，還有山東、江蘇、浙江、江西、福建、貴州、雲南、川、廣東等省的特產。虎丘的涼席，當地的盆景，金華的火腿，南京的板鴨，寧波的淡鯗，以及川、廣、雲、貴的雜貨，統統陳現於觀者的眼前！的確，此畫絕非誇張：乾隆時期，蘇州城的人口已不下50萬，合郊區的更不下100萬了！東城的習織之家，不下萬餘；閶門之外，踹坊就有百處；盤門、葑門等處，也是“萬家燈火”。揚州，到乾隆年間，市民、商賈也不下數十萬人。

　　大的鹽商，衣屋華靡，竟將金錢珠寶視為泥沙。大商人江春，在大虹園裏，夜就修成了座白塔！南京，乾隆時也發展到了十萬人，除了前麵提到的江綢、貢緞名甲天下，書坊、扇市更獨享盛名。燈影裏的秦淮河，槳聲不斷；歌舞中的茶肆酒樓，歡聲不絕。廣州，已被稱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了。在這裏，已有幾十個單位與外國貿易，貿易額增加速度亦很驚人：乾隆十年（1749年），洋船隻有18艘，而到十年（1789年），洋船已有83艘；乾隆十年（1775年），出口的茶葉隻有1600餘萬磅，而到十年（1785年），出口的茶葉，已達2800萬磅了。乾隆中葉雖曾限製出口，但出口的生絲仍有十萬斤，而乾隆十年（1792年），清朝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美國、法國、荷蘭、西班牙、丹麥、瑞典等）的貿易，竟出超240多萬兩。乾隆年間，長江沿岸的無錫、鎮江和漢口，被人譽為“布碼頭”、“銀碼頭”和“船碼頭”。此時的漢口，已成長江中遊最大的糧、鹽、布、木材、藥材等商品的集散地，人煙數十裏，賈戶數千家，貨寶奇珍在此集聚，千檣萬舶在此停泊。乾隆末年，次大火燒毀的糧船、客船，即達千隻！乾隆年間，運河兩岸的淮安、清江浦、臨清、濟寧等鎮，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清初的清江浦，才3萬多人，乾隆時，已增加到了54萬。此時，廈門“不減通都大邑之風”，佛山也成了“嶺南大都會”，乾嘉之間，這個“大都會”，光大小街巷，就有622條之多！至於北京，那就更是全國貿易的中心了：東北的人參、貂皮，西藏的紅花、藏香，新疆的氈毯，蒙古的裘褐，以及雲貴的藥材，都出現在這裏的市場上；安定門外的“外館”，城內禦河西岸的“裏館”，隨時迎送著遠道而來的蒙古客商。

　　戴名世《南山集》

　　康熙十年（1711年）十月十日，清廷都察院左都禦史趙申喬向皇帝奏了本，參劾當朝名士、現任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康熙閱疏後，諭批：“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明具奏。”刑部在戴名世十年前刊印的本叫《南山集偶鈔》的書中查出，《與餘生書》文內錄寫南明王年號，並將南明政權與偏居川中的蜀漢，退守崖州的南宋相提並論；《與弟子倪生書》文內提到清朝開端應是康熙元年，順治不得為正統，“悖逆”之言處處可見。康熙驚怒，刑部遂以“大逆”定罪，擬將戴名世淩遲處死，其代以內男性直係親屬年16歲以上者俱擬立斬，15歲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姐妹媳等發邊或給功臣家為奴，為《南山集》作序的名士汪灝、方苞等處以絞刑。又因《與餘生書》中提及順治朝弘文院侍讀學士方孝標《滇黔紀聞》內載永曆年號，牽連方氏宗族，並問罪。此案牽連入獄者300餘眾，朝野震動！這又是樁與康熙初年莊氏《明史》案相抵的文字大獄。

　　然而，此案最後的處理結果卻頗出人意料。十年（1713年）月，康熙在其60壽辰前夕，下詔“法外施仁”：“戴名世從寬免淩遲，著即處斬。方登峰、方雲旅、方世樵俱從寬免死，並伊妻子充發黑龍江。此案內幹連人犯俱從寬免治罪，著入旗。”據此判決，隻斬戴名世人，並未罪及其家人。方孝標已死，剖棺坐屍，其家人免死充邊。汪灝、方苞等從寬免罪，入旗。這樣的結局，較之“輔臣”之時莊氏《明史》案的“殺戒大開”的殘酷來，自然算得上是“寬厚”，然而在性質上卻並無異樣，都是屬於罰不當罪，有意識的小題大做，其目的是給懷有反清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個暴力的威脅。不過，康熙此舉，卻為他博得了“秉性寬大”的好名聲。

　　雍正“砍頭”雍正年間，文字獄案件比康熙時代增多了。雍正帝即位的頭幾年，同他的兄弟允盰、允礻是、允礻唐等諸王，展開了激烈的權力鬥爭，允礻是遭降爵禁錮，允盰和允礻唐被廢為庶人，死於禁所，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十分尖銳。凡是對皇帝本人或對朝廷政事表示不滿，或有所議論，就會被看作“非議朝政”、“謗訕君上”，甚至被加上“黨附奸惡”、蓄謀叛亂的罪名。所以，在這個時期，文字獄往往成為皇帝用以排除異己的種手段。

　　雍正年（1726年），查嗣庭擔任江西省考官，他出了道考題，叫做“維民所止”。

　　這本來是《詩經》裏的句話，有人卻向皇帝報告說，“維”、“止”字正是“雍正”字去掉上半截，豈不是暗示要砍皇帝的頭嗎？這說，引起雍正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這個考官逮捕入獄。後來雍正擔心光憑這點定罪，人們會說查嗣庭出於無心，於是下令查抄他的日記，找出許多被認為是“謗訕聖祖（康熙）”、非議朝政的罪證，並且說他“趨附”奸臣隆科多，因而定了“大逆不道”的罪。查嗣庭病死在監獄裏，可是皇帝還不甘心，下令將他戮屍梟首，他的兒子也被處斬，他的哥哥和侄兒被流放到3000裏外的地方去。

　　曾靜呂留良案雍正年（1728年）月，湖南生員曾靜遣弟子張熙赴西安投書川陝總督嶽鍾琪，聲言“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並列舉了雍正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十大罪狀，策動其舉事反清。孰料這位傳說中的嶽飛十世孫卻是個清王朝的忠心無之臣，曾靜、張熙被執入獄。窮治主使之下，查出曾靜的反清思想源自已故的理學大師呂留良的著作，查出對雍正的指責來於已被鎮壓的雍正諸弟胤盰、胤礻唐的餘黨之口。於是，“極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摯”的雍正皇帝決意大興此獄：徹底清除潛藏於世的漢族排滿反清思想，並借此良機對威脅其皇位的胤盰、胤礻唐集團的殘餘力量給以毀滅性的打擊。

　　然而，這樁清代文字獄中唯以謀反大逆罪定的“天字號”巨案，最後的處置結果卻頗出人意料：“思想犯”呂留良被剖棺戮屍，其家人、門徒或斬首或流放或為奴，律嚴懲不赦；“現行犯”曾靜、張熙免罪釋放，予以“自新之路”，雍正並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與此同時，雍正作《大義覺迷錄》，逐條批駁呂留良、曾靜指斥清王朝的“非正統”和自己的“失德”之言，不惜以萬乘之尊與人犯公開辯論，並令刊行於世以使家喻戶曉。對於呂留良所有著述亦特諭不加禁毀。此舉在封建專製時代確屬罕見，這種“自信”裏麵自有雍正鮮明的個性特點。

　　但是，雍正的兒子乾隆卻並不理喻乃父的這番良苦用心，反其父道而行之。即位伊始就把曾靜、張熙逮捕起來，淩遲處死。他還嚴令收繳《大義覺迷錄》，私藏者罪之。

　　乾隆為這翻案活動找到的理由是“然在皇考當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斷難曲宥。

　　前後辦理雖有不同，而衷諸天理人情之至當，則未嚐不。”相較於雍正逾越常規慣例的怪僻乖張，乾隆改“攻心”為“滅身”的文化統治術，的確“辣手”得多。

　　屈大均詩文案屈大均，字翁山，廣東番禺人。屈是嶺南名士，詩、文俱超絕時，著有《廣東新語》、《翁山易外》、《有明朝成仁錄》、《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清兵南下廣州時，屈大均遁跡為僧，名其所為“死庵”，後奔走大江南北，結交誌士、留意山川險阻，企圖恢複，康熙十年逝世。

　　屈大均為富有民族氣節的誌士，所作詩文當然有不少“不平之氣”。但屈大均生前，並未因文字而坐罪，屈氏的文字之罪，卻由他的子孫後代來承擔，由此可見，清朝文網在雍正、乾隆時期的大發展。

　　雍正中期，曾靜、呂留良案發，文字獄進入了新的階段，文網日密，雍正編纂了《大義覺迷錄》，加強對人民思想的鉗製，尤其著重打擊反清的思想。

　　《大義覺迷錄》層層下發，引起了新的文字獄。此時，屈大均的兒子屈明洪正任惠來縣學教諭，奉到頒賜的《大義覺迷錄》，宣讀的時候，讀到張熙供認屈溫山集議論與逆書相合，屈溫山不就是父親屈翁山嗎？與呂留良的逆書相合，這還得了！屈明洪深知其中利害，不寒而栗，趕緊到廣東省布政司繳印，又到廣州府投監，說是：“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文詞，隻因父死時年幼無知，存留詩文及刊版在家，未曾查閱。”讀了《大義覺迷錄》，回去檢查父親詩文，果然“亂紀悖常”，因此親自呈首投監，請正典刑。

　　署廣東巡撫傅泰，趕緊向雍正報告，說是在書坊購得屈大均《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查屈大均書文中“多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又將前朝稱呼之處，俱空格字，以示臣民之禮”。屈大均等是：“狗彘居心”，“秉彝盡喪”，“既不知天高地厚之深恩，妄逞狼嗥犬吠之狂詞，詆毀聖朝，盜竊微名，此實複載所不容者。”傅泰說他正與布政使王士陵商量拘審屈大均之子屈明洪，屈卻來自首了。遂令布政司、按察使嚴加究審。

　　不久傅泰審結上報，刑部議請照大逆律將屈大均戮屍梟示，親屬照例緣坐。雍正對傅泰的所為和刑部的議決卻大不以為然，降旨說律有自首減等之條，屈明洪自行舉首，可減等論處。刑部得此旨意，將屈大均免其銼屍梟示，子孫親屬流放福建，詩文毀禁。

　　又過了十年，到了乾隆十年（1774年），在嚴查違礙書籍中，廣東南海、番禺兩縣又查出屈氏後人屈稔湞、屈昭泗收藏其族祖屈大均詩文。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訂閱罷屈著，覺得事情非同小可，“屈大均之肆其狂吠，罪惡昭彰，稍有人心，皆知切齒，非尋常字句違礙可比”，應比照大逆子孫及同居之人皆斬律，將屈大均的子孫及收藏逆書的屈稔湞、屈昭泗等斬立決。

　　屈大均雖然罪惡昭彰，但已死多年，收藏其書的屈稔湞、屈昭泗或粗識幾字，或大字不識，不過祖上留下，亦不知什麽玩意，見官差到來，查出犯禁的東西，早已魂飛魄散。

　　乾隆動了惻隱之心，止燒毀屈大均詩文，屈稔湞、屈昭泗俱不必治罪。屈氏族人這才出盡冷汗，謝恩而去。

　　日，乾隆翻閱屈大均詩文，見文中有“雨花台葬衣冠”之句，不覺大怒，“此等悖逆遺穢，可任其留存？”立即傳諭兩江總督高晉，確訪其處，速為創毀，毋使逆跡久留。

　　高晉奉旨，即派江寧藩司閔鶚元密加訪問，未得確處，接著又親赴雨花台，也沒有查到，大罵屈大均生前忽而為儒忽而為道忽而還俗，行蹤詭秘，居心叵測，死後輒在營狡窟，冀附遊魂，實屬天理難容，神人共憤。乾隆見此也隻好降旨：“既無其事，可以已耳。”

　　積極的還有廣東巡撫德保，他查到屈大均墳在番禺縣屬之思賢村地方，雍正時原應銼屍梟示，但雍正開恩免了，他主張“仍銼其屍，以快人心，以申國法。”

　　乾隆此時，已經無興趣，他懶洋洋地批道：“亦不必矣。”

　　從太平之君到散財童子清朝經過康熙、雍正和乾隆中葉以前的恢複和發展，生產發達、國力強盛，每年收支，至少都能結餘500萬以上。康熙時，府庫存銀5000餘萬兩；雍正年（1728年），府庫存銀6000萬兩；乾隆十年（1757年），府庫存銀7000萬兩。但乾隆晚年，由於支出劇增，國庫存銀日趨拮據。即以乾隆十年（1792年）為例，國庫收入雖然隻有4359萬兩，但除去支出的3177萬兩，尚存1182萬兩。

　　乾隆末年，庫存卻已告匱，年剩200萬兩，遇災荒，除了變相加賦，同時大開捐納，便毫無辦法！

　　大量的積貯、大宗的收入，跑到哪裏去了？除了軍費、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