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二卷）

第四章 明朝

　　肅清殘餘割據勢力明太祖建立明朝後，首先遇到的問題，便是如何盡快肅清南北各地殘存的割據勢力，實現中國的政治統。

　　在克複大都之前，明太祖就部署南征，方進師，下湖南、廣東，合兵以取廣西。洪武元年（1368年）楊王景、周德興等取湖南寶慶（邵陽），廖永忠、朱亮祖由福建航海取廣東，陸仲享從韶州（韶關）直搗德慶。楊王景等連取全州、道州（湖南道縣）、常寧、武岡州、永州（湖南零陵），廖永忠等航海至潮州，收降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遂進駐惠州、循州、廣州，俘殺邵宗愚，平廣東，進軍廣西。楊王景、廖永忠兩路合兵圍靜江（廣西桂林），破之。接著，又克南寧、象州，廣西平。

　　大都克複後，元順帝逃往上都，擴廓帖木兒擁兵山西，李思齊、張良弼盤踞陝西，納哈出據守遼陽，把匝剌瓦爾密擁有雲南，明升夏政權割據於川。這些割據勢力雖然力量不大，但它們的存在和發展，對新建立的王朝仍是種威脅。其中擴廓帖木兒和李思齊等軍閥力量最強，又和北逃的元順帝相呼應，有可能卷土重來。

　　太祖分析形勢，決定集中兵力，首先解決西北的擴廓帖木兒和李思齊。洪武元年（1368年）徐達、常遇春率西征軍由河北入山西，討伐擴廓帖木兒，擴廓帖木兒派兵抵抗，雙方展開激戰。十擴廓帖木兒乘北平（太祖改大都為北平府）空虛，親出雁門關奔襲北平。徐達不會救，反而直搗擴廓帖木兒的巢穴太原。擴廓帖木兒急忙回師救太原，半途被徐達軍偷襲兵營，以18騎敗走。西征軍克太原，平定山西。

　　洪武年（1369年）常遇春、馮宗異率軍由山西攻陝西奉元路，李思齊逃奔鳳翔，又奔臨洮。李思齊在西征軍步步進逼的情況下，勢蹙投降。此時，元丞相也速乘明軍西征，反攻通州，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騎9萬還救，自北平連敗元軍於全寧、大興，直搗上都，元順帝北逃沙漠，明軍追擊數百裏，俘元宗王慶生、平章鼎住以及將士萬人、車萬輪、馬千匹、牛萬頭，薊北悉平。常遇春在回師南下途中，卒於柳河川，李文忠領兵與西征軍會合，大敗圍攻大同的元軍，活捉脫列伯，孔興被部將殺死。張良弼逃奔寧夏，為擴廓帖木兒執殺，其弟張良臣據慶陽頑抗。徐達率軍進攻慶陽、寧夏，張良臣以慶陽降，不久又叛，城破被殺，寧州、黃河等處悉平。

　　洪武年（1370年），擴廓帖木兒進圍蘭州。徐達再次出師，由潼關出西安，攻擴廓帖木兒的據點定西（甘肅定西縣）。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救，為明軍大敗，逃和林（烏蘭巴托西南）。東路李文忠則率軍“出局庸，入沙漠，以追應昌。”此時元順帝死，皇太子愛猷識裏達臘嗣立，李文忠軍出野狐嶺，至開平，破應昌（內蒙古多倫東北），皇太子亦敗逃和林，其子買的裏剌被明軍俘獲。翌年春，劉益以遼東降，置遼東衛於蓋州（遼寧蓋縣），旋建定遼都司（後改為遼東都司）於遼陽。

　　洪武年（1372年），太祖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雁門關，趨和林，李文忠趨應昌，馮國勝取甘肅，從路征討擴廓帖木兒。徐達大軍進入沙漠，至嶺北為擴廓帖木兒所敗。洪武年（1373年），擴廓帖木兒反攻大同，徐達遣將極力抵禦，將擴廓帖木兒擊退。洪武年（1374年），李文忠、藍玉出師北征，大敗元軍。洪武年（1375年），擴廓帖木兒死，北方邊境的元朝殘餘勢力逐漸衰落。

　　太祖在派徐達等征伐元朝殘餘力量的同時，於洪武年（1371年）命湯和為征西將軍，率周德興、廖永忠、楊王景等由東路入川，攻重慶；命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顧時、何文輝等由秦隴入蜀，取成都。明升據瞿塘天險，阻滯明朝水軍，湯和等攻個月不下。

　　傅友德等乘明升專注東線，乘隙南下，連克階州（甘肅武都西北）、文州（甘肅文縣）、綿州（川綿陽）、漢州（川廣漢），並以木牌投江順流而下，向東線明軍通報戰績。廖永忠得知北伐明軍進展神速，繞間道攻瞿塘，克夔州，進逼重慶，明升出降。傅友德亦不戰而得成都。至十全蜀郡縣平定，夏亡。和川接壤的貴州省慰和普定府總管也聞風歸附。嗣後，太祖兩次遣使王禕、吳雲赴昆明招降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均被殺。

　　洪武十年（1381年），太祖以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副將軍，率兵30萬從東、北兩方麵進攻雲南，北路由川南下取滇、黔邊境的烏撒（雲南鎮雄、貴州威寧等地）。東路由湖南“辰、沅趨貴州，進攻善定、普安”，直取昆明，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兵敗自殺。洪武十年（1382年）閏明軍攻下大理，雲南全境平定。洪武十年（1383年）明軍班師，太祖留義子沐英統兵鎮守雲南。

　　洪武十年（1387年）春，太祖以馮國勝為大將軍，與傅友德、藍玉等率軍20萬，進軍東北，征討納哈出。明軍出長城鬆亭關，連下大寧（河北平泉）、寬河（河北寬城）、會州、富裕（河北平泉之北），乘夜襲占慶州（內蒙古林西縣），渡西遼河，過金山（遼寧開原西北），直逼鬆花江北，納哈出勢蹙投降。同年十“野人部將”西陽哈等來降，兀者地區歸屬明朝。洪武十年（1389年），遼王阿劄失裏請求內附，置泰寧（洮安附近）、福餘（齊齊哈爾附近）、朵顏（洮兒河上源）衛。至此，貝加爾湖以東，黑龍江上、中遊以南，歸於明朝。除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區域外，南北各個主要的割據勢力集團均被消滅，全國基本上實現了統。

　　惠帝更改舊法與削藩立國之初，太祖就立長子朱標為皇太子，確立了皇位的繼承人。為使朱標能順利地接班，太祖在其23歲時便令他“日臨群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洪武十年（1391年），太祖命太子朱標巡視關陝，省觀風俗形勢，考察秦王言行。不料陝西歸來後朱標即病，次年月病死，太祖不得不立朱標才十歲的兒子朱允火文為皇太孫。太祖深恐皇太孫年少缺乏統治能力，千方百計規定嚴密的製度，頒《永鑒錄》和《皇明祖訓》，約束藩王、大臣，並定製後人不得更改。然而，擁有重兵並世襲鎮守邊塞的藩王已成氣候，大有和帝室分庭抗禮之勢。皇太孫朱允火文曾問太祖：“虜不靖，諸王禦之。諸王不靖，孰禦之？”深感藩王對帝位的威脅。

　　洪武十年（1398年）閏太祖死，皇太孫允火文即位，是為惠帝。

　　惠帝即位後，罷斥批洪武舊臣，提拔批新人同參國事，任用兵部侍郎齊泰為兵部尚書，翰林院修撰黃子澄為太常卿，又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決意施行新政。

　　惠帝推行世治宜用文的用人方針，改變太祖重武輕文的官僚體製，舉遺賢，興學校，提升文臣的地位。少壯文臣在朝廷中有很大的發言權，上疏建言多達1000餘通，政治空氣比較寬鬆。他又改變太祖“以猛治國”的方針，詔行寬政，“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使許多在洪武時期被殺、被流放的人得到平反。蠲逋賦，蠲荒田租，減免江浙重賦，限製僧道占田，使些地區的社會經濟得以複蘇。江南地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於屋簷而去者。”同時，又針對“諸王多不遜”的迫切問題，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議削藩。當時，秦王和晉王已死，削藩的首要對象是實力較大的北平燕王朱棣。計議中，齊泰主張把矛頭直指燕王，黃子澄不同意，說：“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的周是剪燕手足也。”於是，建惠帝采納“剪燕手足”的策略，在上台後個以周王木材有罪，“廢為庶人，徙雲南。”明年又廢齊王眖、代王桂為庶人，湘王柏自焚死。又以岷王木便有罪，廢為庶人，徙漳州。

　　這樣，建惠帝即位後還不到年，就削去了個藩王。對於燕王，也采取了削弱其兵力並予嚴密監視的措施，麵派工部侍郎張癲為北平左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暗中偵察、監視燕王朱棣的行動。麵又借口“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為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同時又命令都督耿王獻駐兵於山海關，徐凱練兵於臨清，以觀北平動靜。

　　惠帝和他的輔臣所采取的新政，應該說是切中時弊的。但他們少年氣盛，急於求成，提出“皇明祖訓不會說話，隻是用新法便”，這種猛烈更改製度的方案，在官僚層中缺乏心理準備和承受能力。加上他們缺乏政治經驗，提出的新法往往脫離實際，以致造成混亂。特別是過分重用文臣引起武臣的失落感增加，控製內廷過嚴引起宦官的離心。

　　惠帝及其親信大臣對此不但沒有覺察，進行政策調整，反而在沒有掌握軍事實力的條件下，貿然削藩，使新政的基礎更不穩定。這樣，當削藩引起帝室與藩王之間的矛盾公開化的時候，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便朝著惠帝主觀願望的相反的方向發展了。

　　朱棣靖難與遷都北京建文元年（1399年）惠帝密令張癲、謝貴、張信等逮捕燕王朱棣。但是張信為朱棣舊所信任，反而把惠帝的密令告訴了朱棣。接著，北平布政使司吏奈享、按察司吏李友直等也向朱棣密報了張癲、謝貴等人的行動。當時北平滿城都是謝貴的軍隊，燕王親兵甚寡，朱棣與張玉、朱能等商議，決定用計先擒殺謝貴、張癲，於是把張癲、謝貴騙至王府，在酒席間將其擒殺。北平城內將士聽到張癲、謝貴被擒殺，皆潰散，朱棣即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門”，控製了北平。接著，朱棣援引《祖訓》，以清除皇帝身邊的奸惡齊泰、黃子澄即“清君側”為名，舉兵“靖難”。

　　朱棣起兵之後，迅速拔居庸關，破懷來，取密雲，克遵化，降永平（河北盧龍），旬眾至數萬。而南京方麵，惠帝“仁柔少斷”，齊泰、黃子澄“兩人本書生，兵事非其所長。”舊日功臣宿將，僅存長興侯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人。惠帝無將可使，隻好起用年已十有的耿炳文為大將軍，率軍（下簡稱南軍）13萬進軍北平，在滹沱河為燕軍襲破，大敗而退。惠帝聞炳文軍敗，根據黃子澄的推薦，遣曹國公李景隆代領其軍。此時，寧王派兵攻永平，朱棣以王世子朱高熾留守北平，親自率軍救永平，進而直指寧王藩邸大寧。

　　十朱棣以計入其城，誘俘寧王朱權，收其部屬8萬並朵顏衛蒙古兵3000人，勢力大增。李景隆領南軍圍攻北平，朱高熾拚死堅守。十朱棣回師，內外夾攻，大敗南軍，李景隆退居德州。建文年（1400年）南軍與燕軍會戰於白溝河（河北雄縣北），複大敗，李景隆南逃，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都督瞿能、越巂侯俞淵、指揮滕聚等皆戰死。燕軍進圍濟南，幸得都督庸和參政鐵鉉奮力防守，並於月擊敗燕軍，朱棣才撤兵回北平。

　　惠帝擢鐵鉉為兵部尚書，封盛庸為曆城侯、平燕將軍，都督陳暉、平安副之，再次率兵北伐。十南軍與燕軍會戰於東昌（山東聊城），燕軍大敗，亡數萬人，張玉戰死，朱棣潰圍而還。建文年（1401年），雙方仍然在山東和中原地區反複爭奪，互有勝負。

　　建文年（1402年）雙方主力又大戰於宿州（安徽宿縣）的齊眉山。時燕軍連失大將，“淮土盛暑的溫，諸將請休軍”，多想北歸。這本是南軍大舉進攻的大好時機，但惠帝聽信左右批廷臣的建議，認為燕軍已北撤，京師不可無良將，於是在這關鍵的時刻，下令把魏國公徐輝祖統率的部隊撤回南京，部署被打亂了，朱棣趁機反攻，大敗南軍於靈璧，南軍驍將平安及陳暉、馬溥、徐真等37人皆被執，精銳喪失大半，燕軍士氣大振，戰場形勢明顯有利於朱棣。燕軍南下攻占揚州。燕軍自瓜洲渡過長江，下鎮江，進圍南京。這時南軍已毫無抵抗能力，李景隆和穀王木惠等打開金川門迎降朱棣，都城遂陷，惠帝下落不明。

　　朱棣進南京後，“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50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多遭族誅，株連甚眾。方孝孺因不肯為朱棣撰即位詔，被誅殺十族873人。是朱棣在奉天殿即皇帝位，改元永樂，是為明成祖，又稱明太宗。

　　成祖即位後，便醞釀遷都北平，並為此進行係列的準備。永樂元年（1403年），從禮部尚書李至剛之請，改北平為北京。以後，又先後設立北京行部、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國子監，國北平布政使司，改順天知府為府尹，逐步提升北京的政治地位。永樂年（1409年）、十年（1413年）、十年（1417年），成祖次北巡，坐鎮北京，計8年零8個使決策、軍事、行政係統逐漸北移。與此同時，通過恢複海運，開通陸運和疏浚會通河，解決南糧北調的難題，滿足北京的糧食供應。永樂年（1406年），在北京修建元代舊宮，十年（1416年）營建西宮。次年至十年（1420年），大興土木，改建擴充北京城，新建皇宮、郊廟，“悉如金陵之製，而寬用過之”。永樂十年（1421年）正成祖正式遷都北京。

　　明朝創立不久，便進行京都的大遷移，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罕見的。這因為北京是成祖發跡之地，也是他控製全國政局的基地。政治實力所在是他決定遷都北京的首要因素。其次，從當時的軍事形勢看，明朝的主要威脅來自北元蒙古勢力，元朝複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臨近隱患策源地建立全國政治中心，有利於指揮調度，靈活反應，及時製止禍亂，鞏固明朝基業。同時，北京所處的地理位置，臨中夏而控北荒，足以“控夷創天下”，便於對遼闊的北方邊疆開拓進取。遷都北京對成祖政治戰略的發揮起了重要的作用。

　　鄭和下西洋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以明朝建立，遣使宣詔高麗（朝鮮）、安南（越南北部）。次年（1369年），太祖封王顓為高麗國王，陳日火奎為安南國王，又遣使宣詔日本、占城（Champa，越南南部）、爪哇（Java，印尼爪哇島）、西洋（南印度的鎖裏）諸國，年（1370年）又遣使詔諭暹羅（Siam，泰國）、佛齊（Palembang，即舊港，蘇門答臘島南部）、氵孛泥（加裏曼丹北部的Brunei）、真臘（Cambodia，柬埔寨）等國。到洪武十年（1395年），“命使出疆，周於維，曆諸邦國，足履其境者十，聲聞於耳者十，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小國百十”。“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衝繩島）、佛齊、氵孛泥、彭亨（Pahang，馬來半島東岸）、百花、蘇門答臘（Samudra，印尼蘇門答臘島北部）、西洋、邦哈剌（孟加拉）等凡十國”。太祖對待外國，采取“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的政策，對安南與占城的爭端不偏不倚，對爪哇滅佛齊，也未興師問罪。胡惟庸案發後，明朝與外國的關係趨於冷淡。洪武末年，和明朝保持關係的隻有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琉球等國了。

　　成祖對和海外諸國發展關係采取了比太祖更為積極的行動。登基個月後，便遣使安南、暹羅、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答臘、占城諸國。永樂元年（1403年）除繼續向上述國家派遣使團外，還因隨赴暹羅使節還朝的西洋剌泥國（Jilani，今伊朗西北部吉蘭省）穆斯林商人的報告，遣中官尹慶赴滿剌加（Malacca，馬甲）和柯枝（南印度西岸的科欽，Cochin）。各國亦紛紛派遣使團來華。永樂年（1405年）起，成祖派遣中官鄭和下西洋，把明朝和海外諸國的聯係推到盛況空前的境地。

　　永樂年（1405年）鄭和奉命統領舟師，出使占城、爪哇、舊港、滿剌加、阿魯（印尼蘇門答臘島中部）、蘇門答臘、南巫裏（蘇門答臘的Lambri）、錫蘭（斯裏蘭卡）、小葛蘭（南印度西岸的Quilon、Kualam）、柯枝和古裏（南印度西岸的科澤科德，Calicut）。年（1407年）月回國，爪哇、滿剌加、阿魯、蘇門答臘、小葛蘭和古裏等國使節隨行來朝。

　　永樂年（1407年）鄭和再度出使，前往占城、爪哇、暹羅、蘇門答臘、南巫裏、古裏、柯枝、錫蘭諸國，年（1409年）夏回國。

　　永樂年（1409年）鄭和第次出使，訪占城、爪哇、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小口具南（即小葛蘭）、柯枝、古裏、暹羅、南巫裏、加異勒（南印度東岸）、甘巴裏、阿拔把丹，年（1411年）月回國。不久，滿剌加國王以及古裏、柯枝、蘇門答臘、阿魯、彭亨、荷蘭丹（Kelantan，馬來半島東岸）、南巫裏、加異勒、爪哇使節先後來華。

　　永樂十年（1413年）冬，鄭和第次出使，訪占城、爪哇、舊港、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柯枝、古裏、加異勒、彭亨、荷蘭丹、阿魯、南渤利（即南巫裏），入阿拉伯海至忽魯漠斯（Hormus，伊朗波斯灣港口）。十年（1415年）回國，忽魯漠斯使節隨行。分舟宗船隊則由蘇門答臘西航至溜山國（馬爾代夫），抵達東非的木骨都束（索馬裏摩加迪沙，Mo-gadishu）、卜剌哇（索馬裏希臘瓦，Brawa）、麻木（肯尼亞馬林迪），再北上阿拉伯半島的阿丹（Aden，也門亞丁），剌撒、祖法兒（阿拉伯半島南岸）到忽魯漠斯。十年（1416年）夏回國，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木、阿丹、剌撒諸國使節隨行。

　　永樂十年（1417年）秋冬，鄭和第次出使，送占城、彭亨、爪哇、滿剌加、蘇門答臘、南渤利、錫蘭、沙裏灣尼（印度東岸勒加帕坦附近）、柯枝、古裏、忽魯漠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木、剌撒、阿丹諸國使節回歸本國，十年（1419年）月自忽魯漠斯回國。分舟宗船隊往溜山及東非、阿拉伯半島諸國至忽魯漠斯，於十年（1420年）夏回國。

　　永樂十年（1421年）秋，鄭和第次出使，送忽魯漠斯等國使節回歸本國，十年（1422年）月自忽魯漠斯回國，阿丹、蘇門答臘、暹羅使節隨行。分舟宗船隊仍往溜山及東非、阿拉伯半島諸國至忽魯漠斯，於十年（1423年）夏回國，西洋所裏、古裏、忽魯漠斯、錫蘭、阿丹、祖法兒、剌撒、卜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異勒、溜山、南渤利、蘇門答臘、阿魯、滿剌加十國使團1200餘人隨行來華。

　　鄭和最後次航行是在宣德年，此次航程最遠，經曆的國家多。船隊從南京下關的龍灣出發，到達古裏後，又派小隊到麥加聖地朝聖，至宣德年（1433）回國，不久病逝。

　　仁宣之治明成祖朱棣病死於榆木川後，皇太子朱高熾即位，改元洪熙，是為仁宗。仁宗隻當十個月的皇帝，於洪熙元年（1425年）月病死。他在位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在永樂時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親征漠北，朱高熾以太子的身份長年在南京監國，主持朝政，所以，他在明史上還是有影響的。仁宗死後，其子朱瞻基繼位，改元宣德，是為宣宗。仁宗、宣宗統治期間，基本上繼承洪武、永樂時期的政策，吏治比較清明，並在定程度上讓老百姓休養生息，社會經濟繼續向上發展，因而，封建史學家頌揚這段時期的統治為“仁宣之治”。

　　仁宗在位期間，重用大臣“蹇夏”和“楊”，依靠他們管理朝政。

　　“蹇夏”即蹇義和夏原吉。蹇義字宜之，川巴縣人。夏原吉字維吉吉，祖籍江西德興，父親在湖南湘陰當官，便定居在這裏。他們倆都是從洪武朝就開始任事的老臣。明成祖即位後，蹇義被提為吏部尚書，夏原吉被提為戶部尚書，掌管了部中的兩個最重要的部。蹇義為人厚重，作風謹慎，是掌管吏部的理想人才。夏原吉則精明能幹。夏原吉精心管理，有條不紊。蹇義和夏原吉曆事朝（洪武、建惠、永樂、洪熙、宣德），個當了34年的吏部尚書，個當了29年的戶部尚書，長期掌握朝廷重權，當時臣民並稱為“蹇夏”。

　　“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楊”中，楊士奇剛直敢言，在永樂朝受命輔助太子監國；楊榮多謀善斷，有軍事才能，曾多次隨從成祖出征漠北；楊溥是仁宗當太子時的老師，為人恭謹，被譽為有“雅操”。其實，“楊”中楊溥的才幹和影響遠不如其他楊。

　　仁宗在“蹇夏”和“楊”的輔助下，實行了些開明政治，其中之就是他本人能夠納諫。當時，有個喜歡恭維的官員上書歌頌太平，仁宗把奏疏讓群臣傳閱。滿朝文武都認為歌頌得對，唯獨楊士奇不以為然。他上奏說：“陛下的恩澤雖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行之人尚無所歸，瘡痍尚未平複，老百姓還很困苦，還須休息數年，才可能達到太平。”仁宗同意這種看法，並責備眾朝臣說：“朕對待眾卿以至誠，希望盡力匡扶。但隻有楊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時弊，而卿等皆無言。難道朝廷果真沒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嗎？”眾朝臣聽了，都感到慚愧。

　　為了保證百姓的休養生息，仁宗還派遣監察禦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經常對司法機構的官員說：“國家要恤民，定要從清除贓吏做起。”凡是發現官吏貪贓害民的，都進行懲辦。有個太監在川采辦木料擾害百姓，仁宗命令副都禦史弋謙前去調查嚴辦。

　　洪熙元年仁宗病亡。宣宗朱瞻基繼位。宣宗在位期間，仍然重用“蹇夏”和“楊”等班老臣，並繼續執行仁宗的與民休息的政策。

　　和提倡節儉相適應的是裁撤冗官。這個建議是宣德年（1428年）蹇義首先提出來的，宣宗采納了，並叫他負責。後來，有個不識相的巡撫要求在杭、嘉、湖地區增設管糧布政司官員，被宣宗批評說：“糧稅自有常賦，我正在裁抑冗濫，你反要求增大。

　　古話說，省事不如省官。”宣宗還嚴禁將官擾害百姓。他到北方巡邊，嚴厲申戒將士說：

　　“有敢擾民者，殺無赦！”錦衣衛指揮鍾法保建議在廣東東莞采珠，宣宗說他“擾民以求利”，把他罷官下獄。宣德年（1429年），工部尚書吳中啟奏說：“山西圓果寺是國家祝福的地方，現舊塔損壞，希望能征調力役修建。”宣宗說：“你想借此求福嗎？我以安民為福。”不許他役民修塔。即使是皇室、勳戚這些貴族，宣宗也嚴禁他們侵擾百姓。

　　宣宗同樣善於納諫。他能夠聽取正直大臣逆耳的意見，而不喜歡聽那些恭維討好的話。他在位之時，經濟繁榮，社會也比較安定，些喜歡阿諛的官員就不斷以“明君”、“聖主”之類的話來頌揚他。宣宗聽了覺得討厭，他對大學士楊溥說：“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忄卷忄卷。幸運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過，禍亂的發生往往出於意料。而近來群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力輔朕。”楊溥頓首說：“臣不敢忘報。”宣宗對他說：“直接指出我的過錯，就是對我的最大報答。”沒事的時候，他經常召集“楊”、“蹇夏”等班大臣談話，要他們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於國家並切實可行的意見，他都能接受並實行。

　　在用人方麵，宣宗親賢臣，遠小人。內閣大學士張瑛、陳山本是宣宗為太子時的東宮舊臣，人寡學多欲，為官不廉。宣宗並不因為他們是自己的舊人而加以庇護，把他們調出內閣，貶了官。都禦史劉觀被罷官下獄後，楊士奇和楊榮舉薦顧佐接替他的職位。顧佐為官清廉剛直，約束下屬嚴格。宣宗命他考察諸禦史，整肅朝綱。顧佐不負宣宗重托，到都察院後，貶謫了20位不稱職的禦史到遼東為吏，又降了8人，罷了3人。

　　同時，舉薦了40幾位清正敢為的人擔任禦史，使之督察百官。經過番整頓，貪墨黜罷，朝綱肅然。些受到彈劾的奸吏怨恨顧佐，便誣告他受賄、冤屈好人。宣宗明察是非，不為誆言所惑，辦了誣告人的罪，而對顧佐更加信賴。

　　在地方上，宣宗也叫“蹇夏”、“楊”等推薦了批廉直的官員出任府、州長官。這些人中有許多成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

　　仁、宣朝實施了些與民休息的政策，人民也得到了定程度的休養生息。在這個基礎上，社會經濟向前發展，尤其是手工業和商業有較大的前進，出現了明朝前期封建經濟的繁榮景象。

　　土木堡之變北京保衛戰明英宗正統時，宦官王振專權，政治腐敗，軍備廢弛。北方蒙古瓦剌部逐漸強大起來，其首領也先多次率兵對明朝進行騷擾活動。王振不但不加強防範，反而與也先勾結，索要賄賂，贈以兵器。正統十年，也先部2000餘人入貢，王振視同兒戲，隨意壓低馬價。也先聞訊大怒，借口明廷曾答應與其聯姻又無故反悔，遍集蒙古各部兵馬，大舉南下，“塞外城堡，所至陷沒”。

　　前線敗報不斷傳來，王振與英宗泄泄視之。在王振慫恿下，英宗決意率明大軍親征。朝臣們紛紛以條件未備勸諫，均不聽。在戰備極不充分的條件下，正統十年英宗和王振率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結果明君在土木堡戰敗，明英宗朱祁鎮被也先軍俘虜，50萬大軍損失過半，餘皆潰散，遺下輜重兵器無數，屍橫遍野。王振在混亂中被無比仇恨他的明軍將領所殺。

　　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事後人們才知道，也先部回頭攻擊明軍的騎兵，最初隻有2萬多人，竟使數十萬明軍頃刻間解體，而皇帝出征被俘也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

　　英宗被俘、土木堡慘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明朝百官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號啕大哭。皇太後下詔立英宗的長子朱見深為太子。因此，又命成阝王朱祁鈺監國，總理國政。

　　成阝王召集群臣討論戰守之策。翰林院侍講徐王呈首先站了出來，朗朗說道：“臣夜觀天象，稽算曆數，天命已去，惟有南遷可以紓難。”徐王呈的話剛說完，立刻遭到太監金英和禮部尚書胡氵熒的反對。接著，又有人從文臣班裏站出來，厲聲斥責說：“主張南遷的，罪當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動則大勢去矣。你難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訓嗎？”

　　這駁斥，徐王呈非常難堪。他不敢再說什麽，低著頭退了回去。駁斥徐王呈的人是兵部侍郎於謙。

　　京師的精騎勁旅都在土木堡覆沒，剩下的10萬人多為老弱病殘之輩，人心震恐。

　　於謙經成阝王批準，將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的運糧軍，全部調進北京。他親自籌劃部署，加強防守，人心才稍為安定。成阝王把他提為兵部尚書。

　　在百官的強烈要求下，招致這次奇恥大辱的罪魁禍首王振被抄家滅族。他的個爪牙被憤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接著，文武百官又議論立皇帝的事。大家認為國家正處於危難之秋，人心惶惶，必須另立個皇帝以安定人心。於是，群起上書，勸成阝王早登大位。月初日，成阝王正式登上皇帝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以次年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史上的景帝。景帝的登基，是具有定的政治意義的。也先俘獲英宗時，原以為奇貨可居，想利用來要挾明朝賠款割地，沒料到明朝又立了個皇帝，他手中的這張牌就失去了作用。

　　十也先挾帶英宗，攻破紫荊關，明朝守將戰死。也先麾軍入關，直指北京城。麵對強大的敵人，主將石亨主張盡閉門，堅壁以避敵鋒。於謙堅決反對，他說：“敵人氣焰囂張，而我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輕視於我？”他分遣諸將列陣於門之外，下令盡閉各城門，以示明軍誓與京城共存亡的抗戰決心。他把自己安排在北麵的德勝門外，和石亨起，抵擋敵人的正麵進攻。部署已定，於謙傳令門：“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人人效命。於謙本身戴盔披甲，親臨戰陣巡視指揮，以自己的行動激勵將士勇敢作戰，保衛首都。十瓦剌軍攻德勝門。於謙令石亨帶兵埋伏在民間空屋裏，然後派數騎誘敵。瓦剌萬多名騎兵追擊進入埋伏圈後，聲炮響，伏兵出，火器齊發，瓦剌軍人仰馬翻，大敗而逃。也先的弟弟孛羅和瓦剌的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死。瓦剌軍轉攻其他城門，同樣受到明軍的堅決抗擊。在德勝門北麵土城的戰鬥中，明朝軍民配合作戰，使瓦剌軍又吃了個大敗仗。當明軍和瓦剌軍在激戰時，土城老百姓紛紛爬上屋頂，以磚石為武器，鋪天蓋地般地投擊敵人，喊殺聲震天動地。兩軍相持了天，瓦剌軍麵楚歌，連戰皆敗。也先本想擁來明英宗，逼明朝城下議和，撈取金銀財物，沒想到個子兒也沒撈到，反倒損失了許多人馬，又聽說明朝的各路援兵快要到了，恐怕歸路被切斷，於是，又擁著明英宗匆匆撤圍西去。於謙指揮軍隊乘勝追擊，奪回了瓦剌沿途擄獲的許多百姓和財物。北京保衛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隨著明朝邊疆和京師防守力量的增強，也先無隙可乘，以英宗相要挾的陰謀宣告破產。為了恢複與明朝的通貢和互市，也先在景泰元年月不得不將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後，當個名譽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宮。

　　奪門之變明代的曆史，從土木堡之變到景帝在位這幾年，幾乎直沒有平靜過，內憂外患，接連不斷。若與其父、祖在位的“仁宣之治”相比較，則更顯得動蕩。

　　土木堡之變後，景帝由留守而至監國，終於登上帝位，君臨天下。這方麵使他富貴至極，口含天憲，另方麵，外患頻仍，朝內政局波迭，又使他寢食難安。最令他傷心的，還是太子見濟的死，他又沒有別的兒子可以繼立，這本身就是構成他皇位不穩的個因素。起初，皇後汪氏連生兩胎，竟都是女兒，使他十分惱恨。後來妃子杭氏生了見濟，他便將汪氏廢去，立杭氏為後。景泰年，杭氏又不幸病故。然而，更糟糕的是，在國事煩勞和後宮享樂的雙重熬煎下，到景泰年，景帝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積勞成疾，而且病勢日漸沉重起來。

　　景泰年正景帝病重，而皇位繼承人尚未確定，內廷外朝均十分憂慮。十日，群臣入宮探問病情，景帝的親信太監興安對眾人說：“諸位都是朝廷股竑之臣，不為社稷大計考慮，天天問安，徒勞無益。”席話提醒眾官考慮確立皇位繼承人問題。本來，經過“複儲之議”，無人敢再提建儲之事，但景帝這病，使人們不得不再次考慮此事。十日，群臣在朝集議立儲問題，有人提出請沂王複位東宮，也有人表示反對，認為既廢不可再立。最後，大家覺得不如隻提建儲，具體人選由景帝自己定，所以奏疏中隻說“早擇元良”。景帝見疏，不允所請，並說自己不過我感風寒，十日當臨早朝，群臣不必驚慌。

　　這時，傳說有人要把襄王之子迎入宮中，立為皇儲。十日，主持政務的王直、於謙等人在起議論請沂王朱見深複太子位事，推舉大學士商輅起草奏稿，寫成以後，天色已晚，決定明日早朝時再奏。

　　然而，就在這天夜裏，發生了太上皇英宗複位的場宮廷政變，史稱奪門之變。

　　首先謀劃英宗複位的是武清侯石亨。此人在北京保衛戰期間立了定功勞，掌握了部分兵權，爵封武清侯。景泰年正景帝朱祁鈺召石亨至病榻前，令他代行郊祀禮。石亨這人野心很大，在於謙掌握兵權的情況下，不免有抑鬱不得誌之感。這時，他看見景帝病勢沉重，不覺動了謀取大功的念頭。歸後，他找親信張車兀、楊普及太監曹吉祥等商量：景帝的病定好不起來了，現在上下官員都在策劃擁立各自尊崇的人為新君，我看，擁立沂王，不如擁太上皇複位，可以建立不世之功。他這番話立刻得到讚同，因為這些人都是不得誌之人，如楊善迎歸英宗，卻未得升遷，心懷不滿。於是，幾個人去找英宗舊日親信許彬。許彬對他們說：“擁立太上皇複位，社稷之福也。但我已經老了，不能幹了，你們可以去找徐元玉商量。”這個徐元玉，就是當年土木堡之變後倡言遷都的徐王呈，人很有才，但心術不正，因倡言遷都而遭仕林不齒，於是他改名為徐有貞，字元玉，這時又重新爬到副都禦史的位子。石亨等人知道他善謀略，於是又去找他。徐有貞聽了石亨等人的計劃，大加讚賞，說：“當年太上皇出征，是為天下赤子之故。現在天下離心，請上皇複位，人心必悅。”

　　於是，在徐有貞策劃下，石亨等人分頭作了係列準備工作。首先，由張車兀暗中將準備用英宗複位之事通知南宮，以便英宗有所準備，同時，由太監曹吉祥、蔣冕等人將情況密報孫太後，很快得到孫的首肯。然後，曹吉祥等又預製了孫太後的道懿旨，以備起事時用。他們知道，十日景帝將臨朝，到時可能會對立儲事作出某種決定，那時將對擁立英宗複辟不利，於是決定在十日以前發動。這時，適逢邊塞報警，徐有貞對擔任掌軍都督之職的張車兀說，你正可以乘此機會，以加強京師及皇宮戒備為名，調動兵力，做好準備。

　　十日晚，徐有貞知道今晚事在必舉，為了鼓動人心，他爬上房頂，仰觀天象，然後下來對眾人說：“時在今夕，不可失也。”於是，他與石亨、楊善等人拿出孫太後懿旨，調軍向皇宮進發。當夜更，曹吉祥等人打開長安門，石亨、張車兀、徐有貞、楊善等率兵千餘人闖入皇城。不等守城士兵有所反應，他們已將城門反鎖，並將鑰匙投入井中，以防外兵進入，然後直奔南宮。南宮城門緊閉難啟，徐有貞令勇士翻牆而入，與外麵士兵合力搗毀段宮牆，很快，牆垮門開。隻見英宗人獨自從燈燭中走來，問：“你們想幹什麽？”眾人趕緊伏地齊答：“請陛下即位。”於是，叫士兵們推過皇帝乘坐的禦輦來，士兵們慌亂中拉不動，徐有貞就親自上前拉車，英宗在眾人扶持之下上了車，徐有貞又在前引路，向奉天殿而去。這夜，晴空朗朗，月明星稀，朱祁鎮看清了眼前這幾位主要人物，問道：“卿等是誰”，徐有貞等趕忙各自報了姓名、官職。隊伍出南宮不會兒，就到了東華門。守門者遠遠看見有支隊伍，喝令停止前進，這時，英宗朗聲喝道：“朕太上皇也”，守門者知是英宗，竟不敢阻擋，隊伍順利進入宮內，擁著朱祁鎮至奉天殿，山呼萬歲，鍾鼓齊鳴。

　　這時已是正月十日黎明，群臣正在朝房準備景帝早朝，很多人還在心裏想著，今天這次早朝，建儲問題肯定將要提出，免不了要有番爭論。忽聞鍾鼓齊鳴，會兒又見諸門大開，十分詫異。就見徐有貞跑來，大聲呼喊：“太上皇已經複位了，快來叩賀。”

　　眾臣麵麵相覷，竟是無人敢於反對，稍稍遲疑，大家還是齊來到奉天殿朝覲英宗，朱祁鎮又親自向大家宣布自己已經複位，今日正午，在奉天殿正式舉行登基大典，群臣這才齊跪下，山呼萬歲。

　　這樣，朱祁鎮自土木堡之變後，在塞外和歸後軟禁於南宮，整整當了年半時間的太上皇，終於重登大位了。這件事曆史上稱為“奪門之變”，也叫“南宮複辟”。

　　景帝被英宗命太監蔣安用帛勒死在西宮之中。

　　英宗複辟後，昏庸如前。他思念王振，下詔恢複王振的官位，並以木頭刻成王振的形狀，招魂安葬，祀其牌位於智化寺，其祠賜名叫“精忠”。對“奪門之變”中的為首分子，英宗大加封賞。徐有貞爵封武功伯，官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掌紋淵閣事，即內閣首輔。石亨晉爵為忠國公，太監曹吉祥升為司禮監，總督大營。其他些在“奪門之變”中出過力的官員，也分別被封為侯、伯或加官晉俸。在權力分配中，這些迎複派官僚你爭我奪，產生了矛盾。徐有貞因和石亨、曹吉祥爭權奪利，曹、石人聯合打擊他，因而，僅過幾個徐有貞便被下獄，後被罷官謫戍。徐有貞敗後，曹吉祥和石亨更加專橫，終於釀成“曹石之變”。

　　弘治中興英宗死後，太子朱見深紅位，是為憲宗，改元成化。憲宗朱見深是個16歲的少年天子，風流荒唐，玩物喪誌，他嗜好珍寶，崇信左道，以至吃丹吹符，服用淫藥。在位23年，僅成化年（1471年）召見閣臣次。內外朝政都被幫佞幸把持，尤其是任用宦官有增無減。這樣，到了成化中期，終於又形成汪直擅權的局麵。

　　汪直黜罷後，成化晚期宦官幹政的現象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改變。成化十年（1485年），吏科給事中李俊在次奏疏中還指出：“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製，今或監而叢十餘人，事而參輩，分布藩郡，總領邊疆，援引忄僉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賄”。梁芳、錢能、韋眷、王敬等班宦官，依然弄權售奸，莫敢逆者。

　　成化十年（1487年）憲宗死去，繼位的是孝宗朱祐樘，年號弘治。朱祐樘為淑妃紀氏所生，憲宗第子。生時正值比憲宗年長19歲的萬貴妃專寵後宮，宮中不敢將此事報告憲宗。直至太子死後，憲宗始知之，育祐樘於周太後宮中。他是在萬貴妃的妒忌和迫害中成長的，因此比起英宗、憲宗等人來，較少紈絝荒唐習氣。他當上皇帝後，斥逐了批奸邪。宦官梁芳、王敬、韋眷等均被黜。奸佞李孜省作惡多端，被逮捕入獄，死在獄中。禪師、國師、真人等妖僧方士被罷遣者達千數百人。阿諛屍位的大臣如內閣萬安等也被罷黜回鄉。與此同時，積極提拔賢能，任用正直、練達之士，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況，出了許多名臣，如王恕、李東陽、劉大夏、謝遷、劉健等。孝宗還比較注意廣開言路，恭儉自飭，並能在定程度上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緩和了社會矛盾，從而使弘治朝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局麵，《明史》稱孝宗“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安”，“恭儉有製，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著清寧，民物康阜”，雖不免過譽失實，但與英宗、憲宗諸朝相比，弘治初政確實清平許多，宦官專權的現象有所收斂。

　　但是孝宗對於正統以來政治積弊的匡正是很不徹底的，許多近幸如李廣等依然得到重用。弘治年（1495年）以後，孝宗熱衷於齋醮、煉丹，視朝漸晏，章奏批答也不及時，“或稽留數或竟不施行，事多雍滯，有妨得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弘治十年（1497年）召見大學士徐溥等，每人賞茶杯，滿朝以為盛事。弘治十年（1499年）給事中張弘曾陳初政漸不克終事雲：“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傳至百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王己等再傳至百十餘人，異初政者。初戮方士李孜省，斬僧繼曉，近則燒煉齋醮不息，異初政者。初去萬安、李裕的，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用者，猶麵見然居位，異初政者。初嚐諭，有大政召大臣麵諭，近自十年月召見文華殿，不複再召，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初停增設內官，近已還者複去，已革者複增，異初政者。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幹，近陳情乞恩，率奉俞允，異初政者。初令兵部由舊章，有妄乞武職者奏治，近乞升無違拒，異初政者。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餘日繁，移太倉銀賒市廛物，異初政者”。到了晚年，宦官擾亂國典，勳戚、官僚挾勢行私，朝政更趨腐敗。“興作相繼，費出無經，民困於科派，裏困於力役。”

　　劉瑾專權弘治十年（1505年），孝宗病死，太子朱厚照繼位為武宗，年號正德。武宗朱厚照是個縱欲逸樂的風流天子。他即位時，就不顧內府財用不充，大肆揮霍鋪張。正德元年（1506年）十武宗舉行大婚禮，戶部送銀30萬兩，實際上耗費高達金8520餘兩，銀533840餘兩，其奢侈程度可知。正德年（1507年），開始於西華門別構禁苑，築宮殿，密室勾連，養藏美女，謂之“豹房”。據正德年（1512年）十月工部報告：“豹房之造，迄今年，所費白金十萬餘兩，今又增修房屋百餘間，國乏民貧，何以為繼。”武宗荒嬉廢政，政事為宦官劉瑾所操縱。

　　劉瑾，陝西興平人，“幼奸黠有口辯，頗知書”，孝宗弘治年間，得侍東宮朱厚照，“以俳弄為太子所悅。”武宗朱厚照即位，劉瑾及其黨夥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穀大用、張永並以舊恩得幸，人號“虎”，迅速形成了個強有力的宦官勢力集團。

　　劉瑾得勢後，加緊培植黨羽，排斥異己力量，“內瑞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正德以前，與宦官司禮監分庭抗禮的是內閣以及部長官，為了達到控製內閣的目的，劉瑾在排斥劉健、謝遷的同時，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芳潛通瑾黨，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焦芳入閣，依仗劉瑾為靠山，馬上就掌握了內閣大權，李東陽雖以舊閣臣留任，但他善於見風使舵，對閣事僅“兆頁首而已”。之後，劉瑾又把自己的私黨劉宇、曹元等矯旨入閣，這樣，劉瑾當權期間，內閣大權始終牢牢地控製在劉瑾的黨徒手中。劉瑾除了在內閣安插黨徒之外，部及其他許多政要部門，也都有大批親信在其間操縱控製，僅部正副堂官附劉瑾者就有20餘人：“尚書則吏部張糸采、戶部劉璣、兵部王敞、刑部劉王景、工部畢亨、南京戶部張氵粲、禮部朱恩、刑部劉纓、工部李善。侍郎則吏部柴升、李瀚、前戶部韓福、禮部李遜學、兵部陸完、陳震、刑部張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諒、南京禮部常麟、工部張誌淳”。外延大僚黨附宦官的人數大大超過王振、汪直的當權時期。

　　劉瑾除了把持司禮監、掌握內外軍權之外，正德年（1507年）又“矯詔令內閣撰敕，天下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也就是說宦官有權參預地方上的民政事務。這樣，國家的切事務，實際上就掌握在劉瑾手中。武宗“以天下章奏付劉瑾……瑾初亦送內閣擬旨，但秉筆者逆探瑾意為之，其事大者，會堂侯官至瑾處請明，然後下筆”，內閣完全秉承劉瑾的意旨行事。“後瑾竟自於私宅擬行……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瑾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長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還京者，朝見畢，必赴瑾見辭以為常”。

　　凡內外章奏，主管官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白本送禦覽者，隻不過是履行形式而已。大臣上書劉瑾，要自稱“門下小斯某，上恩主老公公”，故當時劉瑾有“立地皇帝”之稱，京城內外都說有兩個皇帝，個坐皇帝，個立皇帝，個朱皇帝，個劉皇帝。劉瑾專權期間，皇帝完全被架空，而內閣則成了他的附庸，甚至到劉瑾被逮捕入獄，會審諸大僚仍然“噤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們，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卻。”由此可見劉瑾對於外延的控製之嚴。

　　正當劉瑾權傾朝野的時候，宦官張永等對劉瑾等的不滿情緒正日益增強，張永等“與瑾同為虎者，當瑾專政時，有所請多不應，永成、大用等皆怨望，（瑾）又欲逐永，永以詭免”。正德年（1510年）寧夏的宗室安化王朱寘钅番以討伐劉瑾作為起兵的借口發動叛亂。武宗派大學士楊清總製軍務，太監張永為監軍，前往寧夏處理朱寘钅番叛亂事。楊清了解張永對劉瑾有怨恨，於是就與張永相與結納，關係甚洽。“欲因誅瑾，清為畫策”。張永回京師報捷獻俘，乘機拿出朱寘钅番聲討劉瑾的檄文給武宗看，“因奏瑾不法十日”。武宗遂令連夜逮捕劉瑾，外延科道官亦紛紛上疏劾瑾，定罪30餘條。“獄具，詔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逆堂皆伏誅。”

　　世宗崇道武宗朱厚照沒有兒子，死後由皇太後和內閣首輔楊廷和定策，以武宗遺詔的名義召興獻王朱祐木元的世子朱厚熜入繼帝位。朱厚熜是武宗的堂弟，封國在湖廣安陸（今屬湖北）。他即位後改下年為嘉靖元年，是為世宗。這年，他僅15歲。

　　在武宗死後到朱厚熜即位之前，由楊廷和總理朝政近40日。楊廷和是個有誌於整飭朝政的首輔。他是川新都人，成化十年（1478年）19歲的時候便考中進士，正德初年入閣參預機務。當時劉瑾專權，楊廷和隻能委曲其間，稍有補救而已。武宗多次外出縱遊，他先後多次上疏諫阻，都不被采納。武宗死，他為太後設計，逮捕佞臣江彬，又以武宗的名義頒發了個遺詔，罷威武營團練諸軍，把江彬調入京師的邊兵遣還各鎮，在威武大將軍的所謂“軍門”辦事的官校飭令各自歸本衛，武宗所經營的皇店概關閉，豹房裏的成千上萬的番僧、少林僧、戲子娼妓、專供遊樂的南京“快馬船”的船夫，以及從全國各地搜羅來的美女，都概遣還放回；而且，還停止京城中不急之務的營造，把宣府行宮的切金寶統統收歸朝廷內褲。世宗登基之時，楊廷和又借起草即位詔書之機，用世宗的名義進步實行改革，裁汰了錦衣衛、內監局旗校工役14.87萬人，減少漕糧153.2萬餘石。於是，那些由奉迎、恩幸而當上官的小人大半都被罷斥，武宗時期的暴政革除殆盡，天下臣民都盛稱新天子聖人，歌頌楊廷和功高。

　　但是，楊廷和在爭議世宗的生父朱祐木元的尊號問題上違忤了世宗的旨意，於嘉靖年（1524年）正月辭官。以後的內閣首輔都缺乏楊廷和的魄力，有些則熱衷於互相攻訐，爭權奪利。世宗本人也是個昏憒不堪的皇帝，因而，明帝國又日趨衰敗。

　　世宗生最感興趣的是崇拜仙道，祈求長生。最早引誘他走上這條路的是暖殿太監崔文。那是在嘉靖年（1523年），當時世宗僅17歲，崔文誘惑他在乾清宮等處建醮、禱祀。玩了個經不住楊廷和與些言官的苦苦勸諫，就停止了。第年，世宗又耍起這玩意兒。這時，楊廷和已經辭官，而有些當政的官員不但不加阻止，反而迎合世宗的癖好，以取得他的歡心，換取自己的權力地位。如大學士張璁，就曾受命為世宗在欽安殿建醮，並附和世宗的意思，寫了幾首關於齋醮的詩進獻。禮部尚書夏言也是因善於撰寫青詞而步步高升的。

　　道士們利用世宗企求長生不老、成仙心切的心理，對他百般愚弄。他們自稱能祈雨召鶴，其實，祈雨往往是在久不下雨、旱情嚴重的時候進行，這時盡管不求，雨也照樣會下的；而召鶴的騙術，可能是道士平時畜養訓練好的。可是，昏愚的世宗卻以為是道士的法術靈驗。道士還收買世宗身邊的太監，在夜間偷偷拿桃子放在宮中，然後欺騙世宗說：“這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仙桃，乃仙人所賜”；又偽造所謂色靈龜、靈芝仙草，說是“天降瑞兆”；甚至煉製什麽仙丹靈藥獻給世宗。說是吃了可以長生不老，而煉製的原料又是水銀、鉛等有毒的金屬。世宗竟也深信不疑。有個道士謊稱能“化物為金銀”，帶著他所化的銀器進見。世宗大喜，把銀器擺在太廟裏，對道士非常寵愛。後來發現“化物為銀”是個騙局，才把道士殺掉。

　　由於世宗深信道士的種種騙術，對道士的寵愛也就達到無可複加的地步。道士邵元節自稱能求雨求雪，世宗賜給玉帶冠服和玉、金、銀、象印各枚，每年給祿米100石，贈田30頃，還為他建真人府，撥給校尉40人，供真人府灑掃之役。嘉靖十年（1536年），世宗有了兒子，他認為是邵元節禱祀之功，加授邵元節禮部尚書，品服俸，賜給白銀、文綺、寶冠、法服、貂裘。十年（1539年），邵元節死，世宗非常悲慟，命令官府為他舉行葬禮，血阝典按伯爵的等級。邵元節死後，世宗寵愛另個道士陶仲文。陶仲文也是以畫符念咒、驅邪除妖這些玩意兒來欺騙世宗，在兩年的時間裏平步青雲，被任為少保、禮部尚書，又兼少傅，食品俸，總領道教之事。後來，又加封為少師。在此之前，明朝沒有個大臣像陶仲文身兼孤的。十年（1546年），世宗又加封陶仲文為伯爵，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把切可以加封的爵銜榮譽都給了陶仲文。但是，這個心想讓世宗成仙的道士自己卻成不了仙，於嘉靖十年（1560年）死去。

　　大量的禱祀活動，使朝廷在經濟上增加負擔，在政治上受到嚴重腐蝕。經濟上，當時宮中用於土木禱祀的費用，僅香蠟項，每年就費去黃蠟20餘萬斤，白蠟10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由此可見在這方麵的浪費是十分驚人的。政治上，如前所說的，道士可以官至品，尊至公卿，實在荒唐至極。而世宗本人耽迷於求道成仙，不理朝政，大臣有敢諫阻者，動則廷杖下獄。嘉靖十年（1539年），他想讓4歲的太子監國，自己專心修煉兩年。太仆寺卿楊最勸他說：“不近聲色，保複元陽，自然就會長壽。而黃白之術，金丹之藥，都足以傷元氣，不可相信。”世宗大怒，把他投進錦衣衛監獄，用重刑拷死於獄中。過了兩年，禦史楊爵見世宗鬧得實在不像話，就負起言官的責任，上了疏說：“為君治人者必須奉天安民，使他們各得其所。如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委任部臣，遠建雷壇，以方士之故，朘民膏血。這樣，民何以得其所呢？

　　……金紫赤紱，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世宗看奏疏，大怒，把他投進監獄。

　　張居正的改革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他少年得誌，12歲進學秀才，16歲中舉，23歲就中進士，走上宦途。開初，他在翰林院任編修，當時正是嚴嵩權勢熏灼的時候，他看到“京師十裏之外，大盜十百為群，貪風不止，民怨日深”，感到國家的形勢很不妙。他認為這種形勢非得有個“磊落奇偉之人，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可，隻有這樣，才能弭天下之患。但是，當時皇帝昏暗，奸臣柄政，他的思想比較悲觀，認為世上即使有這種“磊落奇偉”之人，當政者卻未必了解他，即使了解，也未必肯起用他。因而，他隻在翰林院當了年的編修，便稱病辭官歸家，種了半畝竹子，閉門讀書。

　　張居正在家讀了整整年書，由於父親很希望他能夠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他重又進京當官，任國子監司業。他性格深沉，有膽略，此次進京，懷有更大的抱負。公事之餘，他注意研討曆代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留心觀察社會現實。徐階起草世宗遺詔時，曾與他起商量。隆慶元年（1567），他被遴選入閣。第年，他針對嘉靖以來的種種弊端，向穆宗上了封《陳事疏》，指出當時朝政積習生弊，頹廢不振。他認為如不及早厲行改革，新天下耳目，勢必積重難返。他在奏疏中向穆宗提出了大急務之事：1.“省議論”，反對說空話，務求實效；2.“振紀綱”，要申明法紀，政教號令概由中央製定發布，刑賞予奪，做到公正無私；3.“重詔令”，執行皇帝詔令要堅決迅速，文書奏報要及時；4.“覆名實”，嚴格對京官、外官的考勤考績，不使毀譽失實；5.“固邦本”，提供節用恤民，抑製豪強兼並，清理賦役不均；6.“飭武備”，即申嚴軍政，設法訓練，鞏固邊防。

　　張居正的這些政治主張可謂切中時弊，頗具見識，在當時是勢在必行，穆宗皇帝對此亦深表讚賞，可惜他在位年便去世了，而張居正當時還不是內閣首輔，所以這些主張暫時得不到實行。穆宗去世後，太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即明神宗。張居正聯絡宦官馮保，攆走內閣首輔高拱，在皇太後的支持下，出任內閣首輔，擁戴10歲幼齡的神宗朱翊鈞。這時張居正大權在握，年幼的神宗對他既尊重又敬畏，言聽計從，於是他便把昔日的點改革綱領，在萬曆初年逐付諸實施，掀起番雷厲風行的政治改革。

　　張居正改革的重點首先從整飭吏治開始。他認為當時朝野泄遝成風，政以賄成，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吏治不清”。於是便提出考核吏治以達到“民安邦固”，也即要求為官清廉，治政清平，讓人民生活安定，從而使封建政權長治久安。他決心要扭轉政風士習，做到“事權歸，法令易行”，便竭力提高內閣權威，使權力集中於首輔，加強中央集權以號令天下；另方麵，在地方上，則分清撫、按職掌，使巡撫和巡按的權限明確，並假以事權，使之分工合作，協力督促有司貫徹執行中央政令。

　　其次，大力開展開源節流的經濟改革。

　　所謂“開源”，也即開辟財源，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明初，田賦及力役的征調，主要依據記載田畝的“魚鱗冊”和記載戶口的“黃冊”，以後，隨著土地的不斷兼並，人口逃亡，這製度已遭到破壞。到了明中葉，出現了種矛盾現象，方麵是承平日久，人丁生聚，田野墾辟，但是全國田畝額數以及戶口數反比建國初期減少，政府實際所能征收的賦稅也相應地日益減少。另方麵是“冗員日多”，官吏的祿米有增無減，王室的揮霍浪費也與日俱增，結果朝廷的財源枯竭，收支失去平衡。

　　土地的兼並和欺隱、丁口的逃亡和戶籍的紊亂，造成賦役負擔嚴重不均，加重了貧苦農民的賦役負擔。因為官僚地主霸占民田，卻想方設法把賦稅以各種方式轉嫁到農民身上，形成產去稅存、賦役不均的弊病，加劇了社會矛盾。當時流傳的首民謠說：

　　“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給新債”，就是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反映。

　　為了進步改變嚴重的賦役不均，減輕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賦稅，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張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於萬曆年（1581年）下令在全國推行“條鞭法”。這是自唐朝行“兩稅法”以來，我國賦稅史上的又次大改革。

　　“條鞭法”又稱“條編法”，其具體內容大致如下：

　　1.統役法，並部分地“攤丁入地”。把原來的裏甲、均徭、染泛等項徭役合並為，不再區別銀差和力役，律征銀。

　　2.田賦及其他土貢方物律征銀。除在蘇、鬆、杭、嘉、湖地區收本色賦外，其餘地區的田賦律征折色賦，即銀子；以前到各地征收的土貢方物也律“計畝征銀”。

　　3.以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目。計算的原則是以原稅額為基準，不得減少，然後把這些稅額按定比例分攤到土地和人丁上，即所謂“總括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

　　4.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賦役征銀，輕便易於儲存、運輸，不像過去交本色賦時體積大，重量多，需要由裏長、糧長協助征收和運輸，因而，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和運交國庫，所以說“丁糧畢輸於官”。

　　張居正在進行政治、經濟等方麵的改革時，也重視整飭軍備，加強邊防。嘉靖十年（1550年），俺答軍隊圍困北京的“庚戌之變”發生之時，他正在北京，目睹了從這事件暴露出來的國防虛弱，軍備廢弛的種種弊端，內心深有感觸。所以，等到他執政時，對此事仍然耿耿於懷。他曾感慨地說：“武備廢弛如此，不及今圖之，則衰宋之禍，殆將不遠。”於是，他“殫心盡力”，決心對邊防加以整頓。

　　張居正麵精心選任駐邊將領，練兵備戰，修治邊防要塞；同時訓令諸將在邊境屯積錢穀，整頓器械，開墾屯田，務必做到兵精糧足，戰守有備。

　　除此之外，張居正為了發展農業生產，還注意興修水利，消除黃河水患。嘉靖、萬曆年間，黃淮“橫流溢”，經年不治。每當洪水泛濫，田園、房屋盡毀，人民顛沛流離，遭殃受苦，農業生產也受到嚴重破壞。萬曆年（1577年），黃河又在崔鎮決口，河水溢，淤塞淮河口，淮河水向南傾瀉，衝壞了高堰，湖堤大壞，使高郵、寶應等縣全被洪水淹沒，成了片汪洋。當時負責治河的河漕尚書吳桂芳主張疏睿黃河故道，而總河都禦史傅希摯則主張堵塞決口，“束水歸槽”。兩人主張不，意見不合，治河工程遷延不決。第年夏天，張居正起用治河行家潘季馴，委任他當都禦史兼工部左侍郎，負責治河。

　　曆經年，治黃取得良好的效果，做到了“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廬盡複，流移歸業”。水患的遏製，使黃、淮流域的人民得以安居樂業，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

　　張居正執政期間，所進行的政治改革是多方麵的，改革的目的在於維護明朝的封建統治，就像他自己所說的“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當然，改革在客觀上對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環境，也起了定的作用。

　　閹黨專政萬曆十年（1620年），神宗和光宗在不到兩個月內相繼病死後。光宗暴卒後，楊漣、左光鬥等班東林黨人合謀從乾清宮逐走李選侍，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東林黨人受到重用。天啟初年，內閣、都察院、吏部、兵部、禮部等要職都為東林黨人所把持。

　　東林權勢，盛極時。

　　熹宗幼年喪母，由奶媽客氏撫養長大。他即位後就封客氏為“奉聖夫人”，同時提拔與客氏有曖昧關係的惜薪司太監李進忠為司禮監秉筆太監，並且讓他恢複魏姓，賜名忠賢。

　　原來，魏忠賢乃河北肅寧縣人，是個流子，因賭博輸了錢，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隻好自施宮刑，變姓為李，易名進忠，混入宮中充當太監。後來和客氏搭上關係，得到熹宗的寵幸和信任。

　　魏忠賢目不識丁，本不能當秉筆太監，因有客氏這個關係，才獲得這重要職位。

　　當上秉筆太監後，就利用王體乾和李永貞兩個識字的太監為他效勞。他生性猜忌、殘忍、陰險、毒辣，和客氏狼狽為奸，宮中誰也不敢和他作對。王體乾雖是司禮監掌印太監，位在魏忠賢之上，也得服服帖帖地聽從他使喚。天啟年（1623年），魏忠賢兼掌東廠，權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內援，權勢日益顯赫。

　　由於朝中兩大派官僚爭鬥的激烈和客氏的不斷唆弄，熹宗漸漸由任用東林黨人變為寵信宦官近侍。魏忠賢這班閹人得到皇帝的信任後，乘機從中弄權，勾結外延官僚，操縱朝中切大權，於是，宦官專權的局麵再度出現。與東林黨作對的各派官員便紛紛投靠到魏忠賢門下，形成股強大的邪惡勢力，人們稱它為“閹黨”。閹宦得勢，首輔、東林黨人葉向高於天啟年（1624年）被斥，辭官。內閣中的其他東林黨人也遭罷黜。閹黨顧秉謙升為首輔，控製整個內閣。魏忠賢又和錦衣衛都督田爾耕勾結，利用東廠和錦衣衛這兩個特務機構鉗製百官，鎮壓異己。其黨羽在內宮有王體乾、李永貞等30餘人為左右擁護；在外廷有崔呈秀等5個出謀劃策的文臣，號稱“虎”；田爾耕等5個負責捕殺、鎮壓異黨的武臣，號為“彪”。此外，還有所謂“十狗”、“十孩兒”、“十孫”的大小爪牙。當時，從朝廷內閣、部至方總督、巡撫，無不遍置魏閹死黨。

　　魏忠賢人得道，雞犬升天。其弟侄親朋，個個平步青雲，官高祿厚。他的侄兒魏良卿、魏良棟，侄孫魏鵬翼分別被封為公、侯、伯，而後又分別被加封為太師、太子太保和少師。而這時的魏良棟、魏鵬翼卻都是口皆乳臭，尚在繈褓之中的嬰孩。

　　閹黨的胡作非為，引起正直官員的嚴重憤慨，於是，便有東林黨人為伸張正義而對他們進行揭發和鬥爭。天啟年，副都禦史楊漣上疏痛斥魏忠賢的24大罪，大膽地揭發了魏忠賢的奸惡，刺痛其要害。魏閹著了慌，向熹宗哭訴，客氏從旁為他辯解，王體幹等也極力為他辯護。昏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沒辦魏忠賢的罪，反而下旨痛責楊漣。楊漣、左光鬥於這年十月被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