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二卷）

第二章 唐朝（三）

　　劉建鋒得了潭州（今湖南長沙），才算有了固定的地盤，停止流竄。不久，劉建鋒被部下所殺，眾將推馬殷為首。這時是唐乾寧年（896年）。馬氏割據湖南，就從這時開始。馬殷在唐末是武安軍節度使。後梁建國，封馬殷做楚王，才有楚的名稱。馬殷在位35年，名義上先後做過唐、後梁、後唐的藩臣，事實上是獨立的割據者。

　　唐末的湖南，小軍閥紛起，各據州。馬殷開頭隻有潭、邵（今邵陽）兩州，湘南的衡（今衡陽）、永（今零陵）、道（今道縣西）、郴（今郴州）、連（今連縣）以及西部的朗（今常德）、澧（今澧縣東南）等州，都有人各占方。9世紀末、10世紀初，馬殷攻滅群雄，才全部占有湖南。此外，他還攻占過嶺南的幾個州（今廣西北部）。

　　馬殷得了湖南，與謀臣高鬱商議立國的方針。高鬱勸他尊重中原的朝廷，取得封爵；休兵息民、發展生產，積蓄力量。

　　代十國馬殷接受他的主張，提倡造茶、種桑、養蠶，使人民納稅時用帛代錢，大大地促進了農民的家庭紡織業。這與吳國徐知誥、宋齊丘的辦法相同，都以休養生息為著眼點。馬殷特別注意發展商業，收取商稅。他同中原王朝保持了朝貢關係，便可以在京師以及襄（今湖北襄陽）、唐（今河南唐河）、郢（今湖北鍾祥）、複（今湖北天門）等州，設立邸務賣茶，獲得巨額的收益。在這方麵吳與中原對立，就無法辦到。這是官營的商業。馬氏也提倡民間自己造茶，讓商人販運銷售，向政府納稅。史籍說馬氏“不征商旅，由是方商旅輻湊。”大約除稅茶以外，其他貨物都不收稅。馬氏境內行使用鉛鐵鑄造的錢，客商帶出境外，沒有用處，都換了土產而去。

　　湖南境內的產品，特別值得提下的是瓷器。湖南長沙窯首創多彩瓷器。晚唐、代時，長沙、衡陽帶的製瓷手工業仍繼續發展。代的墓葬中出土很多碗、碟等器皿，多係白瓷，釉色白中泛青，胎薄質精。長沙窯的產品在國內外多有出土，客商們買的土產，瓷器顯然是不少的。

　　這樣，湖南的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有發展，人們的生計，政府的財政收入，都比較充裕。

　　南方沿海的閩和南漢閩的建立與農民起義有直接的關係。唐末農民大起義期間，河南有個屠夫王緒，他聚眾起兵，攻占固始。固始縣吏王潮出身農家，智勇雙全。他與兄弟王審知投入王緒軍中，做了軍校。王審知便是日後閩國的創建人。

　　王緒怕被秦宗權並吞，引兵南下，流動作戰，經江西進入福建。從他們活動的情形和史籍上所記王潮“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為盜”的話來看，這支軍隊是支農民起義軍。

　　王緒不善用人，對於有才能的將校，怕他們反對自己，常常借故殺害。光啟元年（885年），王潮利用眾心不服的機會，設計把王緒擒住，奪得了部隊的領導權。王緒被禁閉了陣，便羞憤自殺。

　　王潮帶兵，紀律極為嚴明，不但深得兵心，也受到福建人民的擁護。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居民聽到王潮的軍紀嚴明，便要求他前去討伐。光啟年，王潮攻克泉州，就把那裏作根據地。他招合流散的農民，減輕賦稅，麵整軍經武，形成了支新的地方勢力。

　　景福元年（892年），範暉做了福建留後，暴虐無道。王潮乘機進攻福州。泉州人民自願捐獻糧食，補助軍費，可見他確實受到人民的擁護。第年，王審知攻破福州，從此王氏占有福建全部，閩國實際上已經出現了。但是王潮的身份隻是唐朝的福建觀察使、威武軍節度使。乾寧年底（898年初），王潮去世，審知接替了他的官職。後梁開平年（909年），朱溫封審知閩王，才有閩國的名稱。

　　王審知統治28年，至後唐同光年（925年）去世。王氏弟兄崛起於起義軍之中，對民間疾苦比較了解，自己的生活較為儉樸。他們注意選擇地方官，減輕賦役、與民休息。在他們兩人在位的30多年中，福建境內始終保持著適於發展生產的條件。

　　王氏兄弟特別重視沿海的商業。他們免除繁重的商稅，鼓勵海上貿易。福州、泉州兩地，船舶出入頻繁，從此成為東南沿海重要的商港。古代海外進口商品，很多是香料、珍寶等貴重貨物。王審知的侄兒延彬，在泉州30年，發展海上貿易。人們都把他叫做代十國“招寶侍郎”。

　　王審知還厚待流寓福建的士大夫，設立學校。對福建文化的發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從福建往南，廣東和廣西的部分，有劉氏的南漢。南漢與吳、吳越、楚、閩、前蜀不同，建國的首腦不是草莽英豪，而是上層的地方長官。

　　南漢建國者劉隱的祖上，因經營商業，從北方遷居泉州。劉隱的父親劉謙棄商而官，到廣州做牙將，向社會的上層爬去。他娶節度使韋宙的侄女做妻子。韋氏是名門大族，韋宙本人做過宰相。劉謙配了這門高親，社會地位又上升了步。韋氏願與員牙將通婚，顯然是受了南海富商財產的吸引。然“婚姻不問閥閱”，畢竟透露了時代變遷的消息。

　　劉謙後來做了封州（今廣東德慶）刺史，死後，劉隱繼承了他的官職。乾寧年（896年），唐宗室薛王李知柔到廣州做清海軍節度使，被叛將所拒。劉隱鎮壓了叛將，保護李知柔進廣州。從這時候起，劉隱事實上已經是“南霸天”了。但曆史上或以劉隱做節度使，或以劉隱的兄弟劉龍天稱帝，作為南漢的始年。前者是唐天祐元年（904年），後者是後梁貞明年（917年）。

　　從上麵所敘的事實來看，南漢的統治是從富商、名門、官僚地主的結合中產生的地方勢力。

　　劉隱曾被朱溫封做南海王。死後，兄弟劉陟繼位，他見中原多事，就自己做起皇帝來了。他造了個字，上“龍”下“天”，讀“儼”，做自己的名字，國號先叫大越，後改為漢。

　　南漢的統治並沒有什麽興革。這原因很簡單：唐末農民起義軍雖曾進入廣東，但很快就撤走，影響不大。唐軍也沒有與起義軍在這個地區打過大仗，戰爭的破壞也不顯著。這個從統治階級上層產生的地方勢力完全照老規矩辦事，根本想不到有興革的必要。

　　反之，從唐朝統治階級的上層分子看來，在海鼎沸的時候，嶺南卻是塊安全的“樂土”。南遷避難的為數不少，原在嶺南做官的，也都在此落戶。這對傳播中原文化，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但是在另方麵，卻使嶺南成為舊的傳統勢力最濃厚的地區。王定保和趙不允的故事很能夠說明這個問題。

　　劉龍天其人，極為殘酷，把用毒刑殺人當做戲樂。但是他對“清流”、“甲族”，偏偏極為遷就。他要做皇帝，怕王定保反對，故意把他派到荊南去。定保回來時，劉龍天已經登位，還怕定保有看法，派人探他的口氣。定保卻說：“建國當有製度，我看見城門上還掛著‘清海軍’的匾額，豈不要被人恥笑！”劉龍天聽了，方才放心。趙不允在南漢建國後，覺得自己當了個“偽國”的大臣，直悶悶不樂。劉龍天知道了這情況，特地派人到中原，把住在洛陽的趙氏家屬，全部接到南方。趙不允因此感激涕零，才死心塌地做南漢的大官。

　　劉龍天對王、趙人的態度頗為寬厚，目的在於爭取“清流”、“甲族”的擁護，也就是尊重傳統勢力的表示。劉龍天的毒刑名目繁多，或把人投入湯鑊，或把人放在燒紅的鐵床上烤炙，或把人開膛破肚、肢解屠割。但是對於這些人，他卻並沒有甚至沒有想到用這些東西來進行威嚇。

　　南漢政權的設施，促進了海上貿易。

　　劉家原是南海富商，劉隱弟兄稱王稱帝後，貪欲更加發展，竭力搜羅南海珍寶。這代十國種商業純粹是為統治者的奢華生活服務，但廣州這個港口日益繁華，畢竟是件好事情。

　　交州（今越南北部）本來是南漢靜海軍。937年，節度使楊廷藝被牙將矯公羨殺死。

　　次年，牙將吳權攻殺矯公羨。南漢主以助矯氏為名，想打敗吳權，派自己的兒子做節度使。939年，吳權打敗南漢軍，稱王。這是越南吳朝的開始。

　　南方國，是唐末和後梁時秦嶺淮河以南的主要割據勢力。實際上這幾十年的情形非常複雜，許多地方出現過大大小小的割據者，時起時滅。

　　閩、楚滅亡和留、周氏的興起閩的王審知、楚的馬殷，出身的低微、施政的清明，都相仿佛。兩人的後嗣，反先人之道，荒淫暴虐、自相殘殺，走的道路也完全樣。這兩個割據國家，都被南唐滅掉，又都不是南唐消化得了的。留從效占有漳、泉，周行逢重占湖南，兩家都是代後期的新割據者。

　　後唐莊宗同光年（925年）王審知死後，20年間，閩國換了5個國主，其中延翰、延鈞、延羲、延政，都是審知的兒子，隻有延鈞由兒子王昶繼位。這5個人，除延政投降南唐外，又都死於宮廷事變之中。

　　延鈞殺死兄長延翰，自立為國主。他迷信鬼神，想先做60年皇帝，再升級當“大羅仙人”。他用薛文傑做國大使。薛文傑專門打聽民間陰私的事情，羅織成罪，沒收財產，塞飽私囊，並供應延鈞揮霍的需要。這個國主在位9年，便給兒子謀殺了。

　　延羲奪了侄兒的位子，又與兄弟建州節度使延政，發生混戰。這對弟兄都是福建人民的死敵。

　　延羲曾想懲辦泉州刺史餘廷英。餘廷英送“買主錢”1000萬贖罪。延羲嫌少，問：

　　“皇後的土貢何在？”餘廷英馬上再送1000萬。延羲滿意了，就不治他的罪。國大使陳匡範增加商稅幾倍，每天獻上大量現金，供延羲揮霍，延羲竟稱讚他是人中之寶。

　　延政在建州稱富沙王，改國號叫殷。他最信任的楊思恭，專門想辦法盤剝百姓，山澤田畝、魚鹽蔬果，沒有樣不加稅。人民替他起個外號，叫做“楊剝皮”。延政和延羲混戰，福州與建州之間受到的破壞很嚴重。後來，延羲被部將所殺，延政似乎可以據有福建全部了，但是這時，南唐開始進攻福建，閩國終於滅亡。

　　南唐軍隊初到福建時，人民很是歡迎。這就是王氏暴君統治的結果。

　　南唐軍隊的所作所為，使福建人民大失所望。於是降唐的閩國將領留從效占有漳、泉，通知南唐守將：“泉州租稅不多，隻夠自給，不煩大軍久駐於此！”接著，不管他是否同意，便在郊外設宴餞行。唐將兵力單薄，隻得撤走。

　　留從效出身士兵，了解民間疾苦，又是泉州本地人。他生活樸素，與民休息，因此漳泉隅，在代末年，情況較好。他在公元947年送走南唐駐軍，到962年（宋太祖建隆年）病死，踞有漳、泉15年。部將陳洪進繼任，到南唐亡後，把轄境獻給宋朝。留、陳兩人在名義上都是南唐的清源軍節度使，曆史上也不算在十國之內。

　　留從效很注意發展海外貿易。《留氏族譜》說他“平市價，陶器銅鐵，泛於番國，取金貝而還。”輸出手工業品，換回來的東西有貴金屬在內，這是對國內經濟有利的貿易。泉州被後來的外國旅行家叫做“刺桐”。泉州城郊遍植刺桐，就是留從效時做的事情。從代十國晚唐代直到元末，泉州港直興旺發達，留從效起了促進作用。

　　楚的馬殷死於後唐長興元年（930年），活了79歲。他晚年衰老不能理事，兒子希聲掌權。希聲中了荊南的反間計，剝奪高鬱的權力，又把他殺掉。馬殷知道了，號啕大哭，不久便死了。希聲在位2年而死，兄弟希範繼位。

　　希範在位15年（932—947年）。他大興土木，造會春園、嘉宴堂、龍殿、天策府，珠簾繡幕，牆壁軒楹都用金銀裝飾。經費不夠用，便大增賦稅、出賣官爵。人民犯了罪，富人罰錢，強壯的當兵，隻有窮而且弱的人受刑。馬殷時政治比較清明的狀況完全改變了。

　　希範死後，希廣繼位。兄長希萼和他衝突，從朗州進攻潭州，希廣被俘而死。朗州兵破潭州時，殺人放火，大搶3天。潭州的公私財物不變成盜贓，便化為煙塵。希萼與希崇又互相攻擊，湖南越來越亂。兩人都想依靠南唐的援助，南唐軍便乘機滅楚了。

　　後周廣順年（952年），湖南將領劉言等趕走唐軍。不久，眾將爭奪權力，連續演出幾幕互相殘殺的慘劇。劉言、王逵相繼被殺後，周行逢掌握大權、殺戮異己，才恢複了平靜的狀態。

　　周行逢出身低微，注意選擇廉明的官吏，執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他的女婿想做官，行逢不肯給他做，說：“你的才幹不能稱職，還是回家種田的好！”他自奉很樸素，有人批評他過於儉省，他說：“馬家窮奢極欲，得到這樣下場，難道可以效法嗎？”湖南在他的統治下，逐漸恢複了元氣。

　　周行逢在後周顯德年（956年）取得湖南，名義是受後周任命的武平節度使，實際上割據方，但曆史上並不算入十國之內。他死於宋太祖建隆年（962年），兒子保權繼位，不久即並入宋朝。

　　郭威和柴榮改革後周太祖郭威在位年零半個多柴榮在位年零個合起來不滿年，事功卻很可觀。政治、經濟的改革，多半前後相繼；獨有軍事的改革和南征北伐的成就，完全是柴榮手裏的事情。後人特別推崇柴榮，原因就在這裏。第是郭威、柴榮都比較注意節約。

　　後周宮廷節約儉樸的風尚，和後蜀、南唐、南漢等國奢華糜爛的氣息，形成鮮明的對照。前者表現出蒸蒸日上的勢頭；後者呈現了江河日下的傾向。

　　第是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

　　郭威剛即位，就下令廢除後漢竊盜錢以上處死的苛法，照後晉天福元年以前的法律辦事；規定除謀反叛逆以外，不得屠戮親族。後漢管倉庫的官吏，照例要收高額的“鬥餘”、“稱耗”，使人民的實際負擔，比稅額規定的鬥石斤兩，超過很多，郭威也下令廢止，不準再收。

　　郭威和柴榮都屢次下令減免租稅。顯德年（958年）均定田賦的措施，尤其是代末年的項重大改革。

　　均定田賦簡稱均田，是按照實際的田畝數字收稅。這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長期以來就是不用這個辦法。

　　第是懲治貪汙的官吏。

　　代十國郭威和柴榮都能毫不留情地嚴懲貪汙的官吏。萊州刺史葉仁魯是郭威的老部下，因貪贓1.5萬匹絹、1000緡錢，被處死刑。郭威派人告訴他：“你觸犯國法，我沒有辦法救你，隻能撫恤你的母親。”柴榮時，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主管收稅，因場官在正額之外，多收耗餘，也被處死。有人說孟漢卿罪不至死，柴榮說：“我也知道，但不能不以此警戒別人。”

　　他們肯這樣雷厲風行地辦幾個人，當然會對政治風氣帶來良好的影響。

　　但是郭威和柴榮對於最高級的官員，特別是對於各地的方鎮，盡管明知他們貪汙不法，也沒有辦法處理。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向民間詐取了很多錢財。他實際上是個河北王，郭威無法辦他，也無法製止，隻得派人告訴他：“鄴都倉庫儲藏很豐，卿家要用，要多少拿多少，何必怕沒有錢！”這是個突出的例子。郭威最後還是乘他入朝的時候把他抓起來殺了，不過原因不在貪汙，而在威勢太大，威脅到最高統治者的地位了。

　　第是招撫流散的農民，發展農業生產。

　　後周初年，幽州饑荒，難民紛紛流入後周的滄州等地。南唐發生旱災，饑民步涉淮河，來到後周境內。郭威命令各地官吏，妥善安置難民，分發口糧、分配荒地，共得到了幾十萬個勞動力。柴榮即位後，也注意招集從南唐、後蜀、北漢等國流入的饑民。這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

　　此外，柴榮還準許年老疾病的兵士退伍還鄉。這樣，國家節省了兵餉開支，農村中增加了份勞動力（至少是半勞動力），對生產也有點好影響。

　　第是治理河患、興修水利。

　　修治以汴水為主的航道，是柴榮在水利史上的大貢獻。

　　顯德年（957年），柴榮命令疏浚汴水，向北流入丈河。年，再加了番疏通的工夫。這條航道，河寬5丈，從大梁向東，漸折向東北，注入梁山泊，下接濟水。這入濟以後的段，大體上與現在的黃河相仿。這是從汴梁到相當於今山東省各地的航運路線。

　　黃河和淮河之間的水道交通線，本是唐朝中央政府取得東南財稅的生命線。南北分裂以後，這條航路完全淤塞。柴榮有統的雄心，要用兵東南，故從顯德年起，便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初步加以疏通。顯德年，又疏浚汴口，溝通黃、淮間的全部航線。

　　年，又在大梁城外，引汴水通蔡水，溝通京城與陳（今河南淮陽）、潁（今安徽阜陽）之間的水道交通。這是汴水以西、大體上與汴水平行的條水道。以後北宋靠汴水為立國之本，每年從東南運來大量糧食，靠的就是柴榮建設的成績。

　　此外，柴榮還派何幼衝疏通涇水，灌溉農田。關中自經朱溫的大破壞以後，簡直沒有人做過建設工作，柴榮在這方麵的努力，盡管不大，也很值得稱道。

　　第是開封城市的建設。

　　北宋的東京是氣象宏偉、市容華美的城市。它的基礎也在後周時奠定。

　　開封本來城郭不大，街道狹隘，完全不像首都的樣子。代時，開封做了梁、晉、漢、周代的都城，官衙商旅越來越多，這座城市便顯得格外狹小了。

　　顯德年，世宗決定修築外城，先立下標誌，等冬天農閑時興築、農忙停工，秋後再繼續進行。這座新城周圍48裏233步。政府先劃定官衙、倉庫、街道的範圍，其餘讓人民自由建造房屋。大梁城中許多舊街，本來並不寬廣，又被居民造房屋時占用了部代十國分，以致能通行大車的不多。改建時都拉直加寬，最寬的有30步闊。

　　這個改建的工程前後進行了3年，完工以後，麵貌完全改觀。有些工於心計的人，看到改建京城、疏浚汴渠等大工程的開展，預料日後航運暢通、商貨雲集，必有番空前繁盛的局麵，就動起腦筋來了。有個叫周景的官員，請世宗準許人民沿汴渠種植榆柳、興建樓閣，以壯觀瞻。世宗答應了。他首先在渠口重要地點，造起12間高樓。後來各地商船來得多了，周家的樓房正當停泊的地點，客商留宿、堆放貨物，都極方便，因而獲得巨大的利益。從這個事例來看，後周末、北宋初開封的商業，顯然有很大的發展。

　　以上項是後周在政治經濟上比較突出的改革。其他如重視官吏的選擇；廢去大批寺院（共廢30336所，保留2694所），鼓勵僧尼還俗參加生產，或用其所長，參加別的工作；大量鑄造錢幣，解除錢荒，都是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積極作用的措施。

　　郭威和柴榮可以說是代時期統治階級中的傑出人物，柴榮尤其是代時期最英明的君主。

　　後周帝的改革使後周在經濟、軍事方麵的實力大增，在群雄角逐中逐漸取得了有利地位，這為代周自立的趙宋王朝兼並群雄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北宋陳橋兵變趙匡胤（927——976年）是涿州（河北涿縣）人，生於洛陽馬夾營，原是代周世宗柴榮手下的名高級軍事將領。他跟隨周世宗立了戰功，得到周世宗的信任，成為禁軍的重要將領。周世宗對部隊的整頓和訓練十分重視。禁軍是後周政權的支柱，是支勁旅。這支禁軍由侍衛親軍司和殿前司分別率領。侍衛親軍司掌握的兵額較多，最高統帥是“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司的兵員較少，但部隊比較精壯、戰鬥力很強，勝過侍衛親軍司。殿前司的最高統帥是“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就是後周殿前司的最高統帥，掌握了禁軍的實權。

　　代時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麵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些軍事將領，利用手中控製的武力，從事權力鬥爭。代十國各個朝代的興亡，大多取決於禁軍及其統帥的向背。那些掌握禁軍實權的大小將領，為了自身的長遠利益，往往勾結起來，擁戴自己的最高統帥奪取皇位。後周太祖郭威（951——954年），邢州堯山（河北隆堯）人，是後漢的大將，先後做過節度使、樞密使。他在部將們的擁戴下，登上皇帝的寶座，建立後周政權。那些擁戴他做皇帝的人，都是禁軍的將領，如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以及部分中級將領如郭崇、曹英等。

　　公元959年（顯德年），周世宗柴榮去世，由他的7歲幼子柴宗訓繼位，這就是周恭帝。

　　公元960年正從鎮州（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縣）傳來急報說：北漢聯合契丹南犯。後周的宰相範質和王溥等，立即主張派趙匡胤率領禁軍予以抵抗。趙匡胤名正言順，當即帶領部隊北上。當行抵汴京以北20裏的陳橋驛時，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北宋歸德軍掌書記趙普和軍中班將領，在深夜鼓，齊聚集在陳橋驛門，宣言要請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為天子。到了天剛亮時，軍士們擁到趙匡胤的寢所，由趙光義入內傳達軍士們的請求。諸將露刃於庭，趙匡胤的愛將羅彥環叫嚷說：“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

　　於是他們就把預先準備好的皇帝的黃袍，披在趙匡胤的身上，大家高呼萬歲，並把趙匡胤扶上馬，準備返回京城、登上皇位。

　　於是趙匡胤下令：“後周太後和主上，不能驚犯；後周大臣不得侵淩；朝廷府庫和士庶之家，也不許侵掠。”諸將都表示遵命。趙匡胤當即回到了汴京，石守信、王審琦等將領在汴京城內暗做內應，輕而易舉地奪取了皇權。因為趙匡胤當時兼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於是就用“宋”為國號，改元“建隆”。習慣上稱趙匡胤建立的宋朝為“北宋”，都城在開封。

　　“陳橋兵變”的發生，方麵是因為趙匡胤在後周統帥禁軍期間素得軍心，得到軍士們的擁護；另方麵，是由於趙匡胤手下的高級將領沿襲代以來將帥擁戴之風，以趙匡胤為自己的靠山。

　　宋太祖趙匡胤懂得將帥們的心理。他在即位的第天，就晉升批禁軍的高級將領。除了為石守信加官晉爵以外，還以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侯，張光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都點檢，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皇弟趙光義為殿前都虞侯。這些人都是趙匡胤的親信。石守信和王審琦還是趙匡胤“義社”十兄弟的成員。

　　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用和平的手段，避免了場流血的戰鬥，奪得了皇位，使北方正在好轉的社會生產力沒有遭到破壞。趙匡胤把周恭帝降為鄭王，對擁立有功的將帥，都加以獎賞和提拔，如石守信就做了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順利地解決了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

　　李筠李重進反宋建隆元年（960年）正趙匡胤奪取後周政權，建立宋朝。後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試圖起兵反宋。建隆初，趙匡胤派使者去見李筠，以授他中書令職來拉攏他，李筠拒絕接受。在幕僚們的諫諍下，李筠雖然接見了使者，但他故意把周太祖的畫像懸掛在室壁上，並涕泣不已。幕僚們都很驚懼，告訴宋使說：令公喝多了，有失常性，望切勿怪罪。

　　北漢主聞知李筠想反宋，遣使送書，邀他共同起兵。宋太祖繼續慰撫李筠，用他的兒子李守節為皇城使。李筠方麵派遣李守節入朝，探聽京師動靜，另方麵，派遣劉繼衝向北漢，奉表稱臣、納款求援。李守節到朝廷後，宋太祖即責問他來京城的意圖，李守節惶恐，以頭擊地，說是有人在算計他父親。宋太祖遣李守節歸，讓他告訴他父親說：

　　“我不是天子時，聽任你的作為。現在我已是天子，難道你就不能歸屬於我嗎？”李筠不顧宋太祖的再慰撫，決心反宋。

　　建隆元年（960年）李筠命令幕府草擬檄文，曆數宋太祖的罪惡，隨即遣兵襲殺澤州刺史張福，占領其城，將監軍周光遜等人抓起來送於北漢。李筠的從事閭丘仲卿認為李筠孤軍舉事，北漢的援助不可靠，宋兵精銳，難與爭鋒，建議他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攻占洛陽，然後東向爭天下。李筠錯誤估計形勢，以為他是周室宿將，與周世宗情同兄弟，禁衛軍都是他的舊人，必將倒戈來歸，況且有儋珪等強將，還有什麽事做北宋不成呢？他不聽閭丘仲卿的建議。北漢主劉鈞率兵與契丹軍數千人增援，李筠率部下至太平驛以臣禮迎謁，北漢主封李筠為西平王。北漢主幾次召李筠議事，李筠說自己受周室厚恩，不忍背負。北漢與周為世仇，對李筠的話很反感。北漢主便派宣徽使盧在監李筠軍。李筠見北漢兵少，又派盧在監其軍，深感後悔，並且在許多方麵與盧讚的意見又不協調。於是李筠命令其子李守節守潞州，自己率兵3萬南下。北漢主知盧讚與李筠有矛盾，遣平章事衛融前往調解，但矛盾依然如故。

　　宋太祖派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出擊，特命諸將急引兵扼守要害地區，勿縱李筠下太行。又遣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與石守信會合，同監軍李崇矩起在長平擊敗李筠軍。斬首3000級，攻下大會砦。

　　宋太祖率軍親征，與石守信等會合，再次大敗李筠於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度使範守圖，殺北漢宣徽使盧讚，李筠退守澤州城。宋太祖督戰，列柵欄圍城，大將馬全義率敢死隊，攀城堞而上，攻占澤州。李筠自焚，北漢平章事衛融被俘。宋太祖乘勝攻潞州，李守節降。北漢主聞李筠敗，從太平驛返還晉陽。

　　後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又起兵反宋。李重進是周太祖的外甥，與趙匡胤分掌周室兵權。周恭帝即位，李重進出鎮揚州，領宿衛如故。趙匡胤代周，拜李重進為中書令，命令他移鎮青州，李重進不滿，想起兵反宋。正巧李筠已起兵，李重進便派遣親信翟守珣去潞州與李筠聯絡，翟守珣卻私去京師會見宋太祖。宋太祖遣陳思誨安撫李重進，賜鐵券。李重進欲隨陳思誨入朝，部將竭力勸阻，李重進猶豫不決。

　　李筠被平定後，李重進覺得作為周室親戚的他，不會有好結果，這才下決心起兵反宋。於是李重進拘留陳思誨，修城練兵，派遣使者以求得南唐的援助，南唐主不敢接納其使，李重進又派遣使者去邀建雄節度使楊庭璋共同起兵，楊庭璋非但不答應，反而將他的使者扣下，並為宋獻策攻取李重進。揚州都監右屯衛將軍安友規，不願隨李重進反叛，踰城而逃，歸宋。李重進因此懷疑諸將皆不附他，關押軍校數十人。十宋太祖想對李重進進行討伐，詢問樞密副使趙普有何意見。趙普分析說：“李重進士卒離心，外絕救援，內乏資糧，急攻亦取，緩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宋太祖采納了他的建議，率師親征。十拔揚州，李重進自焚，其同謀者數百人被殺。

　　太宗繼位開寶年（公元976年）十宋太祖突然在夜間死了，終年50歲。當時他的兒子趙德昭和趙德芳都已成人，皇帝的位置沒有由兒子繼承，他的弟弟晉王趙光義卻在次日登上了皇帝寶座。這在秦代以後漢族皇朝的皇位繼承史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件。趙光義就是宋太宗。

　　這事件在年後，由趙普出麵說是有個“金匱之盟”的秘密。原來，趙普雖然因為幫助宋太祖出麵策劃陳橋兵變，又在製定統戰爭方略和削弱藩鎮權力等重大決策中為宋太祖出謀劃策，深得宋太祖的信任，但因利用權力做了些貪贓枉法的事被發覺，太祖去世前就被罷去宰相職事。太宗初年，趙普多年鬱鬱不得誌，就上書給太宗，說是他知道有個“金匱之盟”的事。據趙普說，早在建隆年（公元961年），皇太後杜氏在臨死前，曾召趙普入宮立下遺囑。當時杜氏對太祖說：“你知道這個天下是怎樣得來的嗎？”太祖說：“都是祖宗和太後的功德”。杜氏說：“不對。這是因為柴氏讓幼兒主天下北宋的緣故。如果後周有年長的君主，你哪能得到皇位！你百年後，應當傳位給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再傳給德昭。海至廣，能立年長的君主，是社稷的福氣”。太祖表示定遵從母教。杜氏就讓趙普當場在榻前記下這些話作為誓書，藏之金匱，由謹慎可靠的宮人掌管。宋太宗按趙普提供的情況找來這個金匱打開，果然有這個誓書。趙普提供的這個“金匱之盟”，到底真實性如何已經無從稽考。宋太宗後來就沒有傳位給他的弟弟趙光美，反而借故治光美的罪。趙德昭後來也被逼自殺了。趙普作為宋太祖的親信和開國元勳，由他出麵講了金匱訂盟的故事，給宋太宗越過趙德昭、趙德芳而繼承皇帝位，提供了個言之成理的解釋，宋太宗也大為高興，立即重新信用趙普。

　　宋太宗在後周時就開始戎馬生涯。他參加組織陳橋兵變，北宋建立時任殿前都虞侯，成為禁軍重要將領，後又任職位重要的開封府尹，位在宰相之上。在太祖外出時還作為東京留守，坐鎮京城，看守朝政。在太祖逝世以前，他已經掌握了宋朝很大部分的權力。所以，他登上皇帝寶座後，沒有經過什麽波折就順利鞏固了自己的統治。

　　在北宋的皇帝中，宋太宗也是個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他繼承皇位以後，也是把宋太祖的統戰爭等未竟事業繼續進行了下去。

　　王小波、李順起義川從秦、漢以來便稱為“天府之國”。以成都為中心的川盆地，土地肥沃，盛產稻米、茶葉和絲麻。織錦和造紙就是當地的著名手工業品。川人民生產的絲帛，“號為冠天下”。

　　在唐宋和代時期，川人民在封建割據統治下，貧困到了極點。後蜀政權盡力搜刮民脂民膏，土地兼並空前劇烈。趙匡胤消滅了後蜀的割據政權以後，川的封建惡勢力並沒有受到觸動，農民們依然過著極其痛苦的生活。川的客戶是全國比例最高的，大約占川地區總人口的十分之。許多豪強大姓，擁有幾百家甚至上千戶佃客。

　　他們過著農奴式的生活。地主階級把自己的賦稅徭役，轉嫁到農民頭上，弄得他們朝不保夕、惶惶不安。遇水旱，他們無路可走，被迫鋌而走險。少數占有少塊土地的自耕農，也是奄奄息，“耕稼不足以給”。

　　公元965年（乾德年），宋軍占領了川，後蜀政權所搜刮的金銀財富，通過長江峽，運到江陵，再轉送汴京。宋朝派往川的官吏，對當地人民進行凶暴的勒索。973年（開寶年），渠州（川渠縣）就掀起了農民的反抗運動，有近萬人參加。

　　北宋王朝為了搜刮川的財富，在成都設立“博實務”，壟斷民間買賣，禁止商人販運布帛。政府又把川的名產茶葉收歸官賣，任意抬高茶稅。種茶的農民受到沉重的剝削，采摘的新茶要以低價賣給政府。茶農們哀歎：“種茶好比種禍”。各地的小商小販，也都陷入了絕境。

　　川的農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終於在993年（淳化年）發動了反對貧富不均的鬥爭。

　　這年，川出現嚴重的旱災，到處鬧著饑荒。人民實在熬不下去了。帶頭發動起義的是川青城（川灌縣）的小販王小波。開始時，他帶領100多人起事，提出了“我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的戰鬥目標。“均貧富”，這是貧苦農民夢寐以求的最高願望。

　　大批饑寒交迫的農民，很快投入戰鬥的行列。不到10天時間，就聚集了上萬人。

　　北宋農民軍從青城出發攻下了彭山，殺掉了貫吸吮民脂民膏的知縣齊元振，在他的大腹內裝滿了鐵錢，表示人民對貪官汙吏的極度仇恨。起義農民沒收了大地主官僚的財物，分散給貧民。

　　王小波在江原（川崇慶東）的戰鬥中，殺死了宋軍將領張。張手下的幾百名士兵，都倒向農民軍邊。王小波在這次戰鬥中，身受箭傷，不幸傷重身死，由李順繼續領導戰鬥。

　　994年（淳化年）初，李順攻打蜀州（川崇慶）、邛州（川邛崍），連連獲勝。數萬農民軍連下成都西邊的郫縣、溫江、雙流、新津等縣，並攻克成都。李順被擁戴為“大蜀王”，建立了“大蜀”農民政權，用“應運”年號，鑄造“應運元寶”錢。農民軍的勢力南到巫峽，控製了長江上遊，北近劍門（川劍閣東北劍門關），聲威大振。

　　北宋王朝為了鎮壓川農民起義，派遣宦官王繼恩統率官軍分兩路入川。路上宋軍血腥屠殺人民，攻占劍州（川劍閣）、綿州（川綿陽）等地，逼近成都。

　　農民軍為了把守成都，從攻勢轉為守勢，戰鬥處於被動地位，遭到宋軍的進攻。994年5農民軍退出成都。在退卻的過程中，李順和部下失去了聯係，由張餘領導農民軍餘部繼續戰鬥。

　　當時成都城10裏以外，都還在農民軍手裏。張餘帶領萬餘起義軍，連下嘉州（川樂山）、戎州（川宜賓）、瀘州（川瀘州）、渝州（川重慶）、涪州（川涪陵）、忠州（川忠縣）、萬州（川萬縣）、開州（川開縣）等州，戰鬥形勢大有好轉。這年張餘帶領2萬農民軍又攻克雲安軍（川雲陽）。在農民軍的沉重打擊下，宋朝統治者不得不做些讓步。宋朝改成都府為益州，派張詠為益州知州。宋太宗對張詠說：“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行事”。張詠到了成都以後，恢複民間米、鹽等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貿易。有次，王繼恩把30多個農民軍首領交給張詠處理，張詠把他們全部釋放，讓他們安家歸業。張詠說：“化賊為民，有何不可？”張詠還廢除了從陝西轉運糧食到成都的虐民措施。在這同時，宋朝的個軍官名叫張璘，殺掉王繼恩手下的宦官王文壽，帶領500多名宋軍，投向農民軍。當時張餘有眾萬餘，駐在嘉州帶。

　　由於宋朝派遣大批官軍入川，加上地方武裝的配合，使農民軍的活動遭到許多困難。公元955年（至道元年）2張餘在嘉州犧牲。起義軍轉入川的深山叢林中堅持抵抗。直到996年（至道年）還在繼續戰鬥中，最後終於失敗。

　　除了川地區以外，其他地區也發生過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公元972年（開寶年），今山東地區爆發過小股的起義，有300多農民受害。978年（太平興國年），福建泉州地區有10多萬農民攻打州城，後來失敗。宋仁宗初年，許多地方發生的“兵變”，就是被迫當兵的農民所發動的反抗鬥爭。1043年（慶曆年），陝西軍士郭邈山和張海等，率領千餘饑民起義，活動於今陝西、河南、湖北等地，縱橫千餘裏。他們每攻入個州縣，就打開府庫，把糧食和財物分散給貧民。同年（慶曆年），湖南地區的徭族和漢族人民5000人，並肩聯合戰鬥，堅持了年之久。

　　宋遼歧溝關之戰宋雍熙年（契丹統和年，986年），宋軍分路進攻燕雲（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區，主力在歧溝關（今河北涿州西南）潰敗，是導致全線失利的次重要作戰。

　　北宋宋朝建立後，宋遼之間即不斷衝突。北宋初年，宋太祖致力於整頓內部和統南方，對遼軍的襲擾隻采取來則備禦，去則即止的方針，但直有收複燕雲16州的打算。

　　中原地區得到初步統後，北宋王朝為收複燕雲，與遼軍在幽州地區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太平興國年（979年）宋滅北漢後，宋太宗乘勝迅速自太原移兵連進，乘遼無備，企圖舉奪占幽州，然後收複整個燕雲地區。宋軍從太原分路東進。十日宋太宗率軍進抵幽州城南。月十日宋軍對幽州展開圍攻，久攻不下。月初，遼軍援兵進軍幽州城下，同宋軍激戰於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外）之畔。宋軍在遼的猛烈攻擊下，被迫撤除圍城部隊，大敗南逃。月初，遼景帝耶律賢為報幽州被圍之仇，遣兵數萬出幽州，兵分兩路南進攻宋，於滿城（今河北滿城北）被宋軍擊敗。

　　太平興國年（980年）十遼帝耶律賢率兵在瓦橋關，又把宋軍打得大敗，並到莫州。

　　此後，宋遼兩軍不斷發生戰爭。宋軍第次圍攻幽州失敗後，宋太宗直想再舉兵收複燕雲，以雪高梁河失敗之恥。太平興國年（遼聖宗和元年，983年），契丹聖宗耶律隆緒繼位後，因年僅12歲，由其母蕭太後攝政。蕭太後名綽，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女軍事統帥和政治家。她攝政後采取了係列緩和內部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措施，發展生產、整頓軍隊，使遼國的國力進步增強。而宋太宗認為契丹聖宗耶律隆緒年幼，母後專政，寵幸用事，內部不穩，決意乘機再攻契丹，奪取燕雲地區。

　　雍熙年（契丹統和年，986年）正宋太宗作出了再次進攻幽州的決策，宋軍兵分路，東路、中路於正月出動，西路於月出動。其部署是：

　　東路：命天平軍節度使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為副；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迷信為幽州西北道德部署，沙州觀察使杜彥圭為副，兩軍同行，自雄州直取新城（今河北新城東南）、涿州（今河北涿州）。

　　中路：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自定州北上出飛狐口（今河北淶源）。

　　西路：命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為副，自雁門（今山西代縣）趨雲州（今山西大同），爾後會田重進部東下，從北麵會攻幽州。宋的路大軍，兵力超過30萬。東路軍是主力，兵力超過20萬。

　　宋太宗的戰略意圖是路齊發，由曹彬部屯兵雄州、霸州，實施佯動，持重緩行，聲言取幽州，吸引契丹軍主力於東路，使其無暇西顧，保障中、西路攻取山後諸州，爾後合路兵攻取幽州。

　　契丹承天太後蕭綽聞訊，派使者征調諸部兵增援幽州，命耶律休哥指揮，以擋宋東路軍。派東京（今遼寧遼陽）留守耶律抹隻率大軍支援幽州，蕭太後與聖宗隨後率精騎數萬南下，進抵駝羅口（今北京南口附近）應援。又派林牙勤德領兵過衛平州（今河北盧龍）海岸，以防宋水師由海上襲擊側後。因西、中兩路宋軍進展迅速，遼又以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率兵擋潘美、田重進兩軍。同時，又加派北院宣徽使蒲領為南征都統，輔佐耶律休哥，準備與宋東路軍決戰。

　　月初，宋軍開始進攻，東路宋軍連敗遼兵，攻占歧溝關（今河北淶水東）、涿、固安、新城等地。遼南京（即幽州）守將耶律休哥在援軍未到之前，知寡不敵眾，避免與宋軍爭鋒，晝出精銳虛張聲勢，夜遣輕騎襲擾，暗潛部分兵力設伏宋軍側後，斷其糧道，疲憊宋軍。曹彬部據涿州僅10餘日，即因糧草不濟欲退兵雄州，至白溝（今河北容城東北）。

　　北宋中路軍田重進部在飛狐擊敗遼軍，擒遼將大鵬翼，攻占飛狐、靈丘（今山西靈丘）、蔚州（今河北蔚縣）。西路潘美軍也擊敗遼軍，先後攻占寰（今山西朔縣東北）、朔（今山西朔縣）、雲、應（今山西應縣）等州。宋太宗認為曹彬退軍就食是重大失策，嚴令曹彬率軍沿白溝河向迷信軍靠近，養兵蓄銳，待機北進。曹彬部下諸將聽說中西兩路軍連克州縣、屢戰屢勝，因此求功心切，都主張出戰。曹彬聽信諸將意見，在補充糧食後，與迷信引軍北渡白溝河，與耶律休哥軍對壘。宋軍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向涿州進軍。耶律休哥以部兵力阻擊曹軍，使之且行且戰，行動遲緩，100裏路竟走了20天。這時正是夏天，途中缺水，曹軍士卒困乏不堪。到達涿州後，曹彬得知蕭太後和契丹聖宗率軍從駝羅口南進，已到達涿州東麵50裏處，有會同耶律休哥軍鉗擊宋東路之勢。於是，曹彬命部將盧斌攜帶城中民眾先行向南撤退，親率主力斷後。但撤退中宋軍非常混亂，耶律休哥的以全力追擊。月初，宋與契丹兩軍激戰於歧溝關外，宋軍大敗，南逃至拒馬河，被遼軍追擊，宋軍溺死者不可勝數，餘部繼續向高陽（今河北高陽）撤退，途中正燒飯時又被耶律休哥追上，死傷數萬人，遺棄戈甲、軍資甚多。

　　宋太宗得知歧溝關戰敗的消息後，為避免中西兩路軍再遭失敗，同時增兵北境，阻止遼軍南進。契丹軍在歧溝關取得勝利後，即派詳穩排亞率弘義宮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刺軍西進，支援耶律斜軫軍，攻擊中路宋軍，先後攻占了蔚州、靈丘、飛狐等地。

　　宋太宗命令潘美等派兵掩護雲、朔、寰、應州居民南遷。契丹又從南京派炮手支援耶律斜軫軍。耶律斜軫引軍10餘萬，進擊宋西路軍。此時，宋中路軍已退兵，西路軍孤懸敵後，形勢危急。宋西路軍主將潘美在兵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令楊業出擊。楊業根據契丹軍攻占寰州後兵勢正盛的情況，不同意向朔州出擊。領兵自代州向朔州，監軍使王亻先遣責楊業：“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誌乎？”（《續資治通鑒》卷十，太宗雍熙年）楊業不得已率兵出戰，並與潘美等約定在陳家穀口（在今山西寧武北麵的長城線上）派兵接應。楊業孤軍北進，遭到契丹軍伏擊而大敗。楊業南退至陳家穀口時，接應兵已撤退，楊業所部全軍被殲。楊業受重傷被遼軍所俘，絕食而死。

　　至此，宋路大軍皆敗，所取州縣複失。宋軍在歧溝關戰遭到慘重失敗後，宋朝君臣再也不敢發動對遼的進攻。

　　澶淵之盟公元1004年閏契丹發兵南犯，號稱20萬大軍，浩浩蕩蕩，直逼黃河北岸。

　　宋真宗聞報色變，忙問計於宰臣。

　　副相王欽若、陳堯叟，都主張南遷都城，以避敵鋒。王欽若是江南人，主張遷往金陵；陳堯叟是川人，主張遷往成都。

　　宋真宗舉棋不定，又以遷都之議問計於宰相寇準。寇準明知端底，卻佯作不知，故意當著兩位副相的麵說：“誰為陛下劃此敗亡之策，罪當斬首！”寇準接著分析了形勢，指明了利害，提出了車駕親征以挫強敵的決策。

　　十宋真宗終於在寇準等催促下，起駕北征。出得汴京，還未到達黃河南岸，這位怯懦的皇帝就動搖不進，又想遷都。寇準再次指出：“今寇已近，方危心，陛下隻能進尺，不可退寸。進則士氣百倍，敵聞喪膽；退則萬眾瓦解，敵乘我勢，汴京失馭，金陵亦不可得！”真宗無奈，又勉強起駕北行。行至黃河南岸，又駐蹕河邊，畏葸不前。寇準等又北宋固請，車駕方渡河抵達北岸。

　　當宋旗在澶州（今河南濮陽南）城上高高升起時，兵民歡呼，聲聞十裏，氣勢百倍。

　　契丹聞訊，派騎兵數千來騷擾，以探虛實，當即被宋軍殺傷過半，敗逃而去。

　　真宗臨敵，住在行宮亦惴惴不安，於是，派人去察看寇準的動靜。當聽說寇準正與部將喝酒搏戲，詼諧如常，才放心說：“寇準如是，吾有何憂呢！”

　　可是，正坐鎮軍中的契丹蕭太後不能不憂。出師未捷，統帥蕭撻凜已被宋兵射死，契丹銳氣大挫；各路援宋大軍正向澶州方向集結，數量甚眾，遠遠超過契丹軍；而契丹孤軍深入，千裏退路上宋民蜂起抗擊，怎能使其不憂呢？於是，她不得不派出使臣致書大宋，以求和議。

　　宋接遼寧，寇準即提出，遼欲求和亦可，但必須還我燕雲故地，否則，兵戎相見，以決雌雄。但是，宋真宗卻唯恐失去和議時機，不顧寇準之議，急派大臣曹利用使遼。臨行，真宗特囑曹利用，契丹如索歲幣，雖百萬亦可允諾。寇準得知後，立即召曹利用至軍帳，說：“聖上雖有敕旨，但你許給遼人的歲幣不得過30萬，否則，我就砍掉你的腦袋！”

　　1005年和議告成。雙方議定，宋遼為兄弟，遼帝稱宋帝為兄，但是，“哥哥”每年送給“弟弟”歲幣30萬。這次宋遼和盟是在澶州簽訂的，澶州為古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

　　曹利用成約而還，真宗正在用飯，未及召見，即派侍者去問許遼歲幣多少，利用不肯先告侍者。侍者見曹利用以個手指支著臉頰，回報時遂說，曹利用以指支著臉頰，大概是300萬吧！真宗失聲道：“太多了！”既而又說：“姑且了卻此事，300萬也可吧！”

　　和議之後，妥協派王欽若等彈冠相慶，反誣主戰的寇準以脅迫君王的罪名，說寇準挾君王作孤注，幸兵以自取重，結果與敵國簽訂城下之盟，有辱君王。是非黑白就這樣全被顛倒了。功臣寇準反遭貶斥，後死雷州。契丹退兵了，宋朝又繼續推行其“守內虛外”的國策。守內，即竭盡全力防範人民起義；虛外，即不修邊防，理由是勿令敵國起疑。

　　然而，事有乖巧。宋室雖虛外而不為備，遼卻因內爭日劇，自顧不暇，注意力內向。

　　宋遼關係因之基本呈現穩定狀態，彼此相安達120年之久。

　　慶曆新政北宋王朝到了宋仁宗時代（1023—1063年），社會危機已經表麵化。如何挽救北宋王朝麵臨的危機，在統治集團內部引起了不同的反響。

　　範仲淹（989—1052年）生長在南方個清寒的地主家庭。他2歲時父親就去世了。

　　母親姓謝，無法維持母子兩人的生活，不得不帶著幼小的孩子再度出嫁給個姓朱的人家。

　　青少年時代的範仲淹，經曆了艱苦的生活磨煉。他在醴泉寺的廟宇裏讀書，每天隻能吃到稀粥和鹹菜。後來入學念書，晝夜苦學，連續年堅持不懈。每到寒冬臘夜深讀書疲倦時，就用冷水潑麵來振作精神，繼續攻讀。

　　由於家庭和社會環境的影響，他看到了北宋社會下層的黑暗麵，了解到人民的生活疾苦和要求，他在年輕時就想“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後來中了進士，就連續上書，議論時政。1033年（明道年），他上書反對以呂夷簡為代表的保守勢力，被驅逐到睦州（浙江淳安）去做地方官。過了年多，又改任蘇州知府。當時正遇上大水災，民田不能耕北宋種，範仲淹親自規劃農田水利，取得了成績。1035年（景祐年），他升任禮部員外郎，任開封府知府。當時朝廷裏仍然是呂夷簡掌權。他們擴大私人勢力，打擊新進人物。

　　範仲淹不畏權貴，上書批評時政，主張選擇賢能、整頓朝廷吏治。結果，又次遭到呂夷簡集團的排斥而被外調。

　　後來範仲淹被派到西北邊疆防守西夏侵擾。幾年中他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西北帶的“羌、漢之民，接踵歸業”，民族矛盾有所緩和。在軍事上，範仲淹“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樹立了很高的威信。經過歐陽修等大臣的推薦，1043年（慶曆年）範仲淹被提拔為參知政事。這年山東地區爆發了王倫起義。第年（1044年），他就向宋仁宗提出10項政治改革的方案。方案的內容包括考核官吏，整頓吏治；懲辦貪汙，裁汰冗官；改革科舉，選拔人才；提倡農桑，減輕徭役；發展軍屯，加強國防等等，主要是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麵的改革。

　　在政治上，範仲淹主張嚴格考核各級官吏，清除貪汙犯法分子，限製特權勢力。他認為任用官吏，必須經過科舉考試。考試的科目應當先是“策論”，後是“詩賦”。提拔人才，首先要知道他對國家大事的基本態度，是不是關心“經國王霸之業。”文學素養應放在次要的地位，要把熱心於“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而又有真才實學的“寒士”提拔上來。他還主張政府的法令旦公布，就必須嚴格執行。賞罰必須分明，“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他深有感慨地說：“國家之衰，莫大於乏人”。如果沒有正直奉公的人才，就是有好的政治製度，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施行。

　　為了整頓吏治，他審閱了全國各路的地方官政績，撤換了批無能的官吏。當另位大臣富弼看見範仲淹在職官簿上鉤去了批“監司”的名字時，心裏有些不忍。他對範仲淹說：“勾去這些人的名字倒很容易。要想想，這些人丟了官，豈不是全家人都要痛哭流涕嗎？”範仲淹當即回答說：“與其讓這些貪官危害路之內的老百姓，叫路人都哭，不如讓他們家人去哭吧。家哭總比路哭好。”

　　在經濟上，為了挽救財政危機，他主張“勸課農桑”，認為這是“富國之本”。他要求各地方官必須隨時向朝廷報告興修水利的建議和辦法，陳述發展農業的意見，積極修築堤堰渠塘，減輕漕運負擔，恢複江南圩田。範仲淹認為，如果各級地方官能真心實意講求農桑和水利，不要幾年，就可以減少饑荒。他還主張減輕徭役“以寬民力”，不應當服差役的人，都應當讓他們好好地從事農業生產。

　　在軍事上，他主張軍隊要搞生產，要實行“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的兵農合製度。

　　年內士兵季務農，季訓練，這樣，才能節省軍費開支，增強軍隊的戰鬥力。他認為軍事將領應當從士兵中提拔，要真正做到“擇將於伍”，提拔“智勇之人”充當統帥。北宋有員名將叫狄青，就是範仲淹手提拔起來的。他從個普通的士兵，升為國家的大將。

　　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在當時來說是個有遠見的政治改革方案。雖然這個方案沒有也不可能觸動當權的保守派的根本利益，但是在整頓吏治方麵，限製了權豪勢要的特權，因此遭到保守勢力的攻擊。他們無中生有、顛倒是非，誣陷範仲淹引用私人、勾結朋黨。甚至誣告範仲淹要想廢黜皇帝，捏造切罪名統統加在他的身上。範仲淹的改革，不到年就失敗了。1045年（慶曆年），他被趕出中央朝廷，調到西北邊疆。

　　範仲淹的政治改革雖然失敗，但他敢於向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朽勢力挑戰。他的言行對當時和後世都有積極的影響。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他提倡“養北宋民”、“重農”，使人民能夠安心生產。他說：“農政既修，則衣食足。”這種“修農政”、“足衣食”的思想，把農業生產放在治國的重要地位，是符合人民願望的。

　　繼範仲淹之後，蘇軾也向宋仁宗皇帝多次上書，對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麵，提出了係列的改革主張。他認為必須限製權豪顯貴，遏止兼並勢力的發展；要挑選德才兼備的人才；要節約國家財政費用，調整賦稅，量入為出；要清除貪吏，改革時弊；要寓兵於民，製定軍製，訓練軍隊，加強國防力量。這些主張對改變當時北宋的政治局麵，都有定的積極意義。

　　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和蘇軾的改革主張，對後來王安石的變法，是有很大影響的。

　　王安石變法公元1067年，20歲的趙頊繼位做皇帝，這就是宋神宗。他目睹國家財政空虛，官僚政治暮氣沉沉，軍事力量又不堪擊，很想振作番，以鞏固自己的皇位。於是，破格提拔了王安石，支持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1021—1086年）是撫州臨川（江西臨川）人，出身於個普通的地主家庭。

　　他的父親王益是個州縣地方官。王安石在20歲之前，跟隨他的父親到過許多地方，接觸到些社會的現實問題，看到了人民的艱苦生活。

　　宋仁宗慶曆年（1042年）王安石中了進士。他27歲時任勤縣（浙江寧波）知縣，以縣為單位進行了些政治改革，興修了當地的農田水利。後來擔任舒州（安徽安慶）通判，為人民做了些好事。王安石對當時社會上存在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深有感觸。

　　1058年（嘉祐年），他向宋仁宗遞交了長篇的意見書。在意見書中，他指出北宋王朝已經到了“財務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的境地，原因是不知改變法度。他認為國家的法令和製度，應當根據時勢的變化而有所“改易更革”。法度是靠人來執行的，必須培植和選拔人才，才能“變更天下之弊法”，才能使國家走上大治的軌道。王安石主張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改革國家財政製度，使人民能夠“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王安石認為要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辦法是發展農業生產，不增加勞動人民的負擔；要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大量剝削所得，部分收歸國家。

　　1067年，宋神宗把擔任江寧（江蘇南京）知府的王安石調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學士，成為神宗皇帝身邊的大臣。第年（熙寧元年），王安石送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指出北宋王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十分嚴重，“農民壞於差役”，“其於理財，大抵無法”。

　　1069年（熙寧年），宋神宗任命49歲的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實行變法。王安石於1069年的2成立變法的權力機關“製置司條例司”。司是統籌國家財政的，包括鹽鐵、戶部和度支。王安石把重點放在理財方麵，準備製訂出係列“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的政策方針。

　　宋代經過100年的統治，中央集權製助長了封建特權勢力的膨脹。大官僚階級依仗權勢，通過非法手段，兼並土地，侵漁百姓，甚至巧取豪奪，聚斂財富。小撮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利用別人所沒有的法定特權和非法特權，攫取最大限度的私利。這些封建特權勢力盤踞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他們像洪水猛獸樣，危害人民的利益，使北宋王朝陷於滅頂之災。

　　北宋王安石不但是位出色的政治家而且是位史學家。他鑒於治亂興亡的曆史教訓，在變法期間提出些有關限製封建特權的主張和措施。為了整頓吏治，在選舉和用人方麵，王安石不問家世和資曆、不講上下關係，而著重是否具有真才實學。他所提拔的年輕人才，都先加以試用。早在上仁宗皇帝書中，他就表示：“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其事。”王安石通過對個人的言行的調查及在工作中試用，來考核其實際能力，這樣易於發現和鑒別人才。

　　王安石的“熙寧新法”從1069年開始實行，到1085年（元豐年）幾乎全部被廢止，先後共16年。在政治製度改革方麵，整頓了科舉和學校，為培養人才準備條件。國家裁並了100多個州縣，減少了大批地方官，既節省了財政開支，也相對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關於財政和經濟製度的改革，王安石提出了係列新法：青苗法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利貸剝削；募役法迫使原來可以免役的品官形勢之家也必須出錢來代替服役；方田均稅法清丈了被大官僚、大地主階級隱瞞的土地，國家按照土地麵積和等級征收賦稅，免除了下戶的不合理負擔；農田水利法開墾了大量荒地，修通了河道陂塘，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市易法的推行，給那些包攬商業、囤積居奇、操縱物價、壟斷市場的大官僚、大商人以相當限製，使中小工商業者有定活動的餘地。

　　在加強防禦能力和改革軍事製度方麵，確立了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和設置軍器監等。王安石為了糾正募兵製的嚴重弊病，逐步過渡到兵農合製，規定每戶人家隻要有兩個人以上的，就以人為保丁，以10家為保，50家為大保，利用農閑，進行步射和騎射等軍事訓練。從1070—1076年的幾年內，全國受過訓練的保丁有700多萬人。

　　1075年（熙寧年）統計，全國兵額不到80萬人，比宋仁宗慶曆年間裁減了45萬人，每年儉省了軍費1350萬緡。

　　王安石的“熙寧新法”對於富國強兵收到了些效果。通過限製豪強大姓的土地兼並和漏稅逃稅，來增加國家財政的收入，減輕下層中小地主和自耕農、半自耕農的不合理負擔。熙寧年間，國家每年收入在5000萬貫左右，收支已經平衡；農田水利也陸續得到開發。從1070—1076年的幾年內，全國興修的農田水利有1萬多處，使數十萬頃的田地得到灌溉之利。福建莆田的木蘭陂，就是當時項著名的水利工程，完成於1075年（熙寧年），是處攔洪、蓄水、排灌相結合的大水庫。為了發揮木蘭陂在農田水利上的效益，除了陂壩工程建築之外，又進行了輔助工程，於1077年（熙寧十年）在陂的南端修建了座回瀾橋。陂內所蓄溪水，經過回瀾橋流入7條大溝，每條大溝長達40裏，溝深3丈，廣11丈。大溝兩旁又開小溝，直引水到田間，使昔日旱涸或水潦的萬頃海田，旱澇保收。這水利工程是王安石變法時期莆田帶勞動人民同自然作鬥爭的成果。經過了900多年的時間考驗，至今還屹立在東南海濱。

　　到了元豐年間（1078—1085年），出現了經濟恢複的氣象。北宋學者陸佃（1042—1102年）說：“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王安石在《後元豐行》詩篇中寫道：“麥行千裏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元豐年間生產的好轉，這是各族人民創造曆史的光輝紀錄，與王安石的“熙寧新法”是有直接聯係的。

　　王安石變法，遭到了北宋統治集團的內部元老重臣的反對。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守舊和革新、限製和反限製的矛盾鬥爭。文彥博、司馬光等守舊派和王安石等革新北宋派，都是要鞏固北宋王朝的統治、反對農民起義的。他們看到國家財政的困難和軍事力量的衰弱，但是在如何維護北宋政權的問題上，司馬光等同王安石的政治見解不同。守舊派偏重於保持原來的法令製度，按舊製度辦事。他們不同意王安石那樣全麵而大刀闊斧地改變舊製度。文彥博當麵對宋神宗說：“祖宗法製俱在，不須更張。”富弼對宋神宗說，天災人禍，必須“安靜”。禦史中丞呂海上就給宋神宗說：“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司馬光認為必須“謹守祖宗之成法”，並利用向宋神宗講述西漢曆史的機會，提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論調。他還寫信給王安石，勸告他不要“生事”，即是不要推行新法；不要“侵官”，即是不要損害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和特權。王安石對司馬光的意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在給司馬光的回信中說：“如曰今日當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由於王安石深知北宋100年來的局勢，已經發展到不變革不能圖存的地步，所以他“變法圖強”的信念是很堅定的。

　　1085年（元豐年），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死了。王安石失去了靠山，變法失敗了。第年，66歲的王安石病死在江寧。

　　方臘、宋江起義宋徽宗、蔡京集團極其腐朽、黑暗的統治，使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日益增多的農民傾家蕩產。在這重重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下，人民被逼上梁山，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

　　北宋末年，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南方有方臘領導的起義，北方有梁山泊農民起義和宋江領導的起義。

　　方臘起義發生在宋徽宗宣和年（1120年），起義地點是在睦州的青溪，也就是現在浙江淳安縣境。這是個貧瘠的山區，高峰峻嶺占了8/10，僅有的可耕之地，又集中在少數豪強大地主手裏，勞苦大眾依靠經營山地維持最低的生活。

　　兩浙路是當時財政負擔最重的地區。當地人民不僅擔負著繁重的賦稅和加派，還擔負著特有的“身丁錢”。各州縣的“上貢”物資成倍地增加。1102年（崇寧元年），童貫在蘇州、杭州兩地開設“造作局”，為皇室製造器用，包括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雕刻、織繡等各種工匠，每天役使幾千名，所需物料，全部取於民間。1105年（崇寧年），大地主、大富商、大貪官朱麵力，在兩浙帶敲詐勒索20年，引起些官吏的不滿。禦史中丞陳過庭就大膽上奏章，指控“朱麵力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幸，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刑典，以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