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二卷）

第二章 唐朝（一）

　　唐朝開國隋末農民戰爭爆發以後，各地有不少官僚豪強趁機脫離隋朝統治，擴大自己的勢力，準備奪取政權，其中最主要的是李淵集團。

　　李淵原來是西魏柱國大將軍李虎之孫，其父李癲，曾任北周安州總管，襲封唐國公。

　　隋朝建立以後，李淵先後任譙州（今安徽滁縣）、隴州（今陝西隴縣）、岐州（今陝西鳳翔）刺史。大業年（613年），楊玄感起兵反隋，煬帝調李淵為弘化（今甘肅合水）留守，節度隴右諸軍。大業十年（615年），李淵任山西河東撫慰大使，鎮壓毋幼兒起義。大業十年（617年）初，李淵任太原留守兼晉陽宮監。晉陽（今山西太原）是軍事重鎮，兵源充足，“食支十年”。因此，李淵“私喜此行”，到達晉陽後，在農民起義如火如荼的形勢下，便準備奪取政權。他令長子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令次子世民“於晉陽密招日友”。他們“傾財仗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監門廝養，技可稱，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嚐雲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就這樣，李淵為起兵反隋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擺在李淵麵前的問題是：怎樣消滅隋朝在河東的殘餘勢力，奪取長安；怎樣防止突厥在背後襲擊。劉文靜建議暫時和突厥妥協，避免腹背受敵兩麵作戰。李世民同意這個意見，並提出占領河東以後奪取關中、在長安站穩腳跟後再反擊突厥的作戰方針。

　　李淵立即派劉文靜出使突厥，給始畢可汗送去金帛，還把李淵的紅旗改為紅白狼頭旗，表示臣服突厥，並且與始畢可汗約定，將來同突厥共定京師後，長安土地歸李淵，子女財帛歸突厥。始畢可汗喜出望外，立即遣使晉陽，送馬千匹。

　　大業十年（617年）李淵正式建立了獨立政權，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任裴寂為長史，李建成為隴西公兼左領軍大都督，李世民為隴西公兼右領軍大都督。劉文靜、武士癳、唐儉、薑癴、長孫順德等都參與大將軍府工作。晉陽囤積的數百萬斛糧食、數萬匹雜繒，都由李淵控製。李淵父子率甲士3萬人從晉陽出發，李元吉留守晉陽。

　　隋朝代王楊侑駐守長安，聞李淵宣布獨立，立即派宋老生、屈突通加強河東防務，把主力部署在霍邑（今山西霍縣）帶，阻擊李淵。月以後，李淵先打敗高德儒，奪取了西河郡。月大敗宋老生，奪取了霍邑。

　　大軍在霍邑休整了10餘天後，進圍臨汾（今山西臨汾），隋兵迎降。不久，絳州（今山西新絳）郡守陳叔達也當了李淵幕僚。河東各縣舉平定，成了李淵經營關中的根據地。

　　當李淵在太原起兵不久，平陽公主的丈夫柴紹，便離開家鄉，投奔李淵。平陽公主則秘密回到雩阝縣（今陝西戶縣），變賣家產，招兵買馬，組成娘子軍，後來和她叔父李神通合作，攻下雩阝縣等地。

　　平陽公主的家奴馬寶，能言善辯，被提拔擔任招撫使。他到關中義軍中到處活動，結果把何潘仁、李仲文、向善誌等都爭取過來，投向娘子軍。從此平陽公主的勢力擴大到癵砐（今陝西周至）、武功（今陝西武功）、始平（今陝西興平）等地，兵力發展到萬人。

　　李淵的親戚段綸也在藍田起兵，聚眾萬人，與娘子軍合作。到李淵渡過黃河的時候，平陽公主和段綸的武裝已經控製長安西部和東南部分地區，在關中策應李淵。

　　李世民渡過黃河以後，領兵西進，沿途小股反隋軍隊，都歸附李世民，到達涇陽（今陝西涇陽）的時候，部眾增至9萬餘人。當時有隰城（今山西汾陽）縣房玄齡來降，李世民和他見如故，引為謀主。正在這個時候，平陽公主帶領娘子軍來見李世民。從此以後，娘子軍便歸李世民統指揮，全軍擴大到20餘萬人。

　　李世民和娘子軍會師後，嚴整軍令，進兵阿城（秦阿房宮城），並派人報告李淵，約期會師長安。

　　李淵接報後，即日行軍西行。十各路唐軍在長安城外會合，有兵20餘萬。李淵多次傳諭守城隋軍，宣稱他擁護代王楊侑，願與隋軍共同防守關中。隋朝留守長安的代王楊侑隻有13歲。輔佐他的京兆內史衛文升已年過70，聽說唐軍兵臨城下，憂懼成疾，不能視事。負責防守的左馮翊將軍陰世師很講氣節，郡丞骨儀秉性剛硬，不理會李淵。

　　於是李淵下令攻城。他宣布紀律，入城後不得侵犯隋朝宗廟、宗室和代王，違者滅族。

　　隋軍雖然人數不多，但城固塹深，唐軍損兵折將，直攻到第13天，才殺敗隋軍，攻克長安。時已十月。

　　攻克長安後的第天，李淵擁立代王楊侑，即位大興殿，為恭帝，改元義寧，遙尊煬帝為太上皇。李淵自任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總理萬機，晉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立建成為唐世子，世民為京兆尹、秦公，元吉為齊公，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其餘隨征官員，都有封賞。

　　武德元年（618年）江都兵變，隋煬帝被殺，宇文化及立秦王楊浩為傀儡皇帝。

　　凶訊傳到長安，恭帝退位。恭帝退位後第天，李淵改大興殿為太極殿，在太極殿登皇帝位，是為高祖，改元武德，定都長安，建立唐朝。突厥始畢可汗派使者來賀，唐高祖在太極殿設宴奏樂，慶祝開國。次日，命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以寬簡為原則修改《隋開皇律》，製定《武德律》，以為唐朝開國法典。大封隨征將士。立李建成為太子。任李世民為尚書省長官尚書令，晉封秦王。元吉為齊王。裴寂為尚書省副長官右仆射、知政事，劉文靜為門下省長官納言（後改名侍中），蕭王禹為中書省長官內史令（後改名中書令），都是宰相。

　　李淵定鼎關中，取得了政治和地理優勢，他以關中為根據地，平定群雄，去進行統中國的大業。

　　唐代均田製與租庸調製唐初，在多年戰亂之後，社會經濟破壞嚴重，人民流離失所，政府財政困難。整頓田製和賦稅製度，成為安撫流亡、恢複經濟、保證財政收入、鞏固政權的當務之急。

　　唐高祖在武德元年（618年）十月下令實行給內外官職分田製度：京官品12頃，品10頃，品9頃，品7頃，品4頃，品3頃50畝，品2頃50畝，品2頃；雍州牧及外州官品20頃，品10頃，品8頃，品5頃，品4頃，品3頃，品2頃50畝。

　　武德年（619年），高祖下令征收租稅：每丁租2石，絹2丈，綿3兩。

　　武德年（624年），唐政府首次頒行均田及賦稅製度，其內容是：凡天下男丁給田1頃，篤疾廢疾給40畝，寡妻妾30畝（若為戶者20畝）。老男亦給田40畝。所受田以20畝為永業田，其餘為口分田。受田人亡故，他名下的永業田轉授給他的用戶人，而口分田則由官府收回另行授給他人。是為均田之製。賦稅製度是：每丁歲8粟2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2丈，布加1/5；輸綾絹絁者兼調用3兩，輸布者麻3斤。凡丁歲役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3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日免其調，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50日。若夷獠之戶皆從半稅。凡水旱蟲傷為災，十分損以上免租，損以上免（租）調，損以上課役俱免。

　　武德田令和賦役令基本上繼承了隋大業的製度，並明確了不把般婦女和奴婢、耕牛作為授田及課役的對象。武德田令中沒有般婦女受田的內容，這在現存可見的均田製資料中是最早的。

　　武德年（624年）田令還包括給官永業田和給道士田的內容。給官永業田的限額是：親王100頃，職事官品60頃，郡王及職事官從品50頃，國公及職事官正品40頃，郡公及職事官從品35頃，縣公及職事官正品25頃，職事官從品20頃，侯及職事官正品12頃，伯及職事官從品10頃，子及職事官正品8頃，男及職事官從品5頃，職事官品品2頃50畝，品品2頃；勳官上柱國30頃，柱國25頃，上護軍20頃，護軍15頃，上輕騎都尉10頃，輕騎都尉7頃，上騎都尉6頃，騎都尉4頃，驍騎尉飛騎尉80畝，雲騎尉武騎尉60畝；散官品以上受田限額與職事官相同。品以上各類官須在寬鄉受官永業田，品以下的則在本鄉受之。道士給田30畝，女官、僧尼可能與之相同。

　　武德田令以本地耕地可以滿足給田定額的地方為寬鄉，反之則為狹鄉。在寬鄉可以按照全額受田，在狹鄉則要減半。同時，對於耕種年休耕年的瘠薄耕地加倍給授，對於寬鄉的耕種年休耕年的耕地則再加倍給授。

　　均田製是唐前期的基本土地製度，而與之伴行的租庸調製則是該期的基本賦稅製度。均田的目的是要向得受田者收取賦稅勞役。從武德時起的百餘年中，唐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自租庸調。

　　唐政府曾在永徽年（651年）、太級元年（712年）、開元年（719年）、開元十年（737年）多次修令，但均田製和租庸調製的基本內容沒有變動。而口分田和官永業田則有多次變更。

　　唐初，大量土地荒蕪，封建國家有大批土地可以用於給授各類應受田者。隨著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編戶的增加，均田製的實施主要體現在永業田的繼承、口分田的退還與給授，而不是按限額給授，即所謂“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唐代欠田簿、退田簿、給田簿，以及敦煌文書中的唐代戶籍簿等曆史檔案資料記載了封建國家依均田製的規定進行耕地使用權管理的情況，充分證明了均田製在唐玄宗及以前的唐代前、中期確實是實施了的。封建國家盡量收回老、死、逃、絕戶的口分田、永業田，將其重新分配給具備受田條件的人使用，以把更多的小自耕農束縛在土地上，使自己有較為穩定的財政收入和力役、兵役的來源。但是，封建國家更要維護統治階級特別是其中、上層的特權，包括占有大量土地的特權。在唐代均田製下，官吏占有大額的官永業田、職田，皇帝還不時把巨額田產賞賜給勳戚大臣。地主階級用種種手段侵吞兼並田產，逾限占田，政府很少去認真追究。這樣，土地逐漸向地主集中，政府能用於給授的耕地越來越少，根本不可能按額授田。受田定額隻能是占田的最高限額，已受田數量與應受田額度之間無必然聯係，均田使農民自己買的田地也被納入其已受田數額之中，成為唐代均田製實施中的特點。

　　盡管如此，實行均田製和租庸調製是適應唐前期社會生產力、生產方式狀況的，因而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直到均田製末期的天寶年間（8世紀中期），租庸調的收入仍然占唐政府全部財政收入的60%左右，對鞏固中央集權國家作用巨大。

　　隨著地主經濟的逐漸成熟和唐朝統治集團的不斷腐敗，土地兼並日益加劇。到了開元初年（8世紀20年代），土地兼並使大量均田農民破產逃亡，唐政府不得不方麵實行括戶以防止租庸調收入過快下滑，另方麵則反複強調官僚貴族的占田限額以減緩土地兼並的速度。但這些都非治本之計。從高宗朝起，政府就日益重視戶稅和地稅，使之由補充租庸調發展到與之並行。天寶年間，均田製迅速弛壞，租庸調製隨之下落。

　　安史之亂及隨後的河北藩鎮割據終於使實行了300年的均田製、租庸調製退出了曆史舞台，讓位給租佃製和以戶稅地稅為先導的、按財產田畝計征的兩稅法。

　　唐代科舉製度唐代科舉製在隋代的基礎上進步發展。科舉分常舉和製舉種。製舉主要試策，由皇帝臨時定下名目考選。製舉名目繁多，有直言極諫科、賢良方正科、文辭清麗科、博學通藝科、武足安邊科、軍謀越眾科等百數十種。這是種網羅非常人才的考試，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應考。考中者，原是官吏的立即升遷，未入仕的由吏部授予官職。

　　唐文宗以後，製舉始實際停廢。常舉每年舉行考試，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級最高，唐太宗以後，士人趨向開始轉向明經和進士科，尤以進士科為重。在貞觀23年中，進士共205人，在高宗、武則天統治的55年中，據不完全的記載，進士有1000餘人，平均每年錄取的人數較貞觀時增加1倍以上。玄宗以後，進士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官僚雖位極人臣，但如果不是進士科出身，“終不為美”。

　　各科考試內容不同。明經主要試貼經，即選擇考生所習之經掩其兩端，中間僅露行，用紙帖遮蓋部分字句，測試其背誦經書的能力。這種考試比較容易。進士科在隋代僅試策，唐太宗時曾加試經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試詩賦雜文。天寶年間始專試詩賦。

　　考試成績分上中下等，上等、中等為及第，下等即落第。每年應考者或百人或千人不等，能及第者少則10餘人，多則30餘人。由於考生多而錄取名額少，所以考中進士非常不易。旦及第便名聞士林，號稱“登龍門”。明法科試律令，明算試《章》、《夏侯陽》、《周髀》等數學著作。明書科試《說文》、《字林》等字書。這種科目是為選擇專門人才而設，考生被錄取後隻能在和專業有關的機構任職。秀才科僅試策，取消了隋代加試的雜文。由於錄取標準異常嚴格，及第者屈指可數。此科漸漸成為種虛懸的科目。武則天長安年（702年），又創立武舉科。州縣以下習藝者每年被推舉至兵部課試。所試科目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馬槍、部關、負重、身材之選。考試通過者，兵部即除官給祿。唐代武舉亦屬常舉，但不重要。

　　參加科考者有兩種來源。種是國子監和州縣學的生徒，由學館薦舉至尚書省參加考試。另種是不在學館，直接來自州縣者，稱為鄉貢。他們首先自己在州縣報名，即所謂“懷牒自列於州縣”，經州縣考試合格後，再舉送至尚書省參加考試。允許考生自由報考，這是唐代科舉製較之隋代更加完備的個重要標誌。

　　考官在不同時期也有變化。唐初由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科考，貞觀以後，由考功員外郎主持。開元十年（736年）玄宗以員外郎位望較輕，遂改由禮部侍郎主持科考，後成為定製。開元中，禮部考試通過後送中書、門下詳覆。宰相如不同意，可以改動。

　　詳覆之製屢興屢廢。禮部考試是取得出身資格的考試，考中者僅取得進士及第或明經及第的資格，尚不能正式做官，隻有再通過吏部銓試，才能釋褐除官，故吏部試亦稱“釋褐試”。吏部銓選的主要標準是身、言、書、判。身指體貌豐偉，言指言辭辨正，書指書法遒美，判指文理優長。

　　唐穆宗、敬宗都曾下令科考及第者免徭役，唐武宗明確規定進士科出身的稱“衣冠戶”，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特權。

　　禮部考試般是正月考試，月發榜。及第進士稱主考官為“座主”，自稱“門生”。

　　同時及第者稱“同年”。

　　唐朝入仕的途徑除科舉製外，還有門蔭和國外入流。唐初，由此途入仕的官員遠比科舉出身的人多。以後進士出身的宰相逐漸增加，到德宗、憲宗之際，由科舉入仕的宰相及高級官吏才占了多數。科舉製成為向地主政權輸送官吏的主要渠道。這是選官製度的個進步，在削弱門閥士族等級特權、擴大唐政權的社會基礎、提高官吏文化水平諸方麵，科舉製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唐以後，曆經宋元至明清，雖考試內容、方法有所變化，但科舉製度本身直相沿不替。

　　科舉製在實行中也存在某些弊端，曾出現冒名頂替、漏泄考題等舞弊現象。尤為嚴重的是座主、門生、同年結為朋黨，相互援引，宦風由此敗壞。牛李競爭中，牛黨領袖李宗閔和牛僧孺就是同年進士，牛黨骨幹令狐楚、蕭亻免與皇甫是亦有同年之誼。他們主張選用官吏以詞彩居先，其黨人經常“為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他們通過進士科舉結成勢力雄厚的私黨，往往門父子兄弟都從進士起家，住居顯要，成為新興的進士貴族。由此，科舉製為中小地主廣開仕途的作用也大大降低。這些弊端到宋代因糊名、謄錄的新規定的實施而得到克服。

　　玄武門之變武德年（626年），長安發生了次政變，李世民殺死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迫使高祖交出政權。這場兄弟間自相殘殺的慘劇是當時政局必然產生的結果。

　　太原起兵以後，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都統領軍隊，身任元帥。他們各自收羅文武才智之人，作為羽翼。李世民官居特設的“天策上將”。府中有著名的十學士：房玄齡、杜如晦多謀善斷，陸德明、孔穎達精通經學，姚思廉擅長文史，虞世南以書法著名，其餘於誌寧、蘇世長、薛收（死後由劉孝孫補）、褚亮、李玄道、李守素、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勳，也都是時俊彥。秦府猛將最多，尉遲恭、秦叔寶、程咬金等都在他的麾下。太子建成的手下，文官如魏征、王珪是後來的貞觀名臣，武將如薛萬徹等，也勇猛善戰。他又有方驍勇2000餘人做東宮衛士，實力比秦府充足。齊王元吉地位聲望不及兩個兄長，但素以勇武著名，手下也有相當力量。

　　太子建成是名正言順的繼承人，但是在唐朝創業的過程中，秦王世民打的硬仗最多。兩人既然旗鼓相當，必然會出現爭奪皇位的鬥爭。齊王沒有獨樹幟的條件，便和太子暫時結成聯盟，共同與世民較量。

　　武德年以後，全國已經統，唐王朝的統治地位已相當穩固。於是太子和秦王爭奪皇位的鬥爭就更加明朗化。

　　太子請秦王赴宴，王府親隨勸秦王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秦王認為：過去兄弟之間雖然發生矛盾，也許還不會達到謀害同胞的地步，於是便前往東宮。

　　太子準備的宴席非常豐盛。席間太子和齊王頻頻舉杯勸酒，不斷頌揚李世民的武功。喝著談著，忽然，秦王覺得頭暈目眩，兩腳發軟。秦王情知不妙，他掙紮下想站起來，但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了。齊王看見他哥倒下，便緊張起來，趕緊問太子：“這，這，怎麽辦？”太子把眼睛瞪，喝道：“慌什麽？派人送回去。”

　　李世民被送回秦王府，灌了許多解毒藥，吐了不少苦水，才保住性命。皇帝曉得這件事以後，狠狠地訓斥了太子頓。

　　太子見秦王沒死，還不甘心，就慫恿皇帝到郊外打獵，並要求秦王陪駕前往。父皇命令，秦王隻好跟隨出行。

　　太子叫部下給秦王備了匹烈性馬。秦王沒有想到太子又在耍陰謀，在打獵場上，縱馬操弓，追趕頭鹿。突然，烈馬野性發作，仰頸狂跳，把秦王甩出丈多遠，險些摔死。

　　秦王府的兵精將猛，是眾所周知的事。為了削弱秦王的勢力，太子和齊王絞盡腦汁設法瓦解秦王的隊伍。凡是有調兵遣將的機會，他總是竭力設法把秦王的部將調開。

　　例如，程咬金原來是秦王府左統軍，在打敗宋金剛和平定王世充的戰鬥中，身先士卒，斬將蹇旗，建立奇功，封宿國公，是秦王府員得力的幹將。因此，太子很擔心自己抵擋不了秦王，於是在皇帝麵前造謠，結果把程咬金調任康州刺史，使他離開了秦王府，但程咬金並未立即離開長安，他設法拖延時間，以便維護秦王的安全。

　　另方麵，太子對於暫時無法調離秦王府的武將，便采用收買的手段拉攏。例如，尉遲恭是秦王親手提拔的將領，膂力過人，勇猛善戰。太子曾用車金銀珠寶收買他，但遭到尉遲恭的拒絕。太子沒有買通尉遲恭，又以金帛賄賂段誌玄和李安遠，“潛引以為黨援”。不過太子的瓦解活動都沒有成功。

　　秦王李世民針鋒相對，也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武德年（626年）他曾派張亮帶領1000餘人，帶著大量金帛到東都帶，“陰引山東豪傑”。在設法爭奪太子的人員方麵也取得了顯著效果。例如，常何與敬君弘原來都是太子的爪牙，擔任防衛宮城的重任，經過秦王的瓦解活動，常何和敬君弘暗中脫離太子集團，變成了秦王的助手。

　　秦王沉著觀變，準備抓住機會，給對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他部下將校，如尉遲恭等，看到本身的前途取決於秦王的成敗，也都勸他早下決心。

　　政變發生在玄武門前。玄武門是宮城的北門，唐朝宮城在都城的北麵，北門守兵是保護宮城的主力，抓住了這個關鍵就抓住了皇帝，就可以用最高統治者的名義發布命令，使自己處於合法地位。

　　那天，守衛玄武門的將領正是常何，他本是建成的心腹，這時已被世民收買。建成不了解這情況，毫無戒備地經玄武門去朝見李淵。世民乘此機會，帶了尉遲恭等少數將士，發動襲擊。他親手射殺建成，尉遲恭射殺了元吉。東宮和齊王府的將士聞訊趕來，仗著人多，猛攻玄武門。世民麵使衛兵抵抗，麵使尉遲恭進宮，逼迫高祖下“諸軍並受秦王處分”的命令。場事變就迅速地結束了。

　　天以後，高祖立秦王為太子；月初，禪位給太子。次年改元貞觀。

　　貞觀之治李世民在位23年（627—649），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在他統治的時間裏，生產關係有所調整，生產力發展較快，社會經濟恢複迅速，人口也有很大增長，史稱：“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錢”（《貞觀政要·政體》）。這就是被史學家稱作“貞觀之治”的時代。

　　唐太宗即位初年，曾“與群臣論上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唐太宗不同意這樣的做法，說：“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資治通鑒》卷192，武德年）。唐太宗這段話，可以說是貞觀時期政治措施的指導方針。

　　唐太宗即位以後，采取了各種措施鞏固政權。在政治上，改革中央和地方官製，並發展庠序，改革科舉，修《氏族誌》，以鞏固中央集權製度，在太宗朝，省部製度和科舉製都有較大的發展；在經濟上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改革軍事製度；修訂《唐律》，完善了封建法製。在處理民族關係方麵，唐太宗也有許多頗為得當的措施。唐太宗時期的這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與繁榮，使唐代成為中華文明發展和成熟的重要時期。

　　唐太宗統治集團中，有大批出色的政治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魏征是貞觀時期的著名人物，他對曆史政治興亡的經驗進行了總結，並通過大量諫諍參與唐太宗的政治決策。他的諫諍，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法製和禮儀等各方麵，而中心議題則是如何從隋末“喪亂”達到唐初“天下大治”。唐初的大政方針、唐太宗的政治作為和帝王風範，都受到魏征的很大影響。房玄齡、杜如晦是貞觀時期的著名宰相，他們個多謀，個善斷，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史稱“房謀杜斷”，對於貞觀時期的政治清明也起了很積極的作用。

　　此外，貞觀時期的著名文臣武將還有出身於農民起義將領的徐世責力（李世責力、李責力）、秦叔寶、程咬金，有寒苦出身的劉洎、馬周、張亮等，以及出身關隴士族的李靖、長孫無忌、於誌寧、韋挺等。盡管他們背景不同、才能各異，卻組成了個出色的統治集團，成為唐太宗的有力輔佐。

　　唐太宗君臣較好地吸取了隋朝滅亡的曆史教訓，總結出豐富的、比較順應當時曆史發展要求的政治思想。貞觀年間的係列政治措施都是這些政治思想的直接體現。

　　唐太宗即位之後，首先實行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經過10年左右的社會動蕩，戰亂之餘，唐初經濟片蕭條，出現了“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蒼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納諫》）的殘破景象。在這種條件下，出現了兩個方麵的問題：首先是人民生活困苦。貞觀年（630）李世民狩獵時就發現“野人多襤褸”（《冊府元龜·帝王部·狩獵》）。不設法恢複生產，農民生活就不能有所改善，社會矛盾就不能緩和，這對唐政權來說，確實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其次，唐國家財政處於左右支絀的嚴重拮據狀況：“每歲的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才供當年”（《舊唐書·戴胄傳》）。遇水旱就更無力賑貸，窮於應付。為了改善人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改變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李世民所麵臨的當務之急，隻能是首先大力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

　　唐初恢複農業生產的最大困難之，是勞動力的嚴重不足。隋代極盛時全國戶數近900萬，而到貞觀時期，驟降至“戶不滿百萬”（《通典·食貨典》）。若以每戶平均5口人計算，全國人口僅1000餘萬。為了盡快增加戶口，繁殖人口，唐太宗采取了係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招徠、贖還隋唐之際流落到沿邊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漢人和被掠去的漢人。其次，大力獎勵男子及時嫁娶，提倡鰥寡婚配，以達到繁殖人口的目的。貞觀朝曆時20餘年，人口約增加了50%左右。

　　均田製的推行是唐初社會經濟恢複和發展的重要物質條件之。此外，由於隋煬帝的橫征暴斂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隋朝覆滅。李世民對此親見親聞，故能從中吸取教訓，采取輕徭薄賦政策。從隋煬帝的竭澤而漁到唐太宗的輕徭薄賦，是當時賦斂政策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實行省徭減賦，就必須節約國家的財政開支。唐太宗並省州縣、精簡吏員、完善府兵製等項措施都能在這方麵起顯著的作用。除此之外，他還特別注意厲行節約。是提倡儉樸，力戒奢靡，以糾正隋煬帝的腐化惡習。李世民即位之初，立即“縱禁苑所養鷹犬，並停諸方所進珍異”，因此“天下大悅”（《舊唐書·太宗本紀上》）。他曾對臣下說過：

　　“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的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百姓不堪，遂致滅亡。此皆朕所目見”（《貞觀政要·政體》）。他前後放免宮女3000餘人，這不僅使隋末以來被幽閉深宮的女子得以婚配，而且也節省了宮廷費用。唐太宗的儉樸作風確實在社會、政治方麵收到良好的效果，所以開元年間有人說：“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資治通鑒》卷210，開元元年）。當時的大臣如中書令岑文本，“居宅卑濕”；戶部尚書戴胄，“居宅弊陋”；尚書右仆射溫彥博，“家貧無正寢”；諫議大夫魏征，“宅內先正無堂”，生活都較樸素。史稱貞觀“十年間，風俗簡樸”（《貞觀政要·儉約》）。這對積累社會財富，有定的積極意義。

　　為了儉中國用，除了儉樸之外，唐太宗還盡量避免和減少不必要的戰爭，以緊縮軍費開支。直到貞觀十年（644）發兵征高麗以前，基本上沒有發動過不必要的戰爭。這種政策，自然有利於農民安居壟畝，發展農業生產。

　　在政治統治方法上，唐太宗能夠做到知人善任和納諫。唐太宗很能搜羅和使用人才，如李責力（即徐世責力）本來是農民起義軍將領，魏征是其政敵李建成的幕僚，都為唐太宗重用。馬周出身寒微，為中郎將常何家客，當時皇帝正下令讓百官“上書言得失”，他替常何寫了奏疏，“陳便宜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唐太宗知道是馬周所為，立即派人去召馬周，沒有來到之前，“凡度遣使催促”。後來太宗先得拔他為監察禦史，最後官至中書令。李世民曾再說：“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周見事敏速，性甚慎重……朕比任使之，多稱朕意。既寫忠誠，親附於人，實借此人，共康時政也”（《貞觀政要·任賢》）。求賢若渴的心情，躍然紙上。當時參與朝政的大臣，包括各個社會集團的人物。其中關隴貴族有長孫無忌、宇文士及、於誌寧、李靖、侯君集、杜如晦，江東士族有蕭矺、陳叔達、岑文本、虞世南、褚遂良，山東舊族有高士廉、房玄齡、王砇，山東庶族有李責力、程咬金、馬周等。唐太宗的目的是在更廣泛的基礎上集中力量，鞏固政權。

　　唐太宗不僅能網羅各種人才，而且能知人善任，使之各得其所。盧照鄰稱其人才濟濟的盛況為“虞（世南）、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之儔以文章進，王砇、魏（征）、來（濟）、褚（遂良）之輩以材術顯”（《幽憂子集·南陽公集序》）。唐太宗用人，了解臣下的優點和弱點，所以他能揚長避短，使他們各得其宜。例如常被人稱道的“房謀杜斷”，就反映了這特點。史稱：“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裏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舊唐書》卷66《後倫》），為唐太宗任命房玄齡、杜如晦均為丞相，兩人各具優點，互為補充，極有利於國家。史書又說唐太宗“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誌業則鹹盡其才”（《舊唐書·太宗紀下》）。此語當然有些歌功頌德，但太宗能夠搜羅和使用人才的優點，確是比較突出。

　　唐太宗還善於納諫。魏征就是當時有名的“諍臣”。他先曾跟隨李密，繼又降於竇建德，後則緊事太子建成，每次都站在李世民的對立麵。但唐太宗不避仇嫌，不計恩怨，任命魏征為諫議大夫。魏征性情抗直，敢於諫諍，遇太宗發怒，亦神色不移，據理力爭。

　　前後所諫200餘事，多為李世民采納。除了魏征之外，唐初的些大臣都敢於進諫。這種風氣的形成，是由唐太宗的“樂於受諫”所造成的。正如魏征所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麟、觸忌諱也”（《貞觀政要·任賢》）。唐初很快就造成“臣以進言為忠，君以聽言為急”等協調和諧的局麵。

　　唐太宗為了集思廣益，糾偏補過，建立了比較完整的製度。

　　是建立“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製度。這種製度規定，宰相入朝議事，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參與討論，有所陳說，以便采納。王夫之認為，這種製度使當時言無不盡，“而治得其理”；以王砇、魏征為諫議大夫，房玄齡、杜如晦為宰相，而太宗在各種政見之間加以明智的選擇和折中，可以集思廣益，“足以折中群論而從違不爽”（《讀通鑒論》卷20《太宗》）。

　　是命令“京官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資治通鑒》卷192，武德年）。這種製度使品以上的在京官員，可以隨時被召見，詢訪外事，討論政教得失。

　　是中書舍人花判事製度。唐製：“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資治通鑒》卷193，貞觀年）。政事凡經朝議決策，即交中書舍人草詔，舍人員各執所見，各書詔，署名後交中書省首長選擇。又交門下省審核封駁。若有錯誤，給事中可塗歸駁回中書省重擬。於是詔令既出，少有錯失，因此“鮮有敗事”。

　　除了用賢、納諫以外，唐太宗還用各種手段籠絡臣下。貞觀十年（643），唐太宗於淩煙閣為開國功臣長孫無忌等24人繪像紀功。唐太宗撰讚，褚遂良題字，閻立本繪畫。

　　這些作法，也是唐太宗用賢納諫、表彰人才的種重要組成部分。唐初對待功臣的態度和政策，呂溫有篇論述寫得生動、真切：“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所述。其末也，大不逼，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執德而眾力盡，懸大信而群臣竭。

　　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唐文粹·淩煙閣勳臣讚十首序》）。這裏所提到的“大不逼，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不設籠檻”，“不頓韁鎖”，在古代封建專製製度下是難能可貴的。

　　唐太宗不僅對朝廷大臣十分愛護重用，對地方官員也經常留意考察，以便做到用賢去汙，除暴安良。貞觀年（634），他曾派李靖等諸道黜陟大使巡行全國，升遷廉吏，懲治貪官。因此，貞觀時期的吏治是比較清明的。

　　唐太宗采取係列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措施，並且保持了比較開明、清廉的政治空氣，從而使生產力得到迅速提高，封建經濟走向繁榮，出現了比較昌盛的局麵。有關史籍曾對“貞觀之治”作過比較詳細的敘述：“貞觀初，戶不及百萬，絹匹易米鬥。至年，米鬥、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物數千裏不齎糧。民物蕃息，夷附降者百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十人，號稱太平”（《新唐書·食貨誌》）。歐陽修這段評論，可能有些誇大，但“馬牛被野”、“民物蕃息”、“號稱太平”，反映出生產發展、社會安定的局麵。貞觀之治所帶來的政治清明與經濟繁榮，使唐朝成為中華文明發展的盛世。唐太宗君臣的作為不僅鞏固了李氏王朝，也使人民獲得了個較為安定的政治環境，能夠安心地從事勞動生產，從而創建了個在中世紀少見的文化燦爛、國力鼎盛、富強的中國。

　　太宗與魏征“貞觀之治”最被人稱道的是它的開明性，這個開明性是通過太宗善聽納諫表現出來的。太宗納諫，最典型的，就是千古傳頌的他與魏征的故事。

　　還在武德年，李世民剛坐上皇帝位子時，因為天下經曆大亂之後，壯丁較少，兵源不足，他委派使臣征兵。主持征兵的右仆射封倫建議降低兵役年齡，不滿18歲的中男隻要身強力壯就須入征。太宗批準了這個建議，寫好了敕書。魏征堅決反對，敕書連續次送到魏征手裏，他都不肯在敕書上署名。太宗很生氣，召來魏征，連連斥責，說：“身強力壯的中男都是妄圖逃避兵役的奸民，征他們入伍，有什麽不好，你為什麽要這樣固執己見！”

　　魏征並沒有被嚇退，回答說：“竭澤而漁，暫時雖然有魚吃，但把大小魚都撈盡，以後就無魚可捕了；毀林打獵，雖然暫時可獵到不少野獸，但從此就永遠打不到野獸了。如果把全國的中男都征入伍，種田的人少了，那租調徭役由誰來承擔？況且兵在精不在多，隻要訓練有方，何必多征湊數！陛下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現在做了皇帝沒幾天就無端降低兵役年齡，擴大征兵範圍，豈不是不講信用？陛下失信於民的事，已經有好幾起了。”

　　太宗很吃驚，反問：“朕有什麽失信？”

　　魏征件件地批評起來。太宗聽後轉怒為喜，撤回了征兵中男的敕書，還賜給魏征隻金甕。

　　到貞觀十年（642年），魏征病重，太宗曾去魏府探病，征詢國事。最後次探病，魏征已病入膏肓，君臣相對，淚流滿麵。第天，魏征去世，年64歲。太宗親臨慟哭，廢朝5日，賜諡文貞，陪葬昭陵（太宗的陵）。靈車開往墓地時，太宗登上宮中苑西樓，望喪而哭。他親自作文，刻於墓碑，表彰魏征。

　　後來，太宗還追思不已。次，在朝會時，他對大臣們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亡；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這麵鏡子，來防止自己的過失。如今朕失去了魏征這麵好鏡子了！”

　　賢相房杜“貞觀之治”中，還有兩個名宰相，就是房玄齡和杜如晦。他們輔助太宗、任用賢才、修訂法律、綜理朝政、勵精圖治，史稱賢相。

　　房玄齡和杜如晦原是秦王府的首席謀士，李世民坐上皇位不久，在殿上召集諸功臣，論功定封，陳叔達站在丹墀下唱名，房玄齡、杜如晦和長孫無忌、尉遲恭、侯君集列名第，都實封1300戶，房玄齡爵邢國公，杜如晦爵葵國公。唱名完畢，太宗說：“朕定的名次，恐怕不能盡當，各人還可自說。”可是殿上下子沸騰起來，爭論功勞，有的還捋起袖子，指天畫地，紛擾不已。李神通仗著自己是太宗的叔父，上前爭論，反對房、杜列名第，說：“臣舉兵關西，首先響應義旗。房玄齡、杜如晦不過是刀筆吏，如今名次反在臣之上，臣心中不服。”太宗說：“義旗舉起，人人都有響應之心。叔父雖然首先響應，但也是為了自求脫禍，而且建德南侵，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反，叔父望風而逃。房、杜運籌帷幄，安定社稷，如同漢之蕭何，所以功居第。”李神通理屈無言，諸將領見了，頓時息了爭功之心，相互說：“陛下論功行賞大公無私，我們還爭什麽。”都心悅誠服了。接著，太宗就把政事委托給房、杜。

　　太宗命房玄齡和長孫無忌修改高祖時製訂的《武德律》，製定了《貞觀律》。《貞規律》比《隋律》減少了死刑92條，減流放為徒（苦役）72條。後來長孫無忌又組織19名法學家，專門為《唐律》作注，就是著名的《唐律疏議》。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完備的法典，也是以後各朝代法律的藍本。

　　太宗關照房玄齡為政要擇賢才而用，對他說：“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他並省機構。經裁改後，中央政府僅643名文武官員。貞觀年，房玄齡為尚書左仆射，杜如晦任尚書右仆射，共掌朝政。房玄齡明達政事、善謀多策，杜如晦果敢決斷、拿得定主意，兩人關係融洽、配合默契、用法寬平。太宗還對他們說：“公為仆射，應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這是宰相的責任。”房玄齡總領百司，選用人才，不求完備無缺，也不用自己的長處來要求別人，使人盡其才、各得其所。房玄齡還監修國史，貞觀後期還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他就薦用了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和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組成了寫作班子。杜如晦則專管選官，太宗朝得人，他的功績不小。兩人夙夜盡心竭力，千方百計為太宗選拔人才，唐的台閣（中央機構）規模及典章文物也都是兩人手定。所以史稱唐世賢相，首推房、杜。

　　武後臨朝稱製唐太宗去世後，唐高宗李治繼位。高宗即位第年（650年），改元永徽。永徽初期，君臣兢兢業業，朝廷大體上相安無事，隻是後宮王皇後與蕭淑妃相互爭寵，使高宗兩麵為難。到後來，高宗索性撇了兩人，另去長安安業坊感業寺尋訪老相好了。

　　原來，太宗生前曾有小寵姬，生得嫵媚豔麗，14歲進宮，被封為才人。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則天，名明空。高宗做太子時，曾乘入侍太宗之機，與她偷過情。太宗去世，武才人和許多太宗嬪禦起被安置在感業寺中為尼。高宗進了感業寺，寺眾接駕。高宗舉目望去，其中姿容出眾、麗色照人的正是武才人。隻見她桃花如舊、人麵依然，不過少了頭鳳髻、兩鬢鴉鬟。等燒過了香，高宗便攜了武氏進雲房敘舊，兩人久別重逢、悲喜交集，不由情不自禁、相對哭泣。

　　這事給王皇後知道了。但王皇後正因妒忌蕭淑妃，想正好可給蕭淑妃樹敵手，所以非但不責怪，反而勸高宗把武才人接回宮來，還暗中叫武氏蓄發。武氏蓄發不久，又是頭烏雲，便隨了內侍回到唐宮。這時她26歲。武氏十分乖覺，見了王皇後，就恭恭敬敬地叩下頭去，還說了許多恭維話，王皇後十分高興。以後，武氏極力巴結王皇後，把王皇後哄得歡喜不盡。王皇後也就常在高宗麵前說武氏的好話。不久，高宗封武氏為昭儀。

　　從此，蕭淑妃和王皇後都日益失寵。王皇後見弄巧成拙，十分懊悔，就與蕭淑妃聯手，與武昭儀爭寵。可高宗根本不理她們，隻相信武昭儀的話。武昭儀見自己名位已定，又愈來愈受高宗寵愛，就開始了陷害王皇後、爭奪後位的陰謀。

　　武昭儀先百般籠絡宮女、女官，每次得到賞賜就全分給她們。這些宮人因為王皇後平時脾氣大、不尊重她們，對王皇後素有怨言，如今見武昭儀對她們傾心相交，自然很感激，都樂意為她所用。然後，武昭儀就命受她籠絡的宮人暗中監視王皇後，把王皇後的舉動都報告給她。她再添油加醋說給高宗聽。可誰知高宗雖然不常與王皇後同房，卻也沒有廢後之意。武昭儀隻好另想良計。

　　機會終於來了。永徽年（650年）十武昭儀生了個女孩，王皇後很喜歡，到昭儀宮中看玩。武昭儀心中盤算定當，等王皇後走，就殘忍無情地扼死了親生女兒，然後再給死嬰蓋上被子。高宗來了，武昭儀承歡言笑了會，就揭開被子，裝作突然發現死嬰，假意啼哭起來，並問左右有誰來過。左右都說：“皇後剛剛來過。”高宗聽了，勃然大怒，說：“皇後殺了我的女兒！”武昭儀乘機大進讒言，於是高宗決意廢王皇後。

　　廢立皇後，在中國帝王朝代，可是國家大事，必須通過大臣。高宗感到首先要取得執政的舅舅長孫無忌的支持，當夜就帶了武昭儀，禦駕來到太尉府。君臣在廳上暢飲，飲到高興處，高宗忽然授長孫無忌的個兒子為朝散大夫。長孫無忌推辭不過，接受了。這時高宗裝作隨便的樣子，說皇後無子還要妒忌別人。長孫無忌方知高宗此來用意，但他假癡假呆，不接口，顧左右而言他。高宗與武昭儀見長孫無忌有意回避，心中不悅，罷席而歸。

　　但高宗還不死心，暗中派內侍送去金銀寶器各1車，綾錦10車，討好長孫無忌。武昭儀又多次支使母親楊氏到太尉府，乞請長孫無忌立武昭儀為後，長孫無忌不應許。衛尉卿許敬宗也自去見長孫無忌，勸長孫無忌依允，給長孫無忌狠狠訓了頓。

　　這時武昭儀又生了個兒子。叫李弘。她得意非凡，非要取王皇後而代之。她命心腹宮女準備了個木偶，上寫高宗姓名與年庚字，悄悄埋在王皇後宮中，然後便去報告高宗。高宗氣衝衝來到王皇後宮中，命內侍挖掘，果然得木偶，不由大罵王皇後。

　　他不聽王皇後分辯，也不顧大臣反對，準備意孤行，要廢王皇後。永徽年（655年）高宗在武昭儀攛掇下，下敕禁止皇後母親柳氏入宮，把吏部尚書柳奭貶到外州去做刺史。武昭儀又引許敬宗、禦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中書侍郎李義府為心腹，在朝臣中為她活動。瓦崗名將裴仁基之子長安令裴行儉獲知高宗執意要立武昭儀為後，認為國家之禍將從此開始，十分焦慮，與長孫無忌、褚遂良商議怎麽辦。此事被袁公瑜偵知、告發，裴行儉也被貶為外任。

　　就這樣，廢立皇後事被長孫無忌等大臣頂了半年多，君臣衝突終於爆發了。

　　高宗升許敬宗為禮部尚書，表明了要立武昭儀為後的意向。退朝後，召長孫無忌、李世責力、於誌寧、褚遂良入內殿議事。褚遂良看出了高宗的意向，說：“今日召我們，多半為了中宮的事。皇上心意已決。太尉是元舅，司空（李世責力）是功臣，不能讓皇上背上殺元舅、功臣的惡名。我起自草莽，無汗馬功勞，得居高位，又受先帝顧托，不以死爭，有什麽麵目去見先帝！”表示由他去力爭，阻止高宗廢王皇後。於是李世責力稱病不入。

　　長孫無忌、褚遂良、於誌寧人進了內殿，高宗劈麵就問：“皇後不生兒子，武昭儀有兒子，今朕欲立武昭儀為皇後，怎麽樣？”褚遂良挺身反對，說：“皇後出身名門，是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時，拉著臣手說：‘朕佳兒佳婦，托付給卿。’這話陛下也聽到。如今言猶在耳。皇後沒有過失，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違背先帝遺命！”君臣不歡而散。

　　第天，高宗臨朝，正式提出廢立皇後的事。褚遂良跪奏說：“陛下定要另立皇後，也應慎重從名族中選擇，何必立武氏？武氏侍奉過先帝，天下人都知道，實在不妥，後世也要議論陛下！”說完，把朝笏放在殿階上，脫帽叩頭，說：“笏還給陛下，放臣歸田裏。”血都叩了出來。這番話無疑是揭了高宗的醜，高宗惱羞成怒，命令左右將褚遂良攆出去。武昭儀在簾內火上澆油，大聲尖叫：“何不撲殺此獠！”長孫無忌聞言，急忙出班保奏：“遂良是顧命大臣，就是有罪，也不可加刑。”褚遂良才得免難。侍中、太子賓客韓瑗和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來濟也都涕泣諫阻廢王皇後，弄得高宗無法可想。

　　可就在這時，李世責力背叛了長孫無忌、褚遂良，在另天，單獨去見高宗。高宗向他問計：“朕想立武昭儀為後，褚遂良堅持反對，他又是顧命大臣。難道這事就這樣算了嗎？”李世責力說：“這是陛下家事，何必還去問外人。”為高宗解決了難題，高宗主意打定了。許敬宗受到指示，就在朝房中，肆無忌憚地宣揚：“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麥子，還想換個老婆，何況天子呢！天子要另立皇後，關別人什麽事，要妄生異議！”

　　於是，高宗放開了手腳，貶褚遂良到離長安2400多裏的潭州（治所今湖南長沙）做都督，來儆戒反對另立皇後的朝臣。韓瑗悲泣不已，上疏再諫，說褚遂良是社稷忠臣、大唐的微子，不能遠放。影射武昭儀是亡殷的妲己，旦立為皇後，大唐易姓就不遠了。

　　高宗根本聽不進去。

　　十高宗下詔說：王皇後、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她們的母親及其兄弟都除名，流放嶺南。第天詔立武昭儀為皇後。十月初，舉行冊立儀式，由李世責力把皇後璽綬授武後，百官在肅儀門朝見新皇後。武後從此走向了中國的曆史舞台。

　　高宗內外政事，多與武後商議。武後原有政治野心，又有政治才幹，漸漸地驕恣自擅，跟高宗爭起權來。高宗被弄得很不高興，轉而想起廢後王氏和廢妃蕭氏的好處來。

　　王皇後、淑妃被廢後，囚在冷宮別院。高宗找了個機會，瞞著武後，去看望王皇後和蕭淑妃。隻見囚室嚴密封閉，隻留個壁洞供遞送食物，高宗不覺惻然傷心，在室外呼喊：

　　“皇後、蕭淑妃在哪兒？”聽得高宗聲音，王皇後哭泣起來，回答說：“妾等得罪，貶為宮婢，哪能還有尊稱！”又哀求說：“陛下如果還念舊情，使妾等重見天日，乞求名此院為回心院。”高宗應允說：“朕自有處置。”

　　誰知消息走漏，武後知道了，勃然大怒，跟高宗大吵場，還想了個狠毒殘忍的懲罰王、蕭兩人的辦法，說：“叫這兩個婆子骨醉！”她矯旨派人將王、蕭兩人各杖百，然後斬斷了兩人手足，叫做“人甕”，塞進了酒甕。王、蕭兩人曉得是武後之謀，蕭淑妃大罵：

　　“阿武妖猾，到這個地步！我願下世投生做貓，叫阿武做鼠，扼她的喉！”浸了數日，兩人就死了。

　　來人把蕭淑妃的話回了武後。武後又恨又怕，命人將已死的王、蕭兩人的首級割下泄恨，又下令宮中不許養貓。可是她仍經常夢見王、蕭兩人披發瀝血來找她算賬，嚇得她再遷居，最後不敢再住在長安，徙居到洛陽。

　　殺害了王皇後、蕭淑妃，武後鞏固了在後宮的地位，進步挾持高宗。高宗昏庸，政事多聽她取決，重用武後心腹許敬宗、李義府。許、李兩人是唐初出名的奸臣，都在立武後中立了大功。許敬宗出身江東士族，隋末投奔李密。他為人無行，但寫得手好文章，被秦王召補秦府學士。高宗即位，就重用他，代於誌寧為禮部尚書；後因嫁女納賄，被彈劾降職，但很快召入為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不久複職禮部尚書。許敬宗修國史，歪曲事實，凡恨的人，就寫得壞，誰賄賂他，就隱去惡事。處理政事更是順風阿旨，陰附武後。李義府也以善文章著名，也為人陰險奸猾，平時逢人先笑，但肚子壞水，隻要稍有嫌隙就要暗中陷害。當時人都說他笑中有刀，因他陰柔而能害人，背後給他起了綽號，叫“李貓”。高宗拜他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品，監修國史。

　　許敬宗為了進步投靠武後，就在王皇後被害後，立即上奏說太子李忠是庶出的，應廢庶立嫡。也就是要改立武後的兒子為太子。李忠是高宗長子，永徽年立為太子，但是後宮劉氏所生，沒有堅強的靠山，他很知趣地主動提出讓位。顯慶元年（656年），高宗改封李忠為梁王，立武後的長子李弘為太子。從此，武後沒有了後宮之憂，集中心思，來對付不合己意的元老勳臣，控製朝臣了。許敬宗、李義府是她的最好幫手。

　　武後攛掇高宗，升許敬宗為侍中，李義府參加政事兼中書令。許、李兩人就迎合武後旨意，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勾結褚遂良圖謀不軌。高宗準奏，將褚遂良貶再貶，韓瑗、來濟也被貶為外州刺史。不久，褚遂良、韓瑗憂憤而死。武後在通向執政的道路上，又清除了個重要障礙。

　　接著，武後指使許敬宗伺隙構陷長孫無忌。恰巧這時有人告發太子洗馬韋季方結黨，高宗命許敬宗審理。許敬宗嚴刑通訊，要韋季方攀誣長孫無忌。韋季方被逼不過，想要自殺，卻又沒有死成。

　　許敬宗竟抓住這個機會，誣奏韋季方想與長孫無忌勾結，伺機謀反，如今事情敗露，畏罪自殺。高宗不信，說：“舅舅怎麽會謀反！”許敬宗說：“臣審得詳細，反狀已清楚，陛下還要懷疑，恐非社稷之福。”高宗不禁哭泣起來，說：“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誌，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如今我舅舅又是這樣！如果事情真是這樣，該怎麽辦啊？”許敬宗說：“房遺愛是個乳臭小兒，成得了怎麽氣候。可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做了30年宰相，旦謀反，誰能當得了他。請陛下速做決定。”

　　高宗仍下不了決心，命許敬宗再去詳細審問。次日，許敬宗奏說：“昨夜季方已承認與無忌同反。季方供說柳奭曾勸無忌立梁王為太子，如今梁王被廢，無忌憂恐，為自安之計，才日夜與季方商議謀反。”高宗相信了，又哭泣起來，說：“舅舅果真如此，朕決不忍殺他。殺了他，天下人定要罵朕，後世定要罵朕！”許敬宗催促說：“古人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發。陛下若不早決，臣恐變生肘腋，後悔無及！”

　　高宗於是不再猶豫，也不召問長孫無忌核實，就下詔削去長孫無忌官職及封邑，押送到黔州安置。又廢梁王為庶人，貶柳奭倒像州，貶於誌寧到榮州。不久，又派人到黔州逼長孫無忌自殺，倒像州殺死柳奭。長孫無忌的子孫近親也被殺的被殺，流放的流放。殺了長孫無忌，武後更加肆無忌憚，攬權行威。顯慶年（660年）十高宗小中風，頭痛、目不能視，百官奏事，隻得都委武後批決。武後聰明敏銳，涉獵文史，因此所處理的事都能符合高宗意思。於是政權漸漸移歸武後，威勢與皇帝樣。高宗稱天皇，武後稱天後，中外稱之為“聖”。

　　可是武後因此愈來愈驕橫，不再奉順高宗旨意，漸漸不把高宗放在眼裏。高宗舉動都受製於武後，不能自己做點事。他對此憤憤不平，偷偷地召來西台侍郎上官儀商議對策。上官儀說：“皇後專恣，天下人都不讚成，廢了她。”高宗認為不錯，就命上官儀起草了廢後詔。

　　誰知宮中早就布滿武後心腹，奔告武後。武後急忙趕來，大吵大鬧，嚇得高宗畏首畏尾，不敢發出詔書，還說：“我初無此心，都是上官儀教我的。”於是武後立即唆使許敬宗誣告上官儀狀，說他串通廢太子李忠，陰謀叛逆。高宗這時已毫無主意，切聽任武後。結果，李忠賜死、上官儀處死，凡平時與上官儀有過來往的朝臣士大夫統統貶官流放。

　　從此，高宗臨朝，武後垂簾聽政。政事不論大小，官員要升要降、要斬要殺，都由她說了算。天下大權，全歸中宮，高宗不過傀儡個，拱手而已。武後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曆史舞台。

　　隨後，武則天鴆殺太子李弘，逼死太子李賢。高宗繼位後又廢掉了繼位的中宗和睿宗，並鎮壓了徐敬業的討武行動。她還利用酷吏苛刑，大開殺戒，誅滅唐宗室諸王，連兩個親孫子也沒放過，步步向皇權和君位邁近。

　　永昌元年（689年）十武則天下詔改用周曆，就是以十月為正月。自名為明空，改詔為製。升武承嗣為文昌左相，武攸寧為納言。通向皇位的道路已經鋪平，個武氏皇朝呼之欲出。

　　又大殺唐宗室，連兩個親孫子也沒放過。誅殺他們的親黨數百家，把唐宗室幾乎全部殺光，幼弱的流放嶺南。

　　同時，武則天組織朝野，為她製造登基輿論。和尚法明等編了部《大雲經疏》，宣稱太後是彌勒佛下世，應該替代唐朝做人主。武則天下令全國各州都要建立大雲寺，藏部《大雲經》，由高僧向百姓宣講，為她奪取皇位大造輿論。酷吏傅遊藝承旨糾合關中900多人，請願“勸進”，改國號，賜皇帝姓武。武則天假意不許，但提升傅遊藝為給事中。於是，太後之意，路人皆知。文武百官、遠近百姓、和尚、道士等6萬多人按傅遊藝請願內容上書。聲勢浩大，連皇帝李旦也吃不住壓力，上表自請賜姓武。喧喧嚷嚷，鬧了個多月。

　　武則天登則天樓，宣布大赦天下，改國號為周、改元天授，自稱聖神皇帝，做了中國曆史上第個女皇帝。

　　張說辯誣長安年（703）武則天想任命張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征詢宰相們，諸相都附和說：“陛下得人了。”這時魏元忠為左台大夫、同鳳閣鸞台品、同平章事，他堅決反對，說：“昌期不能擔任！”武則天問為什麽，魏元忠答：“昌期少年，不習吏事，過去做岐州刺史，治得戶口都快逃光了。雍州是帝京，責任重，事情多，怎麽幹得了！”

　　武則天啞口無言。魏元忠進而說：“臣備位宰相，不能盡忠死節，讓小人在側，這是臣的罪！”武則天聽出他在指斥張，很不高興，張氏兄弟更是恨透了他。

　　不久，武則天生病。張昌宗怕她旦死去，弟兄們要被魏元忠殺掉，就向武則天進讒言，說：“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私下議論說太後老了，還不如投靠太子以為長久之計。”

　　武則天大怒，逮捕了魏元忠、高戩，擇日叫他們與張昌宗廷辨。

　　張昌宗擔心說不過魏元忠，就暗中去找鳳閣舍人來說幫忙作證，許諾事成後授給美官。他以為張說曾和張易之同在起受命預修《教珠英》，不會推辭。果然，張說口答應。

　　次日，武則天召集太子、相王及宰相們，命魏元忠與張昌宗當眾對質。魏張兩人唇槍舌劍，你來我往，爭論不決。張昌宗突然提出請求，召問張說，說張說能證明魏元忠說過要投靠太子的話。

　　張說聞召，正要進去，被同僚鳳閣舍人宋王景攔住，說：“個人最重要的是名與義，鬼神難欺，不可黨附壞人陷害忠良，來貪求苟全！如果獲罪流放，是很大光榮。事有不測，我宋王景定叩閤力爭，與先生起死。努力做吧，萬代瞻仰，在此舉！”殿中侍禦史張廷王圭也走過來，打氣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提醒張說：“不要汙了青史，給子孫留罵名！”

　　等張說到了禦前，武則天就問，張說卻悶聲不響。魏元忠急了，朝著張說說：“張說想與昌宗起羅織魏元忠嗎！”張說怒斥說：“元忠為宰相，怎麽說出這種裏巷小人的話來！”張昌宗見他人爭吵，可高興了，在旁催促張說快說。不料張說對武則天說：“陛下請看，當著陛下的麵，他還這樣逼臣，在外麵更不要說了。臣如今不敢不說實話，臣實在沒有聽見過元忠說過這話，不過昌宗逼臣作偽證。”

　　張易之、昌宗聽了，急得大呼：“張說與魏元忠同反！”武則天聽了張說的話，也不高興，要張講下去。張說：“張說曾經說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流放太甲，周公攝代王位，把元忠比作伊、周，不是想謀反，又是什麽？”

　　張說馬上反駁，說：“易之兄弟是小人，隻聞伊、周之語，哪知伊、周之道！臣豈不知道今日附和昌宗就能立取相位，為元忠說話立遭族滅！但臣怕元忠冤魂，不敢誣告他。”

　　武則天不禁大怒，說：“張說是反複無常的小人，把他和魏元忠同關起來。”還命宰相和河內王武懿宗繼續審訊。

　　朝廷大臣不斷抗疏，為魏、張兩人辯誣，武則天根本不聽，反而把疏狀給張看。最後，武則天貶魏元忠為高要（廣東今縣）尉，張說、高戩流放嶺南。

　　魏元忠臨行前，向武則天辭別，說：“臣老了，今去嶺南，十死生。陛下他日必有思是之時。”武則天不解而問，魏元忠指著侍在旁的張說：“這小兒，終為亂階。”張忙下殿，拍胸叫冤不停。武則天安慰他們說：“元忠去了！”

　　但是，武則天萬萬沒有想到，場旨在誅滅諸張、反對女帝、擁立中宗、恢複唐室的風暴，就在她的眼底下醞釀，即將爆發。

　　中宗複位長安年（704年）十武則天生了場病，幾天不見大臣，隻有張易之、張昌宗在旁侍候。鳳閣侍郎崔玄日韋上疏說：“太子、相王足可侍奉湯藥，禁宮重地，不可讓異姓人隨便出入。”武則天在奏疏上批道：“感卿厚意。”張見了批語，怕武則天對他們日漸疏遠，旦病危，將大禍臨頭，便在宮廷內外私結黨羽，暗作準備。

　　神龍元年（705年）武則天病重，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張柬之，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崔玄日韋，中台禦史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人合謀，決定誅滅張。張柬之召見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問他：“將軍今日富貴，是誰所賜？”李多祚說：

　　“大帝（高宗）啊。”又問：“今張危害大帝之子，將軍不思報大帝之恩麽？”李多祚說：“隻要有利於國家，惟相公之命是從。”並對天發誓，以表忠心。於是張柬之調荊州長史楊元琰，以及桓彥範、敬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為左、右羽林將軍，掌管羽林軍。不久，靈武道按撫使姚元之（本名元崇，改名元之，後又改名為崇）回京，張柬之、桓彥範立刻去見他，同他商議討逆之計，姚元之滿口讚成。於是張柬之便派桓彥範和敬暉去見太子李哲，把商定的計劃告訴他。李哲也同意了。

　　農曆正張柬之、崔玄日韋、桓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軍百餘人至玄武門，遣李多祚、李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王同皎至東宮迎李哲。李哲起初嚇得不肯出來。後經王同皎、李湛以利害相勸，方始應允。王同皎馬上把他扶抱上馬，同趕到武則天居住的迎仙宮。

　　這時，張柬之等已經將張易之、張昌宗捉住殺了。見李哲到來，便簇擁著到武則天寢所，武則天問：“哪個作亂？”張柬之答：“張易之、張昌宗謀反，臣等已奉太子之命將人殺了。因恐泄露機密，沒有敢奏聞陛下。”武則天看了李哲眼，恨恨地說：“原來是你呀，張既誅，你可便還東宮。”桓彥範奏道：“太子不可再回東宮！過去天皇（高宗）以愛子托陛下，今年齒已長，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上順天心，下孚民望。”武則天環視眾人，看見李湛（李義府之子），便說：“你也是誅易之的將軍口羅？我對你父子不薄，不想乃有今日！”李湛羞愧地低了頭不敢回答。武則天又看著崔玄日韋說：“別人都是因人薦用，隻有你是我手提拔的，想不到你也來了！”崔玄日韋說：“這正是為了報答陛下啊！”武則天無可奈何，隻得下詔傳位太子。

　　中宗即位，大赦天下，隻有張的黨羽不赦。相王李旦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台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授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台品，崔玄日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