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體製改革30年研究

第一節 新中國的計劃經濟

　　基本建設管理體製是計劃經濟時期經濟體製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處於核心地位，說整個計劃經濟體製就是圍繞基本建設形成的也並不為過。所以，在介紹基本建設管理體製之前，有必要先對整個計劃經濟體製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中國計劃經濟管理體製的構成要素

　　新中國成立後為什麽選擇了計劃經濟體製？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進行專門的研究，不是本書的任務。但是，為了理解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包括固定資產投資管理體製改革，有必要對改革開放前的體製概況有一基本的理解。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比較有效的辦法就是透過現象，對中國計劃經濟管理體製的基本構成要素進行分析。通過這一分析，不僅有助於我們從運行機製層麵理解這一體製，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其起源上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也隻有理解了其曆史合理性與必然性，才能認識其曆史局限性和改革的必要性。

　　（一）現代財政與國家預算

　　在現代財政中，國家預算在國家財政中處於核心地位。國家財政古已有之，但國家預算卻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國家預算的首要特征就是其計劃性、法律性。這種計劃性和法律性最初隻是資產階級限製封建統治、維護自身利益的一種手段。英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也是最早形成議會製度的國家，現代國家預算也最早出現於英國。最初，資產階級對封建王權的鬥爭集中在對國王課稅權的限製上。1217年的英國《大憲章》規定，除特殊事項外，課稅必須得到貴族和大地主代表會議的同意；隨著資產階級的壯大，到14世紀，國王要開征新稅和增加稅負，必須經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議會的同意與批準。此後，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統治者的鬥爭又擴大到爭奪財政資金支出的支配權上。最後，為了取消封建統治階級在財政控製上所享受的特權，要求政府的各項財政收支必須事先製訂計劃，編製全年財政收支平衡表，國家財政收支必須經議會批準通過後才能執行，財政資金在使用過程中要接受議會的監督。1640年資產階級革命後，這一製度得到進一步發展，1789年議會通過了《聯合王國總基金法案》，把全部財政收支統一在了一個文件中。到19世紀，英國率先建立了預算製度，即以立法形式批準的國家財政收支計劃。到20世紀初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先後建立起了國家預算製度。

　　國家預算製度的建立，首次在國家層麵上引入了計劃因素，而且開創了一種新的資金運動形式。

　　按照馬克思的分析，資本運動的一般公式是：G-G′。而在財政資金的運動中變形為：計劃—G-G-計劃，當財政資金滲入到生產領域時，就成為：計劃—G-G′—計劃。其中G-G（G-G′）雖然有了不同的內容，但資金運動自始至終受到計劃的約束這一特征則是一目了然的。這種特征從純形式上的意義遠大於它的內容。限製其內容的並不是形式本身，而是政府的職能。因為，從概念上說，財政就是執行政府職能的經濟基礎。一旦政府職能擴展到經濟領域，這種形式就能發揮起組織經濟的功能。

　　事實上，計劃經濟中的基本建設投資的資金運動遵循的也是這樣一種形式。所以，從經濟形式上看，計劃經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最早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的發明。從內容上看，計劃經濟不過是預算原則在全社會生產領域的推廣。而之所以出現這一變化，又是因為政府職能及與之相應的財政職能發生了轉化。

　　這一點在新中國經濟史上表現得格外明顯。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主席就為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確定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原則。這裏的供給指的就是財政供給，是相對於戰爭年代黨政軍的需求而言的，而經濟則包括了各種生產和商貿活動，這樣就在財政與社會經濟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係，甚至可以說，發展經濟就是為財政服務的。直至新中國成立初的“三年恢複”時期，它一直還是財政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後，黨的任務發生了轉移，從奪取戰爭勝利到實現工業化，雖然這裏需求的內容不同了，但原則實質上還是一個。

　　（二）中國的現代化與工業化

　　現代化一詞究竟於何時、何地、出於何人之口現在已無從考證。在中國，這一詞匯的普遍使用大約起於20世紀30年代。最早主要在知識分子圈內使用，後來為中國共產黨所接受。作為一個限定詞，現代原本是時間或時段概念，以區別於古代和近代，而作為“現代”的一個基本的共同標誌就是工業化。因此，在現代化中的所謂現代主要指的是生產力發展的現代成果，突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生產力方麵，最早它與工業化是混用的。例如，從政治文化等方麵英國可以不同於法國、美國，更不同於日本，但它們都可以叫做現代化國家，一個共同的可以分辨的特點就是經濟高度發達，都實現了工業化。中國共產黨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的政黨，之所以可以接受這一概念，並將其納入自己的執政綱領，原因也在於此。

　　按照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需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個方麵觀察、分析一個社會。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所說的現代化包括了一個限定語，即社會主義現代化，二者分別代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兩個方麵。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一直把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作為基本目標。現代化目標的提出實際上為社會製度的變革提供了一個生產力標準。正是由於這一點，使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能夠克服各種教條主義的幹擾，始終堅持了基本的正確方向。

　　早在1944年，毛澤東主席在延安的一次演說中首次明確提出：“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1945年在中共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主席又從黨的綱領的高度提出了“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任務。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又多次重複這一思想。例如，毛澤東主席先後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及時指出，在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之後，我們的根本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64年在修改周恩來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時又增寫了“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一段著名文字。

　　1965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出四個現代化，號召全國人民“在不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10年後，1974年冬，鄧小平受毛澤東主席委托，代周恩來主持起草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間問題上，毛澤東主席先後設想過若幹個五年計劃，提出過用50年、75年、100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1962年，毛澤東主席認為在中國“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從曆史上看，中國的現代化或工業化可以說是從外部植入的。19世紀中葉，中國與西方經曆過產業革命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生產力方麵的差距，集中表現為國防軍事能力的落後。在這種局麵下，一方麵因為中國還未形成一個能夠代表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的資本家階級；另一方麵，國防本身就是任何一個政府必須承擔的職責。所以，從一開始中國的現代工業就是由政府引入的。興辦軍事工業，並圍繞軍事工業興辦其他工業，建立以新式兵器裝備的陸海軍，是19世紀中葉開始的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內容。采取的形式則是官辦工業和官督民辦工業。

　　產業經濟學的研究結果表明，工業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產業組織形式，在所謂“民族資產階級軟弱”的背景下，中國的工業化一直離不開政府（國家）的力量，從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到國民黨統治下的“四大家族”，再到新中國的國營經濟，無不具有這一特點。區別在於，哪一個政府才能真正承擔這一職能，完成這一曆史任務。而曆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她領導的人民政府。

　　（三）公共產品與政府職能

　　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在《國富論》一書中，亞當·斯密的研究領域明顯地可以劃分為兩大塊，一個是市場活動的領域，另一個是政府活動的領域。後者即他的財政理論，而財政理論的基礎實際是政府職能。穆勒的主要功績就是發展了亞當·斯密關於政府職能的理論。但關於政府職能理論的最終建立則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事。關於公共產品與外部經濟的研究為確定政府職能提供了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從而明確了政府職能就是提供公共產品。

　　但是，雖然公共產品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的概念，而其外延則是不確定的，要視具體的曆史條件來確定。對於後發展國家，在一定曆史時期，由於特定的曆史條件，工業化本身也成為了一種公共產品，特別是涉及國防軍事工業和交通運輸、通訊、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的工業部門，按其自身性質本來就是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其他像鋼鐵、化工等現代工業由於一次性投資大、回收周期長、私人難以投資的部門也具有了公共產品性質。而這些部門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曆程中，往往是工業化初期的主要部門。這也就是為什麽後發國家的工業化大多具有政府主導性質的原因。而中國，由於其落後程度以及新中國成立前後（乃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麵臨的戰爭環境，就更增加了這些部門的公共性，發展工業就成了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這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得到明確反映，並寫入了憲法。新生的人民政權明確宣布，國家行政管理的首要任務就是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在工業中，國防工業又占有突出位置，至1965年，中國的8個機械工業管理部門中有6個是以軍事工業為主的部門。按照投入—產出關係，可想而知，實際上其他基礎工業部門也必然大部分是為國防工業提供直接或間接服務的。正如陳雲在《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中指出的：“按照五年計劃，國防工業是很突出的。為了實現發展國防工業的計劃，很多民用工業就必須跟上，而且跟的很吃力。有些民用工業，實際上也是為了配合國防工業而建立的，比如有些特殊鋼廠、化工廠等。這種情況的存在，是由於外國是在已經發展了的工業水平上搞國防工業，而我國工業落後，基礎太差，但又必須迅速地發展國防工業。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目前的辦法。”從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任務和實現方式，我們就不難理解，當時選擇計劃經濟體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四）命令經濟——內部行政行為與外部行政行為

　　時至今日，許多人仍籠統地使用“行政手段”一詞描述計劃經濟的特征。實際上，這樣說是不準確的，會導致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體製的混淆。市場經濟並不排除行政手段，觀察一下西方國家的經濟就會發現，對經濟的行政管理無所不在。譬如產品安全與質量管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要廣泛地借助於行政手段。在運用行政手段方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真正區別在於，在市場經濟中借助的是外部行政行為，按照行政法規實現對經濟的行政管理；而在計劃經濟體製中，行政手段主要表現為內部行政行為，從而可能通過上下級關係實現對經濟的計劃管理。

　　計劃經濟的本質就是把國家行政權力作為組織經濟的基本手段，具體表現為以指令性計劃為核心的行政命令。這種方式的性質決定了它對內部行政行為的依賴，從而使依靠層級結構中的上下級關係實現其經濟管理目標成為它的基本特征。

　　為了使這種管理經濟的方式成為可能，就需要把各種經濟組織都納入到國家行政體係中，作為行政部門的附屬物，按照行政管理的條塊結合的方式把它們組織在一起。這樣做的結果就使整個國民經濟變成了一個大公司，各個企業隻是它的一個生產車間，而國務院主管經濟的各部委則成了這個大公司的職能部門。實際上這也正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一名著中早就提出過的設想。

　　這一體係發揮作用的核心機製就是以內部行政行為為特征的行政推動。具體說就是：中央政府作為這個大“公司”的“生產指揮部”，依據各種計劃指標，借助於“條條塊塊”組成的經濟管理體係，通過指令性計劃的執行，使各項計劃得到實施。不論是各級政府與各級計經委、各級主管部門與下屬企業，還是各級專業管理機構與其上級單位，都通過隸屬關係形成了上下級之間的環環相扣的命令—服從關係，並通過這一關係，達到政令的上通下達，形成了以內部行政行為為主要管理手段的管理體係。

　　由此形成的這一體製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行政權力的泛化，既是行政的社會化，也是社會的行政化。通過所謂“單位製”，使每個社會成員通過對“單位”的依附關係，被納入這一體製。所謂行政管理也被賦予了特定含義，就是指通過內部行政行為進行的管理。這是計劃經濟管理手段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計劃經濟激勵機製的一個基本特征和基本構成要素。

　　鑒於內部行政行為與外部行政行為兩種不同行為方式對辨別體製特征的重要意義，有必要把這兩個概念的具體含義引述如下：“所謂內部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在內部行政組織管理過程中所作的隻對行政組織產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處分及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下達的行政命令等。所謂外部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在對社會實施行政管理活動過程中針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所作出的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為、行政處罰行為。劃分內部行政行為與外部行政行為的意義在於：第一，內部行政行為適用內部行政規範，因而隻能用法定的內部手段和方式去進行；而外部行政行為適用於社會行政等外部行政法的規範，因而能夠采用相應的法律、法規所規定的各種手段和方式去進行。就此可以看出，內部行為與外部行為的內容與方法是不同的，兩者不能任意交叉使用。第二，對於內部行政行為的主體資格，法律沒有嚴格要求，而外部行政行為的主體資格，法律則有嚴格要求。所以，某些具有內部行政行為主體資格的組織，不一定具有外部行政行為主體資格。第三，內部行政行為不得適用行政複議程序和提起行政訴訟，而外部行政行為在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適用行政複議程序和行政訴訟程序。”

　　與外部行政行為相比，內部行政行為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對於外部行政行為，行政機關與行政對象是平等的法律主體，而對於內部行政行為則是上下級關係；二是外部行政行為必須依法行政，受到法律的約束，而內部行政行為則是一種自由裁量行為，能否按政策辦事完全取決於領導者的素質，結果就形成所謂的“人治”或“按長官意誌辦事”。

　　上述內部行政行為往往還被冠以“組織”的名義。而這裏的組織實際指的是黨組織，從而增加了內部行政行為的權威性、隨意性和作用範圍。

　　這樣就形成了整個經濟組織的兩個基本特點：一是按行政部門（條條）和行政區劃（塊塊）組織經濟；二是按行政隸屬關係組織經濟，所有基層企事業單位都按不同情況分別隸屬於各部門或各地區的管理機構。國家計劃則分別按照這兩個係統、按基層單位的行政隸屬關係下達和組織執行。企業和個人離開這種隸屬關係將寸步難行，小到出差旅行、婚喪嫁娶，大到產品的采購銷售、企業的設立，都要在一定的行政隸屬關係下才能進行。

　　（五）國家所有製（各種形式的集體所有製）

　　為了使以指令性計劃為核心的行政命令經濟成為可能，建立單一的公有製所有製形式就成為了一種客觀要求。這種公有製的實質是依附於行政權力的國家所有製。其理論邏輯是：國家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國有就等同於全民所有。在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為了使單一的公有製成為可能，在具體形式上，公有製又分成了國有（全民）所有製及不同水平的集體所有製，從城市經濟的大集體所有製、小集體所有製到農村政社（人民公社）合一的“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所有製。

　　城市經濟中劃分集體所有製水平的依據實際是其所屬的行政層次，比如，隸屬於市局一級管理部門的企業就是所謂“大集體企業”，而隸屬於街道一級的企業就是“小集體企業”，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它們都隸屬於某一級政府（乃至像居民委員會這樣的“準政府”），從而可以置於統一的行政管理體係下。

　　農村經濟則通過人民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的組織形式，同樣納入到了行政管理體係。

　　經濟係統的統一性特點決定了計劃經濟具有一種把全社會經濟納入到自身的衝動，即建立單一公有製的衝動，原因是，隻有這樣才能實現計劃經濟的基本要求——綜合平衡。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所有製改造不過是實行計劃經濟的一個條件，從而成為了計劃經濟的一個基本構成要素。隻有這樣，才能使生產資料和各種資源——從使用權到處置權，置於統一的行政權力控製下，使所有基層單位和個人服從於統一的計劃。例外的情況隻有農村的自留地、自由市場以及城市居民無需票證的消費活動。

　　二、中國計劃管理體製的形成與基本製度安排

　　所謂經濟體製實際是經濟管理體製的簡稱，其含義簡單地說就是各種管理機構的設置和不同管理機構間權力（權利）的分配。中國的計劃經濟體製具體包括計劃管理體製、農業管理體製、工業管理體製、交通運輸管理體製、商業管理體製、物資管理體製、基本建設管理體製、科技管理體製、教育管理體製、醫療衛生管理體製、勞動工資管理體製、綜合財政管理體製，等等。其中計劃體製居於核心位置，指的是各種計劃機構及其權力（權利）關係的總和。

　　與蘇聯相比，中國的計劃體製似乎從未定型過，它不斷地處於變革中，1965年似乎是它完善的頂點，但馬上就陷入了“文革”的衝擊，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

　　1949～1953年，新中國成立後麵臨的經濟形勢極為嚴峻，一是物質生產力經受了嚴重破壞；二是舊社會遺留的各種經濟勢力通過惡意囤積、投機倒把等行為對經濟的破壞；三是朝鮮戰爭。與此同時，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統一管理，分散經營”的財政經濟體製與建立統一的國家財政貨幣體係的要求又極不適應。

　　在這種形勢下，為了保證戰爭的需要和盡快恢複國民經濟，在1950～1952年的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和“一五”初期，建立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財政經濟體製，這一體製為後來的計劃管理體製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50年3月政務院通過並發布了《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

　　1952年隨著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的結束，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1952年11月15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領導的與政務院平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和方針政策的研究製定，原政務院所屬的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業部、地質部、輕工部、紡織部、勞動部等部門劃歸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

　　1954～1978年，隨著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新中國的國家組織發生了重大變化，全國人大代替了原來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撤消了政務院，代以國務院，國家計劃委員會由國務院領導，同時在中央各部和省市縣成立了專門的計劃工作機構。以後，伴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逐漸形成了由“條條”“塊塊”組成的計劃經濟管理體製。

　　全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她要通過一定的形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事實上每一個五年計劃首先是以黨的建議的形式提出的），也是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最高權力機關。國家的中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必須經過全國人大的審查和批準，才能付諸實施；計劃的執行情況要定期地向全國人大報告。

　　國務院是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也是國家計劃管理的最高行政機關。全國人大通過的國民經濟計劃由國務院負責組織執行。

　　國家計劃委員會是國務院計劃管理的職能機構，在國務院的領導下，具體負責全國的國民經濟長期、中期和短期計劃的編製和檢查工作，負責擬定國民經濟計劃的指導方針、指標體係、審批程序以及其他有關規定，研究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總結計劃工作的經驗，指導各部門、各地區的計劃工作。

　　國務院各部委設計劃司（局），負責製訂所主管的行業的計劃，進行行業的綜合平衡，並指導所屬基層單位的計劃管理工作。縣以上各級地方政府設立計劃委員會，作為各級地方政府在計劃工作方麵的職能機構，負責製訂本地區的計劃，進行地區的綜合平衡，並對所屬基層單位的計劃管理進行業務指導。

　　以上各級計劃管理機構之間不是行政上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而隻是業務上的指導關係。行政隸屬關係是通過其直接上級部門與再上一級（“條條”或“塊塊”）的領導關係確定的，並借助這種行政隸屬關係使計劃層層下達。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計劃權是一基本的權力（權利），不論是集權還是分權，各級政府和企事業單位都隻能按照計劃所賦予的權力（權利）行事。從計劃經濟體製建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其間的改革涉及的隻是各級政府及企業計劃權力（權利）的大小（以一定的計劃指標代表），沒有改變的是計劃權力的分配。上級下達計劃指標，下級在權力範圍內再製訂計劃指標下達給下級，直至企業（如產量、利潤、職工人數等）和個人（如每人的身份、工作崗位、工資、糧食定量等），並按照計劃進行生產建設、分配、流通、消費。

　　“一五”時期，國家計委管理的產品範圍較廣，計劃種類較多，計劃指標齊全。基本建設投資和建設項目的絕大部分由中央各部直接安排。中央統一分配的物資達到500多種，地方的權限很小。

　　1958年，對上述體製進行了改革，中心是擴大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中央管理的企業約有87%下放給地方管理，中央統一分配的物資比1957年減少了75%，地方建設項目占預算內投資的比重由“一五”的10%增加到50%。

　　1963年，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強調經濟管理的大權必須集中到中央，又大量收回下放的管理權。1963年，中央統一分配的物資又增加到522種，基本建設審批權限上收，實行了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的以“條條”為主、“條塊結合”的計劃管理體製。與此相應，國務院增設或恢複了若幹新的職能部門，如恢複了1958年撤消的國家建設委員會，更名為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恢複了1958年被並入建工部的建材工業部，增設了物資部和第四、五、六、七機械工業部，等等，國務院所轄機構達到了79個，其中49個職能機構中有35個是經濟管理部門。

　　這裏，還需概要談一下中國計劃管理的主要內容與基本特點。

　　實行計劃經濟的根本目的就是實現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核心任務是實現工業化。但由於社會經濟是一個整體，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計劃管理就要涉及社會經濟的方方麵麵，由此也就規定了國民經濟計劃的內容。根據改革開放前幾個五年計劃的具體內容，可以將其分為：

　　（1）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計劃。它是國民經濟計劃最綜合的部分，主要指標有：社會產品總值、國民收入、消費與積累的比例等。

　　（2）農業生產計劃。包括農產品產量計劃、農作物播種麵積計劃、畜牧業計劃、林業計劃、水產計劃、農業機械化計劃。

　　（3）工業生產計劃。包括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計劃、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計劃、主要技術經濟指標計劃、新產品試製計劃等。

　　（4）基本建設計劃。主要指標有：基本建設投資額、建築安裝工作量、新增生產能力、大中型建設項目及其建設進度、投產年限、投資效果等。

　　（5）交通運輸計劃。包括鐵路、公路、河運等計劃。主要指標有：貨物和旅客運輸量和周轉量、主要運輸技術經濟指標、主要運輸工具和設備的擁有量和利用等。

　　（6）物資供應計劃。主要指標有：主要物資的需要量與分配量、主要物資的消耗定額、主要物資的庫存量及國家儲備等。

　　（7）勞動工資計劃。主要指標有：全國城鄉人口數、社會勞動力資源與分配、勞動生產率、職工人數、工資總額、平均工資、勞保福利等。

　　（8）商品流轉計劃。主要指標有：社會商品購買力、社會商品零售額、主要商品供應量、主要商品收購量、商品收購總額等。

　　（9）成本、價格計劃。主要指標有：產品總成本、可比產品成本降低額和降低率、工農業產品價格及其比價等。

　　（10）綜合財政計劃。它是國家財政、信貸、現金計劃的綜合表現，反映國民經濟貨幣資金的收支情況及其與物資的平衡關係。主要指標有：國家財政收入、國家財政支出、信貸收支、現金收支等。

　　此外還有科教文衛計劃、對外貿易計劃、援外計劃、地質勘探計劃、廢鋼鐵有色金屬回收計劃等。

　　上述計劃都是通過一係列計劃指標實現的，在實際工作中具體化為一張張計劃表格。為了保證計劃的實現，首先，這些指標作為指令性計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本身就是計劃權限的反映。其次，這些指標本質上都是實物指標，貨幣指標不過是實現實物指標的手段。

　　為了對計劃製訂過程有一個形象的了解，以下給出幾張工業生產計劃常用的表格。

　　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計劃，其中年初生產能力是每年編製計劃前核定的生產能力，一年中生產能力的變化主要由生產設備的增減決定，這也反映了為什麽在計劃經濟時期基本建設那麽重要。

　　新增的年平均生產能力=新增設備的生產能力×（自投入生產到年底月數/12）

　　減少的年平均生產能力=減少設備的生產能力×（自減少那月到年底月數/12）

　　年平均生產能力=年初生產能力+新增年平均生產能力-減少的年平均生產能力

　　生產能力利用率=計劃產量/年平均生產能力

　　計劃產量=年平均生產能力×生產能力利用率（%）

　　各種工業產品的計劃產量是在各種產品的資源與國民經濟的需求之間求得平衡時，才能最終確定下來。為此需要編製各種產品的平衡表。

　　在確定基本建設的投資需要量時，一般還要編製年度的或較長時期的生產能力平衡表來計算。

　　三、1949～1978年中國基本建設成就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給新中國經濟留下的是一個十分弱小的可憐的爛攤子，1949年全國工業固定資產隻有124億元，平均每個國民隻有20多元。從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30年的短短時間裏，新中國基本建設投資達到6517億元，新增固定資產4541億元。基本建設加上更新改造及其他專項投資，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8444億元，其中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占56.8%。通過大規模建設，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30年中，新中國建成了30多萬個工業企業，1978年比1952年工業總產值增長了近17倍。1978年主要工業品產量：煤炭達到6億多噸，約為1949年的20倍；發電量2566億度，是1949年的60倍；鋼3718萬噸，是1949年的232倍。工業產品產量在全世界所處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棉布居世界第一位，水泥居世界第二位，煤炭由第九位上升到第三位，鋼由第二十六位上升到第五位，發電量由第二十四位上升到第七位，石油從無地位一躍而為第九位。還從無到有逐步建立和發展了許多舊中國所沒有的工業部門，如礦山設備、冶金設備、發電設備、高精度機床、拖拉機、汽車、飛機等製造工業；能夠生產塑料、合成橡膠、化學纖維三大合成材料；能夠製造每秒運轉100萬次的電子計算機；成功爆炸了原子彈、氫彈，成為少數幾個掌握衛星製造、發射和回收技術的國家。

　　生產力布局得到明顯改善，1978年與1952年相比，內地全民所有製企業擁有的固定資產占全國的比重由27.1%增長到53.6%。內地工業品產量占全國的比重：鋼由14.2%提高到34.4%，煤由52%提高到63.9%，電由35.7%提高到45.3%，棉紗由17.5%提高到37.2%。

　　1952～1978年，交通運輸郵電事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額的比重為15%，僅次於工業。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新建鐵路鋪軌2.4萬公裏，複線鋪軌6000公裏，有1000公裏實現了電氣化；鐵路通車裏程達5萬公裏，占世界第三位，比1952年增長了1.1倍。新修公路24萬公裏，使全國除兩縣外的80%的公社全部通了汽車；公路通車裏程達89萬公裏，比1952年增長6倍。內河航運裏程達13.6萬公裏，比1952年增長43%。民用航空裏程達14.9萬公裏，比1952年增長10.4倍。國際航線有12條，同十幾個國家或地區通航。建立起了一支初具規模的遠洋船隊，同100多個國家或地區往來。1978年比1952年，鐵路貨物周轉量增長7.9倍，公路貨物周轉量增長18.6倍，水運貨物周轉量增長24.9倍，沿海港口吞吐量增長12.8倍，全國郵路總長度增長2.8倍，全國97%的公社可通電話。

　　農業方麵，不論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還是農業機械化也取得了明顯成就。

　　雖然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存在重生產、輕生活的問題，但即便如此，在非生產性基本建設領域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以全國醫院病床數為例，1978年達到185.6萬張，比1952年增長11倍。大、中、小學建設也有較大幅度增長，在校學生人數分別增長3.5、20和1.9倍。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前30年我國的基本建設事業取得的成績是偉大的，盡管出現了種種失誤，但我們應該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當時的體製，而不應該用今天的改革去否定昨天的選擇。

　　事實上，正是由於計劃經濟時期所取得的建設成就，才使得原有體製不再適合新獲得的生產力，才提出了體製改革的要求，推動了體製的變革。這一自我否定的過程，符合曆史的辯證運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