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體製改革30年研究

第二節 經濟學意義上的投資問題

　　如上所述，對經濟學意義上的投資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麵來認識，一是生產力，二是生產關係。

　　從生產力角度看，主要是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從生產關係角度看，主要問題是如何使投資在結構和總量上達到合理的水平以促進經濟增長。其中，生產關係問題又具體表現為圍繞投資的各種製度安排。

　　現代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所謂迂回式生產方式，由此造成投資與最終消費品生產的分離，進而造成執行不同職能的資本的分離。如何協調它們之間的關係就成為現代各種經濟製度麵臨的一個基本問題。經濟學的定義甚至就是由此產生的，生產什麽、生產多少、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這四個經濟學研究麵臨的基本問題都離不開投資。古典經濟學把它歸為分工的深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把它概括為生產的社會化。

　　如果是一個靜止的社會，即使存在分工和生產的社會化，協調也不會成為問題，不論是用計劃的方法還是市場的方法都可以解決。問題在於現代經濟是一個不斷增長的過程，而這一點已經作為一種製度成為對經濟過程的強製性要求。不論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剩餘勞動都會表現為利潤，隻要在價格中包含利潤，產品的價值實現就必須要以一定量的投資為條件，否則生產、流通、消費的循環就無法正常進行，再生產過程就會中斷。原因很簡單，從全社會角度看，價格構成中的兩大基本要素C和V所提供的需求小於產品的全部價值或價格——C+V+M。而投資是麵向未來的活動。

　　從資產概念可以看出，它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它是“可預期的未來經濟利益”，對於固定資本來說，資產的這一屬性就更加突出。原因是，固定資產由其物質屬性決定了它是一項長期資產，作為“可預期的未來經濟利益”要在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才能實現。而未來與現實的最大區別就是，它是會變的。至於變化的結果，人們最多隻能在概率意義上加以把握，而不能像對現實那樣，予以百分之百地確認。換句話說，未來是不確定的。而且，未來愈是遙遠，愈是不確定。而固定資本投資就是這樣一項麵向未來的行為。特別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固定資本作為長期資產的屬性就愈加突出，麵對的不確定性也就愈大。預期是主觀的，它如何才能與客觀的未來變化相一致呢？市場經濟中存在這樣一種可以揭示未來如何變化的機製嗎？它是通過什麽樣的機製來引導人們做出投資決策的呢？特別是，由於生產的專業化，固定資產本身的專業化屬性也愈來愈強。麵對成千上萬種產品生產，人們如何決定把資金投向哪個領域呢？歸根到底一句話，市場經濟具備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嗎？

　　在這裏，我們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也不是我們的研究目的。我們的目的隻是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梳理，說明至今為止的經濟學是如何提出、如何認識和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

　　一、投資與經濟增長

　　投資在現代經濟增長或者說生產力發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不僅關係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還直接影響著一國的綜合實力。但是，長期以來，經濟學更關注投資中的生產關係問題，這種關注在馬克思那裏可以說達到了頂峰。以後，由於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轉變，這一問題一度被主流經濟學研究所忽略。從生產力角度對經濟增長問題的係統考察，開始於新古典增長模型。在此之前的研究，不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凱恩斯創立的宏觀經濟學，絕大部分內容關注的依然是這一問題的生產關係層麵。至於新古典經濟學，由於它的研究對象是一個靜態經濟體係，所以投資與增長問題基本在它們的視野之外。新古典增長理論，通過把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的動態化和總量化，建立了新古典增長模型。

　　（一）早期增長理論——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

　　凱恩斯的理論是一短期理論，為了使其長期化，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了現代增長理論。開創這一理論先河的是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簡單說，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的構成形式就是G=S/C。其中G為經濟增長率，S為儲蓄率，C為資本產出率即獲得每一元的淨產出需要多少投資。

　　在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中，一方麵凱恩斯的思想更集中地得到表現，儲蓄與投資的相等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麵，這一模型突出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大推動作用，在資本產出率一定的前提下，經濟增長速度唯一地取決於投資率。

　　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原本是研究宏觀經濟穩定問題的，所以在哈羅德那裏，他把這一模型表述為不同形式，即實際增長率（G）模型、有保證增長率（GW）模型和自然增長率（GN）模型。隻有當G=GW=GN時，經濟才能實現穩定增長。由此產生了所謂“刃鋒問題”，即隻有一個GW值能與S和C相匹配。也正是這一問題引發了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建立。

　　但是，在規劃專家那裏，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經常被用來規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因為它確實在一個側麵揭示了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係。

　　（二）新古典增長模型

　　如上所述，新古典增長模型是在解決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的不足中產生的。新古典增長模型的一般形式是Y=F（A，K，L）。其中Y代表國民收入，A代表技術進步，K代表資本，L代表勞動。通過引入技術進步，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資本與勞動的比例是可變的，改變了隻有一個GW值能與S和C相匹配的關係。因此，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技術進步不僅具有巨大的實際意義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後者的地位甚至更具有根本性。但是在由此產生的經濟增長核算中，技術進步的地位要遠比其理論意義重要。資本似乎退居為不那麽重要的因素。但隨著經濟計量的細化，特別是隨著體現型技術進步概念的提出，人們認識到技術進步是需要載體的，這個載體就是投資。技術進步需要借助於資本和勞動這兩大有形要素才能得到實現。按照著名經濟計量學家喬根森運用新古典增長模型對美國1948～1979年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年均1.6個百分點，占年均經濟增長率3.4%的47%，所以，喬根森得出結論說：“在戰後美國經濟增長的背後，駕馭力量就是資本和勞動投入的增長。資本的增長是產出增長最重要的根源。”

　　（三）馬克思有關投資與經濟增長的論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主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但與古典經濟學不同，馬克思是在與生產力的關係中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所以在《資本論》中也包含了大量有關投資與經濟增長的論述，隻是所用術語與現代增長理論有所不同。第一，按照現代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的實質就是人均產出的增長。在馬克思那裏，馬克思更集中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實際上這與經濟增長所指的是同一個事實。第二，馬克思更多使用的是積累而不是投資這一概念，積累就是剩餘價值的資本化，就是指投資，隻是這裏的投資不僅包括固定資本投資，還包括了流動資本投資。從增長與投資的關係角度看，二者並無實質區別，如果從結構分析看，積累比投資這一概念可能還更全麵和更深刻。

　　馬克思指出，當從生產過程而不是從生產結果來看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體表現就是每一名勞動者所推動的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一定量的勞動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數量是同勞動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增加的。”這是馬克思的一個基本觀點。基於這一觀點馬克思提出了資本有機構成的概念，並得出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資本的技術構成和反映這一技術構成的價值構成即有機構成會不斷提高。這一命題實際上與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結論——經濟增長需要以投資增長為條件是同一含義。在這裏，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有機構成的提高是同一過程的不同側麵，如果采用數學形式，就像現代增長理論一樣，二者同樣可以表述為函數關係。而且同樣投資是自變量，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因變量。

　　馬克思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分析中還更深入地分析了形成這一關係的內部經濟機製，即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就要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要改進生產方法。馬克思分析了從分工到大工業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特別是，在對機器與大工業的分析中說明了物質資本的改進在這一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在馬克思那裏這本身就同時也是一個科學與技術進步的過程。

　　實物形態的固定資本的改進為什麽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馬克思的回答是，它提高了人類對自然力的運用水平。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力本身也是一種自然力，但它的力量是有限的，隻有借助於外界的自然力，勞動這一自然力的生產力才能不斷提高。用現代增長理論的語言，自然力本身是“無成本”的，隻是為了使用自然力，“就需要一種‘人的手的創造物’。要利用水的動力，就要有水車，要利用蒸汽的壓力，就要有蒸汽機。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學也是如此”。這些利用自然力的裝置就是固定資本本身。馬克思在這裏實際早就回答了現代增長理論中投資與技術進步的關係問題，說明了技術進步是怎樣與固定資本投資聯係在一起的。同時，也從經濟學角度給出了技術和技術進步的定義：技術就是利用自然力的方式和方法及其物質手段；技術進步就是對所利用的自然力在範圍上的拓展和利用的方式和方法及物質手段的改進。按照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從生產力角度看，投資的直接目的就是如何用最少的投資更充分、更巧妙地實現對自然力的運用。

　　馬克思的上述思想不僅具有巨大的理論價值，也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不僅對我國的投資體製改革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社會主義國家中早期改革理論家提出的投資問題

　　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製改革過程中，東歐國家湧現了一批經濟學家，從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對他們的成果不可能也沒必要在這裏一一予以介紹。與我們研究目的相關的是他們對固定資產投資體製的看法。其中，特別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又首推波蘭的布魯斯。布魯斯是著名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家蘭格的弟子。蘭格雖然主張計劃經濟可以引入市場調節機製，通過試錯，讓價格發揮調節生產的作用，但他始終對是否同樣由市場調節投資持保留態度。布魯斯繼承和發展了蘭格的這一思想。

　　如同其他改革學派的經濟學家一樣，布魯斯雖然批評計劃經濟體製存在的問題，但他同時也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體製（以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為特征）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經濟製度造成的一係列弊端，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社會分配貧富懸殊，等等。所以，布魯斯和其他改革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改革方案都力圖在保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同時避免由於過分集中統一而造成的弊端。

　　布魯斯理論的特點是，從決策角度出發，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決策分為了三個層次：一是宏觀決策層次，這是帶有根本性的決策層次。包括經濟增長速度、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投資方向、投資的技術選擇、消費基金在集體消費和個人消費之間的分配等。二是企業經常性經濟活動的決策，包括企業的生產規模、物質消耗的數量和結構、企業經營戰略和原料供應、較小的投資以及工資的具體形式等。三是家庭或個人的經濟決策，包括收入已定情況下關於個人消費的決策和職業選擇的決策。他根據這三個層次的決策主體把社會主義經濟劃分為四種模式：一是軍事共產主義模式，二是集權模式，三是分權模式，四是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布魯斯讚成第三種模式，即第一層次決策集權，而二、三層次放權的模式。認為這樣既可以通過國家對一些戰略層次的決策，特別是積累消費比例和投資方向的決策，避免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造成的危機，也可以發揮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發揮商品價值規律的作用，解決第二種模式中存在的中央與企業和個人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早在1960年在如何為擴大企業自主權劃“杠杠”時，也提出過以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為界，擴大再生產投資是大權，屬於國家，而簡單再生產投資屬於小權應給予企業。道理同樣在於，他認為靠市場無法合理解決投資結構和投資總量問題。

　　三、投資結構問題

　　所謂投資結構問題就是指投資在不同部門和行業的配置比例問題。這一問題最早出現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他們對問題的提法是，是什麽支配了資本在不同部門和行業間的流動？使得不同部門和行業的生產能夠與需求相適應。

　　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也可以把馬克思再生產理論放在這裏一並介紹，原因是馬克思研究的也是一個比例問題，雖然是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

　　（一）西方經濟學

　　現代西方經濟學被分割為微觀和宏觀兩個部分。市場經濟條件下，或者準確地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投資問題在這兩個部分中都有涉及。雖然從純理論角度，微觀經濟學既研究了總量問題，也研究了結構問題，但如果著眼於經濟運行，總量問題實際是一個宏觀經濟學問題。

　　如何使投資結構與需求結構相適應，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為了證明市場經濟優越性而提出的一個問題。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於工場手工業時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雖然已確立了自己的曆史地位，但是還未在生產力方麵奠定自身存在的基礎，“水推磨”還未被“蒸汽磨”所取代，因此，在其代表人物那裏，雖然區分了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概念，但並未對固定資本投資問題進行單獨研究，而是將其放入資本概念下與資本配置問題一道來分析的。而這種資本配置又僅僅是用於工人階級消費資料的流動資本配置，以至於馬克思認為，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那裏，在他們所說的積累因而也是投資中根本就沒有包括固定資本投資，而隻是可變資本的投資。

　　從我們的研究目的出發，這一時期值得關注的成果主要有兩個：一是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這個詞本身就是在談到資本投資時提出的；二是他關於支配資本在各個部門流動的論述。

　　“看不見的手”中的“手”可以理解為一個無形的社會經濟管理者。斯密不讚成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主張政府不要幹預私人資本的使用，為了說明為什麽對進口或使用自己的資本進行限製是不必要的，斯密創造了“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這一著名詞組，他說：“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按照斯密的觀點，市場經濟的價格調節機製就是一個看不見的社會經濟的管理者，通過價格機製的調節，各種經濟資源會按照社會需要得到合理的配置，當然也包括資本在各個部門的配置。斯密的這一觀點對後來的西方經濟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致可以不過分地說，在他以後200年的西方經濟學就是圍繞這一命題發展起來的。

　　斯密關於資本在各個部門流動的論述依據的就是“看不見的手”的原理。這一原理首先是通過價格機製實現的，他說：“如果市場上商品量一旦超過它的有效需求，那麽它的價格的某些組成部分必定會降到自然率以下。如果下降部分為地租，地主的利害關係立刻會促使他們撤回一部分土地；如果下降部分為工資或利潤，勞動者或雇主的利害關係也會促使他們把勞動或資本由原用途撤回一部分。於是，市場上商品量不久就會恰好足夠供應它的有效需求，價格中一切組成部分不久就都升到它們的自然水平，而全部價格又與自然價格一致。”在平均利潤率作用下，不同部門利潤率的波動引導著資本在各個部門的分配。

　　但是，這一理論的不足之處在於，一方麵，由於在斯密所處的時代固定資本隻占資本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資本用於對勞動力的購買，在物質形態上，固定資產的專用性不強，資本在各個部門間的流動幾乎不受什麽限製；另一方麵，斯密本身就忽略了固定資本投資問題。因此，在這裏，資本在不同部門間的調整可以看做是瞬時完成的，資本投入的調整可以和產品的調整同步實現。這樣，價格機製的作用可以得到較充分的發揮。所以斯密對“看不見的手”充滿信心。古典經濟學的另一代表人物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這一思想讚不絕口，並對其做出了更明確的表述：“在一般情況下，沒有一種商品能長期繼續恰好按照人類的需要和願望所要求的數量得到供給，所以也沒有一種商品能免除價格上偶然的和暫時的變動。隻是因為有這種變動，資本才能恰好按照必要的數量而不致過多地分配在有人需要的各種產品的生產上。在價格發生漲跌時，利潤就會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或降到以下。這時資本要不是受到鼓勵進入到某種發生這種變動的行業，便是受到警告退出這種行業。”顯然，李嘉圖像斯密一樣，覺得固定資本同樣是可以在短時間就能順利完成在不同部門的調整，而不會由於固定資產本身的物質形態受到影響。這與大工業時代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無法設想一個鋼鐵廠能夠很快轉變為一個糕點廠。盡管李嘉圖為了說明勞動價值論花費了大量筆墨討論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別，但以上論述仍說明他心目中的資本實際上還是一種貨幣形態的資本，隻是一種不具物質形態的價值物。像後來的經濟學家形象比喻的那樣，是一種“粘土”形態的資本，可以如人所願，捏造成任意形狀。顯然，這與我們麵對的市場經濟實際相差太遠了。

　　雖然一般均衡理論被看做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最高成果，但在筆者看來，它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是發現和闡述了人的最優化經濟行為，並賦予了它在經濟學研究中的基礎地位。由此出發，新古典經濟學從一個側麵探討和揭示了市場經濟運行的機製。但是，新古典經濟學本質上是一個靜態理論，希圖解釋的主要是某一時點調節各種商品供求關係的問題，它所建立的一般均衡理論實質也是一個靜態理論。這在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中有很好的概括。而對支配儲蓄與投資的經濟活動分析，套用的實際是對調節商品供求關係的價格機製的分析成果。在儲蓄方麵，消費者受時間偏好率的支配，在投資方麵，生產者受利息率的支配，二者的均衡決定了投資。所以，從總體上看，經濟可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從微觀上看，支配投資方向的是各生產部門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即所謂經濟利潤），而這種超額利潤從長期看，在均衡狀態下為零。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家經濟行為導致了利潤為零的後果，這個結論顯然令人費解。所以圍繞利潤，又出現了許多解釋，其中以奈特的解釋最為著名。但爭論並未停止，按照投資結構問題的提法，可以說，至今這也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資本主義經濟中職能資本家和貨幣資本家的分離，特別是所有者與管理者的分離，建立在現代信用製度基礎上的金融市場得到長足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市場在投資領域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以至在術語和概念上使得投資一詞逐漸成為金融投資的專用術語。各種以投資學命名的教材教授和總結的全都是與各種證券投資相關的知識，幾乎找不到實物投資的影子。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現代投資學研究的深化，實際上使得古典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投資結構問題已然被新的問題所取代。換句話說，原有問題的解決是通過否定自身和提出新問題來實現的。

　　實踐證明，即使在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也無法解決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的投資結構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出現的房地產泡沫和IT泡沫就是明證。根本原因就在於投資是麵向未來的經濟活動，而未來是無法準確預測的，由於技術進步和由此決定的消費者偏好變化以及經濟發展本身的複雜性，使得未來即使在概率意義上也是無法預測的，所以要想解決投資結構問題似乎是不可能的。

　　這樣，投資結構問題演變成了儲蓄在各個部門的分配問題，進一步，儲蓄的分配問題又轉化為金融投資的收益與風險分配問題。這一問題推動了金融市場和金融理論的發展。

　　1953年，莫裏斯·肯德爾在研究中發現，他確定不出任何股票價格的可預測形式，股票價格的變化似乎完全是隨機的。在任何一天它們都有可能上漲或下跌，不論過去的業績如何，那些過去的數據提供不了任何方法來預測股票價格的漲跌。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一曾經令經濟學家驚異的現象被認為恰恰是資本市場有效性的證明。這表明資本市場反映的隻是價格的即時信息，包括那些可預測的信息，而真正的新信息必然是不可預測的。

　　而且，在非理性假設下，金融行為學研究還發現，在從眾行為等非理性行為支配下，資本市場不僅無法提供未來的信息，還可能造成泡沫等反常現象，增加經濟的不穩定性。那麽，金融市場的功能究竟是什麽呢？這成為20世紀中葉以來經濟學家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20世紀90年代以前，金融市場理論雖然已經成為理論經濟學家關注的重要領域，但在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中一直缺少立足之地。隻是到了90年代，金融市場理論才在微觀經濟學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斯蒂格利茨在其撰寫的被認為可能成為經濟學教科書第四個裏程碑的《經濟學》一書中把未來不確定性這一問題歸為風險問題，這樣市場處理未來發展的能力問題就演變為市場處理風險問題的能力問題。對於不確定性形成的風險，市場的作用是通過分配風險降低企業的風險，而不可能消除風險。換句話說，市場無法有效地解決古典經濟學提出的投資結構問題，但可以在企業投資失敗時盡可能減少企業的損失，從而增加經濟的穩定性。

　　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的投資結構問題，在西方經濟學中始終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隻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改變了問題提出的方式。很可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起碼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本來就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科學史上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問題的解決最終是通過否定原有問題來實現的。投資結構問題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那麽，計劃能否解決這一問題呢？特別是，在實行市場經濟條件下，計劃能否解決這一問題呢？答案可能是，要看曆史階段。至今為止的實行過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落後國家。由於工業化和現代化本身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在學習和趕超先進國家的過程中，通過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未來在一定範圍內是可以預測的，因而也為在一定階段通過計劃實現發展提供了可能。即便是後起的發達國家，譬如戰後歐洲為了恢複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也曾實行過廣泛的計劃。顯然，這都要以預測未來發展為前提。而隨著經濟發展，未來的可預測性勢必會減少。發達國家提供的經驗和理論表明，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計劃同樣也無法解決，原因是計劃也是以對未來的認知為前提的，而一個經濟體愈接近現代化，未來的可預測性將愈低。而在這時，投資結構問題同樣會轉變為風險分擔問題。

　　從更高層次的理論看，這樣的結論也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認識隻能源自實踐，它的同義語就是認識永遠是落後於實踐的。人類隻能在實踐中前進，意味著人類隻能在試錯中發展。問題就演變為，如何充分利用可能得到的一切信息避免那些應該避免的錯誤和誰來承擔錯誤的成本。在這個意義上，資本市場這種經濟形式無疑是人類的一個有益探索。因此，總結其中的經驗，也就成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投資體製的一個重要理論任務。

　　（二）馬克思經濟學說

　　從方法論上說，馬克思的分析方法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不同，不是把整個經濟分為微觀和宏觀兩個部分，馬克思使用的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所以在馬克思那裏所有抽象的經濟要素都既包括了其微觀性質也包括了宏觀性質。有學者曾把馬克思再生產的兩個公式的等式的左邊和右邊分別相加，表示可以得出與現代宏觀經濟學“儲蓄+消費=投資+消費”同樣的國民經濟恒等式。如果說，為了從馬克思主義角度改造西方經濟理論，這樣做多少還有些意義外，從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理解上，則是弊大於利。因為馬克思經濟學優於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地方恰恰在於通過把微觀與宏觀相結合從而揭示了造成宏觀經濟後果的微觀經濟機製。所以我們寧願把馬克思關於再生產的理論放在這裏敘述。

　　按照馬克思自己所說，《資本論》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組織，在它的可說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敘述出來”。因此，馬克思在考察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時，考察的也是能夠使其正常運行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人們所熟知的Ⅰ、Ⅱ兩個部類的數學關係式“Ⅳ+m=Ⅱc”和“Ⅳ+m＞Ⅱc”。馬克思給出的這兩個條件與其說是能夠使資本主義再生產正常運行的條件，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再生產難以正常運行的條件。原因是，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兩個條件實際上是十分苛刻的條件。它既要求兩部類產品在使用價值上相互適應，又要求二者在價值上保持特定的比例關係。如果聯係到馬克思所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剩餘價值規律，那麽，這就基本是一個無法實現的條件。滿足了使用價值方麵的條件就無法滿足價值條件，而滿足了價值條件就無法滿足使用價值條件。原因就在於，為了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資本家有一種不斷降低產品價值的衝動。而這種衝動的實現又是不平衡的，即有的行業技術進步快些，有的行業技術進步慢些，所以等量價值中包含的使用價值的量時時在發生變化，而排除價值革命這一變化恰恰是資本循環的條件。所以正如人的生理學研究同時可以揭示生命的死亡機製一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理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實際上也是旨在揭示其死亡機製。所以，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無法解決投資結構問題的，它必然以周期性的危機為代價，直至其滅亡。

　　四、總量與投資率問題

　　投資的總量與投資率是兩個既相互聯係又有區別的問題。總量問題是按照凱恩斯理論提出的一個問題，含義是如何使宏觀經濟中投資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而投資率問題在理論上是一個增長經濟學問題。在實踐上，我國經濟多年來麵臨的一個問題，主要指積累率或投資率過高，或者說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如何使國民經濟中的投資達到適宜的水平。

　　（一）凱恩斯及宏觀經濟學

　　凱恩斯經濟學是在1929年那樣大規模的經濟危機背景下產生的，針對的首先是他所說的古典經濟學。

　　正如凱恩斯本人所言，在這裏他犯了一個術語的錯誤。古典經濟學這一概念是馬克思提出的，而按照馬克思的定義，所謂古典經濟學，在英國是指配第、斯密至李嘉圖的經濟學說，在法國是指從布阿爾吉爾貝爾至西斯蒙第的經濟學說，而凱恩斯所說的古典經濟學，實際指的是在他之前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在內的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

　　凱恩斯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投資理論提出，決定消費（因而也是儲蓄，儲蓄表現為消費支出的剩餘項）的是收入水平，而不是什麽時間偏好，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儲蓄會增加。而支配資本家投資的動機則是對資本邊際效率的預期。凱恩斯引入了靈活偏好的概念，認為利率是對放棄流動性或在某一時期儲藏貨幣的報償。流動性偏好比儲蓄對利率更有影響。

　　凱恩斯的結論是市場自發的作用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他開出的藥方就是政府幹預，特別是對投資的幹預。他的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是：“要達到離充分就業不遠之境，其唯一辦法，乃是把投資這件事情，由社會來綜攬。”以致經常有後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凱恩斯是社會主義者嗎？”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當然不是。列寧把凱恩斯稱為是“一個人所共知的資產者，布爾什維主義的死敵”。那麽，凱恩斯為什麽要這麽說呢？原因主要就是，他認為，靠市場自發的調節，無法使投資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從而把投資在市場經濟中的特殊性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問題確定下來。

　　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導致了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在他以後，雖然產生了不同的學派，比如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盡管他們在結論方麵各持己說，但他們都要麵對凱恩斯提出的那些問題，用科學哲學的語言，他們同屬一個理論範式。在這個理論範式中，投資的總量問題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二）投資率問題

　　投資雖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但是並不能因此得出投資率愈高愈好的結論。原因是，首先，從整個再生產的循環過程看，投入與產出的物質規律決定了生產與消費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原因在於，投資的二重性，它既是當期的需求，在這一意義上，它是最終需求，但它又是未來的供給，在這一意義上，它隻能算作中間產品，而生產的最終目的隻能是消費。其次，從純粹經濟學角度即經濟效果角度看，如果把國民整體福利最大作為生產的目的，那麽，過高的投資率將會使經濟效果下降。關於這一點，增長理論中的拉姆齊模型已經給出了證明。最後，事實和理論都表明，消費不足是產生泡沫的重要宏觀條件。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出現過的大起大落基本都可以歸結為投資規模的膨脹，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似乎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難以克服的一個頑症。

　　所以，如何保持適度投資率是投資管理體製麵臨的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