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風月談

第12章 雙十懷古——民國二二年看十九年秋(4)

　　現在算是還沒有過年，先來《中央日報》的兩篇罷——雜 感 洲

　　近來有許多雜誌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報月刊》《東方雜誌》以及《現代》上，都有雜感隨筆這一欄。好像一九三三真要變成一個小文章年頭了。目下中國雜感家之多，遠勝於昔，大概此亦魯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國雜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魯迅。他的師爺筆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去年則還出了什麽三心《二心》之類。照他最近一年來“幹”的成績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魯迅先生久無創作出版了，除了譯一些俄國黑麵包之外，其餘便是寫雜感文章了。雜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揮而就。則於抽卷煙之際，略轉腦子，結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寫雜感文章，有一個不二法門。不是熱罵，便是冷嘲。如能熱罵後再帶一句冷嘲或冷嘲裏夾兩句熱罵，則更佳矣。

　　不過普通一些雜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對於某事物有所不滿，自然就不滿（迅案：此字似有誤）有冷嘲的文章出來。魯迅先生對於這樣也看不上眼，對於那樣也看不上眼，所以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了。

　　我們村上有個老女人，醜而多怪。一天到晚專門愛說人家的短處，到了東村頭搖了一下頭，跑到了西村頭歎了一口氣。好像一切總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問她倒底要怎樣呢，她又說不出。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隻是諷刺，隻是冷嘲，隻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台 鳴 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台。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王。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裏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關於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裏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麽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Ｑ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麵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僨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丟下筆杆動拳頭。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對魯迅先生的《阿Ｑ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眾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為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為世界的一員。”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曆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Ｑ傳》更偉大的著作？偉大的著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於佩服一個擂台上的霸主。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為老醜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著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致的，就是討厭我“對於這樣又有感想，對於那樣又有感想”，於是而時時有“雜文”。這的確令人討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裏了。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不知道為什麽，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托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為“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托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略論告密 陳 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記》與《後記》裏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並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麽時候，他在什麽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麽要他的“密”的別的機關？）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為”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麽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麽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他卻忘了說編者暗示於魯迅先生尚未上場之先。因為在何家幹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將上台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將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將。於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將的上場。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麵，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麽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真名呢，還是別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蔑，我相信，因為於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邨人先生……的筆名”，而表示著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為什麽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秘密的不是於告密者更為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真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略論放暗箭 陳 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偽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皘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麵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為“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標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文舞台的戲兒一出出換了。

　　腳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卻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條。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為現在的確有許多文腳色，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著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著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腳色依舊，就是臉譜也並不簇新，隻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著《穆薛姻緣》之類，內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翻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並不滿意這樣的態度，不然為什麽要罵人家“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或者說，他並不是在挑戰，隻是放放暗箭，因為“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隱暗處，看到了什麽可射的，便輕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飛。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討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別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別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謀害而終於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寢”，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凶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為什麽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確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就是因為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裏去了。有意的和無意的的區別，我是知道的。我所謂告密，是指著叭兒們，我看這“陳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麽？

　　第二篇恐怕隻有他自己懂。我隻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皘先生為就是我了。采在這裏，隻不過充充自以為我的論敵的標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錢基博之魯迅論 戚 施

　　近人有裒集關於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為《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毀譽互見，乃得其真。頃見錢基博氏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適入選，而以魯迅徐誌摩附焉。於此諸人，大肆訾謷。邇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膽者，而新人未嚐注意及之。茲特介紹其“魯迅論”於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諡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於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托於象胥，斯為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誌，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於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眾？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於時裝婦人著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唇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誌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於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文壇之影響，而加以訾謷者也。

　　平心論之，魯迅之譯品，誠有難讀之處，直譯當否是一問題，歐化的國語文學又是一問題，借曰二者胥有未當，誰屍其咎，亦難言之也。錢先生而謂，鄙言為不然耶？

　　錢先生又曰，自胡適之創白話文學也，所持以號於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樹人所著，隻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隻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嚐有民眾耶！錢先生因此而斷之曰，周樹人徐誌摩為新文藝之右傾者。是則於魯迅之創作亦加以訾謷，兼及其思想矣。

　　至目魯迅為右傾，亦可謂獨具隻眼，別有鑒裁者也！既不滿意於郭沫若蔣光赤之左傾，又不滿意於魯迅徐誌摩之右傾，而惟傾慕於所謂“讓清”遺老之流風餘韻，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錢先生之誌，皎然可睹矣。當今之世，左右做人難，是非無定質，亦於錢先生之論魯迅見之也！

　　錢氏此書出版於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記雲。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報》的《火炬》。

　　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話，讚為“獨具隻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評”得連我自己也不想再說什麽話，“頹廢”了。然而我覺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別的保存起來，也是以備“魯迅論”之一格。

　　最後是《大美晚報》，出台的又是曾經有過文字上的交涉的王平陵先生——

　　罵人與自供 王平陵

　　學問之事，很不容易說，一般通材碩儒每不屑與後生小子道長論短，有所述作，無不譏為“淺薄無聊”；同樣，較有修養的年輕人，看著那般通材碩儒們言必稱蘇俄，文必宗普魯，亦頗覺得如嚼青梅，齒頰間酸不可耐。

　　世界上無論什麽紛爭，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類思想的衝突，因為多半是近於意氣，斷沒有終止的時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毀謗人家故意找尋人家的錯誤當作是一種職業；而以直接否認一切就算是間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於自己究竟是什麽東西，那隻許他們自己知道，別人是不準過問的。其實，有時候這些人意在對人而發的陰險的暗示，倒並不適切；而正是他們自己的一篇不自覺的供狀。

　　聖經裏好像有這樣一段傳說：一群街頭人捉著一個偷漢的淫婦，大家要把石塊打死她。耶穌說：“你們反省著！隻有沒有犯過罪的人，才配打死這個淫婦。”群眾都羞愧地走開了。今之文壇，可不是這樣？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如同魯迅先生慣用的一句刻毒的評語，就就罵人是代表官方說話；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麽“方”說話！

　　本來，不想說話的人，是無話可說；有話要說；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魯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了。

　　像這樣的情形，文壇有的是，何止是魯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報》的《火樹》。

　　記得在《偽自由書》裏，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論為屬於“官方”，這回就是對此而發的，但意義卻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漢，偏要指說人家是淫婦”的話看起來；好像是說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話要說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麽，說人反動的，他自己正是反動，說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評語”了，耶穌不說過“你們反省著”嗎？——為消災計，再添一條小尾：這壞習氣隻以文壇為限，與官方無幹。

　　王平陵先生是電影檢查會的委員，我應該謹守小民的規矩。

　　真的且住。寫的和剪貼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別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這一條尾巴又並不小。

　　時光，是一天天的過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著過去，不久就在我們的記憶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論，沒有感到和沒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寫了下來的幾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後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麽？——而現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視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尊臉來，看看暗中，寫它幾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雜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夠生存，雖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惡，但又在圍剿中更加生長起來了。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為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

　　文壇上的事件還多得很：獻檢查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然而都不是做這《準風月談》時期以內的事，在這裏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還是真的帶住罷，寫到我的背脊已經覺得有些痛楚的時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魯迅記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