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風月談

第10章 雙十懷古——民國二二年看十九年秋(2)

　　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等等——本來是中國的高尚道德。你說他是解脫，達觀罷，也未必。他其實在固執著，堅持著什麽，例如道德上的正統，文學上的正宗之類。這終於說出來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報應之說”（老莊另帳登記），而說別人“鄙薄”佛教影響就是“想為儒家爭正統”，原來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論早已是正統了。文學呢？要用生澀字，用詞藻，穠纖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學的作品，雖則他“否認新文學和舊文學的分界”；而大眾文學“固然讚成”，“但那是文學中的一個旁支”。正統和正宗，是明顯的。

　　對於人生的倦怠並不糊塗！活的生活已經那麽“窮乏”，要請青年在“佛家報應之說”，在“《文選》，《莊子》，《論語》，《孟子》”裏去求得修養。後來，修養又不見了，隻剩得字匯。“自然景物，個人情感，宮室建築，……之類，還不妨從《文選》之類的書中去找來用。”從前嚴幾道從甚麽古書裏——大概也是《莊子》罷——找著了“幺匿”兩個字來譯Ｕｎｉｔ，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後來通行的卻是“單位”。嚴老先生的這類“字匯”很多，大抵無法複活轉來。現在卻有人以為“漢以後的詞，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字和詞，可以拚成功我們的光芒的新文學”。這光芒要是隻在字和詞，那大概像古墓裏的貴婦人似的，滿身都是珠光寶氣了。人生卻不在拚湊，而在創造，幾千百萬的活人在創造。可恨的是人生那麽騷擾忙亂，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竄”，想要逃進字和詞裏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寫篆字刻圖章了！

　　十一月六日。

　　偶成

　　善於治國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隨處看出治國平天下的方法來，四川正有人以為長衣消耗布匹，派隊剪除；上海又有名公要來整頓茶館了，據說整頓之處，大略有三：一是注意衛生，二是製定時間，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條當然是很好的；第二條，雖然上館下館，一一搖鈴，好像學校裏的上課，未免有些麻煩，但為了要喝茶，沒有法，也不算壞。

　　最不容易是第三條。“愚民”的到茶館來，是打聽新聞，閑談心曲之外，也來聽聽《包公案》一類東西的，時代已遠，真偽難明，那邊妄言，這邊妄聽，所以他坐得下去。現在倘若改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聽；專講敵人的秘史，黑幕罷，這邊之所謂敵人，未必就是他們的敵人，所以也難免聽得不大起勁。結果是茶館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緒初年，我鄉有一班戲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實不符，戲做得非常壞，竟弄得沒有人要看了。鄉民的本領並不亞於大文豪，曾給他編過一支歌：“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連忙關廟門，兩邊牆壁都爬塌（平聲），連忙扯得牢，隻剩下一擔餛飩擔。”

　　看客的取舍，是沒法強製的，他若不要看，連拖也無益。即如有幾種刊物，有錢有勢，本可以風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連投稿也寥寥，總要隔兩月才出一本。諷刺已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夢囈，非諷刺的好文藝，好像也將是後世紀的青年的出產了。

　　六月十五日。

　　禮

　　看報，是有益的，雖然有時也沉悶。例如罷，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到這一天，報上照例得有幾塊記載，幾篇文章。但這事真也鬧得太重疊，太長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過了，明年也許還可用，隻要沒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為反正總隻能說這幾句話。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會覺再沉悶，看不出新的啟示來。

　　然而我還是看。今天偶然看見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鄧文的記事，首先是報告，其次是演講，最末，是“禮成，奏樂散會”。

　　我於是得了新的啟示：凡紀念，“禮”而已矣。

　　中國原是“禮義之邦”，關於禮的書，就有三大部，連在外國也譯出了，我真特別佩服《儀禮》的翻譯者。事君，現在可以不談了；事親，當然要盡孝，但歿後的辦法，則已歸入祭禮中，各有儀，就是現在的拜忌日，做陰壽之類。新的忌日添出來，舊的忌日就淡一點，“新鬼大，故鬼小”也。我們的紀念日也是對於舊的幾個比較的不起勁，而新的幾個之歸於淡漠，則隻好以俟將來，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樣的。有人說，中國的國家以家族為基礎，真是有識見。

　　中國又原是“禮讓為國”的，既有禮，就必能讓，而愈能讓，禮也就愈繁了。總之，這一節不說也罷。

　　古時候，或以黃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現在呢，恐怕是入於以禮治天下的時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責備民眾的對於紀念日的淡漠是錯的，《禮》曰：“禮不下庶人”；舍不得物質上的什麽東西也是錯的，孔子不雲乎：“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靜靜的等著別人的“多行不義，必自斃”，禮也。

　　九月二十日。

　　後記

　　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裏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隻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麵，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裏，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麽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隻在要這一本書裏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麽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裏，出了一種《十日談》，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裏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保”的孫婿，將汙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閑，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問題 如 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麵”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又說：“有富嶽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為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之並非罪惡為一樣，如其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回國後遊蕩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婿，因為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

　　“女婿”的蔓延 聖 閑 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嶽家的人發生了妒忌，妒忌的結果是攻擊。

　　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婿，是不是還可以做文人的呢？答案自然是屬於正麵的，正如前天如是先生在本園上他的一篇《女婿問題》裏說過，今日在文壇上最有聲色的魯迅茅盾之流，一方麵身為文人，一方麵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不過既然做文人同時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則此女婿是應該屬於窮嶽家的呢，還是屬於富嶽家的呢？關於此層，似乎那些老牌作家，尚未出而主張，不知究竟應該“富傾”還是“窮傾”才對，可是《自由談》之流的撰稿人，既經對於富嶽家的女婿取攻擊態度，則我們感到，好像至少做富嶽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該再跨上這個文壇了，“富嶽家的女婿”和“文人”仿佛是衝突的，二者隻可任擇其一。

　　目下中國文壇似乎有這樣一個現象，不必檢查一個文人他本身在文壇上的努力的成績，而唯斤斤於追究那個文人的家庭瑣事，如是否有富妻子或窮妻子之類。要是你今天開了一家書店，則這家書店的本錢，是否出乎你妻子的賠嫁錢，也頗勞一些尖眼文人，來調查打聽，以此或作攻擊譏諷。

　　我想將來中國的文壇，一定還會進步到有下種情形：穿陳嘉庚橡皮鞋者，方得上文壇，如穿皮鞋，便屬貴族階級，而入於被攻擊之列了。

　　現在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失業的多得很。回國以後編一個副刊也並非一件羞恥事情，編那個副刊，是否因親戚關係，更不成問題，親戚的作用，本來就在這種地方。

　　自命以掃除文壇為己任的人，如其人家偶而提到一兩句自己的不願意聽的話，便要成群結隊的來反攻，大可不必。如其常常罵人家為狂吠的，則自己切不可也落入於狂吠之列。

　　這兩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如是先生是凡庸的，背出了他的祖父，父親，魯迅，茅盾之後，結果不過說著“魯迅拿盧布”那樣的濫調；打諢的高手要推聖閑先生，他竟拉到我萬想不到的詩人太太的味道上去了。戲劇上的二醜幫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醜，用的便是這樣的說法，我後來也引在《“滑稽”例解》中。

　　但郡府上也有惡辣的謀士的。今年二月，我給日本的《改造》雜誌做了三篇短論，是譏評中國，日本，滿洲的。邵家將卻以為“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這甜葡萄棚裏產生出來的《人言》（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個譯者和編者來，譯者算是隻譯了其中的一篇《談監獄》，投給了《人言》，並且前有“附白”，後有“識”——

　　談監獄 魯 迅

　　（頃閱日文雜誌《改造》三月號，見載有我們文壇老將魯迅翁之雜文三篇，比較翁以中國文發表之短文，更見精彩，因迻譯之，以寄《人言》。惜譯者未知迅翁寓所，問內山書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詳，不能先將譯稿就正於氏為憾。但請仍用翁的署名發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譯者井上附白。）

　　人的確是由事實的啟發而獲得新的覺醒，並且事情也是因此而變革的。從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長的時間中，專以代聖賢立言的“製藝”文章，選拔及登用人才。

　　到同法國打了敗仗，才知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遣留學生到西洋，設立武器製造局，作為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了敗仗之後，知道這還不彀，這一回是大大地設立新式的學校。於是學生們每年大鬧風潮。清朝覆亡，國民黨把握了政權之後，又明白了錯誤，而作為改正手段，是大造監獄。

　　國粹式的監獄，我們從古以來，各處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稍造了些西洋式的，就是所謂文明監獄。那是特地造來給旅行到中國來的外人看的，該與為同外人講交際而派出去學習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種類。囚人卻托庇了得著較好的待遇，也得洗澡，有得一定分量的食品吃，所以是很幸福的地方。而且在二三星期之前，政府因為要行仁政，便發布了囚人口糧不得刻扣的命令。此後當是益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的監獄，像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所以不但禁錮人犯，而且有要給他吃苦的責任。有時還有榨取人犯親屬的金錢使他們成為赤貧的職責。而且誰都以為這是當然的。倘使有不以為然的人，那即是幫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但是文明程度很進步了，去年有官吏提倡，說人犯每年放歸家中一次，給予解決性欲的機會，是很人道主義的說法。老實說：他不是他對於人犯的性欲特別同情，因為決不會實行的望頭，所以特別高聲說話，以見自己的是官吏。但輿論甚為沸騰起來。某批評家說，這樣之後，大家見監獄將無畏懼，樂而赴之，大為為世道人心憤慨。受了聖賢之教，如此悠久，尚不像那個官吏那麽狡猾，是很使人心安，但對於人犯不可不虐待的信念，卻由此可見。

　　從另一方麵想來，監獄也確有些像以安全第一為標語的人的理想鄉。火災少，盜賊不進來，土匪也決不來掠奪。即使有了戰事，也沒有以監獄為目標而來爆擊的傻瓜，起了革命，隻有釋放人犯的例，沒有屠殺的事。這回福建獨立的時候，說釋人犯出外之後，那些意見不同的卻有了行蹤不明的謠傳，但這種例子是前所未見的。總之，不像是很壞的地方。隻要能容許帶家眷，那麽即使現在不是水災，饑荒，戰爭，恐怖的時代，請求去轉居的人，也決不會沒有。所以虐待是必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