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風月談

第6章 各種捐班(3)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隻剩了高等華人頌祝著——“阿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為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也不應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麽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

　　外國也有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賭得發昏。斯惠夫德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麽遠。

　　隻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隻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麵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念佛，吃著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隻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已足為我們的“上峰”雪恥。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外國買有地皮，在外國銀行裏另有存款，那麽，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的時候，就更加振振有辭了。假使世界上隻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麽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與馬基頓乎？——外國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為翻譯辯護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雲”。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隻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舉一個例在這裏：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隻有一種馬君武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裏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麽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幹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麽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曆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麽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八月十四日。

　　文床秋夢

　　春夢是顛顛倒倒的。“夏夜夢”呢？看沙士比亞的劇本，也還是顛顛倒倒。中國的秋夢，照例卻應該“肅殺”，民國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後處決”的，這是順天時。天教人這麽著，人就不能不這麽著。所謂“文人”當然也不至於例外，吃得飽飽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夢；而現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夢威嚴起來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濤聲》上，有一封自名為“林丁”先生的給編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說——“……之爭，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詳道。然而彼此摧殘，則在傍觀人看來，卻不能不承是整個文壇的不幸。……我以為各人均應先打P股百下，以儆效尤，餘事可一概不提。……”

　　前兩天，還有某小報上的不署名的社談，它對於早些日子餘趙的剪竊問題之爭，也非常氣憤——“……假使我一朝大權在握，我一定把這般東西捉了來，判他們罰作苦工，讀書十年；中國文壇，或尚有幹淨之一日。”

　　張獻忠自己要沒落了，他的行動就不問“孰是孰非”，隻是殺。清朝的官員，對於原被兩造，不問青紅皂白，各打P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確也偶爾會有的，這是因為滿洲還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舊夢。某小報上的無名子先生可還要比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經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罰”下等華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個問題是在怎樣才能夠“一朝大權在握”？文弱書生死樣活氣，怎麽做得到權臣？先前，還可以希望招駙馬，一下子就飛黃騰達，現在皇帝沒有了，即使滿臉塗著雪花膏，也永遠遇不到公主的青睞；至多，隻可以希圖做一個富家的姑爺而已。而捐官的辦法，又早經取消，對於“大權”，還是隻能像狐狸的遇著高處的葡萄一樣，仰著白鼻子看看。文壇的完整和幹淨，恐怕實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時候，曾經在出版界上發現了“文丐”，接著又發現了“文氓”，但這種威風凜凜的人物，卻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發見的，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文官”罷。看文學史，文壇是常會有完整而幹淨的時候的，但誰曾見過這文壇的澄清，會和這類的“文官”們有絲毫關係的呢。

　　不過，夢是總可以做的，好在沒有什麽關係，而寫出來也有趣。請安息罷，候補的少大人們！

　　九月五日。

　　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

　　看見了講到“孔乙己”，就想起中國一向怎樣教育兒童來。

　　現在自然是各式各樣的教科書，但在村塾裏也還有《三字經》和《百家姓》。清朝末年，有些人讀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神童詩》，誇著“讀書人”的光榮；有些人讀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的《幼學瓊林》，教著做古文的濫調。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聽說，唐末宋初用過《太公家教》，久已失傳，後來才從敦煌石窟中發現，而在漢朝，是讀《急就篇》之類的。就是所謂“教科書”，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變化了多少。忽而這麽說，忽而那麽說，今天是這樣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樣的主張，不加“教育”則已，一加“教育”，就從學校裏造成了許多矛盾衝突的人，而且因為舊的社會關係，一麵也還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國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學究。倘有人作一部曆史，將中國曆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的被熏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雖然他也許不過是一條蟲）下。

　　《自由談》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為對於這工作，是很有勝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於此者乎？現在提出這問題，蓋亦知易行難，遂隻得空口說白話，而望墾辟於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我談“墮民”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談》裏，唐皘先生曾經講到浙東的墮民，並且據《墮民猥談》之說，以為是宋將焦光瓚的部屬，因為降金，為時人所不齒，至明太祖，乃榜其門曰“丐戶”，此後他們遂在悲苦和被人輕蔑的環境下過著日子。

　　我生於紹興，墮民是幼小時候所常見的人，也從父老的口頭，聽到過同樣的他們所以成為墮民的緣起。但後來我懷疑了。因為我想，明太祖對於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決不會來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將的；況且看他們的職業，分明還有“教坊”或“樂戶”的餘痕，所以他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樂皇帝的忠臣義士也說不定。還有一層，是好人的子孫會吃苦，賣國者的子孫卻未必變成墮民的，舉出最近便的例子來，則嶽飛的後裔還在杭州看守嶽王墳，可是過著很窮苦悲慘的生活，然而秦檜，嚴嵩……的後人呢？……

　　不過我現在並不想翻這樣的陳年賬。我隻要說，在紹興的墮民，是一種已經解放了的奴才，這解放就在雍正年間罷，也說不定。所以他們是已經都有別的職業的了，自然是賤業。男人們是收舊貨，賣雞毛，捉青蛙，做戲；女的則每逢過年過節，到她所認為主人的家裏去道喜，有慶吊事情就幫忙，在這裏還留著奴才的皮毛，但事畢便走，而且有頗多的犒賞，就可見是曾經解放過的了。

　　每一家墮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兒媳婦去，傳給後代，恰如遺產的一般；必須非常貧窮，將走動的權利賣給了別人，這才和舊主人斷絕了關係。假使你無端叫她不要來了，那就是等於給與她重大的侮辱。我還記得民國革命之後，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後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不料她卻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麽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於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這是墮民以外的自由人所萬想不到的罷。

　　七月三日。

　　新秋雜識（一）

　　門外的有限的一方泥地上，有兩隊螞蟻在打仗。

　　童話作家愛羅先珂的名字，現在是已經從讀者的記憶上漸漸淡下去了，此時我卻記起了他的一種奇異的憂愁。他在北京時，曾經認真的告訴我說：我害怕，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人發明一種方法，隻要怎麽一來，就能使人們都成為打仗的機器的。

　　其實是這方法早經發明了，不過較為煩難，不能“怎麽一來”就完事。我們隻要看外國為兒童而作的書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為大宗，就知道這正是製造打仗機器的設備，製造是必須從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入手的。

　　不但人們，連昆蟲也知道。螞蟻中有一種武士蟻，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業，是專在攻擊別種螞蟻，掠取幼蟲，使成奴隸，給它服役的。但奇怪的是它決不掠取成蟲，因為已經難施教化。它所掠取的一定隻限於幼蟲和蛹，使在盜窟裏長大，毫不記得先前，永遠是愚忠的奴隸，不但服役，每當武士蟻出去劫掠的時候，它還跟在一起，幫著搬運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蟲和蛹去了。

　　但在人類，卻不能這麽簡單的造成一律。這就是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

　　然而製造者也決不放手。孩子長大，不但失掉天真，還變得呆頭呆腦，是我們時時看見的。經濟的雕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學術文藝書籍，不是教科書，便是兒童書，黃河決口似的向孩子們滾過去。但那裏麵講的是什麽呢？要將我們的孩子們造成什麽東西呢？卻還沒有看見戰鬥的批評家論及，似乎已經不大有人注意將來了。

　　反戰會議的消息不很在日報上看到，可見打仗也還是中國人的嗜好，給它一個冷淡，正是違反了我們的嗜好的證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著武士蟻去搬運敗者的幼蟲，也還不失為一種為奴的勝利。但是，人究竟是“萬物之靈”，這樣那裏能就夠。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製造打仗機器的蟻塚，打掉毒害小兒的藥餌，打掉陷沒將來的陰謀：這才是人的戰士的任務。

　　八月二十八日。

　　新秋雜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