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風月談

第3章 查舊帳

　　這幾天，聽濤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是現在的在朝者，先前還是在野時候的言論，給大家“聽其言而觀其行”，知道先後有怎樣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濤聲》裏，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這是查舊帳，翻開帳簿，打起算盤，給一個結算，問一問前後不符，是怎麽的，確也是一種切實分明，最令人騰挪不得的辦法。然而這辦法之在現在，可未免太“古道”了。古人是怕查這種舊帳的，蜀的韋莊窮困時，做過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較為通俗的《秦婦吟》，真弄得大家傳誦，待到他顯達之後，卻不但不肯編入集中，連人家的鈔本也想設法消滅了。當時不知道成績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從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這詩的鈔本，就可見是白用心機了的，然而那苦心卻也還可以想見。

　　不過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殺舊帳，必須砍下腦袋，再行投胎。斬犯綁赴法場的時候，大叫道，“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為了另起爐灶，從新做人，非經過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煩得很。

　　不過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殺舊帳，從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來，遲速真有郵信和電報之別。不怕迂緩一點的，就出一回洋，造一個寺，生一場病，遊幾天山；要快，則開一次會，念一卷經，演說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覺，做一首詩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兩個嘴巴，淌幾滴眼淚，也照樣能夠另變一人，和“以前之我”絕無關係。淨壇將軍搖身一變，化為鯽魚，在女妖們的大腿間鑽來鑽去，作者或自以為寫得出神入化，但從現在看起來，是連新奇氣息也沒有的。

　　如果這樣變法，還覺得麻煩，那就白一白眼，反問道：“這是我的帳？”如果還嫌麻煩，那就眼也不白，問也不問，而現在所流行的卻大抵是後一法。

　　“古道”怎麽能再行於今之世呢？竟還有人主張讀經，真不知是什麽意思？然而過了一夜，說不定會主張大家去當兵的，所以我現在經也沒有買，恐怕明天兵也未必當。

　　七月二十五日。

　　晨涼漫記

　　關於張獻忠的傳說，中國各處都有，可見是大家都很以他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為奇特的人們中的一個。兒時見過一本書，叫作《無雙譜》，是清初人之作，取曆史上極特別無二的人物，各畫一像，一麵題些詩，但壞人好像是沒有的。因此我後來想到可以擇曆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著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如英國嘉勒爾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國亞懋生的《偉人論》那樣。惟須好壞俱有，有齧雪苦節的蘇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有半當真半取笑的變法的王安石；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了。

　　《蜀碧》一類的書，記張獻忠殺人的事頗詳細，但也頗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樣，專在“為殺人而殺人”了。他其實是別有目的的。他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嚐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隻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但他還要維持兵，這實在不過是維持殺。他殺得沒有平民了，就派許多較為心腹的人到兵們中間去，設法竊聽，偶有怨言，即躍出執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許就是擄來的婦女）。以殺治兵，用兵來殺，自己是完了，但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我們對於別人的或公共的東西，不是也不很愛惜的麽？

　　所以張獻忠的舉動，一看雖然似乎古怪，其實是極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殺的人們，怎麽會總是束手伸頸的等他殺，一定要清朝的肅王來射死他，這才作為奴才而得救，而還說這是前定，就是所謂“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但我想，這豫言詩是後人造出來的，我們不知道那時的人們真是怎麽想。

　　七月二十八日。

　　吃教

　　達一先生在《文統之夢》裏，因劉勰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二是《老子》，三是《維摩詰經》，不但采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注解。唐有三教辯論，後來變成大家打諢；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麽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君陰騭文》，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裏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

　　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因為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即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現代評論》之出盤，不是為了迫壓，倒因為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為“上天梯”罷。

　　“教”之在中國，何嚐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吃的時代，則指歸應定於一尊，有宜合吃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致，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劉勰亦然，蓋僅由“不撤薑食”一變而為吃齋，於胃髒裏的分量原無差別，何況以和尚而注《論語》《孝經》或《老子》，也還是不失為一種“天經地義”呢？

　　九月二十七日。

　　衝

　　“推”和“踢”隻能死傷一兩個，倘要多，就非“衝”不可。

　　十三日的新聞上載著貴陽通信說，九一八紀念，各校學生集合遊行，教育廳長譚星閣臨事張皇，乃派兵分據街口，另以汽車多輛，向行列衝去，於是發生慘劇，死學生二人，傷四十餘，其中以正誼小學學生為最多，年僅十齡上下耳。……我先前隻知道武將大抵通文，當“枕戈待旦”的時候，就會做駢體電報，這回才明白雖是文官，也有深諳韜略的了。田單曾經用過火牛，現在代以汽車，也確是二十世紀。

　　“衝”是最爽利的戰法，一隊汽車，橫衝直撞，使敵人死傷在車輪下，多麽簡截；“衝”也是最威武的行為，機關一扳，風馳電掣，使對手想回避也來不及，多麽英雄。各國的兵警，喜歡用水龍衝，俄皇曾用哥薩克馬隊衝，都是快舉。各地租界上我們有時會看見外國兵的坦克車在出巡，這就是倘不恭順，便要來衝的家夥。

　　汽車雖然並非衝鋒的利器，但幸而敵人卻是小學生，一匹疲驢，真上戰場是萬萬不行的，不過在嫩草地上飛跑，騎士坐在上麵暗嗚叱吒，卻還很能勝任愉快，雖然有些人見了，難免覺得滑稽。

　　十齡上下的孩子會造反，本來也難免覺得滑稽的。但我們中國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歲能畫，兩歲能詩，七齡童做戲，十齡童從軍，十幾齡童做委員，原是常有的事實；連七八歲的女孩也會被淩辱，從別人看來，是等於“年方花信”的了。

　　況且“衝”的時候，倘使對麵是能夠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車會弄得不爽利，衝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敵人總須選得嫩弱。流氓欺鄉下老，洋人打中國人，教育廳長衝小學生，都是善於克敵的豪傑。

　　“身當其衝”，先前好像不過一句空話，現在卻應驗了，這應驗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嬰兒殺戮”算是一種罪惡，已經是過去的事，將乳兒拋上空中去，接以槍尖，不過看作一種玩把戲的日子，恐怕也就不遠了罷。

　　十月十七日。

　　答“兼示”

　　前幾天寫了一篇《撲空》之後，對於什麽“《莊子》與《文選》”之類，本也不想再說了。第二天看見了《自由談》上的施蟄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書》，也是“兼示”我的，就再來說幾句。因為施先生駁複我的三項，我覺得都不中肯——（一）施先生說，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像他似的“遺少之群中的一肢一節”的舊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論，而且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這樣寫，也可以說“不妨”的，宇宙決不會因此破滅。但我總以為現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話不寫，卻另去熟讀了《莊子》，學了它那樣的文法來寫文章。至於存而不論，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論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對於青年之文法拙直，字匯少，和我的《感舊》，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論”麽？

　　（二）施先生以為“以詞取士”，和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有“強迫”與“貢獻”之分，我的比例並不對。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國文教員的時候，對於學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莊子》文法與《文選》字匯者為佳文，轉為編輯之後，也以這樣的作品為上選？假使如此，則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莊子》與《文選》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舉魯迅的話，說他曾經說過：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可見是承認了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二，“……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就知道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這是施先生忽略了時候和環境。他說一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猶言即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卻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至於二，則明明指定著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麽？

　　其實，施先生說當他填寫那書目的時候，並不如我所推測那樣的嚴肅，我看這話倒是真實的。我們試想一想，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青年後學，奉命惟謹，下過一番苦功之後，用了《莊子》的文法，《文選》的語匯，來寫發揮《論語》《孟子》和《顏氏家訓》的道德的文章，“這豈不是太滑稽嗎”？

　　然而我的那篇《懷舊》是嚴肅的。我並非為要“多獲群眾”，也不是因為恨施先生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更不是別有“動機”，例如因為做學生時少得了分數，或投稿時被沒收了稿子，現在就借此來報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打聽印象

　　五四運動以後，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種新脾氣，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於中國的印象。羅素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宴，打聽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麽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為他滑頭。

　　蕭伯納周遊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群集訪問，又打聽印象。蕭道：“我有什麽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幹。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為他刻薄。

　　這回是瑞典的卡爾親王到上海了，記者先生也發表了他的印象：“……足跡所經，均蒙當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餘，異常愉快。今次遊覽觀感所得，對於貴國政府及國民，有極度良好之印象，而永遠不能磨滅者也。”這最穩妥，我想，是不至於招出什麽是非來的。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麽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於自己中國的印象怎麽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也好；而意見又怎麽說呢？說我們像渾水裏的魚，活得胡裏胡塗，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這就是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聽印象，就恰如求簽問卜，自己心裏先自狐疑著了的緣故。

　　我們裏麵，發表意見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見的是無拳無勇，未曾“殺死十萬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幹”。至於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進的罷，但現在呢，一聲不響，中國“待我這麽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宴羅素，而憤憤於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而發跡的諸公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並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後的心思豫先說去了。

　　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擬答案，是從外國人的嘴上抄來的。

　　九月二十日。

　　登龍術拾遺

　　章克標先生做過一部《文壇登龍術》，因為是預約的，而自己總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誦的幸運，隻在《論語》上見過廣告，解題和後記。但是，這真不知是那裏來的“煙士披裏純”，解題的開頭第一段，就有了絕妙的名文—— “登龍是可以當作乘龍解的，於是登龍術便成了乘龍的技術，那是和騎馬駕車相類似的東西了。但平常乘龍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壇似非女性，也不致於會要招女婿，那麽這樣解釋似乎也有引起別人誤會的危險。……”

　　確實，查看廣告上的目錄，並沒有“做女婿”這一門，然而這卻不能不說是“智者千慮”的一失，似乎該有一點增補才好，因為文壇雖然“不致於會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

　　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幸，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嶽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贅婿雖能被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即聲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於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為用”。但其為文人也，又必須是唯美派，試看王爾德遺照，盤花鈕扣，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而況令閫。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濫交頑童，窮死異國，假如有錢，何至於此。所以倘欲登龍，也要乘龍，“書中自有黃金屋”，早成古話，現在是“金中自有文學家”當令了。

　　但也可以從文壇上去做女婿。其術是時時留心，尋一個家裏有些錢，而自己能寫幾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報，尊之為“女詩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電影上那樣的屈一膝跪下，說道“我的生命嗬，阿呀呀，我悲哀呀！”——則由登龍而乘龍，又由乘龍而更登龍，十分美滿。然而富女詩人未必一定愛窮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難，這一法，在這裏隻算是《登龍術拾遺》的附錄，請勿輕用為幸。

　　八月二十八日。

　　電影的教訓

　　當我在家鄉的村子裏看中國舊戲的時候，是還未被教育成“讀書人”的時候，小朋友大抵是農民。愛看的是翻筋鬥，跳老虎，一把煙焰，現出一個妖精來；對於劇情，似乎都不大和我們有關係。大麵和老生的爭城奪地，小生和正旦的離合悲歡，全是他們的事，捏鋤頭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決不會登壇拜將，或上京赴考的。但還記得有一出給了感動的戲，好像是叫作《斬木誠》。一個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殺不可了，他家裏有一個老家丁，麵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壯的動作和歌聲，真打動了看客的心，使他們發見了自己的好模範。因為我的家鄉的農人，農忙一過，有些是給大戶去幫忙的。為要做得像，臨刑時候，主母照例的必須去“抱頭大哭”，然而被他踢開了，雖在此時，名分也得嚴守，這是忠仆，義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電影的時候，卻早是成為“下等華人”的了，看樓上坐著白人和闊人，樓下排著中等和下等的“華胄”，銀幕上現出白色兵們打仗，白色老爺發財，白色小姐結婚，白色英雄探險，令看客佩服，羨慕，恐怖，自己覺得做不到。但當白色英雄探險非洲時，卻常有黑色的忠仆來給他開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備第二次探險時，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記起了死者，臉色一沉，銀幕上就現出一個他記憶上的黑色的麵貌。黃臉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臉色一沉：他們被感動了。

　　幸而國產電影也在掙紮起來，聳身一跳，上了高牆，舉手一揚，擲出飛劍，不過這也和十九路軍一同退出上海，現在是正在準備開映屠格納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蠶》了。當然，這是進步的。但這時候，卻先來了一部竭力宣傳的《瑤山豔史》。

　　這部片子，主題是“開化瑤民”，機鍵是“招駙馬”，令人記起《四郎探母》以及《雙陽公主追狄》這些戲本來。中國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偉論，近來不大聽到了，要想去開化，自然隻好退到苗瑤之類的裏麵去，而要成這種大事業，卻首先須“結親”，黃帝子孫，也和黑人一樣，不能和歐亞大國的公主結親，所以精神文明就無法傳播。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二醜藝術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腳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麽，“二醜”就是。他和小醜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醜高，而性格卻比小醜壞。

　　義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諫淨，終以殉主；惡仆是小醜扮的，隻會作惡，到底滅亡。而二醜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淩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麵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夥，這回可要倒楣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醜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仆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閑，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餘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二醜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裏肯；小醜，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為他們隻看見一麵，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製定了的腳色。

　　世間隻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隻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麵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閑，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型在戲台上出現了。

　　六月十五日。

　　反芻

　　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議論，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應否大家研究這問題，卻拉到別的事情上去了。他們是在嘲笑那些反對《文選》的人們自己卻曾做古文，看古書。這真利害。大約就是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罷——對不起，“古書”又來了！

　　不進過牢獄的那裏知道牢獄的真相。跟著闊人，或者自己原是闊人，先打電話，然後再去參觀的，他隻看見獄卒非常和氣，犯人還可以用英語自由的談話。倘要知道得詳細，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獄卒，或者是釋放的犯人。自然，他還有惡習，但他教人不要鑽進牢獄去的忠告，卻比什麽名人說模範監獄的教育衛生，如何完備，比窮人的家裏好得多等類的話，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獄氣，據說就不能說牢獄壞，獄卒或囚犯，都是壞人，壞人就不能有好話。隻有好人說牢獄好，這才是好話。讀過《文選》而說它無用，不如不讀《文選》而說它有用的可聽。反“反《文選》”的諸君子，自然多是讀過的了，但未讀的也有，舉一個例在這裏罷——“《莊子》我四年前雖曾讀過，但那時還不能完全讀懂……《文選》則我完全沒有見過。”然而他結末說，“為了浴盤的水糟了，就連小寶寶也要倒掉，這意思是我們不敢讚同的。”見《火炬》他要保護水中的“小寶寶”，可是沒有見過“浴盤的水”。

　　五四運動的時候，保護文言者是說凡做白話文的都會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讀。現在保護古書者是說反對古書的也在看古書，做文言，——可見主張的可笑。永遠反芻，自己卻不會嘔吐，大約真是讀透了《莊子》了。

　　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