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風月談

第1章 前記

　　自從中華民國建國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以來，很使老牌風月文豪搖頭晃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隻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它尊貴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想從一個題目限製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假如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叫遺少和車夫來做八股，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自然，車夫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古話裏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蹠見了，卻道可以粘門閂。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卻有這麽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鳳雅之至，舉手讚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麽？

　　我的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不過也並非為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以為“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並不要緊，隻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為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麵固然為了省事，一麵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隻看作者的署名。

　　然而這麽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現在就將當時所用的筆名，仍舊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負著應負的責任。

　　還有一點和先前的編法不同的，是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這刪改，是出於編輯或總編輯，還是出於官派的檢查員的呢，現在已經無從辨別，但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著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卻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跡，一切含胡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去年的整半年中，隨時寫一點，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又成一本了。當然，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為“文學家”所不屑道。然而這樣的文字，現在卻也並不多，而且“拾荒”的人們，也還能從中檢出東西來，我因此相信這書的暫時的生存，並且作為集印的緣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於上海記。

　　“抄靶子”

　　中國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國度，對於人，是一向非常重視的。至於偶有淩辱誅戮，那是因為這些東西並不是人的緣故。皇帝所誅者，“逆”也，官軍所剿者，“匪”也，劊子手所殺者，“犯”也，滿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這樣的淳風，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禦賜改稱為“阿其那”與“塞思黑”，我不懂滿洲話，譯不明白，大約是“豬”和“狗”罷。黃巢造反，以人為糧，但若說他吃人，是不對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兩腳羊”。

　　時候是二十世紀，地方是上海，雖然骨子裏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麵上當然會有些不同的。對於中國的有一部分並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賜諡，我不得而知，我僅知道洋大人的下屬們所給與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時總會遇見幾個穿製服的同胞和一位異胞（也往往沒有這一位），用手槍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種，是不會指住的；黃種呢，如果被指的說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槍，請他走過去；獨有文明最古的黃帝子孫，可就“則不得免焉”了。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還不算很失了體統，然而上海則竟謂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該用槍打的東西，我從前年九月以來，才知道這名目的的確。四萬萬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僥幸的隻是還沒有被打著。洋大人的下屬，實在給他的同胞們定了絕好的名稱了。

　　然而我們這些“靶子”們，自己互相推舉起來的時候卻還要客氣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灘上先前的相罵，彼此是怎樣賜諡的了。但看看記載，還不過是“曲辮子”，“阿木林”。“壽頭碼子”雖然已經是“豬”的隱語，然而究竟還是隱語，含有寧“雅”而不“達”的高誼。若夫現在，則隻要被他認為對於他不大恭順，他便圓睜了綻著紅筋的兩眼，擠尖喉嚨，和口角的白沫同時噴出兩個字來道：豬玀！

　　六月十六日。

　　“吃白相飯”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隻好是“玩耍”；至於“吃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遊蕩為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

　　遊蕩可以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了說“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麽職業”，他倒會有些不放心了。

　　“吃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麽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但功績雖多，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隻因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了。

　　第一段是欺騙。見貪人就用利誘，見孤憤的就裝同情，見倒黴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卻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卷了對手的東西。

　　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為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麽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卷了對手的東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麵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有這樣的職業，明明白白，然而人們是不以為奇的。

　　“白相”可以吃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為奇。

　　但“吃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為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吃白相飯的！”

　　六月二十六日。

　　“感舊”以後（上）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舊，就引出了一篇施蟄存先生的《〈莊子〉與〈文選〉》來，以為我那些話，是為他而發的，但又希望並不是為他而發的。

　　我願意有幾句聲明：那篇《感舊》，是並非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裏麵。

　　倘使專對個人而發的話，照現在的摩登文例，應該調查了對手的籍貫，出身，相貌，甚而至於他家鄉有什麽出產，他老子開過什麽鋪子，影射他幾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裏可是毫沒有這些的。內中所指，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並不指定著誰和誰；但也因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觸著的當然也不會少，即使不是整個，也是那裏的一肢一節，即使並不永遠屬於那一隊，但有時是屬於那一隊的。現在施先生自說了勸過青年去讀《莊子》與《文選》，“為文學修養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點相關，但以為這文為他而作，卻誠然是“神經過敏”，我實在並沒有這意思。

　　不過這是在施先生沒有說明他的意見之前的話，現在卻連這“相關”也有些疏遠了，因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較頑固的遺少群，標準還要高一點。

　　現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釋，（一）才知道他當時的情形，是因為稿紙太小了，“倘再寬闊一點的話”，他“是想多寫幾部書進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曆，是“從國文教員轉到編雜誌”，覺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了，所以推舉了這兩部古書，使他們去學文法，尋字匯，“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隻好去尋覓。我想，假如莊子生在今日，則被劈棺之後，恐怕要勸一切有誌於結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傳》的罷。

　　還有一點另外的話——（一）施先生說我用瓶和酒來比“文學修養”是不對的，但我並未這麽比方過，我是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我也以為“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而且正因為不能以“何者為分界”，所以也沒有了“第三種人”的立場。

　　（二）施先生說寫篆字等類，都是個人的事情，隻要不去勉強別人也做一樣的事情就好，這似乎是很對的。然而中學生和投稿者，是他們自己個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卻並沒有勉強別人都去做字匯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為什麽竟大有所感，因此來勸“有誌於文學的青年”該看《莊子》與《文選》了呢？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施先生是不以為然的，但一做教員和編輯，卻以《莊子》與《文選》勸青年，我真不懂這中間有怎樣的分界。

　　（三）施先生還舉出一個“魯迅先生”來，好像他承接了莊子的新道統，一切文章，都是讀《莊子》與《文選》讀出來的一般。“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的。他的文章中，誠然有許多字為《莊子》與《文選》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類，但這些字眼，想來別的書上也不見得沒有罷。再說得露骨一點，則從這樣的書裏去找活字匯，簡直是胡塗蟲，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感舊”以後（下）

　　還要寫一點。但得聲明在先，這是由施蟄存先生的話所引起，卻並非為他而作的。對於個人，我原稿上常是舉出名字來，然而一到印出，卻往往化為“某”字，或是一切闊人姓名，危險字樣，生殖機關的俗語的共同符號“××”了。我希望這一篇中的有幾個字，沒有這樣變化，以免誤解。

　　我現在要說的是：說話難，不說亦不易。弄筆的人們，總要寫文章，一寫文章，就難免惹災禍，黃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於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寫錯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對象了，他們也真是無拳無勇，隻好忍受，恰如鄉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稱為“阿木林”之外，沒有辦法一樣。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隨手舉一個例，就是登在《論語》二十六期上的劉半農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詩集》這打油詩。北京大學招考，他是閱卷官，從國文卷子上發見一個可笑的錯字，就來做詩，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鑽地洞，那些剛畢業的中學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於不對的，不過我以為有些卻還可有磋商的餘地。集中有一個“自注”道——

　　“有寫‘倡明文化’者，餘曰：倡即‘娼’字，凡文化發達之處，娼妓必多，謂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們現在是不寫作“倡”的，但先前兩字通用，大約劉先生引據的是古書。不過要引古書，我記得《詩經》裏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還沒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來應和別人”的意思。所以那一個錯字，錯而已矣，可笑可鄙卻不屬於它的。還有一句是—— “幸‘萌科學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邊都加著一個夾圈，大約是指明著可笑之處在這裏的罷，但我以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個名詞，而“萌動”，“萌發”，就成了動詞，將“萌”字作動詞用，似乎也並無錯誤。

　　五四運動時候，提倡（劉先生或者會解作“提起婊子”來的罷）白話的人們，寫錯幾個字，用錯幾個古典，是不以為奇的，但因為有些反對者說提倡白話者都是不知古書，信口胡說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幾句古文，以塞他們的嘴。但自然，因為從舊壘中來，積習太深，一時不能擺脫，因此帶著古文氣息的作者，也不能說是沒有的。

　　當時的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為白話戰鬥，並且將它踏在腳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青年了。因為還正在用古書古字來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書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為應該模仿的格式，不再從新的道路上去企圖發展，打出新的局麵來了。

　　現在有兩個人在這裏：一個是中學生，文中寫“留學生”為“流學生”，錯了一個字；一個是大學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詩，曰：“先生犯了彌天罪，罰往西洋把學流，應是九流加一等，麵筋熬盡一鍋油。”我們看罷，可笑是在那一麵呢？

　　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