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雜文末編

第4章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1）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為太炎（2）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於是有人慨歎，以為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歎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訄書》（3）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4）和作鄒容（5）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6）。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7），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麵——獄中贈鄒容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隻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8）見殺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

　　螭鬽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9）。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10），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11）鬥爭，和"××"的×××鬥爭（12），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13），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14）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誌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誌。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誌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15），卻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16）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於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係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17），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18），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19），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20），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21）了！

　　但革命之後，先生亦漸為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鋒鑣。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22），是出於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訐，至於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於期刊的鬥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於《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於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贄願為弟子者綦眾，至於倉皇製《同門錄》（23）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鬥的文章與否，卻無從知道。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十月九日。

　　注釋：（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之一《二三事》一書。

　　（2）太炎章炳麟（1869-1936），又名絳，號太炎，浙江餘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光複會的發起人之一，後參加同盟會，主編《民報》。他的著作匯編為《章氏叢書》（共三編）。

　　（3）《訄書》參看本卷第193頁注（21）。

　　（4）康有為參看本卷第43頁注（11）。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國外，組織保皇會，後來並反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這裏所說"駁斥康有為"，指章太炎發表於一九○三年五月《蘇報》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它批駁了康有為主張中國隻可立憲，不能革命的《與南北美洲諸華裔書》。

　　（5）鄒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縣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留學日本，積極宣傳反清革命思想；一九○三年回國，於五月出版鼓吹反清的《革命軍》一書，書前有章太炎序。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拘捕，次年三月判處監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於租界獄中。

　　（6）這就是當時有名的"《蘇報》案"。《蘇報》，一八九六年創刊於上海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日報。因它曾刊文介紹《革命軍》一書，經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於一九○三年六月和七月先後將章炳麟、鄒容等人逮捕。次年三月由上海縣知縣會同會審公廨審訊，宣布他們的罪狀為："章炳麟作《訄書》並《革命軍序》，又有駁康有為之一書，汙蔑朝廷，形同悖逆；鄒容作《革命軍》一書，謀為不軌，更為大逆不道。"鄒容被判監禁二年，章炳麟監禁三年。

　　（7）《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學生創辦，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一九○三年二月）創刊於東京。這裏的兩首詩發表於該刊第七期（一九○三年九月）。

　　（8）沈禹希（1872-1903）名藎，字禹希，湖南善化（今長沙）人。清末維新運動的參加者，戊戌變法失敗後留學日本。一九○○年回國，秘密進行反清活動。一九○三年被捕，杖死獄中。章太炎所作《祭沈禹希文》，載《浙江潮》第九期（一九○三年十一月）。

　　（9）《民報》月刊，同盟會的機關雜誌。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東京創刊，一九○八年十一月出至第二十四號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又秘密印行兩期後停刊。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號起直至停刊，都由章太炎主編。

　　（10）"俱分進化"章太炎曾在《民報》第七號（一九○六年九月）發表談佛法的《俱分進化論》一文，其中說："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專舉一方，惟言智識進化可爾，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自標吾論曰："俱分進化論"。"（11）梁啟超參看本卷第319頁注（6）。他逃亡日本後，於一九○二年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章太炎主編的《民報》曾對這種主張予以批駁。

　　（12）和"××"的×××鬥爭"××"疑為"獻策"二字，×××指吳稚暉。吳稚暉（名敬恒）曾參加《蘇報》工作，在《蘇報》案中有叛賣行為。章太炎在《民報》第十九號（一九○八年二月）發表的《複吳敬恒書》中說："案仆入獄數日，足下來視，自述見俞明震（按當時為江蘇候補道）屈膝請安及賜麵事，又述俞明震語，謂"奉上官條教，來捕足下，但吾輩辦事不可野蠻，有釋足下意，願足下善為謀。"時慰丹在傍，問曰："何以有我與章先生？"足下即麵色青黃，囁嚅不語……足下獻策事，則言之。……仆參以足下之屈膝請安與聞慰丹語而麵色青黃……有以知rr之言實也。"後來又在《民報》第二十二號（一九○八年七月）的《再複吳敬恒書》中說："今告足下，一幕友，前歲來此遊曆，與仆相見而說其事……足下既見謎震，而火票未發以前，未有一言見告；非表裏為奸，豈有坐視同黨之危而不先警報者？及巡捕抵門，他人猶未知明震與美領事磋商事狀，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與明震通情之的證乎？非足下獻策之的證乎？"（13）×××指藍公武。章太炎在《民報》第十號（一九○六年十二月）發表的《與人書》中說："某某足下：頃者友人以大著見示，中有《俱分進化論批評》一篇。足下尚崇拜蘇軾《赤壁賦》，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所見如此，仆豈必與足下辨乎？"書末又有附白："再貴報《新教育學冠言》有一語雲："雖如汗牛之充棟"，思之累日不解。"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晨報副刊》發表有藍公武《"汗牛之充棟"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一文，說："當日和太炎辨難的是我，所辯論的題目，是哲學上一個善惡的問題。"按藍公武（1887-1957），江蘇吳江人。早年留學日本和德國。曾任《國民公報》社長、《時事新報》總編輯等職。又章太炎函中所說的"貴報"，指當時藍公武與張東蓀主辦的在日本發行的《教育雜誌》。

　　（14）一九○八年作者在東京時曾在章太炎處聽講小學。據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從章先生學》中說："章先生出獄以後，東渡日本，一麵為《民報》撰文，一麵為青年講學……我和魯迅極願往聽，而苦與學課時間相衝突，因托龔未生（名寶銓）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每星期日清晨，我們前往受業，……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

　　（15）章太炎這幾句話，見《民報》第六號（一九○六年八月）所載他的《演說錄》："近日辦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沒有感情，憑你有百千萬億的拿破侖、華盛頓，總是人各一心，不能團結……要成就這感情，有兩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16）袁世凱參看本卷第128頁注（3）。

　　（17）《中華民國解》發表於《民報》第十五號（一九○七年七月），後來收入《太炎文錄別錄》卷一。

　　（18）投壺參看本卷第321頁注（22）。一九二六年八月間，章太炎在南京任孫傳芳設立的婚喪祭禮製會會長，孫傳芳曾邀他參加投壺儀式，但章未去。

　　（19）七被追捕，三入牢獄章太炎在一九○六年五月出獄後，東渡日本，在旅日的革命者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說："算來自戊戌年（1898）以後，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別事株連，或是普拿新黨，不專為我一人，後來四次，卻都為逐滿獨立的事。"（載《民報》第六號）至於"三入牢獄"，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可考者為兩次：一九○三年五月因《蘇報》案被捕，監禁三年，期滿獲釋；一九一三年八月因反對袁世凱被軟禁，袁死後始得自由。

　　（20）"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語出《論語顏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21）"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語見韓愈詩《調張籍》。

　　（22）《章氏叢書》浙江圖書館木刻本於一九一九年刊行，共收著作十三種。其中無"詩錄"，詩即附於"文錄"卷二之末。下文的《章氏叢書續編》，由章太炎的學生吳承仕、錢玄同等編校，一九三三年刊行，共收著作七種。

　　（23）《同門錄》即同學姓名錄。據《漢書孟喜傳》唐代顏師古注："同門，同師學者也。"記蘇聯版畫展覽會我記得曾有一個時候，我們很少能夠從本國的刊物上，知道一點蘇聯的情形。雖是文藝罷，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學者們，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樣，不但決不沾手，離得還遠呢，卻已經皺起了鼻子。近一兩年可不同了，自然間或還看見幾幅從外國刊物上取來的諷刺畫，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紹介著建設的成績，令人抬起頭來，看見飛機，水閘，工人住宅，集體農場，不再專門兩眼看地，惦記著破皮鞋搖頭歎氣了。這些紹介者，都並非有所謂可怕的政治傾向的人，但決不幸災樂禍，因此看得鄰人的平和的繁榮，也就非常高興，並且將這高興來分給中國人。我以為為中國和蘇聯兩國起見，這現象是極好的，一麵是真相為我們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麵是不再誤解，而且證明了我們中國，確有許多"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2）的必說真話的人們。

　　但那些紹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畫展覽會，卻將藝術直接陳列在我們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幾個是由於作品的複製，姓名已為我們所熟識的，但現在才看到手製的原作，使我們更加覺得親密。

　　版畫之中，木刻是中國早已發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從新興起的（3）是取法於歐洲，與古代木刻並無關係。不久，就遭壓迫，又缺師資，所以至今不見有特別的進步。我們在這會裏才得了極好，極多的模範。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內戰時期，就改革木刻，從此不斷地前進的巨匠法複爾斯基（VFaVorS－kY）（4），和他的一派兌內加（aDeineka）（5），岡察洛夫（aGonCharoV）（6），葉卡斯托夫（GeCheiSToV）（7），畢珂夫（MPikoV）等，他們在作品裏各各表現著真摯的精神，繼起者怎樣照著導師所指示的道路，卻用不同的方法，使我們知道隻要內容相同，方法不妨各異，而依傍和模仿，決不能產生真藝術。

　　兌內加和葉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國未曾紹介過的，可惜這裏也很少；和法複爾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諾夫（PPaVlinoV）的木刻，我們隻見過一幅，現在卻彌補了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akraVChenko）（8）的木刻能夠幸而寄到中國，翻印紹介了的也隻有一幅，到現在大家才看見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會鼓動我們的青年的熱情，而注意於背景和細致的表現，也將使觀者得到裨益。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競尚高簡，變成空虛，這弊病還常見於現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裏，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爾建造》（DneProST－roY），是驚起這種懶惰的空想的警鍾。至於畢斯凱萊夫（nPiSkareV），則恐怕是最先紹介到中國來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鐵流》（9）的插畫，早為許多青年讀者所欣賞，現在才又見了《安娜加裏尼娜》（10）的插畫，——他的刻法的另一端。

　　這裏又有密德羅辛（DMiTrokhin），希仁斯基（lkhiZ－hinSkY），莫察羅夫（SMoChaloV）（11），都曾為中國預先所知道，以及許多第一次看見的藝術家，是從十月革命前已經有名，以至生於二十世紀初的青年藝術家的作品，都在向我們說明通力合作，進向平和的建設的道路。別的作者和作品，展覽會的說明書上各有簡要說明，而且臨末還揭出了全體的要點："一般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對於現實主義的根本的努力"，在這裏也無須我贅說了。

　　但我們還有應當注意的，是其中有烏克蘭，喬其亞（12），白俄羅斯的藝術家的作品，我想，倘沒有十月革命，這些作品是不但不能和我們見麵，也未必會得出現的。

　　現在，二百餘幅的作品，是已經燦爛的一同出現於上海了。單就版畫而論，使我們看起來，它不像法國木刻的多為纖美，也不像德國木刻的多為豪放；然而它真摯，卻非固執，美麗，卻非淫豔，愉快，卻非狂歡，有力，卻非粗暴；但又不是靜止的，它令人覺得一種震動——這震動，恰如用堅實的步法，一步一步，踏著堅實的廣大的黑土進向建設的路的大隊友軍的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