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雜文二集

第14章 《死魂靈百圖》(1)

　　小引果戈理開手作《死魂靈》第一部的時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離現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還是不幸呢，其中的許多人物，到現在還很有生氣，使我們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讀者，也覺得仿佛寫著自己的周圍，不得不歎服他偉大的寫實的本領。不過那時的風尚，卻究竟有了變遷，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現在雖然小異大同，而閨秀們的高髻圓裙，則已經少見；那時的時髦的車子，並非流線形的摩托卡（2），卻是三匹馬拉的篷車，照著跳舞夜會的所謂眩眼的光輝，也不是電燈，隻不過許多插在多臂燭台上的蠟燭：凡這些，倘使沒有圖畫，是很難想像清楚的。

　　關於《死魂靈》的有名的圖畫，據裏斯珂夫說，一共有三種，而最正確和完備的是阿庚的百圖（3）。這圖畫先有七十二幅，未詳何年出版，但總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現在也快要九十年；後來即成為難得之品，新近蘇聯出版的《文學辭典》裏，曾采它為插畫，可見已經是有了定評的文獻了。雖在它的本國，恐怕也隻能在圖書館中相遇，更何況在我們中國。今年秋末，孟十還（4）君忽然在上海的舊書店裏看到了這畫集，便像孩子望見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號，總算弄到手裏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圖完備，還增加了收藏家藹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並那時的廣告畫和第一版封紙上的小圖各一幅，共計一百零五圖。

　　這大約是十月革命之際，俄國人帶了逃出國外來的；他該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終於隻好拿它來換衣食之資；在中國，也許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來，對己對人，說不定都是一種罪業，所以現在就設法來翻印這一本書，除紹介外國的藝術之外，第一，是在獻給中國的研究文學，或愛好文學者，可以和小說相輔，所謂"左圖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紀上半的俄國中流社會的情形，第二，則想獻給插畫家，借此看看別國的寫實的典型，知道和中國向來的"出相"或"繡像"（5）有怎樣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處；同時也以慰售出這本畫集的人，將他的原本化為千萬，廣布於世，實足償其損失而有餘，一麵也庶幾不枉孟十還君的一番奔走呼號之苦。對於木刻家，卻恐怕並無大益，因為這雖說是木刻，但畫者一人，刻者又別一人，和現在的自畫自刻，刻即是畫的創作木刻，是已經大有差別的了。

　　世間也真有意外的運氣。當中文譯本的《死魂靈》開始發表時，曹靖華（6）君就寄給我一卷圖畫，也還是十月革命後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這正是裏斯珂夫所說的梭可羅夫（7）畫的十二幅。紙張雖然頗為破碎，但圖像並無大損，怕它由我而亡，現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圖之後，於是俄國藝術家所作的最寫實，而且可以互相補助的兩種《死魂靈》的插畫，就全收在我們的這一本集子裏了。

　　移譯序文和每圖的題句的，也是孟十還君的勞作；題句大概依照譯本，但有數處不同，現在也不改從一律；最末一圖的題句，不見於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記乞乞科夫免罪以後的事，這是那時俄國文藝家的習尚：總喜歡帶點教訓的。至於校印裝製，則是吳朗西（8）君和另外幾位朋友們所經營。這都應該在這裏聲明謝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魯迅。

　　注釋：（1）本篇最初印入《死魂靈百圖》。此書由魯迅出資，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以三閑書屋名義出版。

　　（2）摩托卡英語Motor-car的音譯，即汽車。

　　（3）裏斯珂夫（aPUcRHLG）在《關於〈死魂靈〉的插畫》一文（原載一八九三年俄國《涅瓦》周刊第八期）中說："作《死魂靈》插畫的有三個俄國藝術家：阿庚、皤克萊夫斯基和梭可羅夫。"阿庚（1817-1875），俄國畫家。這些插畫的雕版者是培爾那爾特斯基，阿庚的同時代人。

　　（4）孟十還原名孟斯根，遼寧人，翻譯家。譯有果戈理的《密爾格拉得》、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等。

　　（5）"出相"或"繡像"都是指過去印入通俗小說的書中人物的白描畫像。

　　（6）曹靖華河南盧氏人，未名社成員，翻譯家。曾在蘇聯留學和在列寧格勒大學任教，歸國後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東北大學等校任教。譯有長篇小說《鐵流》等。

　　（7）梭可羅夫（ffPGLGQG，1821-1899）俄國畫家。

　　（8）吳朗西四川重慶人，翻譯家。當時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經理。

　　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這也並非自己的發見，是在內山書店裏聽著漫談的時候拾來的，據說：像日本人那樣的喜歡"結論"的民族，就是無論是聽議論，是讀書，如果得不到結論，心裏總不舒服的民族，在現在的世上，好像是頗為少有的，雲。

　　接收了這一個結論之後，就時時令人覺得很不錯。例如關於中國人，也就是這樣的。明治時代的支那研究的結論，似乎大抵受著英國的什麽人做的《支那人氣質》（2）的影響，但到近來，卻也有了麵目一新的結論了。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連江蘇和浙江方麵，大吃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現的一個證據。（3）然而廣東和北京等處，因為竹少，所以並不怎麽吃竹筍。倘到窮文人的家裏或者寓裏去，不但無所謂書齋，連硯石也不過用著兩角錢一塊的家夥。一看見這樣的事，先前的結論就通不過去了，所以觀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麽適當的結論來。於是這一回，是說支那很難懂得，支那是"謎的國度"了。

　　據我自己想：隻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罷，中國向西洋派遣過許多留學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並不怎樣喜歡研究西洋，於是提出了關於中國文學的什麽論文，使那邊的學者大吃一驚，得了博士的學位，回來了。然而因為在外國研究得太長久，忘記了中國的事情，回國之後，就隻好來教授西洋文學。他一看見本國裏乞丐之多，非常詫異，慨歎道：他們為什麽不去研究學問，卻自甘墮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實在是無可救藥的。

　　不過這是極端的例子。倘使長久的生活於一地方，接觸著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觸，感得了那精神，認真的想一想，那麽，對於那國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罷。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於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各階級的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為實在是適當的人物。事實勝於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確放著一種異彩嗎？自己也常常去聽漫談，其實負有捧場的權利和義務的，但因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幾句壞話在這裏。其一，是有多說中國的優點的傾向，這是和我的意見相反的，不過著者那一麵，也自有他的意見，所以沒有法子想。還有一點，是並非壞話也說不定的，就是讀起那漫文來，往往頗有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而這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歸根結蒂，也還是結論。幸而卷末沒有明記著"第幾章：結論"，所以仍不失為漫談，總算還好的。

　　然而即使力說是漫談，著者的用心，還是在將中國的一部分的真相，紹介給日本的讀者的。但是，在現在，總依然是因了各種的讀者，那結果也不一樣罷。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了解的時候的。新近的報章上，雖然又在竭力的說著"親善"呀，"提攜"呀（4），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將說些什麽話，但總而言之，現在卻不是這時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還要有意思一點罷。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魯迅記於上海。

　　注釋：（1）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國的姿態》。

　　《活中國的姿態》，日本內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東京學藝書院出版；有尤炳圻的中文譯本，書名改為《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一九三六年八月開明書店出版。本篇原以日文寫成，由作者自譯為中文，參看本書《後記》。

　　內山完造（1885-1959）日本人。一九一三年來華，先經營藥品，後在上海開設內山書店，經售日文書籍。一九二七年十月與魯迅結識後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國。

　　（2）《支那人氣質》長期旅居中國的美國傳教士斯密斯（ＡＨＳMｉｔｈ，1845-1932）著，日本有愛江保譯本，一八九六年東京博文館出版。參看《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

　　（3）指日本安岡秀夫著《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東京聚芳閣出版）一書中對中國人的隨意誣蔑。該書《耽享樂而淫風熾盛》一篇中甚至說："彼國人的嗜筍。。。。。。也許是因為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參看《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四日）》。

　　（4）"親善"、"提攜"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議會發表"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演說，以欺騙中日人民，蔣介石即就此發表談話："此次日本廣田外相在其議會所發表對我國之演詞，吾人認為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刻之認識。。。。。。製裁一切衝動及反日行為。"在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間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經與黃郛在上海進行"中日親善"談判；六月間有吉明又到南京見汪精衛，商談"中日提攜"問題。

　　《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聽到了拙著《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本譯《支那小說史》已經到了出版的機運，非常之高興，但因此又感到自己的衰退了。

　　回憶起來，大約四五年前罷，增田涉（2）君幾乎每天到寓齋來商量這一本書，有時也縱談當時文壇的情形，很為愉快。那時候，我是還有這樣的餘暇，而且也有再加研究的野心的。但光陰如駛，近來卻連一妻一子，也將為累，至於收集書籍之類，更成為身外的長物了。改訂《小說史略》的機緣，恐怕也未必有。所以恰如準備輟筆的老人，見了自己的全集的印成而高興一樣，我也因而高興的罷。

　　然而，積習好像也還是難忘的。關於小說史的事情，有時也還加以注意，說起較大的事來，則有今年已成故人的馬廉（3）教授，於去年翻印了"清平山堂"殘本，使宋人話本的材料更加豐富；鄭振鐸（4）教授又證明了《西遊記》中的《西遊記》是吳承恩《西遊記》的摘錄，而並非祖本，這是可以訂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說的，那精確的論文，就收錄在《痀僂集》裏。還有一件，是《金瓶梅詞話》被發見於北平（5），為通行至今的同書的祖本，文章雖比現行本粗率，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確切的證明了這決非江蘇人王世貞所作的書。

　　但我卻並不改訂，目睹其不完不備，置之不問，而隻對於日本譯的出版，自在高興了。但願什麽時候，還有補這懶惰之過的時機。

　　這一本書，不消說，是一本有著寂寞的運命的書。然而增田君排除困難，加以翻譯，賽棱社主三上於菟吉氏不顧利害，給它出版，這是和將這寂寞的書帶到書齋裏去的讀者諸君，我都真心感謝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燈下，魯迅。

　　注釋：（1）本篇最初印入《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該書於一九三五年由日本東京賽棱社出版。參看本書《後記》。

　　（2）增田涉（1903-1977）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家。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時，常到魯迅家中商談翻譯《中國小說史略》的事。著有《魯迅的印象》、《中國文學史研究》等。

　　（3）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鄞縣人，古典小說研究家。曾任北京孔德學校總務長及北京大學教授。他在一九三四年影印的"清平山堂"殘本，是在他的故鄉發現的，題為《雨窗欹枕集》，共話本十二篇（原訂三冊：《雨窗集上》五篇，《欹枕集上》二篇；《欹枕集下》五篇；其中有五篇殘缺）。據他考證，《雨窗集》、《欹枕集》等書題，或係藏書人所題；其版心刻字情形，與一九二九年以北平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名義影印的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清平山堂話本》十五篇相同。清平山堂是明代洪~F的書齋；洪~F（約當16世紀），字子美，浙江錢塘（今杭州）人。

　　（4）鄭振鐸（1898-1958）筆名西諦，福建長樂人，作家、文學史家。曾任燕京大學、暨南大學教授。《痀僂集》是他的文學論文集，分上下二卷，一九三四年生活書店出版。考證《西遊記》的論文題為《西遊記的演化》，收入該書卷上。

　　（5）《金瓶梅詞話》發見於北平一九三二年北平文友堂在山西介休縣發現了一部明萬曆間刻印的《金瓶梅詞話》，卷首有"萬曆丁巳（1617）季冬東吳弄珠客"和欣欣子的序文各一篇。是現在所見的《金瓶梅》最早的刻本。這部小說以前的通行本有明代崇禎間的"新刻繡像原本"和清代康熙間"張竹坡評本"。相傳為明代太倉人王世貞所作，但欣欣子的序文則說是"蘭陵笑笑生"作。按蘭陵，即今山東嶧縣。

　　弄堂生意古今談"薏米杏仁蓮心粥！""玫瑰白糖倫教糕！""蝦肉餛飩麵！""五香茶葉蛋！"這是四五年前，閘北一帶弄堂內外叫賣零食的聲音，假使當時記錄了下來，從早到夜，恐怕總可以有二三十樣。居民似乎也真會化零錢，吃零食，時時給他們一點生意，因為叫聲也時時中止，可見是在招呼主顧了。而且那些口號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從"晚明文選"或"晚明小品"裏找過詞匯的呢，還是怎麽的，實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鄉下人，一聽到就有饞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蓮心粥"，這是新鮮到連先前的夢裏也沒有想到的。但對於靠筆墨為生的人們，卻有一點害處，假使你還沒有練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鬧得整天整夜寫不出什麽東西來。

　　現在是大不相同了。馬路邊上的小飯店，正午傍晚，先前為長衫朋友所占領的，近來已經大抵是"寄沉痛於幽閑"（2）；老主顧呢，坐到黃包車夫的老巢的粗點心店裏麵去了。至於車夫，那自然隻好退到馬路邊沿餓肚子，或者幸而還能夠咬侉餅。弄堂裏的叫賣聲，說也奇怪，竟也和古代判若天淵，賣零食的當然還有，但不過是橄欖或餛飩，卻很少遇見那些"香豔肉感"的"藝術"的玩意了。嚷嚷呢，自然仍舊是嚷嚷的，隻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約決不會停止的。然而現在卻切實了不少：麻油，豆腐，潤發的刨花，曬衣的竹竿；方法也有改進，或者一個人賣襪，獨自作歌讚歎著襪的牢靠。或者兩個人共同賣布，交互唱歌頌揚著布的便宜。但大概是一直唱著進來，直達弄底，又一直唱著回去，走出弄外，停下來做交易的時候，是很少的。

　　偶然也有高雅的貨色：果物和花。不過這是並不打算賣給中國人的，所以他用洋話："Ｒｉｎｇｏ，Ｂａｎａｎａ，Ａｐｐｕｌｕ－ｕ，Ａｐｐｕｌｕ－ｕ－ｕ！"（3）"Ｈａｎａ呀Ｈａｎａ－ａ－ａ！Ｈａ－ａ－ｎａ－ａ－ａ！"（4）也不大有洋人買。

　　間或有算命的瞎子，化緣的和尚進弄來，幾乎是專攻娘姨們的，倒還是他們比較的有生意，有時算一命，有時賣掉一張黃紙的鬼畫符。但到今年，好像生意也清淡了，於是前天竟出現了大布置的化緣。先隻聽得一片鼓鈸和鐵索聲，我正想做"超現實主義"的語錄體詩（5），這麽一來，詩思被鬧跑了，尋聲看去，原來是一個和尚用鐵鉤鉤在前胸的皮上，鉤柄係有一丈多長的鐵索，在地上拖著走進弄裏來，別的兩個和尚打著鼓和鈸。但是，那些娘姨們，卻都把門一關，躲得一個也不見了。這位苦行的高僧，竟連一個銅子也拖不去。

　　事後，我探了探她們的意見，那回答是："看這樣子，兩角錢是打發不走的。"獨唱，對唱，大布置，苦肉計，在上海都已經賺不到大錢，一麵固然足征洋場上的"人心澆薄"，但一麵也可見隻好去"複興農村"（6）了，唔。

　　四月二十三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漫畫生活》月刊第九期，署名康鬱。